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农对记者说：大老虎我们不怕，周永康、徐才厚之类的大贪污范跟老百姓没有直接关系；我们惧怕“苍蝇满天飞”式的乡镇干部，尤其是“村官”无法无天，直接侵害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我们受不了。
所谓“小贪官”主要是指：正科级或手中掌握一定实权的副科级以下、以及乡镇或街道办、副职以下的干部，各职能部门雇佣的协勤人员，农村干部……他向利用本人掌握的“权力”，千方百计向金钱和利益看齐，寻找个人发财的捷径，腐败必然会泛滥成势。
“小贪官”有的根本不是党员，不是公务员，只是临时雇佣人员。他们直接跟领导互相勾结、盘居一地，比如路上查车的人员，一天之内就可索取数百名司机的钱财，远远大于一个厅级干部收受一位老板的百万元。与其说是贪腐，还不如说是敲诈！
这些小贪官都是爬出来的，有的是黑社会的流氓恶棍；只要有人敢下命令，他们就敢于把一个老人打得满脸开花，就敢于罚款不开票，就敢于强行拆掉你的摊位，甚至用铲车碾死你……
那些“小贪官”本来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则相反，他们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了敲诈老百姓的工具，有的人甚至靠拢不法富豪，为非作歹。
事实证明，许多黑社会骨干、打手、甚至黑老大本身就是从基层小贪官蜕变而来的，贪官愈小愈可怕，贪官愈小愈可恶。即便是再大的高官腐败了，堕落了，中国也不会因此而垮掉和溃败；但中国真正可怕的是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贪官”。他们因为小而无孔不入，因为小而不易察觉，因为小而难以治理，从而对老百姓造成的伤害也就更为直接。
“小贪官”就是黑社会的温床，就是老百姓的克星，就是溃败大垻的蚁穴，腐烂树根的蚂蚁。历史证明，许多黑社会的骨干、打手、甚至黑老大本身，就是从基层小贪官蜕变而来的。可谓没有基层“小贪官”就没有当今的黑社会。
这些年来，中华大地上不但常常曝出打“大老虎”的新闻，还曝出“村官”涉嫌贪污30亿元、被开除党籍、接受调查的信息，深圳曝出拥有20亿的村官，因受贿、行贿而被捕。上海村民实名发贴举报村支书贪污近亿元一类的、令网民惊讶的新闻。这也难怪网民们惊呼：小苍蝇比大老虎更可怕！
河北省科级干部马超群家中搜出1.2亿元现金、74斤黄金，68套房产，真是超群绝后之举；江苏省合肥市站北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方厂云，2012年遭当地12名村民实名举报，他“非法侵占136套国迁安置房”，他被称“合肥房叔”，“房老虎”，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
当今，中国腐败的另一特色是向“家族腐败”淡化，出现了“贪腐父子兵”。据媒体统计，在近年来的腐败案例中，至少有28起家族腐败，而父子联手贪腐更是其中最为常见的情况，约占六成以上，在一些家庭贪腐案件中，不乏父子“同朝为官”的情况。“苍蝇式腐败”遍布各个层级，近2年来中央巡视组发现的腐败案件中，主要表现在腐败遍布于官员各个层级，广泛存在城乡基层的“苍蝇式腐败”。
村官成了腐败的重灾区，这也是当前反腐的一大特色！何以在最基层的农村，看似没有多大权力的村干部也会陷入腐败的陷井村官因为权力失去监督而腐败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广州市黄浦区荔联街沧社区的多名村干部敛收近千万元。（搞自《学习时报》）。
一）“黑领阶层”孕育黑社会
中国有没有黑社会？这已经不是个理论问题了（一位刑警的扎记）。
“小贪官”是黑社会的温床，也是老百姓的克星，更是溃败大堤的蚊虫。如果把大贪官比作是腐朽了一颗大树的树皮，那么小贪官就是腐朽了一颗大树的根。
1）小贪官——胆子何其大
黑势力在其萌芽状态，是因为那些小贪官的包庇纵容，才具备了发展空间。许多黑社会的骨干、打手、甚至是“黑老大”本身，就是基层小贪官蜕变而来的，可以说没有基层小贪官就不会有黑社会，实例：
（1）贫困县县委书记敛财两千万？2004-2010年，被告人王先民在担任陇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及宕昌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建筑商承包工程提供方便，先后收受14名工程承包商的1108.7万元，收受某建筑公司负责人给予的四川绵阳和成都的房子三套，总计258.1166万元；在招商引资、矿业管理，市政建设等工作中收受103万元；利用职权及职务便利，在人事调动，春节及本人生病住院期间，先后收受县直部门及乡镇干部送人民币及购物卡总计86万元。以上总计1556.8166万元。
