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皇帝大都比较温柔，可能与江山来得比较容易有关系。 我们知道，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靠部下“黄袍加身”夺取天下的。尽管当时老赵表面上不太情愿，显得扭扭捏捏的。但其手下将士出于对现实环境和自身安危的考虑，趁着赵匡胤熟睡之际，将黄袍“强行”披到了他身上。待赵匡胤一觉醒来，先是吓出一身冷汗，继之也就豁出去了。
这个典故，我不须多述，史书里有过记载，小说里也是这么写的，应该可信。但有一点却不能不让人有所怀疑，那就是赵匡胤到底是否真如小说里面描写得那样情非得已呢？
事实有待商榷。当时，历史的车轮已进入五代时期。天下诸侯割据，纷争不止，作为臣子的赵匡胤虽为后周效力，却也最先具备了夺取天下的条件，一者手握重兵，二来皇帝年幼。人往往就是这样，一旦做大了，心理的天平也会随之发生倾斜。而作为当时手握重兵的赵匡胤，当然也不可能不去思考这个问题。问题在于，赵先生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时机和理由。无奈之下，只好旁敲侧击，明里暗里地授意部下上演了一幕“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 这个闹剧，按现代人的眼光看，显然是有些笨拙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老赵分明就是在“作秀”。与其说赵匡胤是无可奈何地“黄袍加身”，倒不如说是乘人之危。但被逼无奈也好，趁势夺权也罢，赵匡胤的内心深处似乎还是有愧的。在那个环境下，不振臂一呼总是心有不甘，但硬生生从人家孤儿寡母手中夺了天下，却又觉得对不起人家的老祖宗。
或许就是这内心的纠结，让后来做了皇帝的赵匡胤变得出奇得温柔。不仅对前朝遗老遗少恩遇有加，即便是对那些一同打天下的旧部，也没有像以往的开国皇帝那样“兔死狗烹”，大开杀戒。只不过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温柔方式，收回兵权，提高待遇，让那些出生入死的将军们在“腐败”中死去。更为可贵的是，宋太祖临死之际，还是留下了“任何时候都不可乱杀功臣”的遗诏。这个遗诏，虽不知是真是假，但之后的宋代皇帝从没有真正杀过功臣却是真的。
自此以后，宋代一直都是文人当政，武将不遇外辱，基本上没有了发言的权力。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内部是安稳了，但一遇外族入侵，却连个打仗的统帅都找不到（都回家享清福去了）。长期以来，对外用兵始终是困扰北宋最高领导人的一个致命的问题。故而，宋代的治国方略基本就是，能不打的尽量不打，能花钱摆平的就花钱摆平。如此的政治格局决定了，宋朝的疆土从来都没有对外拓展过一寸，反倒是在边境上时常受到外族的入侵和骚扰。一味地献币乞和，虽然换来了暂时的和平局面，但内部矛盾却一步步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骨髓。
宋代没有暴君，却不乏昏君。皇帝不杀大臣，并不代表就是仁君——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默认即残忍。当然，还缺少惩治腐败的勇气。朝堂之上，往往是你好我好他也好，忠奸不辨，良莠不分。对外的绥靖政策和对内的“和稀泥”思想，不仅让北宋王朝变得混乱不堪，道德败坏，贪官污吏更是遍地横行。
到了北宋末年，整个社会危机已经很严重了，而我们的徽宗皇帝缺一无所知，一边在深宫大内莺歌燕舞，一边潜心进行艺术创作。更为可怕的是，此时的国家权力已完全掌握在小人奸佞手中，对下为所欲为，横征暴敛，对上欺君枉法，瞒天过海。直到起义大军风起云涌了，宋徽宗才得以了解实情。对此，宋徽宗表现得很无奈，也很无辜。没有人会去责怪于这个北宋的亡国之君，倒是历史的笔墨，将亡国的罪名不遗余力的强加到了高俅、童贯等人身上，就像后来岳飞被害，将罪名叠加到秦桧身上一样。
可见，宋朝皇帝的“不杀”，主要是“不亲自杀”。而心理暗示，假手他人，更像是一把软刀子，一次次杀人于无形之中。这一点，与他们的老祖宗赵匡胤的手法异曲同工——心里惦记着，就是不自己说出来，大家瞧着办吧！
随着英雄的倒下，北宋灭亡了。这看似温柔的统治手段，不知是温柔了穷苦百姓，还是温柔了那些穷凶极欲的贪官污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