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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灵兮
今天讲一篇很奇怪的故事。
它原本出自《聊斋志异》里的《凤阳士人》,后来被汪曾祺改写,改名叫《同梦》。
故事并不复杂。
一个书生远行,说半年就回来。逾期未归,妻子日夜思念,却依旧音讯全无。
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
梦里,一个红衣女子走进她的卧室,牵起她的手,说带她去找丈夫。
这个红衣女子美丽、妩媚、体贴,见她走不动,还脱下自己的鞋子给她穿。
她们走着走着,竟真的遇到了骑白色骡子归来的丈夫。
三人进院饮酒。书生本来不认识这个红衣女子,可没多久,就被她撩拨得心猿意马。
而妻子坐在一旁,一句亲热的寒暄都说不出来。红衣女子千娇百媚地唱了一支曲子——其中一句:
“黄昏卸得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又是想他,又是恨他。”
这句词,几乎就是整篇小说的核心。
后来,红衣女子不胜酒力离席进屋,丈夫也跟了进去。妻子在外等着,越等越怒,犹如百爪挠心。
她听见两人在屋内调笑,甚至听见丈夫把夫妻之间的亲昵细节说给那个女人听。羞辱、愤怒、嫉妒一起涌上来。
她想离开却找不到去路。恰在这时,梦里她的三弟赶来,听说姐姐受辱,搬起石头砸进窗里,把丈夫的头砸破。
妻子对三弟的鲁莽又惊又怒,哭喊着醒来——原来只是梦。
第二天,丈夫竟然和妻子梦中一样骑着白色的骡子回来了。他讲起昨夜梦到红衣女子,还有被窗外的石头砸破了头。
更离奇的是,三弟过来也说,自己做了同样的梦。
三个人,做了同一个梦。
故事到这里结束。
可是问题才刚刚开始。
如果用现代心理学去看,很容易想到弗洛伊德。
梦,是欲望的伪装。那个红衣女子,很可能是妻子被压抑的那部分自己。
现实中,她端庄守礼;梦里,她妩媚大胆。
现实中,她压抑内敛,不敢多一句不合适的寒暄,更不敢表达愤怒。
“又是想他,又是恨他。”
梦里,三弟就如同她的“超我”,像一个道德审判者,替自己砸破了丈夫的头。
这个故事的视角显然是妻子的——只有在梦境中,我们才会消除人格的边界。
三人同梦的概率并不高,因为无论是丈夫还是三弟,在潜意识里都未必会有这样的压抑。
或许更可信的是,妻子在梦境中一人两角。红衣丽人是她内心涌动的情欲,而那个木讷的妻子,则是她在现实中不得不维系的端庄形象。
红衣女子唱的那句“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其实都是妻子的心声。人格一分为二,才是这个梦境中最真实的部分。
红衣女子是她的影子人格。在现代社会,也许会被赞美为女性魅力;但在封建社会,良家妇女所接受的教育是不允许如此表达的。
更有趣的是,后来红衣女子又变成了妻子的假想敌。正是这些千娇百媚的欢场女子,让丈夫迟迟不归,是她们夺走了丈夫的爱。
所以妻子既怨恨又委屈,同时也因为自觉缺乏女性魅力而羞愧痛苦。
在这种复杂的心理矛盾中,她的潜意识里出现了一个执行正义的三弟。而三弟砸破的是丈夫的头,而不是红衣女子的头。
也许在妻子的内心深处,她真正愤怒的对象,从来不是别的女人。
由此可见,红衣女子在妻子心中,不过是一人两面罢了。
那为什么丈夫和弟弟也梦见?
也许是小说家为了离奇的杜撰。但若一定要解释,可能更接近荣格的说法。
荣格认为,人类有“集体无意识”。有些情绪,并不只属于一个人。在这段关系里——妻子的焦虑、丈夫的欲念、弟弟的保护冲动,三种情绪彼此纠缠。
红衣女子,不再只是一个人心里的影子。她是三人关系里那股被压抑的张力。
当情绪无法表达时,它会以梦的形式出现。
当愤怒不能说出口,它会在梦里砸破头。
当欲望不能承认,它会披上绛色披风。
汪曾祺在结尾加了一笔。
窗外官河里有船扬帆驶过,船上有人弹琵琶唱曲,声音甜甜的……一角绛色披风被风吹得搭在舱外,飘飘扬扬……
便有了盗梦空间般的亦梦亦幻之感。梦与现实,轻轻叠在一起。仿佛在说——梦不是鬼怪,梦只是我们白日里不敢面对的自己。
最后那艘真实划过的船,是梦境的来源,还是梦境入侵了现实?
也许红衣丽人从来都不是别人。她只是情爱里那句永远说不清的话——
“又是想他,又是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