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三部尾声

尾  声

还没到上班时间，周恒顺和守梅表姑就在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外边等着了。尽管他们通过周恒刚从内部得到消息，县委常委，县政法委已经研究决定，程兆运反革命致死人命案是冤假错案，要彻底平反，今天县人民法院的宣判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但程守梅还是不由自主地心里“扑腾”，十分紧张，不住地出汗，脸色一会儿潮红，一会儿灰白，她生怕有人节外生枝，再出什么变故。她说：“恒顺，我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怕人家不给办了。”周恒顺看着当年那样俊俏的表姑，经历了一连串灾难，变得瘦损，憔悴，像旱蔫了的玉米秸，心里暗暗发酸，但装作没事儿，笑吟吟地看着她，故作轻松地说：“表姑，不用担心。我不是给你说了吗？俺舅老爷的案子，县政法委研究了，定了，要推翻，平反，县委常委会也通过了。因为当时是法院判的案子，现在纠正，还得让法院改判。不过就是这么个形式。周恒刚听政法委的人说，你是舅老爷唯一的子女，有权继承他的房产，县里也同意你把户口迁回来，根据你的情况，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程守梅说：“你说过好几遍了，我也知道出不了什么事，可是心里老是悬乎着。这些年摊事儿摊怕了，总觉得会出不好的事，好事儿落不到咱头上。”周恒顺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变了，以前那种明讹人，欺负人的事不会再有了。”程守梅说：“好，表姑信你的话，不自己吓唬自己了。”说着，难得地露出了笑容。周恒顺依稀看到他小时候表姑带着他在老姥娘家院儿里，暗楼上疯跑，玩闹时的笑模样儿。……不期然中，他竟又想起了自己上初中时做过的那个恶梦。在梦里，从程家“暗楼”里走出来的或者有牵连的人们一个个身在“另册”，统统被推入了旁门，在那里吃苦，受刑，虽然，在那个另样儿的天地里，万事万物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又暗无天日，天上有太阳但感觉不到温暖，空气多多，但不能自由呼吸。他记得，看见守梅表姑也在那些受难的女子队伍中，他心里好难受，像刀刺针扎一样痛苦。他想，让我受苦，让我死也行，只要能把表姑放了。可是，他心里的话向谁去说？说也没人听。……周恒顺从小跟守梅表姑亲，他性格、人格的养成，对真诚、善良的执着，对美的向往，一部分就来自这位表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这些年来，不论表姑和舅老爷一家怎样受难，他都爱莫能助，帮不上什么忙。现在，总算有了机会儿，让他对表姑有所报偿。他深信“形势比人强”这话，在时下的中国，国家的政治形势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在老人家去世，以老人家的夫人江青为核心的“四人帮”被打倒以后，父亲的战友退养后寻访故旧，似从天而降，让他从“另册”中脱了身，上了大专，进校后，校领导同情他的特殊遭遇，对他格外看重，没出一年，他这个连团员都没当过的人就糊里糊涂地成了党员，还当了学生会的干部。上学期间，社会形势飞速变化，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了老人家视为圭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和阶级斗争路线，开始是给一九五七年打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紧接着又几乎全部给予“纠正”，据说，全国只有区区几个人没予“纠正”，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整“对了”几个人，却错打了近六十万，但仍然说成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也“扩大”得太离谱儿了。但无论如何，整错了纠正了就好，平民百姓谁也没法儿跟上边较真。