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书生陈同生
作者:尹家民
党史博览2005年第7期
说起陈同生,现在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可能不多,但说到革命回忆录《不倒的红旗》的作者,有人会记起他。话剧和电影《东进序曲》中有个深入虎穴谈判的新四军干部黄主任,他的原型就是陈同生,而这个电影剧本正是根据陈同生的回忆录《郭村战斗时的谈判》写成的。陈同生1906年生于湖南常德,1岁时随祖父迁居四川。1924年,因参加张澜领导的抗捐运动,几乎被当地军阀杀害,脱险后流亡到成都。1927年3月31日,蒋介石勾结四川军阀制造“三三一”惨案,陈同生在惨案中受伤。伤愈后转到川军中搞地下工作,后参加广州起义。陈同生外表是一个白面书生,身材中等,脸上总带着笑容,讲一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他不仅善于执笔写文章,还能带兵打仗、英勇杀敌。他的一生传奇故事很多,仅就其几度坐牢,传奇性即可见一斑。
陈同生原名陈农菲。抗战开始后,陈同生出狱,历经曲折,被分配到苏中地区工作,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他去报到的那天,管登记的干部就顺手写了个“陈同”——大概是想写陈同志吧。陈同生一见纠正道:“我的名字叫陈农菲。”那位干部一听,脸一红:把新来的首长名字都写错了,这如何是好?这时,陈同生安慰他道:“没关系,我正想改个名字呢。”于是,陈同生就在写出的“陈同”后面加了一个“生”字,意思是与抗日同生共死。他的机智豁达免去了登记员的尴尬。
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腿被“老虎凳”压残,缓过气来仍高谈阔论
陈同生是个机警的人。在复杂的场合,他能很快发现盯梢的密探、特务,几乎是屡试不爽。由于他的这一特长,同事们多次转危为安。同事曾向他询问如何在人群里发现特务。他说,这不难,这种坏蛋无论如何伪装,总是鬼头鬼脑的;无论在任何公众场合,人们都有正常的、明确的目的,如果有人在那里游来荡去,老用探查的目光在人们身上扫来扫去,这种人不是特务就是小偷。
然而,机警的陈同生后来还是被敌人逮捕了。1934年秋天的一天,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同生,按约定前去与一位地下党员接头。当他走到中西女塾门口,遇到一个卖报的老头。他买了一份《大晚报》,并利用付钱的工夫四处观察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可疑人物,就继续前行。这次,他是应一名叫老唐的地下党员之约来接头的。到了接头地点,看时间还早,就放慢了脚步,装成附近居民在散步的样子。正当他举手要按接头小洋房的门铃时,忽听背后一声大叫:“举起手来!”
陈同生被捕了,原来那个老唐是个叛徒。
几场酷刑下来,陈同生遍体鳞伤,口吐鲜血。压到8块砖时,双腿残废,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只要回到牢房缓过气来,他依旧高谈阔论,依旧口若悬河,令人无不佩服。由于腿部韧带被拉长,直到出狱后,行动仍然很困难(后来经组织同意去香港,一个法国大夫把他的韧带截去一段,才使他的双腿逐渐有所恢复)。
陈同生刚出监狱后在《抗战》上发表文章敦促国民党尽快释放政治犯
陈同生后被判了8年徒刑。直到1937年8月28日,抗战开始后,经周恩来营救,陈同生和其他几位狱友才走出了国民党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他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中共代表团的李克农带他们见到董必武、叶剑英后,才放下心来。李克农对陈同生说:“农菲,你还有一个比别的同志更有利的条件,要好好利用,这是花了代价换来的。”
1938年,他到武汉,在周恩来、郭沫若的直接领导下,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少校科员,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创建了青年新闻记者学会。
奉叶飞命令前往泰州与顽固派谈判。舌战李长江,最终被扣押
1940年的春天刚到,抗战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苏北,反共高潮正在形成。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想把共产党从苏北彻底“肃清”。
当新四军挺进纵队进入郭村后,韩德勤认为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命令其保安三旅张星炳部从北面做好进攻准备。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叶飞先找来特委副书记惠浴宇,想让他在开战前作最后一次争取和平的努力。但惠浴宇正害眼病,两眼红肿,叶飞嫌他有碍军威,改派陈同生、周山去和改变了原本持中立立场的李明扬、李长江部谈判。叶飞对陈同生说:“现在顽固派的刺刀逼到我们鼻子尖了。内战不利于抗战,我们不能让顽固派的阴谋得逞。你还是到泰州去谈判,将陈毅司令员给他们的电报转去,让苏北人民了解我们对内求团结、对外求抗战的诚意。即使谈不成,能多争取几天时间,对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也是有益的。”
于是,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以陈毅秘书长的名义到泰州去谈判,走进了李长江的公馆。陈同生将陈毅的电报念给李长江听。谈了一个多小时,李长江只是“嗯,嗯”。最后问急了,他脱口说道:“你们共产党断我们交通,截我们货物,占我们防地,还派人到泰州来宣传赤化,未免欺人太甚了!”
