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旧馆
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
杰夫
那时我住在靠近海边日落区，是个安静的睡房区域，杰夫是我右手过去一个门的邻居，他从不主动和我打招呼。也不见他和别的邻居来往。
杰夫看来不到五十岁，相貌平常，稍显矮胖，不管什么季节他都戴副太阳眼镜，大花色的夏威夷衬衫，短裤，懒人拖鞋，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不管天冷天热他都是这副行头，除了他骑摩托车时，穿上钉了铜钉的皮茄克，高帮靴，加州规定必须要戴头盔，他的头盔像是清朝遗老的瓜皮帽，薄薄的一顶，真出事的话啥也挡不住，戴着糊弄警察罢了。
从我的卧房窗口望出去，杰夫的后园杂草丛生，从不打理，在刮风的日子里一朵朵蒲公英飘飘荡荡，粘在我的纱窗上。他的车库却塞得满满当当，杰夫拥有两辆重型摩托车，三辆老式的大马力汽车，一辆卡车和一艘十九尺长的船。他常在门口的车道上修理鼓捣那些爷爷级的老古董，弄得手脸乌黑，留下一地油迹。他还习惯把卡车或船停在我家车道旁边，给我留出三英寸的空间进出，而且一停就是三四天不挪窝。我几次想找他理论，碍于睦邻关系，一直咬牙忍在那儿。
朋友去中国，把她的爱狗柯里亚寄养在我家里，我把它放在车库里。晚上回家，车库自动门打开，柯里亚一个箭步往外跑，像逃难似的。我车里还有一岁不到的孩子，但也只得先拔腿去追柯里亚。那狗看到我追去，跑得更欢，已经在大半个街口之外了。我心里大叫不妙；这狗要走丢了。再追下去，儿子一个人在车里又不放心。正在这时，身边一辆摩托车闪过，几分钟之后柯里亚被杰夫牵着狗颈皮提了回来，还没等我开口道谢，杰夫板着脸说狗不带链索在街上乱跑是要吃罚票的。我想你这个人管得真宽，你没看见是它自己逃出去的？就是吃罚票也和你没关系，你又不是警察。但人家总是帮了忙，硬着头皮满心不痛快地道了谢。
我没想到杰夫还真是个条子，斜对门一家爱尔兰人，蓝领家庭，男人长得像只熊，阴沉而寡言。女人一头红发，满脸雀斑，话多而常带出粗口。每礼拜一废物回收之时，他家门口的空酒瓶总有二三十个。一天晚上突然有女人大叫‘Help’，邻居们探出头来，叫声又没了。对门退休的玛丽说是隔壁爱尔兰夫妇在吵架，吵了一晚上了。有人去打电话报警，杰夫走上台阶去敲门，爱尔兰男人开门出来，光着膀子，体毛遍布，肯定是喝醉了酒，脸像个番茄般红，气汹汹地。我们为杰夫捏了把汗，那男人可能把杰夫提起来扔下台阶。只见杰夫从屁股后口袋掏出皮夹，打开，一个金色的盾形徽章一晃。那熊一样的男人立刻瘪了下去。正好警车来到，一男一女两个警察下车，三人进屋去，不多一阵那头爱尔兰熊就被带上警车带走。
一个警察住在你隔壁的滋味怎样？冷暖自知。
杰夫好像是单身汉，有个菲律宾女朋友常来，那女的看来三十多了，一张马来人种的扁脸涂得花花绿绿，穿后跟很细的高跟鞋，弯着膝盖走路，十个手指伸出来，有七个戴了造型夸张的戒指，而身上更是挂满了硕大无当的金首饰，跟在男人的身后晃晃荡荡地像棵会走路的圣诞树。天气晴朗的日子，杰夫和她开了摩托车出游，两人一身款式相同的皮装，在邻居们眼前呼啸而过，把油门拧得山响，很有良驹美人，信马由缰的睥视一切之感。
有次两人不知怎的吵架了，菲律宾女人被关在门外，任凭她如何敲门叫骂，杰夫就是躲在屋里不出来。惹得菲律宾女人心头火起，脱下高跟鞋，把停在车道上杰夫的宝贝老爷车一阵乱敲。邻居们在窗帘后偷看，从我的窗口望进后院，从不进后院的杰夫就站在那儿，手擎一罐啤酒，对着荒芜的庭园发呆。
再后来看到他俩，位置换了过来，那菲律宾女人抬着头走在前面，杰夫瘪答答地跟着，摩托车载美的景象也不见到了。
对面的爱尔兰人搬走了，星期一早上一大排空酒瓶也失踪了。倒是杰夫门口的回收箱里出现一大堆空的啤酒罐，刮风的日子，风吹得空的啤酒罐叮铛作响，早上起来看见一排被车轮辗扁的罐子散布在马路上。
一天我从外面回来，看到邻居们聚集在一堆，似有什么事发生。我刚停好车，就有个邻居过来告诉我杰夫Pass away。我的脑筋还是没转过弯来，怎么会？一条壮汉，又是警察，怎么说走就走了？正在我努力回想英语的Pass away 是否还有别的解释，邻居说杰夫昨夜出了个大车祸，他驾了摩托车从双子峰沿着市场街下来，在卡斯楚街不到一个街口的地方，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当场就不行了，但还是被送去旧金山总医院抢救。“你想想，人撞在金属上，而且速度又那么快，还会有救吗？”邻居唏嘘道：“我看到摩托车就害怕，平时开车，总是躲着那些乱蹿的家伙。。。。。。”我嘴里含含混混地应着，却不知何故想起杰夫那顶像瓜皮帽般的头盔来。
中国人的老话说‘人死如灯灭’，杰夫之死就如水面上的一个水泡，转瞬即逝。二个礼拜后，拖车公司把停在车道上的老爷车拖走了，再过了一阵，杰夫的门前竖起一块‘出售’的牌子，那段时期正好是房地产回升，房子挂牌没多久就卖了出去。一个周末，隔壁开了个车库拍卖会，我信步而去，并不是想淘什么便宜货，倒是想一窥杰夫生前是怎么过日子的。
浓妆艳抹的菲律宾女人坐在一大堆杂物中间，点着一叠零碎钞票，见有人上门，满怀希望地抬头。我粗粗地浏览了一地的衣物和鞋子，实在没什么值得购买的，没有古董家具，也没有精细瓷器，连书籍和唱片都寥寥无几。除了几株钓竿，一些修车的工具，都是一大堆招灰尘，可有可无的东西。我正要抬腿出门，忽然瞥见一个老式的白铜酒壶，扁扁的，带点弧度，可以贴身携带威士忌的那种，有点像海明威小说里的道具。我问菲律宾女人多少钱？她伸了一巴掌，本想跟她还个价，想想还是算了，掏出一张五块钱的纸币递了过去。
我不喝烈酒，那个酒壶在我家里一直不得其所，放在厨房里碍手碍脚，放在电视机音响上不伦不类，最后是朝书架下层一塞。搬家时和一批闲杂书打进纸箱，堆放在地下室里，时间一久，就忘了塞在哪个箱子里了。
关于穿大花夏威夷衫的邻居的记忆，除了这两页不到的文章之外，就是那个白铜酒壶了，这么多年下来，怕是已长了绿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