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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汝諧:從王丹“疑似腦瘤”說開去(轉載)

(2015-05-07 20:03:50) 下一个
在六四名流裏,王丹肯定是一個與衆不同的異數;他就像一塊多層次、多飾物的厚大蛋糕,如果使用理性的解剖刀慢慢切下去,就會看到每一層都有不同顔色。
 
關于王丹的最新話題是"疑似腦瘤、籌款就醫"(王丹本人說掃描一下腦瘤,需要兩三萬美元);攻王丹者稱無,指其慣用疑似腦瘤博取同情,護王丹者說有,以曾經代熬藥湯爲證,莫衷一是;兩造論者皆非醫學專家,隔顱談病而已;然筆者以爲不妨以疑似腦瘤爲線索說開去,察看王丹的諸多表現;我們知道,現今醫學對腦膠質瘤的病因尚不明了,早期可能無明顯症狀;随着腫瘤生長,位于大腦前部額葉的腦腫瘤破壞額葉的精神活動,可能引起興奮、躁動、憂郁、壓抑、遺忘、虛構等等精神異常表現。

王丹出國後,自炫7歲那年,毛澤東辭世,小朋友齊哭,唯獨他一人發笑;更了得的是,12歲就因爲組黨而被公安部門審訊;如此高蹈領先衆生(不僅超越同齡人,且優于成年人;八九學運并不反毛——三個湖南人污損毛澤東畫像,被學生扭送北京市公安局,即是明證),不但沒有疑似腦瘤,還穩穩是個政治神童!卻可惜這是個夫子自道的孤證,未見王丹幼年夥伴或老師出面作證,公安部門也從未提及;所以,隻能如“大楚興,陳勝王”一類民間傳說那樣姑妄聽之。
 
89民運的發生,是一個奇迹;胡耀邦逝世這一偶然因素作爲導火索,引發積聚經年的社會矛盾;青年學子的抗争、廣大市民的沖撞、國際社會的壓力、外加風和日麗的暖春天氣等等綜合性條件,于一時間具備。89民運把王丹推上風口浪尖,一夕暴得大名;這個并不比别個學子出色、也不比别個學子遜色的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本科生,居然在廣場上威風八面,一呼百喏;個中原因,至今不明。我們知道,吾爾開希出頭,是因爲其少數民族身份(同學們知道當局對少數民族較爲寬容);王丹如何脫穎而出,成爲廣場副總指揮、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召集人,這也是六四衆多未解謎團中的一個;學生領袖面見李鵬時,王丹明顯帶有撒嬌意味(其性取向使然,容後叙),聲态忸怩。
 
1991年,中共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名将王丹判刑4年。刑期之低,出人意表;而那位因爲藏匿王丹、又被王丹出賣的傻哥們,獲刑八年,整整是王丹的一倍!
 
多年以後,王丹在台灣出版《王丹獄中回憶錄》,記錄監獄生活;通過雲山霧罩的叙述,自我創造偉光正的英雄形象;遺憾的是,細節描寫極少,浮誇内容充斥;因此,筆者相信其在獄中視死如歸的情節,以及在牢房内與他人用類似電碼方式,敲水管互通信息雲雲,都是套用革命樣闆戲“紅燈記”李玉和、“回憶紅岩革命烈士”、“王若飛在獄中”一類的紅色書籍,拓模成篇;秦城監獄何地?那是囚國民黨戰犯、禁共産黨高幹的頂級監獄!人心似鐵,官法如爐!身經百戰的将軍、老謀深算的高幹,一入秦城監獄,皆服服貼貼,任憑擺布;出獄後,無人敢以硬漢自居;王丹隻是一個20歲的毛孩子,卻泰然自若,視秦城監獄如無物,應對老辣的預審員如烹小鮮;敢問王丹從自由身到階下囚,這個彎子怎樣轉過來?
 
