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芝城
住在芝城，研究靶向治疗
作者：黎润红
在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成为WHO指定的抗疟药之一时，人们对青蒿素的发明权关注不少，由青蒿素引发的争议也随处可见，但人们对当时中国研究抗疟药的历史背景了解却不够多。青蒿素是“523任务”的研究成果之一，但是何为“523任务”？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任务？这样一个任务是在什么条件下如何组织和开展的？虽然大家了解这是一个战备任务，但是具体具体情况却鲜为人知。为此，笔者走访了数位参与“523任务”的领导和科研人员，最终终于找到“523任务”的最早组织者之一、原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部计划处处长吴滋霖，卫生部科技司原司陈海峰以及原云南地区“523办公室”主任傅良书三位老先生并查阅到当时的一些相关文献，对最初整个“523任务”的组织和开展工作有了更深的了解。
1．时代与社会背景
在广大的疟疾流行区，部队服药预防疟疾是一项重要抗疟措施，但常用抗疟药，只有短期效果，必须经常服，从而影响了服药预防效果。因此研究长效抗疟药已装备部队具有重要意义。1960年代初到中期，世界不少地区已经发生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产生了抗药性，尤以东南亚的抗药性最为严重，当时印度支那战争逐步升级，抗氯喹恶性疟不断扩散，威胁着我国和越南广大军民的健康。根据当时越北军区卫生代表团阮国璋介绍当时疟疾作为越南部队的主要传染病，人民军主要疾病系疟疾，南越部队及美军第一师发病高达100%。1964年，毛主席在会见越南党政负责人谈话时，越南同志谈到越南南方疟疾流行严重，希望帮助解决疟疾防治问题。毛主席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
2．“523”会议之前已开展的疟疾防治工作
在1964年和1965年期间军事医学科学院5所和6所一起对长效抗疟药CI-501进行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并且就其对鼠疟和鸡疟（输血与孢子体感染）预防效果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与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在此期间进行分工合作，根据国外的相关报道合成了哌喹并对其抗疟作用进行的相应的药理、毒力研究证明了哌喹具有长效的抗疟作用。
傅良书：我是1966年接触523工作的，实际上这个抗疟药研究的任务是1965年甚至更早就开始的，1965年就下达到我们总后勤部。我为什么说1965年就下达的呢，因为1965年下达到总后勤部以后，指定军事医学科学院先研究，要拿出一个长效预防药，1966年呢，军事医学科学院有个叫周廷冲的教授，他是六所的。他通过国外的文献资料合成了一个长效针剂，代号叫CI501，这个针剂是一个大分子的化合物[1]，给它做成油剂打到肌肉里让它慢慢的吸收，打进去之后慢慢吸收达到预防的作用嘛。这个项目为了后面要进现场，不能光在实验室做实验啊。1965年就把我调去了，通过总后卫生部给我们军区下达任务，说是要派一个熟悉疟疾的人到北京去参加这个项目的研究，去军事医学科学院之后我们就参加他们实验室的工作。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住了2个月，参加了他们的3次会议，他们把这个药的资料和国外有关这个药的资料和情况给我看，说是让我主要负责现场，现在主要是了解这个药的情况。然后我就回来了。1966年就开始把这个药拿到我们云南来，因为我回来之后就开始准备现场，我就在西双版纳和勐腊准备现场。1966年5月份军事医学科学院就派了一个组到我们云南来，由我当组长，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好像是个助理研究员当副组长，他们派了5个人，3个女2个男的，其中3个医生2个技术员。我这边就配合带队往边疆走。从5月份一直到年底。我们把这个阵营，我们在当地下山人群（指从山上到坝子里的人）中栓了一部分人，咱们部队流动人群（指一天到外头流动的，经常有机会住在寨子里头的）中也栓了一部分人，就说给他们打了针剂，观察他们的发病情况，看是否能预防半年。因为当时说这个针剂能预防半年。要是说这个针剂那么有效的话，就能直接拿到越南去用多好。当然从发病上来看，还得拿药给另一部分人吃，做对照，毕竟不能不给别人吃药啊。没有能和不给予任何干预的人作对比[2]，所以这样子下来，你说有效我也看不出明显的效果，你说没效，但是这一部分人发病率确实不高，和另外的那些吃预防药的人没有明显的差别。另外出现了副作用，有两个战士，当然不知道什么原因，时伤着神经还是其他原因就不知道了，其中一个战士打针这一年肌肉慢慢的发生萎缩，另外一个战士呢就是打针以后慢慢的出现运动障碍。后来我向北京汇报了这两个战士的情况以后，我说不行我们要对这些战士负责，战士是为我们的药物做实验的啊！把他们送到北京在科学院的307医院检查、治疗。一边给他们查原因，一边给他们治疗。后来这两个战士在北京治疗以后回家去了，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就不知道了。所以后来这个药就到此为止了就没再往下做了。
