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子于征
之子于征 有闻无声 允矣君子 展也大成
纽约时报，Ian Johnson，伊恩·约翰逊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原文链接：https://www.nytimes.com/2023/09/21/opinion/china-underground-historians.html
原文中还包括很多又价值的图片介绍，这里没有包括。
1959年，中国甘肃省天水市的一群大学生开始了一项不切实际的计划。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饥荒之中，这场灾难是由政府政策引发的，可能导致了多达4500万人丧生。这些年轻人亲眼目睹了农民饿死和吃人的情况；他们还看到了政府残酷地惩罚甚至杀害那些寻求帮助的人。他们觉得必需要采取行动来传播正在发生的事情。于是，他们决定出版一本杂志。
这些学生将这本杂志命名为《星火》（Spark），名字来源于中国的一句成语，“星火燎原”，意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亲自刻蜡版，然后在当地官员的帮助下，使用油印机印刷了这本杂志。
《星火》第一期仅有八页，没有照片和图片，看起来很原始。但这八页内容充满了深刻探讨中国威权政治体制核心问题的文章，针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这些问题包括农民不被允许拥有财产，一切都属于国家所有；高层领导不容忍反对意见；腐败问题普遍存在；甚至对于忠于政权但批评的人也会受到迫害。杂志第一页的主要文章为整个杂志设定了基调。
“曾经非常进步的共产党为何在掌权不到十年后变得如此腐败和反动，国内充满了抱怨和反叛，而国际上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这是因为人民的世界被视为党的私人财产，一切事务都由党员来管理。”
不会再有第二期杂志了。在几个月内，与这本杂志有关的43人被逮捕。其中三人后来被处决，其余的被判刑在劳动营中度过多年。
《星火》只存在不到一年，看似已经熄灭。在中国共产党近七十五年的执政期间，它本可以被遗忘，不过是对党的无限权力的无数小小愤怒行为之一。然而，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它的故事现在已经成为反对一党专政的代名词
为什么星火可以存在至今呢？这是通过中国一些“非主流的”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实现的。这些地下历史学家是一群志愿团结在一起，希望讲述共产党统治全貌的公民。他们希望讲述发生在中国上世纪的大饥荒和今天的病毒爆发等中国人集体记忆中的事件。这个运动的一位关键成员是一位49岁的记者江雪（Jiang Xue），她决心讲述家乡发生的真实故事——不要让中国历史一部分又被失落或扭曲。像江雪一样的这些人的努力工作，帮助将《星火》变成了一个启发之源，追随着《星火》杂志创作者的脚步，即使在最严厉的镇压抵抗的措施下，这些人也能证明这个政权的局限性。
在世界各地，历史已经成为一个如何认知当今世界的战场。美国人辩论奴隶制对于他们国家的建立的重要性。欧洲人探讨他们殖民帝国的残酷性。年轻的非洲人挖掘尘封的尼日利亚内战和种族隔离时代的记忆。我们还可以轻松地列举日本、新加坡、印度以及其他几十个国家。对那些发生在大多数人出生之前的历史事件的认知对于塑造我们的未来变得至关重要。
但在中国，对历史的正确解读这个观念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强大。对于现代中国的领导人来说，历史是他们合法性的关键：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来拯救中国；历史决定了它的成功；历史祝福着它继续掌握权力。当然，这个历史是由党来书写的，党雇佣了大批文人、电影制片人、摄像师和记者来宣扬自己对事件的版本，无论是最近的还是古老的。通过他们，党控制着教科书、电影、电视纪录片、通俗历史杂志，甚至是视频游戏。
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人民通常对最近的过去知之甚少。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仍然委婉地被称为主要由自然灾害引起的“三年困难时期”。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本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暴力行为，文革导致多达两百万人丧生，关闭学校，并将受过教育的人送到农村当苦力。但是讨论文革却变得越来越禁忌。这种对历史的抹杀不仅仅限于上个世纪的事件。甚至新冠危机也被清除掉，举报者被塑造成亲政府的英雄，而严格清理措施现在也成为了禁忌话题。
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这种垄断控制是中国国家威权主义问题的根源。现在的中国人从小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精英官员领导的，而不是在幕后交易中被任命的领导人，党国用严格但是公平的公务员体系统治中国，而不是缺乏权力制衡的体系，党国捍卫了几个世纪以来存在的国家领土，而不是简单继承了火药帝国的国土。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容易发生清洗、腐败和民族冲突等问题。简而言之，如果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统治中国，那中国人就永远不会质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权。