王丹在書中豪邁地宣稱“如果當局判我死刑,我會有一種心靈上的解脫感,我會覺得更對得起死難的人。”王丹完全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六四之夜,戒嚴部隊清場之前要求和高自聯談判,指名道姓要和王丹談判,但是王丹消失得無影無蹤!爲什麽在大屠殺的關鍵時刻溜之乎也,至今王丹本人沒有提供可信說明。
 
最絕的是,王丹不僅具有彌天大勇,而且非常幽默;請看這段話——“七月二日那天,從發現被「尾巴」盯上,一直到被便衣扭住胳膊,我始終沒有驚慌失措。在福綏境派出所,我聽到便衣在電話裏大聲向上邊匯報喜訊,居然說「小王被抓住了」!這個令人奇怪的「親暱」稱呼還不禁令我暗笑。”岌岌乎危殆的王丹竟然因“小王”這一昵稱感到可笑!古今中外,一人獨步!
 
被捕後,王丹如何建立内心防禦體系,以不變應付萬變,猶如怒目金剛;如果王丹能夠全盤寫出來,則不僅是王丹個人的大成功、秦城監獄的大失敗;同時,也是監獄心理學的光輝範例!勢必成爲各國法學院的經典教材,流芳百世!
 
然而,我們知道,素有人望的大律師張思之透露:有位學運領袖(他沒點名,但人人皆知是王丹)的證詞搖尾乞憐,很不光彩。張思之查閱司法卷宗,該學生領袖一副奴顔媚骨地指稱:“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行爲,我在指揮部的一切作爲,都受王軍濤指揮”、“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雲雲;張思之對此人很不諒解,後來有人請張思之爲該人辯護,張思之毫不猶豫地回絕了。他認爲,坐共産黨的牢,頂不住,交代問題,可以理解,要允許人性有弱點;關鍵是不能拉扯别人充當墊背,更不能誣害旁人;誣害就是犯罪!該人自命領袖,統領學生,怎麽還受人“教唆”?!
 
筆者以爲,王丹主動将所有責任推得一幹二淨,舉發天安門戰友以自救;從人性的角度,可恕;從正義的角度,則不可恕!暗夜扪心,甯不有自譴之情!我們提醒王丹,一字入官衙,九牛拉不回!據稱,王丹爲近五百名戰友作了幾十萬字的證言,許多證言都是刀斧之言;王丹在秦城監獄的全部審問記錄、簽字及指紋,都已存檔,不可能雁過無痕;有朝一日大白于天下,王丹将何以自辯?莫非車到山前必有路——再以疑似腦瘤遮羞?
 
1996年10月,當局以“陰謀颠覆政府罪”二度将王丹判刑11年。其實,王丹出獄後循規蹈矩,連生日派對都不敢舉行,何以“陰謀颠覆政府”?顯然,這是當局爲了換取最惠國待遇而做下的圈套,捉放民運人士,換取政治利益;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當局屢試不爽的把戲。
 
此後,王丹父親王憲曾、母親王淩雲上書國家主席江澤民;王丹父母稱因家族病史,王丹疑似腦瘤,日益嚴重,請求盡快對王丹進行腦部全面檢查,并允許保外就醫,以挽救王丹生命。可憐天下父母心!爲了拯救愛子,無所不用其極!
 
1998年4月,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達成交易,表示“出于人道主義考慮”準許王丹保外就醫,也就是因“疑似腦瘤”送王丹赴美就醫。王丹來到美國,笑容朗然,疑似腦瘤不被提起,仿佛完全沒有這個保外就醫的因由;其時,六四已非熱點,六四名流不再享有電影明星般的轟動效應;鄧小平92年南巡開創新局,吸引廣大僑衆;流亡在外的民運組織一再分裂,“主席”、“總統”一大堆,官多兵少;民運人士為籌錢同室操戈、醜聞不斷,當職業革命家,前途晦暗;于是,王丹審勢度勢,以六四爲資本,破例就讀于哈佛大學,并在2008取得哈佛大學曆史暨東亞語言學博士學位。
 
