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千年”第二部《西风烈：西周篇》（三十五）

        姬发遵父命承包营建的新都城叫镐，所谓“西伯使世子发营镐”。镐京在沣河东岸，和丰京隔河相望，合称“丰镐”。镐京建成之后，丰京便成为姬家宗庙所在地，相当于周室先烈博物馆。镐京作为西周的政治中心长达二百七十五年，又称宗周，皇甫谧说：“武王自丰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皇甫先生擅长夸张，不过这回他说的没错。从此宗周成为周朝的代名词，亦兼指丰、镐两个新旧都城。后来西周亡，周成王迁都洛阳，东周被称为“成周”，不过周天子仍叫洛阳为“宗周”，以此缅怀故都。郑玄说：“周既去镐京，犹名王城为宗周也。”，那个王城即洛邑，就是洛阳。

        姬昌自羑里归来后，在姜子牙的辅佐之下，接连“伐”了多国，体现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风范，而且战果显赫，周的声望与势力大增。姬昌没有败坏父亲季历打下的大好基业，还更上层楼，是个相当不错的官二代，公亶父地下有知，可以瞑目了，他当年相中的孙子对大周的建立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随着地盘的扩大，姬昌觉得祖父公亶父当年在岐山下的旧都城太小了，于是迁都至丰邑，丰邑于是升格为“丰京”。姬昌很快觉得丰京也不如意，两年后再建新都镐京。姬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在体验各类建筑，丰京以及下文将提到的行宫灵台和辟雍，正在营建的镐京想必他也去视察过。姬昌在镐京开建的第四年去世了，否则他在镐京住几年，说不定又要迁都，最好一下子迁到朝歌去。

        姬昌去世前四年一直在搞市政建设，说得好听点叫文治，没有再“伐”谁。这是聪明的做法，打下来的地盘要巩固、消化，否则很可能变成烫手的山芋。过度的征伐，对国力消耗很大，就像武丁和汉武帝在世时威风八面，死后却留给他们的儿子一个烂摊子。

        新都镐京建成之后，“三十七年，周作辟雍”。“辟雍”这个词后来一直被保留下来，成为皇家国立大学的代名词，一直被延用至清朝，国子监内就有辟雍。《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天子的国立大学才能叫做“辟雍”，诸侯的“民办大学”只能叫做“泮宫”，等级差异无处不在。《五经通义》：“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辟雍”字面上是开启淤塞之意，引申为启蒙，故而成为古代大学的代名词。现在国内大搞复古，什么书院搞了不少，其实“书院”不够古，叫“辟雍”才好。

不过如果你以为姬昌是原始“大学”的创办人那就错了。姬昌的“辟雍”跟大学毫不相干，那只是他狩猎的行宫而已，园林式建筑，圆形建筑物，风景秀美，四面环水（这是“雍”的另外一个意思）。夏商周的很多建筑都呈圆形，连监狱都是圆形，所以叫“圜土”。姬昌死后，到他儿子周公旦辅政其孙周成王时，“辟雍”才进化为学院，换句话说，姬昌只是贡献了“辟雍”这个名词而已。

晚年的姬昌对建筑有种病态的嗜好，几年时间，先后建了两个都城，一个辟雍。接下来，他又玩新花样，《竹书》载：“四十年，周作灵台”。《诗经》证实了这点，《大雅》里有首诗就叫《灵台》，可见其知名度。

灵台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御花园。上海豫园有个“三穗堂”，里面悬挂着的一块匾额，上书“灵台经始”，那四个字是《灵台》的第一句，指的就是姬昌开始建造灵台。姬昌不但建了台，还有池塘，谓之灵沼。其实就是征民力建了一个御花园，里面有亭台楼榭池塘，园中有鸟兽鱼鳖，供姬昌和他的后妃们游乐。孟子说：“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的话前半部分正确，结论“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却是他自己臆想的。

《灵台》里描述了灵台里美景、美乐以及姬昌自个儿美美的享受，只字未提“与民偕乐”，但孟子却敢于把臆想当做论据提出来。众所周知，编造论据最起码属于学术不端，如果以假论据教导别人真善美，实在太搞笑了。

当时被孟子教导的是梁惠王。梁惠王正站在池塘边兴致盎然地观赏池塘边的飞禽走兽，见亚圣来，有点不好意思，怕圣人笑话他不务正业，赶忙自我解嘲：“贤德的人也像俺酱紫喜欢这些东东吗？”（“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的回答和煦如三月的春风，温暖着梁惠王的心房，如果你情商低，不知道如何讨领导喜欢，那么学着点，孟子如是说：“正是贤者才能享受其中乐趣，不贤的人有这一切也不会欣赏。”（“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言下之意不言自明，然后齐哩喀嚓、呜哩哇啦讲起周文王建灵台、灵沼的往事。在圣人眼里，周文王做啥都是真真极好的，纣王无论做啥都真真极不好。

        作为读者，我可以弱弱地问一声：为啥姬昌能建辟雍、灵台、灵沼，帝辛却不能建鹿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