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对面是山河

    很久不看新闻了，看到的每每都是噩耗，心情沉重却也无能为力。华夏人民突然遭此芟夷之难，百姓遇劫、生灵涂炭。国难当头，偏偏又见奸佞弄权、昏庸无道。一时间，病毒扩散五湖四海，全球人心惶惶。海内，武汉人处处见弃于人；海外，华裔成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煞星。砥砺前行了几十年，中国大陆还是没有逃脱“二十年一小乱，四十年一大乱”的宿命。尽管不断遭逢同样的苦难，却无法消除造成苦难的成因，一再重复同样的苦难，这乃是最为让人忧心之处。

    疫情损失如此惨重，令海内外华人群情激愤，渐渐把问责的矛头对准了那位一锤定音的“一尊”。近年来，“一尊”揽权扩权、任人唯亲，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建立起了一言九鼎的孤家寡人治国系统，并在系统内造成了一种“恐惧文化”，小人专权、耿士禁言、奸贼附势、政事不举，不仅让拍马逢迎的投机之徒占尽先机，而且举国上下，凡事层层上报，专等一人定夺。正是这套腐败的皇权体系和阿谀奉承之徒的群体主政，最终酿成了这弥天大祸。对于这个灾难性的结果，“一尊” 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尊” 上任之初，搞了反腐、军改，虽有打击异己之嫌，但并无民怨。如果“一尊”和他的御用团队有正常的思维、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健全的知识结构和文明的道德观，即便是延续一党专政，也应该充分利用这千载难逢的国内外大好机遇，用足手中这副好牌，着力消除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调整产业结构、恢复生态平衡、缩小贫富差距、加强基础教育、弘扬民族文化。如果“一尊”有更为敏锐的眼光和前瞻性的视野，能够居安思危、见时知几、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还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逐步放开言论自由，调适执政系统在宽松环境下的治理能力，培育民众在完全自由环境下的自控力、自治力、群体理性、团队精神和国家意识。随着民众自治力日益提升，群体理性逐步显现，民族凝聚力日渐高涨，就可以顺势而为、水到渠成，实现司法独立、民主宪政，在人文方面迎头赶上欧美诸国，让华夏儿女共享民生、民权、民主、民治，平稳过渡、兵不血刃，稳中求进、笑在终点。可惜，不知是其智囊团队的愚笨还是“一尊”本人的昏聩，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孤独求败，从修宪称帝、叫板欧美、高调造岛、放言超越，到大张旗鼓渲染“一带一路”，开启陈光标土豪撒钱之旅。最后搞得外资撤离、工厂倒闭、税收锐减、失业剧增、中美交恶、港台离心、民怨沸腾、四面楚歌。这一“完败”的结果用事实证明了“一尊”的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其手下由工农兵学员组成的智囊团队的冥顽不灵、碌碌无能。

    但是如果把所有灾祸全部归咎于“一尊”一个人，却并非事实的本来面目。“一尊”当初能爬上这个位置，决定权并不在其本人。各个利益集团在推举接班人时讨价还价，彼时并没有考虑苍生社稷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完全专注于如何保全自己的家族利益、集团利益，值党牟利、徇私舞弊。他们没有自尊、自律、牺牲、担当的品格，也没有胸怀天下、相忍为国的胸怀，更不会为了国家民族的福祉而摒弃小集团的私利，所以这次和黎民百姓一同遭遇天谴，其实是收因结果、现世现报、咎由自取。“一尊”做出的一系列决策，始终离不了一个群体的协同。离开了群体的集体沉默和联合堕落，其决策也绝无可能畅行无阻。早在去年12月中旬，中国大陆学者就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证实新冠状病毒肺炎12月已经在武汉开始人传人。专家之一的丁向阳也发表声明，声称12月份就已经知道了有400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这些专家学者作为专业人士，不可能不知其危害。如果这帮人有起码的人性良知、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必然会不计个人得失，排除万难，千方百计告知民众尽早防范，阻止其扩散。恰恰相反，这帮小人利欲熏心、沽名钓誉、狗苟蝇营、忝颜偷生。确切地说，这些人身上根本没有人性的尊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知性的勇气。再看武汉的地方官吏，如果他们有颜真卿以七旬高龄赴賊营传旨的一半勇气，即便是上层没有发话，也完全可以当机立断，及时告知民众戴口罩、勤洗手，采取自我隔离等防范措施。如果他们有一丝一毫士大夫的风范和气节，国难当头也绝不会计较个人的荣辱，而是会像比干那样以死想谏。疫情爆发后，死了这么多人，这帮官吏如果有日本人、韩国人的耻辱感，起码也会像卢武铉那样为了名誉，跳崖自裁。反观这群贪官昏吏，事到如今，捅下了弥天大祸，犯下了滔天罪行，仍然在勾心斗角、互相推诿、争权攘利。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神州大地没有群体性的恬不知耻，这次瘟疫绝不可能造成如此惨烈的后果。