到了一九七九年，中央又下文给全国所有地、富分子摘掉“帽子”，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成份改为没有阶级色彩的“农民”。全国各地掀起了纠正冤假错案的热潮，像汹涌的波涛冲垮了冤狱的高墙，一时间，多少沉冤者得见天日，像一株株枯木得以吐芽重生。周恒顺的亲戚家的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三姨奶奶家的国栋表叔彻底平反，他和表婶都回了德惠医院，不但恢复了原职原薪，国栋表叔当了科主任和医学院的教授，服刑和释放后做农工期间写的医学著作也正式出版了，表婶仍做护士长。国栋表叔上班后不多头时间，还遇到了一件可气又可笑的事。一天，区委统战部来了两个干部找到他，一本正经地说：“陆主任，你解放前加入国民党那件事，到底是真是假？要是真的，现在也不算毛病了。要是真的的话，组织上考虑安排你作为这种情况的代表，担任区政协委员。”陆国栋听了这话，气愤极了，手哆嗦着，指着他们，说：“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打算，还正而八经地来找我谈，你们的原则，党性哪里去了？你们向我提这个问题，就是对我的污辱。我入过什么国民党？就因为这差点没把我整死。不是给我彻底平反了吗？你们不知道吗？怎么还来跟我搞这一套？别说区政协委员，就是市政协，省政协，全国政协委员，我也不喜见！亏你们想得出。”那个年轻点儿的干部说：“上边让咱区找一个这种身份的人做政协委员—主要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国家统一的需要，我们苦于找不到这样的人，就……”陆国栋冷笑道：“听听，实用主义到何等地步。找不到合适的人，就来打我的主意？真是荒唐、可笑到了极点。”两个干部灰溜溜地走了，陆国栋愤愤地说：“真是岂有此理！”陆国栋给周桥说了这事，周桥说：“这就是我们的干部。整人的时候不问真假，扑风捉影，住死里整，现在不整这种人了，又反过来这样搞。什么洋相都让他们出了。”国群表姑和她现在的爱人时玉山都平了反，时玉山被调到地区水利局做了副局长，国群表姑到地区供销社当了统计科长，大壮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和韩梅结了婚，一家人在鲁南小城团聚了。三姨爷爷的弟弟陆伯川教授和他妻子陈姝都平了反，陈姝当了系里的副主任，除了工作，就忙于整理陆伯川的遗著，准备出版。四姨奶奶家学增表叔当了副矿长，他和学慧表姑因为政审问题受的处分撤锁了。让人称奇的是，他们兄妹和邵一兰表婶不但正常地和远在台湾的亲人公开通信，而且几乎在同时，三人都因为所谓“台属”身份当了当地的政协委员。学慧表姑的丈夫雷呜平反后调到当地一所新建的高校教书，雷鸣在香港的父母正在办理让他们一家移居香港的手续。在混乱的、视小民如草芥的年代被错抓错判刑的高献春也得到了纠正，恢复了党籍和复员军人身份，在济南找到了临时工作，但户口一时还无法儿解决。所有这一切，放在八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难以想像的，如果老人家在世，他会把这看成是“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了。中国的形势真的变了，周恒顺坐不住了。在他的亲戚当中，还有更冤，更苦，更惨的，就是程兆运舅老爷，他因为饿得厉害，搓了几穗麦子吃，不但本人进了监狱，死在了劳改队，还带累得老姥娘，舅老娘都送了命，后来守信表叔也自杀身亡，榆树村暗楼程家灭了门，真是惨到了极点。周恒顺要为舅老爷鸣冤，不能让远在东北的守梅表姑和她的孩子孤儿寡母永远背着反革命杀人犯亲属的黑锅。他跟周恒刚和牟洪云商量了之后，替守梅表姑起草了替父亲申冤的申诉材料，邮给表姑让她看后签了名，又请本大队当时落水而死的“英雄少年”宋玉柱的父亲，现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宋家财写了孩子是自己落水而死的证明材料，还征集榆树村庄乡几十个人写了替程兆运求情的联名信，周恒顺把这三份材料呈送县法院，同时把复印件送到县政法委，县公安局，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新形势，新路线，县领导班子也换了新人。一向抓阶级斗争顺了手的廖副书记因为对落实政策工作领导不力被调到地区财委当了第八副主任，牟永平因为思想比较解放到地委党校当了校长。陶阳县新班子对解决历年冤假错案态度积极，下边部门自然顺水推舟，办事干脆快捷。