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 长篇小说 4

四

 

入了帮的帮众，大多是为人驱使，老头子一声令下，不管是执械殴斗，或是冒险犯难，或是犯奸作科，三刀六洞都要无条件地执行。如果伤了筋骨，丢了性命，吃上官司，虽然帮里对受困的家庭会有些照料，但毕竟赔上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生命和健康。还不得有怨言，入帮时就起过誓同生共死，如果临场退缩，推三阻四，不但会被逐出门庭，还会惹祸上身。

他可能会像任何一个帮会小啰罗般地，莫名地参与任何一件他自己也不知所以然的械斗，被人一记扫荡腿踢碎小腿上的骨头，或在腰里被扎了一刀，伤到要害，虽不致送命，但终身捧个药罐子过日子，弄到后来自己也自暴自弃，为镇痛上了吗啡瘾，或吸食鸦片，二三十岁出头就像块烂抹布似的，人见人厌。或者为了帮老头子赚钱，做那些担风险的营生，一旦失事，老头子是不会出来顶罪的，被捉去官里的肯定是下面的小啰罗，刑具侍候，打得皮开肉绽，再饱尝牢狱之苦。如果他守口如瓶，把天大的责任一肩担下，就是不牵涉他人。也许过一阵老头子方便了，风头过去了，会托人把他保出来，摆上压惊酒，再甩下一叠钞票。那又怎样呢？既弥补不了坐牢耗去的大好人生，也不保证今后吃穿不愁。这还算好的，很多刚入帮的，开完香堂出来直接被带去打冤家，一命呜乎，到了黄泉路上也是个糊涂鬼。

他幸运，老头子没让他去干冒险犯难之事，一则看他身子单薄，二则念他是黄老板身边的人，不好随便差遣。所以他还照常在黄宅行走，送茶递水，跑腿传话，跟车吆喝，守门护院，吃饭还是在厨房间里，睡觉也和同乡合住灶披间后面的小房间，黄老板和客人赌钱赢了高兴了，随手赏几块袁大头也是有的，这点钱拿在手上剃头洗浴有余，赌钱博采则远远不够。

 

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赌性最重的人种了，看看中国人发明关于赌博的器具，计有麻将，骨牌，叶子，骰子，铜旌，后来又加上纸牌，轮盘，每件赌具的规则千变万化，最后总归结到一个‘钱’字上来。也可以用动物来赌，计有斗鸡，斗蟋蟀，斗狗，斗鱼。如果什么器械也没有，五根手指猜拳也可以用来助兴。中国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莫不热衷于一个‘赌’字，虽有雅俗之分，那个心态是无分高下的，如果有一天真的不能赌了，所有人的人生兴趣一下子减半，如果再看了别人兴高采烈地赌自己却插不上手，那真是撞墙的心思都有的。

他现在就处于这种心痒难熬的境地，虽然说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些，做事也不算吃力，但是开了眼界之后，再做一个跟班，就算是上海滩大亨黄老板的跟班，也不能使他满足了。

人的欲望和境遇永远不成正比的。

中国命理讲究‘贵人’，如果一个人能力再强，得不到一片展示你能力的舞台，这个能力就会渐渐消失掉。在关键的时刻有人引领你走上这个舞台，这人就是你命中的贵人。

 

桂姐生了场大病，心思太绵密的女人，或太过要强的女人，要么不生病，一生病就是大病。虽经大夫医治调理，渐渐地复原。可是病去如抽丝，人还是虚弱，起不得床。虽有丫鬟女佣服侍，但还是有诸多不便。还因黄府上的银钱账册都在她房中存放着，急忙头上交接不上。因此和黄老板商量派个后生进去作帮手。这里还有另一层意思；旧时有个说法，年长的女人久病不愈，手脚冰凉，头晕气短，乃是阴虚得厉害了，要借阳气烘托，最好是未婚的青年男人，元气充沛，说是头顶芯上有三把火的。黄老板就指派了他去后面帮忙，桂姐以前也见过这个后生，喜欢他的伶俐和恭顺，为此也同意让他去帮忙。

旧时人家男女大防，就是亲兄弟也不见得可以随便出入女眷起居处。进入眷房就是说明已经把你当成自家人了，但也是个考验，如果言语轻佻，手脚毛糙的话，被一状告到老板那儿，就吃不了兜了走了，轻则赶出去，重则性命有虞。他深知这一点，所以处处小心，时时谨慎。