    再看普通民众，他们身不由己、任人摆布、叫天无门、欲哭无泪，当然值得怜悯和同情。但也必须看到，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和平时期，朝独裁者顶礼膜拜，向暴君山呼万岁，对贪官污吏慈眉善目、阿谀逢迎，期待着攀龙附凤、巴结权贵，而对同样处于被压迫境遇的底层民众的苦难隔岸观火、视若无睹，对走卒爪牙的为非作歹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甚至还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在香港民众“反送中“抗争期间，很多大陆的普通民众丝毫感受不到香港底层百姓对司法公正、民主政治的渴望和基本权利将被剥夺、专制即将压顶的恐惧，紧跟官媒，摇旗呐喊，祝桀作恶，喊打喊杀。及至如今，当权者瞒天过海、胡作非为，引来了这灭顶之灾，此时此刻，不知他们是否感受到了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司法公正的难得和珍贵？当身处逆境的特殊时期，如果人民有信仰，大家仍然可以临危不乱，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和虔诚，虽身处绝境，依然可以互相帮助、奉献爱心，展现出理性、坚韧和忍耐，这在英国历史上已经出现多次。遗憾的是，大陆的人民并没有这样的信仰，有住院的人在病床上扯下医生的口罩向对方吐口水，叫喊“要死一起死”；也有隔离在家怀疑自己染病的人向楼道的门把手吐唾液，暗中盘算着带上几个垫背的共赴黄泉；一位旅居日本的女士则谎称向国内捐赠口罩，连买了三大箱新概念口罩，然后囤积居奇，转手高价倒卖，发灾难财。没有信仰的民众，生死关头表现出的只有自私、怯懦、狡黠和阴暗。独裁者一贯的人生哲学就是“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所以即便是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劫难，依然要出尔反尔、翻云覆雨，巧施“阳谋”以便金蝉脱壳，比如表彰英雄人物，吹嘘抗灾的丰功伟绩，惩治几个替罪羊，怒斥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 御用媒体借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把丧礼办成婚礼。可叹的是，大陆的很多民众哪怕是看到隔壁一具具尸体被抬走，自己命在旦夕，仍然不能认清灾难本是统治集团瞒报谎报造成的后果，不能认清专制制度的残暴，反而继续跟风呼叫“武汉不哭、武汉不怕、武汉崛起”。即便是自己已经被弃若刍狗、命如蝼蚁，依然没有揭竿而起、英勇反抗，反而继续高喊“相信主、相信安拉、相信哈利法、杜拜加油！阿联加油！”，继续为腐败集团涂脂抹粉、粉饰太平。大量普通民众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愚昧、麻木、盲从、无知，和习惯性的自欺，注定了无法彻底发现灾难的肇因，清算灾难的祸首，进而铲除灾难的根源，也就注定了今后必将重蹈灾难的覆辙。

     所以这次灾难的原因乍看起来，很像是独裁者的漠视、体制的腐败僵化、官僚机构的毫无作为导致的，实际上深层的原因并非如此。独裁专制、贪污腐化、抱残守缺、愚民遍地，这些仅是结果，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出在了人民身上，是民族灵魂的丧失，民族脊梁的稀缺，民族素质的低下。而人民也是昏君、贪官产生的最直接的土壤。今天的华夏民众：缺乏英雄气概、缺乏反抗精神；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底线；混沌芒昧，欠缺基础文明。当然，这些国民的劣根性并非为大陆民众所独备，移居海外的华人同样存在。此次疫情爆发初期，加州不少华裔聚众抗议美国撤侨专机停靠其社区附近的机场，灾难面前全无风雨同舟的团队意识，反而尽显自私自利的小农心态。网上也时而看到少数“斗士”幸灾乐祸，为解对俄国干儿子的一己之恨，不惜天崩地裂，拿人民垫背，以便趁火打劫，无意中将自己鼠雀之辈的嘴脸暴露无遗。

    和动物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也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常理：没有反抗精神，就很容易成为被奴役的对象；不能齐心抱团，就无法保护本族群的整体权益；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底线，必然会在败坏社会整体环境后最终戕害到自己；卑琐污秽，缺乏基础文明，则疾病瘟疫总是挥之不去；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便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有意无意中或助桀害人，或伤及无辜。

    “一尊”思想僵化、开历史倒车已有多时。如果说荒村野郊的人愚昧无知，无法认清其鱼质龙文的本色，尚可理解。但这几十个沿海开放城市中的几亿民众过去十几年曾经体验过政治宽松下的心情舒畅，享受过文化包容氛围内的身心愉悦，心里不可能不明白现时回归“文革”路线的愚蠢和政治上的倒退，然而堂堂14亿人口，除了徐章润教授等寥寥几人外，居然众口哑火、万马齐喑。有人会说不是群众心理不明白，是害怕打击报复，不敢说。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那么退一步讲，即便是不敢公开发声，起码可以做到不为恶势力摇旗呐喊，不为独裁者涂脂抹粉，不加入御用吹鼓手的行列混淆视听，不编造谎言欺骗自己。恰恰相反，无数的升斗小民奴颜卑膝、摧眉折腰、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为一道道酷令邪政高声喝彩，对种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啧啧称奇，而对持客观批判态度的人恶言相向，油腔滑调地媚叫着《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这就是“可怜之人总有可恨之处”。有人会说中国之所以无法自我矫正错误，无法在滑向灾难的悬崖上刹车是因为独裁的原因，如果是民主政体就没有这个问题。这又是无知者的自我想当然。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一个长达500年长盛不衰的强国，有尊严、有地位、有能量。每每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咸鱼翻身、起死回生，其快速的自我修复能力冠绝欧陆，超过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民主国家。伊丽莎白女皇病逝后，彼得三世顺位成为俄罗斯帝国的第七位皇帝，这彼得三世出生在德国，不怎么会讲俄语，还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粉丝，也不怎么拿俄罗斯当回事，经常有意无意中出卖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遇到了此等奇葩，俄罗斯会像中国那样一蹶不振，就此倒退十几年吗？并没有。老臣拉祖莫夫斯基、少壮军官奥尔洛夫兄弟、宫廷老师潘宁等迅速联手叶卡捷琳娜发动政变，推翻了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及时上位，开启了俄罗斯历史上辉煌的“叶卡捷琳娜时代”。斯大林当权时期，曾把俄罗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赢得了二战的胜利，蚕食了芬兰，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加里宁飞地、北方四岛，吞并了摩尔多瓦，把俄罗斯领土扩展到了极致，使苏联成了与美国比肩的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按说斯大林算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好的“沙皇”。但是斯君性格火爆、杀人如麻，单单一个“肃反”，就杀害了90%的中央委员，80%的16大代表。斯君还处决了3位元帅、13位集团军司令、50位军长、154位师长。血债累累、赤色恐怖，难道这苏联的各级干部也像中国的大臣们一样只有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份了吗？也没有。高压专制、国家死气沉沉的关头，赫鲁晓夫等四人团又及时强强联手，指使御用医生，果断让斯大林“被病故”。随后便是消除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取消特供制度、尝试新的经济模式，把苏联从血腥治国的邪路上迅速拖了回来。像斯大林这样的暴君放在中国，则很可能平安无事，寿终正寝，不折腾个十几年把国家弄个腥风血雨，把百姓弄个水深火热绝不会住手。同是独裁国家，俄罗斯为什么每次紧要关头都能浴火重生，其实与制度关系不大，倒是与人民分形同气、难割难分。俄罗斯人还没有愚昧到完全白痴的程度，人民尚有道德底线，族群中更是始终有一批有胆有识的人，不怕牺牲，不怕流血，敢说敢干，敢斗敢杀。所以独裁不独裁与能否自我救赎没有必然关系。这次瘟疫，让武汉的地方首脑马某、周某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瘟疫的爆发也让他们尽显“黔之驴“的草包本色。当初提拔马氏、周氏的人，应该不会个个都是混球，如果那些提拔他们的人有那么点正直的品格和做人的勇气，也不至于利令智昏，偏偏提拔这种圆滑世故，只会投机钻营的工农兵学员；同样，如果马、周二人有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气节和原则，大难当头，哪里还会担心得罪上峰？哪里还会顾及一己的荣辱？而是会像狄仁杰那样冒死上奏，或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冒险出手，为国家民族破釜沉舟、孤注一掷。马、周二人最后做了缩头乌龟，并非是他们糊涂，而是他们的怯懦。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命是最宝贵的，又都不肯为自己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血性，乃华夏民族之第一缺。

