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逸致
快乐人生
四海名贤挽联部分：
你这一辈子，也是一辈子。你这一辈子，真是一辈子。你这一辈子，就这一辈子。你这一辈子，真就一辈子 ？
勤耕不辍一枝笔，
奋力鼓呼传民意！
坎坎坷坷九十载，
风风雨雨数千记。
辣手著文成经典，
九死不悔伸正义。
天堂亦需直言郎，
常吐真语化晨曦。
痛耆老凋零，幸精神不死。供千秋凭吊，问后来者谁。戴老千古
经百年风雨尽阅世上炎凉，究一过履历常保人间清节。戴老走好
戴煌先生（1928.2.18—2016.2.19），原名戴澍霖，江苏阜宁沟墩镇人。著有《戴煌通迅报告选》、《宝贝鱼》、《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海岸线上》、《胡志明主席印象记》、《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直面人生》等。
“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绝不做混世虫。”——戴煌先生，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老右派”，也几乎是“老右派”中遭遇最悲惨的一个，新华社八十年的历史，戴煌亲历了六十余年。从风头很劲的战地记者，到因为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被打成右派，再回到新华社。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残酷斗争的老人，一直以来都在为帮助他人平反昭雪和揭露腐败而奔忙。
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南方人物周刊》
戴煌同志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党、国家、民族的命运，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特别是在反对神权和特权方面为同时代的人树立了榜样。迄今他虽已年过古稀，但仍笔耕不辍，始终以勇于仗义执言而享有盛名。按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要"'老春'权作青春度"，决心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斗不懈。
盐阜抗日根据地初开，他在小学读书任儿童团长。1944年那年他十六岁，就参加了苏北文工团，并于同一年入党并开始发表作品。1947年调入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做记者。当年8月在解放叶挺城(盐城)战役中，他和陈清伦、胡捷一道随军采访，亲历解放军战士与守敌展示白刃战的战斗场面，写出了多篇战地通讯，受到军区政治部的通报表扬。1944年，参加新四军。历任苏北射阳县文工团团员、分队长、音乐组长，苏北文工团团员、文学组长，新华社军事记者、政治记者、机动记者，高级记者。随后他随军南征北战，经历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全国解放后又出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支援越南抗法战争，成长为新华社著名的青年记者。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因救落水的朝鲜少年而牺牲生命的典型事迹，就是戴煌在朝鲜战场上报道出来的。回国后他立即由新华社保送外交学院进修外文，以资深造。1957年，肄业于外交学院英语代训班。不幸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中，他被错误地打成"右派"，经受了长达21年的多种磨难，直到1978年才得以彻底平反，重返新华社。
在1956年3月，当他听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关于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的传达后，他的心灵被那强大的冲击波猛烈地震撼着。经过冷静思考之后，他认定"斯大林并不像过去宣传和想象的那么伟大，他显然没有保持住他应有的高贵品质，而且利用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与爱戴，为自己的沽名钓誉和树立个人崇拜作了不懈的努力。"他痛苦地发觉"有人蒙蔽了我们的良心，愚弄了我们的单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们。"他借用苏联这面巨大而神奇的水晶镜，来检验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有没有类似的苗头。尤其是中国有无"个人崇拜"，成了他诘难质疑的大问题。他从各个方面一一对照后发觉情况不妙，断定"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像斯大林式的统治那样，把全民族带入险象丛生的境地。"
紧接着，他由斯大林神话的破灭而引发的波匈事件，更加深了自己的忧虑。他认为:"我们国家的阴暗面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蔓延了。如果再不积极改革，我们也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决心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说说自己应该说的话。"于是，他从1956年11月份开始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想反映他在一些城乡中见到的一些问题，希望中央采取措施，及时解决。
