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个世界真精彩
幸福的人可以幸福得如同在天堂，不幸的人可以不幸得如同在地狱，但是你们有谁见过什么人既是一个命运的宠儿又是一个造化弄人的倒霉蛋？这当然是无法想象的。不要说在实际生活中，即使在寓言里好象也未曾有过。可是作为一部电影，张艺谋的武侠片《英雄》却有着这种奇特的遭遇。
首先让我们看看《英雄》的“幸福生活”：在国内，它创造了2.5亿票房的奇迹；在美国，首周上映就以1780万美元成为票房冠军，而《纽约时报》以两个版面的篇幅报道了《英雄》在美上映的盛况，称《英雄》经典得就象《红楼梦》，是奥斯卡的无冕之王；在柏林电影节，首映中途，掌声响起三次，映毕更是持续达几分钟，那里的媒体评论说，《英雄》的美学手段令人耳目一新，画面漂亮，有诗情画意；在2004年，它荣获多伦多影评学会最佳外语片奖；在2005年，它荣获美国影评学会最佳外语片奖。
接着再让我们进入《英雄》的“悲惨世界”：很多人看了《英雄》后，他们对于《英雄》的“烂”的忍受能力已经穿透了底线。于是，网上恶评波涛汹涌，媒体批判铺天盖地，斥之为烂片——烂得不能再烂了，垃圾——十足的垃圾。这种声音至今仍不绝于耳，且余音大有绕粱千年之势。
一褒一贬、一扬一抑、一喜一悲，几到极至。多么强烈的对比！不是两者之间的对比，是同一个体的正面与反面或上截与下截或左边与右边的对比；既逍遥于极乐世界之中，又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这么怪异的事也有！这么怪异的事也发生！这个世界是不是很精彩？
二、这种现象好奇怪
如果一方单纯由文盲而另一方纯粹为权威所组成，那么上述这种现象就相当容易理解，容易得如同1+1，比方说，即使全国的农民和民工一致认为《红楼梦》是一本烂书，还不如他们的姥姥讲的民间故事，也不会有一个权威会产生一丝冲动去写文章和他们论战，但奇就奇在褒、贬《英雄》的双方既有农民、民工，也有权威，也有两者之间无数个处于不同层次的人群；如果这一方的权威和另一方的农民、民工都可以扳扳手指头就能数出来的，那么上述这种现象也不过是一道10+10的题目，因为任何人都有出人意表之处，高人难免也有失手的时候，比如大文豪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伟大戏剧就嗤之以鼻，而我国大学者朱东润对司马迁的不朽《史记》也不以为然，但怪就怪在于褒、贬《英雄》的双方中的权威和农民、民工都是以集团军规模组成的。这似乎是道比哥德巴赫猜想更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难不成就此留给后人去解答？！
由此我想到美国科幻片《失忆》（Forgotten）中的故事：外星人为做一个实验，使人类在某特定事件上集体失忆，并对所有的文献记录作了相应的修改。结果，一位不久前因车祸而失去儿子仍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年轻母亲，突然有一天被她的心理医生告知她从来未曾有过儿子。从此，一切亲朋好友包括她的丈夫都众口一词咬定从来不曾存在她儿子这么一个人，珍藏的照片也没了她儿子的踪影，有关该车祸的媒体报道也变成了其他内容……。莫非“《英雄》现象”也是外星人所为？他们在存心看我们的笑话：人类中的半数的审美观念被作了180度的扭转，从此，最好的也就是最坏的，最美的无异于最丑的，最香的相同于最臭的……。遗憾的是，外星人一定是存在的，恶作剧却是没有的。留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不对这种现象作出一种解释，那怕是自欺欺人的，我们这出自编、自导、自演的人间喜剧该如何自圆其说。总该有个收场，总该有个说法。
三、都是主题惹的祸
我发现可将所有参加褒、贬《英雄》的人划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为外国人。这一类人对《英雄》称赞有加，评价很高，甚至高于《英雄》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一般来说，他们的评价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想法。虽然象《纽约时报》这样的评论出于宣传上的需要难免有溢美之词，但柏林电影节中的那种热烈反响我相信是由衷的，因为鼓掌不可能事先商量好的，相应的媒体报道也没必要厚此薄彼。为什么《英雄》在国外能得到如此热捧呢？我认为，首先因为《英雄》确是一部好电影，而那些外国人对具体某部中国电影、某个中国导演比较少有成见，也不会对有关内容过于敏感，从而不会因瑕疵而抛碧玉；其次，中国的武侠文化以及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对他们仍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和新鲜感，《英雄》也就因此而能得到他们额外的加分（这同样说明了为什么象《藏龙卧虎》那样质量平平的电影竟能捧了个奥斯卡大奖）。