陈同生不瘟不火:“副总指挥的话好像从《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或《特种宣传纲要》上抄来的。看来你虽年高,记忆力倒很好。不过,请你讲出一两件事实,我们有错我们改,否则,你们无根据指责友军,也要你们自己负责,看是谁欺人太甚!”
一来二去,李长江被激怒了。他跳了起来,对陈同生说:“你们要在三天内退出郭村!请你立即写信给叶司令,告诉他我们第四天要进入郭村!”随即下令扣押了陈同生。
郭村战斗开始时,泰州城的国民党军官非常得意,认为郭村四面被围,指日可下。李长江的政训处处长段木贞,甚至张罗着准备召开祝捷大会。参谋长许少顿还跑到软禁陈同生的屋子里,幸灾乐祸地说:“贵军向我进犯,已被击溃,现我军已包围郭村!”
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国民党军官的劲头更大了。段木贞神气活现地来质问陈同生:“陈代表,这制造内战、袭击友军的责任,贵军要担起来。现在大势已去,为了挽回不可收拾的局面,请你速函叶司令、陶司令,自动退出郭村,我们仍可合作。”
但是,到了第三天的黄昏,敌总指挥部里却清静得令人出奇。除了电话铃声和哨兵的走动声,什么也听不到,整个指挥部好像死去了一般。原来李长江手下的一个陈司令被新四军抓住了,泰州城也被包围了。
就在泰州城乱作一团时,陈毅直接与泰州城内的李长江通话,希望重修旧好,协力抗战。这边立即把陈中柱、俞福基等被俘人员释放,并派朱克靖去泰州商谈。事到如今,李长江也不得不悬崖勒马了,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把陈同生等人放回去。
太阳偏西时,许少顿来到招待所,先给陈同生一封李明扬的道歉信,又低声下气地说:“总指挥回来,知道打起来了,非常难过。今晚请秘书长便饭,借叙一切,务请赏光。”
陈同生是个痛快人,答应下来。许少顿又把这几个被关的人请回招待所。晚间,李明扬亲自把代表们接到他家吃饭,席间说了许多抱歉的话。从他口中,陈同生得知,陈毅司令员已从江南茅山赶到郭村,并且和李明扬通了电话,要他停战言和,继续抗日。李明扬希望陈同生也写信给前线的叶、陶司令员,先行停战。陈同生同意转达。是夜发了信,翌晨得到复信,说叶飞、陶勇同意就地停战,其他一切继续谈判,希望陈同生先行回部。李明扬再三挽留,中午又大请一次,并由泰州许多知名人士作陪。饭后,派许少顿为代表,护送陈同生回郭村,并进行谈判。李明扬送了一万元现款和几车烟、酒、罐头食品,再三说:“这是慰问负伤官兵的小礼物,表示我的一点心意。”
陈同生的大义凛然,连郭村的绅士也钦慕不已。郭村有个开明绅士叫何戟门,在郭村镇上开茶馆,50多岁了,好打抱不平,有正义感,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威信,人称“何三爷”。他为新四军办事非常热心,但有时说话不着边际,爱吹牛。后来新四军东进,中共泰州县委迁往海安。何戟门一觉醒来,发现新四军走了,大哭一场,自己雇了辆独轮车,推了行李拔腿就追,大小老婆全不要了,茶馆也不要了,直追到塘头,找到了县政府的一个干部,苦苦恳求要跟新四军走。这个干部不好作主,带他找到新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惠浴宇。惠浴宇说:“我们不是不带你,这次东进,主要是打仗,苦不说了,随时有生命危险。你这么大年纪了,自己要想好。”何戟门说:“你们不收下我,我宁愿现在就去死!”在场的人都被他感动了,决定收下他。“何三爷”就这样参加了革命。从此,他一步不停地紧跟着革命队伍。到全国解放时,他已经是年过花甲的人了。
“文革”前夕得罪江青、张春桥,预感来日无多
解放后,陈同生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后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无论职务多高,他依旧是一副平常模样,没有半点架子。1957年反右时,他在电话里对一位市委领导说:“颜福庆不能当右派,他是上海医务界的一面旗帜,也是上海知识界的代表,连这样的人都团结不了,我这个院长就不要当了。”他在电话里跟那位领导争得很厉害。
女儿问陈同生:“谁是颜福庆?”他说:“颜福庆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他教育学生要用学到的知识去治病救人,而不是去赚钱。他不允许自己的学生当开业医生。谁要开了业,以后他就不见,连送去的礼物都不收。他对学生要求很高,他自己就是学生的榜样。我们的工作不是没有缺点,人家提意见,是为了改进工作,哪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还说:“抓右派有指标,百分之一、二、三。我这个医学院有1万多师生员工,按这个比例最少也有100多个右派。过去,我们要是有七八个地下党员在一所学校里面搞学生运动,就可以把整个学校翻过来。现在医学院要是有了100个反革命,我们能上课吗?”