周恒顺向学校请了假，回县城奔走于几个部门之间，长了不少见识，明白了中国司法系统的运行状况。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合安局、检察院，法院是专政机关，管着抓人，审人，判人，枪毙人，多数人不知道，在他们上面或者说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个县委的政法委员会是它们的“主管上级”，管着它们。公检法三家要服从政法委的领导，执行它的指示，所谓“独立办案”，独立审判，不过是表面上说说而已。倒也可以理解，因为在中国体制下，真正至高无上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语），自然也包括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周恒顺在跟这些部门的人接触的过程中，发现共产党是通过政法委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司法部门的贯彻执行，像现在，平反冤假错案它就在大力推动，正如以前打反革命时雷厉风行一样。周恒顺是喜欢琢磨事儿的人，他一边为舅老爷的事奔走，一边心里想这些事儿。过了两、三个月，终于有了结果。县政法委的人告诉他，已经研究了，大家认为程兆运的案子是在十年动乱那种荒唐年代，荒唐形势下出现的一个荒唐的错案，这个老人，这一家人十分不幸，要抓紧解决，彻底纠正。表姑接到周恒顺的信，立马往回赶。在县汽车站，周恒顺见到了表姑，单瘦的身体穿着灰褐色的旧衣裳，头上有不少白发，青灰色的脸上爬满了细碎的皱纹，眼神惊恐，惶惑，像被吓坏了的小兔儿。周恒顺的心一下抽紧了，这就是我那面容如桃花，两眼似清泉，笑声像银铃的表姑吗？表姑见到比她高半头的周恒顺，像是一下有了依傍，赶紧握住他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周恒顺领着表姑，在车站附近一个小饭馆儿吃了饭，又到商店买了些饼干，花糖，用自行车带着表姑回了榆树村，住到自己家里。第二天，周恒顺陪着表姑拿了饼干、花糖，到宋家财和写联名信的本家，庄乡家“道情”。到了宋家，程守梅“扑通”跪到宋家财和他老婆跟前，宋家财老婆和表姑相拥着哭成一团。两人哭了一阵，又互相问候家里大人孩子的情况。宋家财眼里含着泪对周恒顺说：“恒顺，你是有学问的人，我是大老粗儿，说句一个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不该说的话，全怨那个坑死人的‘阶级斗争’。俺那个小子太信实，他知道解放前俺家是程家的佃户，他要学刘文学。要不是信这一套，他跟兆运哥都死不了。不光这，你看咱榆树村这些年来今天一出，明天一调，变着法儿整这个治那个，地里就是不多出粮食，社员年顶年挨饿。于家老大、老二那种人，还不就是渣子？让他们当官儿，让他们领着搞‘阶级斗争’，能搞出个好样儿来？可真不赖，最末了,把自己搞死了，还把个人老爹—多仁义的个老头子—也赔上了。你看咱村里，经过这三十年，棂子门江家，暗楼程家都灭了门，一家撇下一个出了嫁的闺女。这都是弄了些什么事儿呀？”周恒顺说：“是太惨了。党中央邓小平也看出这样弄下去是真不行了，变了路线和政策了。往后就好了。”宋家财说：“对，往后就好了，可是，死了的人活不了了，白死了。”周恒顺说：“那是中国人为那种‘左’的路线付出的代价，也算好，中国人总算从那种状态中走出来了。”……宋家财对程守梅说：“守梅，没俺哥了，咱还是好爷们儿。程家那个院子。宅产物业，大队都不会收，守信临死把钥匙留给恒顺了，人家恒顺说了，别说石头儿死了，就是石头儿活着，他也不要。你要是愿意回来，大队欢迎。婆家那边儿怎样？”程守梅说：“那边儿家里没什么人了。就两间破屋，也塌了。”宋家财说：“那就回咱村来吧。庄乡都会高看一眼，不会有人欺负人了。”程守梅感激地连连点头儿。本家户族和庄乡见当年的程家大户就撇下守梅一个孤女，老人们想起程家老辈和程兆运对大家的种种好处，人们泪水涟涟，周恒顺陪着程守梅挨家跑，人说：“你娘俩儿别跑了，大热的天，跑遍半个村子了。”……到了县法院开庭日期，周恒顺头天下午带着程守梅到县城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匆匆起来吃了饭，七点多就来到县人民法院候着了。不到八点，周恒刚和牟洪云也来了。周恒顺忙领他们和程守梅见面。周恒刚的母亲和程守梅是本家远房姐妹，周恒刚和牟洪云两人喊程守梅“大姨”。