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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的国共之争 (14 / 14)
13、资源和代价
在抗战中，国民党是掌握国家政权的，当然也是掌握国家的抗战资源的，掌握大后方几乎所有的税收。国家统一调配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所有人力，财力，物力和外援，都是由国民党支配。国民党所属的军队通常都能够得到国民政府的军饷、装备、给养。在物资和财力紧张时，完全得到满足是不可能的，另外也有里外亲疏之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刚建立时，国民政府就批准了军饷。八路军为三个师，新四军为四个支队，支队在传统上是团或略高于团一级的编制。随着敌后游击战的发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人数就突破了原来的编制。这新增长的部分由于是超编，是没有军饷的。在装备上，起初八路军和新四军因战斗消耗的弹药可以得到补给，武器要自己筹集。到了“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被定为叛军，一切军饷、补给全部停止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财力物力主要是靠自筹的。陕甘宁边区为了平衡财政，把留守部队差不多都投入了边军事、边生产的任务中。在敌后的游击部队，财力主要靠敌后根据地的财力支持。别的方面，有小部分来自各界捐助。不管在大后方和敌占区，共产党所拥有的工商业对于支持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因为地处比较贫穷区域，不能施加太重的税收，财政来源一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除了税收以外的其他的来源包括来自国民政府的第十八集团军的军饷，来自共产国际的每月3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和发展经费，和一部分海外捐助。发给十八集团军的军饷是从1937年初开始的。起初每月60万元左右，到1941年头两个月为止逐步增加到每月70万左右。此后停发了。给新四军的军饷从1938年每月8万多元，到1940年增加到每月13万多。同样的，皖南事变后停发。并且从那时起，国民政府对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物资和资金加以阻拦。共产国际的经费从1937年开始，到1943年因为共产国际解散而停止了。
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除了陕甘宁边区以外还有一些敌后游击根据地。这些敌后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和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不同，它们不一定能被稳定地掌握控制。由于敌强我弱，有时候不得不暂时或者长期地放弃部分根据地。因此，从这些较贫穷的、分散的、不稳定的根据地所得到的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和不稳定的。
顺便提一句，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是得不到国民政府的军饷给养的，他们的资金来源除了自筹外，主要是社会捐助的。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财政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沿海的和沿长江的工业地区基本都被日军占领，又失去了大部分山东、江苏、浙江等主要农产品出产地，被压缩到了西面一隅。好在四川和半个湖南还在手里，关中和华南一部分也在掌握之中。还有相当程度的人口和土地量。
国民政府得到的外援相对于中国本身的军力是很可观的。抗战开始时，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火援助有飞机1235架，火炮1600门，机枪1.4万挺。并且派遣空军志愿人员和军事顾问5000多人来华助战。英国起初不同意向中国军援，后来给了50万英镑军援用于购买卡车。从美国来的军事援助占的比重最大，但基本都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美国援助了两笔共6.7亿美元的贷款。按照租借法案，美国共提供了约8.5亿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军用民用各半左右。美国来华的参战人员有“飞虎队”、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和第二十轰炸机队。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击落和炸毁日军军飞机2600架。
国民政府利用从所控制的大后方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征得的税收和从国外得到的经济军事援助支撑规模庞大的国军。在“七七事变”时，国军有170多万人，拥有180个师的编制。拥有舰艇约11万吨，作战飞机300多架，各式飞机共600多架。海空军在抗战初期几乎全部损失，此后基本仅由陆军作战。陆军逐渐补充扩大，最高时达560万人。借由美国的援助，在中国战场上有了拥有700架飞机以上的空军部队，并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战斗经验丰富的美国飞行员操纵。
国民政府用这些军事力量，要在退却阶段以空间换时间，来消耗日军的兵力和补给能力。要在相持阶段形成一条阻挡日军进攻的防线，要多次组织大部队应付日军展开的一次次会战，要布置一部分部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来策应主战场，要与盟军合作，到过境外与日军作战，还要保留足够的兵力用作战略反攻。因为国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日军，消耗是大得惊人的。
