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死了,使他成了中国民主的一面旗帜,一个殉道者,一座丰碑。
但他本来并不具有这样的素质。很多伟人,仿佛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天生就有神明般的魔性。比如耶稣,我不太信他是上帝的儿子的说法,但历史资料证明确实存在过这个人,他就是有神一样的异质,让见到过他的人就愿意跟随他,至死不渝。很多历史记录证明希特勒身上也有一种魔力,很多人听过他一次演讲就着了魔。我本人在机场迎接过江泽民,竟着了场魔,都搞不清自己之所在,一路狂奔狂喊江主席,现在想起来自己都不相信。
但刘晓波肯定不是这类人。我没见过他本人,只看过他在一部有关64的记录片上的采访录,觉得他是个连话都讲不清的人。他说当时在广场上,被下面的人一欢呼,“就自己飘起来,膨胀起来,就像做皇帝一样,不知天高地厚了....."(大意如此)。反正一看他说话,就觉得他和我们都是一样的普通人,没有什么号召力。在关键时刻,也是胆小怕事,患得患失。他夺下有个学生找到的枪,把它砸断。”千万不能有枪,否则就可能给军队杀人的口实“。人家都已经开枪了,还需要口实?还是怕丢了自己的命!
在64中,有很多人,比他更有领袖气质。象柴玲,虽然她后来名声扫地了,但在学运领袖中,她是最具有神质的。她演讲时意志坚定,绝对,象一株硝烟中的玫瑰。她的演讲让人疯狂,绝决,义无反顾。她象一个女版希特勒,或好听点,中国版贞德。但可惜,在大难将至时,她不愿意去死,也不愿意去坐牢,她要活。在与美国记者一诉衷肠的采访中,她彻底毁了自己成为圣人的前途,也为学运抹上了黑。但不要太苛责她了,作为一个21岁的女孩,她表现得够好了,虽然不是太理想。
而方励之,本是学运教父,资深望众。但他也是个软骨头,大难当头第一件事就是逃到美国大使馆。美国把方当个大事与邓小平交涉,但从方逃到美国使馆的一刻起,邓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威胁了,因此很快就同意让他去美国。方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大为不满,不久就死了。其实这个奖本来非他莫属,如果他敢于迎着弹雨走到广场上,或者待在共产党的牢里坚决不出国的话。
以后中国政府对于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更愿意让他们出国。出了国,他们为了生活,就必须迎合国外反共反华势力的要求。但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很多时候反共和反华成了一会事。比如说台独,在国外拿了台湾的钱当然得说台独好,这就疏远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再比如法轮功到处抹黑中国,有时言过其实,让国人不满,也使他们失去了国内人的支持,成为海外孤舟。所以共产党学会了一招,如果要让持不同政见者不得人心,就把他们放出国,出国后他们都主动或被动地成了”吃狗粮的“,失去了感召力,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形同行尸走肉了。
而刘晓波这样一个不具领袖气质的文人,却意外地成为64的旗帜,就因为他有殉难者的意志和决心。他要出国的话,政府都巴不得。但他就是不出国,就是要把牢底坐穿。64很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殉难者,领袖们纷纷都出国了,以后或嫁外国人成了大老板,或自己成了巴菲特的高级助手,不成功的也在台湾混,总之可以说用死难的学生的鲜血为自己国外不错的生活做了铺垫。没有了旗帜,没有了英雄,这个运动本身也黯然失色了。但让政府忌惮的是,还有个楞头刘,他深得甘地曼德拉的真谛,搞”非暴力不合作“。你打我关我杀我都可以,我不恨你们,”我没有敌人“,但我就是要反对你,我打死也要死在国内!
他太迎合了国际上对圣人的标准了。作为西方价值观核心的英美自由主义,崇尚个人高尚的行为。大英帝国做了很多坏事,但它还是有价值观的。就说那个曾在中国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戈登吧,他在中国就因为李鸿章背信弃义杀了太平军降将要与李决斗,后来被派到苏丹与当地的穆斯林作战,他宁可战死也不用机枪对待手持长矛的苏丹人,他因为这种侠义的行为虽死犹荣,成为大英帝国的英雄,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而后来戈登的复仇者,用机枪横扫苏丹,把已死的敌酋的头颅当墨盒的胜利者,却受到英国民众的唾弃。大英帝国对它的敌人,只要对方有高尚的行为,也是推崇的,如甘地。
刘晓波就这样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一时不但中共,连原64中的他的同志们也纷纷反目。跳得最凶的就是方励之了,还有王丹等。他们的理由就是刘晓波是个调和主义者,甚至是投降派,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成为64的旗帜。
刘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还不足以让他成为64的旗帜,如果他活着出来,养得白白胖胖,象当年的魏京生一样的话,那样他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但不幸又是很幸运的是,他死了,在全世界的关注下,悲惨地痛苦地死了。他的死,共产党很难脱了干系,特别是最后阻滞他出国治疗,死后还销骨扬灰。这成就了他,也成就了64运动。他成为用非暴力行为反抗暴政的典范,64运动终于有了一个高尚的殉难者,从而保证了这个历史事件的永生。
刘晓波,您虽然不具备神质,但还是最后成了圣人!您生的伟大,死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