这种对历史重要性的信念推动了一个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地下历史学家运动，这个运动在过去的20年中慢慢形成。我将这些人称为历史学家，这只是为了简化表述，实际上他们是中国最聪明的头脑之一：大学教授、独立电影制作人、地下杂志出版商、小说家、艺术家和记者。有些人可能被视为异见分子，但大多数人还和中国的党国体制保持联系，他们继续工作、拥有财产并抚养家庭。所有这些人都冒着职业生涯、未来和监狱的风险，出版秘密杂志、被禁书籍和独立纪录片。
地下历史学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但在共产党执政的前50年中，他们是孤立的个体。他们的文章、艺术品和书籍很快就被安全机构没收。他们通常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伴随着这些地下历史学家，见证了他们在多次打压下，仍然建成了一个全国性网络。他们分享不同的故事、英雄事迹和共同信仰。这些分享通过基本的数字工具，如PDF文件，价格适中的数码相机，和便携电脑上的电影编辑软件等，现在可以非常容易地分发。当中国政府不堪负荷面对大规模的动荡的时候，比如在2022年底的新冠封锁期间，这些人能够在公众辩论中发出自己的思想。
中国地下历史研究运动的崛起挑战了中国人传统看待待这个国家的看法。如今西方看待中国的主流方式是在中国发生的都是一些像监视、文化灭绝、盲目民族主义等反乌托邦类型恐怖事件。作为一个曾经广泛撰写中国的宗教和政治迫害等问题的记者，我知道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中国也广泛存在不同意见的人。批评的声音仍然很多。
中国现今这种“反正史学运动”也对共产党主导社会这个假设提出了严重质疑。尽管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国国内的人们仍然能够发表挑战当局的著作和电影。他们的思想仍然可以传播，当社会问题达到沸点时——就像过去一年发生的那样——人们经常会寻求用和官方不同视角来看待当下。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反正史学家的努力使年轻一代的中国人重新发现了一条与志同道合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血脉。这条血脉可以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时代。曾经只能外国图书馆中才能看到的书籍现在可以轻松地以数字形式分享。英勇的抵抗斗士的故事被记录在秘密传播的电影中。在中国，曾经的批判性思想家常常独自工作，现在他们共享着一个强大的中国人民反抗威权统治的集体记忆。
如果不是因为江雪自己家庭的故事，江雪也许永远不会感到有必要保持《星火》的记忆。与许多地下历史学家一样，她对历史的信仰开始始于自己的家庭。
在1960年初的大饥荒中，江雪的祖父张如林（音译，原名不详）、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四个孩子每天只能分配到一个玉米馒头，供他们六个共同分享。张如林能够看出他们将会饿死，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中的一个人必须去死，以便其他人有足够的食物幸存下去。但如何选择，以及如何让其他人接受这种牺牲呢？
江雪以她父亲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每年中国农历新年除夕讲述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
“爷爷是一个公正的人。每天他都会拿刀把馒头切成六等份。每人一份，每份都一样大小。他会用秤来称每一块。我的小姨——她当时只有1岁——她得到的份量和她的父亲一样多。但是父亲需要更多。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者。但每个人都一样多。他们都幸存了下来。父亲却饿死了。他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确保孩子们了解家庭历史，每年江雪的父母都会把他们包裹在冬衣里，然后一家人会爬上他们房子后面的山坡，花费半个小时到达一个小高原，那里葬着她的祖父。家人会献上食物，然后在冰冷的地面上磕三个头。然后，她的父亲会讲述这个故事，而故事每次都以“当是我们都很饿…”开头。
这些家庭经历使江雪开始对权威政权产生了了怀疑，这种怀疑在她大学毕业后变得更加强烈。江雪的原名叫张文敏，但当她第一次担任记者时，她采用了筆名江雪。这个名字来源于一首唐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讲述了一个渔夫独自乘船行驶在白雪覆盖的河流上。这是一个中国诗歌中最令人深刻的形象，意味着一个人在逆境中坚持，进行着许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的孤独追求。
江雪在1998年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当时中国媒体迎来了一个神奇的时期。当时，报纸被鼓励盈利并吸引读者。虽然仍然存在审查，但审查相对宽松。
