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闆金庸---第六章

第六章 登上香港政治舞台

【主流方案】被人燒毀

 查老闆對内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外面則擔任基本法草委，參與設計香港未來政制模式 ，由於各派意見不一，政治方案花樣百出，於是，查先生親自草擬新政治協調方案，第一稿出來，遭到強烈反對，後來又與中方人員密謀，將新協調方案修改以後，成爲政制小組當時著名的“主流方案”。

 有一天下午，明報門口聚集了十幾二十個學生，叫了一會口號，便開始點火燒他們帶來的報紙。原來，這是查先生寫關於主流方案的社評引起公衆義憤，學生跑到明報大廈前面示威遊行來了，他們指責查歪曲事實，斷章取義，並燒毀當日的明報和影印放大令他們氣憤的社評。

當時離“六四”還有三年，但我看到香港學生能如此將香港前途看的一如己任，令我十分感嘆，這在大陸任何一個城市都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查先生因此受到香港民主派的抨擊，曾經被指為香港保守派的第一號人物。查那時和中方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來往很密切，又發生了上述的事情，於是有一天在七樓上見到他，我便說：

  “查先生，中共的政治很複雜，您可千萬要小心，不要被人利用啊。”

 查先生聽後，還是笑眯眯的，回答說：

  “謝謝你，我知道的。”

其實，查老闆深諳政治之道，哪裏用我來提醒。前明報副總編輯張圭陽在他的“金庸與報業”中指出：

 在整個八十年代，當香港面對前途問題，在香港回歸中國道路與進程上，查良鏞更扮演舉足輕重角色，他分別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會及其中甚吃重的政制小組港方組長。其間，香港進行了廣泛而激烈的政制辯論。此外，在廣東省內大亞灣興建核電廠也引起社會及中港關係強烈分化。其時，《明報》及查良鏞均積極參與其內。曾任《明報》督印人的吳靄儀有這樣體會：「社評涉及中英、中港的事情，永遠不是一個社評主筆的事情，而是查良鏞許可的立場。如香港的直選，民主建設的速度等問題，都要與他討論後才執筆，要經過潘粵生（總編輯）修改，或是經徐東濱（主筆）修改，才能見刊。」

 “報紙是老闆的私器”

查先生當時在中英之間爭論香港前途問題上，在明報連續發表社評，更有一次一連十二天，天天表陳明報（也就是他自己）的立場，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不過依我看，查這種熱衷於跟中方人員探討香港前途的舉動，與其說對政治有興趣，不如說跟他年輕時代未實現的理想有關。

 查先生一九四四年考上國民黨政府設于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立志要做一名外交官，但當年國共内戰，政局紛亂，抗戰結束後，沒有做成外交官，卻只在杭州作了一名記者，後來，上海大公報招請國際電訊翻譯，查獲取用，這也是他來到香港的契機。

四十年以後，他不但成了香港明報的老闆，又是著名的武俠小説家，在香港是一名舉足輕重的文化人。大陸在香港回歸之前，訂立基本法，並招請一班社會名流參與，查先生於是“歷史”地成爲基本法草委成員，我想，他自己本人也會有一種“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邁襟懷，由是，不僅他本人積極投入，連他的生意---明報，也作爲他發表政見的擂臺了。

 張圭陽還有另外一番見解：

在八十年代期間，查良鏞對《明報》立場控制，在上述問題上，非常嚴格，也難怪他表示「報紙是老闆的私器」，他有權表達他的看法。「新聞自由，是報社員工向外爭取的，而不是向報社內爭取的。報社內只有僱主與僱員的關係，並沒有誰向誰爭取自由的關係。

查先生後來在九十年代回憶這段歷史時說：

 “幸好採取了主流方案，如果用其他方案，香港現在已經沒有了。如果跟從民主派的意思，一人一票選出特首，整個立法會都會是民主派，特首由李柱銘，司徒華來當，中國解放軍已採取行動了。司徒華李柱銘連選也沒得選了，全世界的共產黨都是這樣。”

