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玺阁主在美國
不要介绍了，就是那个阁主
上海过去有许多的饮食店，上海人也叫做点心店，与现在的面馆差不多，只是不单单卖面，可惜那样的店，如今已不存几家了，丰裕生煎、美心汤团店、沈大成、富春小笼、老半斋……或多或少都有些过去的影子，但也是只有影子而已了。这些店，都很值得写，我其实并没有光顾过几家，然而对我来说，最值得记上一笔的有一家叫做“杏园”的馆子。
之所以这家店值得，一是我从他门口天天路过了六年，除了寒暑假；二是传说中，杏园四面墙壁中，有一面是我伯父出的钱。
先来说我的伯父，上海人平时叫伯伯，我的英语就是他教好的，高考前二年，我每周有一个晚上，会骑车去他在胶州路上的家，一个在一楼半的亭子间，弄堂口挂着“萃众毛巾厂”，说到这个毛巾厂，出产的“414毛巾”曾经是上海轻工产品的代表，直到现在，家母依然后喜欢那种毛巾轻薄的手感。
亭子间很小，是朝北的，走进门去，左手边是张床，完全抵住了一面墙，右手边顶头是个大橱，再过来是个五斗橱上有个咖啡机，还有一个吐司炉。再过来，有个书厨，大多数是英文的教学资料。靠北窗是张写字台，上面有个台灯，还有一个录音机，其它也就是词典纸笔了。靠南的墙前有张小桌，夏天时会有一台摇头风扇。
我记得是每周三吃过晚饭过去找他，做一张英文卷子，然后他当场批改给我讲解，听力部分就用面前的录音机。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聊天，与他其它日子的学生不一样，我是他看着长大的侄子，我们有更多好聊的东西。那时我已经抽烟，是的，高中时，我们就一起抽烟，聊天。他是烟不离手的人，他是常年穿西装的人，但据我的娘娘们说“伊没一件西装呒没香烟洞呃”。
我们聊的东西有许多，英式英文与美式英文的区别，英国与美国的区别。我们聊得更多的是女人，什么样的女人好看，什么样的女人经看，什么样的女人值得去看。
那是1988年，他是一个时代中学退休的老英语教师。
我们也聊音乐，他认为最好听的歌曲，一是卡朋特，一是Nana Mouskouri，我曾经带了一盘齐豫的英文歌曲去他家，他一听，硬说是Nana Mouskouri的原唱，也可见齐豫的水平了。
他其实是极懂音乐的，要知道他曾经开过上海唯一一家专住外国唱片的店——永丰寄售行，虽是寄售行，但只卖国外唱片，只有他才能弄能欧美最新的唱片。
那是1950年，一个风光无两的美青年。
将门虎子，再过几年，他就从英文转译了托尔斯泰的名著《彼得大帝》，跻身翻译家行列。
那是1955年，风两飘摇的前夜。
而后，运动频仍，妻离子散，在时代中学教学聊度此生。
那是前后几十年……
考取大学后，我经常去他家玩，我们抽烟、喝酒、聊女人，他是别人嘴中的“老酒鬼”，每天至少半瓶白酒，好酒都是学生送的，他自己买一般的，他是一个对咖啡都有追求的人，只是他买不起好酒。有时候去他家，他不在，我在楼下发现他窗前的架子上晾着……
再后来，我结婚生女，我们一起在我表妹的婚礼上抽烟、喝酒，没聊女人。
那是2003年，他已经挺老，但很开心，气色相当好。
再再后来，他得了肠癌，住院期间，常有护士与男友吵架，哭着来找他，与他谈心，求他安慰。他过世后，据说医院中哭声一片，是医护，是病友。
上海媒体争相报导，题名《上海滩最后一个小开》。
然后，是他的葬礼，那是一个传奇的葬礼。葬礼上，只有两个人哭；葬礼后的豆腐饭，是一片欢声笑语，大家都在回亿着与他一起的欢乐时光，他的乐观与开心，鼓舞着每一个人。
那是2005年，他走了，留下了欢乐与笑声。
他是我的伯伯，邵祖丞，民国四公子之一邵洵美的长子。
杏园四面墙壁，有一面是他的。
在五十年代以后，他受父亲的影响，被划成了历史反革命，老婆带着聪慧的大儿子走了，他则成为了时代中学的一位教员。时代中学后来搬到陕西北路武定路，往南走一会儿就是杏园。他孤身一人，常年在杏园吃中饭夜饭，他人又和气幽默，久而久之，店里上上下下都认识这位“邵先生”，于是就有了“杏园四面墙壁有一面是邵先生个铜钿”的说法。
杏园的位置在陕西北路北京西路的东北角上，斜对面的怀恩堂，它们当中的大围墙里是辞书出版社，另一个角上则是住家。那个时候的陕西北路，彷佛是有个结界一般，从南京路到北京路之间的那段，真是热閙非凡，但只要一过北京路，就相当冷清了，平时很少见到人。
我就读的七一中学在辞书出版社的隔壁，最早我坐公交车上班，21路从镇宁路在陕西北路正好四站，4分钱，要是多一站，就要7分了。到站的地方是家地段医院，穿过北京路路，走几分钟，就到学校了。
