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相对其祖，其父，乾隆是个极端保守的人物。把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隅，就是这种保守性的反映。其思想基础就是限制中华物资的外流，避免明亡的覆辙。但是这得有个前提，就是中国除了白银，的确不需要外国的任何产品。你有白银，就到广州交易，没有白银就拉倒。这个前提根本就是虚幻的。第一，中国的确对外国产品有需求。英国没有我们要的东西，但是印度有啊，自从印度加入到中印英三角贸易以后，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可以用印度对华贸易顺差来平衡。1840年前后，中国的白银之所以大量流出，一个大前提就是印度对华顺差越来越大。其顺差金额足以填补全世界对华贸易逆差，完了还有余。印度海关录有自华白银净流入数据。1814-1840年，年平均流入245万两，总数5879万两。[1]第二，自有商业以来，就没有发生过商人仅因为手中没有贵金属就不出门交易的。商人牟利，一定会千方百计寻求贵金属外的支付手段，只要利润大到足够，道德，法律都可以在所不顾。鸦片只是凑巧成为了对华贸易中的结算物。不用鸦片，用印度棉花照样有机会使中国白银外流，当时广州进口的印度棉花和英国棉纱的数量逐年增大，基本上和鸦片平分进口金额。只是因为英国的棉纺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对原棉需求巨大，印度棉花才没有大量涌入中国。当然和棉花比，鸦片的货币特征更好，利润也更高。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这帮没良心的帝国主义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人类要到1890年以后才做到了真诚地检讨内心，从道德高度强调鸦片对人类的毒害。之前，比如1840年，无论加害方还是受害方都是从财政角度看待鸦片问题的，道德观点不是没有，不占第一位。那么什么是问题的关键呢？你看看1830的广州好了。当时广州的洋人中间存在着伦敦汇票的买卖市场。比如东印度公司，比如美国，以前都是船载白银入广州，现在只在口袋里放张伦敦汇票就来了，广州的鸦片商仓库里有的是白银，或者东印度公司有对华白银债权，二相交换了就可以在广州采购了。而且它的进口货量也大了许多，白银的吨位让给货物了嘛。这个就是外部世界利用银行系统自行调节，轧平对华贸易差额。完了以后居然每年还有245万两流入印度。这245万两不能在广州办货，仅运回印度存放，那是商人的损失啊！为什么会这样？广州作为唯一的出口口岸，其瓶颈作用日益凸现。长江流域有大量的现成生产力，不能和外部世界相通，就不能产生效益，不利民生。只有开放口岸，让长江流域的生产力加入对外贸易，增大中国的出口，贸易逆差自然会消失，白银外流自然会停止，甚至还会转为流入。这就是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历史。
清政府的中央财政是以白银为单位的会计财政，实际收支都发生在地方，而且是用铜钱出纳的。比如，赋役全书上规定，我的税额是白银一两。缴税时我不缴一两白银，而是缴铜钱。那汇率呢？1820年河北宁津地方上的汇率是1226钱=1两。那么我是不是缴1226钱呢？才不是呢！折算率是官府的专利，他说多少就多少。一般都在3000-5000钱合一两，良心黑的达到9000钱合一两的。官府收妥这几千钱后向户部申报入库一两白银。调拨单下来，着送这一两白银去某处，交某人查收。长途运输一般运白银，不会运铜钱，省运费嘛。于是官府拨出1226钱从市场里购买了一两白银送走。余下的都属于地方财政。清朝的国地二税就是这样来分配的。
好，现在白银大量外流，铜钱和白银的汇率到了1840年是1643钱=1两白银。这个局面谁最吃亏？地方当局。中央财政还是在白银上走账，看不出一点变动。普通百姓日常使用的是铜钱，主要日用也是铜钱计价的。影响也不大。严中平先生编的近代史统计资料里有河北宁津县大柳镇统泰升记在1840前后的账册，银价上升，日用百货的价格没有上涨。而地方当局却因为银价上升多支出了35%。其收入部分由于已经是高折算率了，失去了创收的弹性。那他当然不干了。所以禁烟主要的是那几个督抚叫得最凶，吓唬皇帝也最厉害。其实从中央的角度看下去，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地方财政从几个富裕省份向贫穷省份转移罢了，那一两银子到了接收方还不是能换1643钱？人各有时运嘛，你富裕省份就不能吃亏哪怕一点点？！还“长此以往，国家几无可用之银，无可用之兵”。历史恰恰给了你一个证明的机会，1842年后，鸦片照样贸易了77年，直到1918年才正式结束。事实是国家的财政越来越富裕，兵也是越来越多的，不但有了新式陆军，还有了新式海军。
