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场灭绝人性的违宪运动。犯有“反人类罪”！
1978年12月12月15日，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曾反复引用周恩来说的话，向政治局委员们解释说：“政治派系上的左右之分，原本是指：持激进观点的人为左派，持求稳怕乱而慢步或保守的人为右派。这两者之间不应该是敌我矛盾”。只能视为思想认识上的差别，可以争论之。
1981年6月，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时，费尽心血说服了大多数人，通过了“全面解放右派”的决议。邓小平却提出：“章罗联盟”等六人锁定的右派不能摘帽，在这个意见影响下，全国有96名“右派分子”没有平反（改正）。
反右运动厄杀了中国大陆的独立知识分子，把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活跃、最具有创造能力的那部分人划成“右派分子”，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中国倒退回到封建专制社会。
一、“反右”是违宪、不讲道理的政治运动
从法治观念看，将无罪公民划为人民之外的“右派分子”，还剥夺了其人身权力投入监狱，这是对公民政治权力和人身自由的严重侵犯。从程序上说，不经过司法机关审判，仅由基层党委依据中共党的文件，以“党法”代“国法”，以党委决定代表法院审判，由基层党委包办作出剥夺公民政治权力；还不许受害人申辩，这一切都是严重侵权，违宪行为。把良民错划为“右派分子”，二十余年不许甄别，更是中共执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以没有过的。
“劳动教养”是共产党为处理“右派分子”而创立的无法律依据的刑种。于是“右派分子”过上了“无期”的囚徙生活，他们除了要进行脱胎换骨的超强度劳动外，还要接受种种洗脑的批斗和折磨以及饥饿和迫害，这种生活比被判了刑的囚犯还残忍！
发运反右违反了“五四宪法”，反右是国家公权力犯罪，“右派分子”有权按“五四宪法”获取国家赔偿。
二、反右错的理论根源
当时提出的一些词语概念和内涵不清。“反党”是指什么？人民向党的各级领导提出批评和质疑就是“反党”？“右派”就是反动派何意？拉一拉就进来，推一推就过去有法律标准吗？甚至判定“右派分子”更没有法律依据，随意性很大。广泛出现中共各级领导人打击异已，报私仇现象。如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有一位女老师拒绝了党支部书记的强奸，尔后被划为“右派分子”。
（一）所谓“两类矛盾论”
1954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切社会纠纷、刑事事件、侵犯国家安全等问题，都应以《五四宪法》为准绳，不允许再有其它的“党法”。1957年1月毛泽东的演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只作为他本人的“思想”，而无法律效益，当时（前）苏联理论界就有质疑。
两类矛盾忽略了中间势力，敌我之间还存在第三势力或中立者，不可能全中国人都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他们都热爱祖国；爱不爱中国共产党，爱不爱毛主席，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力，否则就是不讲道理。当前俄罗斯共产党在历届国家大选中选票只有百分之十几，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划定“右派分子”不能以“六条标准”为尺度，它未经全国人大审议，不代表法律，况且它的界限模糊，弹性太大。什么“右派分子就是反动派”，什么“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等提法，都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其后患无穷，随意性太大。
为了解决敌我之分，毛泽东临时制订了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在他做“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时没有这六条标准——笔者），只是一般性原则，操作起来没有确凿可断的衡量标准，更缺乏法律上严肃性。通过历史考察，我们看到“两类矛盾”的理讼，确属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社会矛盾的理论体系，它的实践是不成功的，在法理上更是站不住的。
（二）什么是“右派分子”？什么是“反党”？什么是“反社会主义”？
实践证明，凡是毛泽东不满意的人（尤其是民主人士）大多已内定了“右派”；甚至连他的亲密战友也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在基层，凡是对党支书不满的人，大多视为“小右派分子”或“内控右派分子”。因为他们跟党组织不是一条心，公理何在？
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系女学生燕**说：“在英国、法国……工人认为民主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是本分”；而在我们这里，很多人认为民主、自由是党、给人民的恩赐“给你自由……”。要让人民确实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才是自己的救星。尔后这位19岁的女大学生被划定“右派”学生。但国际歌中的歌词是“……不是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诚问：把她定为“右派”的官员应该也唱过国际歌吧！？
反右运动的基调就是：维护现政权、赞美现政权。实际上在反右运动前，早已无人敢公开反对现政权了。而到反右运动中，“建议”、“质疑”，有时“颂扬”不当的语言，都可以被误认为“反党言论”。
（三）批评“党天下”就是反党吗？