开庭了，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鱼贯而入，各自入座。程守梅、周恒顺，周恒刚，牟洪云和一些看见县法院的公告来看热闹的听众进入审判庭听众席坐下。审判长宣布开庭，宣布对“程兆运反革命阶级报复致死人命案”重新审理的“判决书”。“判决书”简略叙述了案情和原判内容，以下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工作进行中，受刑人之女程守梅提出申诉，经法院重新审理，认为原判决是在当时形势下，受与案件无关的因素影响，依据事实严重不实。受刑人程兆运与宋玉柱之死虽有关连，但事出偶然，程兆运既无致死人命之故意，对宋玉柱溺水身亡也毫不知情，原判指程兆运为“反革命阶级报复致死人命”显然定性不当。经研究决定，撤销原判决，宣告程兆运无罪。鉴于程兆运本人已在服刑中去世，除将本判决公诸于世，为其恢复名誉外，建议有关部门对其女儿酌情给予照顾和补偿。二、三十句话的“判决书”不过几分钟就宣读完了，审判长宣布“闭庭”，程守梅激动万分，泪流满面，离座跑到审判席台前，向台上的审判长等三人深深躹躬，直起身又连连说“谢谢”。法官们被打动了，审判长说：“不用谢，也不应该谢。你父亲本来就无罪，错了就应该纠正。政府和法院应该向受害人和他的亲属道歉。”从法庭出来，周恒刚夫妻俩请守梅大姨和周恒顺去他家吃饭。周恒刚已经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牟洪云爸妈去地区后，他们夫妻就搬进爸妈家住了。程守梅和周恒顺在周恒刚家吃完饭，就回了榆树村。第二天，周恒顺和小杏儿陪着程守梅一起去程家林，给爷爷奶奶大大娘和兄弟坟前烧纸。周恒顺在他们坟前，念了陶阳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念完把那“判决书”也烧化了，按照庄户人的说法儿，这样死者在阴间就可以看到那“判决书”了。程守梅说：“奶奶，大大，娘，兄弟，大大是冤枉的，县法院给咱把案子给翻过来了。您都安心休息吧。县里同意我把户口从东北迁回来，住到咱老家里。县里说给我安排个工作，还说赔咱点钱。这些事都是恒顺和他叔伯哥恒刚给跑成的。有我和恒顺，俺爷爷奶奶，您二老和俺兄弟就断不了钱花了。……大大，你太冤了……”程守梅边说边哭，不时哽咽，说到最后，一屁股坐到坟前号啕大哭起来。小杏儿一边陪她落泪，一边劝她。周恒顺说：“杏儿，让表姑哭一会儿吧。她心里太苦了，憋得太难受了，满肚子苦水窝了多少年了，让她可劲地往外倒倒吧。”……两、三天后，程守梅就带上恒顺、恒刚给办好的户口“准迁证”和孩子就学的接收信回东北了。临走前，对周恒顺说：“这回我把你表姑父的骨灰一起带回来，俺娘三个回来，不能把他自己舍到关外。”周恒顺说：“现在正在暑假里，我和你一起去东北帮你搬家吧。”程守梅说：“穷家，没什么搬头。你表妹，表弟也不用抱着，牵着了。矿上不少山东老乡，都会给帮忙。你不用去，已经耽误得你不轻了。”周恒顺说：“那我在家把老宅子收拾好了，你回来擎（白字，应为“贝”字旁加一个“青”字）着安家。”

程守梅回东北第二天，方庄四姨奶奶家的学增表叔、表婶，和学慧表姑，表姑夫带着他们的孩子突然来了。方学增说：“这回趁孩子放暑假，我专门给矿上请了假，和你表姑他们一起回来给爷爷奶奶和母亲扫墓。来了三天了，在方庄那边上了坟，把房子收拾了收拾，交待给邻居，今天过来给你老姥娘和俺姨上坟，从这里就直接走，不回方庄儿了。你表姑一家是来辞行的，他们回齐州后，很快就去香港定居了，你表姑父他父亲把手续都办好了，一个劲地摧他们早点儿过去。”周恒顺说：“表姑，这回是一定要走了？”方学慧说：“你表姑父刚解放时背着家里人偷偷跑回大陆求学，建设新中国，没想到受了那么大挫折，他现在刚安排到大学里教书，专业对口，又要走，他很不甘心，想干几年再说—他这人就这样，经不得人家给一点儿好。他自己说对祖国感情太深了，香港再好，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我说他，你不一直对祖国感情深吗？感情不深，你巴巴地跑回来？可是，你感情再深，有什么用？人家对你有感情吗？你不单相思了这些年吗？我坚持要走。机不可失。谁知道政策会不会变？要是有一天再把大门关上怎么办？恒顺，表姑比不得男子汉，一个弱女子，这些年，害的怕，受的屈辱，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不是你表姑父救了我，表姑有三条命也交出去了。我恨不得一步就出去。我是知道厉害了。