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头山
无意邀众赏，一心追残阳
最近的俄美会谈，爆出了乌龙。美国代表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和普金会谈时，他理解普金的条件是：乌克兰撤出顿巴斯（顿，卢两州）所有剩余地区，换取俄罗斯撤出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俄罗斯占领区。维特科夫大喜过望，认为这是俄罗斯的重大让步，马上向特朗普总统汇报。特朗普也马上同意和普京会面，并在社交媒体上吹开了，说俄美谈判取得重大突破，并向乌克兰和欧洲作了通报。
消息反馈到俄国，被打了脸。俄国重申了条件，普京在谈及乌克兰停火时，提议乌克兰需“和平撤出”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连同顿巴斯地区剩余乌占领土。而不是维特科夫理解的，将这句俄方要求“乌克兰军队从这些地区撤出”的提议，错误地理解为“俄罗斯军队将从这些地区撤出”。
维特科夫在与普京的会谈中，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外交惯例，没有带自己的美国翻译，而是完全依赖克里姆林宫提供的翻译。这是一种高风险行为。前美国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指出，克里姆林宫的翻译与美国国务院的翻译在同一场会议中对同一句话的翻译往往会有细微的差别，而正是这些差别可能导致误解。有人也以此指责维特科夫对自己的俄语能力过于自信，说他的俄语也就小学水平，就以为不带翻译也行。
虽然俄罗斯重申了自己的立场，美国还是决定继续执行峰会。但峰会将不是如惯常那样，在低级层面既定结论基础上，由最高领导人背书的情况，而是在最高层直接谈判，讨价还价，其结果就很不确定了。
口译是个很难的活儿，尽管能操多语者甚众，但其中能担当口译者，是凤毛麟角。而能在最高级领导人谈话中担当翻译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些翻译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如马英九，以前是蒋经国的英文翻译，以后变成国民党主席和中华民国总统。普里马科夫的职业生涯始于记者和翻译。他是一名杰出的阿拉伯问题专家，精通阿拉伯语。在苏联时期，他长期在中东地区担任记者，并为苏联高层提供翻译和顾问服务。他凭借着对中东政治和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卓越的沟通协调能力，逐步走上政坛，最终在1998年担任了俄罗斯联邦总理。
即使一个译员两种语言都很精通，但还是有点区别。大多数口译员和专家都认为，听母语翻成外语通常更难。这主要是因为口译的最终输出是在你的外语（第二语言）上。即便你的外语水平很高，在压力下即时输出时，你仍然会面临以下挑战：
表达的细微差别和地道性： 你的母语中有很多习语、文化梗、俚语或非常细致的表达方式，很难在外语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你可能能理解意思，但很难在外语中做到像母语者一样自然、流畅、地道地表达出来。
语言的流利度和准确性： 现场口译需要你在几秒钟内组织复杂的语法和词汇。即便母语者也会卡壳，更何况是在外语环境中。你犯语法错误、用词不当的风险会大大增加，这会影响听众对信息的理解和对发言者权威性的判断。
认知负荷更高： 你在处理母语信息的同时，还要实时将它“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的逻辑和语法，这种双重处理的认知负荷通常更大。
为什么“听外语翻成母语”相对容易？这并不是说它不难，而是它的核心挑战在于理解，而不在于表达。理解是第一步，只要你能准确、快速地理解外语中的信息，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一旦理解了，你就可以利用自己母语的强大优势，用最清晰、最优雅、最自然的语言将信息重新组织和表达出来。你的母语能让你更好地处理复杂的句子结构，并用更恰当的词汇传达语气和情感。 听众听到的是流畅、自然的母语表达，这能让他们更好地吸收信息，也更能信服发言者的内容。
至于同声翻译和延时翻译哪一个更好，虽然两种翻译都出现在国家级别的会谈中，但通常认为，延时翻译，就是译员在发言人说完一段话或一个完整的想法后才开始翻译， 这种方法更准确，因为这给了译员足够的时间去完整理解、分析、消化源语言信息，并可以在翻译前组织好自己的语言。因此，延时翻译的译文通常更严谨、更完整，也更能够捕捉到发言人的细微语气和深层含义。
而同声翻译，译员几乎是和发言人同步进行翻译，边听边说。这种模式对译员的认知能力要求极高，大脑需要同时进行“听”、“理解”、“组织”和“说”这四个过程。在这种巨大的时间压力下，译员很难做到每个词都完美匹配，有时需要做出权衡，以确保整体信息的流畅性和完整性，因此在细节上的精确度可能会有牺牲。
还有现场翻译和不在场翻译的优劣，一般认为，现场翻译更好，译员能够直接观察到发言人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眼神交流和现场氛围，这些非语言信息对于准确理解和传达细微之处至关重要。译员可以更好地与发言人及听众建立联系，方便在必要时进行眼神确认或请求澄清，确保翻译的准确性。
因此，最好的口译方式，是两国领导人各配备一个己方的翻译，翻译在场，采用延时交替式翻译，各方翻译听对方领导人的发言后翻译成自己的母语。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领导人本人也懂对方的语言。或者两国使用同一种语言，如英国和美国，美国和印度。但作为一种外交礼仪，在正式会谈中，还是需要翻译。翻译在外交谈判中的作用远不止于语言转换，他们的存在是外交礼仪和风险控制的关键组成部分。翻译是双方会谈内容的官方记录者。他们需要精确地记录下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并提供给本国团队作为会议纪要的参考。即使领导人自己能听懂，翻译的存在确保了双方对谈话内容有共同、正式的理解，防止日后出现“你说过，我没说过”的争议。
语言和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是英国和美国的英语也有差别，印度的英语有很强的口音，特朗普听不懂印度记者的提问就是一个例子，其实那个提问大多数人听不懂。翻译的存在能给领导人一个缓冲，让他们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战略思考和政治立场上，而不是纠结于如何用外语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翻译员也像一道安全网，为领导人提供一个“第二听觉”，如果他发觉自己的表达不精确的时候，可以适时纠正，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历史上有因为翻译不当，出现了灾难性的结果的例子。最经典就是1945年，盟军向日本发出《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对此的看法时，使用了“默杀 (mokusatsu)”一词。这个词在当时被口译和报道为“以沉默轻蔑”，带有强烈的拒绝和不屑意味。这个译法最终被盟军高层采纳，并被认为是日本拒绝无条件投降的信号，从而加速了对日本的军事打击。但铃木首相的原意更接近于“暂不予置评”或“不发表评论”。
另一个例子，1956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一次会谈中对西方外交官说了一句俄语：“Мы вас похороним”。这句话被口译员直接翻译成了英语的：“We will bury you”（我们要埋葬你们）。西方媒体和政界将这句话解读为赤裸裸的核战争威胁，认为苏联要用武力摧毁西方世界。这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了冷战宣传的典型案例。其实赫鲁晓夫的本意并非军事威胁，而是源于马克思的一句格言。他想表达的是“我们会在历史上超越你们”或“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终将战胜你们”，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胜利宣言。
邓小平1979年在日本回答记者关于苏联的问题时，说苏联这个王八蛋。这确实不妥，但日语译者翻成了“马鹿”，意思是很糊涂的混蛋，那语气不是太重。而英语译者翻成“son of bitch“（婊子养的），意思倒是接近原意， 但确实有损邓总形象。所以现在这中国领导人很少接受记者提问了，言多必失。
所以说，翻译可不是件小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对我们一般人如此，对大人物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