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千年”第二部《西风烈：西周篇》（六十九）

成王九年的春天，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外宾出现了：肃慎氏来朝。肃慎的情商真的不是一般高，当年武王回光返照之际，它及时“来宾”；成王站稳于东阶之后，它又“及时”来朝。《周本纪》也特别报道肃慎朝拜的新闻：“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息慎”是肃慎的误写，另外“贿”字应该是“锡”之误，帝王赐赏曰“锡”，成王用得着“贿赂”肃慎吗？《竹书》的说法是准确的：“王使荣伯锡肃慎氏命”。“锡”或是“贿”无需理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荣伯”才需要我们留意。“荣伯”是谁无从考证，也无关紧要，关键的是荣伯的工作本该首席大臣周公来做，很明显周公被架空了。

成王十年，他正式把唐国册封给弟弟姬虞，姬虞从这时开始才被称为唐叔。《竹书》“十年，王命唐叔虞为侯。”，《竹书》的条理比《史记》清晰得多，《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里关于成王亲政前后的记载主要来源是《尚书》“杂志”。《尚书》很杂，作者众多，“商办”、“周办”皆有文章入选，以及战国和汉儒们的添盐加醋，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在所难免。更不幸的是，《尚书》里发表的文字多属议论文性质，里面提到的事件都没有具体年份，甚至张冠李戴。司马迁以《尚书》为蓝本写周朝往事不乱成一锅粥才怪，其中自相矛盾、不合理之处甚多。

相比而言，《竹书》脉络清晰，我必须再次给它点赞。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今本，和古本想比，不少东西丢了，而且又被后人偷偷加了东西进去。比如这句“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三年，舜即天子之位。”，帝尧的儿子禅位于舜，舜辞让不果，才于三年之丧后，即天子位。这段话和《尚书》的说法高度一致，《竹书》的思想认识不可能有这么“高”。《竹书》的作者是魏国史官，魏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宗主国被灭，魏居功至伟，抢班夺权上位的魏国国君怎么可能宣扬“禅让”美德？古本《竹书》虽被毁，但古籍里仍有引证的蛛丝马迹，关于尧舜的“高尚情操”，画风是这样的：“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往事不用再提，人生还看今朝。成王十年，又有新款外宾来朝。那个外宾的名字有些陌生，叫做“越裳氏”。越裳氏即古越国，在湖南境内，他们的贡物别开生面，是一种水生动物，叫做“长沙鳖”，这也是“长沙”这个地名首次现于史册。众所周知，鳖俗称王八，当时要不没有王八的说法，要不没有王八现在的含义，否则越裳氏会直接被扔到河里喂王八。

同一年，周公的工作岗位换了，从洛邑迁往丰京。（《竹书》：“周文公出居于丰。”）看上去似乎周公的地位升了，其实明升暗降，丰京是留都，它不是权力中心，周公成了礼仪形象代言人，相当于当上了政协主席。

周公其实在此之前好几年就处于离退休老干部的处境了。渐渐淡出权力中心的周公有时间考虑权力以外的东西，那便是礼仪。

周公不再执掌兵权，于是有时间完成学术著作《周礼》，就像沈从文不写小说，而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样，都属于不务正业，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可是别无选择。

《尚书》声称周公是在成王第六年完成《周礼》，也许是正确的。普遍的看法是《周礼》涉及领域极广，除周朝官制外，举凡祭祀、器皿、服饰、军制、田制、税制和婚丧嫁娶等礼制无不囊括其中，这是旷日持久的工程，并不比营建洛邑省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周公原创的《周礼》原名叫《周官》，只是《尚书》里一篇政论而已，在一年内完成完全可能。《周礼》在“三礼”里居首位（另两位是《仪礼》和《礼记》），我们现在看到的《周礼》版本已经不是原件，《周礼》定稿于战国，并且在汉代不断“完善”，战国和汉代的那帮书生多能白乎啊！“完善”的另一个意思其实和“面目全非”神同步，就像化了浓妆的日本歌舞伎一样，脸上抹的厚粉足以掩盖本来坑洼不平的脸面。不可否认的是，周礼对后世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远及明清乃至现代——汉民族的诸多文化风俗都可以在《周礼》中追根溯源。

周公制礼不可能闭门造车，他需要走出去，和人民群众手拉手、心连心，于是他便下乡采访，汇成《诗经》里的“国风”，这也是“采风”一词的由来，“风”即风俗，不是“风言风语”，更不是“风流”。《国风》中的《周南》便是周公乡野调查的学术成果。《召南》则是召公的学术成果，他陪着退居二线的周公一起去采风，相当会做人，召公比周公更适合做VP(Vice President，副总统)。

《周南》和《召南》的第一篇都与鸟有关，《周南》篇首便是大名鼎鼎的《关雎》，不用再介绍了。《召南》的首篇叫《鹊巢》，“鸠占鹊巢”这个成语便来于此，此篇若有所指。周公曾作《鸱鸮》书赠成王，令成王战战兢兢。鸱鸮是猫头鹰，鸠是斑鸠（也有说鸠是八哥），它们长相虽异，但都有抢占别家巢穴的恶习，召公的《鹊巢》实在意味深长，长得和周公渐行渐远，远得相忘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