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红学”演变中的情结

胡适虽然写了“五四”后第一个白话诗集《尝试集》,但本质上却不是一个诗人。周汝昌却是一个地道的诗人型学者。胡适和周汝昌在学与诗上的“分”与“合”之悖论逻辑,其实一直贯穿着此前此后二百年的红学演变

梁归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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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胡适先生》 周汝昌著　漓江出版社

　　周汝昌与胡适的关系，可以说也就是近百年红学发展史诸种纷纭纠缠的一个缩影。而《我与胡适先生》正提供了观照这种纷纭纠缠的一面镜子，一面红学的“风月宝镜”。

　　胡适于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而创立“自传说”新红学，胡适也横空出世，成为一代红学宗师。但在此后30余年，自俞平伯1923年发表《〈红楼梦〉辨》之后，新红学实际上即有些陷于停滞，并没有太多新的进展。索隐派的著作又出了两三种，其实仍然占领着红学的少半壁江山。

　　这一局面从根本上改观，在于一件事情，即周汝昌受胡适的鼓励和影响，写出了《〈红楼梦〉新证》。新红学乃胡适、俞平伯开山，周汝昌集大成，这已经是老生常谈。

　　胡适是周汝昌的“恩师”，但周汝昌后来谈及与胡适的关系时，一方面对胡适当年对自己的无私、热情帮助始终表示感谢，铭记终身，另一方面又多次申述自己与胡适学术立场的分歧，甚至似有“怨”言。而在“红学界”，有的人仍然在批判周汝昌“中了胡适的毒”且“不知悔改”，又有人责备周汝昌对胡适“人为地抹上许多污点”，似有“忘恩负义”之嫌。

　　这一切，岂不是一个万花筒？让人对红学愈增加了恍惚迷离、莫名其妙之感。其实，“理路”正深隐在这些万花筒的斑驳变幻之中。理路何在？———就是“诗与学的‘分’与‘合’。

上世纪四十年代同周汝昌先生通信时的胡适先生。

　　胡适除了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之外，更是提倡白话文、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旧文学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大将，他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他对中华文化之命运走向所起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课题。要评价胡适对红学发展的贡献与缺欠，其实是不能单论红学本身的，而必须对胡适这个“全人”作全方位的观照。

　　胡适的贡献是“学”，而他的缺欠是“诗”。

　　此话怎讲？

　　西方文化是科学型的文化，中华文化是艺术型的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就是引进了“赛先生和德先生”吗？胡适对《红楼梦》版本和作者作考证，始终标榜的是“科学方法”，他对《红楼梦》文本本身其实不大感兴趣，也没有深度研究的实力。从根本上说，胡适是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正如《我与胡适先生》前序季羡林先生所撰《站在胡适先生的墓前》中所说：“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设什么‘终极真理’。”

　　胡适对中华传统文化是评价不高的。他对台北故宫博物院主任委员孔德成说过：“中国的音乐、建筑、美术、雕刻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没有地位。3000年前，商的雕刻也不怎么样。美术上，近年来都是模仿。文学上虽人才辈出，但古人路走错了，杜甫也只是会‘对对子’，少佳作啊！”1929年，胡适发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胡适作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与考证，其目的和宗旨是：“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粪土与香土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朱洪《胡适大传》）

　　曹雪芹的《红楼梦》，却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一粒最灿烂的明珠，是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和“一条主脉”，诗化和艺术化是其灵魂和核心。所以，胡适作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就成了一种悖论。他既在版本和作者的考证方面荜路蓝缕，功勋卓著，又对曹雪芹其人和《红楼梦》其书认识偏颇，自我表白“差不多没有说过一句赞颂《红楼梦》文学价值的话”，认为曹雪芹不过是一个“满洲新旧王孙与汉军纨绔子弟的文人”。

　　历史因缘际会，胡适助引周汝昌走上了红学研究之路，但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周汝昌和胡适的文化认同分歧。因为周汝昌正和胡适相反，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衷心崇拜的人，他就读于燕京大学西语系，却得出汉字语言高于英语等西方语言的结论。他浸淫沉溺于传统的诗词、书法、琴箫、戏曲、禅宗、园林、古董、梅花大鼓、民间工艺……之中，痴迷不改，终生不衰，立志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真大善大美……因此，他把曹雪芹奉为天人，对曹雪芹原著《红楼梦》赞不绝口，相关联的就是对后四十回续书深恶痛绝，认为它篡变歪曲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思想和真艺术。故而也对胡适居然于此缺少感觉、推广程乙本《红楼梦》深为埋怨，后来屡加批评，并旁及胡适提倡白话文的功过。

　　胡适虽然写了“五四”后第一个白话诗集《尝试集》，本质上却不是一个诗人，他对中华诗文化的宁馨儿曹雪芹和《红楼梦》太缺乏“理解的同情”。周汝昌却是一个地道的诗人型学者，而且是中华传统型诗人。加上其他条件，周汝昌进入曹雪芹的精神世界，一生都在感悟、体会、阐释着《红楼梦》的灵魂、精义。周汝昌实际上开创了不同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之另一种新中国的“新红学”。

　　要懂得《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之内涵，就必须把握胡适和周汝昌在学与诗上的这种“分”与“合”之悖论逻辑。以胡适和周汝昌为节点，其实一直贯穿着此前此后二百年的红学演变，几乎有关红学的一切纠纷、争论、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都是这个情结在起作用。

　　《我与胡适先生》以周汝昌和胡适的通信为基本内容，延伸到此后红学发展各阶段中的种种事象，如《〈红楼梦〉新证》在文革中被印大字本供毛主席阅读等。周汝昌为此书作副标题“几番红史波澜，一段传奇故事”，正说明此书其实是一本别开生面的某一角度的微型“中国红学发展史”。其中个别章节也有“牢骚”和“芒刺”，或可看作“性情中人”的某些特点吧。

胡适先生给周汝昌直接寄送的第一封信。

 

周汝昌先生的成名作《红楼梦新证》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