在2003年，中国新闻似乎濒临转变的边缘。当年广州一名外省农民工在警方拘留中被殴打致死，（孙志刚事件），该事件引起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他们成功地要求起诉十几名公务员，并重新思考对待农民工的方式。突然之间，似乎媒体和公民社会可以在中国这样部分封闭的体制中产生影响。像江雪这样的记者开始承担日益雄心勃勃的项目，包括强制拆迁、腐败和环境问题。
然而，慢慢地——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党开始反击了。党重新掌控了新闻编辑室，安排更加顺从的编辑。到了2010年代初，党缩小了可以调查的话题范围。江雪一直留在她的报纸，直到2014年，当时她的编辑发布了一项命令：只发表对政府有正面评价的文章。感觉自己被设定为被解雇的人选，江雪辞职了。于是，她开始了自由撰稿工作。
江雪当时已经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位重要声音。但现在她摆脱了官方的束缚，可以自由地写文章，江雪在中国和国际上成为中国顶尖的独立记者之一。
让江雪声誉大增的一篇文章是2015年的一篇名为《一个妻子的这一年》的文章，介绍了著名人权律师浦志强的配偶孟群。这篇文章罕见地将关注点从中国常常以男性为主的异议世界转向了许多勇敢的女性，正如江雪自己一样，这些女性也在为变革而战。
然而，这篇文章也引起了可怕的中国安全机构的关注。她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闭嘴，你看起来很像国家的敌人》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面临的挑战。这篇文章分析了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地用于追踪像她这样的人，以及普通人如何被党隐瞒了自己的历史。
她写道：“如果这土地上有另一个无形的牢笼，那我们身在其中，心智难道不是无时不在受影响吗。普通人本应获取的关于这世界的常识，要拖延多久才能得到呢？”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的一年，江雪开始对《星火》这个故事产生兴趣。一天，一位从另一个城市来访的教授问她是否听说过这本杂志。她没有听说过，并对它起源于她的家乡天水感到惊讶。那天晚上，这位教授做了一件以前几代知识分子无法做到的事情：他给她发了一份有关这个案件的500页PDF文件，包括一本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和从学生口中取得的警方供词。后来，她甚至找到了两位主要作者之间的情书。她感到惊讶，竟然没有人为普通读者深入报道这个故事。
受到兴趣的驱使，她打电话给她的父亲，问他小时候听说过这个事情吗？父亲说没有听说过，但他知道可以帮助的人。几天后，江雪乘火车回到家乡，了解更多情况。这开始了对《星火》杂志的多年研究。江雪从自己的家乡开始，自费走遍了全中国，前往追踪那些现在已经年迈的《星火》杂志创办人，看看他们的故事是否能够对今天的中国产生任何教训。
她得到了其他地下历史学家的帮助，他们为她提供了建议和鼓励。她与中国最伟大的地下纪录片导演之一胡杰交谈过，他拍摄了两部与《星火》有关的影片。一个在西安的反正史学家张世和（音译）帮助她编辑了一部关于她采访的短片。她还与女权主义学者和纪录片导演艾晓明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艾晓明制作了一部长达六小时的纪录片，讲述了江雪家乡附近一家臭名昭著的劳动营。
2019年，江雪关于《星火》的文章发表在香港的《今日》杂志上。这是她写过的迄今为止最长、最深入的一篇文章，总字数超过4万字，这篇报道是关于《星火》和它所挑战的体制方面最权威的书面记载。
这篇以第一人称写成的文章只部分涉及过去。它的核心是江雪对她家乡历史中被遗忘的一章的发现。在一系列小插曲中，她带领我们与生还者见面，他们的努力创造了《星火》。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带领我们回到了大饥荒时代，并描述了他们如何努力抵抗官方的遗忘。江雪询问一位现年80多岁的学生，他多久想起他的同学。
“非常经常。”
“你会想起他们的声音和微笑，”她说。
“是的。”
“他们年轻时的样子。”
“是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直到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都不会忘记他们。因为这些人，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他们是崇高的。所以我们应该记住他们。我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吸取历史上的悲剧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我们应该吸取这些教训。我希望年轻人能够培养正义感，发扬正义感的美德。人们应该敢于行动，但不要做不必要的牺牲。”
“真可惜，不是吗？”江雪问。
“人们应该珍惜生命，但在必要时应当勇敢。”
江雪表示，这篇文章是她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作品，特别是因为它关于她家乡的历史。她自己家庭的过年仪式让她明白她的祖父是饿死的。但直到她研究了《星火》，她才意识到了整个饥荒的背景——最重要的是，一些人是如何反抗的。