1957年初，他的信尚未写完，党内传达了中央关于全党即将整风的决定。他以为中央要通过整风解决问题，就在整风鸣放座谈会上，把一年多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托出，其核心内容就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其发展，必将国蔽民塞，全民族都跟着遭大难。……"他整个发言慷慨激昂，具有"为着众人去下海，不怕沾满一身泥"的劲头。当反击右派开始，人们已认为他的发言是"向党进攻"时，他仍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又主动地交出了尚未写完的信稿，欲以此显示他对党一片忠诚的坦荡情怀。可是，此信交出后恰如釜底添薪，立即被称为"万言书"作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加以印发，从而引来了长达十个月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斗争。
戴煌同志因为所谓"万言书"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开除党籍，并因此而妻离子散，自己被送北大荒去开荒、拉犁、伐木、烧炭、修桥、铺路。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残酷流放和劳役后，他一度回新华社资料组工作，不久又以"翻案"罪名被判劳教二年下了监狱。劳教期满后，他被派往清河农场、海河工地推土挖泥。1969年关于备战的"一号命令"下达后，他又被押送山西太原一监狱推土烧砖，直到1978年9月才回京得到平反改正，结束了长在21年的痛苦和灾难。
1978年新华社党组织在重新审查的意见中终于正确地指出:"他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把党的工作搞好，而不是对党发起进攻。因此，从中摘引一些话作为右派言论，是不合适的。"新华社党委彻底推翻了原来结论，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待遇。
南都周刊近年访谈戴煌先生：
记者_齐介仑 实习记者李宁 北京延庆报道 摄影 _邵欣
下午三点，阳光温暖，藤萝缠绕的凉亭，五六只小猫跑来跑去。离休多年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在老伴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走出书房来晒太阳。
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的康庄镇，八达岭长城、康西草原近在咫尺。冬春在宣武，夏秋在延庆，成了戴煌老两口几年来的生活规律。
83岁的戴煌，腿脚不很灵便了。
推门进客厅，他正伏在宽大的餐桌上卖力地写着文章。一沓方格稿纸，他已经写完了五六页，字体工整而挺拔。每写完一页，他便扶一扶老花镜，抬起头来，亮出光亮的脑门儿。
“哎呀，整齐不整齐，看不太清啦，我就是抄着影子往上写啊。”把笔放到桌子上，接过老伴递来的湿毛巾，戴煌擦了擦汗，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感叹自己的视力越来越不跟劲。
戴煌随和而健谈。他听力尚可，反应很快，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说到有意思的事，会开怀大笑起来，甚至手舞足蹈。提起可憎之人，他常毫无忌惮地狠批上几句。而念及伤心过往，他不只一次哽咽无语，老泪纵横。
戴煌对数字尤其是年份日期特别敏感。他会清晰地回想起某年某月某日中央作过什么决定，他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他做的说的，又是如何被添油加醋、上纲上线地扭曲。
新四军、新华社记者、右派、劳改、判刑、入狱、21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关键词，组成戴煌一生的命运大腾挪。
1928年出生，16岁入党，19岁进入新华社，在记者这一岗位上，戴煌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地一线发回过各种报道。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到朝鲜战争、奠边府战役，在划成右派之前，他已是新华社的高级军事记者。
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冰窟窿里舍身救朝鲜小朋友的事迹，是戴煌从朝鲜一线发回新华社的大量作品中的一篇。这篇通讯经新华社播发没多久，故事传遍了全球，随即被选入中国小学语文课本。
1957年，整风，反右，作为老党员，戴煌向党中央直言进谏，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因此被流放，判刑，命运一落千丈。
当右派身份去除，名誉恢复，再回新华社时，已是1978年，这时戴煌已经五十多岁了，距离1990年新华社宣布他退休，只剩12年。
物是人非，痛定思痛，戴煌对时局时事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认知。
戴煌有过反省，自知太耿直，容易得罪人。可直到今天，他也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
1962年，无力承受周遭指指戳戳的前妻，选择了和右派戴煌离了婚，先后带走了两个女儿。
两年后，来北京探亲的女工潘京荣，经人介绍认识了戴煌，和他重新组建了家庭。戴煌对妻子的无私大爱深为感动，他动情地将潘京荣唤为潘雪媛，“雪中送炭、雪里来援”。
后来，这个名字写入了户口本。
婚后没多久，戴煌再度被囚于山西，此后多年间，妻子潘雪媛带着他们婚后再生的两个女儿，独自支撑着贫苦的生活，背负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精神几度近于崩溃。
