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西班牙的人,大多惊诧于它那悠闲而奇葩的生活方式:三点睡午觉,十点吃晚饭,彻夜的狂欢,永无休止的节日。酒吧里始终是人声鼎沸、欢歌笑语。街道上行人大多神态自若、优哉游哉,很难看到愁眉不展、苦大仇深的样子。生活似乎就是舞蹈、足球、吉他和斗牛, 就是娱乐、消遣、休闲和狂欢。活脱脱是一个“任性纵情“的国度。说也奇怪,这西班牙人看似慵赖懒散,其国家却基础设施完善,空气清新、环境卫生,公民无教育、医疗、养老之虞,算是“准发达国家”。原来这看似野蛮血腥的斗牛背后是一种敢于冒险、勇于挑战的进取精神,那些荒诞不经、扭曲变形的超现实主义绘画里潜藏的是一种不拘窠臼、大胆创新的文化传统。
回望国人,“与天斗”罢,再“与人斗”,牺牲了自己,顾全了面子,成全父母、劳神亲友、操心子女,还要牵挂孙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当殚精竭虑,小有所成,既要躲避“横征暴敛”、“暂时阵痛”,又要提防“世态炎凉”和“人情复杂”。与西班牙人主动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开拓探险不同,国人战战兢兢、含辛茹苦积攒的这点财富要时时提防一旦“改朝换代”或是“鬼子来了“,会无端被暴君和强盗拿走。真真是:“上阳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每当街上邂逅成年的同胞,除了文艺工作者,大多心事重重、面色沧桑,含而不露、莫测高深。国人果然是“克己自制”的样板。
大凡人类,莫不渴望幸福。幸福这东西,的确有些抽象。但其量化的指数,大概还是通过统计客观上人们的需求、欲望和情感被实际满足的程度。有物质上的,有精神上的,物质是基础和前提。
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人对幸福的感觉主要取决于感情和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而人的情感又被其本性和本能所左右。”,那么“任性纵情”的人幸福的程度是否在理论上要高于“克己自制”的人?
Yes, 大多数情况下的确如此。幸福有客观的标准。人们不会因为战乱频仍、食不果腹的卢旺达人民那开朗的天性和毫无由来的笑容就会认为他们比生活在法制健全、社会保障相对完善但由于经济低迷而一时郁郁寡欢的美国中产阶级幸福。同样,一个形单影只、形影相吊的人从人性辉煌的层面显然不如一个成双入对、举案齐眉的人。
但幸福对于个体而言却更多是一个主观的东西。这要取决于每个个体对幸福的解读。譬如很多苦行僧,闭门不出,安心打坐,尽量根绝造物主赐予人类的天赋欲望,客观上讲是对生命的轻蔑和人性的摧残。但苦行僧自己却把自己的行为看作是为来世轮回所做的必要铺垫。因而眼下越是寂寞,就越感到欣慰;肉体上越是煎熬,内心反而越加坦然。他们反而会因为自己单独领悟了如何取得通往来世幸福的秘籍倍感欣慰,从对芸芸众生“执迷不悟”的蔑视中体会到一种超越感。他们也会下意识地把自己骨子里的胆小怕事、羞怯懦弱标榜为“万事皆空”、“无欲则刚”。
所以,人的幸福在局外人看来自有客观的标准,但在当事人自己更多是受其观念的控制。所以一个文明的社会和一个先进的文化,便是要给人以正确的观念、科学的观念、人性化的观念。既不能把自虐当美德,也不能把无责任的放纵当风尚。
曾几何时,中国文化亦是百家争鸣。自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短期行为的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带有反人性和自虐倾向的学派---儒家,成了一枝独大,把这活色生香的中华文明搞成了死水一潭。这儒家文化提倡“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按照这种文化,“任性纵情”就有些贬义,而“克己自制”又有些褒义。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这两个词字面的意思并不准确。所谓“任性纵情”的背后其实是指大胆出击,满足自己的愿望,实现渴望的目标;“克己自制”其实暗含着为了避免可能派生的麻烦、陷阱和流言,而小心谨慎,被动等待,没有绝对把握绝不出手,暗中期待奇迹莫名而至。明眼人不难看出,在这人生实际有活力的短短几十年中,比起被动等待,这主动出击所可能带来的机遇起码要多数倍。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进而自我实现的过程,这没有坎坷的生活哪里是一个完整的生活?而没有波折的生命又岂能是一个有深度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