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再读阿九的博客，看到他很久以前的日志。淡而深刻点点颤动着让我感到很温润。
不知他是曲终则隐，还是告长假，很久未见他冒泡吐气。我只能哀叹听不到他的心音，走过去把这段文字引出来，在渐渐褪去颜色的夕阳中延续它的影子。
1．今天，诗歌的分行写作已经成为写作勇气的象征。我们孤独的歌唱，是不是对自己的歌唱？我们独自所歌唱的，是不是我们自己？
2．语言学告诉我们，对格的概念极其重要。翻译所造成的误解随处可见。例如，有译者将“对基督的最后试探”(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译为“基督的最后诱惑”。也有人将“对中国的侵略”(the invasion of China) 译成“中国的入侵”。
3．抒情只有作为及物动词时，才是有意义的。对那有限者的抒情是有限的，对速朽者的抒情是速朽的。因此，关于抒情的问题可以转化为：如何为诗歌抒情找一个永恒的对格宾语(dative)。
4．不是智慧和知识，而是信仰，才是诗人力量的最大来源。瓦雷里身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却根本不相信智力，他一生作诗不过百首，且每首诗都数易其稿。我所认知的结构主义崇拜语言，回避意义。但克尔凯戈尔以来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工作，已使意义成为每个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5．孙文：“要敬畏那当受敬畏者。”如果我们将宗教感变成亲身的宗教体验的话，将使我们本来就有恩赐的心灵打开一扇全新的门。那样，即使没有一个人欣赏，我们的歌唱也将不再没有宾语，我们的呼告也不再没有方向。
6．知识不一定是信仰，但信仰是一种知识。在世俗社会里，信仰往往归于无知一列。类似地，虽然没有资讯就没有知识，但资讯也不是知识。
7．诗学最终到底应该诉诸理性还是诉诸信仰，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此地惧怕信仰。
8．但更可怕的是，良知是绝对靠不住的。信仰越是自由，就越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9．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如何求解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人文主义(humanism)和道德理想主义(moral idealism)这道三元方程式。缺乏道德理想主义的制约，诗歌也必容易形成两极化结构：比如政治正确的口号诗歌对知识分子写作、或者是道貌岸然的语言炼金术对后现代主义的下半身诗歌。诗人们对二极的每个论点都急着说“是”或“否”而倒向其中一边。
10．理想是昨天的标志，今天的梦想。
11．社会对“风趣痞子”有大量的需求，使媚俗成为时尚。我们目睹着对理想的嘲弄，因为理想总是背离我们的人性而陷入永恒的未知。人们只有一种方法掩盖对未知的事物的恐惧，即将该事物描写成一个笑柄。
12．真正的批评首先是对自己的批评，就像耿占春在《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中所做的那样。他反省的手一直按在胸口。
13．自我是一个迷信。高举词语等于放下神。灵魂是自我的别称。
14．自我的位移：诗歌的真正作者不是执笔者，不是他的自我，也不是本我或他我，而是他位移了的自我。这个位移了的自我才是诗歌的主格，有时可能是宾格（我歌唱我自己）。杨子、荀子，鲍威尔，一个在生活中善良的人可能是一个性恶的鼓吹者。
15．缺省读者：诗歌的真正倾诉者，或者缺省读者不是阅读者或大众，而是那缺省的唯一读者。孤独写作的缺省读者往往是一个超越者，一个灵，因为自我的卑劣使为自我写作成了对它的抬举。
16．就其本性而言，自我很适于集存垃圾，但它却因容量太小而时常满溢。除了那创造者，谁有耐心接受我们品质不定的、冲淡了的感情药渣永无休止的倾倒？谁又有这样的品德和义务？
17．我们体验沿着个人化的小径走到尽头，却看见一幢幢早已制度化的个人体验。我们倾听词语，却记不住哪些词语从神来。
阿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