    很多人误认为信仰就是单纯的宗教，这个理解不甚准确。信仰虽然也包括宗教方面的信条，但主要是生命观、价值观的问题。日本便是一个有强烈信仰的民族，珍惜名誉，笃信责任，看重耻辱。在日本人看来，人生的意义最重要的是背负责任和完成责任，死亡不过是尽责任的一种手段而已。如果人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事务，是可耻的，比死还要可悲。二战末期，在美国投了原子弹，苏联出兵东北之后，日本已是山穷水尽，总理铃木、外务大臣木户和日本天皇已经意识到必须尽早接受美国的条件宣布投降，否则可能遭遇彻底的覆灭。日皇已决意投降，并将自己所阅《终战诏书》的内容进行了录音封存。即便到了这个时刻，为了避免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内容，陆军少校畑中健二等一伙军人仍然企图带领部队发起政变重组内阁，以便展开“本土决战”，反抗盟军占领，保护日本的尊严。畑中健二一伙的政变进展不顺，没有找到《终战诏书》的录音唱片，政变最后以失败告终，主要参与者畑中健二、椎崎二郎双双举枪自尽，畑中在自己的口袋里留下了遗言：“圣世乌云散，我心无所悔。” 一个人愿意为了信仰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就没有什么外来的因素可以吓到他，也没有什么现世的利益可以制约他。而没有信仰，想到就是让自己活命，为了活命而活命，甚至恬不知耻地活命。不管同胞如何挣扎，让自己能不受损害地活着成了他们人生的全部意义。记者会上有人问了一个问题：“目前在外地的湖北人想返回武汉，但是现在还在封路，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面对这么一个实实在在而又中肯的提问，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不知所措，慌乱中信手拿了个文件就读了起来，文不对题，答非所问，玩弄低劣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把戏；对于口罩这种抗疫中最关键的物资的供应情况，省长王晓东居然连亿和万的单位也分不清；同样，大陆外交部的华“师师”每每面对记者提问，总是文不对题、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自说自话。人命关天，武汉红十字会居然还在想着发财第一。新上任一个月的武汉市委书记王某，在数千死难者尸骨未寒，众多家庭因为疫情而家破人亡的情况下，为了个人谄谀取容、巴结主子，居然恬不知耻，开展“感恩总书记”的教育活动。而所谓的中宣部面对民众生离死别、家破人亡，没有任何忧国忧民的举措，工作的重点反而是如何“赞美领袖、歌颂领袖、维护领袖”。看看这都是些什么货色? 包装自己、忽悠群众、装神弄鬼、欺世盗名，哪里有一丝一毫文明人的信仰？哪里有一丝一毫责任的概念？哪里在一丝一毫诠释人生的意义？完全就是行尸走肉、苟延残喘。信仰，乃华夏民族之第二缺。

    一个民族的文明进化程度体现在它的饮食习惯、卫生习惯、居住习惯和实际流行的隐性民间文化。四百多年前的李时珍就已经知道，“凡鸟自死目不闭，自死足不伸……异形异色，皆不可食，食之杀人”；禽类“肉涩臭不可食，食其肉及卵，令人昏忘”；野兽“肉性味辛、苦、冷，有毒，煮食难消，多食生疮患痢”。可悲的是，到了这二十一世纪，国人不仅喜食使人性格变异、体质羸弱的劣质猪肉，还要再吃浑身长满了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的野味。广东人吃毒蛇，广西人吃鳄鱼，贵州人吃竹鼠，云南人吃蜂蛹，湖南人吃田鸡，湖北人吃刺猬，不一而足。“吃什么，像什么”，饮食不仅影响到人的形象，而且直接影响到人的性格。长期吃这种饱含病菌和毒素的爬行动物、冷血动物，外表就会生得獐头鼠目、青面獠牙，其性格则是揣奸把猾、狼顾狐疑。看看湖北省的头目蒋某、王某，马腮蛇相、贼眉鼠眼，活脱脱一个现代的鲍邈之；武汉病毒所所长王“玄机”春眉桃眼、一脸悍贱，仿佛贾南风转世。走遍世界各地的唐人街，绝大部分是污浊色腥、土崩鱼烂，与当地社区格格不入。街上的行人蓬头垢面、衣履寒伧、歪身佝背、萎靡不振。纽约华人聚居区法拉盛由温州建筑商开发建造的condo，两室一厅的实际面积仅相当于美国人建造的studio的面积，没有空间，没有绿化，没有格调，也没有气质。现代人家居应有的文化韵味、艺术氛围、精神愉悦和审美快乐荡然无存，仅仅剩下了一个老鼠的穴居功能，反映了鹿城农工深入骨髓的井蛙思维、蚂蚁般的生活常态和长期奴隶地位处境下的生命哲学。赚钱，只有赚钱，成了生意经营的唯一考量。与此对应，海外中餐馆里频繁使用过期的原料，超市里长期出售过期的食品。海内则是政商勾结、贪污腐化、偷工减料、焚林而田、弱肉强食、邪不压正。粪便处理、垃圾处理仍然停留在青铜时代。毒奶粉、假疫苗这种在文明国家看似天方夜谭般的下作行为屡禁不止、畅行无阻。基础文明，乃华夏民族之第三缺。