“党天下”的创立者是列宁，国际共运领导人罗苏·卢森堡，当时曾批评列宁把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等由于党专政、领袖专政的错误。
邓小平早在1941年就曾批判“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认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遗毒”，是麻痺党、弱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储安平批评“党天下”也不过是要求共产党遵守“共同纲领”，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反对共产党一党君临天下，党权高于一切，其旨意是隐含有挑战共产党独享执政权的意思。这同邓小平1941年的观念并无多大差别。为什么就把储安平划为（内定——笔者“大右派呢”）？
中共16届4中全会的决议中写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远的……共产党不肃清“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遗留，不立彰功的话，就有亡党的危险。
世界上有永远的执政党吗？（蒋经国语）
三、反右运动的严重后果
1949年毛泽东执政后（尤其在“文革”中）批判了三个字：批判了“封”，把古代的作为“封”批掉了；批判了“资”，把西方的文明当作“资”批掉了；批判了“修”，所谓“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乱批一阵，是非颠倒；用列宁主义（真正的修正主义——笔者），取代了真正的马—恩学说。“封资修”一批就批掉了太多的人类文明，道德滑坡导致中国人失去了信仰和真善美的价值观。
诚信乃立国之本，反右前已暗中把知识精英当作“牛鬼蛇神”，[注：]置于敌人位置了，然后千方百计“引蛇出洞”，卑劣超过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毛泽东的“阳谋”冲淡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践踏了数千年形成的国之信念，国之根本。
注：“牛鬼蛇神”出自唐代杜牧的《李贺集序》：“牛鬼蛇神不是为其虚荒诞幻也”。在这里“牛鬼蛇神”说的是两种东西：牛头的鬼与蛇身的神，比喻荒诞虚幻的事物。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牛鬼蛇神”却变成了坏人的代名词，意思改变了，“牛鬼蛇神”成了四种东西，人们滥用牛鬼蛇神将一切可以“横扫”的对象，都称之为“牛鬼蛇神”，看来当代引用的“牛鬼蛇神”已不是比喻荒诞虚幻了。
“大右派分子”铁流认为：反右斗争压根就没有什么“阳谋”“阴谋”，他就是要斩草除根，血洗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民主运动留下的有思想、独立见解、有作为和敢于坚持真理与正义的知识分子，以及有独立人格的各阶层人士。
1）道德败坏
“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在中国古代，语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语言一颠倒，祸害便来临，尔后的说假话，造假货，卖假药，说一套做一套等等。“反右斗争”是中共从进步走向反动，“反右斗争”如不否定，中国其它一切根本问题解决不了，何谈宪政民主？（铁流语）。
要保护知识分子讲真话的权利，社会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要允许知识分子思考，要鼓励知识分子敢于讲别人不敢讲的真话，不存在谁养知识分子的问题，作为中国公民，你有权力发表自己的想法，难道是谁养的，我们就非要为谁说话？这种思想本身就十分腐朽，是奴才丑相！应该说中共各级领导人吃的是人民的“饭”，共产党的党务开销也来自国库，怎么能说知识分子吃的是执政党的“饭”呢？
作为中国公民，首先要具有一种基本的、自由的、启蒙的理性，要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公民！
一场反右运动败坏了当代社会风尚，埋葬了诚实博爱的传统美德，启开了别具“特色”的假话、假新闻、假历史……中国人不敢说真话；一旦说了真话就是“反党”、“反毛主席”……真理何在？当前世界上的奇怪现象是：在中国说假话容易，而说真话难；在美国是说真话容易，而说假话难，官员一旦说了假话，他的选票
就失掉了（白岩松语）。
至今官方还没有反思“反右”运动，于是反右运动后，兴起的作假之风，从政治渗透到经济，由官场扩散到民间；全社会做假成风，互相欺骗，为了一已之利，不惜伤天丧理。例如：掺加有毒物的“三鹿”牌奶粉，竟获得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至使仅2008年，因食用“三鹿”牌奶粉而住医院治疗的儿童达29万之多，至少死了9名儿童。近年来，全社会做假欺骗之风并未收敛，而是越演越烈。“反右”对中华民族最大的伤害实属社会道德大沦丧，虽是无形，却威力无边，后患无穷矣！江泽民时代全民族溃丧。
联合国在上世纪末已明确规定：任何一国的当政者，如果残害本国人民，就是犯有“反人类罪”。可悲的是，“反右”至今还没有清算，317万多“右派分子”尚未获得平反，因而“反右”运动尚末结束。当今已给99.99以上的“右派分子”改正，却不给“平反”，又是违反了常理。北京大学800多名“右派分子”都改正了，整个运动都错了，还说什么只是扩大化了，本应全盘否定么！掩盖罪行是更大的罪！
2）人性扭曲
没有人性就是兽性（恩格斯语）
人世间充满爱心而不是“……人与人斗其乐无穷。”
北京大学“右派”教授钱理群把反右运动称为“一九五七年学”，因为“五七”历史是人祸史。“反右运动”消灭了人格、毁灭了人性和人伦；把潜在很深的人的动物性，兽性都开掘了出来，泛滥于全社会。