 他還說，李柱銘，司徒華過去對共產黨不了解，到現在對共產黨也不了解。但是查老闆真的就對共產黨很了解嗎，其實，一九四九年以後，沒有在大陸生活過的香港人，除非下功夫做調查研究，並保持清醒的頭腦，否則沒有幾個人能真正了解共產黨。

查先生從一九四八年來到香港後，生活安定，事業成功，八十年代中共正需要在香港找一批骨幹，以奠定香港回歸以後的民情基礎，説白了，就是找一批社會名流進行統戰，查便是第一批統戰對象中的一個。

 查自己早年也很有一番政治抱負，可惜未能實現，這囘在香港可以説是水到渠成，中共可説是幫助查實現了他多年沒有機會展現的政治理想，也因此決定了查不可能與民主派站在一起跟中共唱反調。

沉迷于掌聲中

九十年代末，查先生還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現在江澤民開明些，如果是毛澤東的時代，從澳門派兩個特務來，李柱銘，司徒華就不知到哪裏去了，可能扔到大海裏了。”

這句話登在一九九九年的香港報紙上，不知道查先生當時出於怎樣的一種心態，講出這樣的話來。李柱銘和司徒華沒有遭到中共特務暗算，並不是因爲江澤民開明，而是整個世界的局勢漸漸匯入民主大潮之中，允許不同的聲音存在，允許不同的黨派提出不同的意見，兼容並蓄，已經是世界大趨勢。

江澤民固然想作毛澤東第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但他不能沒有顧忌，中共也因大勢所趨，不敢輕舉妄動。但是，他們會換令一種方式堵上李柱銘們的嘴巴，不過換來換去能維持多久就很難説了。從這一點來講，查先生還真是不了解共產黨。

只是查老闆的這一番話，再加上他當年擔任基本法草委時，跟查濟民方案合二爲一的所謂雙查方案，被很多本來十分敬仰他的香港市民跌了眼鏡。

大陸作家傅國湧說：

“金庸本來是有條件成就現代人格的，他生活在香港，沒有制度的局限性，可以無所顧忌地追求理想，追求主流文明，但他最終還是回歸了傳統。”

對於現代人格，傅國湧是這樣解釋的：

“現代人格就是追求人類主流文明，有獨立的人格，有獨立的擔當，不以世俗的是非為是非，不媚權、不媚俗，在專業領域有自己的成就，又有公共關懷，始終追求理想。在金庸差不多同時代人中，以愛因斯坦為楷模的科學史家許良英先生（1920年）、不久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1923--2003）等，在他們生命的最後那些歲月，可以說都成就了現代人格。這是金庸所不及的。其實，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儘管金庸在世俗社會獲得了巨大的名聲、財富，鮮花和掌聲籠罩了他整個生命的黃昏，但由於他沒有達到現代人格的高度，毫無疑問給他的人生留下了遺憾，這是令人深思，甚至是每一個知識份子必須直面的問題。”

我覺得傅國湧先生的這一番剖析，十分中肯，查先生似乎在鮮花，掌聲以至中共給他的一個比一個高貴的“花環”中沉迷不醒了，是他本身的性格還是經歷局限了他的這個超越，就有待於史學家的研究了。

不得不提的當年勇

不過，如果我們翻開六十年代的明報，卻會發現當時年僅三十九歲的查先生，對於中共卻有着非常鮮明的批判態度。實際上，明報從創辦以來，一直秉承中立立場，不偏不倚，不向任何黨派獻媚靠攏，當然也不會搞無緣無故的對抗。

一九六三年，正是中國大陸剛剛擺脫了大躍進帶來的大飢荒的年代，擱置了幾年的核武計劃是否應該下馬，引起了中共内部的激烈爭論。有些有良心的中共政要和科學家主張，先應該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然後再搞核武。但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央政治局多數人還是主張繼續發展核武器。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說了一句有名的話：