    常常会听到某些人说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其实不然，事实上是每个人对所遭遇和可能遭遇的事物的本能反应，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结果而已，是个人对自己人生轨迹的相当程度的自我选择、主动选择，但为了开脱自己潜意识中可能有的懊悔、自责、挫败感，为了自我安慰，美其名曰命运的安排。人在命运面前从来不是完全被动的，恰恰是个体自身的差异导致了其在同等大背景下的不同命运。是个人各自不同的思维模式导致不同的判断、不同的选择和取舍、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结果。非洲人民从来没有奴役过中国，不存在对华人的惯性歧视。目前在非洲开矿伐木的各国人士都有，奇怪的是，非洲各国的海关偏偏刁难出关、进关的中国人，不索取一点外快不放行，但这些边检人员却不刁难欧美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恰恰是在非洲投资援建项目最多的国家，经常主动免除非洲各国的债务。这本应更受人待见，为何反而成了被欺侮的对象？原因其实很简单。个别非洲人也曾尝试过刁难欧美人，但欧美人每逢遭遇无理取闹，总是据理力争、寸土不让，这就让那些使奸弄巧的人灰头土脸、作法自毙。华人恰恰相反，每逢遇到刁难，总是破财免灾、息事宁人。正是华人这种主动选择的处理方式造成了自己屡屡被宰的结果。华人在非洲的经历告诉人们，以目前华人的人生哲学和处事方式，即便是GDP雄踞世界第一，甚至是其他国家的数倍，也不会改变自己被人轻侮怠慢的状况，因为即便把他放在主人的位置，他也会用奴才的行为主动把自己再次变回奴才。目前中国大陆也不存在所谓引领世界的可能。因为这个国家还没有一个引领世界的文明存在，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身上也不具备勇气、正直、责任、担当等引领世界的一流强国应有的国民素质。

    所以武汉发生这样的灾难，国人落到这种命如草芥的田地，并非是被动的遭遇，而是长期自我选择、主动选择并累积冤孽后的集中爆发。很多人会想，人民勤劳、善良、纯朴、本分、节俭、忍让，是因为无端降临的昏君和贪官让他们备受折磨、生不如死。错！恰恰是人民造就了与其匹配的昏君和贪官。在其他人民堆里，便产生不出这样的昏君和贪官。有人又会想，如果没有昏君、没有贪官就好了，如果昏君下台了，贪官病故了，也就解放了。又错！昏君和贪官必将如空气一样如影随形，和人民寸步不离、生死相伴。没有“一尊”，也会有袁二，没有和珅，也会有奕劻。为什么？因为华夏人民和昏君、贪官唇齿相依、互为表里。正是广大民众凡事不讲原则、只重人情关系才有了官场上的任人唯亲、徇私舞弊；正是因为民众的自擅自利、见钱眼开，才有了官场上的贪污腐化、卖官鬻爵；正是因为民众欺软怕硬，才有了暴君的层出不穷；正是因为民众的愚昧麻木，才常常会把悲剧当成史诗，把苦难当成传奇；也正是因为全民没有信仰，才有了整个社会的黑白颠倒，价值观扭曲。是人民的默不作声，造成了暴君施暴的越干越勇；是人民的趋炎附势，使得贪官成了被艳羡、仰慕的对象；是人民的逆来顺受，造成了贪官的变本加厉；是人民长期的胆怯自私，默默等待他人出头，暗中期待水到渠成、顺手牵羊，导致了自己的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落得听天由命、任人摆布的下场。

    从最初打压吹哨的医生、蒙骗群众，无所作为，到突然采取粗暴极端的方式封城，封城的同时却没有任何配套的救援、接济措施，口罩、床位、器械、防护设备奇缺，民众坐困牢笼、逃生无门，交叉感染。执法人员粗暴蛮横、穷凶极恶。网上看到深圳市光天化日之下几名城管将一位未戴口罩的女士打倒在地，一名武汉的司机在高速公路上足足困了20天下不了高速。武汉市区医院床位不足、人满为患，医护人员心力交瘁，广大民众住院无门、坐以待毙，焚尸炉昼夜不停，九省通衢短短几天顿成人间炼狱。大难当头，领导层高高在上、忙于权斗，当地红十字会贪赃枉法、克扣物质，各级官员推诿扯皮、无耻作秀。全国各地封路自保，武汉人公开遭遇歧视。而政府则继续隐瞒实情、打压舆论，人民也依然逆来顺受、任凭宰割，甚至临死也不敢讲出真话。这一切的一切，完完全全暴露于整个世界面前，连第三世界都没发生的毁灭性的瘟疫发生在了自称第二经济强国的中国大陆，彻底暴露了后大清帝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色，和“中国梦”噩梦的实质。疫情面前，曾经奋力打造的繁荣假象彻底坍塌、一夜崩溃，暴露出了中国大陆在人权、民主、法制、政治文明发展等方面世界末流的真实状况。