他知道黄老板外面场面做得好大，可是所有重大的决定都要和桂姐商量之后才出手的。桂姐虽是一介女流，但脑筋清晰，眼光独到，有手腕又有决断，为人又豪爽，干脆，说一不二，倒像个担肩胛的男人。她实际上是黄家大大小小事务的总管，又是黄老板的主心骨，她说的话，黄老板很少有不听从的。

他进了后面的眷房之后，语言恭顺，尽心侍候，桂姐吩咐了的，他尽心尽力地去做，桂姐没开口的，他也急人所急，先一步地，心到眼到手到，不声不响地就做好了。对上下家人仆役都有礼谦恭，语言温和，没多久就赢得上下一致的好感。

桂姐也在病榻上观察这个后生，身为上海滩上头牌白相人嫂嫂，她太知道身边的男人的斤两了；黄老板遇事精明，为人四海擅长打交道，也有魄力和手腕，但是眼光不高，倨于法租界一角而心满意足，甘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沉迷于发财纳福而无更大的企求，换句话说，黄老板这条路已经差不多走到头了，明天的黄老板和今天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话再说回来，白相人的最高境界也只不过如此，黄老板已是个中翘楚了，更何论他手下那些敞胸露腹，肩背上文满刺青的赳赳武夫了。

眼前这个小后生不知怎的另有一功，他眼神坦荡，流露出一种与他瘦弱身材不相称的稳当，他想人所想，却没有谀媚气。他待人接物平和，对老板对下人的分寸都恰如其分，不拍马屁不盛气凌人。也知道他赌钱老是输，却从没听他抱怨手气不好。当然，他和黄老板一样，都没读过多少书，但气质神情举止都有那么微妙的一丝不同，具体是什么桂姐也说不上来，她阅人多矣，知道任何人都逃不过长期观察，从此，她总放了一只眼睛在她身上。

她是黄老板的总账房，睡房里有只大保险箱，黄老板在外面捞进外快，烟寮娼馆的每日收入，总是交给她入账。要用钱了，也是从她这儿取。她平日打开保险箱取钱时，也不避他。有一次特意把钥匙留在保险箱的门上，找了个缘由叫他进去房间，自己却在另外一间暗室看他有何动作，只见他大大方方地取下钥匙，放进她的床头柜里，那是她平时放钥匙的地方。她又试了他几次，有一次把只两克拉重的钻戒放在椅子上，还有一次把一张五块钱的纸币放在楼梯口，可是面对大小轻重的诱惑，他都坦荡地通过了她的试探。

桂姐自己在外面放印子钱，月底就派他出去收账，交回来的账目清清楚楚。桂姐在赌场里有份子，也是由他到辰光去拿现钞回来。他现在的角色从一个小厮转成为亲信，桂姐开始从心里对这个后生投下一份信任，凭你再有才华本领，再狠的角色，在钱财上不能信任的话一切免谈。可是也有很多人个人品质无暇，但没有胆色，也没有身手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个管家或账房先生的材料，不堪大用。

但是检验一个人的胆色手段的机会并不是随时随地即有的，只能以待时机。

 

你想不到的是，当年上海滩上的流氓赚钱手段五花八门，从街头地痞的抛顶功，仙人跳，剥猪猡，放白鸽一直到抢烟土，包娼包赌。抛顶功多是街头小混混所为，旧时人坐黄包车，车夫扶了车杠猛跑，乘客高踞车座上，如果坐在车上的乘客戴了一顶名贵皮毛的帽子，如狐皮或貂皮，做惯这套生意经的小痞子往往候在桥当中，正当黄包车上了桥顶，正要下桥之际，小痞子一冷丁冲上来，身手敏捷地抢了帽子转身就跑，车上乘客先是吃了一吓，惊魂甫定之后，急叫车夫停车，下坡路，哪能轻易刹得牢，等车夫好容易停下脚步，下车一望哪还见得着人影，报警也没用，只得自认晦气。一顶貂皮帽子抢到手，卖给旧货店，至少三四天花销有了，就是被抓住，也最多吃两记耳光，断没有大事的。

仙人跳则是利用烟花女子扮了良家妇女，勾引了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上家里，或去旅馆开房，正当男人心花意乱，把持不住就待入港之际，门被撞开，进来三四条大汉一把揪住，几个耳光先掼过来，捶胸顿足地说是那女子的丈夫或亲人，作势要扭了男人去官里。好说歹说，最后一定是花钱消灾，男人前脚还想桃花运当头，后脚就哑巴吃黄连。