在1966年6月下旬，军事医学科学院五所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以下简称总后）任务：“据悉，越南南方疟疾抗药性很强，对部队健康影响很大，请查清抗药性原因，并就地研究解决办法”。为此当时承担援越部队卫生调查的五所工作人员对越南南方进行了疟疾发病和防治情况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疟疾在越南南方的发病率极高，有些连队发病率高达80%，有的连队做饭的人都没有，因而不得不把一些团队调回整顿，从而给部队造成极大威胁，严重的影响了战斗力。
从备战的角度看，疟疾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终年流行，在战争条件下，部队流行性大，不可能采用大规模灭蚊防疟的办法，针对热带抗药性恶性疟疾，一般性的抗疟防治药物大多不能凑效或不合适战时的要求。所以为了寻找出针对抗药性疟疾有效的防治药物，1967年5月23日到5月30日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参与会议的有各有关业务领导部门和从事疟疾药物研究试制、生产、现场防治工作的三十七个单位，八十八名代表。由于未寻得当时参与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的人员名单，据知情者介绍就算有这份名单存在，目前在世的参会人员应该也不多。所以目前关于下达“523会议”的筹备与成立过程等，只有依靠这几位参会的老先生的口述。但是由于事过已久，当事人的记忆或许都有一定的误差，这也是口述史需要更多的文献支持以及多位受访者共同回忆相互补充的原因。
3.会议前的筹备工作
吴滋霖：1966年6月份我从核试验回来之后，有一天院长桂绍忠[3]通知我和他一起去总后开了一个会，总后一个叫陈庞的参谋长说毛主席下达一个任务，南方部队正在遭受疟疾苦难，部队的战斗力下降，影响到整个国家存亡了，要军队研究解决疟疾的困难。大致的意思是这样，他也没有看到原始文件。当时谁也没有看见文件只是记得内容大致如此。从总后开会回来后，我去跟科技部部长说的，因为他没去开会，后来就开始组织。那时候我们军事医学科学院已经在开始搞疟疾防治了，因为那个时候除了越南，国内的疟疾也挺厉害的。从我们部队进驻南方以后就在开始研究疟疾了，大概五几年就开始做了，这个时候做并不是单纯的说为了帮助越南。当时国家科委、卫生部等都还没有参与这个事。主要是部队在做这个事，比如军事医学科学院，五所、六所搞药、搞化学合成的的力量很强。防1防2都是他们当时做出来的[4]。但是后来考虑到仅凭军队的力量还是太薄弱了，所以后来就搞了这个大协作。
我呢，以前一直都是搞计划的。我们军事医学科学院那个时候主要是接受任务，我们的研究任务是计划型的，任务带动学科的，我们当时的院长是贺诚[5]，他很早的时候就是北医毕业的，他到苏联八年，和王稼祥一起去的，他俄语很好，出口成章。他只要出口讲一讲，把他讲过的话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了。所以当时就我们几个人一起，主要他讲我们做记录，他是做科研的，有科研的指导思想。所以制定规划的时候他提出要有“方向、任务”，大的指导方向有“侦（查）、检（验）、消（毒）、防（预）、治（疗）等”我记得有七个字的，还有两个字我忘了。所以在这样的方向的指导下我们就开始组织大协作。“科、教、研”结合，院内协作，军民协作等，我们主要从这些方面考虑的。后来院里就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院长桂绍忠、副院长彭方复[6]、六所的所长徐念兹、五所的白冰秋，还有一个是刘德懋，白冰秋后来做什么事情去了，没再做了。这个5人小组就是当时66年开完会之后回来成立的，后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些人就靠边站了，好像只有彭方复还在。所以1967年5月23号开会的时候这几个领导只有彭方复参加了。后来要组织力量大协作。当时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开发”的原则，临床试验、药物生产、现场试验等结合起来。这个在当时的规划里面有的。这个现场试验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当时都有现场试验，放射、武器等都有试验现场，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我就把能想到的都写进去，包括组织各个单位。文化大革命这些头头都靠边站了，桂绍忠来找我说我们这些人都站不起来了，都被打倒了。那个时候很乱的每天都要来造反。后来就交给刘德懋负责，他们讨论后就是我当组长，周廷冲[7]副组长管技术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周义清。
