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方水圆
陸美港台, 男女老少, 華人心聲, 日子過好。
最近和一对武汉来的夫婦闲聊，暢談他们去台灣旅遊的见闻，言下诸多讚譽和愉快的記憶。当他们说到在台南夜市吃到一种鱼羹汤，認為美味可口，但夫妻二人就是記不得其名称。弘一本能地问是不是叫土托鱼羹。他们惊奇地反问: 你怎麼知道?
这一问，瞬间钩起了塵封数十载的陳年往事。当年的台南夜市仍沿袭日本话，叫?做〝沙嘎黎哇〞。用台灣南部近海盛产的新鲜鯕魚肉所做的鱼羹湯确实是一道美味，堪称台南特有的小吃。
高齢的父母走了之后，多年來再無人談及弘一少年時期的往事，再说他自己也進入花甲之年，但当他们聽完了當初弘一在台南求学遭遇的情景之後，他们都鼓励弘一应该說明原委並公諸於世。弘一与妻子再三考慮後，决定道出下面的經歷，希望有些人在大格局巨变的今天，能够敞開胸襟以瞭解代替闭塞，以包容取代排斥，讓我们大家一起擁抱和祥与平静。
弘一很快插班上了初中二年级，在台南那是一所颇负盛名的中学，而其好名声却是因為那是日据时代日本子弟就读的学校。整个学校充斥着日本人留下的种种言行作风，許多老师只講台语。不少高中生戴着日本军帽，並且把帽沿中间折疊，帽子後面故意弄个洞好让長髮支了出来，据说那是日本浪人的作派。最显眼的是穿日军制服的学生，校方屢禁不止，故意挑釁政府的规定，更無視训導主任的查处。
初中二年级的英文仍停滞在簡單词字的反复朗读階段，数学则纠纒在高小的四则问题，弘一的班裏四十二个同学有一半写不出完整的作文，甚至读不出课文。相较天津渤海中学的程度，這一切似乎是小学五年级的水平。当時来自厦门的邬姓级任老师得知了弘一的情形後，当天中午让弘一在教务处向多位老师们作自我介绍，有两位女老师好奇地问了許多天津初中功课相关的细莭，也有一位男老师建議弘一把自我介绍的重点?在黑板上，並且要求中英文並寫，兼任教务主任的數學老師则更进一步地要求弘一解析兩題一元二次方程小代數。鄔老师爱护自己学生心切，多次设法劝阻。
這那是對一個初二學生的瞭解，簡直是像博士論文考試的會考！初生之犢不畏虎，雖略有怯意，但還是壯着膽子，用标凖的北京口音回答问题之外，並按各種要求一一完成。對他的表現是：除了鄔老師会心的微笑，其他幾位老師都無言以對，有的搖頭有的點頭。這件事很快傳遍全校，但對弘一來說可不是件好事，甚至是一場噩夢的開始。要知道，全校中除了一年前從浙江來了一個初一學生，随後又有個來自南京的，弘一算是第三個外省人也是全校唯一的北方人。
首先折騰人的事就是弘一被選為新班長，同班同學中總免不了有幾個不服氣的。而其中有兩三個的排外性較重的就成了整班帶頭惹事的領頭羊。不是說難聽話、就是搞惡作劇、要不然製造糾紛甚至打架。大大小小的事不斷發生，弘一以視而不見的方式應對，結果是變本加厲，向鄔老師求助對策，試用幾次效果不彰，反被視為柔弱可欺，態勢進一步惡化。校方得知後還特別召集相關人員開會討論，決定是由訓導主任出面，幾個調皮蛋被罰。教室內是較前平靜不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也是更麻煩的是；出了校門放學時段，弘一成了靶子，那幾個搗亂者還糾聚了十來個人助陣，對弘一作語言上的騷擾、羞辱、和威脅，隨後的日子裏隔三差五文武戲碼一起上場。
弘一全家當時住在台南縣新市鎮，每天搭乘火車上下學，台南市到新市鎮中间经过永康，两站地的距離不算遠，但对一個孤单無助的初二学生来说，上下学乘火车则是漫长而危险的过程。当年台湾铁路很多客车是货车改装的代用客車，有的甚至没有任何座位，挤满了人的车厢裏，还有各式各樣的新鲜蔬菜、鲜活魚、豬肉簍子、加上挑着鱼苗的贩子更不断拍打着竹缕铁皮筒的水以增氧，弄得到处是水。挤满了人的车厢中，真是五味雜陈。既使如此，弘一每天早晨在新市站上车時的惊险与困难，更非常情可以理解的。