这篇文章获得的支持也让江雪感动。这篇文章以PDF形式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天水的一位读者，经营一家印刷业务的人自愿专业印刷和装订了数十份杂志，以便老年人也可以阅读。天水的另一位读者写信给江雪，告诉她她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大规模集会，谴责那些学生，但是其中一位学生，谭蝉雪，在几小时的侮辱和威胁中，仍然保持坚强和高大的。“现在我知道她是个真正的英雄！”这位女士写道。
“《星火》是历史，”江雪告诉我。“但它是一段未完成的历史。老一代人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言论自由的缺乏，与我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看看新冠疫情，所有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都是因为缺乏言论自由。”
但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最敏感的领域——历史——所付出的代价很高。多年来，她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积蓄来维持生计。她的工作与丈夫渴望在政府智库中担任宗教研究员的职业相冲突。当“思想警察”访问了他的研究所并发出警告时，他要求她停止工作。她拒绝了，于2021年江雪离婚了
让江雪和许多其他地下历史学家坚守的是他们的运动所提供的社群归属感。她的一些采访对象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比如谭蝉雪，她经常去看她，直到2018年她去世。今年6月，在她在北美旅行时，她给帮助印刷杂志的向承鉴打电话。她每个重大节日都会给他打电话，只是打个招呼，聊上半个小时左右。这次是在端午节前后，这个节日特别合适，因为它根植于古代一个著名诗人屈原的故事，屈原自杀以抗议政府的恶政。
“向叔叔，”她在视频通话中说，“人们仍然关心《星火》。没有人忘记它。”
在一篇她的文章开头，江雪引用了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关于她所描写的人物以及她自己生活的相关性的话：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我们也有权期待一些光明。这种光明很可能不是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是来自一些不确定的、闪烁的、往往非常微弱的光芒。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光芒将点燃那些人物的生活和工作，并且在地球所给与他们的时间跨度内一直闪耀——这种信念简略地绘制这些人物的背景。 像我们这样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分辨这些光是从蜡烛发出的光还是从炽热的太阳那里来的光。”
当我看到这些句子时，我被深深的感动了，因为这些句子同样适用于当今中国任何为改变而努力的那些人：他们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吗，还是开创性的？是蜡烛的微光，还是烈日的耀眼？
阿伦特的这句话尤其贴切，因为它是开放性的，没有结尾。它并不意味着在困难时期工作的人一定会获胜，因为善总是战胜邪恶，或者其他一些陈词滥调。但其中的暗示是明显的：在黑暗时期，光是宝贵的，光明总是重要的。
当今许多国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政府毫无希望，一党专政。这些国家会注意到像江雪，或者其他那些参与反正史运动的人所面临的困境。例如，湖南作家谭合成，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记录湖南道县政府在文革期间命令的法外处决，记录了发生在道县的湖泊、河流和桥梁上的谋杀案。然而，谭合成面临的结果是被边缘化和不断的报复威胁。电影制片人艾晓明制作了许多纪录片，但被禁止离开中国。地下刊物《记忆》在过去15年里出版了340多期，但其编辑经常面临骚扰和警察监视。
但是，这种简单的观点将是对这些反正史学家的生活和这场75年运动历史的一种选择性解读。像其他地下历史学家一样，江雪仍然在写作，她的文章在中国仍然广泛阅读。其他人不断找到机会制作电影，编辑杂志，写历史小说，挑战国家的遗忘运动。虽然他们遭受迫害，他们的刊物或电影节被关闭。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回来，就像他们和他们的前辈已经做了75年一样。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如何衡量这些人的影响很困难。但从个别经验来看，特别是在过去几年里，我看到他们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被发布和转发。当然，社交媒体可能是一个回声桶，（你总会看到或听到同样的消息）。但当我在疫情爆发的头几个月居住在中国时，这些反正史的叙事似乎突然无处不在，因为中国人正在寻找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为何威权主义会一再出现，对整个国家构成了严重挑战。
