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司徒雷登
杭州网讯 美国教育家司徒雷登（1876-1962）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他生于杭州、葬于杭州，一生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参与建立了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作为首任校长，他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为当时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无神论者胡适都曾感慨：“司徒雷登之于燕大，就好比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张伯苓之于南开，他们的成功实践见证了那个时代，中国教育制度的成功”
本年度“名人讲堂”活动的最后一讲，听杭州名人纪念馆研究馆员沈建中细数司徒雷登的中国情结。
杭州人司徒雷登：诞生在耶稣堂弄 会说的第一种语言是杭州话
司徒雷登的父母选择了终生从事海外传教事业，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四五十年，一边传教，一边办学，死后也葬在中国杭州。
在这样的背景下，司徒雷登和他的三个弟弟都出生在中国杭州。1876年（清光绪二年），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耶稣堂弄美国南长老会布道团寓所。 11岁以前，司徒雷登都生活在中国。
他说：“我和几个弟弟当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是布道团里仅有的几个外国孩子。”他的奶妈是中国人，家里的佣仆也是中国人，开口学的第一种语言是中国杭州话。后来，他还学会了普通话和宁波、南京等地的方言。
1905年2月，被弗吉尼亚州东汉诺威长老会册封为牧师的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艾琳•罗德回到了阔别17年的中国，在杭州当上了一名区域传教士。“所至为杭州与湖州隶属各地，数百里中，无西人也，入乡村，起居饮食，与乡民俱，共话桑麻，并问礼俗，得悉民间生活与痛苦甚详。”
教育家司徒雷登：教俗合作办校 50岁成为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校长
燕京大学的历史要上溯到1916年，这一年，在北京城内的基督教汇文大学和城外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依照美国的托事部议决“在北京创设基督教联合大学一所”的精神，实现了联合，并组建了新学校的校董会。当时学校的规模并不大，学生人数也很少，水准也不过相当于专科的程度。
1918年12月，纽约托事部决定聘请司徒雷登为这所合并学校的校长。在司徒的建议下，董事会聘请了蔡元培、王宠惠、傅增湘、吴雷川、胡适等五位中国学者组成校名专门委员会，并由华籍的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起名为“燕京大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题写了校名。
司徒雷登说，他决定“用新的教育试验办法，兴办一所教会大学。”鉴于燕大现有校舍的情况，他确定了建一个全新校园的计划。
为此，司徒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行在北京西直门至西山之间，最后，在西郊的海淀，他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于是，司徒请山东齐鲁大学的哈利•鲁斯做燕大副校长，自己专赴美国筹款。经过努力，终于得到了铝业大王霍尔的遗产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
“建筑上我喜欢采用中式的外部结构与现代的内部装修相结合，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的象征。”于是，司徒请到了中国教会大学“宫殿化”的代表人物、国民政府建筑顾问——亨利•墨菲为总建筑师。
中国宫殿形式的教学大楼、中国庙宇形式建筑校门、华表和石狮等中国元素的校园装饰……最终，贝公楼、穆楼、适楼等88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陆续完工。
1926年6月，司徒雷登50岁，燕京大学迁入海淀新址。从此，“临湖轩”、“未名湖”等这些与司徒雷登有关的名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从校董会到校舍建设，教俗合作的精神成为司徒作为一个教育家的特点。
实现了教育梦想的司徒雷登：推动汉学研究、确定中国教育格局、创立选课制与学分制……
司徒雷登的燕大和民国政府实行了对接，燕大抛弃了治外法权，先后向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立案，而中国政府对外国人在华办教育也抱着宽容的态度，准予立案为私立大学。“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术独立”成为办学理念。
这样，在中国教育格局上，就有了国立（含省立、市立）、私立（含教会）两种办学模式。