在组织大协作之前就有了相应的规划和方案，哪些单位参加、具体的哪些方案等都要有的。当时文化大革命比较乱，很多单位工作都停滞了，为了让那些单位来参加，有些是我自己跑去跟他们说的。我首先联系军队内部的单位，这个几个军区没问题，总部有什么命令他们坚决执行的。那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就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以下简称二军大），他们的科研等各方面力量都比较强。首先我就到二军大，当时他们哌喹什么的已经搞了很多。当时几个军医大学已经被红卫兵占领了，二军大已经被红种掌权了，他们的领导、校长等都没被看起来了，没有什么权力了。我就怎么办呢，我又不认识他们下面的那些人，我就打着毛主席的命令去找那些人。也没有什么文件，就是口头说，我就通过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跟红种有联系的造反组织，他们给我写了信，给上海二军大红种的头头钱信莎，她一个女将啊，很厉害的，我跟她一谈，她就说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执行，她就让我去找二军大科技处的处长，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了，好像姓汪。她就把他找来了，还有一些专家、教授啊，他们都很愿意搞这个科研，不愿意去参加革命之类的。后来这个就落实了。不过后来我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唯一审查我的事情，就说我交代不清楚。然后又跑到化工部，当时工厂都是造反派的，他们也有头头的，后来也好了。上面就是国家科委，当时是聂荣臻管的，当时科委也被夺权了，他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当时就是叫张本的，他也很支持做这个。国家科委底下的几个处长也比较支持，特别是一个搞药的姓田的处长特别支持。卫生部的钱信忠当时也没有权了，陈海峰他们都是在造反派的看管下的。当时北医都没有参加进来，就是一些中医的还有地方上的。像一些制药厂都是各个部门下面去通知的，比如科委、国防科工委他们去通知的。地方上直接告诉他们就可以了，毛主席指示的，他们都会执行。
陈海峰：1967年4月18日，国家科委十局召开了“疟疾防治军民合作研究问题会议”。我当时对具体的要求不了解，但是在“523会议”之前，5月18日我们接到情况，就开了一个会成立抗疟研究领导小组，当时接到他们提出的要求以后，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做了同意开会的批示。
4．会议情况
吴滋霖：当时的会议很乱，本来是都要到总后来参加会议的，后来刚好二军大的红种要来造反，当时总后勤部部长是邱会作[8]，他说不能在总后开，你们到北京饭店去开。所以那个时候刘德懋跟我还有周廷冲就一起组织去那边，北京饭店房间很多，想住哪个就住哪个，当时新楼还没有盖好，都是老的房子，来的人有100多人，当时好像开了3天。其实真正开会的只有两三天，剩下的就是一些讨论之类的，后来一直到结束可能总共一周。开会的情形，就是我念这个计划，刘德懋组织这个会议，副院长彭方复也去了，彭方复呢很反对我们这个搞法，所以他不发言，也不讲，但是他去了他在文件上签了字啊，所以基本上是由我来说。那天开会可有意思了，呼口号的，发言之前都要那样，很多老红军都不习惯，我们也不习惯啊，但是没有办法。去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造反派，保守派去不了啊，因为都被夺权了嘛。然后读完了之后就分组讨论，还是很顺利的，以后都是一个一个小组参加的。周克鼎也去了，他当时是作为我的助手去的。
当时分组主要是按照规划里面的任务进行的，按单位的。当时没有什么批示，都是我们说了算。正式的文件嘛是回来以后就往上报的，报总后、报科委等。具体的情形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应该没有像现在保存的规划这么详细，会议纪要都是后来写的，这个规划我们当时也有制定，但是可能没有这么具体，后来都是周克鼎他们总结的，应该是经过各小组讨论之后再进一步完善的。最开始的规划是从1966年6月份就开始做的，所以时间也不短，最后的规划的完成可能是周克鼎他们完成的。当时我做的内容里面是没有针灸的，因为我个人是不相信针灸能治疗疟疾的。我只记得什么东西我都是开了个头，后来的事情都是别人去做的。开完会以后本来我是准备是蹲点的，当时作为领导是要去现场的，但是会议开完以后我就被别人夺权了，被批斗了，说是523夺权了，不是当时成立了3个人的小组吗，我是组长。当时其实是院长说的啊，刘德懋当时还考虑比较周到，说是让我写个报告然后让其他领导签字的，后来我们被打倒以后，这些领导们又不承认了。后来所有的文件我都交给周克鼎了，因为以前周克鼎是我的助手。
陈海峰：当上面批下来以后，部队就到国家科委、总后勤部、（总后勤卫生部）中国科学院、化工部、卫生部五个单位商量这么一个领导小组来研究这么一个问题。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开始啦，当时是1967年才开始一年，正是最乱的时候。这个对领导工作非常不利。当时领导都打倒了，把很多老专家都当做什么资本主义的苗子，都出不来啊。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先是5个单位在一起说是尽快，在5天左右，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星期要把自己的方案理出来，大家就先准备，然后放在一起来研究。在5月23号一直到5月30号在北京饭店开了第一次会议，正式制订了规划，那个时候规划还比较粗糙，把任务先交代下去，先动起来。