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权力场人鬼难分

原文地址：郎遥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c39efc70102wmm0.html
        每一个落马的中国贪官，除了搜出家里隐匿的巨额贿赂和一大串丑闻恶行，还能搜出苦心编织的荣誉光环和一大串廉政名言。中国贪官不但贪财、贪色，而且“贪誉”，更善于装廉表演。借用一句民间俚语，那就是“台上道德文章，台下男盗女娼”，既要做婊子又要树牌坊。

       中国贪官把好话讲尽，也把坏事做尽。贪官级别愈高，廉政名言往往愈感人。著名贪官陈良宇经常谆谆教诲下属：“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大贪官成克杰更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想到广西还有一百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前不久被“双规”的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东窗事发前两天还在反腐倡廉大会上慷慨陈词：“反腐倡廉是全社会的事，公开是监督的前提，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贪官们的语录，如果不注明出处，真会被人误读为当代清官格言。

       早有中共党建专家洞悉到，当前中国政坛最不能忽视的是，一些执政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理想信念缺失，“两面人”现象突出。所谓“两面人”，就是陈良宇成克杰之流，台上道貌岸然，台下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大庭广众之下正襟危坐，一副正人君子模样，私下却包二奶养情人，腐化堕落，样样全能。“两面人”干部，是目前中共党内最危险的因素，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仰和党性，沦丧了最起码的做人品德。如此“两面人”愈多，执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愈扫地。

       看来，不只是倒下的贪官都是“两面人”，还有不少光鲜亮丽的台上领导也是“两面人”。中国官场几近成为清代小说《镜花缘》讲述的“两面国”，个个长着两张脸，前面是一张笑脸，慈眉善目；脑后藏着一张恶脸，青面獠牙。中国党政官员每每玩出的“两面”伎俩，处理公众事件中屡屡耍出的“变脸”把戏，可能川剧大师都要自叹弗如。“两面人”的最大祸害在于制造假象蒙骗干部群众，借助假面具混进各级领导岗位，给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直至灾难。此类“两面人”深知背地里干了些什么名堂，惟恐被他人发现破绽，所以一方面在公众场合表现得很“积极”，信誓旦旦，一本正经；另一方面在本地区本部门努力寻找“保护伞”，他们的信条是只要“上面有人”，就可以“不拘小节”；而一旦其“兴趣爱好”与主子相投之后，还可以形成利益联盟，相互照应，主子不好出面办的他来办，更会得到庇护和宠爱。

         李宗吾在《厚黑学》中，曾点破中国官场和人情世故中“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的两面人规则。中国历史上许多贪官污吏、乱臣罪子也都是“两面人”。坏人的脸上不会写着“坏”字，坏人的脸面往往比一般人还要光鲜艳丽的多。秦之赵高蒙君惑主，唐之李林甫口蜜腹剑，宋之秦桧里通外国，明之严嵩一意媚上，清之和珅擅长逢迎，他们或为大司马或为宰相或为太师，官至极品，权倾朝野，表面上冠冕堂皇，私底下卑污不堪。巧言令色、道貌岸然之下，泛滥着的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恶行。

       中国官场“两面人”自古有之。为何在政治文明日渐进步的今天，仍然愈演愈烈呢？

        一是传统使然。封建专制遗毒在作怪。中国千年封建专制造成的是被高压的官僚机构和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社会，对中国人健康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负作用，诱致了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儒家“修己”是为了“治人”，将道德手段化。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而去“正心”、“修身”，显然是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当成了一个手段。这种人生修为，对于那些想成为“大人物”的人们说来，固然是道德升华的一种有益提示，却难免有教人“做秀”之嫌，并且它事实上也造就了中国人常态性虚伪、两面、强迫型的人格。

        二是制度使然。中国官场流传这样一条明规则：做官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官僚政治最宝贵的“遗产”，是当官实行层层任命制。大小官员不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发现、考察和任命的。

凡做官非常成功的人，一般不是做事特别成功，而是做人特别灵巧，对组织意图领会得更充分，为上级长官服务得更舒心。中国官场高升之路，是走对路线、跟对上司。盖因官吏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政绩，而在于忠诚度。

