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好像很流行互相撕衣,8月3日武汉地铁两女子抢座,一女孩险被扒掉内衣。此舆论尚未平息,5日,又曝北京地铁2女子抢座撕衣走光,无人阻拦。有网友戏称这是为了庆祝扒衣见君节……为何凡事不能有话好好说?一件本来并不复杂的事,我们讲道理的方式却只剩互撕对方的衣服了?张艺谋有部电影叫做《有话好好说》,有人说,这比他后来的《三枪》、《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知好上多少倍。这里无意对此电影再做点评,只是想借用这个片名。“不靠正义靠拳头,不信公理信暴力”,当今社会,无论身处网络和现实,感觉社会和人心在某些方面的燃点和爆点越来越低了,一两句口角,就能在恶语相向中动手甚至行凶,一件小事的冲突,有时甚至能让人恶毒地举起无辜的两岁孩子将她摔死。为了抢个座位,怎么最后发展到两名女子互相撕衣的地步了?为何就不能“有话好好说”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似乎是“蛮不讲理”,或者“无理取闹”,以“话语暴力”为光荣,以“胡搅蛮缠”为策略。比如广场舞之争、强拆之争、扶老人之争等,在这样的公共生活中,说理最后往往不是形成了有差异的共识,而是撕裂了这个社会共同的底线。为什么对话不成反而走向了对抗呢?这显示出,在当下,说理的能力不够,说理的平台不多,说理的机制不足,以至于有道理的事情有时也变得没有道理,讲道理的事情变成了逾越道德甚至法律的门派“比武”。有人说,中国人不讲道理,大概是我们从小在学校就开始培养的。举个例子,上学时我们经常听:一个巴掌拍不响。凡是学生动手打架,老师一般会这样认定:一个好的也没有。道理是:好人怎会打架呢?这种逻辑无疑是荒唐的,但是中国人害怕麻烦,不愿意调查研究明辨是非,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表面看起来似乎很公正,其实却是混淆是非,是在为不公平保驾护航。
但这种逻辑在当下中国却大有市场,大行其道!某些政府部门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权力部门可以随便为各种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事件,随便找些五花八门的让人看起来很好笑的借口。好在这些总算是有个理由的,还有干脆连理由也不给的。之面曾有媒体报道,有交警拦车罚款,司机若问为什么,交警二话不说:加倍!再问,再加倍!甚至有访民和当地政法书记评理,政法书记说:我上嘴唇是天,下嘴唇是地,我就代表法律。你能说这是一个讲道理的国度?
说到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黑格尔说,逻辑在中国就玩不转了。不要说学生和老师,就算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有时也让人感觉既缺乏常识,譬如有人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国家是根据哪条法律禁止外国记者到敏感地区采访。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却说出“别拿法律当挡箭牌”这样的昏话。如此解答记者提问,除了说明其法律意识“单薄”外,确实说明我们还不会讲道理。我们有时候把权力当成道理了。
正如徐贲所言,对许多长期接受“革命”和“战斗”文化影响和思维定型的人们来说,说理就是“论战”,就是“战斗”,必须压倒对方,迫使对方哑口无言,这样才能取得“胜利”。用攻击性的争论来看待说理,这是中国权力话语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结果,形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话语习惯。这种话语习惯,在我们的课堂、传媒、政治空间、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真理成了赤裸裸的话语暴力”,并且是独占性和排他性的,
除此之外,中国式还有一种“辩证”式的逻辑,网络上经常出现一些五毛们,一看到有人赞扬美国,或者有人赞成移民到国外,就喊出了他们自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再比如说,专制社会固然是不好的,但是民主社会也不见得都好。既然都有优点都有缺点,那么就没有好坏之分了。这种思维在中国很普遍,但其实是不分轻重不分主次的搅混水。这种人的嘴上经常挂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因而什么都无所谓。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都有点数不过来。
中国人不讲道理,有时还因为无法讲理。文革期间还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好在哪里不说,但是,反复地强调就是好,于是就好了,这是多么不讲道理的事情。在中国,知识却被当成了障眼法,当成胡说八道的迷彩服。所以,那些占据话语权制高点的专家,竞相发表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雷语。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贫富差距越大越能刺激经济发展。什么腐败对经济发展有好处。什么中国通货膨胀主要是输入式的,都是美元贬值的错。