我并不是要提供虚假的乐观主义，而是要表达我自己的现实主义观点。我自己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度过了超过20年时间。我亲身在中国经历了2010年代，这是习近平上台并实施了他的强权国家的时间。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控制从未如此紧密。这是黑暗的时刻。同时也要承认，在上世纪90年代人们所想象的“互联网”很容易被威权国家控制，使得社交媒体更像是控制而不是自由的工具。
然而，事实是人们仍然抵抗，而且这种抵抗形式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协调，这似乎比威权政权是威权政权这种平淡无奇的观点更为重要。事实是，独立思考在中国依然存在，它没有被压垮。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可能在巨大的阴影下工作，但他们也是我们知识界的一部分，也是更大范围的全球对话的一部分，这个对话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过去并创造未来。
当今这些在中国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值得我们了解，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值得了解的。他们正在创作与冷战时期的伟大作家或电影制片人相媲美的作品 — 那些就像阿列克桑德尔·索尔仁尼辛、米兰·昆德拉和米洛什·福尔曼的人们。值得记住的是，东欧知识界的许多巨匠在很多年里影响有限。只有当这些国家开始陷入经济停滞时，普通人才开始寻求理解过去的替代方式，以评估未来。
中国的一些反正史学家把他们的工作当成时间胶囊。他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作品可能在中国不会自由传播，但就像几代中国历史学家一样，他们相信最终正义会胜利，有一天他们的工作会有所作用。他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人知道，在2020年代，当党似乎成功地将时钟拨回时，中国内地的人并没有屈服于舒适或恐惧。他们继续写作和拍摄。并不是每个人都屈服了。
但也有许多人相信这个时间范围更短。他们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今天它也是脆弱的。
随着中国从几十年来持续繁荣的时期过渡到一个增长缓慢和人口挑战的时代，许多中国人似乎渴望以新的方式来理解他们的国家。政府严格的封锁导致死亡和痛苦，然后突然放松限制，导致数百万人在短短几个月内丧生。中国政府这些对待新冠大流行的政策和错误，打破了党的无所不能的形象。长期以来，VPN技术已经允许人们绕过中国的防火墙，但相对较少的人会费心去使用。现在，许多中国人会使用VPN寻找被禁止的网站。
对于江雪来说，她经常在中国被封锁的网站上发布文章，这意味着她吸引了新的读者。她发现自己的文章经常被转化为图像文件，因为这样可以更容易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因为国家的软件更难读取这些文件并找出敏感的词语和短语。
在2023年元旦后的几周，也就是中国各地爆发抗议浪潮，迫使政府放弃了其严苛的大流行封锁政策之后，江雪发表了她最受欢迎的文章之一。她向去年底领导抗议活动的数百名年轻人发表了讲话。她写道：“因为有了你们，人民在过去三年的大流行专政中所遭受的苦难才有了一些意义。正是通过大声明确地说出你们心中的所想，你们为那些被打倒和奴役的群众赢得了一点尊严。”这篇文章被发布在一个被封锁的网站上，但很快就在Telegram、微信和其他平台上发布和转发。她收到了来自中国的数十封电子邮件和信息，感谢她的工作
当江雪追随她的使命时，她经常被问及她的工作是否有任何真正的意义。有一次，在我们在西安南部的山区旅行时，她告诉我一个几年前在纽约市举行的会议的故事。她曾经见过一位知名的记者，他离开了自己的职业，逃到了美国，经营着一家餐厅。他告诉她，她的工作在道德上有价值，但在实际上却是无关紧要的。她真的能通过写中国历史来取得什么好处呢？
当她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她的眼睛低垂着，缓慢地摇着头，仿佛已经失败了。但然后她停下来，重新振作起来，以令人惊讶的坚定说话。
"但我不同意，"她说。"如果你努力尝试，这是很重要的。我想成为一个异常社会中的普通人。"
像江雪这样的人的成功并非是注定的。他们会变老，死去，可能会被逮捕或消失。但如果这场运动的历史教会我们任何东西，那就是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尽管遇到挫折。我们可以看到个别的战斗，看到失败。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无休止的创造循环，每当历史被触动时，都会有新的星火从燧石上跳起。
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是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高级研究员，即将出版的书籍《星火：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及其未来之战》（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的作者，本文是从该书中摘录的。他在中国生活了20年，并因对中国的报道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