放白鸽也是差不多的意思，辰光较长而已，女人和男人搭上，如胶似漆，私许了终身，然后租了房，买了家具，掌管了银钱财物，过起小日子来。男人心里窃喜，原想鸿运高照，娶了个不要财礼的家主婆，啥人晓得女的其实是个开搬运公司的。一天回家，人去楼空，家当财物搬个一干二净，哭都没地方去哭。

剥猪猡就是趁夜深人静，行人在街上走，一转弯头上就吃了一闷棍，正在头昏眼花之际就被人搜去钱财，还被剥了个精光，就是醒转过来，身上衣不遮体，也没法去追赶强人。这些都是狗皮倒灶的伎俩，属于下三流的作为，到手的钱财也有限。当然黄老板等有身价之流的白相人是所不为的。

劫要劫皇纲，睡要睡娘娘，身为上海滩头号白相人，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要是上千上万的彩头，否则有啥意思？

 

这个彩头就是鸦片，也叫福寿膏，大土，醒魂散，洋药，阿芙蓉，叫法不一而已。

在印度的恒河大平原上，巴基斯坦贫瘠的峡谷中，波斯国和阿拉伯部落干旱的沙砾上，和南洋岛屿的农田里，大片鲜艳的罂粟田是十八世纪最为绚丽的色彩。一开始，欧洲人用罂粟籽榨出的油制药镇痛，当地人用来当零食嚼吃。久了之后就知道压榨，汲浆，蒸制，过滤，熬炼，成膏，最后的成品是如砖头样的一块，呈乌黑色，或波斯产的呈暗红色。由商人低价向烟农购买，几经中盘转折，运到各地销售。以鸦片本身来说，当然是个麻痹身心，耗费钱财的物事，但从另一角度看来，以鸦片买卖引起的战争，却直接改变了晚清的历史，削弱了清廷的根基，虽有林则徐的禁烟之举，但如所有中国的政治弊病，多是治表不治里的。康熙年间鸦片刚在南方流行之际，价格低廉，朝廷也不加管束，只是象征性地抽取少量厘金而已。雍正乾隆两朝禁了又开，开了又禁，倒是无关健康或税金，更多是取决朝廷与夷人的关系好恶而定。到了道光年代倒是着实看到了鸦片对国人身体的危害和财政的流失，钦差大臣林则徐痛下重手，在广州当众焚毁两百三十七万斤鸦片。宣布凡是产，运，贩，经营及吸食鸦片的都以重罪论之，瘾君子自始起有坐牢杀头之虞。旋即到了咸丰之年，正值太平天国作乱之际，连年用兵，朝廷库存空虚，挖肉补疮，只得回过头来再打鸦片的主意；与鸦片进出口商暗中议定，仍旧以洋药之名进口，只是抽取的税率，从康熙时每百斤二两银子的关税，涨到每百斤抽税一百十两。行止此处，清廷财政，皇家开支，浩瀚军费，八旗供养，百官薪俸，已经离不开‘烟税’两字了。同治，光绪两朝更是每况愈下，庙堂大器也如瘾君子一般，须臾不能或缺鸦片，如蛀空之厦，崩盘已不是个问题，只在早晚而已。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一株艳丽的草本植物摧毁了一个马鞍上起家的皇朝。

民国初期，历届政府都颁布禁烟令，但和清廷相比并无长进，那些总统，执政，总长，大帅，本身就有阿芙蓉癖，更别提大量的遗老遗少，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在那时抽鸦片是个身份的明证，是件风雅的勾当，深宅大院里，有专门辟出的鸦片室，红木雕花大烟榻上，年轻的娘姨纤手如兰，烧制烟泡，香茗净水，一灯幽然，异香满室。吸足了才有精神谈论国家大事，生意来往，吟诗唱和，风花雪月。禁烟禁烟，好似蜻蜓点水，俱是姿态而已。

 

