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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的国共之争 (13 / 14)
目录
1、舆论战
2、七七前的中日战场
3、国共从十年对抗到合作
4、抗战全面爆发：七七和八一三
5、抗战初期的退却阶段
6、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7、正面战场
8、敌后战场
9、伪军
10、磨擦
11、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
12、与日、伪接触
13、资源和代价
12、与日、伪接触
与古今中外绝大多数战争的参战各方一样，抗日战争中的各方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沟通渠道。抗战全面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正常外交途径中断，可是代表中日两国最高层政府间的接触一直在秘密进行。国共两方在对于各个伪政权和伪军各部队的接触也是很频繁的，事实上到了日常工作的程度。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与伪政府和伪军的接触主要是由情治系统来完成的。国民政府有如军统、中统等等机构，在军队里也有各级情治单位。它们的职责就包括与敌方机构和人员的秘密联系。在共产党的军队里，除了负责情报的保卫部门外，还有敌工机构，专司与敌方人员秘密联系。
当战局相对稳定的时候，不管是全局还是局部，双方对于对方相同层次的力量、动向和目标会有比较成熟的观察和推测。对对方的组成和人员甚至对方内部的矛盾也能够大致了解。为了收集、扩大和利用这种成果，就要不断地与对方进行秘密接触，并且对对方进行分化。
伪军比较容易被分化、利用。伪军在敌方阵营里是属于被支配地位的，日军在使用伪军时，总体来说是不信任的，也是不爱惜的。既然在政治上处于下风，还要为一旦失利或者被俘时留有后路，很容易为个人利益特别是近利所胁迫、所驱动。因此，伪军政人员一般比较容易被贿赂。敌后游击地区的抗日部队，不管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无不跟伪军有联系的。他们利用原来军队和社会上的关系，贿赂和拉拢日伪人员，要情报、要疏通、要便利、要物资。例如找个关系让某个人员、某些被封锁的物资或者某股部队通过伪军控制的地区之类的。这对于敌后游击战，差不多是生存之道了。有了像潘汉年这样的高级情报工作者，几乎每次日、伪的扫荡之前，新四军游击部队多少都能从敌伪阵营里获得关于扫荡的一些情报。
伪军的人员大多数是原来中国军队的人员，他们与国民党军队人员，过去多少有点关系。与共产党军队人员也可能有关系，因为共产党军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经过前一次国共合作的。那些原来地方部队的伪军人员，则又和当地的人员有关系。还有一些伪军部队，从整体上还没有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甚至还在继续领取国民政府的军饷。这种状况为利用分化伪军留下了很大的便利。
伪军中还有一部分原来是地方上的各种民间武装，合法的或者非法的。象民团之类的武装，在当地沦陷后，除了在某种条件下，坚持中立只为本村本庄利益存在外，相当一部分不是投向了敌后游击部队就是靠拢了日伪。至于那些非法的民间武装，例如土匪，也会跟民团那样被拉拢到一边。但是这样的武装因为匪气重，更容易在多边势力之间不停摇摆。
还有些部队，或原本就比较独立，或脱离原阵营游离在各方之间，成为灰色的部队，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中立。这样的部队有时规模也不小，号称团、旅的都不稀罕。他们当然不能简单地与伪军话为一谈，但是对他们的拉拢、利用和分化的做法却与对伪军的比较相似。
然而，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与伪军和伪政府接触并不是也不可能单纯是利用或者分化伪军和伪政府。相对的，也必然有伪军、伪政府反过来利用和分化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情况。作为利用和被利用的双方，必然各有付出和收获，这是利用行为的本质，也是维系关系的手段。在这些行为中，也有失误、失败的例子，各方都不可避免。现在，在大多数情况都把伪军、伪政府的失误看成是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成功，看作是理所应当。而把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在与伪军、伪政府接触中诸如让步过多等等的失误，甚至银形势所迫的无奈之举要么看作是通敌，要么遮盖成为敏感话题。这种对历史的态度显然是因情感立场支配的而非客观分析方法。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与伪军、伪政府的接触中，都有大小失误，甚至有人员、组织和部队被分化而投入地伪阵营的。总体上，在与伪阵营的接触中的成败很大程度上依赖战场上的胜负和国际大形势，这不用解释了。
相对于伪军，对日军的利用非常困难，分化几乎不可能。与日方的接触似乎只限制在高层。之前的不谈，从“七七事变”一开始日本就一直在寻求和谈解决，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投降。因为日本的对华战争时要“解决支那问题”，就是说要达成某种协议。在“七七事变”之前的多次军事冲突后，中日都达成了某种协议，当然都是中国作出让步位结果。“七七事变” 后日本不断加大战争规模，试图压迫中国，也想再进一步达成解决。可是这一次，中国不能轻易屈服了，但是解决的希望还是一直没有消失。为此，日本组织启动了与此相关的机构有桐工作, 兰机关等等，寻求在与国府的接触中达成解决。
从“七七事变”开始，日本就一直试图同国民政府谈判，以此“解决支那问题”。日本抛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共同防共为条件，引诱国府谈判。帮助调停的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桐工作和兰机关等等计划也积极开展。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实质回应而放弃，转向与汪伪合作。然而很快事实就证明，跟汪伪合作不可能和平解决，继而又再次寻找与国府接触。司徒雷登数次从中传话。可是国府的几次回应都是要以日军撤到关外，日本不承认汪伪政府为条件，超出日本底线，未能展开谈判。
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反轴心同盟成立，签署不单独媾和，联合进行战争的共同宣言，中日的接触就完全在隐蔽之下。汪伪政府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缪斌开始同重庆国民政府和军统联系，在1945年又奉重庆国民政府秘密命令访问日本，和小矶国昭内阁交涉，联络中日和平谈判。最后因为日方对他的代表重庆的身份不能确认，没有进行下去。美国虽然不一定掌握中日之间接触的细节，但一直保持警惕，生怕重庆国民政府单独与日本媾和。这也是事出有因的，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激烈时，罗斯福想让蒋介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得到的回答是中国不惜脱离盟国，单独抗日。中国一旦脱离盟国，就可以单独处理中日关系了。猜想蒋介石同时也利用这种模糊时时提醒美国在对华军事援助方面和中国战区的指挥权方面不要亏待中国，也不要触动他对美国军援的支配大权。因为由于中国的抗战，日本至少要把超过百万的兵力留在中国，而不能调往与美国作不战的太平洋战场。一旦中日媾和，美国可能将面临增倍的日军兵力。
对于共产党来说，跟日本一样，都不觉得与对方接触是有价值的。因此也没有记录表明共产党和日本又接触，双方只有相互进行政治攻势，在日本方面称为“心战”。双方利用的主要是俘虏，向对方喊话等等。在共产党方面还成立了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同盟”，专门对日进行政治攻势。
20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