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北方的岛是否已经沉沦？》

北方的岛是否已经沉沦？

·夏维东·

 

　　据说北岛的名字是诗人芒克给起的，连北岛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还是芒克在东京的一次文化活动上告诉记者：北岛的意思是北方沉沦的岛。这件事，是北岛五月初在新州的一次讲演中透露的。不管北岛承认不承认他的笔名的寓意，他在中国诗坛的崛起却是始于那个灰色的沉沦时代。

　　北岛并不能算是中国新现代诗，或曰“朦胧诗”的先行者，贵州诗人黄翔和同是北京的诗人郭路生（食指）起步都要比他早，还有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但北岛却无疑是中国新现代诗的旗手。十几年前，胡子还没长全的年轻一代就嚷嚷要“ＰＡＳＳ　北岛”，可惜内功不济，没有一个人能取而代之。北岛被数度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或许是斯德哥尔摩对中国文学、至少是对诗歌界的最严肃的凝眸。

　　郭世英就不说了，他传下来的诗极少，我印象中只有《小粪筐》一首。这首诗非常口语化，比“第三代”的口语化还要口语化。粪筐是娘，筐里的粪蛋是孩子，这些被规整在筐里的粪蛋还唱着歌儿。如此惊世骇俗的比喻出现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实在是个奇迹，比他老子的《女神》更富震撼力。当年的地下诗歌一开始就从个人的角度向“集体”这架巨大的风车挑战，尽管方式各有不同。相比较而言，食指的诗作不少，而且至今仍倍受推崇，在某些口语化诗人的圈子里，他的影响力甚至高过北岛。

　　食指的反抗是温和的，内敛的，早在六十年代就写下了被人传诵至今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他的诗注重韵脚，语言较白，很少运用意象，其抒情方式和句子都挺象十九世纪俄罗斯诗人的作品。食指自称他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可我总觉得他的诗风接近丘特切夫一路。当我读到这样的句子：“当珠网无情地查封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当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不由自主想起丘特切夫的《天鹅》：“休管苍鹰在怒云之上／迎着急驰的点闪奋飞／或者抬起坚定的目光／去啜饮太阳的光辉……它在两重深渊之间／抚慰着你无涯的梦想／一片澄碧而圣洁的天／给你撒着星空的荣光”。他们都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书写着心灵中阳光的音乐。

　　北岛不同，他不象食指那样追求押韵，虽然他也写过一些韵诗，比如《十年之间》和《是的，昨天》等数篇。他的诗一上来就呈现出和西方现代诗“接轨”的势头，意象纷呈，既冷峻又热烈、既深沉又天真、既直白又晦涩、既有哲理又有情思，很难说得清他究竟受了哪个诗人的影响，虽然说能看得出俄罗斯“白银时代”那批诗人的影子，也有美国“自白派”诗人的激愤（但是不颓废）。在北岛的诗中我甚至感觉到芬兰女诗人索德格朗那微弱、忧郁的脉搏。总体而言，北岛的诗作显示了兼收并蓄、百川归海的宗师风范。我手头有一本当年轰动一时的《朦胧诗选》，收有二十五位诗人的作品，相比较而言，北岛的出众是明显的。当舒婷还在抒发臧克家式的情怀：“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北岛已经“走向冬天”，质疑历史的江河：“走向冬天／在江河冻结的地方／道路开始流动／乌鸦在河的鹅卵石上／孵化出一个个月亮”（《走向冬天》）北岛的批判是冷静和理性的，即使是刚出道时写的诗，也没有那种张狂和浮躁，顾城和他比起来就象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那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语句铿锵的诗篇如同银色的闪电骤然撕裂长久笼罩在中国文学天空的阴霾，中国的新诗终于从穆旦、戴望舒与艾青的三、四十年代进入了以北岛、舒婷和顾城为首的七、八十年代。

　　北岛早期的诗作，立足于人性与道德的立场，反省那个错乱的时代。我们很难忘记这样的句子：“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我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这些句子非常朴素，却以一种雄辩的悲壮，以一种睿智的锐利抵达人性的深处。为北岛带来辉煌声誉的正是他在七、八十年代的诗作，其对理想、正义与良知的呼唤，安慰并鼓舞着千疮百孔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北岛仍然是“为人民写作”，只不过“人民”是由无数的个人组成，而不是一台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