此时上海民风奢靡，遍地都是烟馆，市民当中至少三成人会呼一口，一日不能臾离的瘾君子也大有人在。上海地处南北之间，长江尽头，商贾云集，水陆码头本是天然集散之地。烟土业是一大经济支撑，租界当局虽明文说禁烟，但利益集团从中作梗，执行起来力有未逮，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坐家行者各显神通，大盘商在印度买了货，雇了轮船运进来，在吴淞口外下锚，算准了潮水流向，在夜深人静之际，把鸦片烟装进橡胶包里扔进海里，随了潮水漂流，岸上接应的人就到预定地点用长竿铙钩收取，十拿九稳。但是风声终究漏出去，啥人不眼红？有道是；过路财水人人有份，黄老板和桂姐手下的人就轧准时机，坐了小舢板，抢在鸦片包漂到岸边之前，先下手为强，捞起就跑。一包鸦片总值个几千银子，抢个三四包半年开销就有了。对方明知是谁劫的皇纲，一则自己是暗盘生意，不能在外张扬，二则碍了黄老板法租界总巡捕的身份，外加他手下那批白相人的势力，只得闷亏吃进，权当是买路钱罢了。

这种无本生意，桂姐是作得来得心应手，黄老板是台面上人物，不到要紧关头不出面，为了避那个嫌。桂姐坐镇指挥，那帮打手和跑腿都是驾轻就熟，众人都明白老板娘的分量，说出来的话只怕比老板还响亮，加上桂姐条理清楚，运筹得法，赏罚分明，出手又大方，所以桂姐关照下来的，无不尽心尽力去办，抢了烟土，再卖给烟寮，这扇偏财门的门轴上足了油，从来没出过意外，隔三差五就给黄家楼上厢房里的保险箱带来一笔财花。

 

人说夜路走多了必见鬼，一天夜里，桂姐坐镇家中，等待出去抢烟土的人回来交货入库。黄老板出去应酬了，几年下来这盘生意做得轻车熟路，大家也没放在心上。到了辰光，只见派出去的人骂骂咧咧地进来，说是有人在老虎头上拍苍蝇了。桂姐急问缘由，手下说是今夜共捞到四包，回来路上走到离家三个街口之际，被人从黑门洞里冲出来，抢了一包就跑，众人被他来了个措手不及，又顾虑到剩下的烟土安全，不知是否还有伏兵，也未敢追赶，先回来交了差再说。

身边的光棍们一起破口大骂，赌咒发誓要这个不识相的赤佬好看。但也只是嘴皮子上杀气腾腾地跑马，具体怎么办，如何找出这个赤佬。却没一个人拿得出主意。桂姐问清了来龙去脉，沉吟道：“一包烟土倒没什么，吃不了一辈子。但恐怕这贼骨头食髓知味，这次被他得手，得了甜头，保不准下次再来。还有，这桩事体传了出去，江湖上只当黄老板手下的全是缩头乌龟，一包烟土丢得起，这张脸却丢不起。”

众人抓耳搔腮，事情发生了差不多有小半个时辰了，又是茫茫黑夜，谁知道那个畜牲藏在什么地方？上海这么大，法租界方圆都有百来条马路。就是黄老板在此，他也一样没办法，只能等天亮再明察细访。正在大家抓耳搔腮，一筹莫展之际，阿大站了出来：“桂姐，我出去寻寻看。”说得轻轻巧巧，像到后弄堂寻只走失的小猫般地。众人都不以为然，以为阿大出去肯定做无用功。桂姐却欣赏他这点气概，点点头，说：“好的，侬自己当心。”

他带了支手枪，出门就叫了辆黄包车，跳上车子就命令车夫往法租界和英租界地交汇处肇家浜赶去。刚才，他在听回来的人叙述事情经过时，脑筋一转，就料到抢烟土的人的大致去向；中国城一到天黑就关门落闸，进不去的。偷土贼也肯定不敢在黄老板地盘的法租界多作停留，唯一的一条路，只有逃往英租界去避风头。黄包车夫已经很卖力了，他嫌车夫还不够快，用脚蹬蹬踏板催道：“快，快，侬帮我赶辰光，我赏侬两只洋。”两块银洋等于车夫三四天的收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车夫用出吃奶力气，脚不沾地，把车子拉得如像飞了起来。

他害怕吗？也许，敢到黄老板地盘上来打秋风的，不是亡命之徒就是输得脱底的朋友。既然敢铤而走险，那么，逼急了再杀个人也是没什么做不到的。但是他此时脑筋里没想这个，只想着如何要把这件事办下来，而且要办得漂亮，只想着他预料的事情是否准确，只想着黄老板这块牌子不能做塌。至于个人安危，他倒也没细想过，大家都是烂命一条，狭路相逢勇者胜。