從番子田（隆田）和善化前两站的人已经挤满了车厢，敞开的火車拉门门口经常被许多高中学生堵得無法踏進车内，一旦被認識的同学看到，他们不僅不幫忙反倒大喊：“叭阿刷（打阿山）”。赶车心切，弘一经常硬着头皮往裏挤，上了车後当然不免又是一次被修理，但這还不是最坯的情形。多少次火车己开动，那些挡他上车的学生得意地笑着夹着骂人的闽南话，弘一逼不得已只好抓住代用客車窗外的幾根细铁欄杆脚尖蹬着拉门的轨槽，就這樣整个人吊在車外，加上背着一个不轻的大書包和手中单提的铝饭盒，脚酸手麻勉强到了中间站永康时，趕快跳下车去並儘快地衝進另一節车厢。有一次正在跨过下濁水溪大铁桥时，一隻粗壮的手從車裏伸了出来用力掰開弘一抓铁欄杆的手指，蓄意讓他掉下河中，這件意外使他忍無可忍，回家後第一次向父母说明實情，並提出停学的要求。那真是很难忘的情景，传统式的家教氛圍，父母嚴厲斥责其要求是非夷所思，並且对孩子每天的危险遭遇的真实性非常值疑，認為天底下怎會有如此之事！而且还認為是弘一惹了别人。待人以宽律己從嚴本来無可厚非，但在一个特殊社会背景之下，並且涉及了子女的人身安全的大事，豈能以北方人質樸的處世態度来应对！
初中二年级的少年完全不懂這一切，更不明白他為何被這庅多当地人欺辱，甚至迫害。心中除了苦闷，最大的委屈是得不到自己父母的理解和支援。二二八事件為何？在殘餘日本勢力的挑唆下，參於的策劃者在美國駐台領使館秘密開會等史實，怎能是一個無知少年所能瞭解於萬一？
孤单無助之餘，弘一想念故鄉了！想到在天津乘坐電车上下学的方便，乘坐红牌電车從北大関上车经过金湯橋到意大利租界的领使馆站下車，再步行二十分鈡就到了渤海中学，路上與同学們有说有笑的愉快時光，他好像又回到故鄉了。天津電車交通系统是比利时人修建的。车上有售票员一般是车上買票，有时提醒乘客小聲講话，但对老幼乘客则特别照顾，記得初中一年第一学期開学那天書包很重，上车时是售票員提了他一把，还说：“孩子，這麼早就要上学了！” 北方九月份的秋意已濃，晨風凉意中，那樣的関切是温暖的。然而，現在這個陌生的地方除了父母家人，没有叔伯、舅姨、更沒有樂於助人的街坊鄰居们。他情不自地問 “來這裏幹什麼？”
随後，弘一開始反抗以自救！誰阻挡他上車他就推打誰。並且把多月以来的遭遇向浙江来的贾姓同学訢说，出乎意料地，賈同學每天從番子田站上车时也不断有同樣的境遇。正当他俩相互取暖痛述各自被整情形的时候，不知怎地都被鄔老师聼到了。首先，鄔老師詳細地瞭解了二個少年學生所說的實況並作了筆記，然後直接向校長作了報告。校方召集了相関人員的會議，各方意見大體一致，唯獨教務主任認為這是在校外發生的，屬於學生個人的事件，校方不應涉及。鄔老師強調我們學校的學生安全受到威脅，校方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更不能坐視不管。最後，校長認為應先盡快通知家長，然後全校所有的級任老師分別向其自己班上的學生説明並警告此風不可長。
弘一的父母親知道事態的嚴重性後，父子二人開始一起進出，父親提前出門配合兒子上課時間，下午弘一到父親辦公室外面門房等着一起到台南市車站同時上车回家，有時候讓弘一到車站的調度員的休息室等着父親一起上火車。隨後幾個星期裏算是消停平靜下來，但是就在全家大小稍微放心之際，一天下午回家的時候，新市站修理月台，火車進站前停下來就讓客人下車了。沒有月台客人必須從車門踏板跳下來，弘一在前父親緊隨其後魚貫跳下車，就當弘一跳下的瞬間，站在門邊的一個高中生一腳踢到弘一的後背，父親急忙伸手保?己來不及，眼看着兒子的頭碰上第三階踏板，腳下一滑倒在滿是鵝卵石的地上。父親急忙扶起兒子，再抬頭要質問那個坯蛋學生時火車已開始移動了，只見那個戴日本皇軍帽的高中生站在車上得意洋洋的笑着擺手。所幸弘一只是後頭皮擦傷，腫了一個一寸大小的包，父母親痛心之餘也深深體會了兒子幾個月以來所經歷的艱辛和危險！
