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幼童留美记
第1批30名留美幼童合照
留美幼童在美国的生活照
1870年，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旨准“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倡导的“留学教育计划”。此年冬，清政府批准该计划。按照计划，首期留美幼童名额为120名。1872至1875年每年派30名，留学时间定为15年，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清政府负担一切经费。
艰难坎坷的招生之路
经过容闳和洋务派重臣不懈的努力，好不容易排除了顽固保守派的干扰，最后终于克服了“官方”的障碍，幼童留美计划却不料遭到“民间”的极大阻力。官方出钱派人到美国留学，竟然无人要去！
当时人们仍认为只有科举入仕才是“正途”，所以国内的新式学校只能招收到穷人家的孩子，出洋留学更是被认为是有辱门楣之举，会被所有人耻笑。为了招满名额，清政府把留学名额作为“任务”摊派给一向具有出洋传统的东南沿海一带地方。地方官为了完成任务，只得动员一些穷苦人家把小孩送到国外留学。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担一切费用。有的人报名后又退出了，因为当地人传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粘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后来经过容闳多方奔走，又到香港英国人开的学校去招生，好不容易凑足了第一批30名幼童，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于1872年8月中旬从上海起航赴美。
留美幼童的新奇感受
留美幼童临行前先到上海道台衙门向道台大人磕头辞行。接着他们又去拜见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他们没想到见到美国总领事时不仅不必磕头，总领事还拿出茶点糖果招待他们，显得热情亲切。中、美两国官员的这种不同以及两国的文化差异，给幼童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876年，正在美国留学的幼童们参观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期间，得到了美国总统格兰特的专门接见。格兰特主动与幼童们握手、照相、亲切交谈，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幼童们在美国逐渐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自由、平等、民主精神，这些都使他们对中国的专制制度产生了反感。
幼童在美的学习与生活
为了显示大清威仪，幼童们一身中式打扮；瓜皮帽，蓝缎褂，黑布鞋。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踏上美国的土地，特别是每人一条乌黑油亮的小辫子，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每到一处总是观者如云。
这些幼童全部被安排住在美国人的家中。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成为他们就读的各个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令美国人惊叹不已。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
他们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过的是美国的生活，他们的行为举止自然开始变化。容闳积极支持他们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以及各种社团活动。他们迅速融入美国社会。耶鲁大学第一个学会骑自行车的人就是中国留美幼童，他们中的一位曾当过耶鲁大学划船队队长，许多人还学会了跳舞。由于他们经常运动，开始讨厌中国的长袍马褂，而喜欢穿运动衣。不少幼童甚至把辫子剪掉，见到清政府的留学督导官员时再戴上假辫子。所有这些，都引起督导官员强烈不满，他们一面严加训斥，一面上奏朝廷。此外，留美幼童对儒学失去了兴趣，不再看重繁琐的封建礼节，而十分迷恋于个人权利、自由、民主等观念，还有一些幼童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这更让清政府不能容忍。
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
留学督导官员接连上奏，攻击容闳放纵学生，罗织留美幼童的各种“恶行劣迹”，一再要求朝廷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国内朝野对留学事业的攻击、指责更是沸沸扬扬，甚嚣尘上。于是，清政府准备将留美幼童全部召回。
得知清政府的态度后，容闳四处奔走，想方设法拜访、联络美国社会名流和政要，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劝说清政府改变态度。由耶鲁大学校长朴德起草，一百多位大中小学校长、老师、幼童监护人联名写了一封长信给清政府，盛赞留美幼童近十年来的表现，说他们品学兼优，可望成才，如果中途撤回，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对中国来说损失巨大。大文豪马克·吐温亲自找到曾经访问过中国的前总统格兰特，请他给李鸿章写信，希望中国政府允许这些学生完成学业后再回国。
但这些全无用处，当时国内朝野上下，无人知道美国名牌大学校长的社会地位和意义，很可能以为只是一个“洋私塾先生”呢。从1881年8月起，除少数人抗拒不归外，留美幼童分三批被撤回。耶鲁大学的22位留学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二人顺利完成学业。
这批中国历史上首批官派留美学生回国后即遭到社会谴责。1881年9月29日《申报》写到：“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遣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性情则多乖戾，禀赋则多鲁钝，闻此辈在美有与谈及国家大事及一切艰巨之任皆昏昏欲睡，则其将来造就又何足观。”
中国近代化的一次严重挫折
留美幼童提前撤回、容闳教育兴国计划中途夭折，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严重挫折。与大清皇朝撤回留学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规模越来越大。1854年，闭关锁国的日本被美国军舰敲开了大门，一些藩国的首领认识到“开国进取”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之道，于是不顾幕府禁令，偷偷派遣学生到欧美学习。明治维新以后，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成为日本国策。1869年派了50个人，1870年派了150人，到了1873年，就有上千人在欧美留学。派出的留学生中还有5名女生，有一位还是詹天佑的同班同学。明治天皇亲自接见了9岁的津田梅子，勉励她到国外好好学习。中、日两国留学事业业的不同命运，也从一个侧面预示了中、日两国在近代的不同命运。
留美幼童回国以后
回国后的留美学生成为中国工矿、铁路、电报事业的先驱者。据统计，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7人在中法、中日海战中牺牲）。其中著名人物主要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曾任江南造船厂厂长矿冶工程师邝荣光，与美国政府交涉成功返还1500万美元庚子赔款的驻美国公使梁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