上司满意是最大的政绩，要把“报喜不报忧”、“欺上压下”作为做官的铁律，牢牢记住。

    正直不阿、老实做人的，被视作迂腐无能；投机钻营、逢迎拍马的，反而步步高升。坚持真理，往往需要付出血与生命的代价。那既然谎言可以换来飞黄腾达，虚伪可以求来荣华富贵，何不争做“两面人”？初涉官场者，对种种歪风邪气从看不惯到旁观，从旁观到司空见惯，从司空见惯到同流合污，恶性发展下去，最终从马列信徒沦为“厚黑门徒”，从“为民执政”到“厚黑执政”。

       三是信仰使然。中国人普遍缺失信仰。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大陆把旧的儒家信仰核心（仁义礼智信）都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而砸烂。旧的信仰没了，新的信仰又难以普遍树立。对普通中国人来说，盲从多于理解，迷信多于宗教。盲从多于理解，导致了理想信念的缺乏；迷信多于宗教，导致了精神信仰的缺乏。正因为中国人缺失信仰，对天对地都没有敬畏心，中国官场才会道德沦丧，不择手段，卑鄙无耻，沆瀣一气，你贪我贪大家贪。坊间戏言，中国处级以上官员大都可以先抓后审，搜集贪污罪证，保证一个都不冤枉。

       四是社会使然。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必带来一个正在堕落的社会。缺失信仰导致中国官场人格危机，进一步加剧全社会的堕落。一个在台下对腐败口诛笔伐的人，一旦上了台很可能也就成为了腐败分子。甚至在台上的人一方面对腐败大加鞭挞，另一方面暗地里又大肆贪污受贿，形成“两套话语系统”、“两套游戏规则”的“两面人”现象。

异化的“政绩思维”，固然与一些人受狭隘价值观的驱使密不可分，但部分上级领导的好大喜功，也助长了异化“政绩思维”的苗头，以致一些人趋之若鹜，也使“两面人”权力观产生异化。一是权力私有化。认为手中的权力是自我奋斗的结果，是上级对自己的器重，是自己官运好。这种错位的权力观，导致他们产生“趋上”心态，以“上”为本，唯“上”是从。二是将权力商品化。权力被弄成了商品，把权力当作获得金钱、美色等私利的工具。三是将权力庸俗化。有些人游戏权力，耍手腕，投机钻营，视人民的权利为儿戏，对人民赋予的权力极不负责，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甚至胡作非为。

       五是教育使然。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教条之国、八股之国。汉武帝独尊儒术肇始，中国以孔孟之道为教条，不得越雷池半步。科举制度进一步严密，八股文迫使知识分子们循规蹈矩，寻章摘句，创造力萎缩，个性能力被压抑到最低，培养出来的绝大多数儒士都是奴性十足的庸才。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则是一种红色奴性教育。当代应试教育依然可见封建科举制度之弊端。学校急功近利，忽视人文素质教育，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培养的是无思想、无个性、温顺服从、只会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有用人才”.

       当前中国学校德育不重视培养基本的公民素质，而浪费在空洞的道德说教中。德育长期被当作政治教育、理想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来实施，忽视了让学生学会做人的基本道德教育，结果理想过于抽象，难以实施。“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这两个道德概念除了圣人，凡人谁能做到？中国德育教育圣人化的结果，只能让道德名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学校长期以来还把德育当作一门功课，德育内容演变成为一些可以让学生背诵后得高分的材料，局限于道德知识传授、道德原则灌输，忽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试问，德育考试一百分是否就意味着这个学生具有完美的人格魅力？中小学生假话作文屡见不鲜，孩提时候就萌发了作文人格和真实人格的“双重人格”。中国德育教条主义常常沦为培养谎言家和伪君子的工具。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下的科举制度，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格分裂的两面人。而今中国德育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简单灌输抽象理论的教育方法，往往使学生成为道德知识上的巨人和道德行为上的矮子。长此以往，莫非想把中国引向鲜廉寡耻的“两面国”不成？

     《荀子》云：“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一个谎言成风的国度，必定腐朽缺德；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度，必会至真至善。

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不仅是一种个人品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不仅是一种公民道义，更是一种国家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