很多人还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足以称得上是卑鄙。文革遗风,不减当年。而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B、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在精神上便胜利了。
更可悲的是,有些人本来讲不清道理,却反而因为这些糊涂话而在电视上大红大紫。例如,当年芮成钢竟然把骆家辉轻车简从坐经济舱到中国赴任,说成:提示美国人欠中国钱。凡是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购买美债是一种投资行为,中国出口换取的大量外汇不能全部躺在银行里睡觉,总得有些投资渠道。如果你针对外汇购买美债不满,你应该向政府外汇管理局进行抗议,而不是向美国驻华大使进行嘲讽。毕竟,不能因为自己购买了国债,就摆出一副黄世仁的模样,对人连讽带刺,既显得没有修养,也显得没有常识。
中国人搞学问,首先问的不是真理,而是问的谁是权威,首先是政治权力的权威,其次是家庭之中亲情的权威,再其次是“文化”的权威。在中国,连法律也未必比权力更大,道理更无法与权力相提并论了。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于是,权力部门便为各种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事件,随便找些五花八门的让人看起来很好笑的借口。什么临时性强奸,什么躲猫猫等等,这些理由一看就破绽百出,但是我们权力部门竟然毫无顾忌,老实说,这绝不是误以为民智低下,而是知道,不管找到什么搪塞的理由,民众也只能无可奈何。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敢信,什么都敢说”的民族。这种错误的逻辑曾把人类带入战争或苦难的深渊,特别是一个国家领袖不讲道的时候。比如,希特勒的讲话中,90%都是论断,但讲理的过程不到10%!十年文革中亦也是如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从来也没人告诉我,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比如,当谈起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们的屈辱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他们总是欺负我们,他们太凶残、太贪婪了。每次战争失败,我们总是说人家武器太先进了,我们武器太落后了,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的错误与缺憾。一旦有批评中国的言论,哪怕是自我批评,都会被认为是“唱衰中国”,会引起部分国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是谩骂。这不仅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欢反省,普通人也难以接受不好听的话。特别是对于文革的荒唐岁月,我们总是把罪恶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少数人的阴谋,而不去对民族、制度、文化、思想等做更深层次的反省。似乎大家都是无辜的,都是清白的。当时,有那么多的人被批斗、被关押、被打死、被逼疯、被污辱、被损害、被自杀,还有更多的人告密、整人、杀人、辱人。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间告过密、批过人、整过人、杀过人,虽然很多这样的人到现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遥自在,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错误都是别人的。
讲理就必须站在客观的角度上,不能因为利益而改变道理。譬如说,我们不能因为爱国,就认为凡是替国家说话的,就是爱国。否则,即使你说的是事实,但是因为可能对国家声誉造成消极影响,就成了道德的败类。那样的话,雨果先生当年愤怒谴责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行为,甚至痛骂自己的同胞是强盗,岂不成了民族的叛徒?道德就是要求人们说实话,如果因为实话损害了国家声誉,我们就说假话,我们还有资格和理由谴责日本人千方百计掩盖侵略的行为吗?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谁说中国人不会讲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或更早前尧舜时代的公共议事,就说明中国人既具有讲理的传统,更具备讲理的能力和意愿。我们不是不会讲理,而是缺少讲理的规则,以致讲道理的斗不过赌狠、耍流氓的,久而久之形成逆向激励。
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还要主持正义,帮助别人讲理。正如学者茅于轼所说:“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力量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不诉诸武力。这是从讲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得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最好来几段浅显一点的文字,这样一来更多人能读懂你的话.
可能你未必同意:就是商业(通俗)文章来讲,通常会有标题--展开,然后举例,最后总结,这样的架构.
再次谢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