回家的时候，则穿过陕西路，我总是一出校门就横穿马路，前面说到过，这段的陕西北路很冷清，根本没有什么车，后来24路改道经过这里，才稍稍热閙起来。我喜欢走对面的道，因为西面的道，实在太冷清了，那时辞书出版社的门市部还没有破墙，从校门到路口，只有大围墙。
沿着东边的道往南走，走到路口，就是杏元了，它的门开在北京西路上，我记得有块匾，“杏元”是种字体，好像是红色的，“饮食店”是另一种字体，黑色的。最早的时候，只有一对玻璃门，里面黑黑的，每天都路过，却从来没有进去过。回家的车站，就在杏元的门外。
上学、下学，坐公交，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那是个表面上没有太大变化，其实却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但一个初中生是看不出来的。一个初中生，就是天天路过杏元，想着那里四面墙壁中有一面是我伯伯的钱。
直到有一个，墙被砸了，先是一个小洞，后来变成了一个大洞，洞里是杏元的厨房。再过几天，圆洞变成了方洞，然后装上了木框，那里有一口锅，有一个案台，接着挂出了一张招牌，上面写着“糟田螺 三角/份”。
每天从那个方洞前走过，闻着奇怪的糟田螺的味道，转过街去，坐车回家。大家是不是以为我要接着写如何地一分两分钱地攒，攒到最后，终于有了三角钱，于是吃了一碗糟田螺？这也太落俗套了吧？
我有钱，家中一直给我钱买早饭买点心吃，另外还有二块钱的“月规钿”，算是小富人一个了。那时的我，肉馅粢毛团的诱惑远远超过从没听说过的糟田螺。作为如今的美食家，那时的我，居然并不怎么馋，直到大学毕业前，我还相当挑食。
后来我还是吃了糟田螺的，没有什么故事，就是某天特别冷，看到冒着热气的糟田螺，就买了一碗，那是个搪瓷的圆碗，与食堂中打饭的平底搪瓷碗不同，那个小圆碗底是圆的，看着是满满高出碗沿，其实并没有多少。
案台上还有牙签，我就拿了几根，然后朝前转过街角，走进了杏元的门。一进门，右手边是个账台，后面的墙上是价目表，账台后有人售卖竹筹。到底是拿食物的地方，当时上海的饮食店有两种，一种是坐下后服务员收走筹子夹上木夹子，将之交给厨房，师傅们准备好餐食时，就把筹子上的木夹子取下来夹在碗边盆边，然后服务员再根据夹子上的号码把东西送到相应的桌子上。
还有一种就是象杏元这种，拿着筹子到窗口“立等、自取”，然后再端着东西找个位子吃，好在杏元的生意并不太好，总是能找到位子的。经网友的提醒，取食窗口边，还有一个铁夹子，夹了些花花绿绿的纸条，边上还有条告示，说的是如果食客患有传染病，就取一根纸条，吃完东西后把纸条留在碗里，过后这些餐具会特地消毒，其实就是用开水煮一会儿啦！也就是说普通的餐具是不消毒的，在疫情肆虐的今天，想想真是惊恐。
一碗糟田螺，有十来只吧，没有一只的壳是不破的，那是因为卖的人，经常拿个圆底勺在那儿敲碎的，为了使之更加入味，以前推童车卖茶叶蛋的老太婆，也是这么边卖边敲的，虽说“老太婆”不是一个尊称，但我依然觉得和“茶叶蛋”很配。
久炖的田螺，用牙签戳挑着吃，很酥很香，还有一种滑润的感觉，应该是加了肥肉一起煮的，如果有朋友要自己做，千万记得这点。我说的田螺是可以塞肉的那种大田螺，中国有很多地方把螺蛳叫做田螺，田里的螺蛳嘛，也对。
我并不经常去杏元，那时没有去饮食店吃午饭的学生的，七一中学那时是自己带米去蒸，菜是学校食堂烧了统一供应的，所以根本也没有机会去外面吃。我坐了一年半的公交车，天天在杏元门口等21路，一年半后，我就骑车上学了，依然天天路过杏元，其间也又吃过几次糟田螺，仅此而已。
虽然六年里天天路过，但我却除了糟田螺之外没有在杏元吃过任何别的东西，只记得杏元里面是暗暗的，后来他们凿开了南面的墙，装上了玻璃窗，就亮多了。
杏元的墙只有东面是完整的，我猜那面就是我伯伯的，如今杏元已经没有了很多年，但我依然记得我伯伯说的“好吃的咖啡要去梅龙镇伊势丹楼下买现磨的”和“买回来的烤鸭吃之前要用电吹风吹一遍，皮才会脆”。
娜娜莫斯古丽和齐豫当年都是我耳中的天籁之音，我一直觉得她们很像的。我是北方人，但是一接触上海的糟田螺就喜欢的不得了。
看到最后，居然眼睛都湿润了。想起老年阿信说的一句话：“咖啡啊，还是高级酒店的好喝”。 人的一生要经历无数的风雨，但是最后留在我们记忆中的，都是最好的东西--好喝的咖啡，好听的音乐，美味的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