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貝的天空
靜心如水 怡然自得 清風匝地 花開花落
正文
親眼看王叔操刀治印，是很長見識的事
7
接下來的一九九一年，我去美國留學兩年，九三年回到香港，其間，我們的通信很少。九四年我又回到北京，畢竟老朋友一場，我還是去和平里探望他們二老。那天到他家的時候已經是接近吃晚飯的時間，電話中説好請他們二位出去吃個便飯的，哪裏想到他家裏還有幾位客人，王叔照例熱情為我介紹一番----這是我們的乾女兒，剛從香港來的。
坐了一會，忽有人打電話來，王叔接聼，邊笑邊回答：好，好，別客氣，謝謝了。放下電話，王叔對我說，走，咱們吃飯去。我馬上明白是有人請他們吃飯，便說，有人請你們吃飯，我就不去了。王叔拿起雙拐，有點嗔怒地跟我說：哪能說走呢，咱們還沒說兩句話呢，走，咱們一塊吃飯去，我給你介紹介紹。我見推託不下，只有跟他們去了。
一張大圓桌子坐了十幾個人，除了王叔趙姨是我認識的，其他人全沒見過。王叔很熱情地介紹：這位是張總，那位是李經理，這位是胡秘書長，那位是方主任，這位是林董事長，那位是。。。。。。我側過臉望着王叔，只見他笑意盈然地端起茶杯，向各位首長們致意，然後就跟他們很起勁地談着我全然不知道的事情。
我那次回京，是經歷了在美國兩年留學生活以後的第一次，除了敍舊情，還想跟他們聊聊我在美國的趣聞和感受，但是，我發覺我好像成了局外人，完全插不上嘴，王叔還不無熱情地把我“推薦”給那些幹部和首長，說我若想做生意，可以跟他們多聯係等等。我無言，對着那一桌的美味佳肴，腦海卻漸漸浮現出當年我在南竹竿胡同看望王叔的情景，同樣的臉，卻好像兩個王叔，我似乎很難將他們重合起來。
一九九五年春夏之間，偶然從報紙上見到一則新聞，說中殘聯和北京殘聯組織的認識中國訪問團抵達香港訪問，王十川的名字赫然在内，但我在香港並沒有收到王叔的信或電話。我想了想，還是選擇靜待，靜待王叔的消息。雖然，凴我在香港的人際關係，我可以很容易找到他們下榻的酒店，但我不想這樣做。結果，一直等到這個訪問團結束香港的訪問，我也沒有收到任何來自王叔的消息。香港左派報紙大公報，登載了這樣一條消息----
王十川一方“繁榮昌盛”印章，被拍賣了五万元港幣，並由陳玉書收藏，而王十川將全部所得當即捐贈給中國殘疾人事業。
陳玉書是香港繁榮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早年由北京移居香港，自稱與鄧小平兒子鄧朴方交情不淺，還有生意來往，後來，陳想方設法以香港人的身份，當上了北京政協委員，被香港人稱之爲紅色資本家。我與陳玉書在香港也曾有過來往，後因“道不同不相為謀”，不想與此人共事而不再來往，想不到王叔首次來香港，便認識了他。這世界真是不大啊。
離開香港移民加拿大之前的一九九六年十月，我又去了一次北京，見到王叔和趙姨，但想不到那是我最後一次和他們在一起，王叔少不了又幫我用馬前課算了一命，說我移民加拿大將會一路順暢，云云，我只當是他對我的祝福。
多年以後，我在唐瑜所著的“二流堂紀事”中看到這樣一段話：忽一日，遇到北京名金石家王十川，並約我去他家。我到他家剛坐下不到十分鈡，他已經刻好了一只像“皇帝之寶”那樣的大印。十川兄是個奇人，日本商人自薦為他當經理人，他婉拒了，他卻叫我把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名字都開給他，他都送他們一只石章。
這就是了，我曾經聽到王叔多次提到唐瑜，雖然唐在香港住過一段時間，但我始終無緣與唐見面。只是這一段文字，記錄了唐瑜與王叔的一段交情。
8
一九九八年，我已經定居溫哥華，年底的時候家人突然打電話告訴我，說趙姨去世了，我簡直不能相信，忙問什麼時候，家人説不清楚，聼這個消息時已是兩三個禮拜後的事了，具體時間也弄不清。我立刻打電話到北京，鈴聲響了很久卻沒有人聼電話，我又打給另一個跟王叔熟悉的朋友，他告訴我：你就別打電話了，王叔自從趙姨辭世後，大受打擊，不吃不喝，話也不多說一句，連最心愛的篆刻也放下了，整個人恍恍惚惚，電話也不接。
原來，出事的那天晚上，趙姨胸口覺得不舒服，王叔想叫樓下的鄰居幫忙找輛車，把趙姨送進醫院，但一向客氣的趙姨無論如何不願麻煩別人，說等到第二天早上再説，便又躺下去，結果，早上王叔發現趙姨已經昏迷，送到醫院後再沒有醒過來。王叔一直苛責自己，如果當晚堅持將趙姨送往醫院，也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可是，人生哪裏有也許呢？
