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江书屋
有时间看看书，打打字挺好的。
汤刑的具体内容已经无籍可考，就像大禹的“蔡刑”一样。《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看来成汤当初“革命”成功之后，政局很不稳，才针对性地制定“汤刑”，属于成汤的私人定制。“汤刑”明显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乱世之重典，后来一直不用，也就渐渐被遗忘，乃至无人能说出所以然来。
有意思的是孔颖达对于“汤刑”的注疏：“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如果一种刑法不为人所知，那么刑法就成了一种私刑，想怎么来怎么来，想想就够吓人的，确实够“威”，但这不是法律的威严，而是人治的叵测，法官想怎么判怎么判，判你做一个小时平板支撑，做不了，把你腰打折。
祖甲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找出祖宗的“汤刑”，也不管是否合适，拂去上面的蜘蛛网和灰尘就用上了。成汤的“汤刑”极有可能“定制”于六年大旱期间，大旱导致大饥荒，社会上动荡不难想象，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于是成汤开发“汤刑”以为震慑：全给老子老老实实趴着做平板，不许乱动。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成汤的“汤刑”在祖甲时水土不服，《竹书》总结说：“迨其末也，繁刑以携远，殷道复衰。”，“繁刑”就是重刑，祖甲欲用祖先“不可知”的“汤刑”制约蠢蠢欲动的诸侯们和维稳国内的不安定因素，效果恰得其反。
祖甲可能没有意识到，能施重典的王非得是个狠角色，比如成汤，在东郊发表“三月宣言”把诸侯们吓得大气不敢出，成汤玩得转汤刑。武丁也能玩，如果他愿意的话，不过显然他不需要玩这个，他负手而立便不怒自威，何况他老人家还经常发怒。祖甲是个软性子，怎么能玩得转汤刑？再说当时商朝自武丁之后一年不如一年，势利眼诸侯们已经对宗主失去敬畏之心，祖甲还想拿重刑吓唬他们说明没有自知之明。不是贴了胸毛就可以当土匪的，你得有把子力气、有股子匪气，祖甲两样都缺。诸侯不买账，不仅政治影响恶劣，经济损失也接踵而来：没人上贡了，相当于股东撤资，于是乎“商业”又不景气了，“熊市”又来了。
不合时宜地使用“汤刑”是祖甲执政的败笔，左丘明把商朝灭亡的祸根算在祖甲头上，司马迁更上层楼，把祖甲说得一无是处，除了淫乱，什么都不会。真是“墙倒众人推”啊，祖甲很倒霉。祖甲为王时，经济状况很不好，他爹武丁的武功了得，看起来风光无限，可是差不多把国库给掏空了，诸侯上贡又锐减，也难怪祖甲着急上火用“繁刑”，他真的是没辙了。
自祖甲之后，商代还有六代，应该有足够的时间重整旗鼓，少康不是中兴了嘛，太戊、武丁不也中兴了嘛？可偏偏自祖甲之后，一代不如一代，于是追根究底，“乱”的源头就算在他头上了，成了“历七世商亡”的老祖宗，他的七世孙帝辛则被周武王和后来的圣人们塑造成败家玩意的形象代言人：商纣。
祖甲二十七年，他任命两个双胞胎儿子嚣与良分别为王位第一继承人和第二继承人，徐中舒在《先秦史论稿》说祖甲废除兄终弟及制，开创嫡长子继承制，这是从何说起啊？
嫡长子继承制一直是自夏以来的主旋律，兄终弟及一般都是非典型交接，不外两种情况：一、儿子太不争气：比如不降对孔甲失望之极，才转而把地位传给弟弟扃，从而改变了夏朝自大禹以来的传子祖制。不降之后，只发生了一起兄弟接棒，而且“弟终兄及”，胤甲死后，他的堂弟孔甲上台了；二、权臣操纵。兄终弟及在商朝时突然多了起来，伊尹是任性的始作俑者，他先剥夺了太丁儿子太甲的继承权，让太丁的弟弟外丙做王，接着又剥夺了外丙儿子的继承权，让外丙的弟弟仲壬继任，然后又令人意外地选择早就被遗忘的太甲上位。可以说，大权臣伊尹打乱了商朝接班人的定例，他搞出那套非常理出牌让每个“弟弟”都心怀期待，让每个“儿子”都如履薄冰。
祖甲让两个儿子都成为王位继承人，这就意味着必有兄终弟及的状况出现，他怎么会是嫡长制的开创者？
祖甲其实是个不错的帝王，很有政治抱负，也很体恤民情。因为他早年在民间隐居，对老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用《竹书》的话来说：“王旧在野，及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悔鳏寡。”，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这不就是孔圣人心目中的顶级德政吗？圣人们为什么不能出来替祖甲说句公道话？祖甲晚年操之过急，重典未能收到预期效果，所谓“过犹不及”是也。祖甲生前可以指定第二、三代领导人（此前的商王谁都没这么干过），说明他当时威望很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高，历史上没几个帝王做到过。
祖甲在位时间不短，达三十三年，前二十来年他很有为，后十年他毁了前二十年的成果，用王羲之的话来说“岂不痛哉！”。更为悲催的是，他的后人比祖甲无能多了，终于把商朝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最后一任商王帝辛，即商纣王虽能力非凡，亦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他的故事我们后面再说，他的失败远非圣人口中说的那么复杂，败因其实简单得不可思议。
祖甲死后，他的儿子廪辛即位，即双胞胎中的老大嚣。嚣一点也不“嚣张”，在位四年，好事坏事一件不见于史册，就空空荡荡地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