第二类为中国网民和观众中的一半。这一类人，包括我本人，认为《英雄》是一部不错或相当不错的电影，虽不属于张艺谋最好的电影。这种评价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真是一部烂片，怎么可能在国外那么叫好呢？老外权威们集体掉眼镜？又怎么可能创造票房奇迹呢？老中观众们前赴后继钻陷阱？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中间一个平均分——这种评价至少在理论上也是成立的。你再不信？那我就只好回家睡觉去了！
第三类人为中国网民和观众中的另一半。这一类人否定《英雄》是不遗余力的，措词是不留余地的，打击是不给后路的，围剿是密不透风的，有些人骂娘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但是不管这一类人采用何种方式否定《英雄》，理由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英雄》的主题。他们因《英雄》的主题而神经过敏，因神经过敏而情绪激动，因情绪激动而感情用事。由于他们完全失去了一个平常人的心态，以致于最后他们：一、毫不自知地丧失了绝大部分的审美价值观，很大程度地丧失了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二、陷入了不能自拔的认识误区——眼前明明是一片森林，看到的却是一段枯木；明明是一头壮牛，钻入牛角尖后看到的只是一眼针孔；三、有些人表现出异常浮躁、激烈的情绪——说得难听一点但一点都不过分就是，一眼没对上，就顿足捶胸；一根神经搭错，就全身痉挛；一件小事没想通，就投环上吊；四、另外一些人则暴露出国人的不少弱点：不合自己欣赏习惯或自己根本不懂得欣赏，非骂得人家抬不起头不可，非揪住人家辫子一辈子不放、非搞得人家身败名裂不止；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和仇视名人、能人的心理，所以关系越远的似乎就越好，大陆的不如港台的，港台的不如日本的，日本的不如美国的……。正因为这一类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一系列异常激烈而不寻常的反应，从而就一不小心地制造出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种令人极为感到纳闷的甚至可能连外星人都难以制造出来的“《英雄》现象”——一次既偶然又必然的机会，一个不会发生变异的稳定分子结构终于形成！“《英雄》现象”相当具有中国特色，非常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丑陋的中国人”的一个方面。
第三类人是通过两个方面来诟病《英雄》主题的：一是《英雄》所反映的主题思想，二是《英雄》反映主题的方法。前者被人称为为暴君翻案和歌颂暴君，后者被人称为主题空洞。比如，金庸曾公开表示他对《英雄》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想他是根据主题思想来下结论的，因为那老先生以前是搞政治评论的，对专制和暴政这类东西非常敏感；而香港演员黄秋生则直斥《英雄》为垃圾，他一定是从《英雄》反映主题的方法来作评判的。因而，为了给《英雄》作出一个正确的评价，我们必须澄清这样几个问题：秦始皇到底有多么残暴？暴君正确的一面或历史功绩是否可以肯定甚至歌颂？武侠片应该如何去反映主题思想？
四、中华第一暴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人们一提到暴君，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秦始皇由此俨然成了千古第一暴君，暴君的一竿旗帜，暴君的代名词。不错，秦始皇确是个暴君，而且是一个相当残暴的暴君：他焚书坑儒；他推行严刑峻法；他横征暴敛。但是，将他与中国历史上另外一些残暴无度、残暴得骇人听闻的暴君相比，他实在没资格称为中国的首暴，至少本人是这么认为的。他最著名的劣迹焚书坑儒，只不过杀了几百个儒生，烧了几万或几十万卷书；他杀的人实在不算多，自统一中国直至他死亡，没听说秦朝人口有什么减少；他实在不够残忍，当初他若能杀尽六国贵族，就象朱元璋杀尽功臣一样，即使后来靠象赵高、胡亥这种猪狗搭档也是能够保住大秦江山的；他的残暴主要是体现在暴政方面，即严刑峻法和他横征暴敛。前者是他继承和发扬了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的传统，虽然它确实相当残暴，但这也可理解为是统治集团为维持统治的一种政策选择，它的始作俑者商鞅、执行这一政策的历代秦王和秦始皇这一政策的鼓吹者和帮凶李斯也并从未为此担当什么恶名；后者有一部分原因，从积极意义上讲，你也可认为是为了抵御匈奴的侵犯，卫国护民，所以也不能一笔抹杀，比如征夫40万修长城。在这里，我丝毫没有任何为秦始皇的残暴开脱的意思，只是想说明他的残暴完全是出于一个铁腕封建帝王的本性、完全是出于维持自己统治的需要、完全是因为他将法家政治推向了极致，而非因为他纯粹将杀人本身作为一种政治、作为一种手段、纯粹将杀人作为乐趣、纯粹嗜血成性。