王先民涉嫌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在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东方早报》《兰州晨报》等综合整理）。
（2）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
一些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权，安插自己的姘妇、小蜜当官。
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溪县县长时，泡上了一位20多岁女子。他对她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的一把手”。不久他的“小乖乖”果然当上了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
外国的官员也好色，也有情妇，但他们把权力和私生活分得很清楚，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有三个情人，但绐终未提拔她们当什么部长。只有江泽民时代才出现这类奇事，九十年代以前有吗？
（3）派出所长充当保护伞
2011年12月，增城市永新派出所（原）所长刘伟东认识了一个叫老曹的男子，他表示想在辖区某知名楼盘别墅内开档玩牌，请求刘伟东的关照，刘说：“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得到应许后，曹某与之约定赌场每开一天就送上一万元。老曹与刘伟东达成协议后不久，另一行贿人将一个装有5万元现金的胶袋送给了刘伟东，三天后再送3万元现金，此后每隔五六天刘某都会给刘送去保险费，前后七次达33万元。
如期奉送保险费后，老曹等人在别墅内的赌场从未被查处，刘伟东成了保护伞。2013年7月2日，刘伟东向海珠区检察院投案，他被一审判刑5年6个月，可谓司法腐败之一例。
（4）河北保定公安局分局长被曝卖官；
2月8日，微博用户“立春后的新希望”发布视频，保定市人大代表杨志国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民警安刚举报公安分局局长马永东滥用职权收受贿赂等问题。杨志国指控马永东一次性向他索取20万元。另外，自2009年至2013年底，每年过节马永东都强迫他将3-5万不等的卡或现金送到他的办公室，累积被索贿的金额有20多万。民警安刚称，在马永东担任局长期间，对局里的干部职位明码标价。派出所长标价20万元，副所长10万元，刑警队长30-50万元不等。并且马永东每年都会进行岗位调整，保证自己每年都有进项。杨志国说，自已是高新区贤台乡中南海村村支书，因为行政区划受马永东的管理。 马永东用职权之便，首先使用调查监控录像、通话记录等手段窥探自己的隐私，给自己施压，最终达到敲诈勒索之目的。
保定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称，目前正在对材料进行核实，将对此事进行严肃调查。
2）吃空响也难治理
最近，河北、四川、河南和吉林四省共清理“吃空响”合计超过10万余人，他们可以把自己或其它官员子女安插入编，冒领工资；已调离者可以不办工资核减手续；受行政，刑事处罚者可以不按规定调整工资；干部家属可以自动离岗，停薪留职，长期旷工仍在原单位领工资，如此等等。只要手中有权尽可以挂着“空衔”尽情享受白拿薪酬的好处，这是谁给的权力？
如此“公仆”不只是胆大，而且因为权大，下手更加无所顾忌，公然把纳税人的血汗钱，大把大把地往家里搬，正是因为从来没有有效制约官员滥用权力、包括“吃空饷”的制度手段，“吃空饷”的土粮远未达到铲除之时，“吃空响”能解决吗？（摘自《中国经营报》）。
证书也能吃空饷。花费数万元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但出租证书一年即可收回成本；通过网络为持证人与企业牵线并从中分一份“好处费”；企业为获资质、拿工程，每年支付上百万元挂证费用，职务证书“挂靠”背后有着一条完整的利益键条，这是“考证热”的一个原因。
持证人一年收入数万元，一本证书的含金量有多高？在一家“**挂靠网”上，一级建造师的挂靠价格：建筑工程3.0-3.5万元，市政公用工程4.0-4.5万元，矿业工程5.0-5.5万元，民航机场工程5万元。
在国企吃空饷现象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利益交换，公司每年招聘会分两部份进行，1）公司招聘考试面试，2）为公司各种关系户予留职位的内部招聘。这就滋生了虚报职工人数的空间，如重庆某某国有矿业公司干部周杰，利用职务之便，故意造假，虚报4名已离职的员工，骗取空响费30万元。被以贪污罪判刑11年。
3）官商勾结——公权力市场化