　　可以这样说，如果北岛没有这些早年带有格言或警句特征的诗篇，北岛绝不会有今天在中国诗坛的地位。然而这些感动了中国人的诗，却未能感动老外。诗人徐江在《诺贝尔恶梦》一文里引用一位美国比较文学教授的话说：“我想是在十四岁那年我撕毁了一年前我写的一首诗的唯一的底稿。我想我们都有过如此的经历，我们会在写作与重读产生巨大的差异下将其销毁。这种伤感（或者，可能是故作自我意识姿态）正是现代中国诗坛的病症：较古典诗歌中令人窒息的重荷更为不堪忍受的欺骗。”这样的指责在我看来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这位教授很幸运没尝过“牛鬼蛇神”和“黑五类”的滋味，也没有被自己的学生用武装带的扣环砸破过脑门，当中国人在斗与被斗的时候，这位教授也许正在图书馆里自由自在地与思想史上的大师们交流，或者在课堂上仅把遥远的中国作为一个茶余饭后的调侃对象……他无法理解北岛这位中国诗人作品里对于自由的渴慕和争取自由的激情，这就象一个肚满肠肥的阔佬傻乎乎地说“何不食肉糜”一样。

　　我能够理解这位美国教授的“成熟的幼稚”，这也从反面质疑了“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这一论断的可信度。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北岛也对自己那个时期的诗不满。在一次诗歌座谈会上，诗人亲口说他现在的诗比以前的好得多，并说他现在看那些旧作都脸红。听了这话我的脸倒红起来了，因为我是那样喜欢他以前的诗作。如果说在技巧上北岛今非昔比，这个我承认，但诗并不仅仅是技巧。技巧充其量只不过相当于装修房子的工具，如果没有信仰、激情、理想等精神维度的支撑，这样的诗就象纸糊的房子，无论怎样天花乱坠地装修，一根指头就能把那房子戳破。

　　北岛诗风的改变也许自八十年代末就开始了，对于民族苦难的反省让位于个人化的内心表达。这也没什么不正常，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质变，这就跟小说家不能永远只写伤痕小说一样，然而问题在于，个人化的表达有两种方式：一是个性化的内心独白，二是个性中的共性表达，也即从人性角度出发追问人在历史与现实、邪恶与善良、卑鄙与高尚、短暂与永恒中的角色与选择，这是对民族苦难的进一步反思：在中华民族的那场浩劫，或者历史上的无数次浩劫中，个人究竟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难道一切的苦难都归到那少数几个人头上？归到那个体制之上？如果归咎于体制，那就必须追究体制的形成，而这与个人有关。每次浩劫之后，人们的目光都投射在事件本身的惨烈与悲剧性上，而对推动和制造浩劫的人性因素闭口不提。这就使得我们的反省永远停留在被害人对害人者的控诉上，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某些害人者还以被害者的面目出现，投入到控诉人的行列中去。但是，控诉不等于反省，反省也不等于忏悔。二十世纪中期，欧洲有位大诗人如是说：在人类的罪恶与荣耀里，我都有份。中国的诗人写不出这样的句子，这是真正的忏悔。忏悔始于原罪，终于永恒，不幸的是，中华诗人对两极的体认都付之阙如。

　　自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来以后，中华民族的伤口似乎也被春风治愈了，没有人再谈那痛苦的过去和过去的痛苦了。小说家和诗人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浮光掠影地表现生活的状态了，丰富多采，但是很苍白。北岛没有写什么讴歌时代的“大”作，但他的批判指向已经变得模糊了，大多数时候，他转入对内心的诘问和感觉的追寻上，这些非常个人化的东西使他的诗作变得晦涩难懂，形同文字游戏。也难怪，在一个非诗歌的年代，诗人何为？正是在那个时候，嘴上刚长胡子、血气方刚的后生们可能觉得“北岛老矣”，迫不及待地打出“ＰＡＳＳ　北岛”的旗帜。可笑的是，他们自己玩的实践也不过是从惠特曼、金斯堡和自白派诗人那里偷师来的，只不过多了一点没有历史负担的没心没肺而已，比他们的前辈北岛们差远了。当年异军突起、如同山寨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的代表作今天有谁记得起？可是我却永远忘不了在中国诗坛横空出世时的北岛。