我们不妨来作一下比较。我不想用一些既暴又昏的野兽之君来作比较，也不想用那些名气不大或名声不好的将杀人作为娱乐或噬血成性的暴君来作比较，我专门挑了两个名气既大名声又好、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主要被当作明君看待的帝王。那就是汉武帝和成吉思汗。
汉武帝讨伐匈奴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他对中华民族的一大历史功绩、为国为民的一大壮举。但依我看，汉武帝讨伐匈奴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私欲，就象秦始皇统一中国并非为了中华民族的一统而完全是为了君临天下一样；秦始皇统一中国功垂千秋，汉武帝讨伐匈奴的历史功绩却颇有疑问。汉武帝登基后的最大私欲是什么呢？就是要彻底击败匈奴以充分体现一代雄主的霸气。这也可以从他不甘人下、不甘受人欺凌的个性里看出来的。为什么说汉武帝讨伐匈奴并不存为国为民之心呢？因为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大战略家，他心里很清楚：要彻底击败或征服匈奴，整个国家和人民一定将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而若只将战争主要限制在边境范围，国家将继续昌盛，人民能安居乐业。但汉武帝只要武功，不求文治。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实现他个人的价值，嬴得一世英明、万世盛名。他全力讨伐匈奴不单单是一种政策的选择，而主要是个性使然、野心使然、私欲使然。结果，“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这种情形很象邻居吵架：各退半步，海阔天空；为了所谓的“名气”而大打出手，不仅整个家被打烂，还殃及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老爹老娘。在这里，我并不想否认汉武帝讨伐匈奴所具有的实际正面意义，只想说明汉武帝作为一个铁腕封建皇帝的残暴性和极端自我。在这一方面，他与秦始皇毫无二致。为了达成个人私欲，他们可以以整个国家和人民作为代价。他与秦始皇不同的是，他的讨伐匈奴完全是在为国为民的幌子下进行的，所以他博得了好名声，尽管事实上他在位54年里因讨伐匈奴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远比秦始皇暴政13年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还多。汉武帝的残暴性，可以从他处理民变的方式方面得到具体的证实。由于多次讨伐匈奴，国库被搞空，经济被搞垮，民不聊生，从而民变蜂起。汉武帝的方式简单而血腥：你地方官扑灭不了当地的民变就杀你的头灭你的全家。结果迫使地方官们为解决民变整乡整县地杀光当地的百姓。汉武帝的残暴和穷兵黩武的直接后果是：全国损失百分之五十的人口，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一个彻底被掏空的国家。这就是他自称的“亡秦之绩”。但照笔者看，他的这个“绩”比亡秦的那个“绩”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国演义》里有这样的描写：官渡之战时，曹操为了安抚因缺粮而浮动的军心，“借”了粮官一颗人头，伪称粮官扣克军粮。杜撰了将杀人纯粹作为一种手段以达到某种目的这样一个故事，从此曹操被留下了一个千古“奸”名。与秦始皇的“暴”相对应，曹操成了“奸”的代名词。但曹操的“奸” 和汉武帝的“奸”相比，只能说是小奸见大奸，而且曹操的小奸是文艺作品虚构的，而汉武帝的大奸才是货真价实的。在汉武帝诛杀魏其侯窦婴的诸多原因中，除了没有所谓“矫诏”不可恕这一原因外，因当初窦太后专权对窦氏家族的怨恨有之，因遗诏引发的屈辱感有之，对遗诏的顾虑有之，但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却是汉武帝想通过诛杀窦婴、族灭灌夫对其不断干涉朝政的亲娘王太后和国舅田蚡起到震慑作用，以达到从根本上摧毁外戚集团势力的目的。结果，原本也是非法枉为之辈的太后、国舅看到这种血淋淋的结局心理竟也承受不了：太后吓噤、国舅吓疯。汉武帝利用血腥的杀戮来达到某种目的的至奸至暴行为还可以通过主父偃事件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他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行“推恩令”，利用主父偃削弱诸王的势力，然后又通过诛灭主父偃九族来缓解与诸王的紧张关系。可谓既斗争又妥协，无不运用得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而在成功的背后却又多了千百怨魂。
