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惡霸地主”是中共的無恥謊言
“四大恶霸地主”是谎言
——“共和国的谎言”之一
张国生
在共和国的各种宣传中,有四个著名的“恶霸地主”: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这四个人是地主不假,但绝非“恶霸地主”。
一.刘文彩
四 大“恶霸地主”中,影响最大的是刘文彩,不仅各种媒体铺天盖地广为宣传,还在他的家乡四川省大邑县办了一个著名的展览——“收租院”,这个展览还在各地复 制,并且拍成纪录片。那时我们小小的邢台市就有一个复制的展览。我是既看过展览,又看过电影,更看过包括课本、报刊、宣传画、小话书等的大量宣传。印象最 深的是他小斗出,大斗进;还用水牢关押交不起租的佃户;他还喝新鲜的人奶,每天都强迫十个贫下中农的妇女为他挤人奶,一些妇女挤不出来,还遭到毒打……
郭沫若还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参观大型泥塑<收租院>》:
一见收祖院,怒火进双眸。
大邑地方军阀,暴发一家刘。
地狱水牢连比,短剑长刀无数,随意断人头。
苦海贫农血,白骨霸天楼。
飞轮转,弹鞭动,火上油。
荒淫无耻,佛号金钟伴玉瓯。
转瞬人间换了,活把阎王吓死,万众竟来游。
百十四草像,海样见深仇。
这些宣传让我们这一代对地主阶级恨之入骨。但近几年,关于刘文彩的谎言被揭露出来,又让我们对这些谎言的编造者恨之入骨,对制造谎言手段之卑劣残忍恨之入骨。
著 名作家笑蜀写了《刘文彩真相》一书,揭露这位“万恶”的大地主不但没有水牢,而且还做了不少善事,被称为“刘大善人。1941年,刘文彩捐建文彩中学(今 安仁中学),占地相当于半个北大。他高薪聘请教师,贫苦学子学费全免。他自己没有轿车,却购买了一辆轿车供学校教师乘坐。为建学校他看中了一片稻田和罗、 李、杨三家的宅基地。他动员农民搬迁的方法,是用自己的两亩地换一亩地,用自己的两间房换一间房。小农陈启贤原有十亩地,按约定应给二十亩,但刘手里的地 契却是四十亩的数目,干脆四十亩全给了他。他在安仁镇上修街道,修铺面,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给无房住的乡邻。 他还独资修建了成都至大邑的公路,造福桑梓。
刘文彩的生活也不是“收租院”宣传的那样奢华,他的住房和雇工住房是同一个档次。吃的饭菜也和雇工差不多。
刘 文彩家族中多有民国要人,家族出了3个军长、8个师长、15个旅长,还有一个省主席和一个战区司令长官。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弟弟刘文辉和侄子刘湘,刘湘是抗 日名将,病死在抗战途中;刘文辉曾任民国第24军军长,四川省主席,1949年率部起义,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 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
但是,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当地领导将刘文彩“包装”成为全国著名的恶霸,还建立了揭露他“滔天罪行”的展览馆——收租院!怎样“包装”的?著名作家焦国标博士主编的《黑五类忆旧》第3期,有一篇《我老汉儿这辈子很冤》,作者曹登贵,揭露了此事真相,全文如下:
我老汉儿(爸爸)这辈子很冤,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怕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戴给我。我老汉儿算是个“知名人士”,千千万万的人都看过泥塑收租院,他就是其中那个枪杀贫下中农的形象。
其 实,那根本不是事实。被枪杀的那3人是县里通缉的职业土匪,和刘益山是亲戚。那天他们来刘益山家,还请裁缝来裁丝绸,量做衣服。附近的农民发现了他们,就 跑到乡公所报告。乡长刘绍武立即召集人前去捉拿。那3个土匪都带着枪,而且枪法很好,刘绍武不敢冒然进去,就叫我老汉儿先进去探虚实。我老汉儿穿着长衫 子,把枪藏在衫子下。进去后,一个土匪看见了他,便伸手到口袋里掏东西(后来证实是掏烟),我老汉以为对方掏枪,便马上开枪。当场打死了两人,一人逃出房 外后,被外面的治安队员打死。情况就是这样。
1949年冬月我老汉儿因此事被抓了起来,后来查明那3个人的确是土匪才把他放了。这事本来 同刘文彩毫无关系,但是刘文彩同刘益山有关系。刘文彩想买刘益山的地来修房子,或者拿房拿地同他互换,刘益山不干。刘文彩想软化他,便给烟馆、茶馆、饭馆 打招呼,凡是刘益山来吃喝,不收刘益山的钱。但刘益山还是不干。
解放后,为了搞阶级教育,把这两件事扯到一块儿,说打死那3个人是因为刘 文彩要霸占刘益山家的产业。上面指示当时的镇长安海山把我老汉儿找去,说要搞个阶级斗争展,教育下一代,要他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狗腿子,打死的3个土匪是 贫下中农。之所以要打死他们,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的土地。
后来,他们又要我老汉儿去充当杀人霸产故事里的泥塑模特。我老汉儿是个贫 民,他当年与刘文彩也没有任何关系,但解放前他参加过袍哥会,因此解放后给他戴了顶反革命帽子。我老汉儿害怕,只得按他们说的办。上面威胁他:“你敢翻案 就得去劳改!”他没得法,只得充当“打死了贫下中农的刘文彩的狗腿子”。
我老汉儿后来为这事悔恨得很,最终他也没有逃脱劳改的命运。
他 去劳改是因为另一件事:说刘文彩庄园里没有水牢。1958年,刘文彩庄园被建为展览馆,展示地主阶级的罪恶,我老汉儿也去参观。当时参观不要钱,后来要5 分钱,现在当然很贵了,要50元。水牢故事出笼时,本地民众议论纷纷,都说从未听说过刘文彩家有过水牢。当年刘文彩家起火,镇上去了好多人帮忙救火,我老 汉儿也去了。火灭后大家又帮忙打扫清理,直到次日中午刘文彩请他们吃了饭才离开,所有的人都没有看见那里有水牢。
有人问我老汉儿:“曹二 爸(晚辈喊他二爸),你当年在里面进出过,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冷月英坐过的水牢?”我老汉儿说:“啥子水牢哟,这儿原来是刘文彩装鸦片的货房。”此事不久被 政府知道了,当时没有抓他。后来为了把议论水牢的事压下去,杀鸡给猴看,政府就把我老汉儿拿来开刀。他们骂我老汉儿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你龟儿,我们党 做政治宣传,搞阶级斗争,教育下一代,你倒来胡乱说,偏要说冷月英坐的水牢是鸦片馆。你这是造谣!”
