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刘歆给皇帝上表时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那个皇帝是西汉的最后一个皇帝,谥号可怜得紧,叫“哀帝”。这个刘歆搁现在一定是广告界的风云人物,他太敢开牙了。《山海经》说的是“圣贤之遗事”?你欺负哀帝不认字吗?“其事质明有信”?你给我找来一只人面鸟来即可,不过别拿猫头鹰说事。他说的禹益是指这两个人的时代,而不是大禹和伯益二人。陈槃认为《山海经》是齐国帅哥邹衍写的,他是从《周礼》注疏中找到邹帅哥的,我不知道对不对,作为一个备注吧。
我对汉儒的逻辑推理能力很失望,他们适合玩“天人合一”那种不着四六的玩意儿以及研究哪种下跪姿势最酷。《山海经》里有些地名,比如“长沙”、“零桂”、“桂阳”等都是秦汉以后的郡名,大禹怎么知道的?大禹说他自己是父亲鲧剖腹产的,那鲧到底是爹还是娘?大禹成心恶心自己嘛?大禹和他的同事伯益、后稷以及几十万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才完成治水大业,大禹自己累得得了“偏枯”,走路都走不好。可是在《山海经》里他的成功是“随随便便的成功”,因为天帝给了他息壤就才把水治住了。这么一来,大禹和他的小伙伴们的功勋便被抹得干干净净,一切不过是天帝的赏赐而已,大禹脑子难道也风湿了吗?否则怎么可能编出这种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故事?
朱熹认为《山海经》乃附会《天问》的看法扇了汉儒一耳光,不过他也有点矫枉过正,说《天问》附会《山海经》还差不多。《山海经》始于大禹时代可能性颇大,当时治水工地上各色人等都有,工余大伙凑一块侃大山,讲一些奇闻轶事、奇谈怪论丰富一下文化生活,流传下来也许便成了《山海经》的一部分。从事这么大的工程,巫觋是少不了的,他(她)们一搅和,奇闻便成了神迹,禹步可能就是这些巫觋“研发”出来的。
夏朝是个巫术颇为流行的时代,2015年初在郑州郊区挖掘出一个据说是夏朝城墙的遗址,那些城墙是土墙,这再次证明那时的人没能力建造埃及和苏美尔人的石头城池。那些土墙里发现孩子的遗骸,这说明当时建个土墩子都要搞巫术仪式,拿可怜的孩子作为祭祀牺牲。鲁迅说《山海经》是巫书,很有见地,比那些东拉西扯的儒生们强太多了。袁珂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战国时楚人所作,这和鲁迅的“巫书”见解吻合,楚地的巫术承于中原而发扬光大,战国时巫术在中原已经不时兴了,但楚地仍然“神魂颠倒”。
《山海经》绝非一时一人之作,时间跨度太大,非穿越人不能为也,说《山海经》是共工躲在密云水库写的都比说大禹是作者靠谱。《山海经》最后应该成书于西汉,有个证据:大禹的儿子启在《山海经》里被改名为开,这是为了避汉景帝刘启的讳。
大禹定九州,并安排了各州相应的税率,于是《史记》(其实是《禹贡》)上说:“成赋中国”,“中国”这个词就这样突然诞生了,“中”是相对于东南西北四夷而言,我们在正中,所以叫“中国”。大禹接着道(通“导”)九山、九川,他这么日理万机,还有时间和兴趣搞“文学创作”?我不相信大禹是《山海经》的作者之一,他没有那个天真烂漫的情怀,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根据。
大禹究竟是不是个文学家我们先放在一边,让我们来关注他作为政治家的作为。天帝也不关心大禹的文学成就,因为他完成了“三九”伟业,便给他颁发奖状:天下和姓氏,姓是姒,氏是(有)夏。这是《国语·周语》里说:“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说得一清二楚,我们有理由相信“皇天”就是有十二个头的天皇,也即天帝。
奇怪的是《夏本纪》对“皇天”只字不提,没头没脑地冒出三个字“赐土姓”,因为前面的主语是大禹,这一下子造成双重错觉:第一,大禹给谁赐“土姓”?那一段里没有宾语,总不至于是个九山、九川、九泽吧?山、川、泽本来就姓“土”嘛!第二,“土姓”是表示姓“土”吗?“土姓”其实是“土与姓”,“土”代表领土,即天下。幸亏有了“盲左”的《国语》,否则我们这些后人就两眼一抹黑,全瞎了。《史记》沿用《禹贡》的说辞,这倒符合司马迁的初衷“《禹本纪》、《山海经》余不敢言之”,但您老不是在“四门”整风运动里提了四个妖怪吗?为何反在大禹“授勋”一事上吞吞吐吐?如果不接受《国语》,那么禹的姓和氏都没了出处,这是个学术疏漏。如果记者采访司马迁的姓氏来历,老爷子何以应之?果然老爷子后来在宣布大禹姓氏时很突兀,而且时机选择得也不对。
虽然我不喜欢也不相信十二个头的怪物,但至少大禹的姓与氏有了根据。所谓“皇天赐姓”十有八九是大禹自说自话或者是他身边的“深喉”吼出来的,反正他有着无与伦比的话语权,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不说别人也可意会,连他的“风湿性关节炎”不都成了神圣的“禹步”吗?
九州搞定了,奖状也有了,大禹该消停了吧?(本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