月黑风高，路上行人车辆稀少，差不多到了近肇家浜的地方，前面真的出现了一辆黄包车，也是朝了英租界奔去，他在暗中看见那车上的乘客神情惊慌，不断地回头向后张望。连忙叫车夫：“快，快，替我追上那辆车子。”车夫拼命加快脚步，没多久就和那辆黄包车并排了，他一眼看到那袋几十斤重的烟土就搁在黄包车的踏板上。于是取出手枪，对准了那人道：“喂。朋友，你失风了。现在你自己挑选，要性命呢还是要烟土？”那人本来心虚，再一见黑洞洞的枪管对牢自己，生怕扳机一抠脑袋开花，急摇手道：“别开枪，别开枪，阿哥，有话好说。”他冷笑道：“你也晓得要好好说话？只怪你自己不轧苗头，做出这等小刁麻子的事情来，这话现在倒不能好好说了。”在手枪的威逼下，那人阿哥长阿哥短的，苦苦哀求放一条生路。他说：“放你一条生路不难，只要你跟我回去，自己三头六面给我们老板给个交待。”那人说阿哥啊，见了你的老板我还有命嘛？他说：“真要叫侬一声‘小阿弟’了，也亏得你还在上海滩上混日脚的，做错事情，至少还要有个担肩胛的。见了我们老板，磕个头，认个错，保证下次不再犯了。想来我们老板也不会太为难你的。”那人无奈，只得命黄包车掉转头，跟了他一路往同孚里黄公馆而来。

 

已经很晚了，桂姐没睡，还在等消息，虽说她心里不抱什么希望，上海滩上要寻个人，真和大海捞根针似的渺无头绪，更不要说人家躲着你了。当初他说出去寻人，她只是想让他试试，练练胆量，全不指望他这一次出差会有什么结果的。

门口却一迭声地叫了起来：“来了，来了，你这个瘪三眼睛也不睁开看看，真个敢到老虎头上拍苍蝇来了。”一边夹杂着打耳光的声音和被打人的讨饶：“阿哥，爷叔，饶我这趟，我再也不敢了。”桂姐一愣；有这种事体，还真的被他抓住了？正在诧异，他却踏进房来，轻轻松松地说：“桂姐，人带来了，由侬发落。”后面几个人抬了那包鸦片，押了那个家伙进门来，腿弯里一脚踢去，便软塌塌地跪倒在地上。

桂姐的心思倒并不在那个吓得簌簌发抖的家伙身上，小赤佬一看就是个毛贼，如何处罚都不过分。及问清了他只是偶然见财起意，并无结党谋事。于是转头问他：“人是你捉回来的，你看如何发落？”他轻轻淡淡地说：“桂姐，你是老板娘，你的主意就是我的主意。”桂姐道：“我倒偏要听听你的想法。”他想了想道：“东西弄回来了，打也打过了，骂也骂过了，希望他自己长个心眼。”桂姐诧异道：“你的意思是放他一马？”他答道：“戏里说；该罚要罚，该赏也要赏，赏罚分明。他再认错，毕竟是犯了规矩，过了界限。上海滩上只只眼睛都盯着呢。依我说，罚他三年不准踏进上海一步，以儆旁人。”

桂姐的眼里满是欣赏：“好，就照你说的办。”当即对那小贼宣布：“这次也不打你也不罚你，但是在三年之内你如果被看见在上海出现，那别怪我们三刀六洞，手条子辣花花。听见没有？”那贼见得了性命，且不受皮肉之苦，惟有连连点头应诺。桂姐大喝一声：“来人！把他送出上海地界。。。。。。”却见他似还有话说，就把眼睛看定了他，他弯身附耳说了些什么。桂姐点头称是，叫住手下喽啰：“慢着，拿二十块洋钱给他，也让他做个小生意的本钱。”手下众喽啰一愣：“他妈的，你小子好运道，偷了东西还赏大洋钱了。还不赶快谢恩。”说着一巴掌扇在后脖颈上，那人昏头转向地跪下，朝桂姐磕了个头。

 

事情过后，桂姐对他从此刮目相待，后面零零碎碎的事不叫他插手了，跑腿打杂的事另有别的小喽罗代劳，他开始和黄老板桂姐一桌吃饭，晚上睡觉有自己独用的房间，黄老板有重要客人也由他陪着，桂姐的暗盘生意也与他商量，虽然还谈不上言听计从，但大家都可看出，桂姐开始有意地栽培这个小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