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年钟声刚过,节日里祥和的气氛还未散去,加拿大安大略省各类报纸、网站、论坛为一件今年开始实施的福利政策争论不休。这个政策就是:从2018年1月开始,加拿大安省最低时薪从原来的11.60元涨至14元。显然,这个政策有两面性,有人欢喜有人忧,欢喜的是雇员,愁的是雇主。可从各个新闻的标题来看,关健词不是裁员倒闭就是各种抵制。裁员倒闭指的是因为薪资过高而导致企业不得不采取的行动,而各种抵制来自于雇员。他们抵制当然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因为薪资的大幅提高而导致一些雇主不得不采取行动比如减少雇员的工作时间、福利待遇等来降低运营成本。本来政府强行涨薪是一件好事,可结果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这里面到底是一种什么逻辑?
来到加拿大14年,我和妻子从曾经的雇员演变为今天的雇主,从刚到加拿大收到第一份以每小时6.85元计价的工资到现在要以每小时14元给员工发工资,我们是这个国家不断把最低工资提高作为福利的见证者和当事人,无论是欢欣雀跃还是酸楚苦痛都应该比大多数人体会更深刻些。在当今中国这个以“商”为主的社会,雇主还有另外一个涵义,那就是“老板”,这在国内似乎也算个褒义词。可在加拿大,无论是“老板”还是“雇主”无非是一种职业名称而已,也就是个中性词。对我们来说,虽然这个“老板”前面有个“小”字,可并不妨碍履行一名雇主的所有责任和义务。这些个责任包括招聘员工、每周给员工发工资、代扣代缴税及各类保险、每月上交的联邦税以及每年与公司有关的做帐报税等所有事务。当然作为“雇主”这个角色,最主要的任务是维持企业每天正常运营,至于每天都要做什么,这里省略一万个字,而这这一万个字浓缩成四个字就是“酸甜苦辣”。无论每天做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两个字“赢利”,否则前面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失去了意义。根据分配原则,特别是加拿大这个在分配上完全透明的国度,赢利部分的多少给了雇员,个人应该缴多少税,公司应该缴多少税,最后雇主手里还留存多少,政府一清二楚,何况还有各种以保护雇员利益为主的劳工法。从这点上,雇主真就是一种职业,而不员国内人心目中的那个赚很多钱的“老板”。阳光底下无新鲜事,其实最低时薪一直在上涨,从10年前的6.85元涨到去年11.60元,雇主们无论大小,事实上都愿意做温水中的那只青蛙,毕竟雇主和雇员是一对利益共同体,只要彼此相安就好。可现在在温水中加入的是滚烫的水。据统计,根据现行最低工资政策,毎位全职雇员每年要涨7000加元的工资,原本该有的平衡被打破,那只青蛙能做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烫死,要么跳出自救。这才引出了开头所提到最近发生的那一系列事件。
规定最低工资,而且以法律的形式让其不断上涨,这似乎不符合我们头脑中关于民主国家实行的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概念,似乎更带有“计划”或者说国家干预的痕迹。其实这种感觉不是现在才有,对许多刚到加拿大的移民来说,这里才是那个我们脑中的“社会主义”,所有事务都在一个特定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运行,医疗、养老、教育这些我们关心的问题都做了最好的安排,没有激情没有梦想,只有生活。美好平静的生活本身并没有错,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对幸福的定义和追求。可这种生活如果不是因为市场的自发调节而是由政府通过法律而达到的强制平衡,这种平衡可以长久吗?
今天这个问题其实质是一个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这也是经济学家们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是公平和平等的坚定支持者,而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认为效率就是最大的公平。我们国家曾经发生的“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之争其实质就是效率与公平之争。其实,无论效率优先还是保证公平都有道理,但是对那些把“公平”作为工具去赢得选举的政客们,这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而当前那些穿着“公平”外衣的左派政客不仅仅加拿大有,欧洲很多国家也非常普遍。他们为了个人赢得选举,一直用各种福利政策来讨好选民,把好处留在今天,负担推到明天。不考虑怎么做大蛋糕,而只考虑怎么分蛋糕。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我们国家那句口号比较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这次大幅涨工资,影响最大的各类服务行业。一份加拿大餐饮业业主调查显示,最新时薪上调后,会迫使98%的餐厅涨价,97%的餐厅裁减工时,81%的餐厅裁员,74%的餐厅想办法减少人工,26%的餐厅至少关闭一家分店。安省金融问责办公室曾表示,最低时薪上涨会导致5万份工作流失。所以最低工资提高21%,最后到底谁是赢家,现在还真不好说。
今天写这个也不完全是作为一个雇主发牢骚。目前来看,我们还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背靠大树好乘凉,总公司承诺会补贴提薪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去年的用工荒问题也得到解决,现在手里一大把别的地方被裁掉的员工。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总部暂时给予的补偿未来肯定从我这里通过别的方式拿走,因为对一个没有做大的蛋糕,谁也不想无缘无故少一块。
2019年工资要涨到15元,估计有些企业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