孩子也愿意去。你表姑父没法了，这才勉强同意了。”雷鸣说：“你表姑的心情和她的一些想法儿我都理解，就是我一生的理想—为国家做点事这才刚刚开头儿，又得扔下，心里有些不甘。我父母年纪也大了，听说我不想去，我父亲心脏病都犯了—倒不是指望我什么，主要是担心我以后再挨整。没办法儿，只好妥协了。”周恒顺说：“香港也是咱们中国的地方，到那里做事也是一样的。再有十几年，英国人不得把香港还给中国？”方学增说：“有这个机会，还是应该去。他们在香港定居了，去台湾，或者台湾那边的人来香港，都方便，就可以见到你姨爷爷了。什么时候香港回归了，一家人就团圆了。”方学慧说：“我是去心似箭，就怕政策变了。”周恒顺说：“政策倒不至于说变就变。”雷鸣说：“放心吧，政策只会越变越好，越变越尊重人权，越有人情味儿，而不会越变越差。再走回头路，中国真要完了。”方学慧说：“恒顺，你表姑父这人，让人家整个半死，就是整不没他的理想主义。谁能保证不往坏处变？不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整‘阶级敌人’。不还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就只有游击战理论，‘老三篇’是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不也都是毛泽东思想吗？有一天再把那一套搬出来，一样要人命。”方学慧说得激动起来，脸都红了。周恒顺想，没想到学慧表姑这么文弱的女子，肚子里还有那么多话。雷鸣说：“好了，别激动了，走，我们走，全家都走，一个也不落下。……也难怪，解放以来做的一些事情确实太不像话，把人伤得太厉害了。”周恒顺看着已经长成大姑娘，穿着醒目的红裙子，在院子里和小孩儿们玩儿得起劲儿的苗苗，问：“都走，苗苗也去吗？”方学慧说：“去，一起去。”周恒顺说：“杜家那边儿愿意吗？”方学慧说：“愿意，太愿意了。我去跟她大爷—杜大主任一说，他高兴坏了，说话都变了腔儿—忘了打官腔了。他那军官弟弟也满口答应，只有苗苗爷爷奶奶两位老人舍不得—该说么儿说么儿，老头儿老嫲嫲不孬。”雷鸣说：“恒顺，你不知道？现在不是从前了，风向变了。以前谁有亲属在港台，在国外，是‘海外关系’，是怀疑，歧视对象，是准阶级敌人。现在翻过来了，谁家有这种关系，成了社会上人们眼热的对象，有八杆子拨拉不着的亲戚在外国或港台，也想办法儿挂上钩。让苗苗去香港，他们知道苗苗肯定会受到比大陆好得多的教育，以后更有出息，他们有了这层关系，去香港也方便了，何乐而不为？……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的，我和你表姑还是十分感谢他们的‘开明’，不然你表姑人在香港，心还有一半儿在苗苗这里，那不太难受了？”方学增感慨地说：“人变得真快啊。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上边儿一变，下边儿全变了，最主要的是人心大变了。共产党以前那种所谓‘革命性’，‘阶级性’，真是脆弱得很，不堪一击。”雷鸣说：“岂止是‘不堪一击’，有不少人又来个反方向的‘矫枉过正’，利用权力去捞取各种利益。你不见来个外商或者港台商人，共产党的干部前呼后拥，那个巴结，逢迎，让人恶心。”苗苗屋来喝水，说：“爸爸，你上了香港，也回来投点资，你也成‘外商’了，让当官儿的也巴结你。”一句话把大人都惹笑了。

送走了方家亲戚，周恒顺叫上路德甫一起收拾打扫程家宅院。一九七七年，上级党委布置清除文革期间的旧标语和宣传设施，似乎是从表面上肃清“十年浩劫（中央给文化大革命做的结论）”的遗迹，清除极“左”路线的影响，让人们尽快走出往日的恶梦，或者干脆抹掉那段历史。大队干部找周恒顺要了钥匙，把摘除的“语录”板全放到程家西厢房里了。周恒顺找大队党支书宋家财请示那些“语录”板往哪转运，宋家财说：“当时拆的时候，还想着说不定哪一天再让挂起来，就先存放到那里了。现在看来，这些东西是没点儿用了。你先都把它搬到院儿里，找个角落儿堆那里，等哪天找人拉了卖给公社木器厂。”周恒顺敞开西厢房屋门，见大块小块的“语录”板，清一色红底儿黄字，原来挂在村里大街小巷，房前，房后，底子红得耀眼，黄字闪着金光，在破破烂烂的村屋街巷里是一道奇异的，现在回想起来也十分怪诞的风景。如今这些板子却统统被胡乱扔在这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灰头土脸，似乎喻示着它所宣示的思想，所代表的路线风光不再，走向了末路。