沉痛铭刻在了心里。
老伴一次次地给戴煌擦拭着泪水，劝他忘掉伤心事，多想快乐时。
现在80多岁了，身体常有小恙，即便如此，每年戴煌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里的访民。他替他们转交材料，为他们的不幸奔走，甚至亲自陪着他们去上访，或为他们联系记者、律师，以求申冤，以求公道。
对这些当事人，他直言感同身受。
端过老伴递到嘴边的茶水，戴煌喝下几口，接着，他颤颤巍巍地，从身后拿出一份稿件，这是他在前几天才写完的一篇，是应新华社80周年社庆征稿所做的。
“新华社，八十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时候，它在讲真话呢！”戴煌皱紧眉头，语气沉痛。
从老革命到战地记者
南都周刊：在成为战地记者前，你已经是新四军的一员，现在回头看，是个老革命了。
戴煌：我12岁就准备参加八路军，家里边都不同意，结果后来就当了学校的儿童团长。1941年春天皖南事变发生，粟裕的一支部队正在我们那儿打游击，借用了我们学校的场地，要开一个声讨国民党的大会。因为我是学校的儿童团团长，他们也请我到会上看。我看到了整个部队里的兵，很气愤地把刚刚戴到帽子上的国民党的帽徽，纷纷撕下来，放在脚下踩。他们对国民党很不满。
1944年，我就参加了新四军的一个文工团。穿上新四军军装后，回家让我父母看看，想着让他们高兴高兴，但是家里人很害怕。那时候参加新四军，怎么得了啊。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全家大小都要“撕拉撕拉”的。所以就改了名字，也改了学历。这样别人调查，也不知道我是哪个戴家的人。
南都周刊：加入新四军时，你父亲是不同意的？
戴煌：是啊，父亲很不屑，他看不起我。他说，你不应该参加新四军，应该参加国民党的队伍。我父亲说，孙中山把清王朝推翻了，这是伟大的，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是革命正统。我父亲就是这种思想，这方面我和他没怎么交流过。
我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我的长辈们相信国民党是主流，相信共产党的不多。当时参加革命的人，都是想打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天下。国民党已经反动了，我认为当时共产党是好的。
我上面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排行老六。父亲上学时成绩很好，虽然没有考上举人，论资历相当于贡生吧，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后来他学医，成了一个医生。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在镇上有好几家店铺，谈不上最富有，但家庭经济没有困难，有名望。父亲也希望我学医。我十几岁读初中补习班时，他就拿出很多医书让我看，让我背。我没兴趣，背不出来。
南都周刊：你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好感是从哪里来的？
戴煌：我出生在江苏阜宁沟墩镇。1940年，黄克诚的部队到了苏北，就是从这时，我对共产党有好的看法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之前，国民党的部队，每次经过我们那个小镇，都要在街上饭馆里大吃大喝。而八路军来了以后，各个连队加起来有好几千人，他们在空地上集合，坐在自己的小背包上。
那时候已经是深秋了，我们这些在旁边围观的，都穿上袍子甚至套上棉坎肩了，可他们还穿着单衣甚至光着脚。他们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着《黄河大合唱》，劲头很足。他们在镇上住了一个礼拜，我没看到过他们有任何一个人吃过饭馆，吃烧饼油条的都没见过。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和国民党的部队不一样，这才是人民的军队，我要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南都周刊：当时你对国共两党的异同还有哪些了解？
戴煌：我讲一件小事吧。1936年夏，蒋介石五十大寿，当时我才八岁。我们这些小孩子啊，排着队，拿着小旗，在街上走，喊着“蒋委员长万岁”。结果到了冬天呢，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扣起来了。
可在扣起来之前，蒋介石是中国国家元首的待遇啊，但我父亲和邻居们是讲过蒋介石的笑话的。我父亲说，蒋介石到了西安，他到华清池洗澡去了。正洗着呢，有人从外面推门向里边一看。哎呀，洗澡池子里，躺着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大乌龟。后来这个人就说，蒋介石其实是大乌龟变的。
父亲讲完以后，大家哈哈大笑。可是大家一笑也就完了，没人汇报到蒋介石那里去。这件事情我记忆非常深刻。
南都周刊：为什么？
戴煌：后来我长大了，被打成右派了，就老想起这件事。
我们这些人啊，参加革命的时候，对共产党强调的那些口号，非常信服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到现在都信服。结果打下的天下呢？
“多数人在混饭吃”
南都周刊：在文工团期间，怎么成为记者的？
戴煌：演戏唱歌我也参加了。但是我不是喜欢写文章吗，打下淮阴了，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战士和群众》，当年就被苏北报纸评为“九一记者节的好稿”，那时候记者节是9月1号，现在变成11月了，那时我17岁。