陈同生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爱摆龙门阵,话多,难免言多必失。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对江青、张春桥那时的表现十分了解。虽然他一再告诫自己对江青、张春桥“敬而远之”,但还是“祸从口出”。1964年,陈同生的著作《不倒的红旗》一版再版,发行达十几万册。在一次市委会议上,有人和陈同生开玩笑称他是“多产作家”。陈同生自谦道:“我算什么作家!我们这里发表文章最早的是春桥,发表文章最多的也是春桥,他才是多产作家……”当时张春桥也在座,闻听此言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很不好看。陈同生发现自己失言赶紧闭嘴,但已覆水难收了。事后,陈同生曾对人说:“我无意中触了小张的痛处,不过小张又何必如此心虚呢!几十年前写文章骂了鲁迅几句,现在谁还会去揪这根小辫子?”
然而,陈同生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当时的文艺已经成为政治的一部分。他想不到张春桥此时正在加紧靠拢江青,已成了江青身边的红人。正如江青最怕人提起20世纪30年代她混迹上海滩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一样,张春桥对自己曾化名“狄克”攻击过鲁迅同样是块心病,他也知道这段历史对他的仕途至关重要。陈同生口无遮拦,又心地善良,哪里想到你不去揪人家的小辫子,人家却要你的命根子。
陈同生即使再善良,对具有特殊身份的江青也不能不防,遇有碰面的机会,他总是退避三舍。无奈江青心里还记着他。1959年,陈同生在疗养时,正巧遇上江青。江青突然问他:“你这位同志好面熟啊?”陈同生避之唯恐不及,连忙说:“我们从未见过面。”
江青盯住他不放:“你1932年是否在上海工作?”
陈同生矢口否认,却有多事者插嘴说:“你当时是在上海工作嘛!”
陈同生还算反应快,急忙掩饰说:“在上海时间很短。”他不愿说这段历史是有原因的。当时陈同生的确在上海,而且还参与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工作。一次,偶遇他的同事章某与蓝苹女士同居。陈立即警告章某说,蓝苹政治面目可疑,与国民党文化特务有来往,指示章某立即与蓝苹中断关系。事后,江青可能觉察到陈在“捣鬼”。真是冤家路窄,没想到30年后又在上海狭路相逢,陈同生岂能躲过此劫?别说是他了,那么多资格比他老、官职比他高的人都没有幸免,江青、张春桥岂能容他!陈同生在劫难逃是迟早的事。他自己讲过:“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别人不会放过我。”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同生很快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他在给战友的信中说:“近来忙于接待红卫兵,一批又一批地向我调查。我要按照党性原则,对被捕的和牺牲的同志及其后代负责,实事求是地作证,不能随风摇摆、捕风捉影,丧失自己的原则。我们这一代人摸索了40多年,想不到最后还是犯了路线错误,到了晚年欠了人民的债,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目前左身麻痹,行动要人扶持,但是我个人并不计较,我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
陈同生的名字上了上海街头的大字报,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依然耿直,对前来看望的老战友说:“现在老干部碰到了新问题,有理说不清。造反派颠倒历史,混淆是非。……江青30年代在上海十里洋场上鬼混,做了不少丑事,现在结党营私,拉毛主席的大旗,为非作歹,将来不会有好下场的。我们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党的正确路线。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江青、张春桥不愿让我活下去,但我不能因他们不让我活,我就不活下去。我不能死,很多同志的历史要我写证明,我死了,他们就太苦了……”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接待了360多人次的调查,牵涉到调查对象200多人,其中有当时已被定为所谓“中国最大走资派”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各地各阶层的“最大走资派”们,也有许多党外的朋友。他顶住了压力,熬过了酷刑,决不肯说一句违背事实的话。
