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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史学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去世，使我了解到还有一部关于中国文革的经典史学专著，《文化革命的起源》（Origin of Cultural Revolution)。于是就到网上搜寻，找到了第三卷（走向灾难 1961-1966）， 花了五个业余的晚上看完了它。
中国传统史学著作，以史记为代表，类似于叙述文，其中总有一些来源不明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读来饶有兴趣，但对于这些信息的来源，通常没有一个认证和分析的过程。而西方的史学著作，以《罗马帝国盛衰史》为代表，则有很大篇幅分析论证有关史实，可看性较差，比较枯燥。《文化革命的起源》就是一部典型的西方史学书，只是因为对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才让我耐着性子看完了它。希望中外史学界能取长补短，创造一种雅俗共赏的史学文体。
按马若德的思路，文革可源于新中国成立时。自建国到1956年左右，新中国模仿苏联，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国家体制，有党政军还有宪法，法院，军官们都戴着金光闪闪的军衔勋章。但新中国的关键决策体制则有别于苏联，也和中国古代王朝不同。毛泽东很特别，他没有一个专属自己的机构来行使职权，在文革前也没有听命于他的秘密警察机构，贴身的就屈指可数的几个秘书。毛的权力是通过控制，驱使少数的几个权臣来实施的，如周恩来负责政府，邓小平负责党，林彪负责军队。毛的权力机构里，始终有个接班人的位置，此人的地位高于其他权臣，在得到毛授权或毛不在时，可以行使最高权力，接班人很累，分担了毛的大部分琐税的事务。除了在60年代初，毛曾公开宣布刘少奇为接班人外，之前他都是对此模棱两可的，以此驱使权臣们互相竞争。另外，毛喜欢变更部门职权，或新设小组行使某种职权。如58年后，由书记处负责经济，而到66年又由国务院负责经济。总之，毛的治理高度依赖权术，是个典型的人治。
毛不是个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人，最经常的工作地点就是家里的床，工作方法就是在报告上批注，更多的时间在看书思考，也对文学诗歌和女人有爱好。他还特别喜欢和一些非专业人士，如护士，小情人，警卫战士，医生谈国家大事，一谈就几个小时，应该是通过这种类似自言自语的方法为自己理思路。闲暇的时间多了，他脑子里就产生了很多千年大计。
建国初时，毛的威望并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但在他坚持和督导下的农村和城市的集体化（社会主义改造）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并没有引起如苏联曾发生过的严重副作用，加上新中国政权的迅速巩固和发展，极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也使他产生了强大的使命感。毛虽名为马克思唯物主义者，但他的思想核心有很强的唯意志论；另外他把斗争看成一种永恒的动力，这从他的《矛盾论》一书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被他理解为主要是斗争。
56年后，毛的运气一直不太好。他想建立一个言论自由，“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治者从谏如流，人民畅所欲言的和谐社会，结果以反右收场；他想通过激发农民的巨大创造力，开创一个意志胜利的大跃进新经济，结果以大饥荒结局。像希特勒军事失败后，最怨恨的就是他的将军们一样，针对这些失败，毛不自省自己的错误，却把怨恨投向党，和那些他认为无能的干部们。他认为是党辜负了他的伟大，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他需要“新人“。 希特勒的新人是具有高贵雅利安血统的，在战争中淬炼出来的。 毛的新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也将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起来的。
国内的一连串失败，再加上和苏联的决裂，使毛对现行体制和苏式社会主义道路失望之极。他继承和发展了托洛斯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他认为，革命成功了，革命的领导者就会享受权力所带来的利益而成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只有发动人民起来革命，才能保证权力阶层不腐败，社会才能向前发展，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发展规律，直到共产主义。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了，也仍然需要群众运动。革命不是和风细雨式的，那没有用，革命将是暴风骤雨式的。能在革命中生存下来的革命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在革命中生存下来的老干部也是。反复的群众运动，是让这个制度永远保持活力的唯一途径。
