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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如何改变了哈佛

(2015-07-26 15:55:32) 下一个

2014年暑假,哈佛大学修改了招生要求:申请2015年秋??季入读哈佛的学生,虽然正常情况下还是要提交两门SAT-II 考试,但这个要求将“不再是必须的”。按照哈佛官方措辞,该项修改将“尤其”有助于那些有困难支付考试报名费的弱势群体。这是哈佛大学近年来再次降低录取学生的硬性指标;2010年,哈佛已经将对SAT-II 的要求,从三门降到两门。鉴于哈佛在美国大学的领袖地位,哈佛修改招生规则,实际代表了一个发展趋势:即名校将愈来愈重视申请学生的综合素质,录取标准愈趋弹性。与此呼应,著名的小型文理学院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 ),去年开始,干脆连SAT也不强求。

对重视招生硬性指标的泛中国家庭,这不是一个好的苗头。但还有更糟的,一方面,名校招生标准更有弹性,另一方面,硬性指标对华裔子弟和中国学生将更难。明年起,SAT考试内容将大幅调整,其中之一是剔除目前阅读部分的生僻同义词考试,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不那么生僻的多义词在特定上下文的词义。学术界已有定论,英语非母语的学生,在记单词的单个同义词和反义词方面,不亚于美国本土学生,但要掌握多义词不太常用的词义,则明显不如美国本土学生。新SAT将冲击死记硬背的应试式学习方法,有利于那些英文原作阅读量大、阅读面广、成长过程英语环境好的学生,显然不利于华裔新移民子弟,尤其在国内完成小学后才进入美国的学生。

如果把这些发展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了。Hernandez提出第五号加州宪法修正案(SCA-5),虽然推不下去,但反映了亚裔和其它族裔在争夺教育资源方面,暗潮汹涌,不乏短兵相接。去年,战火甚至延伸到高中名校,包括史蒂文森高中在内的几所纽约特殊才华高中成为标靶:纽约市长和有色民权人士,对这几所高中在招生过程中一直实行的入学考试制度,提出了挑战;而在这些高中,亚裔学生占了大多数。

长期以来,华裔子弟在分享美国名校教育资源方面,一直处于有利境况。以占美国人口6%之比例,亚裔学生占了哈佛学生的20%,在其它常春藤学校也占近15%;当中,华裔子弟又占很大比例。目前,华人的状况很像100年前的犹太人。

说到犹太人,不能不提很多人熟悉的三本书。

2005年,“华尔街日报”记者戈登(Daniel Golden)出版了《录取的代价》 (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书。他引用普林斯顿大学三位研究人员刚发表的研究结果,指出亚裔学生要获得名校同样的录取机会,SAT-I要高出50分。在耶鲁大学,亚裔入学新生的SAT -I平均成绩比白人新生高40分左右,后者又比非裔和西语裔新生高100120分。在这本书里,他揭露了名校在招生过程中的一些特殊运作,指责名校在录取过程中“歧视亚裔”,并将亚裔学生比作当年被排斥的犹太人。 2012年底,《美国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杂志发行人乌兹(Ron Unz)发表长文“美国精英制度的神话”,继承戈登的观点,并提供更为详实的数据分析,直指名校招生对亚裔设置「玻璃天花板」,同样将亚裔比作当年的犹太人。

那么,当年的犹太人又有过什么样的遭遇呢?

2005年,伯克利加大社会学家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出版一本书《??幸运儿: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不欲人知的招生历史》 ,对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在过去105年间的招生历史做了分析研究。按照他的说法,一直到上世纪初,这三所大学还是以考试做为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但在1920年代,犹太学生大量涌入引起东北部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精英家族的排斥。为了确保来自这些家族的生源,也为了保障自己的招生权力不会因为考试被破解而丧失,名校曾经考虑过采用配额制,限制犹太学生的人数,但社会舆论争议很大。当时的哈佛校长罗维尔(A. Lawrence Lowell)及其同事引入一个新的招生标准,即学生的性情品格(character )。有了这个弹性指标,招生官员可以借口性情不合而将犹太学生拒之门外,确保对每一届学生的组成有绝对控制。这个弹性指标也被其它名校采纳,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具体内涵有所改变。

几十年后,历史似乎又一次重演,但这次的角色之一却是华人。

目前,整个泛华人圈对美国名校的热忱空前绝后。从1980 年代开始,大陆学生和学者大量移民美国,这些专业人士的子女,不少已经进入或正准备进入名校。近几年兴起的大陆投资移民,不少是为了子女教育而移民。从2007年开始,美国私立高中接纳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其中部分学生非常优秀。同时,越来越多的大陆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这又引发出两个现象:一是大陆高中纷纷办国际班或国际学校,有的课程设置专门瞄准美国大学的升学要求,甚至围绕SAT考试,从中国应试教育变成美国应试教育。二是大量培训机构和专家出现,传授破解SAT等考试秘诀。结果是,中国学生的SAT成绩近几年突飞猛进。虽然大陆学生和小留学生属于国际生,并不和美国学生竞争,但也出现一些新移民子女,他们在美国上着免费的公立学校,一到暑假,美国同学做义工和社会活动,他们却回到国内,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他们虽然用英语写一篇短文都困难,但TOEFLSAT成绩却愈刷愈高。还有更远的,一些中国妈妈到美国分娩,胎教已经启动,孩子不少以后要卷土重来,有的还要“征服”哈佛普林斯顿。这些事,美国的邻居、美国高中的老师,都看在眼里。