    这里就有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中国如何从世界文明的一极落到了这部田地？答案是明确的：亡国造成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有关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文献并非真实传承下来的原始记载，而是人为篡改、删节之后的东西。满族鞑子入主中原之后，深知自己是没有文明积淀的异族，所以就处心积虑破坏汉族人民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信仰，唆使奴化了的汉族知识分子如纪晓岚之类通过编纂《四库全书》，从中删除了大量中国文化中反狄夷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 所谓“古来风骨气节用以正人心道统，非关文武，乃为吾族文化之接续，使之不绝于天下，殊异于外族，以明华夷之辨。”然而，即便是篡改后的东西，我们从先秦时期的文献中丝毫也看不到汉人的卑怯、贪婪、冷漠、虚伪、油滑，反而有很多诸如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轻生重义，生死相许的故事，同时还有大量诸如列子学射、专诸烤鱼、荆轲刺秦、苌弘化碧、白虹贯日的记载。可以说，中国的历史一路走来，虽因战乱和朝代更迭以及北方蛮族的屠戮而跌宕起伏，期间也经历过五胡乱华等惨痛的灾乱，但是凭着智慧和坚韧，这个民族依然柔韧而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中国文化也传承了下来。发展到了宋代，中国文明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统治者不以言论治罪，使社会环境更为较松，人民相对自由，士大夫们精神上有追求、学术上有自由、道德上有规范、生活上有品味。宋朝成功地实现了政治的稳定，建立了和平的政权交接制度，使得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轮流执政达百年之久。正是在这段百余年不折腾的平稳时光中，经济得到了持续发展，北宋时期汴梁人口在百万之上，官民杂处、商民相间，“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宋朝统治者知文达理、谈吐风雅，统治者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彼时文化艺术繁花似锦、空前璀璨；建筑柔丽纤巧、清雅飘逸；普通市民多显大家风范，食不厌精，寝不厌软；火药、活字印刷、指南针等发明创造层见迭出、精彩纷呈。东方的中华文明和同时期的西方拜占庭文明鼎足而立、交相生辉。

    有些人看到今日国人品性的怯懦而奸诈，产品的粗制滥造，赚钱的毫无底线，会强烈怀疑中国人的祖先曾经言而有信、刚正不阿、一往无前、顶天立地。这又是另一种类型的机械思维，即不能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其实，每一个非小学毕业而又未曾冒充博士的人，如果系统地阅读过中文的典籍，自然能发现，古代中华文明所包含的人性思想、创造元素、敬畏天地自然的理性精神是客观存在过的，宋代以前中国文明曾经有过的辉煌是真实的，这从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出使中国，从宋朝时日本女性频频来华夏借种，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详实记载，从韩国、越南使用汉字逾千年之久，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缜密考证，都可以佐证。但是，这一切随着陆秀夫在崖山的纵身一跃，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蒙元的血腥屠杀、种族灭绝、种族奴化最终使汉人失去了汉唐积淀下来的高洁品性、是非观念、处世智慧、为人原则、生物特性和遗传基因。传统意义上的古老中国随着宋朝的亡国实际上已经消亡，她那悠久灿烂的文明基本失传，精进、敬业、诚信、守节、忠勇、尚武，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慷慨赴死、以身殉道、品格清澈、雍容文雅这些曾经的品格在今天的国人身上已经难觅踪影。取而代之，胆小、冷漠、自私、麻木、猥亵、残酷，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则大行其道。今天的国人为了买几袋奶粉在澳大利亚的超市当场扭做一团。在意大利旅游的中国大妈吃完方便面顺手便将汤汁倒入旁边的喷水池内。在加勒比海的游轮上，大陆旅行团只有一人在候取自助餐的队伍中排队，轮到自己时采取接力的办法为不排队的同胞传送龙虾，完全不考虑身后自觉排队的其他客人，仿佛是饥不择食的乞丐。为了移民欧美，无数失魂落魄的人谎称民主斗士、卧底间谍，编造谎言，出尽洋相。2018年，中国大陆的贺建奎为了一己的名声，私自改变婴儿基因排序，遭到举世谴责。凡此种种，坑蒙拐骗、没有底线，粗鄙下作、 不知廉耻。近日硅谷又传出一则新闻，一位华裔女白领为了安慰国内阿Q的玻璃心，学习“半夜鸡叫”，于凌晨时段拍摄了所住小区居民起床前的景象，声称“实拍疫情中的美国，口罩脱销，商铺关门，学校放假，比想象还严重”。该造假视频很快就遭到网友举报。事实是，她拍摄的Fremont社区从来没有因为流感而停过课，商家也照常营业。据世卫的估算，中国流感每千万人中有600多人死亡，美国近年的流感，每千万人中仅约300人死亡，比中国少一半多。现在疫情已经蔓延至全美各州，在纽约没见到其他族裔囤积口罩，偏偏就遇到个别华裔，提前把超市口罩一扫而空，疫情爆发时在唐人街高价叫卖，见钱眼开、投机倒把、利令智昏、自轻自贱。脆弱、虚伪、自卑、自弃到了何种匪夷所思的地步。没有传统，没有信念，没有道德，没有格局，没有境界，民族精神、民族灵魂荡然无存，和自己的祖先天壤悬隔、格格不入，这就是今日的国人。

    某些网友一再询问一个问题：既然“一尊”如此不堪，怎么还能稳居宝座？既然各级官僚都是酒囊饭袋，怎么还能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他们一定是有能力、有本事的。如果他们没有比我们更高的能力，怎么能长期统治我们这些有能力的人？

    此话贸然听来似乎有道理，其实是一个典型的齐东野语。如果大家有心观察一下，我们便会发现，大凡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往往是那些在农村长大或是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被奴役、被压迫的人群，尽管他们后期也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但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已经在他们潜意识里种下了深深的等级观念、皇权思想，他们有很强的隐性的草根心理、贱民心态，精神已被无形中渗入骨髓的奴性所麻痹，渐渐失去了正常的感知能力、思辨能力，陷入了惯性思维、囚笼思维的怪圈。他们习惯性地、下意识地认为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必定有难以名状的才智和神秘莫测的魅力。事实恰恰相反，像这好大喜功、土豪炫富的“一带一路”大撒币行为明明是浪费民脂民膏，石崇比阔、愚蠢透顶，偏偏被这些人理解为“一盘很大的棋”，“领导人考虑问题当然要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再比如，按每桶高于国际油价70美元的价格从曾经杀害了自己无数同胞、霸占了自己祖先大片领土的刽子手那里购买石油，还要签25年的合同，以这样弱智的手段扶持曾经的仇人，完全不考虑这个仇人本性难移，将来会继续残害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明明就是认贼作父、自轻自贱、愚不可及的小学生把戏，偏偏又被农民工赞美为“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手笔”。这些人下意识地认为皇帝奴役人民是顺理成章的，平民百姓被蹂躏、被摆布是理所当然的，而完全没想到是自己的愚昧使然，是自己的麻木使然，是自己的奴性所培育的罪恶制度使然。