周恒顺和路德甫往外搬那些“语录”板，周恒顺一边搬，一边看老人家那些“语录”，或娓娓动人，含意隽永，或循循善诱，如春风雨露，或豪情万丈，气吞山河，或嫉恶如仇，金刚怒目，无不言简意赅，入木三分，形象生动，掷地有声。周恒顺心想，老人家真不愧是林彪所说的多少多少年出一个的天才，他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仅以文笔论，中国现代史上，也少有可与他比肩者。看到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什么“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那一类剑拔弩张的语句，周恒顺不由想起那些“斗，斗，斗”的岁月，那些无辜受害者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老人家激情四射，笔走龙蛇，他何曾想到，笔锋指处，血泪斑斑。他所策划和指挥 的那些没完没了的斗争只是带来了贫穷、饥饿和罄竹难书的苦难！周恒顺想，老人家有他的理想，他的既定方针，哪里顾得了这些。这也许就是伟人区别于常人之处。当看到一块大板子上老人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的经典“语录”—“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要提高警惕。……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乱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周恒顺想，老人家居然把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生产也是一种“斗争”—及科学实验并列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革命运动”，他设想以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做保证，把人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唤起农工千百万”，“同心干”，部伍整齐，去意气风发地从事生产斗争及科学实验，就可建成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了。多么伟大的空想。政治课上讲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看来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的自我陶醉，自欺欺人。无论列宁、斯大林，还是毛主席谁也没找到建设真正的本源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成功的道路和方法，但他在占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贫穷落后的中国强制推行主观臆想的路线和政策，把他的违背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脱离现实需要与可能的设想付诸实践，后果自然十分可怕。再对照今天的现实，当下全中国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已经“一齐跑了出来”，也没听说他们在哪里兴风作浪，为非作歹，倒是不少身为共产党员的位高权重的官吏和掌握了巨额资源的国营企业“老板”和高管，说得漂亮，做得肮脏，在那里干着祸国，毁党，害民，葬送事业，颠复国基的勾当。……再杰出的天才人物都没法摆脱历史和自身认识上的局限，伟大如毛泽东者也没法儿例外。……周恒顺对老人家的感情是复杂的，不论自己和自己的亲人受过多少冤屈，遭逢过多少灾难，他从来没对老人家有过些许的恨意，他宁愿相信一切都是历史的宿命，而且不是他一己一家，是现代中国千百万人的宿命。……也许是看那些“语录”看得太多，也想得太多了，晚上，周恒顺做了一个吓人的梦。