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年代的我

  “孙山同学，你愿意加入红卫兵吗？”“愿意。”“那你今后就要用红卫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关心集体，助人为乐。你能做到吗？”“能。”“好，组织上要把你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希望你尽快加入组织。”“行。”

  我用四个字完成了班里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同我的个人谈话。她叫田向平，在我心里她就是柯湘，同我谈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腰上挎的盒子枪。班里所有同学都比我大，在那个年龄段，差一岁，等于差着人生的一个阶段。加上晚熟，上初中的时候我只是个跟班的小弟弟。

  1971年 4月 28号，我们全家坐了两天两夜的特快从重庆搬到了北京。进京的短短几天里我们一家人就体验了在重庆九年都不可能有的经历：在政协礼堂看了童祥苓演的《智取威虎山》，在天安门广场欢庆的五一，还看到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的身影。五月三号，人事科长楚理仁带着我到友爱小学报道。那是一所北苑大院儿的子弟小学，我们是最后一届毕业生。校长问：“你上几年级呀？”“五年级。”“呦，书包都带上啦，还是满的。让我看看你的课本好吗？”我拿出了我的语文课本。“再让我看看你的数学书好吗？”校长看完课本问我：“这些课本你学了多少了？”“一半。”“都会吗？”“都会。”“按你的年龄，你因该上五年级，可是你学的比六年级还要多。你是上六年级哪，还是五年级？”“六年级。”从那一刻起，这个没有经过大脑的选择让我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没有意识去控制孩子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同“柯湘”的第一次谈话是初一的第二学期。初三的最后一批庞大的新红卫兵宣誓队伍里终于有了我。全班只剩下两个同学更在孙山外。其实我并没有那么落后；上中学的第一个星期，班主任李昌秀就找到我：“孙三，摇腻福责黑半薄，摇不摇得？”（要你负责黑板报，行不行）“我不会。”“腻肯定回。”（你肯定会）就这样，班里的宣传重地就被我占领了，一直占到大学毕业。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期待周末的换报活动，因为板报组有四个人，我是唯一的男生，负责设计版面，画插图和写标题；女生们负责写内容，她们的字和她们的人一样端庄秀丽，出类拔萃；简陋的教室变成了幻觉里的大观园。每次，对，无一例外，我们的板报都是竞赛中的第一，第二离我们很远。女生的力量是无形的，无穷的。但必须要有男生来接收。其他班的板报组都是女生，她们的力量都被浪费了。

  “柯湘”给我提出的要求我很快就基本上做到了，只剩下：热爱劳动和遵守纪律。其实每次劳动，我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每次都被发现有偷懒现象。那时的劳动都是真正的体力劳动：收小麦，收稻子，挖大渠。。。。。。一把铁锹那时在我手里要比在别人手里大好多。挖几锹就得歇一下。带队的“工头”（经常是体育老师）就必须得看到我歇的那一下，还必须说：“干活不怕慢就怕站。别老站着。”每次劳动结束后都要有一个总结会。对我的评语总是：怕脏帕累，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我从来都没违反过纪律。但每个评语都说我纪律散漫，上课不认真听讲，经常做小动作。纪律散漫很可能是因为我常常犯呆，给人一种对什么都不屑一顾的感觉。做小动作吗，很可能是我有ADD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不能听重复的内容，时间又不能白过，只好想方设法找事做：叠手工，画小人，做白日梦。。。。。。

  初三的下半学期，参加公社的挖渠劳动。挖到齐腰深的时候水从地下冒了出来。本来我是挖五锹歇一下，挖到了水以后，每一锹都要歇半天。水越来越多，怎么办？必须把水轰走才能继续挖下去。没有轰水的工具，只好用手捧水往外撂。好慢。用帽子舀水，军帽变成了水瓢。过了一段时间，有同学找到了一些盆盆罐罐，水很快就被轰走了。多半时间我都在与水斗。一天下来浑身都是湿泥，看上去很辛苦，实际上比用铁锹挖泥要轻松的多。总结会上我静静的等候着同学们的批评，这回挨批是应得的，因为我真的不自觉的偷懒了。“今天大家都表现的特别好，但是”红卫兵代表 “柯湘” 说到这儿把目光转到了我身上。我脸红着低下了头。“孙山同学的行动更体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的脸更红了，头更低了。“他为了让大渠更快建成，想方设法为快速挖渠创造有利条件，使我班的进度比其它班快了很多。哪里有困难他就冲到哪里，任劳任怨，主动承担起最艰苦的工作。我觉得他表现的最好。我的发言完毕。”接下来发言的人，包括老师好像都商量过似的，说的都差不多。我的头夹在两膝之间，两手抱膝。择似朗国高球资地哟（这是怎么搞球子地哟）？想不明白。

  从那儿以后，我彻底丢掉了“不热爱劳动”的罪名。只剩下纪律问题。到最后，当红卫兵的兵源接近枯竭的时候，终于轮到了我。“大器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