近七十年后，從隆田(番子田)、善化、新市、到永康，加上总爺与虎头碑两地，那塊叫做台南县的地方上的人, 如今是否己变得比较包容或者善良? 相信人性的轉變是可以期許的。然而，讽刺的是，就在那同一片土地上，后耒却培育出 一個島上名燥一時並且锒铛入獄的政治人物。是必然，还是巧合，也許宿命一词更能入木三分。
现在台湾的台独有歪理，说台湾是1985年中国不要他们的，又说抗日战争时，台湾是属于日本的，台湾人那时帮日本当兵就是“爱国”。
多么混蛋的想法啊？！
他们失去了做日本降民的耻辱感，失去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希望大陆不要对台独抱有幻想，要叫他们怕你、才会听话，像胡锦涛对台湾让利的措施、是得不到感激的回报的！即使马英九的到大陆的好处这么多，他都没有说过一句感谢的话！
台湾人的奴性很大，必须要用威力处置。
普通常识告诉我们：
1931年918东北不抵抗 张学良是受命于老蒋的，至少是老蒋同意的；因为老蒋是张的直属长官，军队里那里有
下属忽略长官的事呢？不抵抗、这么大的决定，张学良能不先问老蒋吗？
当年张学良还有老蒋不抵抗的字据，报纸也登出来过，多年后，张学良就改变说法了，还是那种江湖义气：自己承担，而他却忽视了对历史求真相的责任。看不起张学良！
他最后无脸见东北父老，都不敢回老家看看。
2） 国军在抗战中因为奉命守城而擅自撤退被杀的将领，有位阶高至军长、师长的。 甚至连常德会战守城至久的58师师长余程万 （就是发出有名的“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七十四军万岁！中国陆军万岁！蒋委员长万岁！”的电报的） ，最后只剩下数十人，因为未得撤退命令擅自撤退，被下监要枪毙。 结果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来电求情（在开罗会议中知道守常德的事迹）、常德当地百姓联名上书为他求情，才被免死。 但这些都是有言在先，军令如山，所以必须依照军令惩处，包括韩复榘在内。 但张学良是方面大员，他自己未曾明令撤退，事前中央政府也未曾命令他要守到哪一天或者死守为止，又并非主动抗命。如果要依令惩处，事实上无现成罚则可依。 但张在事后依然遭到国民党的中委会弹劾，撤职查办惩处。
方才 Wiserman 提到韩复榘因违令遭到枪毙，以此事与张学良之未遭惩处相对照，认为张一定是得到了蒋介石的命令，才得以被宽纵。其实这是误解，这两次事件不是一码事。
1） 韩复榘之遭到严惩，是因为开军事会议已经有言在先,抗军令者杀无赦。 当时的第五战区长官是李宗仁，他手下的军队分别从好几个派系而来。除去韩复榘原来属于西北军，此时已经是成了“韩系”以外，守徐州的主将孙连仲也是西北军。在东南一侧向北前进的是中央军蒋嫡系部队的汤恩伯，在北边山东境内作正面防御的是匆忙赶来，兵员、枪械都不足的川军孙震的集团军。另外还有李宗仁、白崇禧手下的桂系部队。李宗仁最担心这些系统庞杂的部队不听他的号令，所以几次三番向军委会要求严格执行军令，违令之将领必须正法。 但韩复榘仍然是老观念，认为只要有部队在手下，无惧于任何威胁。所以他一再退让避战，并且有谣言说他与日本军已经达成默契。 这就使得李宗仁、白崇禧起了将韩正法之心。简单的说，就是李宗仁要借杀人以建立统帅的威信。 韩复榘死之后，川军 122师王铭章部死守山东滕县，全体阵亡，也是为了受命死守，不得后退。
4） 张学良在正式恢复自由行动、发言的权利以后（其实他在50年代定居台北以后就可以参加社交宴会等。只是不能参与政治活动），并没有发表任何声明，说他不应负丢失东北的责任。 这并非国民党对他仍有威胁，因为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年是在美国度过的。 如果张在九一八事变中是代蒋受过，含冤不白，即使他不愿对访问者谈，中共当局自然是很愿意为张学良做扩声筒，广为传播的。 张少年时喜欢女色 （甚至与东北军部属的妻子之间不大清楚，这是他自己说出来的），到老不改。