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儒者马融说: “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有虞氏”指舜,舜的时代有文字吗?如果有文字皋陶干嘛把“五刑”画在树皮上,而不是“写”在陶片上?舜自己就是制陶大师,想当年在河滨(黄河边)时愣是凭一己之力,把劣质陶器打造成出口部落的优质产品,那时若有文字,舜一定会在壶底印上“姚重华监制”。人家苏美尔人就是把文字写在泥版上流传下来的!我们打小听各类圣人们的道理已经太多了,你们能给我们一个实物证据吗?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五服”搞成之后,华夏的声威传到四海的尽头(“声教讫于四海”),四海其实是虚指,并不是真的有四个海,西边是流沙,肯定没有海,反正总而言之,大功告成,天下太平。天帝再次适时出现,给大禹颁发奖牌:玄圭。这回司马迁没有采用《禹贡》的说法,很明白地说:“于是帝锡禹玄圭”,帝是天帝,就是给禹“赐土姓”的那个大神,不是帝尧也不是帝舜。《竹书》上也说:“禹治水既毕,天锡玄圭,以告成功。”
孔传说帝是指尧,他明显没有时间和逻辑概念,舜登上帝位之后才任命禹为“司空”开始治水,那时尧已经跟天帝在一起了。这也说明了这个孔子的北宋后人没有好好读过《史记》,《夏本纪》明确说明:“尧崩,帝舜问四岳:‘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美尧之功”即为治水。尧去世后,至少历经十三年禹才为大禹,那时候尧倒真的在天上,已经UPGRADE成“天帝尧”了。
司马迁之所以不采用《禹贡》说辞,是因为那个说法实在说不过去。《禹贡》上只有四个字“禹锡玄圭”,禹给自己发奖牌吗,他就那么爱自娱自乐吗?“锡”当然也可以是“被锡”,古文主动、被动词不分,那么谁是颁奖人?如果舜真的禅让与禹,《禹贡》干吗不明明白白、从从容容地说“帝舜锡禹玄圭”呢?说得过去的解释就是要么舜不愿意、要么就是舜正在准备南巡到苍梧的行李,这两个“要么”其实是一个意思,在“中国”或者“华夏”的国里,舜已经是个多余的人,一如他当初在家里一样被追杀一样。大禹不需要一个凡人为他颁奖,他是凡人中的王者、甚至是神。
颁奖人确定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块奖牌玄圭本身。圭是一种玉器,上圆下方,这一点没有疑问,作为重要的礼器之一,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玄”通常是指黑色,于是飞过简狄头顶的玄鸟被“唯物”化成黑色的燕子;郭老进一步“唯物”,就成了一只飞翔的男根。玄圭,还偏偏就不是黑色的玉,而是天色的,想想也是,哪个奖牌是黑咕隆咚的呀?“天色”也符合天帝的身份,至于“天色”到底是什么颜色,我说不上来,没有雾霾的日子里,“你要好好珍惜你自己”,抬头好好欣赏头顶的蓝天吧,看看后周的最后一位皇帝柴荣是怎么说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柴荣是为“柴窑”定色调,可我们现在谁也看不见柴窑,和柴窑最接近的汝窑都成了稀世珍品,汝窑不是天青色,而是香灰色。玄圭到底是什么颜色,且让我们把它留在想象里。
《夏本纪》哩,大禹完成授勋仪式之后,司马迁突然来了个“镜头闪回”,皋陶、大禹和舜的座谈会内容披露了。场景很是突兀,好像没有彩排好,就把《禹贡》里的台词塞进来。
三方会谈乏善可陈,基本是一些空话、套话、废话,一如现在的大多数大会和小会,但大禹的言辞很犀利。
皋陶一上来就说,我们要以德服人,提出聪明的谋略,为天子分忧(“信道其德,谋明辅和”)。大禹附议,表示皋陶说得很对,问他如何做到,皋陶几乎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一般,说我们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目光要放远些,团结各族人民,提拔一些能干的人,知人善任。
大禹揪住皋陶的最后一句话,把尧舜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翻出来并予以抨击,说知人善任谈何容易,否则何必担心讙兜这样的家伙?又有什么必要放逐三苗?又怎会害怕巧言令色的坏蛋?(“何忧乎讙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大禹没有提自己的父亲鲧,也没有提举荐鲧的四岳,他的做法体现了“以德服人”的风范,因为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尊者讳”。
皋陶再次把道德升级,搞出一个令人头昏眼花的“九德”概念:“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恭),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我懒得翻译了,翻出来也不知所云,因为其中重叠处甚多,比如宽、柔、扰(通柔,不是捣乱的意思)、愿、温、恭、敬几乎就是同义词,还有栗、毅、直、刚等也是,这个莫名其妙的“九德”纯粹就是战国那帮书生硬凑出来的,华而不实,百无一用,难怪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如果你在在电脑里运行这段“程序码”,电脑可能把你当成“来自星星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