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央广播电台的哀乐声起,震荡了几乎每个人的心,人们对总理的爱戴是发自内心的。这悲哀中多少也带着对国家和各人自己及家庭命运的担忧。对父母来说,总理的逝世似乎意味着一个为被打倒的老干部平反的希望破灭。
那时我正在医院里实习。药剂、检验、护士三个班有20来人被安排在徐汇区区级最大的医院——中心医院实习。我和护士班的好友红是这三班实习人员的学生带队人,红为主,我为副。
那日一到医院,红就来找我,说医院明日要开悼念大会,要求我们实习人员中推一代表上台发言,要我担当起写稿和发言的任务。作为学校团总支宣传委员的我,自然义不容辞。
第二天一早,带队的老师找到我,要看看我写的悼念稿。边看稿,她竟边哭泣起来,看完后连声说写得好。上午,悼念大会在医院的礼堂召开。我坐在前排,等待轮到我上台。
听着前面发言人边读着稿子边不时地哭泣,我渐渐地担忧起来。为何而忧?因我很难流泪。感动或悲伤时,只会眼眶一热而已。我能感觉到自己为总理逝世有悲哀,却不觉得自己能流出眼泪。与前面的发言人相比,这不显得我太缺乏革命感情了么?可越担心越出不来眼泪,这如何是好?抬头仔细看了一下那礼堂的台,灯光暗淡,花圈挽联挽幛挽幅铺天盖地,根本看不清发言人的脸部表情,我才放下心来。
到我上台发言时,我学着前面发言人,用沉痛的语调,半低着头读稿。读到心知会感动人(如今叫煽情)处,就停顿几秒,似有点泣不成声的效果。读完后下来,大松一口气,如释重负。那坐在前排边上的医院宣传部负责人,特地过来和我握握手,说了声“真好”。
毛去世时,只感觉到要有大变,不知会向何处去。
没想到变得那么快,且朝着好的方向。:)
我描述的是76-77年的皖南山区,在安徽是相对富裕之地。
我姐在73-74年间,曾参加学校组织工农兵学员搞的淮北农村社会调查。农民们忆苦思甜时,总要诉到60年代初是他们经历过的最饥饿年代,饿死很多人。我姐她们听了为之大惊。
我小时候跟着父母搬过好几次家,在国内很多不同的地方和城市待过。总的感觉是,一直相对富裕的地方,人们之间会相对更友善些。可能就是因为固有的仓稟实而知廉耻,相对富裕的地方受儒家影响的人多,文革的后遗症也小些。
毛去世时,我已在安徽小三线医院工作。我曾有一小段文写出了周围的环境;
“那样的日子里,我们也增长了不少见识。当年医院除了一批支援三线的老医护人员和几个来自医大的工农兵学员外,主要是我们三届从上海各区医护卫校毕业或受过培训的青年。医院主要为三线众多兵工厂人员服务,常有下厂巡回医疗。同时也兼顾附近山区百姓,我们因而得以较深切地了解了山区人们的贫困和艰难。
还记得老乡们在医院附近廉价兜售山鸡、大米和香菇,为得是筹钱看病或住院;忘不了那山民献(卖)血队翻山越岭、顶风冒雪来送血,所得酬劳只是三线工人中献血人的60%;更可恨那献血队长是一面慈心贪的吸血鬼,队员们得靠贿赂队长才能多得几次献(卖)血机会。不合理的工贵农贱现象和巨大的城乡差别震撼着我们,冲刷去我们对世间人事看法的单纯和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