马若德没有妖魔化毛，他的书在中国大学的图书馆里也可以找到，当然当局不会去宣传他的观点。我觉得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来保持政权的活力，和民主是异曲同工的。民主用和平的方式变更政权，而文化革命用暴力的方法。毛看到了一党专制的苏式制度没有前途，他的处方是用群众运动来使政权保持活力。文革的实践，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但并不是说明一党垄断权力的方法就走得通。权力是无法垄断的，变化是永恒的，暴力的或和平的。而最近中共打击毛左的行动，也体现了毛主义对现政权是有威胁的，是一把从另外一个方向插向一党专制的尖刀。
关于马若德的信息来源，他声称全部来源于公开发行物，但也承认有来自于内部发行物，和文革时的大字报。文革时的大字报，是各国情报机构的大宝藏，美蒋特务都受命收集，台湾还以此破获了很多共谍。美国出版过了大字报合集，几百卷。这也是本书的资料非常翔实的原因。
书中有关文革过程的叙述，有这么几个与我通常了解的历史不一样的地方。一，在7000人大会上，出来阿喻奉承毛的，并不只有林彪，还有周恩来，周提出在大跃进中毛一直要求大家谨慎，但很多干部不听，所以惹成大祸。二，65年底，毛在会上就四清问题和刘少奇公开吵翻，有讽刺意味的是，刘要把人口的20%定为反动派，意图用极左的方法把祸水从自己身上引开，而毛指定斗争方向是党内走资派，斗争目标反而是缩小的。三，不是赫鲁晓夫的20大报告，而是赫的下台让毛寝食不安，意识到面临自己的不但是死后焚尸，而是死前下台，有一段时间大捧刘少奇。四，毛离开权力的时间，只有62年的大约8个月左右，从62年夏天起，就重掌权柄。
马若德引用毛对斯诺的话，毛决心要将刘干掉的时间是1965年一月。我认为，相比于毛的伟大社会理想，干掉刘少奇是个小事。除了62年短短的半年，毛一直牢牢控制着权力，无论刘少奇还是邓小平，都没有反抗的机会。权力斗争不是文革的主要目的，毛泽东想通过文革来验证他的关于实现理想社会的方案。刘少奇和所有党的官僚，以及革命造反派，都将在斗争中决定他们的命运。文革初期变得如此惨烈，刘少奇要付一定的责任。他把四清运动扩大化了，在一个20万人的穷县，派了一万多人的工作队，把穷村的只有片瓦的旧地主和村干部整得十死九伤。他也要整人，只不过是党整群众，而毛的号召，是群众整党。刘的四清，激起了民愤，所以当516毛发表了他的大字报后，愤怒的群众以百倍的暴力冲向了党，摧毁了各级党组织。文革除了显示人性之恶所能达到的程度，也演示了没有管理的民主的危害程度。文革确实是民主的一种类型，多数暴力民主。
如果说这段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教训的话，我认为，第一，必须限制领导人的权力，杜绝个人崇拜。没有毛，没有对他的个人崇拜，就不会有文革。第二，政权必须吐故纳新，用暴力群众运动，多数暴力民主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而制度化有管理的民主选举更迭政权是更可行，也有实践基础的道路。
愿这段历史能被世界了解，教训被吸取，而错误不要重犯！
方法是大民主,或者群众运动。或许他没有其他办法搞党内的走资派。
大民主，群众运动，因为没有章程，没有规则，基本上谁（群众中的一些人）都可以认定某某某是走资派，是牛鬼蛇神。搞法是批斗戴高帽子，体罚，逼供信等等。因为没有章程，没有规则，没有限制，谁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一句话，没有“法”。 结果搞成了灾难，搞成了浩劫。 毛说过，文革 成了 “打到一切，全面内战。” 等于承认文革时失败的。
教训最重要的是： 法和规则。
基本等同于楼主的说法： [而制度化有管理的民主选举更迭政权（或者任何目的） 是更可行]
1. 收缴天下财富尽有之 （“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
2. 收缴天下土地尽有之 （“人民公社化”）；
3. 收天下人口尽食邑之 （“城乡户口制度”）；
4. 收缴天下物产尽撒之 （“支援亚非拉人民和社会主义大家庭”）；
5. 收压天下文化尽毁之 （“批武训”，“反右”，“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上山下乡”，“废除高考”，“批林批孔”等等）；
6. 总而言之，俘虏（“解放”）中华民族尽情凌虐愚蛮之（1949 - 1976）！
2. “如果说这段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教训的话，我认为，第一，必须限制领导人的权力，杜绝个人崇拜。没有毛，没有对他的个人崇拜，就不会有文革。”
对这两点矛盾之处，作者作为50后，深受毛主席教育毒害，对毛主席的认识能有这样的认识有情可原，甚至难能可贵。
对于毛主席与文革历史问题的研究，《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晚年周恩来》是最有价值的文献。
没读过或听说过《万历十五年》吗？那种雅俗共赏的史学作品，犹如科普文章，有助于传播专业性的知识，让更多人明白真相，或至少得知事情的更多侧面。
史学文体？那是神马？是学问还是演义？要说大众化的演义，美国还真有，荷里活的剧本就是，有关纳粹集中营的电影年年有，每五年就有一部获奥斯卡奖的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