后来，文工团按个人爱好分成4个组，包括音乐组、美术组、戏剧组、写作组，我是写作组组长，那时候我18岁。后来又要成立各个分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我被提名为盐阜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理事。
1947年，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成立，就把我从苏北文工团调出来当记者去了。一起调了3名记者。进入射阳县文工团是1944年，进新华社是1947年。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从射阳县文工团，到苏北文工团，到新华社，经过了这几个阶段。到新华社，我又先后去了越南、朝鲜等地采访报道。从国内到国外，现在记得的有三四十回，经历枪林弹雨啊。
南都周刊：1957年，你被打成了右派。
戴煌：当时，因为我说的那句“反对神话和特权”，让我去北大荒劳改，回来后在新华社做资料工作，不当记者了。后来又说我坚持反动思想，1964年又把我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1969年林彪一号命令，很多干部去五七干校，又把我们在天津北京上海的右派分子，押送到山西去劳改。
直到1978年，我被恢复党籍，恢复行政级别。但这不叫“平反”，而是“改正”，没有赔偿。牢是白坐了。像我这样受苦，要补我几百万才对啊。国庆节过了后，我就重新跨进新华社的大门。
直到1990年最后一天退休，我在新华社干到将近63岁。
南都周刊：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退休？
戴煌：我告诉你吧，本来新华社是叫我们一直这样延续下去的。以前有人延长到了70多岁才退休。62岁退休也无所谓，但是，按照中央的规定，在我退休以前，单位一定要通知到我本人，而且要问问我有意见没有。但这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有人写了个离休报告，把我们这些人的关系打到老干部局去了。
隔了几个月，老干部局打电话给我说，老戴呀，你已经离休了呀。我一愣。当时我还在单位上着班呢。
南都周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戴煌：我这个人比较刺头嘛。
对穆青，我就看不起。焦裕禄的报道本来是周原写的，他们后来补充采访，对周原的稿子只改动了几个字，然后穆青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了上去。我很看不惯。后来他还向北京日报女记者说这个文章是他穆青写的。
退休前，我有一个稿子，写的是一机部副部长沈鸿。穆青把我的稿子拿去了，但他迟迟不表态。大概想在上面加他的名字吧。我很不客气地把稿子要回来了。
后来郭超人当新华社副社长了。他去过我家里几回。他劝我说，老戴呀，你得多到后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里跑一跑。我才不去呢。
穆青和李普后来住在同一层楼里，他们一个在这边儿，一个在那边儿，挨着。李普和我关系很好，我经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里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里，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谈些什么。
我这一辈子啊，就这个脾气，看不惯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南都周刊：作为一名老记者，你评价下当下媒体？
戴煌：我觉得，媒体应该主持正义，应该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讲真话，应该把个人利益摆在次要位置，要有革命的勇气。
现在的媒体啊，虽然并非全部是官办，但它要维持生存啊，即便它心里不服气，表面上要装作服气的样子啊。现在的媒体人啊，很复杂，有好的，有胆识，但为数不多，多数人是在混饭吃，在看着上面人的脸色办事。
南都周刊：回过头来看，在新华社待了这么多年，你对这个机构有哪些自己的认识？
戴煌：1949以前，新华社是很好的，它讲真话；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几千万人，国庆十周年时，新华社居然还在那里宣传全国大丰收。
2010年5月，胡耀邦时代最后一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去世了。新京报关于朱厚泽的历史和为人，登了一整版的内容。新华社呢，它只发了两三行字的小消息，连朱厚泽曾经当过中宣部部长这回事都不提。这是偶然的吗？
戴煌：“一场阴谋，让讲真话的我变成右派”
林媛媛
戴煌手扶拐杖，缓缓从内室走出，坐在北京崇文门附近寓所里的长椅上。他说话略带大陆苏北口音，声音已经不再洪亮，但是每一句话仍有令这个国家的“特权者”闻而生畏的力量。
80多岁的戴煌，仍然坚持写作，抒发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他说：“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绝不做混世虫。”
戴煌手扶拐杖，缓缓从内室走出，坐在北京崇文门附近寓所里的长椅上。他说话略带大陆苏北口音，声音已经不再洪亮，但是每一句话仍有令这个国家的“特权者”闻而生畏的力量。
80多岁的戴煌，仍然坚持写作，抒发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他说：“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绝不做混世虫。”
“罗盛教的题目并不是我起的”
1944年4月23日，刚满16岁的戴煌参加了当时的苏北新四军射阳县文工团，而早在戴煌少小时，他便已经担任学校抗日儿童团长。
戴煌的父亲是一名中医，他一直希望戴煌能够子承父业，研习中医。1943年，戴煌曾经学习过半年中医，但是一直不感兴趣，最终放弃。
