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方水圆
陸美港台, 男女老少, 華人心聲, 日子過好。
正文
数学老师按得分高低发考卷，大部分同学都希望早点被发下来。全班同学中最不着急的就是功课最好的和最差的两拨人，而其中最气定神闲的人就是李源，因为他总是最高分第一个被叫到。
高三上学期快结束了，教室里的气氛也似乎在发生无人在意的变化，因为连最爱说笑的同学也都变得话少了，考大学的压力似乎让这些不大不少的孩子们，突然变得沉静和稳重了。
一天下午课间休息时，猛然听到：“我就是不相信！”一声大吼。并看到李源把一本教课书扔在地上。平时个性温和的他，这是怎么了？原来，昨天数学小考后发试券时他没被第一个叫到，而是第十个才轮到了他。从高二起，对李源来说这是破记录的第一次。
台大当年的大操场与相连的网球和蓝球场都靠新生南路三段很近，放学后和週末李源喜欢一个人在球场一旁的大树下看书，高中同班同学王健和刘济也都住在大安区这一带，经常来这里打球，这三人不约而同地凑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
转眼就考大学了，大家都忙着准备这场一战定终身的考试。课馀时候见面的机会少了，偶而在这球场附近相遇，也都没什么话可说。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主要的大学不到十所，但当年联考的大学仅限于台大、政大、师大、成大以及台中农学院五校而己，其实师大与成大当时的名字分别是台湾师范学院与台南工学院，约三年后台北的行政专校与台中农学院合并成为台湾省立中兴大学。而当年教育经费拮据情况下，除了台大招收的学生较多，参加联考的其他四校能招收的新生都不超过五百人，因此估计当年考上联考的学生总数最多是三千人左右。而当年台湾总人口是一千四百多万，佔人口比例不到0.1%。因此能够考上大学的学子们应该称的上是当年台湾社会的一群幸运儿。
杨振宁与李政道就是那年代不久前荣获物理诺贝尔奖的华人，台湾社会普遍引以为荣的气氛下，物理学科成了许多学生竞相报考的理想志愿，加上那个时候理工科专业本来就是吃香，不要说就业找工作比较容易，就连找女朋友也是被考虑的好条件之一。物质生活匮乏的当年，人心现实的程度可见一斑。说到这方面，顺便谈两句题外话。撤退到台湾的大陆人带去了不少人才与资源都是历史事实，但随之至的类似十里洋场的海派习性也给台湾社会留下了影响深远的烙印。时至今日，不仅仅是二三代后人仍然不时流露出那股子气质，对导致后来台湾社会族群分裂与政治混淆不无千丝万缕的关联性。
像李源这样的高中学生，不仅数理学科好，文学艺术方面的底蕴水平也不差。那年考上台大物理系的前十名新生中，少说至少一半堪称是这类的文理兼备的优秀学子。李源和另二人是当年联考三组总分数近满分的前三甲。北京名校教授戴云轨先生时任台大物理系主任，曽惊嘆：没想到，来了台湾还有英才可教！戴先生的长女、曾是笔者数学老师，因此有幸得知教壇圈内一些趣闻。
从中学到大学，当年台湾师资阵容的水平堪称一时之选，不论文理，出身北大清华等名校的老师比比皆是，而且还有许多教中学的原本在大陆都是大学教授。可想而知当时的学生是多么幸运，能赶上好机会得到这些优秀师资的哉培，名师出高徒雖非定律，但这批学生受益终生确是事实，为数不少的他们后来在海外各个业界領域里都作了不同的贡献。其中更有不少人把一己的能量回归到自己的母国故土，直接或间接地为神州民族复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转眼一甲子过去了，当年的学子们大多数已经是退休年龄。回顾当年台湾那些老师们的言传身教的风范，肃然起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们是以为人处事应有的典范为基础来传授专业的知识，换言之，受教的学子们在吸收某些学科的知识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春风化雨，使学生们浸润了正确人生方向的薰陶。
那个动荡年代的中国人多得是不幸，但错乱当中却蕴含着的令人珍惜的正面待机而发的种子。作为当时的受益者学子之一，应该由衷的说一声：尊敬的老师，谢谢啦，学生想念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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