汉武帝的残暴还表现在毫无人性的滥杀、杀人无度。有的滥杀，极无理性，比如在他晚年，大臣无罪被诛灭九族的就有几十家；巫蛊之祸，太子被杀，皇后被逼死，另有十几万人死与非命。有的滥杀，又过于有理性，比如在自己死之前，“违天理拂人情”地处死深受自己宠爱的年仅23岁的钩弋夫人，仅仅因为担心“主少母壮”，存在再次出现太后专权局面的可能性，仅仅因为担心自己死后可能绿帽子加冕。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政治的主题就是征服和杀戮。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还把人头割下做成“人头塔”。在一次屠城时，因有个老妇人事先吞了一粒珍珠，成吉思汗为寻找珍珠，下令将所有人剖腹。共屠城数百，其中屠花剌子模人约100万，西夏人80万，巴格达人数十万。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忽必律继承其祖父“遗志”，屠杀了至少1800万中国人。中国北方百分之九十的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整个四川经蒙古人屠杀后仅剩下不足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共损失人口7000万。
就象我们现在为对付禽流感扑杀家禽那样，成吉思汗成群成群地、成万成万地、整城整城地扑杀人类，至残至暴地实行野蛮对文明的征服，却为何没沾上一点暴君的骂名呢？也许暴君的这顶帽子安不上“世界征服者”的头上，也许成吉思汗这个“中国人”经他手杀的都是外国人，也许民族问题是个过于敏感的问题，也许……只有天知道！
秦始皇之所以成为暴君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秦始皇名气太大，影响很大，而年代又早；二、秦始皇焚书坑儒，得罪了普天下的知识分子，而历史书都是知识分子写的；三、秦始皇搞暴政，成了历代所有搞仁政的甚至当代搞民主政治的人的对立面；四、秦皇朝太短命，秦始皇的暴政正好被历代学者用来当作一面以史为鉴的镜子；五、最后的可能也是最主要的，除了极少数有头脑、思想深刻的人，绝大多数人包括极大多数学者都是人云亦云，谁声势最大或谁被损得最甚谁就会被认为是最好或最坏。偶像就是这样建立的，反面典型也是这样竖立的。所以超女如同超新星爆炸可以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光芒盖住所有其他也红得发紫的明星，而秦始皇必须一个人承担所有其他暴君本也该自己承担的责任，作为自已暴政的殉葬品也一起被深深埋葬。
五、五十步不该笑一百步
上文通过对秦始皇、汉武帝和成吉思汗三者的比较，我们发现，无论在残暴程度、杀人业绩和对人民所造成的苦难等方面，秦始皇都算不上是侥侥者。有人一定会反驳：汉武帝的残暴和虐杀多是起因于讨伐匈奴和建立中央集权等一些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的举措。我们姑且不论汉武帝是否出于个人霸业和加强皇权以实行独裁的目的，但任何原因都不能成为残暴和虐杀的理由，否则我们反对暴政还能理直气壮？更何况这一点历史进步意义完全是以当时全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和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取得的，而汉武帝深知其必然而仍为之，这种残暴与秦始皇式的残暴到底有何本质上的区别。至于成吉思汗，国人则很少对其有负面评价。或许因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长久以来受尽洋人的欺凌，而成吉思汗这个“中国人” 早在几百年前就提前为中国人大大地出了口恶气，灭了洋人（管它是哪里的洋人反正是洋人），从而找到了些许的心理平衡；或许因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赔了夫人又折兵”，征服了中国反而最终扩大了中国的版图。但是别忘记，和汉武帝刚相反，成吉思汗的这些历史贡献完全是得自于征服和屠杀的野蛮目的，所以你若想借机淡化汉武帝的残暴，你就不得不双倍地肯定成吉思汗的残暴。