抗战刚刚全面爆发时，战场主要是两个，平津一带和淞沪地区。在平津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西北军，装备比较落后，战斗力比较差。在与日军交战时，损失了大量的人员，却只给日军造成很小的创伤。平津地区的战事平息后，日军推进到山西及周围的华北。淞沪地区的战场位置也是日军选的，可是国军也按照日军的战场选择，在淞沪地区进行决战。日军有相当强的海上兵力投送能力，可以支持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投入战场。同时，日军的航空母舰可以在长江口及近海活动，完全可以漠视弱小的中国海军，又身处在陆地炮火射程之外，所以除了中国的空军，没有更多的威胁。而中国空军也弱于日本航空母舰的机载航空兵。相反，日军军舰的飞机和舰上的大口径火炮却可以自由地向中国军队轰击。这是一个有利于日军不利于国军的战场。可是国军偏坚持在这个战场上不断投入最精良的部队，并被日军大量杀伤。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争取让西方强国出面干预中日战争，希望对日本施压，减轻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规模，或者介入调停。
为了这个目的，淞沪战场打得越激烈，中国军队的损失越大，越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社会越有可能进行干预。中国的精锐部队就这样不断地送到战场上被消灭，完全放弃了战争爆发之前拟定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争的战略方案。结果不但没有引来西方强国的干预，反而使自己陆军的宝贝部队消耗了很大一部分，把空军也基本拼光了。这样大的损失，严重影响了之后长久的对日作战能力。这也是导致淞沪战场失利后，日军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军中国首都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京失陷后，中日战场转移到华北、中原地区和沿长江两岸。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打了一个胜仗外，战绩还是很差，有时甚至是一路溃败。为了延缓日军行动，国军居然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中国百姓有一次遭到巨大损失。黄泛区大量耕地和居民的损失，又影响到四年后旱灾发生时河南省的调济能力，使灾情扩大，损失加大。武汉失守后，中日两军进入相持阶段。几乎与此同时，国军在长沙施以“焦土政策”，一把火把挤满难民和伤兵的长沙烧了。工厂、仓库、银行、机关、学校、医院差不多都烧了。还因为没有协调好，好几万人跑不出来，一起烧了。
进入了相持阶段，前几年比较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了美国的军援，还有了美国驻华的空军支持，国军在正面战场的力量有很大的提高，空中力量已经高于日军。中日之间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了二十来次大型战役。但是这些战役差不多全是日军发动的，国军只能组织力量对应日军的进攻。这些战役中虽然有很大一部分日军没有达到战役目标，但还都是部分达到战役目标，只有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是日军因无法继续进行预设行动而结束的。在这些大型战役中，几乎每次中国军队都受到巨大的损失，数万、数十万伤亡每每发生。
国军除了在战场上发生的巨大人员损失外，在战场之外的人员消耗也是惊人的。为了补充和扩大国军编制，国民政府在抗战八年中总共征集了1千4百万壮丁，可是实际补到部队之前，就死亡了百分之十，加上逃跑的，总共只有1千2百万人到达部队。
人员的单纯损失固然惊人，可是还有比这种损失更不利的情况，那就是投敌。这不光损失了自己的兵力，同时还增加了敌方的力量。伪军中的超过一半是国军成建制被日军俘虏和向日军投降的国军，即使不算小股和零散的国军投降军人，就这几十万部队，倒是帮了日军大忙了。军队战场失利，有人被俘投降不足为奇，但如此大量，并且有些是在从国府中放出的“曲线救国”思想投向敌阵营，那实在不是单纯的军事失利，而是政治昏庸、斗志涣散，甚至是有意所为了。
在使用国际军事援助方面，国民政府、蒋介石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把军火囤积起来，没有下发到有需要的部队，特别是没有向八路军、新四军发放武器装备。这增加了中国战场上的对日作战的困难。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把武器发到共产党手中，只想把武器留作以后对付共产党用。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但是史迪威作为职业军人来说，为此就加深了与蒋介石的矛盾。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做法也很不满意，表明要让史迪威来指挥中国战区的对日作战。可是在蒋介石不惜脱离盟国的威胁下，不得不在1944年10月调回史迪威，有魏德迈代替史迪威的职务。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掌握着非沦陷区内的几乎所有资源，以此担负了主要的作战任务，属理所应当。但是国民党军队和国民政府在使用这些资源上，在战略战役上相对粗糙，效率相对低。在军事上也一直采取比较被动的策略，使得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国家所能征集到的的大量珍贵的资源所发挥的作用远未能如愿。
20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