紧急战备任务，高度机密的。当时在北京饭店除了领导小组以外，主要有军委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叫杨鼎成[9]。由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这个时候的任务是要求大家以最快的速度相处有效的办法来对付疟疾尤其是恶性疟，他介绍情况然后大家就讨论，初步制订了一个规划，为了保密起见，开会那天是5月23号所以就叫“523办公室”，有利于保密，军队叫“军队523办公室”，地方的叫“地方523办公室”，到各省市之后，地方和军队都是联合办公的，当时比较乱，实际上力量是以军队为主，军队是以军事医学科学院为主，张剑芳任主任[10]，（还有一个叫白冰秋的）白冰秋是五所的。他们当时提出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主要是周义清他们那样，涉及到现场的问题，防治疟疾两大块，防主要由五所，五所白冰秋是所长，他们出了一批人，还有田辛啦，他们很多人都到现场去了。当时总后卫生部呢就科研处一个处长叫刘计晨，刘计晨是一个重要骨干。实际上当时张剑芳是一个头加上白冰秋、刘计晨、周克鼎，周克鼎在业务上比较强，他已经去世了，要不然他是了解最全面、最具体的。当时523办公室成立这一段，两派已经形成，基本上这个领导，各个省市也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当时两派打架，下去抓工作真难，到下面抓人都抓不到。当时去开会的时候都是两派的代表。中央是毛主席批的，周总理亲自抓的。周总理到下面去办事都要写国务院的介绍信，卫生部的介绍信是不管用的。我们出去都带着国务院的介绍信，不然到下面各个省人都抓不到。去了以后，国务院的介绍信是不一样的，抓革命促生产，一到那里就用介绍信亮相，这是国务院的介绍信，是战备任务，谁也不能妨碍的，都要支持，抓革命的事我们不管的，抓两派的事情，别找我们，找我们也没有权力处理，我们是抓生产的。这是我们的原则。两派的事情找你们当地的革委会，我们不管这个事，我们就是安排促生产，抓523科研，而且保密的，不能随便乱说，有几张王牌在我们手里头：中央领导的，国务院的介绍信，又是战备科研任务，又是保密项目。一般两派头头在我们这几张王牌以后他们也就不说了，也就会派人了。他们两派里面也要分工，也有人抓生产的。所以这样子逐步展开，开始的时候难度的确是很大。难度大是大，但是他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规划执行，所以这个规划，当时是研读规划、不做修改，发现问题马上抓住。
傅良书：1967年的会议我参加了，我前期的工作都做了那么多，他们能不叫我参加嘛！在北京饭店开的会，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话，这种会议怎么会到北京饭店去开呢！《迟到的报告》这本书的编辑组的人只有我和周克鼎去参加过这个会议的啊！另外当时周克鼎的处长是吴滋霖，三年规划的是他写的，当时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部计划处处长，这个项目就是他们管的。后来调到综合卫生部科研处处长。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提到这个三年计划是吴滋霖写的，开始的时候书里面有，后来又删掉了。当时那个规划完全是根据战备的需要，写的比较具体的。
67年5月份，通知准备召开全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会议，当时还不叫“523”，这是后来为了保密才用代号叫“523”的，有“523办公室”“523领导小组”“523任务”“523会议”等。但是当时就叫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实际上是总后勤部牵头做的，当时参加的还有国家卫生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医学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当时军事医学科学院参加的人主要是五所的人，五所叫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而且疟疾研究项目也组要是这个所，当时军事医学科学院已经成立了一个组，就是在计划处，专门抽出了一部分人要管这个事，要制定计划啊！参加会议的人我们军区去了3个人参加，一个是我们军区卫生部的副部长尹之美，第二个是我们军事医学科研所的副所长何斌，他是从台湾过来的，还有我，我们3个人去的。当时我了解的是参加的人除了我们部队的人，地方上都是造反派，军队里面也有造反派，我们五所去的也是造反派。除了我们军区，还有广州军区包括海南，还有几个军医大，还有寄生虫病研究所，军区好像主要是我们昆明和广州两个军区，当时主要还是考虑到疟疾流行区，像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主要是可以参加研究工作的。当时这样会议主要是下达任务，正儿八经的开展工作的。