90多岁时还飞到纽约去见女朋友 （妻子赵四小姐当时仍健在，住在洛杉矶）。 照理说，中共官方多年来对他这样推崇，张应该没有任何顾虑，可以光荣还乡。 但是他却至死未归。 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张的年龄大了，不愿再在公共场合配合别人做政治讲话。 回到中国后，不说话又不行，如果违心的去说配合的话，又难免会觉得： 自己这么大年龄了，耄耋之年还要粉墨登场，何苦来哉。 所以他到洛杉矶，到纽约，回台北，最后定居夏威夷，多处为家，却偏偏不愿意再回大陆，去看看那白山黑水的家乡。
拜读二位闡述，言之有物，啟發至豐。
張少帥早已作古，不便置啄。
溫室培養花草，何來 “疾風勁草”之硬骨！
2） 张当时因为注射吗啡，陷入毒瘾，不是正常的壮年状态。这是他的好友，澳州人端纳事后说出来的 （后来还亲身带张去戒毒），说他与张谈话，发现张学良每隔一至二小时就要起身到隔壁去打吗啡针。 张以其吸毒者的孱弱身心，却同时手握东三省与华北数省的军政大权，所以荒废了东北的政务，导致奸邪之辈乘虚而入。
3） 所谓奸邪之辈，便是当时东北军的参谋长满洲贵族荣臻。在张学良身居关内的时候，替张处理政务的是张作相，918之夜正逢回锦州休假，以致边防大权落入小人之手。另有特别行政区(即哈尔滨地区)长官张景惠，正好在沈阳，此人是墙头草，经倭寇板垣征四郎 利诱威逼之下，当即同意成立伪组织。（日后出任伪满的总理）。 还有吉林的军政长官，满独分子熙恰（日本士官毕业生，早有勾搭倭人之心）。 这几个都与张家有两代的渊源，张学良万万没有料到，这些人到了紧要关头，会下令完全不抵抗，甚至与入侵的关东军合作。 结果，张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能把概括责任承担下来。 但归根究底，张学良自己第一就不该使用毒品，以当年东北形势的剑拔弩张，责任如此之重，而张怠忽职守，尸位素餐。 第二、作为一个统帅，张知人不明，将封疆重任交付于无品德之人，如荣臻、张景惠。这些人一到了时局板荡，就原形毕露，恬不知耻的当了汉奸。
此致 ｛ Wiserman 发表于 2015-08-21 17:37:43 ｝ ： 因为节省时间，不再多作冗言。关于张学良弃失东北的责任，我早有评论。 现在仍然可以做当作回答，就此重复如下∶
对蒋介石最多的批评是说，因为他的命令，使张学良丢失了东北。这也是不符事实，而且没有详察历史所得到的结论。这是中共官方的说法 （本是30年代统一战线时期的宣传），本来是80年前的往事，随口说说也就罢了，把它当真，对待历史的态度就太轻浮了。
1） 张学良得享高寿，对保存历史真相很有些好处。他在九十高龄以后能够自由行动、自由说话（到了美国还有海外的中国文史作家紧跟不放）。他亲口对访问者说，当年是他下令不要抵抗。蒋介石仅仅指示他以不扩大事态为原则，但并未说完全不能抵抗。如果蒋介石真是完全不愿对日作战，何以五个月后又调动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投入一二八事变后的淞沪抗日前线？
我对老蒋的看法是：
1. 1931年918东北不抵抗 张学良是受命于老蒋的，至少是老蒋同意的；因为老蒋是张的直属长官，军队里那里有下属忽略长官的事呢？不抵抗、这么大的决定，张学良能不先问老蒋吗？韩复榘不战儿退出济南，都被老蒋枪毙了。
2. 日本投降后，老蒋不顾自己士兵、人民的死活，却把侵略的日本兵喂的饱饱的，用最好的交通工具，把这些恶棍送回日本；跟可恶的是老蒋尽力保护着日本侵略军司令岗村宁次、免受回东京接受同盟国死刑的审判，麦克阿瑟派人到南京抓人，老蒋把岗村藏起来不给人，保护着岗村，使他逍遥法外。
3.老蒋到台湾后，又请岗村宁次做军事顾问，训练军队、打“共匪”，后来被美国发现，而解散日本的顾问团。
