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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终点《3》守摊

(2016-07-15 11:56:55) 下一个

走向终点《3》收摊

 

     摆摊是最小的买卖,摆摊的每天不会忘记收摊,开店的每天不会忘记打烊盘货,这些都是每天必做的事。那么,办公司的很少有人想过如何收摊和关门。实际上摆摊开店办公司是一回事都是调节社会供需为了自己生存,不同的是本钱大小参与人数多少。文革时,上帝想让毛泽东收摊,但是中国摊子太大,参与人数太多,收不了,林彪事件后,他老人家提出党内每人要连读五遍《红楼梦》,也是在那时,我有机会领会《红楼梦》思维,让我一生风雨不倒。

 

     一个摆摊的几天不出摊,一个开店的几天不开门,那么,收摊和关门的含义会被人引申,这人怎么啦,是不是病了,是不是不干了,是不是家里出了大事,是不是出门旅游了,总之,根据亲疏不同人们会产生不同想法。公司几天不开门如果不贴安民告示,往好处想的人不会多,肯定是亏本溜了。我在美国开小酒庄二十年真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法定时间一定会开门,酒庄就是我的家。只是到了今年多了些关门时间,我又不贴安民告示,让周围的美国人议论纷纷。我认识的美国人大致分三种,一种是当作朋友的忠实顾客,我几天不出现他们会有各种情况的担忧和思考;第二种是常来的学生,他们也会四处打听一下;还有一种是来美国初期就结下“梁子”的,他们不会来买酒,但看到你不开门,他们会到酒庄附近“遛弯”,我从北京刚一回来开门,客人一个个来了,多年不见的美国人也从门前笑着走过。第二天我多了个心眼,再见到他们走过,我把他们一个个叫住,神秘地说,我在中国中大奖了,一生领取到死为止,这次我回国就是办这事,照相按手印登记发卡。

 

     我开小酒庄五年以后,就有人来问,一般是印度人,先假装买酒围着酒庄转一圈,然后发问,你的酒庄卖不,我说我正干在兴头上,不卖。当时的客户群大致是这样,黑人波兰人和学生各占三分之一,如今波兰人全部撤走,我的波兰语也白学了,黑人客户锐减,小酒庄只靠学生支持。不过前来要求买酒庄的人数只增不减,前几年买主还还个价,你要六万,他说三万,不认真,如今是你说六万,他说再加一万,非常认真。其实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你想想,一个人雷打不动二十年,最后有房有车,可能油水不少。今年我旧金山重游回北京,二十多天不开门,对有心人来说是机会来了,我的酒庄要收摊了。我对大家说,你们大家再耐心等几年,让我在小酒庄里再消灭一些时间,不为钱,只为时间流逝。

     

     日积月累我认识很多人,有一些人不小心让人骗了钱,做生意赔了钱,还有一些人一不小心几十年做成了一个大事业大买卖,有的还上市了。我在中关村做过计算机英语教学极有前途的大项目,大家一看有大钱挣,就想着法儿把我挤走,早早地被人开了,不像现在大家挤王石还给王石开个会表决一下。那是我离开铁饭碗第一个项目,从那以后我长了个心眼一直怕大喜欢小,小四合院小酒庄都是我喜欢的。我这次回京一直在暗暗观察那些开大公司的朋友如何收摊,因为我们都到了上帝打招呼的时候了,都挺幸苦的,都挺难的,所以我读的这种《红楼梦》不像老版本,几代人才能看清楚,现在一代人就一目了然了。我有时候喜欢走退棋,如果早年没有被计算机英语教学项目开掉,在里面打打闹闹,就不会后来遇到买进小四合院的机会,也不会来美国开小酒庄,在里面练英语走写作风云。

 

     不管是船小好调头也好,还是其它怎么样,小有小的好处。前几天,我这里来了一个肥胖的西班牙女人,带着一个女儿,我看出是要聊天的样子。她说她也有个酒庄,比我的面积要大一倍,最近不干了,把所有的酒都搬回家里,把酒庄的设备九门冰柜放到寄存仓库。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当年买酒庄的时候一块买了房子,现在还不起银行贷款,银行要把房子收回去拍卖,酒庄没了地方没人敢买。我向她建议,据自己的人生经验,生意和房产一般是两股生意,各做各的,很多人财大气粗,一口气把两股买卖变成一股做,这显然没有思考过将来怎么卖出,接手的人往往没有那么多钱生意连房一起吃进,带来了收摊难。我一直小心翼翼,根据我的年龄不想吃进小酒庄所在的房子,钢筋结构,再好也不吃进。那个胖女人说,她开了八年酒庄,长了四十斤肉,不干了。

 

     买卖稍微大一点想跑都难,那个胖女人的买卖只是大了一点点,最后决定关门认赔。我轻而易举地联想到那些一不小心做成大事业大买卖的如何收场,想必一定很难。毛泽东号召全党读《红楼梦》的时候我才二十二岁,还在空军基层连队,一天来了《人民日报》,翻开一看又是“梁效”文章,这次让我一辈子不忘的是它的大标题:大有大的难处,当时我幻想着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中央的笔杆子。那篇文章几乎浓缩了《红楼梦》,但又不能直言“大有大的难处”是毛泽东心里的真实想法,又怕全党有人联想到国家政体,甚至连想到最高权力交给谁。如今我六十多岁了,能体会到一点点“大有大的难处”,还能就着这个意思写出一点点想法。我想,再过十几年,我们这些五零后都到了毛泽东当年那个年龄,一定会写出比瞿秋白还深刻的《多余的话》。当时的瞿秋白三十多岁,年轻革命家,不会有完整的整体思考。

 

     《红楼梦》还有一句经典名言:为人做了嫁衣裳。这句名言伴随我安全度过青年和中年。有两件事我都写进过我的回忆录。第一件,有次空军领导机关开会,临时抽调我去帮忙,分配我的会议工作是写每天的会议纪要,空军有那么多的机关参谋,为何让我写纪要。当时是手写,每天我都能做到下午会议结束后十五分钟把纪要写完,有一天我看到会议领导站在我的后面等着我写完抓起纸就找电话向主管司令回报,开始我感觉是在抢时间赶在司令下班之前汇报,后来一想不对啊,这是我的劳动成果,怎么不让我显山露水呢,以后我不再随意暴露写作才华。第二件,南京有个女老板买了四百万元股票被死死套住,女老板转着弯找到我,我妈劝说我不要去,我还是去了,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过大户室是个什么样。我用她高息新借的一百万两天进出干挣五万,看她只给我吃喝没有给我钱的意思,就再也不干了。

 

     我们今天到了晚年,到了上帝让我们收摊的时侯,回过头来再想一想,如果还是闷闷不乐,不开心,每天牢骚,每天唠叨,看这不顺眼,看那也不顺眼,不会信天游,一定是多年多次为人做了嫁衣裳。

 

 

     07/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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