“脫褲子當當，也要把原子彈導彈搞出來。”

陳毅還向中央表示，如果兩彈搞出來，他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桿子就硬了。於是，毛澤東周恩來立即批准繼續研發核武計劃。

一向反對製造核武器的查良鏞，得知陳毅的“核褲論”之後，馬上發表明報社評-----寧要褲子，不要核彈：

中共一位負責首長居然說到“即使中國人民全部無褲，也要自擁核子武器”，這句話在我們聽來，實在是不勝憤慨。一個政府把軍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將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實說，那決不是好政府。我們只希望，這只是陳毅一時的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政策。

 不知陳毅是否了解，一個人民沒有褲子穿的國家，即使勉強製造了一兩枚原子彈出來，這個國家也是決計不會強盛的，而這個政府是一定不會穩固的。中共製造原子彈，不知甚麼用處？能去轟炸美國麼？能去轟炸蘇聯麼？當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時候，能用原子彈將他們一一炸死嗎？當英法聯軍攻打蘇彝士運河時，英國早已擁有核子武器，但蘇聯一聲恫嚇，說要以飛彈轟炸倫敦，英國只好乖乖的收兵。中共再努力十年，也決計及不上英國在攻打蘇彝士運河時的核子成就，請問幾枚袖珍原子彈，有何用處？還是讓人民多做幾條褲子穿穿吧！

 時至今日，讀到這篇社評都會令人感受到查先生的那股正義感，筆下毫不留情，用詞遣字一針見血，成了全港報紙社評之冠。但是也因此明報引起其他左報，如大公報，文匯報和新晚報的圍攻，罵查是漢奸，走狗，賣國賊，罵明報造謠生事等等，無所不用其極。在大陸，五十年代反右運動中已經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手段了，更何況明報社評白紙黑字，怎麼罵，怎麼批，都不必擔心“何患無辭”。

 据經過那個時代的香港人說，代表所謂右派的明報，每天跟左派報紙刀光劍影地打筆戰，市民每天就忙着看熱鬧，簡直就像追看金庸武俠小説一樣精彩，人人都想知道明報爲何被罵，又想知道明報到底是怎樣還擊的。

當時，大多數香港傳媒報紙都是抱着旁觀態度，只有明報自己孤軍奮戰，但是不要以爲查良鏞勢單力薄，就此罷休，他年輕氣盛，越戰越勇，筆戰開始後的一個多月以後，他在社評“我們關於核褲問題的十點聲明”中寫道：

  “縱然無褲也要核論”，是中共外長向日本記者團說的。我們對這句話深感憤慨，這句話中所包含的意義對全國人民極為不利。我們還認為，陳毅的話根本不通。中共為製造核彈，未必要犧牲人民的褲子，即使要減少一些褲子，也決不至於全國人民都無褲子。如果真的如陳毅所云，『全國人民沒有褲子』，我們相信核彈決計造不出來。

明報甚至當時用整版篇幅，刊登查先生的“要褲子不要核子”的立場，具有戲劇效果的是，這整版的反共聲明見報以後，對方突然“停戰”了。據説，這是陳毅下達的指示，說他正在檢討在他的核褲論中，有沒有過火的地方，故下令左報暫停“炮擊”。如今看來，這很有可能是出於統戰的考慮，因爲核武計劃並未因明報社評而擱置，下令左報“閉嘴”，考慮的是在海外的影響問題，而非人民沒有褲子穿的問題

明報真的是在“罵聲中成長”，一場長達一年多的筆戰，令明報銷路大增，也令查先生的明報社評大出風頭，許多學界的知識分子和政府高官都要一讀明報社評，查先生的社評也就越寫越精彩。