中纪委巡视组发现，前些年部分领导以牺牲公共利益，挨取个人的职务，晋升和经济利益，形成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官官勾结（权权交易），可谓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连环输送的利益链。
在一段时间内，一些领导人插手国有企业转型，矿产、水电、土地资源出让，工程建设和政府采购，教育、卫生、政法、交通、国土资源等部门腐败案件高发频出。靠山吃山现象突出，一些官员通过打干亲、送礼等方式拉关系，利用节日和红白喜事收受红包。
在选人用人方面，个别地方拉票贿选成风，一些官员热衷于拉关系，跑官要官；一些部门“三超两乱”问题突出，擅自设职位和超职数配置干部普遍，甚至有些地方随意招收编外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从中牟取私利。
陕西省横山煤矿的“官煤（商）勾结”可谓中国知名度极高的典型实例。
横山煤 矿挖煤过了界，致使周围农村房屋裂开，祖坟也塌陷，可谓环境破坏。2007年9月13日，200多户村民推举白国兴，白国治等4人向县煤炭局反映情况（本应受到法律保护）。四人从煤炭局走出来，还未离开县城，白兴国就被三个手拿锄把的人打断了腿；打人者留下一句话：“老子叫你再告状！”主要打人者应是庙渠煤矿老板王成宝（他是县人大代表，村支书）。在医院白国治用电话质问王成宝，于是又牵惹出了第二次行凶——“大刀队”登场，20多名打手跟着王成宝来到医院，白家4口人血染医院……县里一位老干部说：有史以来，横山县没有这么残忍的打人事件。
2008年1月25日，横山县法院做出判决，几名打手多判为缓刑，王成宝亦有罪（应是幕后主谋）但起次要辅助作用，属从犯免予刑事处罚。公平否？难道县政府是王成宝政府了？
“大刀队”是煤老板私人武装。试问王成宝的权力是谁给的？他的保护伞又是谁？这种人能当人民代表吗？据民众揭示，县公安局与王成宝“互换座驾”。这就是横山县人民生存的政治环境，小小芝麻官危协着老百姓的生死存亡呀！
4）“公款吃喝”背后有保护伞
本实例试图通过“公款吃喝”的个案，来探讨其背后的制度和文化逻辑。在人情文化和“不完善”的正式制度共同作用下，“公款吃喝”这种偶然发生的行为，经过不断实践，逐渐制度化变成了一种非正式制度。
实例：县委书记“公款吃喝”被免职，不到一年又复职
2013年7月29日，时任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的唐天生，安排该县在家里的四套班子领导及相关部门的一家网络媒体记者发生了冲突，唐天生当众对记者大声呵斥：“你尽管报导！”
广西自治区纪委于2013年8月通报，这次聚餐认定为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唐天生被党的严重警告处分，并免去县委书记职务。尔的事，2014年10月他又获得桂林市食药监局的任命，（摘自《南方都市报》）。
在民众中流传说，中共官员在这个地方犯错误自毁，换个地方仍当官员。所以“腐败丛生难以治理”，上面有“保护伞”！制度之使然。在西方新资本主义世界，这类腐败官员恐怕一撸到底。
5，镇、村官变成黑恶霸
2010年8月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晓雷恶势力团伙”犯罪案开庭审理。一审判决对以非法采矿、敲诈勒索罪，判处王晓雷17年有期徒刑，罚金200万元。
王晓雷何许人也？北京市密云县河南寨镇第15届镇人大代表，平头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村民们面带愁容告诉记者，村头——王晓雷盗采矿石挖下的巨大砂坑还在（约有一个足球场大），它在村民心中隐隐作痛。
平头村地处潮白河岸边，有非常丰富的矿石资源。他跟一伴人做起了盗采矿石生意（这应属村民的集体资源）。非法盗采矿石可是无本万利的生意，一晚上挖的砂石就能卖十几万、二十万元，要不了多久就可发大财（喝人民的血）。
2006年有关部门曾责令他停止非法盗采活动，他反而成立了“北京盛世恒通土方工程有限公司”，纠集了更多的人继续从事非法采砂、石的活动。权力大无边呀！
2007年，平头村进行村委会选举时，“为了选票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使用威胁，恐吓，贿选等多种手段，在村里如果谁反对他，他就会往谁家的窗户上砸石头或做些更恶劣的事，没人敢不听他的话。就是靠流氓手段，他又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尔后，他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敛财，他以发展鱼业为名，将集体存有的土地用围墙围起来，秘密盗采砂石，为了对抗执法人员，他雇了多名“打手”，一伴人横行，谁也不敢管。真是无法无天。
2014年6月8日，警方动用百余名刑警及真枪实弹的特警人员，冲入该豪华总统式包房，将正在嫖娼的王晓雷抓捕。
大量基层黑势力开始涉足经济领域，包括土地承包，流转以及非法开采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等。当财富、权力和暴力组合在一起时，基层黑恶势力就有了滋生的条件。