也许你根本不认同本人上述的推论，也不认同前文所进行的比较，但你绝否认不了汉武帝和成吉思汗的残暴性。姑且按照你的思路，认定秦始皇是个比汉武帝、成吉思汗更残暴的暴君，但只要你承认后两者也是暴君，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既然同为暴君，本质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论汉奸无需论当汉奸的先后，白痴也不需要再分出什么三六九等，五十步更不该笑一百步。所以，你既然可以在《汉武大帝》电视剧里象赞美烈士那样赞美汉武帝“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化为灰烬”，在《成吉思汗》电视剧里将成吉思汗描绘成一个浑身上下充满优点的英主，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英雄》里正面描写秦始皇的历史贡献呢？
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教授撰文直陈《英雄》是为暴君翻案。很多反对《英雄》的人也都持有这一观点。有的人更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比如在美国出版的一份中文杂志上，有人在一篇评《英雄》的文章中竟给《英雄》下了这样一条断语：“《英雄》与它的后台老板一道，将被觉醒的人民所鄙弃，载入反人类的反面教育的史册”。
《英雄》真如他们所说是歌颂秦始皇、为暴君翻案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文艺作品不同于史书，它可以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任何合情合理的艺术虚构。《英雄》中所描写的秦始皇已不完全是历史上真实的秦始皇，是经过艺术家的“改造”以不同面貌出现的秦始皇。此秦始皇不似彼秦始皇，消灭六国不单单是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个人野心，也多多少少存有结束战乱、实现和平的愿望；此秦始皇较有人性，还能为刺客的精神和人格所感动。《英雄》不过是借用了秦始皇消灭六国的史实来表达结束战乱、实现和平的主题。事实上，《英雄》在这方面做得还是相当成功的。在柏林电影节上，当地记者除了赞赏影片的艺术质量外，还非常引人注目的在报道中一致盛赞《英雄》所表现的和平主题。
其次，《英雄》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歌颂影片所塑造的“英雄”秦王，其实真正歌颂的是刺客，歌颂刺客那种不屈不挠反抗强权的大无畏精神和最终为了大局勇于牺牲自我的伟大人格。当时的现实就是，要末保持诸侯长期混战的局面，要末归于一统，没有第三种选择。经过秦王的“启发”和自己的领悟，刺客无名终于明白，今日若杀了秦王，明天还会出现一个楚王、齐王或其他什么王的来并吞他国，这反而无谓地徒增更多的杀戮，天下大势，是什么人都改变不了的。臣服于秦王并不是无名的本愿，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其他选择。这是一种无奈，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所以，为了天下苍生，无名宁愿背负背盟弃友的骂名，并为之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请问，还有哪种英雄比这种“无名英雄”更伟大？还有什么精神比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更值得歌颂？不错，秦王在《英雄》里是被塑造成一个大“英雄”，但这并不等于说秦王是《英雄》所要歌颂的真正对象，这只是说明了秦王具有统一中国的智慧和力量，说明了统一中国的这一历史贡献最终是他由作出的。如果说《英雄》对秦王还有所赞美的话，那就是赞美了秦王的智慧、能力、力量和决心。
第三，秦始皇统一中国没罪，罪在统一后实行暴政。《英雄》中的秦始皇其实还只不过是一个秦王，还未得天下，并没有焚书坑儒等暴行劣迹。描写这样一个秦始皇何谓歌颂暴政？何谓为暴君翻案？暴君何在？暴政又何来？难道仅仅因为对暴君的历史贡献进行一些正面描写就是歌颂暴君、为暴君翻案吗？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强盗的逻辑！这是无赖的逻辑！这是暴君的逻辑！
也许中国人真的曾深受暴政之害，对暴政有着切肤之痛、刻骨之恨，长期以往，一些人一不小心就伤着了神经，因而神经易于过敏。暴政就象他们身上的一块很大的伤疤，别人不过看一下，就感觉别人要揭它似的，紧张得马上躲得远远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这些人很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康复治疗，免得他们平白无故地诬赖好人还不自知。