其实,文革时有人写过大字报,说冷月 英没坐过水牢。这个人叫万红云,原来是刘文彩长兄刘文渊家的厨师。解放后,万红云有一次生病,打针打漏了,手上留下一道疤痕。后来要编刘文彩的故事,上面 找到他,要他说手上的疤痕是当年刘文彩指使狗腿子打的,并为这个故事专门设计制造了一条弹簧钢鞭。万红云从此就进入了刘文彩收租院的家史演讲组,到全国各 地去做血泪控诉,成了仅次于冷月英的二号人物。
文革时两派斗争,万红云和冷月英各在一派。万红云先写出大字报,揭露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更没坐过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写出大字报,揭露万红云手上的疤痕是解放后打针留下的。两个诉苦明星互相揭短,闹得安仁镇人人皆知。
这事让上面非常尴尬,后来他们考虑到冷月英的影响更大更重要,于是就把万红云驱逐出家史演讲组,又把收租院泥塑里万红云挨打的塑像撤去了。不过,那条专为万红云订制的弹簧钢鞭却被留了下来,编成了另一个故事。
万红云只是被逐出去演讲组,我老汉儿则是被抓进监。196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上面派镇上的干部王明轩、李银松来抓他,罪名是造谣,因为他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当晚就把他捆送大邑县公安局。他在大邑关了一段时间,不久县法院就以造谣罪判了他15年徒刑。
八十年代,邓小平上台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老汉儿去申诉,法院答复:你这个事是搞重了,当时过左。于是,法院将他改判为5年。这个改判已经没得实际意义,这时我老汉儿已经劳改14年多,马上就要满刑了。
我 老汉儿出狱后,想不通,为一句真话就劳改15年。他去找县法院,县法院不理。他又到地区法院,地区法院也不理。他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实在冤枉,一时想不通, 就在县法院门前服了毒——吞的老鼠药。那是1982年,他71岁。他死前曾对我说过:“你要为我申冤啊!”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不敢为他申冤,我怕他 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给我戴上。
二.周扒皮
周扒皮实名周富春,是辽宁一个普通地主,祖上闯关东辛勤积攒下点家 业,周待人温厚,因高玉宝笔下的《半夜鸡叫》人物“周扒皮”被政府树立典型在全国宣传而使其闻名。因小说中的恶霸形象,周土改时被打死。小说发表后,当地 有人说老周不是那样。高玉宝说:文学创作的需要嘛。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其它地方没有。
半夜鸡叫的细节也是虚假的。课文里描写周扒皮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
三.黄世仁
鲁 艺集体创作,贺敬之执笔的歌剧《白毛女》让黄世仁遗臭万年。但其家乡平山县却有这样一个说法:黄自幼好学,后继承祖业并积德行善,接济邻里。他与杨白劳是 自小结拜的兄弟。杨白劳之父杨洪业为豆腐大王。杨继承父业后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黄借给他大洋1000元,并收留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无脸见人的杨白劳 外出躲债,误喝卤水身亡。黄世仁厚葬了杨白劳(据百度百科)
四.南霸天
南霸天,实名张鸿猷,被誉为“海南陵水 县教育第一人”,人称“张拔贡”。他谦虚和善,严律教子,其后人中有二十多人从事教育事业。他“儒而兼贾”,经营糖寮、养鸭、贩卖藤、板等生意,勤力致富 后置办了私家大宅。解放后在他的大宅里拍了电影《红色娘子军》,从此他就有了个响亮的称号叫——南霸天,实名反而没什么人知道。
其实电影 《红色娘子军》真的南霸天是虚构的人物,与张鸿猷完全没有关系,张鸿猷死后4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这些说法也与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寻找英雄》一书相 通。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在此书中这么述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 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鬟,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
由于铺天盖地的宣传,过去我们一提 到地主,就自然而然地与“恶霸”联系在一起,认为凡地主都是无恶不赦。现在才明白了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包装成“恶霸”,那就是要给人们灌输这样一个观念: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进而要让人们“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