6）久居关键岗位的“土皇帝”——小官大贪钦收5600万
2014年1月17日上午10时，陕西省渭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业管理科原科长候福才，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
候福才在科长任内敛财高达5615万元，公开索贿2191万元，3084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他为了给自己捞取好处，还造成劳保基金流失7455万元的重大损失。
他最多的是先后5次向某房地产公司索取319.1万元，他的索贿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大小通吃”的特征十分明显，其索贿中既有来自开发商300余万元的巨款，也有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的款项，甚至连学校、医院、福利院这些单位也不放过。
检查机关查明，从2006年6月至2012年2月，他向45家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索取贿赂2191万元，2012年6月21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他依法逮捕。
办案的检察认为：假福才“久居关键岗位”是他腐败的根源之一。他任渭南市建设部连管科长长达15年之久，直到2012年5月事件曝光后，才被免去相关职务。这体现了干部组织制度上的落后，官司员腐败之根在于“制度”上的缺陷。
这种“土皇帝”式的官员在毛泽东时代有吗？
二、官员为何蜕变
后江泽民时代（指胡——温内阁期间）成了“苍蝇满天飞”，无官不贪，无贪不巨的局面，连村官家中的存款也上亿元。在民众中流传着：“官员们全抓起来肯定有冤案，若两个人抓一个恐怕有漏网的。”一个单位10个官员中8个是贪官，还有二人怎么办？要么正直遭排挤站不住脚，要么同流合污，这是贪腐大环境造成的后果。当前的贪官大多数以前都是清兼的好官，这也是不能否定的事实。从这层意义上讲，大多数“贪官”也都是“钱权色”的受害者，总根子在哪里？还不是很清楚吗!
媒体彼露，一位在法庭上受审的贪官，对下面的观众大喊：你们下面的官员中有谁没有贪腐？举起手来给我看看……那些“反贪”的官员本人就可能是贪官！
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在美国说：在中国当官员是全世界最好干的，你把中国人民得罪不要紧，只要你上面关系硬就行了。
老百姓怒火万丈，想撕吃了你，千万人骂你，不影响你的上司对你的重用。现在反你的腐败是因为你的官场关系“链”出了问题，而不是你腐败！
公权力官（私）有，公款官（私）用，权力失去制衡，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遗产，更是当前中共全面腐败之根——人民被关在笼子里，官员是国家的霸主。—
一位村官说，本人在村委会工作了十年了，真想帮助一些弱势群体得到公平，可每次维护他们的利益时，必然触及到个别领导的利益，工作中常受到各种压力，最后只好被迫辞职。
还有一位村官说，我也当过两届村主任，我本人没贪，但不敢说不腐败。村上要做公益事业必须争取上级支持，要人家支持就必须送礼，否则你将一事无成。所以我认为，村干部腐败在很在程度上是行贿，是支持上级领导腐败。现在的村官之所以腐败严重，是因为村官的权力能决定村集体土地的征用、征收的价格，地方政府若想炒卖土地的话，首先需要低价征用，征收农民手中的集体土地，然后再高价出卖土地。这个炒卖土地的过程，若没有村官的配合是难以“合法”的，所以村官成腐败的重灾区是很自然的现象，它是上下权力腐败键上的关键点。
要从根本上解决村官屡屡“犯规落马”问题，村社组织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必须将经济事务与行政事务剥离开来，（《经济观察报》2014.7.28）。
实例，权力官有——从模范村官走向贪腐
判刑20年可惜呀！2014年3月11日，涟水县黄锅九村党支书朱中华贪贿一案宣判后，村民们都不敢相信这一事实。朱中华是涟水县当地响当当的创业人，“不缺钱”的朱中华会贪污200万元？自毁前程。
我的就是集体的：
朱中华中学毕业后回乡经营砖瓦厂，1998年村民将“能人”朱中华推上了村主任的位置，两年后他又担任村支书，成为全村致富的带头人。他一面坚持创业，不失时机建起温室棚架厂，为县内外发展温室大棚的农户供应钢架；一面发动创业，带着全村兴建创业点，用自己的成功经验去指导群众创业致富。不到10年，他自己已拥有塑业，资产超过千万元。全村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办私营企业11家，新增个体工商户90余户，建起了现代化的中心村，黄锅瓦村成了全县“党员创业致富工程”的一面旗帜。