鸦片的流入导致白银的流出，的确是一件事关国运的大事。不过在1840年，中国人还只当它是一个财政问题。而且是一个富裕省份本位利益受损的地方财政问题。既然事件主导权落在了几个富裕省份督抚的手中，那么解决问题的思路就只能局限在禁烟，截停白银外流上面，任何全面的贸易解决方案都是不可能的。这些方案只能从外部提供。从今天看回去，这个开启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事件里面包含着贯穿整个近代史的主题：贸易不平衡导致收支不平衡，再导致财政危机，进而引发社会危机。1934-35年的白银大外流，几乎就是鸦片战争的翻版，同一主旋律，在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和结束的地方相互呼应。
中国的孔子，欧洲的博拉图，印度的佛陀出现的时代正好是书写文字出现的时代，文字的出现应该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有深远的影响，有白纸黑字的记录在，人就不能在天马行空，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逻辑理性路线，文化的传承也容易多了，我有本书就专门探讨白拉图时代文字的出现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影响，可惜没时间看在书架睡大觉，侬也许可以探讨一下货币的出现对经济金融的影响。
我觉得祭祀宗教星相这些高大上的东西，都是玄而又玄，当代人很难理解的。
不过具体的技术，现代人还在继续使用，比如有些教徒把自己抽的浑身是血，
有些人勒脖子以产生某些快感，像磕药也许久以有之
西周是个灿然的时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这样的大家能倾心仰慕西周，一定是由人文上的理由的。刘仲敬认为西欧封建制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理念，制度基石。其实这种制度和理念我们也有过。就是西周。西周封建和西欧封建及其相似。这里面是有人种血缘的关联的。我一直认为周人是西来的印欧语部落。汉语里的印欧语特征这样的浓烈，应该是周人带来的。后来周人的文化变成了儒家理念。东夷的越苗依靠人多势众，主导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不是全部的文化的话。东夷从来都是血海统治。鲜血本身就是统治工具。祭祀，落葬，奠基都要靠活人殉，有些观念匪夷所思。一个大星相家的墓葬有徒弟殉葬不说，自己尸体被切开，摆成星相的形状。这些观念和周人不在一个时空里面。难怪孔子自己是个夷人血缘，却衷心仰慕周人。就像我们现在仰慕美国。呵呵，有点种族主义的倾向了。人种真是很重要，有些东西真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比如玛雅人，那幅浮雕，贵妇人在祈求神示，她将自己的舌头上穿了个孔，穿根长绳子，一面拉绳子，一面滴血，从剧痛中产生晕眩，在晕眩中和神灵相交。这些东西绝对和我们理解的世界不是一回事。一想起来，就起鸡皮疙瘩。东夷之人和玛雅有相通的地方，他们对鲜血的理解有相通的地方。古代算卦，国之大事。摆挂的君主，为了和神相通，摆出正确的挂，要叫人抽打自己，打得鲜血淋漓，神志恍惚。这样的种族，叫人承认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真的是对牛弹琴。
老百姓缴税的时候是按铜钱数额缴还是按照折成银子后的银两缴？
清朝在税法方面彻底实现了一条鞭法，
在货币金融方面还是有很多弊端，
一直到民国才慢慢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