    其实，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而明确。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遗传的是侠士的基因，如今亡国两次后的国人遗传的是奴才乞丐的基因。古代中国的精英文化是士大夫的文化，是选贤任能，而现在的官场文化是酱缸蛆的文化，是劣胜优汰。在现在的酱缸蛆文化氛围里，恰恰是流氓无赖才能出头，是劣币秒杀良币，奸贼KO君子。在目前大陆的官僚体系内，飞黄腾达并不需要真才实学，只要做到无耻、厚黑，不要脸，敢于胡来，就能升官发财。能上位的人基本靠两个招数：一是揣摩上级、胁肩谄媚，二是弄虚作假、胡作非为，核心是不择手段、没有底线。“一尊”明明是思维混乱、意识僵化、昏招迭出、自以为是，被喽啰们说成了“ 高瞻远瞩、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武汉肺炎明明是SARS类型的急性传染病，以高福为首的8名国家级“砖家”实地考察、采集样本、收集数据后，偏偏要信誓旦旦地说：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武汉市青山区钢都花园管委会竟然使用垃圾车为辖区内的居民运送猪肉，完全把民众当牲畜，也把自己当成管理牲畜的领头牲畜。一份来自陕西省安康市中心医院的临时工作补助统计表显示，主任上班一天可拿9900元，而那些因为抗疫 “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 的门诊护师，每天却仅领到200元。这是一副怎样的人妖颠倒的图卷？刚刚发布了停止封城的官方通告，三小时后又宣布作废，仿佛是发生在某个丛林部落。开会时常委们不戴口罩，省部级干部却要一罩遮面，又像是身处原始村社。这是怎样的一群没有人性尊严、道德信念的行尸走肉？群魔乱舞，丑态毕露，旷古绝今。连德国媒体也忍不住说，俄国的那些中国学生的上层没有一个是男儿。这话非常准确。这首先是因为在乞丐文化中得势的往往是那些脾气温吞、性格驯顺、没有血性的诺诺奴才。而酱缸蛆的官场文化，又驱使他们经年累月重复着套话、空话、假话、谎话。他们的人性已经彻底异化，失去了正常人应有的是非观念、道德准则、人性良知和反抗本能。他们身上所具备的那些察言观色、逢迎拍马、阳奉阴违、首鼠两端的乞丐国、酱缸蛆的技能，不能算作文明社会正常人应该具备的正常能力。而文明国家行政人员应有的道德认知、自律精神、公共意识、国际视野和使命感，他们却是贼手空空、一无所持。这也就是他们在奴隶眼里神威无比，而在智者眼里马勃牛溲、一文不名的原因。

    我曾无意中看到，在纽约本地做老美生意的华人堂吃类小食，多由三种人经营：上海人、香港人、台湾人。老美并不愚钝，还有点嘴刁，对品质有基本要求，并非填饱即可。想长期做老美生意并得到他们的认可，除了菜品本身的味道外，卫生、细节、诚信、精进亦不可少。上海、香港、台湾都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而从中国大陆其他省份来的人似乎很难同时做到这几点，也许是翻身解放时间还太短，无法短期内一下子从赤贫提升为完整意义上的中产。长期做老美的生意，就必须要认真做事，保持标准，守住底线。认真做事，保持标准，守住底线，对大部分大陆人民而言竟是如此困难。如果最后事实证明疫情爆发是因为生化实验室管理不善导致病毒泄露，人们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敷衍搪塞、表面文章已经是中国大陆各级机构的通病，粗枝大叶、马马虎虎也是国人一贯的处事风格。2015年，石“青娘”得意洋洋在《自然》期刊发表论文，称冠状病毒可人工改变基因，不需中间宿主就可传给人类，并公布了系列参数，央视和其他媒体曾高调报导过这项“突破”。2017年，石“青娘”团队又完成了五种版本病毒基因改造，四种有传染力，其中的一种可侵害肺功能，另一种可破坏人类免疫系统。人们不能不产生疑惑：为什么要搞这样的研究？为什么要把如此危险的实验室建在人口稠密的武汉海鲜市场附近？为什么要在国际上宣扬这样的科研成果？我们身边总有一部分人，无论在生活中遇到怎样的结局，无论自己导致了何种后果，总是归咎于外部因素，千条万条原因都是外部的原因，千错万错都是他人的错。可是仔细分析，并非如此。如果不是私字当头、任人唯亲，提拔一批混世庸才到领导岗位，会做出把病毒实验室建在闹市附近的“半调子”决定吗？如果不是各级官僚群体性地丧尽天良、没有底线，会提拔一个艺术特招生作研究所所长吗？如果不是全民道德沦丧，会助纣为虐对讲真话的医生进行威胁恫吓吗？如果不是恬不知耻，会不顾百姓死活，机关算尽只顾维护个人的权位吗？如果普通人平时就对抗这些倒行逆施，流弊会经年累月长期存在吗？如果知羞识廉，当事者会不懂道歉和悔改吗？此次疫情波及东亚，韩国、日本均有参与抗疫的公务员因工作不力而自杀谢罪，但是中国大陆至今未有一名官员反省和自裁，也没有一名官员真诚感到羞愧和自责。这就是问题所在，恰恰是自己平时的堕落，长期的腐烂，才招致了灾祸的最后集中爆发，落到了这部田地。“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如果此次疫情并非由实验室病毒泄露所致，那么中国大陆在生态环境方面所遭受破坏的程度，人民对自身生存环境的自我作践程度也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到了大自然必须对人类惩戒的地步。在俄国徒弟们多年的倒行逆施之下，几十年乱砍滥伐、污染环境、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中国大陆已经成了全世界在自然资源、生存环境方面最贫穷落后的国家，贫穷到了没有了森林、没有了湖泊、没有了湿地、没有了沼泽、没有了丘陵、没有了绿地、没有了溪流、没有了池塘，唯独剩下了空旷平坦的农田，大而没有个性的广场、车站、马路，和为了炒作房地产侵占良田盖起的一座座火柴盒式高楼。以前有大自然在，病毒尚可栖息于灌木，寄宿于动物。如今青山夷为平地，树木砍伐一空，麻雀销声匿迹，河床干涸见底，没有了大自然的天然屏障，加之空气污染，悬浮颗粒超标，病毒畅行无阻，如有神助，飘逸四散，实属必然。名为天谴，实为自残。可以说，病毒流行完全是一种病态工业化的产物，是大自然的自身免疫反应，是生物界的获得性疾病。“如是等罪，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大自然本能地以过激的方式惩戒那些放浪形骸、无法无天的生物群体。