不知道为什么，他糊里糊涂地不去上学了，又拉地排车了，送货回来晚了，月黑头加阴天，伸手不见五指，走着走着，看不到路了，越转越找不到路，周恒顺早就听说过，人走夜路，有时会遇见“鬼打墙”，就是鬼在你走的路上打了一堵无形的墙，让你怎么也走不过去，他想，我这是遇见“鬼打墙”了，正急得要命，见面前影影绰绰地有点光亮，忙朝着那光亮奔过去，可是无论走多么快，就是追不上那光亮，他一直跟在那光亮后头，穿过了一片茂密的树林，又过了一道山峪，刚跨过那山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身后两座山头儿像两扇大门一样合在了一起，把退路堵上了。周恒顺心想，这下全完了。眼前是一道狭长的山谷，山谷里一片灰暗，有不少男人女人在受罚。在一个场子里，正在开批斗会，卢正人，于大牛，于二车，黑头蛆孙志春都在窜来窜去，神气活现，台上挨斗的什么人都有，江家三兄弟，程兆运，陆国栋，程兆萍，居然还有远在上海的徐静茹老师，想去香港没去成，半道上被抓回来的方学慧一家人，周恒顺想，于家兄弟俩，江家兄弟仨，程兆运舅老爷，方庄的四姨奶奶，这些人不都死了吗？怎么都和活人在一起？真是人鬼混淆，乱了套了。周恒顺见卢正人嘻皮笑脸，想朝徐老师动手动脚，又气又恨，想过去跟他拼命。却见几个壮汉，在卢正人和于大牛指挥下，来到他跟前，不由分说，扭着他的胳膊把他押了过去，卢正人在台上喊道：“把从‘另册’中逃亡的反革命敌对分子周恒顺揪上台来！让大家看看，凡是想复辟的人，都没好下场！”台上的“棍子队”对批斗对象不时拳打脚踢，周恒顺想，不是不让武斗了吗？怎么又打人？正想着，一根棍子朝头上砸下来，周恒顺“哎哟”一声，惊醒过来，心在“嘭嘭”跳，小杏儿被他弄醒了，说：“你这是怎么了，睡着梦着一惊一乍的？”周恒顺迷迷糊糊地说：“刚才做了个梦，挺吓人的。”小杏儿往他身上靠靠，说：“好了，没事儿,不就是个梦吗？好好睡吧。”周恒顺说：“ 你不知道，梦里那些事，忒可怕了。”杏儿说：“不论什么梦，都不要说。人家说的，不出太阳，说梦里的事，不好的。”天亮了，出太阳了，周恒顺一边起床，一边给小杏儿说晚上做的梦，小杏儿说：“你这是广播里说的对过去那一套‘心有余悸’。”周恒顺说：“噢？不赖，还知道‘心有余悸’哩。”小杏儿说：“那是噢，我虽然不像洪云姐那样是大学生，大老师，有大学问，可也念过几年书啊，你那些书，我也看，不认的字，我就查字典。怎么，上了师专，瞧不起俺这一脑袋高梁花子的庄稼女人了？”周恒顺说：“上什么学也是你让考的。真上了，你又胡编排一气。”小杏儿说：“跟你闹着玩儿的，俺知道，俺端阳哥多咱也变不了心。”

守梅表姑带着两个孩子搬回了榆树村。周恒顺和路德甫帮着安顿停当，又请张半仙看了日子把表姑父的骨灰在他老家坟地里安葬了。周恒刚在县里找几个部门，县劳动局给安排了守梅表姑的工作，就在村不远荣庄煤矿托儿所当保育员，回家很近便，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单位了。两个孩子上学的事也办好了。守梅表姑的事安排停当，周恒顺觉得心里特别痛快。对他来说，表姑的事特别重要，这既是他对表姑的报答，也寄托着他对故去的老姥娘一家，对奶奶的感念。诸事妥贴，转眼到了阴历七月十五，周恒刚和牟洪云带着孩子来榆树村上坟。上完坟，他们和周恒顺、小杏儿一起来程家暗楼，祝贺守梅表姑搬家之喜，当地俗称“温锅”。表姑让周恒顺去请路德甫，说帮着收拾安家，德甫忙活得不轻。路德甫说什么也不肯来，说：“你和恒刚、洪云是有学问的人，我不会说话，就不去了。”周恒顺说：“你这人就这样，上不了大市场儿。”周恒顺和小杏儿私下议论，想把路德甫和表姑往一起撮合。小杏儿说：“也不知道那个巧莲儿怎么着了。”周恒顺说：“这都过去几年了，形势也变了，巧莲儿要是还在，早就来了。十有八成是出了不好的事了。那是不指望了。德甫哥对她也死了心了。”小杏儿说：“路德甫比表姑年龄小，两人还差着辈儿。”周恒顺说：“不过小三、四岁，也不算什么，老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哩。差辈儿更没事儿，不过是庄乡，也不是真有什么亲属关系。但路德甫人太老实，只好慢慢来。”周恒刚、周恒顺两家人来到程家老宅，程守梅高兴得脸上像开了花，回家十几天，安顿好了，心情舒畅了，气色好多了，人显得年轻了不少。几个孩子满院儿里撒欢儿，笑声惊得树上的喜鹊、麻雀儿四处飞，宅院儿里沉郁的空气也随风散去，连暗楼里也显得亮堂了不少。周恒顺说：“表姑，云消雾散了，开了天了，往后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吧。”表姑眼里闪着泪花，笑着说：“好，端阳，表姑听你的，打起精神好好过。”