　　流亡在外的北岛似乎找到了新的表达主题，对民族苦难的反思让位于对家园的怀念，他写下了《乡音》和《画——给田田五岁生日》等杰作。在《乡音》中他写道：“祖国是另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的另一端／听见我的恐惧”，北岛的“恐惧”远比余光中和郑愁予的乡愁来得深刻，而他写给女儿的诗作体现这位冷静诗人的柔情一面，那带有儿童画色彩的语言读之令人心疼。这两首诗绝对可以列入中国九十年代最好的诗篇。

　　对地理位置的故园抒情毕竟是有限的，对语言的故园抒情同样如此，如果不适可而止，可能给人感觉就象祥林嫂。北岛开始了对广义家园——精神家园的追寻，他写下了《关于永恒》。这首诗相当晦涩，在我看来，他似乎试图表达罪恶在时间中的诞生和时间对于罪恶的最终拒绝。这首诗的冥想色彩远远超过了思辩的力量，这或许是导致晦涩不明的原因。中国诗人在表达永恒上的通病同样体现在北岛这位大师身上，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永恒究竟是指什么，他（他们）只能借用一个个空泛的意象试图与永恒沟通，但给读者的感觉就象水中捞月。西方的大诗人们在表达终极关怀这一主题时，很少含糊其辞的，这与他们的信仰有关。比如里尔克这位以敏感、孤独著称的诗人，在写与永恒有关的诗篇时平白如话，连他一向得心应手的意象都舍弃不用，比如《悲悯》、《主啊，你是邻居》、《你曾喊出的第一个字》，等等。他的永恒指涉是如此明显：具有位格的神圣存在。我手头有一本《里尔克诗选》，此类诗篇至少占了三、四十首之多，可见关于“永恒”的主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里尔克的《恐惧》也因此比北岛的“恐惧”更加形而上：“有那么一些东西／谁失去了都会丧失生命”。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那么一些东西”就是指精神的维度，一个狭窄的精神空间将窒息思想者的精神生命。

　　北岛的困境已经显现。对体制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讴歌显然都已经成了过去时，通往故园（地理和精神）的路又遥遥无期，北岛别无选择地沉入内心的虚幻想象之中。他的文字趋于透明，如同空气，可是没有人知道“空气”的流向。他现在的诗“虚”得让评论家都“心虚”，不知道从哪个角度下嘴好，难怪现在关于北岛诗作的评论比以前少多了。我在《今天》上看到一篇诗人张枣从语义角度对北岛近作的剖析，这篇评论文字是“空对空”的典范，写得比北岛的诗还要难懂！评论家杨小滨借用“元历史”这样的宏概念，试图追踪北岛的心路，他做得相当成功，但是“追”到九十年代，杨小滨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他不得不在“元历史”和“道德”之间频繁“换位”，以获得一个能够将叙说进行下去的空间。最后得出结论，北岛九十年代的诗作依然是对“内心理想危机”的书写，莫非二、三十年来北岛的精神探索依然停留在当初他出发的地方？果真如此，北岛也就用不着为他的少作脸红了。笔者更倾向于北岛可疑的“东方旅行者”身份，“某人在等火车时入睡／他开始了终点以后的旅行”，他象博尔赫斯一样进入了虚幻的时间之圈和心智空间。

　　读者很难走进这样不真实的空间，很难认识那种梦幻气质的意象和呓语。如果他无法走出这个狭小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也许将如黑洞一样吞噬掉“这个北方沉沦之岛”。我不得不再次拿里尔克和北岛作比较。里尔克的冥想与孤独有个真实的基点：“渴求不可能”，也即渴求永恒。德国文学理论家施罗德在《论里尔克》一文中这样写道：“这种真实性的力量在任何更高层次的意义上都是对这种诗人气质的担保者，因为只有当艺术与诗歌作为真实性的儿女出现时，才可以行使其最高和最神圣的职责——然而并不是在今日这个世界，而是在另一个世界，在一个‘并不源于这个世界’的世界行使这种最高和最神圣的职责。”

　　北岛，这位“朦胧诗”时代的伟大歌者，如今“生活在别处”的流亡诗人，什么时候才能走出精神的幻象，走向那“不可能的真实性”？北岛是我尊敬的诗人，以他的才华，绝对可以在诗坛再铸辉煌，可是现在我只看见他在朦胧诗时代的高大背影，而且这个背影在一片喧嚣声中正日渐模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