    言及至此，我们大概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大概知道了当事主体的真实状态。自然生态已经被破坏，民族灵魂已经丧失，民众也已经被奴化，人民这个主体的大部分已经退化到了最原始、最矇昧的状态。这种情况下还能否自救，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自身的力量悬崖勒马、歧途折返，以便死地求生，缩短苦难的时间，是问题的关键。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幸运，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苦难。任何发生的事变都是必然发生的，而事件存在的本身就在提醒人们其背后的原因，只是这些原因在结果显现之前并未被当事人察觉。人类世界本是一个因果相续、自然淘汰的机制，生存下去、掌握自己的命运，唯有从自身入手。要想对症下药，有必要看看真实的强国是怎样的。在我看来，真正意义的强国，应具备这些共同特点，国民在外不受欺凌，国家能保护国民的利益，每逢动乱、灾祸，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家民族可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及时恢复元气，重现昔日的辉煌。按照这个标准，世界上有一定人口基数的原生强国也不过就这么8个：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俄罗斯、日本。这几个国家具备了强国的共同特点。从宗教的层面看，他们当中有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神道教，从体制的角度看，他们当中多是民主国家，但也有俄罗斯、土耳其这种貌似民主、实则相当独裁的政体。也就是说，民主与否并非强国的必要条件。而从宗教信仰入手，唯一的结论就是信仰佛教的国家中未曾出现过世界强国。上述强国的共同点是在民众方面：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抱团取暖、崇尚冒险，喜兵右武、好勇斗狠，爱管闲事，经常主动出手。以西班牙为例，皮萨罗在第二次远征美洲时发现了印加帝国的城市贝斯通，他立刻回到西班牙游说查理五世，得到授权后再次远征，带领区区168名队友，击败了有8万士兵之多的印加帝国，最终毁灭了整个印加文明，把西班牙语推广到了整个中南美洲。去年9月，讲加泰罗尼亚语的民众在巴塞罗那举行了由数万人参加的加泰罗尼亚独立集会，但是，讲西班牙语的民众随即在50多个城市举行了更大规模的反独立游行，显示出了在动荡时刻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觉性。土耳其也是一样。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昔日的属地被协约国瓜分得一干二净。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在协议中规定奥斯曼帝国将丢失15世纪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塞尔柱突厥世代生存的固有领土也将被分割殆尽。这要是换了印度、中国，很可能几个世纪无法翻身。值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土耳其立刻出现了一位冉闵式的人物———凯末尔。凯末尔不过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介平民，经过战争的洗礼才崭露锋芒。国难当头，凯末尔展示出了坚韧不拔、精力旺盛、知人善任、能征惯战的领袖特质，一手把全国各地分散的民族主义团体和武装力量统一起来，斡旋议会通过了土耳其独立宣言《国民公约》。其后，希腊军队在英国的支持下进攻土耳其，凯末尔以总司令的身份亲率土耳其国民军与希腊军队在萨卡里亚河决战。战斗中凯末尔肋骨被流弹击中，但他带伤指挥战斗，士兵舍生忘死、奋勇争先，重挫希军主力，一举扭转战局。战场的胜利迫使协约国于1923年签订了《洛桑条约》，正式承认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凯末尔上台以后，改革文字、解放妇女、推行服饰革命，依靠强权推行世俗化和全盘西化，使土耳其人迅速摆脱了伊斯兰文化束缚，从君主专制走向了民主共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时能够逆袭苦命、脱胎换骨、一飞冲天、朽木升花，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土耳其在关键时刻能够咸鱼翻身、绝处逢生，主要靠的是族群中那么一批有勇气、有胆量、不怕死的人。这帮人比例甚高，没有凯末尔，也有塞利姆， 没有尼亚齐贝伊，也会有思维尔帕夏。

    这次华夏人民其实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哀鸿遍野、人心惶惶，经济崩溃，政治孤立，与国际社会被动“切割”，但是肇事者依然没有任何悔改，反而是变本加厉：隐瞒疫情、打压异己、重用奸佞、玩弄权术。大灾大难面前，期待迅速翻身，仰仗千千万万已经被愚化了的普通民众，是不太现实的。这个过程将十分漫长，民众即便是到了卖儿鬻女、吃糠咽草的地步，能否众志成城都是一个问号，这从人口愈亿的汉族民众用了268年的时间才推翻这区区几十万满族鞑子的统治就可以窥见一斑。短期内期待绝地求生，唯有依赖华夏民族中的那极少数的精英。矫正14亿人口乘坐的这艘大船的航线，使其不再驶向更大的深渊，关键要看这极少数精英能否挺身而出，拿出舍生忘死的精神和义无反顾的勇气。或如张柬之、崔玄暐那样东窗起事，或如徐錫麟、秋瑾那样悲歌击筑，或如方孝孺、谭嗣同那样以身殉道，都可以产生出更快的效果。有这样的人愿意站出来，有更多这样的人愿意站出来，有更多这样的人愿意早一点出来，就一定会尽早结束苦难。舍此之外的其他方式必将付出更大的牺牲，承受更多的无妄之灾，连累更多无辜的生命。