政治运动波及到家庭，就导致千百万个美满家庭破灭，妻离子散，为了站稳“革命立场”、划清界线，儿子可以揭发父母，妻子可以在大会上批斗丈夫。中共经济理论学家于光远在上级领导的劝说下，恨心跟年轻的妻子（小他20岁）办理了离婚手续，此时他的“右派”妻子正怀孕第三胎；高官于光远解脱了，但他的人性伦理道德丧失了！著名戏剧学家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分子”，上级领导多次动员新凤霞离婚而被拒绝，尔后新凤霞也变成了“右派分子。浦熙修跟罗隆基是未婚同居十多年的假夫妻，因胆心会牵连到自己，在批斗高压下，她的感情之路溃决了，人格精神扭曲了，违心地对罗隆基进行了揭发批判；她拿着“罗是只披着羊皮的狼”的发言稿，她说：“……罗自称是仕大夫家庭出身，其实是地主家庭……他对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贯的……”；然而她也在劫难逃，不久也被定为“章罗同盟”的一员，也被划为“大右派分子”。俩人也断了情。一场反右运动导致官场风气的败坏和官员精神面貌的嬗度，官员为了保自己而丧失了良知底线，整个执政党变成了主子与奴才的关系：
实例1：“反右时”史良揭发章伯钧，他俩都是民盟中央的高级领导人，私人交情非同一般，但在那个被扭曲的非人性时期，史良公开批判老朋友。1957年6月14日，在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上，史良作了长篇发言，全面深入地揭批了章伯钧。第二天章伯钧看了报纸，对妻子说：“……史良在发言之前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之前，先要吃掉良心”。自此以后，两位友人再无来往。
实例2：丁玲揭批沈从文，她在台上的整人也一样狠，建国初期他起劲地批沈从文，比郭沫若还厉害！凭他过去跟沈从文的私交实在不应该啊，后来他自己挨整其实也活该！恶有恶报也。
实例3：吴昤在位时整起人来一点不手软，如“反右”期间，他在民盟召开的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我愤恨！”的发言，火力十足，他的所做所为不能归结为“形势所逼”，而是他本人一点廉耻都没有。他的死自是悲剧，但也符合因果，活该！
四、郭沫若现象
毛泽东培养奴才（工农兵），打压人才，（知识精英）。
郭沫若从蒋介石时代的硬汉子，变成了毛泽东时代的软骨头，是新时代的悲剧。“郭沫若现象”系指：自我丧失了人格，紧跟领袖极权政治的虚弱行为。建国后，郭沫若在变动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及时地、天才地提供文艺作品，为领袖的政治需要服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的新格已闻名于世。
胡风早年与鲁迅站在一边和周扬，郭沫若论战。在1955年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首领，5月25日，郭老在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当着700多人的面，呼吁要“比镇压反革命时更加严厉地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他的话虽然不是违心的，但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1957年6月28日，反击“右派”刚拉开序幕，郭老又在报纸上发表言论：“可能还有人这样问，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呢？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无罪的言论无罪，有罪的言论还是有罪的……”真不知道这是郭老是在谴责右派呢？还是在极力地说服自己。
1958年大跃进后，紧接着是反右倾，郭老无例外地采取颂扬态度， 他写下许多“歌颂”大跃进的“诗歌”。尔后郭老本人又很快后悔了，他在第二年就承认，他的那些“咏花诗”是一场大失败；我是深以为憾的对“个人崇拜”推波助澜。
当胡风、罗隆基等人用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或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时，郭老在诚挚地忏悔，在不断地否定自己。
他的后半生做到了一个“忠”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领袖发动大跃进，他就写歌颂大跃进的诗，领袖发动“文革”，他就写歌颂文革的诗；华主席粉碎了四人邦，他就又写：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邦……”的诗。
作为历史学家的郭老，也紧跟江青的政治漩窝而大批“武训传”，他同胡适、胡风本是同时代的知识精英，应是相互了解的，但为了紧跟形势，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潮流中，他也不落后。
不信任（实际上是恐惧）知识分子，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大特点。建国初期顺利地走上了“斯大林模式”一边倒，就是由于听不进知识分子的声诉。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没有表现出普遍的反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惨命运的开始。国外媒体评述说，当代中国为什么如此腐败落后？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反抗性太差，而奴才性多哉！
中国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思的，他们当中有陈宙格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谁敢于反判的，有储安平“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的人像钱钟书这样看透“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
四、反右是大规模的人才遭淘汰