我想起在北京的時候，聼他們兩個互相逗趣的情景，趙姨說你可別死在我前頭，我怕看死人，王叔就說我只要活一天，就把你侍候的好好的，到我不行的時候，找個沒人的地方往地上一躺，就算完了，你也用不着害怕。當時，我就覺得這兩位可真是思想開放，連這種事情也拿來逗趣說笑，真是豁達到了極點。可是這事竟讓趙姨不幸說中——她真的走在了王叔前面，但王叔卻是如此的痛不欲生，則是他倆未曾預料到的。
雖然很想跟王叔親自聊聊，但苦於他不聼電話，我又因剛移民加拿大，很多事急着要辦，抽不出空到北京去一趟，心裏既傷感又有說不出的遺憾，結果半年後，竟然又傳來王叔過世的噩耗。据朋友輾轉告之，趙姨走了以後，王叔痛不欲生，整個人一下子就垮掉了。這一點，我可以想象得到，他們夫妻倆儘管結縭之時已是人近黃昏，但感情卻非常好，特別是王叔，常以“趙大姐”對外稱呼他的太太。一九九四年北京日報刊載了一篇他倆的故事，標題便是“獨步人與趙大姐”。（据我所知，趙姨比王叔年長十歲。）
据知王叔悲傷過度，甚至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他的大兒子（王叔有三個兒子）便幫他從和平里的單元樓搬出來，他生命最後的半年就是跟這個兒子同住，不過，王叔再也恢復不到他當年的風采。一九九九年，為邵華澤先生篆刻的“熔古鑄金”一印，成了他的封刀之印。幾個月後的八月三十日，王叔壽終，得年七十六歲。
後記
王叔王十川（原名王荷）和趙姨趙世燕，曾經是我無話不談的忘年之交，我們曾親密如一家人，我們也曾因社會的變遷而感覺彼此陌生，但是，無論如何，他們二位仍然在我心目中佔有一個特殊的位置。
從電腦上查詢有關王十川的資料，得知王叔在生之時共積累篆刻作品三万八千餘方。
一九八二年參加首屆中日書法交流大會；
一九八三年中國青年報連續發表他的作品；
一九八七年，赴日參加日中書法聯展，與楚圖南，歐陽中石同獲特邀獎；
一九九一年，為轟動一時的百米中國書畫治印兩方，一為---弘揚民族文化，二為-----振興民族精神積壓角印一方；
一九九二年，被美國傳記學會收入“本世紀最受尊敬的人”一書；
一九九三年，北京電視臺和廣播電臺分別訪問王叔，介紹他自強不息的精神；
一九九四年，北京日報刊載“獨步人與趙大姐”，介紹王十川的藝術生涯；
一九九五年，隨代表團訪問香港；
一九九七年，鄧小平死後，王十川以“致敬禮”爲主題，將鄧的一生濃縮在七方五字印中，“表達對縂設計師的無盡懷念”；
同年香港回歸，王十川所刻“賀香港回歸”套紅印，再次刊登在人民日報上。
電腦資料上還附了這樣一句話，頗令人玩味----（王十川）多年來應邀為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衆多省部級領導幹部，社會政要，文化名人治印。
算起來，我跟王叔趙姨結交僅僅五年而已，但那五年的時間，王叔那種藝術家獨特的豪邁氣質，令我印象深刻，永誌難忘；自八零年我離京赴港之後，直到他們二位先後離世，那十八年之中，中國社會有了幾乎是天翻地覆的變化，除了政權和政府沒變，所有人的生活，包括行爲舉止，情操道德，思維模式，價值標準等等都發生變化。至於王叔如何？
王叔固然還是篆刻大家，但跟以前不同的是，王叔成了名人，時常都要接受媒體訪問；王叔也不再孤獨，家裏賓客不斷；托王叔治印的，也非尋常之輩---黨和國家領導人，省部級領導幹部，社會正要名流等等。
王叔啊，我去北京探望您的時候，您忙着社交，沒有時間跟我這個七十年代共過患難的忘年之交，多說幾句話，只留下我滿腹的惆悵。不過，無論如何，您二位的身影及談笑風生的樣子，將永駐我心間，我永遠會記得那難忘的五年。
真正遺憾的是，有一天我去北京，卻不知去何處去為您二老獻上一束鮮花，是和平里呢？還是南竹竿胡同？抑或八寶山的一隅？
（2007年8月）（2010年1月最後修改）
王叔除了花瓶失窃，冤枉了作者，欠了人格，失了大家风范之外，没有什么证据说他屈之于威武、淫之于富贵。但是，作者的写法确实容易使人误会。这应该是一个心诚的友人不应为之的，但愿是无心之失。
读完掩卷，不由长叹：“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仅为理想境界，做人能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獨立不慚于影” 又哪里是件容易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