戴煌一直对文学非常热爱，年少时就喜欢写一些小文章。戴煌进入文工团工作，当年年底就成了报纸的“积极通讯员”，第二年又成为“模范通讯员”。
1947年夏天，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成立，19岁的戴煌成为支社三名记者中年龄最小的随军记者，由此开始了他的新闻之路。
刚开始，三人对于重大战役行动都不知道，只能分头到基层部队采写点小稿子。1947年8月，三人得到消息解放军要攻打盐城，于是约定深入最前线，观察最前线战士们的战斗作风，真实刻画战士们的作战神态。
在那场战役中，三名记者中年龄最大的胡捷跟随攻打西门的谢振华旅阵亡。而戴煌跟随攻打北门外土圩子的廖成美旅，在跟敌军拼了刺刀后侥幸生还。
从这场战役开始，戴煌经历过中国的解放战争，参加过朝鲜战争和越南奠边府决战，遭遇大大小小的枪林弹雨不下数十次。
《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是戴煌到达朝鲜战场后写的第一篇通讯。这篇文章连续多年被收录进大陆小学课本，“罗盛教”这个名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戴煌回忆说：“1952年1月26日，我突然接到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打来的电话，让我尽快赶到141师去采访侦察连文书罗盛教为抢救少年而阵亡的新闻。当时朝鲜冰天雪地，为了抢时间，在没有车的情况下，驭马术不高的我决定骑马前往，结果上马没多久就被摔下，幸亏没有大碍。随后，我步行前往罗盛教的土墓，并读了罗盛教的日记和书信，访问了崔滢和他的父母乡亲，以及罗盛教生前的战友。写下一篇通讯和一条新闻，并拍了不少照片。”
“文章原名是《寺动山下的一座坟墓》，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后来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社长向总社发稿时改为《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强调新闻特色。从此之后，我在写作新闻时，也开始注意淡化文学色彩，强调新闻特色。”
戴煌做了一辈子新闻人，他说他对于新闻的全部理解就是“实事求是，讲真话，讲老实话”。
“我从小读私塾，姚荫卿先生曾写了两句对联让我背：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那时候我不到十岁，但是这个道理我记了一辈子。”
与胡志明主席的忘年交
1995年，为了纪念胡志明的105周年诞辰，越南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纪录片，到中国拍摄胡志明生前访问中国的有关场景，在北京访问拍摄了4个人，其中就包括戴煌。戴煌曾经在越南工作过一段时间，和胡志明主席有过多次交晤，并在回国后写下《胡志明主席印象记》等文字。
回忆起与胡志明的往事，戴煌记忆犹新，连胡志明说过的话都还依然记得。“他过去搞地下工作时，在中国和香港呆过好多年，学会了中国话，他说中国话就像广东人说北方话，也会用汉语写诗，《同志加兄弟》那首诗就是他用汉字写的”。
在越南人民大学开学的那天，戴煌应邀前往采访。为了表示对此次场合的尊重，戴煌特地穿上西装并去理了发。理完发之后，理发师傅还给戴煌上了发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当戴煌走进会场的时候，胡志明已经在主席台中央就座，一看见戴煌走进会场，胡志明就跟旁边就座的同志们开起了戴煌的玩笑，大喊：“大家看啊，花花公子来了！”
说到这，戴煌大笑，并且马上解释说：“从此之后，我理发的时候，再也不擦油了。其实本来我不想擦油的，是那个越南的理发师极力劝说我擦上油的。”
1955年大年初一，胡志明主席去看望水利铁路建设工地的工人、农民和兵营的战士们并向他们拜年，在河内众多的外国记者中，他只邀请了戴煌一人一同前往。
事后，胡志明和众人在一片松树林中共进午餐。
胡志明饭后跟戴煌聊天说，凡是到过中国的越南人回去后几乎都向他说过，中国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都极其丰盛，尽管大家早就不能再吃了，但还是大盘大碗地往上端，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岂不是非常非常地浪费吗？
当时戴煌解释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想让客人感觉宾至如归嘛！”胡志明摇摇头说：“不能这么说。这都是公家的钱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戴煌评价胡志明说：“通过多次跟随采访的所见所闻，我深感这位终身未娶的越南老人的真挚和虔诚。我认识胡志明的时候只有26岁，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50多年来，我一直怀念敬仰这位与我的父母同岁的老人，终生牢记难忘！
“一场阳谋，让讲真话的我变成右派”
对于战争时局，戴煌说：“我对国民党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非常憎恨，满脑子自由民主的理想，那时共产党、毛泽东也是这么号召打破一党独裁的，这是当时大多数同志的奋斗目标。”
戴煌回忆起自己思想的变化说：“朝鲜战争时，我写完罗盛教舍己救人的报道之后，去以金正日母亲金正淑名字命名的‘金正淑女子学校’采访，在该校师生面前讲话：要牢记十月革命的辉煌。那时我对斯大林还是一种迷信思想。1953年3月，我到许世友为司令员的三兵团去采访，突然听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我们都站在斯大林遗像面前痛哭流涕。”