六、武侠片就该形式大于主题
我一直以为，远离生活的纯武侠作品，其中人物多半似人似仙，情节又常显得荒诞离奇，是不适合反映深刻的主题的。要反映深刻的主题，不如直接去写常人常事。深刻的主题只能来自于生活。可以这么说，所有通俗的叙事文艺作品注重的是情节，人物性格的描写完全服从于情节设计的需要，而非象写实作品那样人物性格的发展决定情节的发展，从而才会有引人入胜、曲折离奇的故事，成为娱乐大众为一般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形式，尽管人物完全失去艺术的真实性，因而主题深刻也无从谈起。不仅如此，所有通俗类的艺术都是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定的表现形式决定一定的的艺术形式，它们的形式就是它们的存在。比如，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小说的立足之本就是情节，故事情节就是其表现形式，谁试图把重点移到深化主题上，谁就会把自己的作品搞得不伦不类，既没有艺术性又失去读者；滑稽小品注重的是笑料，如果哪天赵本山心血来潮丢掉笑料而致力于去提升其小品的思想性，一定会把黄宏的大牙笑飞掉，找都找不回来；还有民间故事主要是用来哄小孩的，鬼故事是用来吓胆小鬼的，行为艺术是用来玩噱头的，裸体艺术是用来勾引男人的，等等。
很多人之所以认为《英雄》主题空洞，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武侠作品的这种独特性而对武侠作品在反映主题方面的期望太高。他们不懂得，如果真的把武侠作品的重点放在主题深化方面，武侠作品也就不成为武侠作品了，武侠故事一定会变成严肃的历史故事。所以不如索性彻底卸去武侠作品主题方面的重荷，将主题也形式化，即主题仅作为一种形式存在反过来为故事服务，而着重去构思离奇的情节、塑造诡异的人物和诠释远离尘嚣的武侠精神，从而创造出一种能使人们津津乐道的大众化的独特的武侠文化，虽然没有深刻，但不失于肤浅，照样高雅，照样具有艺术性。我认为《英雄》的编导在这方面还是相当清醒的。他们并没有为《英雄》构筑什么深刻的主题、也没有试图通过《英雄》来宣扬什么思想，他们只是借用了某种思想来作为《英雄》的主题，服务于《英雄》的故事情节。张艺谋直言不讳地说，《英雄》就是反映形式的。这种形式就是武侠片形式。
认为《英雄》主题空洞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英雄》的主题上。他们认为，《英雄》反映的是和平的主题，而歌颂的却是暴君秦始皇，因而主题极为牵强，故事极其荒谬而流于说教，所以影片剩下的只有绚丽的色彩、宏大的场面和眩目的特技。他们完全忽视了《英雄》所具有的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所展现的惊天泣地的武侠精神和所包含的极具魅力的武侠文化。他们把自己完全倒置过来，四脚朝天地观赏一幅美术精品，所看到的当然只是一些毫无头绪的莫明其妙的乱七八糟的线条。
七、大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2004年11月10日，一帮以评论家为主的文人出于一个相同的目的相聚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称为“张艺谋及中国电影艺术研讨会”，宗旨是“帮助张艺谋”，“为其艺术进步支招”，“希望张艺谋更好地撑起中国电影的大旗”。结果，与会者以高度一致的激烈批判的方式“帮助”了张艺谋。一个讲：“张艺谋…能够把悲惨的爱情故事拍得令观众哄堂大笑，这就是本事。当一个艺术失去了灵魂，追求的金钱、利益的时候，他就去不掉那个贼光”；另一个讲：“张艺谋实际上就是给国际影视公司打工的”；再一个讲：“（张艺谋）对秦朝的历史、对秦始皇的形象有一种迷恋、狂妄的历史性想象…我看到一种文艺恋尸癖，《英雄》是他文艺恋尸癖集中的体现和爆发”……不帮助不知道，一帮助吓一跳，这个张艺谋竟然一身犯有六罪：炒作、迎合、媚俗、形式大于内容、不够坚持、才尽。虽然罪不该死，但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拍电影拍到这个份上还有脸面在电影界混？！“艺术进步”是不可能的了，“更好地撑起中国电影的大旗”更是痴心妄想。于是，一个与会者给张艺谋指出了这样一条明路：“回陕西省当旅游局长更加成功” 。
这么一帮对中国电影从未作出过什么贡献、在电影界毫无举足轻重的文人竟然口口声声地宣称要帮助一个国际级大导演进步，这本来听起来就象一个白痴提出要为文学大师激发灵感一样滑稽，我们先且不论他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我想，他们如此良好的自我感觉一定来自于对自己提出的上述这些理由的十足的自信。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这些理由是否经得起我们稍微的推敲。