4.老蒋在台湾拼命的宣传大陆共产党的邪恶“万恶共匪”，养成台湾的居民对大陆有根深蒂固的厌恶感，加深了以后两岸和解的困难，并且也在无形中培养了台独意识。
5.他以德报怨的声明、不出兵占日本、不敢要琉球群岛。。。都是大错特错的事。
6.早期他听上海张静江的话，去杀共产党就是错误！
还有很多，暂停于此。
Saksriba為当年赴台的长辈随俗所用。
盟军轰炸二中比附近的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要厲害得多。後操场近一半布滿炸弹坑。
台独是中国百年內扰外患的後遗症之一，應該有個了结啦。
盼台灣人民自求多福！
方才说错了人名，很抱歉，特此更正。 毛泽东失言的对象，第一个似乎是日本社会党的议员某人。 有人说他对倭相田中也说过这话，我不能确定。
顺便再说一点，蒋介石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未曾如毛泽东那样的重大失言。在国际外交场合，绝不可随便讲话，这是常识。但毛对倭相田中说，要感谢日本侵略帮助了中共取得政权。这种话无论是否玩笑话，都绝不应该说的。 国家外交是折冲御侮的场合，怎可随便开玩笑？无论毛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从中国第一的角度去看，这种言语失检的作风都是不可取的。我之所以提出这件事就是说，我们评判一个人的历史功过，不能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看。 无论是党派或是个人，在国家利益需要向外抗争的时候，什么意识形态都可以丢弃不顾，必须要国家第一。 如果因为认为某人是意识形态正确，就曲意维护，连 说错话、做错事都觉得可以原谅，就不是作为中国国民所应有的态度。对蒋介石如此，对毛泽东亦如此。历史的标尺是不应该为意识形态而变化的。
“Wiserman 发表于 2015-08-20 23:16:16 -- 台湾明石市评论家 马西屏查证了很多历史资料 说明 蒋介石是一个非常亲日的人，台独是由他孕育出来的。”
我未见到马西屏的原文，无法置评。但大陆有历史学家杨天石，是数十年来研究国民党历史的专家。根据他考证，近年来公布于世的《蒋介石日记》是真实记录，不是伪作。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有专书谈论蒋之日记。他们都不认为蒋有亲日、亲台独的立场。蒋在其日记中，总是把日本称为倭国；且在许多场合说到倭人之可恨。 蒋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的事物熟稔是意料中事，但还不至于到为日本而反中国。 1971年，联合国大会将要把台湾的常任理事国资格取消时，台湾原可作为普通会员国留下，但蒋介石早已有定策，如果不能代表中国，即宁愿退出联合国。 如果他有意搞台湾独立，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此外，两蒋治台时期，对台独都采取势不两立的立场取缔、封杀。 近年来台独之猖狂，是李登辉上台之后所造成的，与传统国民党的政策无关。
但台湾人也不是全是只知做顺民的。 倭国军队在1895年进入台湾时，在台湾中部的台中、彰化地区遭到比较大的抵抗。所以日倭殖民政府就对台中怀有戒心。其他地方都已经建立了中学，唯独台中没有。于是当地的士绅自己筹集了资金，土地，建造了一所中学捐给日本政府，并要求二个条件 1。必须收取台湾籍的学生 2。必须准许学生学习汉文（即中文）。 这所学校就是台中一中。 后来日倭又建立一所给日本学生念的中学，想要命名为台中一中，并把先已成立的一中改名为二中，遭到了一中师生的坚决反对（此时已经有日本籍的教师学生入读了），于是作罢。这就使台中成为台湾唯一个一个城市，台湾学生可以入读第一中学，以日本学生为主的反倒是第二中学。 