“1956年春天，在新华社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听到一位秘书传达朱总司令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我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情愫开始有了大转弯，不仅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而且开始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产生怀疑。”
“其实在这之前我就有过疑问。中国内战结束后，我跟随在南京的大街上庆祝游行的队伍一起狂呼‘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可到了1950年的五一节，就只剩下“毛主席万岁”了。很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杂志的封面，也由朱德的题字变成毛泽东的题字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朱德是重要的骨干，井冈山朱毛会师的时候，朱还排在前面。怎么现在，就只剩下‘毛主席万岁’了呢？这是当时很多同志都纳闷的问题。”
戴煌还提到：“1955年春节，我陪同胡志明一起慰问时，在饭后聊天时胡志明就提出反对喊万岁。他当时说‘没有人能活到一万岁，就算是为了表达感情，那也要实事求是，不能狂热冲动’，这在当时对我的思想也是很大的冲击。”
1956年3月，新华社举行国内工作会议，会议接近尾声时，与会人员接到通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合影留念。这时候戴煌的想法已经发生转变，“许多同志大喜过望，我却没有什么兴趣。身边有朋友可能觉察到我的变化，悄悄对我说‘不去不好’。很多人回家换衣服，我仍然穿着天天穿的一套中山装。拍照过程中，大家喜言欢笑，我却笑不出来。”
1957年5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复阐明并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戴煌把自己的想法真实地表达出来，提出了反对“神化和特权”等观点。
一个月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整风运动”突然转化成为“反右斗争”，戴煌一夜之间变成了“大右派”。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取得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马上，新华社办公楼后从上到下贴满了关于戴煌的大字报。1958年3月18日，戴煌接到新华社给自己的处分“撤销党籍军籍，撤销记者职务，劳动改造”。当时戴煌对这一处分不能接受，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
在处分宣布会议上，会议主持人讲到：“接受二类处分的人，如果不接受处分，立即开除公职，自谋出路。”戴煌对此作了考虑，“虽然接受处分之后，虽然党籍军籍没了，监督劳动一个月只拿28块钱的生活费，但是公职还存在，将来弄得好，还可以继续革命。但如果现在连工作也被开除，自谋生路，那以后就跟革命二字彻底脱钩了。”
戴煌签字“认罪”。4月7号，戴煌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在那里呆了两年零八个月。
“九死一生”的右派生涯
在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戴煌将北大荒称为“死亡场”，在戴煌的描述中，他用事实解释了这一名字的由来。
从16岁参加革命，戴煌一直做文职工作，没有进行过体力劳动，到北大荒之后，突然开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戴煌的身体短时间内很难适应。
在劳动中，很多人受伤甚至死亡。戴煌的左腿也曾被爬犁撞伤，这个伤痛后来一直跟随着他。
刚到北大荒时，每个人的口粮定量是每个月100斤。随着“大跃进”在中国的广泛开展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来临，口粮定量变为72斤，早晚只能喝稀饭，后来越来越少，逐渐变为63斤，48斤，36斤，最后一直到19斤。而每天所从事的还是同样的劳动。
戴煌身高1米78，去北大荒之前体重196斤。经过两度浮肿之后，只剩下82斤。戴煌感叹说：“在那里呆了两年零8个月，我体重去了一半多，居然还能活着回来，也是万幸。”
1960年冬天，戴煌回北京的路上，从哈尔滨经牡丹江转车，他已经连天桥都上不去，甚至从月台上火车那两三个台阶，都是由一起同行的两位同志抬着他走上去的。
除了戴煌本人，这段“右派”生涯给戴煌的家人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戴煌被打为“右派”之后，他的前妻提出离婚，因为经济和其他原因，他们刚满十个月大的小女儿，在刚刚学会说“爸”的时候，被送给了大连的姨妈。
戴煌原来的工资是每个月150元，他当时负担着一个患有肺病的姐姐的医药费以及多个侄子侄女的学费。到北大荒之后，戴煌的生活费是每个月28元，再也无力负担。
去北大荒前，戴煌卖了一支“派克”笔，得了30多元钱买了一些治肺病的药给姐姐寄回去，她吃了一个多月。戴煌到北大荒不久她就去世了，那年她34岁。
平反不到一年，再遭批判
1962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千人大会”，这段时间中国政治情况有所好转。
戴煌在1960年冬天回到北京。回北京之后不久，在周围同志的劝说下，戴煌写了《回顾这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共近10万字，文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之后，戴煌将此文上交组织。1962年国庆节前，新华社党委成员、国内部的一个副主任找戴煌谈话，说你受了这么多苦，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好，要给戴煌平反。他还表示新华社会组织人出去做一些调查，要戴煌好好配合他们，不要再发牢骚了。