叶飞以他的名誉担保“陈同生没有历史问题”
1966年夏天,陈同生在去机关挨斗时昏倒在马路上,幸亏被交通警察送进医院,但却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以后,他由小儿子陪着到处接受批斗。
再后来,陈同生被关进了监狱。在牢房中,他曾给造反派和家人写过几封信。他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说:“这样折磨下去,对于一个年老病残的人,是不可能活得久的。……我是不怕死的,令人惋惜的是未死在战场、刑场上,而是被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拳打脚踢,几十个小时的疲劳轰炸来逼我承认是‘大叛徒’……我为党为人民没有什么功绩,至少40年是在党的身边。到了60多岁,落得如此下场,是我自己和了解我的战友未预料到的。我要预先声明:我从来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绝不会自杀。如将我折磨而死,说我自杀,那是没有人相信的。一手不能遮天,我相信党中央、毛主席、革命群众终将认为我不是‘大叛徒’,而是普通的战士,认为我无罪。”
陈同生好像对自己的死有所预感。1968年1月13日,他感到身体不支,要求回家考虑一下。造反派认为家属一定会为他的安危着想,劝他承认自己是“叛徒”,于是就同意让他回家住3天。回到家里,他对子女们说:“这次回家就是要告诉你们,如果被打死,而说我是‘畏罪自杀’,不要相信,我不会自杀。”
3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陈同生又回到隔离室去了。走的时候,他深情地拥抱了每一个孩子。不久,就传出他“开煤气自杀”的消息。据到过现场的同志说,在一个四面透风、窗棂破碎的房间里,在一个打火开关失灵的煤气灶台边,陈同生趴在那里,拐杖依在身边……这怎么会是真正的自杀呢?
1977年8月,为纪念建军50周年,准备重新放映电影《东进序曲》,但有人却以陈同生的“历史问题”没有结论而不让上演该剧。编剧找到了当年陈同生的老领导叶飞。叶飞高声说:“陈同生当然没有问题!1939年他来新四军的时候,是我亲自审查的。那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天天打仗。要是不可靠,还能让他当领导干部吗?……你给我写下来,我来签字。”编剧把大意写下来,请叶飞签字。叶飞看完往旁边一放,说:“你还是不敢大胆写啊!算了吧。”说完自己拿起笔,写了一份非常简短而明确的证明,只有一页纸,直接写给中央政治局,他以个人的名誉保证陈同生没有历史问题。
后来,陈同生的女儿陈淮淮去看望叶飞。叶飞对她说:“你爸爸没有历史问题,我是亲自审查过的。1939年他一到新四军,就在我这里。因为地下党证明文件不全,刚来的时候,他还给我当了一段秘书。按说他资格比我老,年龄比我大,不应该给我当秘书。那段时间是在审查他的历史,另外我们刚认识,对他的工作能力也不了解。”他还说:“你们一定要相信(你们的)爸爸没有问题。我让这个电影上映,就是为了给他平反,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陈同生没有问题。现在你们看电影,坐两个钟头,我们的仗就打胜了。你想过没有,那时去谈判有多危险,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几十倍、上百倍。虽然陶勇要过来增援,但还有几天的路程,而且一路上是打过来的。王必成还在江对面,长江也被敌人封锁了。你爸爸平时看上去像个书生,可是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给部队调动争取时间,骑上马就走了。郭村是个小地方,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有日本鬼子、有伪军,还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地方杂牌军非常复杂,虽说是‘友军’,也靠不住。我们的人最少,真打起来,连我都没有把握一定能打胜。要是那一仗打败了,他肯定回不来,这一点我们送他走的时候都知道,他自己最清楚。”
李钊是烈士李得钊的孩子,随被捕的母亲在监狱里长大,1937年随母亲出狱后,为保护烈士遗孤,被陈同生同志送回老家,谎称是自己的孩子交给母亲抚养。直到七年后将李钊送去延安。周治庆是陈同生的远房侄子。
1978年7月29日,上海市委终于为陈同生召开了平反大会,有1200多人来到会场,远远超过了预先通知的人数。邓小平、叶剑英都送了花圈,赵丹、秦怡、王丹凤等文艺界人士也出现在平反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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