王丹在哈佛的作業,基本上都是靠一位會流利中文的美國女性幫忙;王丹拿着台灣官方以給哈佛捐款方式資助他的十幾萬美金,根本不必打工;學位是拿到了,無奈海外漢學界如同民運江湖,同樣是山頭林立,門戶之見甚深;王丹無法在美國大學找到教席。
 
王丹陸續出版政論《衆弦寂靜時的喧嘩》、詩集《我在寒冷中獨行——王丹獄中詩》、《我與深夜一起清醒》、散文《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在梵谷的星空下沉思》、《王丹訪談》等等,始終喋喋不休于六四往事,無一是關乎專業的學術著作;而美國大學極其重視出版專業著作,“無出版,無生存”!王丹于是,王丹就驢下坡,去台灣教授“中嘩人民共和國曆史”;一路運用六四光環收獲六四剩餘價值,炫耀他是中共通緝名單上的第一名,出書張揚自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首号政治犯”,以此證明他是八九運動的主導者;六四是他安身立命的寶玉,須臾不能離身!
 
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中,王丹是擁有最多頭銜、掌控最多公款的公衆人物之一;這難免引來民運江湖的羨慕嫉妒恨;而且,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青年學子,許多人相繼留學美國,耳聞目睹王丹資產上億台币,穿名牌、戴首飾、下酒吧,過着民運貴族生活,與普通留學生有天壤之别;反思六四,他們感到因“羊群效應”上了學生領袖的當,被王丹之流騙了。
 
經濟學經常用“羊群效應”概括經濟個體的從衆跟風心理。羊群通常很散亂,平時在一起盲目地左沖右撞;但一旦有一隻頭羊動起來,群羊就會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顧前面可能有豺狼或者不遠處有更好的草場。“羊群效應”就是比喻人們的一種從衆心理,領頭羊搶先出頭,整個羊群就會摹仿領頭羊的一舉一動,領頭羊到哪裏去吃草,其它的羊也去哪裏吃草。從衆心理很容易導緻盲從,而盲從往往會陷入騙局。
 
王丹炫富、撒嬌、作秀,N次不入流的表演,使前天安門學子更加堅定了這一觀點。他們認爲王丹不懂事理——二十幾歲齊集天安門是年輕人的激情,而到了四五十歲還整天榨取六四剩餘價值,很可能是腦袋出了毛病;如果自己安居海外卻煽動年輕人造反,那就是無恥。
 
作爲公衆人物,王丹的私生活受到廣泛非議;他頻頻詭秘地出沒于台北的同性戀酒吧,無孔不入的新聞記者探知一些人與事;因情節瘆人,不便複述;在這裏,王丹疑似腦瘤成爲最佳掩護、絕好托辭;然而,更糟的是,某些對王丹并無成見的老外揭露:王丹擁有許多涉及兒童色情的淫穢物品!
 
醫學界對戀童癖的腦機制進行大量研究,醫學上長期兩說對立:一派是将戀童癖定義爲後天發作的精神疾病,另一派則認爲戀童癖是一種天生性傾向;目前主流觀點認爲戀童癖者的額葉區域存在損傷(!),故兒童會引起他們的亢奮的性慾。
 
同性戀無罪,對未成年人付諸猥亵行爲的戀童癖,卻是嚴重的刑事罪行!盼王丹自行規箴,善莫大焉!美國是兒童的天堂,保護兒童福利的法律極爲週詳;一旦觸及美國法網,休說疑似腦瘤,即便腦瘤屬實也不能脫罪!
 
飽經風霜、自稱已經萬事不動心的王丹,評點昔日戰友:“雖然不是隻有往前沖才叫運動,迂回、策略、變通也是方法,但每個人都在變通,現在變通的人太多了,99.99%的人都在變。”
 
反問王丹,你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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