1962年国庆节游行，戴煌擎一面大红旗走在新华社队伍的前面，通过天安门广场，戴煌认为这代表党恢复了对自己政治上的信任，非常高兴。
然而，国庆节过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退单干风、打退翻案风”的指示就传达下来了。新华社对于戴煌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并根据戴煌所写的回顾认定戴煌“坚持反党立场”，要对他进行“再批判”。
再一次的批判跟上次相比显得更加慎重。1962年10月提出“再批判”之后，经过半年的时间，到1963年五一过后，批判才开始，并持续了整整两个月。社内每一个星期出一期《批判戴煌简报》，并且不给戴煌看。
1964年4月23日，是戴煌参加新四军20周年。他们选择在这一天处理戴煌，罪名是“坚持反党立场”，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两年。戴煌开始在北京南苑附近的团河劳改。
两年过后，“文革”就开始了。新华社的领导吴冷西、邓岗、朱穆之等人都被戴着高帽子游街，没有人管戴煌的事了，劳改农场的领导就叫他在劳改农场留场就业。后来戴煌去了天津清河农场。1969年又去了山西，在那待了十几年。
1978年元旦刚过，戴煌在劳改队劳动，左肋受伤，轻轻喘口气都疼得不得了，只好回北京过春节，顺便养伤，之后戴煌没有再回农场，结束了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1978年戴煌回到北京之后不久，“文革”结束。这时，中国境内掀起一股平反之风。
戴煌开始到处上访。戴煌当年在越南和胡志明一起吃饭时穿的呢子衣服补得一块一块，已经看不出是呢子衣服，根本不能再穿，劳改队发下的工作服又瘦又小，并且也是破破烂烂的，穿着这样的衣服怎么上访？无奈戴煌向人借了一套旧衣服。
戴煌开始时是口头上访，没写书面材料，要求是：恢复名誉，重操旧业。去全国政协礼堂，那里的人说，这件事情不是他们搞的，让他们研究研究吧。去统战部，他们也说研究研究。然后去中组部，中组部院子前面有个传达室，里面有人也接待了，他们说我们一定研究，“不过他们态度比较好”，戴煌说。
1978年秋天，中共发出了通知，右派只能改正不能平反。而对于“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当时是主张坚决平反，补发工资。对此戴煌说：“当然，改正总比摘帽要好，摘帽以后不给恢复党籍，改正后则恢复党籍。”
在给右派改正的通知下发到全党之前，新华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和其他三个人，一人拿20元钱，到戴煌居住的小屋子里，给他们一家人解决生活困难。戴煌说：“他们大概知道右派都要改正了，不过没有告诉我恢复工作的事。”
国庆节前，新华社复查组工作人员就通知戴煌，国庆节三天假期一完就回去上班。1978年10月4日，戴煌重新回到新华社。
“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间国家和党犯过的错误太多，短短一时的平反活动根本没有完全揭露。尤其是对于某些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更是提也不敢提，对其所做的错误的事情动也不敢动。不敢承认历史中的错误，就不能真正的进步。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一点短时间内还很难做到。”谈到这段时期，戴煌表示了深深的遗憾。
戴煌第二次走上新闻道路之后，他加大了对普通人和社会的关注，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他们平反以及揭露调查腐败现象。
谈及这个问题，戴煌表示，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经历才促使他这样，而是由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和长期培养的信念决定的。
“我还没有上学，在家中认字的时候，就跟着比我大六岁的四哥练拳脚，想长大了劫富济贫、主持公道，让穷苦人也过上好日子。”
“1941年，临近小学毕业的时候，老师谈着风琴，让全班小朋友唱毕业歌。歌词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每一次练唱，我跟同学们都噙满眼泪，都希望立即奔赴战场。”
“战争中，我见过的牺牲数不胜数，我自己也流过泪流过血，但是我们都为了达成一个执政目标从没有后悔过。但是现在的社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社会。”
“现在社会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腐败现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民主程度太低。阿克顿在1887年就提出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不光是现在，历史上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权力集中产生的。”
与胡耀邦主席之间谈话
戴煌写过一本《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而他写这本书的很大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与胡耀邦唯一的一次接触。