张艺谋拍武侠片到底是失去艺术灵魂还是一种艺术探索？非常了解张艺谋、曾作过《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表演指导的高锦文证明：“（张艺谋）不愿只拍一种风格的电影，背负着很大压力的他在不断的对艺术的探索中，还试图不断地超越自己。”是呵！对艺术的不断探索、试图不断地超越自己是艺术家最可宝贵的品质，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支持，即便在探索过程中存在失误甚至找错方向，怎么现在反而广受人们指责和批判呢？高锦文的话和我这一带有肯定语气的反问，那帮“帮助” 张艺谋进步的人当然不会轻易接受。他们反诘：你们有何证据证明张艺谋拍武侠片是一种艺术探索。是呵！是没有证据。现在张艺谋不得不自己出来替自己辩解：这个问题我没法和你们说清楚。但话说回来，没钱哪成！当初张伟平投资我的第一部电影就赔了1000多万，而《英雄》一周的票房就比《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千里走单骑》加在一起的总票房还多。我不拍商业片，靠什么拍文艺片！难道就靠你们在那里比赛飞口水吗！
“帮助” 张艺谋进步的人：那…那…反正你拍的《英雄》就是部烂片！张艺谋：我姑且退一步讲，就按你们所说，《英雄》是部烂片，但这是我的责任吗？你们所指责《英雄》的都是有关故事内容的，那是编剧的问题。找个好剧本难呵！你们之中不是有作家吗，你们研究来研究去地“帮助”我，还不如直接为我写出一个好剧本。
“这哪里仅仅是剧本的问题，是你导演方面出了问题！” “我再退十步讲，就算我的导演创作正处于低迷期，但这难道是我所要的吗？我作梦都想将世界上所有的大小奖项，什么金像奖、金棕榈奖、金狮奖、金熊奖、金鸡奖、金麻雀奖、金芝麻奖……，尽早地一揽无余。你们应该懂得什么是艺术家的徘徊和苦闷，我现在最需要的是理解和鼓励，你们这样吵吵囔囔的不是只能给我增加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吗？！我的老乡贾平凹难道当初就靠你们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而被你们逼出他的创作低迷期的吗？！”
“什么低迷期，你纯粹是江郎才尽！” “这次我退一百步！就算我创作已枯竭，再也拍不出好电影了。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吗！难道你们看到当初果戈理是带着微笑哼着小曲高高高兴兴地将《死魂灵》第二部扔进火炉的吗？！看在我以前曾为中国电影作过一些贡献的份上，千万请你们给我留条糊口的活路，让我继续拍我那低水准的却能继续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而对你们又绝对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的商业片吧！”
“够了，我再不能退了！后面就是悬崖！难道你们真的往死里逼人呵！”
对他们，我不想再多说什么，谨将下面杰克·伦顿的一段话赠予他们，虽然这段话主要是针对当时美国编辑的，但对那帮评论家同样适用：“编辑们有百分之九十九主要条件都不合格。他们作为作家都是失败的。不要以为他们愿意放弃写作的欢乐去干那些沉重的伏案工作，或者去做发行或者业务经理的奴隶。他们写作过，但是失败了，于是出现了该死的怪圈：文学的失意者成了看门狗，把守着每一道通向文学成就的大门。编辑、副编辑、编辑助理，为杂志和出版家审查稿件的大部分或几乎全部的人都是想写作而又失败了的人。而决定作品应当或不应当出版的偏偏是他们，偏偏是这些阳光之下芸芸众生里最不合格的人--坐在那儿评判着独创性和天才的是他们，是这些已经证明缺少创造性和圣火的人。然后还有评论家，也都是些失败者。别以为他们没有做过梦，没有打算写诗或小说。他们做过的，但是失败了。嗨，平庸的批评比鱼肝油还恶心。不过我对书评家和所谓的评论家的意见是知道的。伟大的评论家是有的，但是像彗星一样稀罕。我若是写作失败了，我可以证明自己从事编辑事业的能力。那里毕竟还有奶油面包，还有果酱。”
秦始皇搞暴政得罪的是普天下善良的人们，张艺谋拍《英雄》惹恼的却是全中国“丑陋”不堪的人。他们幽灵般地死死缠住张艺谋，胡搅蛮缠，穷追猛打，变着花样，耍尽手段，试图对张艺谋的形象进行颠覆性的重塑，对全中国善良的人们进行世纪性的欺骗。
“张艺谋不会讲故事”是他们用来否定张艺谋及其电影的一颗重磅炸弹。这句话水平尽管很低，但对张艺谋的杀伤力极大，它所具有的欺骗性可以蒙蔽至少百分之九十不明真相的人。他们先从《英雄》里“悟”出张艺谋不会讲故事，因为张艺谋在《英雄》里竟然将“中华第一暴君”秦始皇作为《英雄》和平主题的“形象大使”，可见张艺谋故事讲得有多糟。然后他们推而广之，张艺谋以前所有的电影，故事都讲得很糟。张艺谋拍电影靠的是什么？一是靠他的摄影技术，二是靠钱来堆。张艺谋就是一个摄影师而已，拍的电影只有画面，没有内涵。