司徒的理想是将燕大办成一所中国大学，并“牢牢以中国生活为根基”，于是，他推动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华人基督徒吴雷川和陆志韦先后担任了燕大的校长，改组学校董事会并增加其中的华人比例；神学院改组为研究性质的宗教学院，教师自由讲授，不受行政干扰，起用和善待中国教师，中外教师均等待遇；提升传统的自然科学和英文课程水准，创办新专业（譬如，创建了中国乃至亚洲“第一所完全的新闻学系”）；开设新学科以及专业重组，在燕大文、理、法三个学院外，创办立足于美国最新科技的工学院，后来，就有了工学院的雏形工科学程；采用选课制与学分制等。
与此同时，司徒以“推动汉学研究”计划实现了学校的“中国化”与“国际化”对接，表现形式就是至今尤存于美国哈佛大学内的“哈佛燕京学社”。
通过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合作，促进了中国文化与汉学研究，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主义”目光的人才。我们仅从燕大1919年至1951年的优秀毕业生中，就可发现傅泾波、熊佛西、瞿世英、张鸿钧、周汝昌、吴小如、凌叔华、白寿彝、萧乾等近百位“巨匠”之名。
46年安葬路 “三起三伏”终葬杭州安贤园
1955年8月1日，79岁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华盛顿写下了遗嘱，希望死后将骨灰葬于北京燕大墓地与妻为邻，并指定傅泾波及妻刘倬汉为遗嘱执行人。去世以后，他的骨灰盒一直安放在美国华盛顿傅氏寓所其生前所居之室内。
从1962年去世到2008年安葬杭州，整整46年，司徒的安葬历程走了近半个世纪。
由于1946年司徒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其作为美国政府失败者的典型加以抨击，更由于整个五、六十年代处于中美高度对峙的状况，使司徒的遗愿不可能实现。
1970年代之初，毛泽东和尼克松共同打开了中美交往之门，美籍华人傅泾波得以访问中国，但司徒骨灰回葬燕园的请求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傅泾波访华再提归葬之事，依然无果。
1986年1月29日，傅泾波在美国会见中国驻美大使、燕大校友韩述，将由旅居香港的燕大校友林孟熹起草的“致邓小平函”面交韩氏，在中国，谢冰心、雷洁琼、黄华等当年燕大的学生和老师也签署了联名信，齐齐呼吁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燕园。
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圈阅和北京大学的同意，将司徒雷登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于燕园。
然而，就在傅泾波择即将前往中国办理安葬事宜时，反对者却以《别了，司徒雷登》上书中共中央，认为司徒没有资格安葬在燕园之中，反对者中不少人也是当年燕大的学生。在赞成和反对的声音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中国决策部门决定对此事“缓办”。功亏一篑！
1988年10月27日，司徒遗嘱的执行人傅泾波带着未尽的遗憾离世，1996年，另一位遗嘱执行人刘倬汉去世。十年过去了，依然是“缓办”。
转机出现在1997年，随着江泽民访问美国和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参访了北京大学并在此作了演讲，演讲中克林顿提到了“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
1999年初，北京大学在时隔12年后，又对司徒骨灰安葬燕园事宜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应予以同意，但宜低调进行，并决定将此事再次上报中共中央有关部门。遗憾的是，政治又一次主导了安葬，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人员伤亡事件，使中美关系骤然紧张，安葬之事再度搁浅。
2007年12月，傅履仁再次来到中国杭州。在这次杭州之行中，浙江省有关方面人士向傅履仁确认了他们拟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于杭州半山浙江安贤园内的实施计划。
2008年11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一次低调的安葬仪式在杭州北郊的安贤园内文星苑举行。
早几天，司徒的骨灰盒已由美国国务院安排飞机运到上海，寄存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机舱中，骨灰盒单独占了一个座位，这体现了美国政府对这位昔日的教育家、外交家的尊重。
当天，司徒雷登的骨灰盒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专人专车护送到了杭州。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麦克将铜质骨灰盒交给了傅履仁和燕大北京校友会副会长蒋彦振，两人共同捧着轻轻放入墓穴……黑色墓碑上镌刻着司徒的肖像，下面用中英文镌刻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葬礼始终，阴沉的天空中回响着“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和“星条旗永不落”（美国国歌）的乐曲，这是燕大的老校友们特别为老校长准备的。
原文链接：whmrft.hangzhou.com.cn/content/2012-12/24/content_4534027.htm
我们应该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