不管什么理由,对大多数在美国勤勤恳恳生活工作、对美国社会做出贡献的华人家庭,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子女争取更大的教育利益。这方面,犹太人的做法值得研究。

但哪个犹太人的做法?犹太这个民族,既出了马克思和列宁,也出了脸书的扎克伯格和谷歌的佩奇和布林,更不用说爱因斯坦了。中国的一部近现代史,忽左忽右,就是被犹太人牵着鼻子走的历史。 在争取华人子弟名校教育机会方面,华人应该还是先跟着马克思列宁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吗?

戈登、乌兹和卡拉贝尔这三位犹太人,源于自己族裔历史的悲情意识和人文情怀,对哈佛等名校在招生过程中的特殊运作和给亚裔设置配额的指责,从社会正义和监督的角度,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坦率说,他们对哈佛等名校的指责是不公平的;而且,虽然他们希望名校给予平民子弟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事实上,他们的观点往往最容易误导平民子弟的心理人格,妨碍他们向上流动的努力。

评论哈佛等名校,一个不能回避的基本事实是,这些学校都是私立的,都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在不断变幻充满竞争的社会,一个再大的私立机构,如果不小心经营,也会垮掉;这点,只要回顾一下近二十年一些大科技公司的兴衰就知道了。私立名校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社会和校友的捐赠和支持;它们的管理由校董事会主导,而董事会成员都是那些对学校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人士或家族;学校必然要尊重这些核心家族的利益,回报那些对学校作出重要贡献的家庭。作为私立机构,它们这样做,别人实在不应过分苛责。这三位作者都将就读名校当着改进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重大利益(stake),但哈佛等的stake又在哪里?

正因为财力充实,哈佛等名校得以能够实行一些非常理念的社会职责,能够不考虑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择优录取学生,对贫民子弟免除学费,提供各种名目的奖学金。这点,戈登显然意识到了,并在书中专门用最后一章,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利益交换的捐赠,名校如何维持目前的运作?他提出了一些设想,但太理想主义;他将一所很特殊的加州理工学院作为其它名校应该学习的样板,反映了他对文理综合性大学管理运作的复杂性缺乏深度的把握。

平民子弟,尤其那些天资极佳的学生,因为所处环境,往往对社会公平特别敏感。接触负面信息时,如果引导不当,很容易形成愤世嫉俗的心理,影响他们以后事业的发展,这点,做父母的或许应该警惕。

战后犹太裔学生不再受美国名校歧视的原因,不是采取极端的斗争措施赢得的;相反,这个族裔出钱出力、实实在在渗透进入了美国名校的运行,他们甚至自己创办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大波士顿地区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当时想把它办成犹太人的哈佛。可以这么概括,犹太人的成功,两个原因:在舆论层面,他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在操作层面,他们握住了财务命根子。

关于哈佛等名校给亚裔设置隐性配额的争论,值得华人深思:为什么犹太裔不再受配额限制?除了财力上影响名校,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哈佛、耶鲁等名校对自己的定位,是培养社会各行各业的未来领袖。一个人群里,不管什么行业,能当领袖的,只能是少数人。一个族裔,如果影响力无法超越自己的族裔界限,那么,它能创造的领袖位置就只能那么多。犹太移民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把美国当着自己的家园在经营,建立了自己的软硬实力,影响到美国各个社会阶层。犹太民族已经不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孤立族裔了。

或许,犹太移民在美国的务实和进取,才最值得华裔社区借鉴。随着大陆经济的崛起,可以预料,华人会在哈佛等名校逐渐赢得更多说话的实力,但只有整个华裔社区把美国当着自己真正的家,承担义务和责任,尊重诚信,华裔子弟才会普遍获益。否则,华人实业家即使向名校捐赠了再多的钱,也找不到足够数量可以提携可以信任的后生晚辈、并且最终通过他们影响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哈佛虽然不断修改招生规则,但它一直没有修改它的招生原则:即培养未来的社会领袖。社会的栋梁,不是读书读出来的,而是做人做事做出来的,人品情商胸怀更重要。对天赋优秀的华裔子弟,要培养积极正面的心态,关心公益,学会“吃亏”,懂得感恩。哈佛不是完美的,但哈佛是世界上最成功也最有理念的一所大学,培养了众多富有理想的社会精英,包括戈登、乌兹和卡拉贝尔这三位指责哈佛的意见领袖,也全部是哈佛的毕业生。

徐罡博士原发于2014831日《世界周刊》,重新发布,略作补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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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西 回复 悄悄话 写的很客观,好。但凡成大器者,的确是;做人,做事,是前提。吃亏,感恩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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