“讲故事”是一种非常外行的提法，因为所谓的故事讲得好通常指的是故事性强，而电影的优劣从来不是根据电影的故事性强弱来衡量的，更多的时候好的电影故事性反而很差。这种无知的提法模糊了电影艺术评判标准，任其流行必定会对电影艺术的发展起到极坏的作用。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剧情”。从根本上讲，剧情决定了电影的质量。电影的内涵全部都是通过剧情体现的，得奖的电影往往首先被评委认为有一个好的剧情，而那些只注重玩形式的电影是不会有什么生命力的。那么，张艺谋的电影除了具有高超的拍摄技巧，精美绝伦的画面，有没有内涵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而且我认为张艺谋的电影的真正的长处就是其无与伦比的深刻内涵。张艺谋的电影的文学性是最强的，这也是张艺谋的电影深深打动我的根本原因。只有毫无内涵的人才看不到张艺谋的电影的深刻内涵。比如《秋菊打官司》就是一部内涵极为深刻的电影。它表面上讲述的是法制问题，但真正反映的却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不同个性的冲突。这种比较含糊和泛泛的主题一般只有高明的小说家才能驾驭，却被张艺谋用电影形式毫不逊色地表现出来，表现得那么自然，那么令人回味，又留给人们那么多的思索。与此相反的，《一个都不能少》的主题既明确又简单，讲的是贫困地区的失学问题。换个导演一定多多少少不免流于说教，但张艺谋拍得却又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催人泪下、那么的震憾人心。
自称与张艺谋有私交素有巴蜀鬼才之称的魏明伦直言直语：张艺谋什么都不缺，缺少的就是文化。这句话是杀伤张艺谋的另一颗重磅炸弹，张艺谋乡巴佬的形象从此被牢牢确立。一个农民、一个乡巴佬见识能有多广？能有什么思想？他能拍出有思想、有内涵的电影？！经过一些人的不懈努力，这些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我说魏明伦，你到底是鬼迷心窍了还是真犯糊涂啊，怎么说得出这种没文化的话？！你就欺负张艺谋长得象农民！长得象农民怎么啦？即便是个农民又怎么啦？农民就不能有成就？农民就不能创造辉惶？有文化又怎么啦？有文化就等于有才华？有文化就一定是天才？
李安的《断背山》获奥斯卡奖后，李安就被很多人当成棒杀张艺谋的一根棍子。他们一方面上不封顶地死命拔高李安，另一方面更进一步地深入进行他们下不保底的矮化张艺谋的事业。前者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在他们的言论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完美无缺的李安，包括他以前所做过的一切和他现在所具有的艺术素养、思想深度、举止、谈吐、外表，等等，等等。反正他做什么、怎么做总是对的。他拍商业片、娱乐片，说明他能拍各种各样风格的电影；他拍艺术片，说明他能坚持正确的东西。一个影评人如是说：“李安为什么能成，他就是坚持到底。我说的坚持不是坚持拍电影，而是坚持表达你想说的东西。”所以李安放个屁也有李安的深刻道理，也能证明李安的非凡创造力。张艺谋呢，怎么努力都等于放屁。拍了两部画面很美的电影，说明他讲故事的能力很差；导演了一部歌剧，说明他不务正业；市场反应好，说明他只会迎合观众。《成都晚报》的一篇文章用这样的口吻讥诮张艺谋对电影艺术的探索精神：“他用《英雄》来尝试色彩，用《十面埋伏》来尝试故事，用《千里走单骑》尝试回归，现在正在用《满城尽带黄金甲》尝试实现一个10亿票房的神话。但是，尝试让他到最后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了。”
有人这样夸奖李安：“李安能有今天在好莱坞的地位，与他隐忍与坚持的个性不无关系，他付出了二十几年在那里熬。”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美国的新移民都有这样一个熬的过程，绝大多数人还熬不出头呢。现在李安已经熬出了头，于是，他拍电影就有全世界最优秀的编剧为他写剧本，有全世界最富有的制片人为他投资。张艺谋又是怎样熬的呢？他先要熬糊口以能够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再要熬能得到相应教育的机会，然后熬能获得拍电影的资格；获得拍电影的资格后，还要熬投资、熬审片、熬来自四面八方的唇枪舌剑；好不容易熬出了头，又被大家抽得找不着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