因成绩突出，他先后被评为市百佳村官，省市劳动模范。2009年3月，他被任命为镇党委委员，成为“带帽”的党支部书记，还当选为涟水县人大代表，淮安市党代表。村里缺少资金，他自掏腰包，几十万元，事情被媒体报导后，他哈哈一笑说：“我的就是集体的。”
事物都是变化的，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组织和群众的信任，让朱中华成为镇里唯一的“话事人”，村里的大小事朱中华一人说了算（可渭小官独裁）。正因为这样，曾经把集体的利益放在前位，不计较个人私利的朱中华走向了“权力私有，公款私用”。这应属中共执政党的制度性腐败。好官也会变坏！
2011年下半年，镇里招商引进了一家木业公司，征用黄锅瓦村的土地建厂房，按每亩2.5万元补偿。在丈量土时，他发现路面一块6.7亩集体土地也被征用了，想到最近手头缺钱，动了私心。他想，当初村里缺钱自己能拿出支援，集体的钱用用也是理所当然（公私不分是官员走向腐败的起步了）。他就对会计说：“这块地是我的，镇里早就给我了，忘了告诉你们，写在我的妻弟的名片。”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未经任何行政手续）会计造册上报，于是16.75万元补偿款打到朱中华的银行账户上。有一就会有二，2011年7月份，235省道两侧搞绿化，又征用村里土，他又趁机拿到了25万元。
我的村子我做主：“小小芝麻官，权力大无边”——这就是朱中华由好官变成贪官的本质原因。
朱中华回忆，交钱拿地全凭诚信，合同协议都不需要，价格全在各人怎么谈，谈好后他在小本上记上一笔。不管是现金还是转账，近千万款项都由朱中华一人经手，收钱时也是偶尔想起来才打个收条，有时候涉及万元以下的“零星款项”，他挥一下手就免了，尔后也忘了。开发土地是集体行为，收的款项本应纳入集体账户，但是既然“全权负责”，他不说也就没有敢提。
收钱由朱中华说了算，支出多少也只有他明白。到2012年7月，他本人实际向村民支出补偿资金799.78余万元，账面上已收支相抵，差额172.51万余元，全部被他侵吞。
反应朱中华挪用和受贿的举报信向检察机关寄去。
2012年11月，朱中华因涉嫌挪用公款和收受贿赂，被涟水县检察院立案侦查。经过五个月的艰苦努力，查清了他利用职务之便，采用骗取、侵吞等手段，贪污土地补偿款，土地开发收入余款等计有192.54万元。这是涟水县查处的贪污金额最大的案件。
2014年3月一审宣判有期徒刑20年。
一个模范村官演变成大贪污犯，这应属江泽民时代“权、钱、色”治国失财的典型实例之一。
三、他们如何当上黑恶村官——公权市场化
146份样本中，多个有村官参与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最早形成于1992年（中共十五大江泽民上台），而这恰巧是我国村干部“代际”变化的关键节点。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肖唐镖教授将村干部“代际”变化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年代初期及以前，那时的村干部大多是“毛式干部”，对干部的要求主要是“红”，“权威”，这一时期选择村干部最着重个人品德；第二阶段是在1980年代未，特别是1992年前后，这一时期的村干部大多是“邓式干部”，看重的是经济，用的是“富人”；第三阶段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江泽民时代），大多是“强人式干部”，这一时期“重势力、用强人”。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曾在浙江、江苏、广东和山西等地做过田野调查。相对而言广东经济发达比较严重，而山西煤炭资源比较丰富，也容易出问题。村官涉黑的重灾区在乡村，都市化程度比较高的珠江和长江三角州地区。
那么，为什么村官涉黑这么多年来一直屡见不鲜呢？这是由于涉黑案件普遍存在“保护伞”。农村利益的蛋糕不断变大，村委会权力的高度集中的为村官涉黑提拱了动力的可能性。村委会实际上直接掌握着包括用水、用电、公共卫生、土地征用……所有集体资源分配的决定权。近来，国家又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包括村村通工程，改水，改电等项目下乡，让可供瓜分的“蛋糕”变大。“黑势力”奔着利益下乡争抢工程，染指村级班子的情况层出不穷。
78%的涉黑样本揭示，村官垄断行业和市场：
农村黑社会组织的主要敛财手段是垄断某行业或某区域市场，涉及78%的涉黑村官，80%的村官参与敲诈勒索，31%的黑村官抢占农民土地和开设赌场牟利； 10%的涉黑村官涉及贪污或职务侵占；12%的黑村官涉及非法开采当地资源；甚至还有7-10%的涉及黑村官分别组织，保护卖淫和制作，贩卖毒品。