开会时间好像没有一周那么久，大概四五天！当时参加的领导我记得有我们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院长彭方复还有我们五所的所长白冰秋，还有国家科委的局长田野，还有国家卫生部科技局的陈海峰局长，但是这些人呢当时在会上都没有发言都坐在后面不敢吭声，因为当时作为领导都是造反派的对象，能叫你参加就不错啦。我们开会的时候就听到上面在喊口号，要批判啦，批判刘邓，当天我们去的时候长安街上还没有标语呢，第二天早上街上满满的都是打倒陈毅的标语，而当天呢陈毅还在北京饭店开招待会。当时很乱，我们在北京，当时我们是不管了，除了造反派组织会议以外，就是下面的这些处长来搞计划，下达任务。当时人不是很多啊，就是一个一百多人的小会议室，各单位有代表就行了，不像后来，后来开会人比较多，当时主要是起到下达任务的目的啊。先把任务下达先要有人搞起来。我们部长是老红军，他说“反正我也听不懂，这是研究工作，这是你们俩的事，你是所长，你是主任。”我是科研所寄生虫病科的副主任，我们有一个主任是一个解放后过来的，我是副主任再加上这些事情都是我去参加的，所以我们所长说你考虑考虑一个计划，给地方上练习，我们部长就更轻松，就去王府井买东西去了。回来以后基本上就闹革命去了，所以就我和副所长两个人，副所长是台湾的，人家不是当地的，说话讲得不是那么好，反正就是在这个单位呆个几年。那么该组织多少人先不管，先搞起来再说嘛！后来我就去找卫生厅，卫生厅副厅长说“我们厅长都被抓起来了说是什么叛徒啦，我还准备着被挨斗呢，你们愿意怎么搞，你们要找个各单位去找哪个单位的造反派去。”所有的领导都谈了嘛！所以这个会议只是相当于下达了一个任务，今年的计划就这么搞，各单位具体的情况自己考虑组织去。
会上就是把计划发给大家，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当时大家有的观点不一样的就争论的很厉害。我当时看着那个计划就在那想，这个计划这么庞大怎么搞啊，到处斗的一塌糊涂，哪个有功夫搞这个啊，但是接受了任务就的搞啊！6月份的时候就给我们下达了正式的会议纪要和规划。
通过对几位老先生的访谈及相关佐证，我们对整个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大协作的组织过程可以有很详细的了解，对文革时期“抓革命、促生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致谢：十分感谢陈海峰、傅良书、吴滋霖先生接受我们的访谈，仅以此文怀念吴滋霖先生。
注：参考文献略。
[1] 此化合物为环氯胍扑姆酸盐
[2] 此处指的应该是没有像目前临床试验那样采用安慰剂对照组
[3]桂绍忠（1916~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卫生部部长。参加了第5次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回国后，任第2军医大学副校长、校长兼党委书记，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卫生部顾问
[4]据第二军医大学瞿逢伊教授回忆，在1964年的时候，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二军大就已经接受任务做抗疟药的研究工作。
[5]贺诚（1901~1992），1936年毛泽东派贺诚护送王稼祥去苏联治病，1937年贺诚把王稼祥护送到莫斯科，从此贺诚滞留于莫斯科。1945年回国，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和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一九五八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6]彭方复（1911~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卫生部医政处长，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第十三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后勤部部长，国防科委顾问。
[7]周廷冲（1917~1996），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历任济南白求恩医学院(现改名为山东医科大学)药理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理系主任，药理毒理研究所副所长，基础医学研究所所长。先后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总后勤部医学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军医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药理学会常务理事及副主任委员，中国生化学会理事等职。
[8]邱会作(1914~2002)，1959.10~1971.9任总后勤部部长。
[9]杨鼎成（1916~2003），1964.8~1971.3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
[10]据张剑方回忆自己不是在1967年担任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