1979年6月上旬，大陆中纪委开常委扩大会，胡耀邦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到会作了长篇讲话。
这次会议戴煌并没有参加，是由新华社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带回材料，交给新华社政治编辑组组长，组长请戴煌根据这些材料来写这个新闻。
新闻写好以后，新华社将其送到中纪委办公室副书记魏文伯处，魏说这里面有胡耀邦的讲话，应该送给胡耀邦看一看。魏文伯叫秘书给胡耀邦打电话询问，胡耀邦马上就说，“好，我也应该看一看。”那时候已经下班了。
当天夜里，新华社值夜班的政治组老编辑赵永西敲开戴煌的家门，说胡耀邦连夜把稿子看了，叫戴煌第二天早晨7点钟到他家去，和他谈稿件的修改。
第二天一早，戴煌、赵永西和新华社国内部的一个副主任一起去胡耀邦家。
胡耀邦吃了早饭就来和三人谈话，他说，党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中心，可是在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一个中心，即大搞四个现代化是中心，整顿党风也是个中心。两个中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没有的。他说应该围绕着大搞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心来大搞党风建设，反对腐败。
随后胡耀邦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修改一下？”
三个人商量了一下之后，戴煌说“会议简报和会议材料参加会议的人都看了，散了会这些人带回去，各级也都看了。如果当时在会上讲是两个中心，这个稿子里面只讲一个中心，加上你刚才跟我们说的话，人家就会说，新华社某人乱改稿，这不符合新闻真实性原则”。戴煌还提出一个方法：“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你今天在家里讲的话另搞一篇”。
戴煌说：“胡耀邦觉得颇为难，走来走去考虑。我想，他是不是不高兴了？因为历来我们党的领导人说一不二，我是不是伤了他面子、自尊啊？结果他走了几个来回，停下来说：哎，你说得对！干脆会议新闻暂时先不要发了。中南海每周都要开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的例会，今天我要赶快去参加这个会，来不及到中纪委说了。我今天在家里跟你们讲的这些话对中纪委也有参考价值，你能不能到中纪委给我转达一下？”
当时中纪委的常务副书记是王鹤寿，因为工作关系，戴煌和他也非常熟。戴煌于是说：“那可以，我去。”胡耀邦和三个人一一握手说：“我要赶到中南海开会，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多商量。”
对于胡耀邦的这种态度，戴煌认为在党内是少有的，于是戴煌就下决心开始积累关于胡耀邦的材料，并写就《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
半个世纪的患难夫妻
戴煌现在住在新华社小区一套普通的房子里。房子不大，住着戴煌夫妇和女儿。戴煌身体不好，走路需要依靠拐杖，在天气好的时候，老伴都会尽量陪戴煌去楼下散散步，两个人相互搀扶着在路边缓缓而行。
戴煌的老伴叫潘京容，后来戴煌给她改名“潘雪媛”，意为“雪中支援”，以此来感谢老伴在他人生最低潮时期对他的支持和帮助。
1962年，戴煌过了短短一段时间的安定生活，也就是在这时候，他认识了现在的老伴。那年，戴煌34岁，而潘雪媛只有22岁。
说起这段相识，戴煌回忆说：“当时别人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不太同意，毕竟我结过婚有孩子，比人家岁数大这么多，在这方面我还是有封建思想的。而且我是不是能够平反还不知道，将来万一出什么事，让人家一个小姑娘跟你受罪。”
潘雪媛说：“别人给我介绍他之前我就在新华社看过他的大字报。我以前看过他写的罗盛教，就觉得他是个好人，这样的人能是大右派？能反革命？我就不相信。后来我姨妈介绍我们认识，我就觉得他很不错。”
他们相识不久，政治气候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戴煌面临再次被批判。这时候，戴煌就跟潘雪媛商量说：“如果我被逮捕，女儿怎么办？”这个女儿是戴煌跟前妻的女儿，离婚的时候判给了戴煌。
潘雪媛毫不犹豫地说：“我带。”
但是当时组织指出，现在两个人只是恋爱关系不是夫妻关系，潘雪媛没有资格抚养戴煌的女儿。潘雪媛于是提出结婚，这一年，她23岁。
戴煌于是打报告结婚。新华社的行政人员劝说戴煌：“老戴，将来如果你平反，像你这样，参加过革命，学过外文的人，将来要把你派到国外做记者的。小潘的文化水平很低，怎么能跟你到国外去？”戴煌不理他，坚持要结婚，开了介绍信。
潘雪媛在工厂上班，却没有拿到介绍信。原因就是新华社的人多次去工厂向领导反映戴煌是个大右派，思想极其反动，一个好好的小姑娘为什么要嫁给大右派，是不是思想也反动？工厂领导坚决不给她开介绍信。
没有办法，戴煌带着一个人的介绍信去了民政局。意外的是，当时一位刚刚接班的工作人员居然稀里糊涂地给他们办了结婚证。戴煌说：“也不知道是因为她看到新华社的介绍信还是她不太懂，反正就是结婚了。”
没买一块糖一尺布，1963年夏末，潘雪媛把她放行李的纸箱子和戴煌在朝鲜时用的行李箱归置在一起，两个人就这么结了婚。
结婚后九个月，戴煌再次劳改，潘雪媛挺着大肚子坚持给他送行。这次劳教以及后来的农场工作，一直持续了14年。
在戴煌被带走的第五天，潘雪媛早产一个月，生下来一个女孩，她坐月子期间，一块肉都没有吃过，只吃了一个鸡蛋。
等到戴煌1978年春节回家的时候，潘雪媛因为长期在工厂遭受压迫精神失常，已经认不出他，后来在戴煌的照顾下才慢慢恢复。
现在，随着戴煌年龄慢慢变大，又变成潘雪媛照顾他。在戴煌写作，接待客人的时候，她会不时提醒他喝水，去洗手间。她总是带着愉快的笑，从她脸上已经很难看出那段岁月带给她的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