 下面是當年查先生精彩社評的一些選段：

 在社評“要不要收回俄佔地”一文中，查向大公報提出一系列問題：

到底應不應該主張收回我國被俄國強佔的一百七十三萬七千方哩的土地？在甚麼情況下應當全力主張收回？在甚麼情況之下應當完全置之腦後？在甚麼情況下應當強調『偉大的愛國主義』？在甚麼情況之下應當強調蘇聯老大哥萬歲而堅決反對『狹隘的民族自私主義』？到底是以國家萬世基業為重，還是以中國共產黨與兄弟黨之間的一時間關係為重？以中國領土為重，還是『馬列主義的純潔性』為重？

 貴報一會兒大叫『赫老』，一會兒大罵『赫修』，昨天愛他，今天反他，是不是又愛又恨呢？幾年之前，只要有人提到蘇聯佔我土地，貴報立即會罵為『反動』；過得幾年，貴報也主張收回俄佔土地了，中共和蘇聯的關係越惡化，收回失地的聲音越是響亮。我們佩服之至，覺得貴報真是精忠昭日月，義氣貫乾坤。凜然大節，漢蘇武何足道哉；浩然正氣，文天祥豈可比肩？不料十月中旬，赫魯曉夫垮台，中共蘇共關係有了好轉的跡象，突然之間，貴報版面上反對蘇聯的言論就好像魔術師帽子中的小白兔與和平鴿，全部變得不知去向了。

查又在“一切歸功於黨？”一文中，反問大公報數個問題：

明報 以為運動員比賽就是運動比賽，有時贏有時輸，不必和政治扯在一起。貴報卻以為必須扯在一起。那麼是不是運動比賽中勝者政治覺悟高而敗者覺悟低？到底是你們牽強還是我們牽強？為甚麼我們批評 人民日報社評便是反華呢？ 人民日報 就是『華』麼？關於大躍進的消息報道，你們到底有沒有造過謠？一共造過幾次謠？

 到底是誰牽強呢？我們提示下列幾點，來和貴報研究一下：

 一、中共乒乓球男選手得到許多錦標，女選手卻失敗了，是不是中共只關懷、教育、培養男選手，卻不關懷、教育、培養女選手？是不是男選手政治思想覺悟高，女選手政治思想覺悟低？

二、中共的各項運動，如果在今日和『美帝』、『蘇修』舉行三角對抗賽，是不是一定美帝、蘇修得勝？是不是美帝、蘇修運動員的政治思想覺悟就比中共高？（將來未必趕不上，我們只指目前。）

 此外，就“ 馬列主義就是「華」嗎？”的社評中，更有令人絕倒的詞句：

 馬克思是中國哪省哪一縣人？列寧是中國哪一省哪一縣人？我們不贊成馬列主義，為甚麼就是『反華反到發昏』？

… 我們所不明白的是：我們反對馬列主義，為甚麼貴報就說： 明報主筆反華反到如此發昏，你看他還有一點點他自誇的『理智』？

 在“要不要援助外國？”一文中，查向 大公報提出質詢：

緬甸三十萬華僑生活上正陷入空前困難和痛苦，這是不是事實？貴報為甚麼對這事完全不予報道和評論？我們要求中共替華僑出頭，為甚麼是惡毒反華？我們要求中共不要援外而照顧本國同胞生活，為甚麼是惡毒反華？從甚麼時候起古巴、緬甸等外國變成了『華』？而中國同胞反而不是『華』？

話又說回來，那場著名的香港六十年代明報大戰左報的筆戰，居然持續了一年多，最後雙方停戰。不過，這場筆戰給查先生個人帶來了相當一部分市民（讀者）的擁戴，明報從此成爲香港一份有自己獨立立場的報紙，從報紙的生意經來講，明報此時已漸入佳境。

我想，如果今天的查先生看到自己四十多年前的社評，一定會感慨聯翩的吧。尤其是將查先生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所寫的社評放在一起比較的話，恐怕會產生判若二人的誤解。我不清楚一個人年紀漸老的時候，會否影響此人的性格，判斷等，不管怎樣，說起當年，查先生當年是曾經“勇”過的，這一點，不應該被忽略。

 

 

[石假装]

才看到这个系列，很细致有理的记载。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