二战后，世界各国开展了全面经济恢复。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各国从战后复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也正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从军用转移到民用的时期，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也已崭露头角。日本，德国由战败国一路成为经济强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跃居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了。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得尚为顺利。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前夕，就筹划了中国的大学以及大量研究机关，全部内迁为抗战复兴储备了人才，培养人才。此时中国学者的学者的学术水平，在若干科学领域，在世界上尚处于前沿地带或接近前沿地带。在八年抗 战和三年内战期间也是国民党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当时中国知识精英还是充足的。
如果毛泽东是一位称职的领袖，他本应善待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 全心全意搞建设。即使按“斯大林模式”行事，中国经济也会飞腾的。但毛泽东由于特殊的私心，“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一个接连一个，公开打压知识精英，把人才变成奴才，“夹着尾巴过日子”。蒋介石时代培养的人才，在毛泽东时代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失去了大好时机，远远地落后于蒋经国时代。毛泽东逝世时大陆经济进入了崩溃边缘。
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所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学，不懂得生产力。他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也知之甚少（周有光），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他的革命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再加上下乡劳动、五七干校（笔者在中科院湖北五七干校呆了二年有余）。试问：科技人员还能集中精力从事科研工作吗？又怎么出科研成果呢？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科技人员都是这种遭遇，那么来自旧社会的老专家就更可想而知了。笔者有一位堂兄上世纪四十年代西北大学（西安）毕业，是中国海洋地理学的开拓人，业务上是有贡献的；但由于他在西北大学（集体）参加过“三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历史问题每次政治运动都被圈入，而变成了“老运动员”，他还能安心从事学术活动吗？大好的中年时代报消了，“文革”结束后他才重归专业队伍，晚年在“海洋地理”学领域再次做出新贡献。
这才是中共执政六十多年来出不了大师的客观环境。而那些农民出身的各级官员是没有体会的。
小 结
道歉、忏悔、索赔—人民的呼声……
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
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 有22071个，右倾集团有17433个，反党集团有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有3178470人，列为右派分子有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在劳动中非正常死亡有4117人。
以上这些数字表明，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历史大劫，不是偶然的。
“反右”是压制民主、侵犯人权的违宪运动，犯有反人类罪！
“反右派斗争”一场流产的文化大革命（朱正语）。
当前中国政府负有“为执政以来的历史罪错道歉”的责任，国民党主席蒋经国、马英九已做出了表率，他俩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子。
只有当局者主动承担起历史责任，中国才有可能走向一个前景美好的未来。而要求当政者承担历史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解构虚假的历史，还原那些被阉割得面目全非的历史真相。
当前彻底平反“反右”运动的时机已成熟，它已成为全球华人的正义呼声！但阻力仍来自中共高层的保皇派，他们当心全面平反“右派分子”会败坏党的声誉，制造政治混乱，否！八十年代，胡耀邦总书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极大的勇气把党内几十年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了（平反“右派”受到邓小平的阻力），后果大家看得很清楚，人民说：“伟光正的中国共产党回来了”！这些保皇派官员不是无知、就是别有企图，当前胡耀邦总书记的威信超过毛泽东、邓小平，这才是来向人民的公正评价。
近年来，舆论界流传着“反腐党必亡”的谬论，可谓无知之谈！去年国外华侨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华人支持习近平总书记的“反腐清党”措施，这才是振兴中华民族的英明举措！那些大叫“反腐党必亡”的人有这种爱国之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