广州市荔湾石塘街山村有8名村干部参与同一黑社会组织，其中有三任村支书，他们是围绕南方茶叶市场建立的，他们打着为村民谋福利的幌子，用暴力手段获得了南方茶叶市场及周边市场的管理权，并垄断了茶叶搬运业务。之后，该组织开始抬高搬运费，违法所得黑组织自用。盘据在南方茶叶市场的这个黑社会组织，存在了16年，历任三层的村支书都参与了涉黑。2013年8月，这个黑势力团伙被广州警方捣毁。
资源抢夺型涉黑占35%：
村官涉黑最早的案例出现在1992年，他们主要分布在沿海，城郊或人文资源丰富的地区。据统计，涉黑的村子中“资源型”涉黑占35%，属于城郊或沿海地区的“区位型”涉黑占55%，这两者也有一定的交叉。
村官参与的农村黑社会性质组织几乎都是“靠山吃山”、“靠地吃地”。还有福建、河南、广东等地的黑社会组织成立仅仅是为了垄断沙县小吃的原料供应，在拥有公共资源的村庄，为了争厅公共资源，各种力量介入，村干部为了获得公共资源，最后涉黑。
土地资源型的村庄利益更大，村干部有机会深度掌控农村非农集体土地的管理权，城市要征地就要跟农民谈判，村干部就很重要的中介人。因为涉及的利益无比巨大，就引起各方对这种利益的争夺。
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村官都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涉黑，贿选也较严重，几乎是100%属于贿选。这些村官贿选并非单纯是经济利益的诉求，他们希望通过选举，当上村干部，再当上人大代表，以增加他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这也算是违法行业的另一个侧面（据《南方周报》习宜豪）
这些黑村官又是如何当选的呢？
村官涉黑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村官蜕变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称“由红变黑”占67.5%；另一种是黑社会组织的头目被包装成村干部，称“由黑变红”占22.5%。
一些“两劳”释放人员刑满释放后，拉拢村里的闲散人员组成黑社会组织，尔后再依靠黑社会组织控制选举。用暴力手段打击竞争对手，对选民进行暴力和贿赂，当选村官后，再向“保护伞”行贿，以寻求庇护。2012年5月被判刑的杨需权就是“由黑变红”型的村官，他身为“两劳释放人员”因为势力大，当上了河南省巩义市外河村的村主任，之前他是巩义市的“黑社会大哥”。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的村主任朱连康和村支书官会展在上任前都是村黑帮的领头人。在选举时，他俩派手下人员到每户分一袋米，食用油或给选民发100元，然后把选民证收去；在选举当天凭选民证领取选票填写自己的名字。
更多的村官涉黑走的是“由红变黑”型之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与头岗村的村支书兼村委主任花二军不仅是河南省人大代表，省劳动模范，还头顶“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光环，竟然也是黑社会头目。自1994年以来，花二军网罗“两劳”释放和社会闲散人员，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了以他为首的黑社会组织。2008年底，为了使自己连任村主任，他纠集数十名“两劳”释放人员在选举现场对付村民进行威胁。
看来，相当多的地区村民没有享受“宪法”上规定的真正的政治权力，走形式的地区不在少数。
“民选”流于形势，“贿选”泛滥成灾；
当前中国各地村官的腐败往往以贿选开始，如：豫西农村的基层民选中，贿选是普通的问题，家庭、血缘因素也真接影响着选举，农村选举就是一场闹剧，选举前候选人早就开活动了，挨家挨户送“红包”，还承诺了一大堆“许诺和美言”；可是这些人平时的劣迹斑斑。某地区选民对候选人不买账，钱不收，人不见，结果村里的一个傻子得了最高票，难道让这位傻子当村长？真是极大的讥笑。
他们卖官花了多少钱？
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发现，山东、河南等地存在买官卖官现象。那么，买官要花多少钱？
实例1：安徽省泗县 县环保局局长1万元。2007年11月泗县某镇长张某为调职县局机会，给县委书记送了1万元，不到一年他坐上了县环保局局长之位。
实例2：河南省三门峡 县级市委副书记100万元。聂卫东2006年向三门峡市委书记行贿后，得到了义乌市副市长一职。他 称：“没有想到一个副市长还挺便宜的，我准备了200多万元，结果只花了100多万就把事情办成了”，试问：这类官员能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吗？
实例3，山西省吕梁市 县委书记或县长超过100万元。2009年山西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在下属13个区县市进行公推县长选举，大搞灰色利益输送。一名参选副县长花费了400万元却败走麦城，他的400万元只顶得上当选者所花的三分之一。使参选者感叹，吕梁的县委书记或县长的座位，已达4万元。（据《明周刊》）