    与动物不同，人类具备思考的能力、思辨的能力。而具备思辨能力的族群，多能从苦难中找出肇事的原因，进行相应的内部改革和战略调整，从而避免重蹈覆辙。对于华夏民族而言，应该从这次瘟疫中吸取怎样的教训，这是必须坦诚面对的一个课题。

    宋朝以前，中华民族几次起死回生。西晋时期五胡乱华，匈奴、羯等族军队屠城掠地，横征暴敛，汉人青壮年大多战死。多年的战乱也使中国的文化、建筑成了一片废墟，众多秦汉时期的文明古城只落下尺椽片瓦，大量文化宗卷被付之一炬，华夏文明几乎消失殆尽。中华大地吹起了胡乐，穿起来胡服，筑起了胡巢。在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侯，一代英豪杨坚横空出世，他在汉民族面临灭族的最危险时刻巧取最强大的胡人政权，建立隋朝。杨坚上位后立即恢复了自己的汉姓，强力停止了军界和政界的胡化趋势。他崇尚节俭，勤理政务，宽仁待民，使人口显著增加，衣食逐渐富足，国力日渐强盛，汉民族终于恢复了元气，先后征服各族蛮夷，实现了胡人政权到汉人政权的平稳过渡，使华夏文明起死回生，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惊天壮举，实现了“开皇之治”。但是，蒙古的入侵改变了这一切，蒙元的种族灭绝熄灭了中华文明的民间火种，彻底扼杀了中华文明的灵魂。而宋朝亡国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失去了中华文化灵魂的华夏自身已经不再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无论是贱民称王、特务治国的明朝，沐猴而冠、鞑子称霸的清朝，战乱频仍、军阀割据的民国，东施效颦、仿冒赤俄的今朝，再也没有了华夏民族原有的民族精神、传统信仰、文化传承和遗传基因。

    俄国的学生们折腾了几十年，几经轮回，到了今天，大陆的民众仍然是一个不去照顾弱势群体只会到处撒钱买面子而又被迫装防盗门的土豪思维，一个不敢开疆扩土只知道自残绝育、围着一锅残羹剩饭的有限资源争个你死我活的生存哲学，一个什么都要和邻里攀比、卖肾买iPhone、为他人眼中的虚名活着的市井理念，一个为了眼前蝇头小利没有底线搞得假冒伪劣防不胜防、自绝后路的乡风民性，一个屈服于强权并集体溜须拍马为昏君的刚愎自用推波助澜的奴性文化，一个被厕所都不够用的国家强占边境数月只会拍《战狼》意淫自慰的武大郎精神境界......

    这个铁的事实已经证明，目前实际存在于民间的现有的中国文化已经不能自我医治自身的疾患。改变华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基础文明低下、抗争精神萎靡等方面的致命缺陷必须要有更为宽泛的视野，从全新的路径入手。相交于大部分亚非拉民众，华人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吃苦耐劳、克勤克俭、重视家庭。但是对于能否完全主宰自己命运而言，这几条优点是远远不够的。现实是，华人在世界各地仍然是被殴打、被羞辱、被欺凌的对象，相比之下，海外的俄罗斯人并不存在这个情况，即便是高丽棒子的情况也好了很多，因为华人当中不怕死、敢于豁出去的人还不多。现在的华裔缺的不是聪明，缺的是血性；缺的不是知识，缺的是信仰；缺的不是现代科技，缺的是基础文明。如果华裔的大多数能够做到言而有信、洁身自好、自尊自爱，同时不惧威胁、敢于玩命，那就会让人刮目相看。既然自身的文明已经无法进行自我修复，那么解决信仰和基础文明的问题，就需要大力借鉴目前世界上的先进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只有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增加与发达国家的交流互动，引进现代民主、科学、法制的理念，同时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才是恢复元气的唯一办法。在汲取其他民族先进文明养分的同时，还要逐步恢复被乱党贼子摧毁了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重树礼义廉耻的道德观。长此以往，才能慢慢解决基础文明和信仰的问题。

    和任何民族一样，华夏民族也曾经是一个动态种群，具备遗传基因的多样性。但是由于历史上遭逢的多次种族灭绝和本身体制内畅行的逆向淘汰机制，有骨气、有血性、有创造思想、有反抗精神的群体渐渐被屠戮殆尽，牺牲了所有的窦宪、杨恽、卓敬 ，杀光了潜在的尼采、梵高、纳什，人为选择了一批下作如桑冲、邪恶如朱案、奸诈如郭京、肮脏如梁冀的奴才、恶棍、人渣、痞子和智障。及至今日，高贵基因、冒险基因、反抗基因相对稀缺，这乃是比基础文明低下、信仰缺乏更为严峻、更为艰巨的任务。发展经济，加大开放，强化教育，或许会渐渐解决精神信仰和基础文明的问题，而改变血性缺乏、反抗精神萎缩的问题却是任重道远。而没有血性，就不可能有彻底的自由、彻底的翻身解放。科研人员的研究表明，正常情况下改变一个物种的基因大概需要七、八代的演进，也就是二百多年的时间。这的确是一项几个世纪的工程。汉武帝时代，他可以通过铁腕强力推行“独尊儒术”。在民主包容的环境下，改变民众旧的陋习，难度反而更大。但是华人也必须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卫生习惯、生活习惯，才能保有健壮的体魄、充沛的精力、高昂的斗志、不屈的精神和挑战的意志。所以，台山人不要再吃田鼠，福建人不要再吃石螺，玉林人不要再吃狗肉，武汉人不要再吃穿山甲。广大华裔都要多吃羊肉、牛肉，都要保证饮食的洁净，身体的清洁，居家环境的卫生，外部环境的清靓和美化。长此以往，就能慢慢改变自己的生理状态，不再像那个历经三朝，沧桑苟活的“帝师”那般表情冷漠， 目光浑浊，面相阴森，邪煞气聚。也就不再那么瘦弱，不再那么卑琐，不再那么胆怯，不再那么有气无力。幸福的秘诀是自由，自由的秘诀是勇敢。勇敢的背后是生理因素，决定生理因素的是基因、水土和生活习惯。

寒食时盼郭外春，江城无处不伤神。

忍看三月东湖柳，系得春心慰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