这所中学继承了这段历史，在后来的228事件中，学生没有攻击外省的官、民，反而出面保护外省籍的老师、眷属等。接下来，国军的21师入台敉平动乱，外省籍的校长等又出面担保，说学生从未有打杀行为。于是台中一中在整个228事件中，没有遭到任何生命财产的损失。 1948年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39所优良中学，台湾也有二所，分别是台中一中与台北市的台北第一女中。 台中一中后来出现了 齐邦媛、李敖、王晓波等等知识分子，与它早年的中国民族主义传统是不可分的。
但这次事件，对原来只能与台南二中有所联系的台湾人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倭太子之只肯去一中，不到二中，就成了当地台湾人的心病。 所以在1945年台湾光复，归还中国以后，当地人就发起情愿，把日据时代的台南一中，改名为台南二中。而原本给台湾人念书的台南二中，改名为台南一中，为的就是要出这口气。国民政府当然顺应民情，准其所请。 所以如果去看当年的老校舍，反而是台南二中的比较一中的更为讲究，便是因为原本是给日本殖民统治阶层的子弟所使用的校舍。 倭人当年如此歧视台湾本岛人，而现在台湾一些绿营的政客居然罔视当年的卑下委屈的历史，还要与日本亲善，不是头脑发昏，就是天生愚昧，不知反省历史了。
原文∶“在台南那是一所颇负盛名的中学，而其好名声却是因為那是日据时代日本子弟就读的学校。”
我的台湾朋友、同学不少；对台湾的几所学校略有所知悉。原作者的母校应当是台南二中吧。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设立中学时，先建立起种族的藩篱，就是所谓的 内岛分校。内地籍的学生（即日本人）可以上当地的一中，本岛籍的学生（大陆人、台湾人，亦即中国人）只能进入二中，甚至三中。 台南又更加特殊。当年倭王裕仁在还是皇太子的时候 （大约是 1923年、24年）曾经到台湾访问。在当地居留的倭人把它当成了无比重要的大事。如果倭太子到临视察，那就是天大的荣幸。当年的台南一中因为曾经太子临幸，还把特别修建一座门当作光荣的纪念。这是倭人作为低下臣民，对神权皇室的崇拜，原本不足为怪。
原文∶ “当年的台南夜市仍沿袭日本话，叫?做〝沙嘎黎哇〞。”
这个地方我也到过。是一位台湾朋友（他是台南的土著）带我去逛街、小吃，也算是见识一下台南的夜市。 当然与当年日本占领时期有很大差异了。日语的原文写作 “盛リ场”，发音应当是 sakariba。 原作者的印象有些出入，是很可能的。因为近年来能说日语的台湾人愈来愈少了，荒腔走板在所难免。 其原来的意义也仅仅就是散心娱乐的场所。早年在日本占领期间可能还有些酒家、茶室一类的行业（有女性陪酒的那一种，日本文化就好这一口。） 国民政府到台湾以后，还是相当大的一片区域，但只限于饮食等行业了。
查证了很多历史资料 说明 蒋介石是一个非常亲日的人，
台独是由他孕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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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学常常骂“外省猪，滚到海里去！”
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台湾人心里想的大概是：
你们在大陆被打败了，逃到我们台湾，还要管我们吗？
228事件也有坏影响，
很多外省人的言行没有战胜国的形象，
台湾在光复后。没有较长的时间与大陆交往、就敌对了，
亲日势力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