后记
公权力官（私）有（毛泽江时代），公权力进入市场（后邓小平时代），公权力产商品化（江泽民时代）是中共腐败、走向没落之根源。后江泾民时代（指胡——温内阁）中华大地出现了“黑领阶层”，大（老虎）小（苍蝇）官员成了权力的主人，而把真正的主人——人民关在笼子里变成了奴隶。可谓黑领阶层腐蚀了中共底层。
中共最大的腐败对象——失控的县委书记
在中国，县委书记、县长拥有的权力大得让人难以想象，以至出现了失控局面。在强征强拆中，他们只要说一句，就可以让公民的住宅一夜夷为平地，可以让农民赖以生存的田地成片变成开发地、工业用地；可以把征来的土地，百亩千亩以低价，甚至“零地价”捧送给开发商；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可以一天提百名官员，可以把七姑八大姨弄进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养起来，可以让包二奶养私生子，也可以派人进家抓记者。而且凡是被提拔重用的几乎全是县委书记，县长……他们的权力大得吓人，可以把几千万元送人。
县委书记，县长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有专家说：“除限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说，县委书记、县长是“政治强人”，也可以说是权倾一方，甚至是独断专行的霸王。由于县级与中央隔着省级、市级，大多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边缘，确实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再加上权力过于集中，监督严重失控，监督几乎呈现一片真空地带，从而造就了他们“我的地盘我做主”，“在县城内我有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用不用，何时用，怎样用，都是我说了算”，土皇帝也！
由于县委书记有绝对的拍板权，有诸多的权力寻租机会，从而成了腐败的重灾区。如一些县政府的大楼建成了“白宫”和“天安门”，这是因为这些县委书记有领袖情节。
县委书记的权力失控，最根本的是权力过大而又缺乏有效监督；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既齐全又强大，不仅掌握着全县一切资源——决策权、人事权、财政权，甚至涉及公安检察院的司法权。绝对的权力没有监督，往往如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无法无天。
2010年夏秋两季，罗中枢领导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课题组”，在四川、贵州、广西、重庆、上等地召开了26次座谈会，先后同70多位县委书记、县长和省、市、县委组织部部长进行了深度访谈。希望对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当前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难点是什么？制约改革的瓶颈是什么？如何深化改革，重点突破等。
受访者们排在前面的突出问题是：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未处理好党员干部与群众公认的关系； 考核评价体系和机制有待完善；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场文化”的影响——体制障碍。
县委书记和县长们还认为，“以身份挑人，以关系取人”、“干部工作看重民主形式，忽视了民主质量”和“扩大民主力度不够”等问题也十分突出，但71.8%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把“干部能上下不能下，能进不能出”排在了首位，受访者们还介绍，目前官场“潜规则”和吃喝风盛行。
在一些地方“潜规则”胜过法律法规，一些领导干部成了下属的“老板、老大”，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按家族生意来经营打理。
这说明，我们干部的人事制度改革的方针政策原则，尚缺少有效的机制保障，“方针政策原则”往往被悬置，出现“五湖四海选人难”、“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难”、“扩大民主、群众公认难”、“竟争择优难”等局面。
2015年3月5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