这天天气格外好，天高云淡，秋风送爽。晚饭吃得又热闹又高兴，周恒刚和周恒顺都喝了一点酒。表姑说：“今晚上好月亮，你们上楼顶去赏月吧。”小杏儿说：“恒刚哥，你们三个人—‘两周一牟’—去吧，我在下边看着这几个孩子。”周恒刚说：“小杏儿还知道咱三人是‘两周一牟’哩。”周恒顺说：“她从很小就天天长到俺家里，咱的事她都知道，对您两人也很有感情。”牟洪云说：“那咱就不辜负小杏儿的美意，上楼顶儿。”说完，头一个“咚咚咚”踩着木楼梯往上爬，周恒刚紧跟着，到了顶层，一下把她托上了楼顶，周恒刚和周恒顺也爬了上去。楼顶四周女儿墙约模有小半人高，还有用砖砌的几个凳子，三人在楼顶上，或坐或站。又大又圆的月亮升到了半空，朦胧的月色中，全村的杂树，院落全在眼底。朝北望去，江家的瓦房宅院，高高的棂子门清晰可见，周恒刚看着满村千篇一律的土墙泥顶的房舍，说：“解放几十年了，全村居然除了江家，程家这些砖瓦房，只有蹦蹦星星几家新房子，别的全是些旧泥土房，真是可叹。”周恒顺说：“这么些年，村里人年年过的是吃不上穿不上的日子，哪有钱盖好点的房子？”周恒刚说：“我小时候—那还是解放前—来榆树村走姥娘家，娘指着棂子门，告诉我那是江家，指着暗楼，给我说那是程家。说这两家是榆树村的大户—就像咱周家在早是周庄的大户一样。经过这些年的沧桑巨变，这棂子门和暗楼还在，可已经物是人非了。”周恒顺说：“是啊，土改时江家被扫地出门，棂子门几进的大院子都分给了穷苦人。就因为大姨奶奶死在这暗楼上，而且还有个离奇的传说，让谁来住谁也不来，没办法儿，才给老姥娘家留下了这个院子。如今江、程两家老人，男人都死光了，一家剩了一个出了嫁的闺女。按咱中国人传统的男丁延续香火的说法儿。这两家都灭门绝后了。江家祖上就为官，解放前江繁祺又当保长，又干保安团，他和儿子在村里也为富不仁，行为不端，按共产党的标准是有罪恶有民愤的，被枪杀和乱棍砸死算是罪有应得。老姥娘家却是世代忠厚传家，善待乡邻，从不为非作歹，土改的时候，斗地主，舅老爷没受多大冲击，工作队让贫雇农、佃户、长工诉程家的苦，都没什么话可说。哪想到江程两家殊途同归，都遭了灭门之灾。江家三兄弟制造了那种大惨案，和村里的坏干部同归于尽。舅老爷受了不白之冤—总算不孬，人虽然死了，还给平反了。”周恒刚说：“两家大户背景、历史情况虽然大不相同，但同为剥削阶级成份，解放后，两家的人—就是人们常说的—都一样入了‘另册’。而在过去那近三十年中，凡入了‘另册’的，都难免会有悲惨的经历，区别只是事由，情节不同，悲惨的程度不一样就是了。所以榆树村江、程两家人‘殊途同归’，看似偶然，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周恒顺说：“是啊，阴差阳错，我也入了‘另册’，虽然上辈和江家有仇，但我和江家老大却结成了兄弟，除他以外还有一个富农子弟叫路德甫的，也是我的把兄弟，一样是苦不堪言，自杀过一次设死了，四十五、六的人了，现在还是个光棍儿。农村这些在了‘另册’的四类分子子弟，打光棍儿的很多，真是惨得很啊。现在，当这一切成为过去，回想这些年自己和亲眼目睹的其他人的‘另册’经历，真是不堪回首，百感交集。”周恒刚说：“恒顺说到‘另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拨乱反正，我被‘清查’的事解脱了以后，在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了一年多，接触的受冤屈的案子数不胜数，其中有不少是起因于这个‘另册’，很多人因为出身不好或者有海外关系而蒙受不白之冤，他们犯的是‘出身罪’，像基督教说的‘原罪’。我就老考虑这个问题。这种由斯大林发明创造，中国‘创造性地发展’，具体化，精细化了的做法，是推行阶级斗争路线的根基。对所有家庭，每个公民划阶级，定成份，然后按阶级成份，还有每个成年人解放前后的政治历史区别对待，把那么多人打入‘另册’，歧视，虐待，而且一个又一个运动搞下来，‘另册’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膨胀。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种性制度。上了‘另册’的人，是不是奴隶的奴隶，是贱民，即使没被关，被管，也是没有自由的‘自由人’，名义上是‘公民’，但是是政治权利打了折扣的‘公民’。西方资产阶级比封建贵族进步之处，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人的解放，宣告每个人生而平等，拥有天赋人权，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这里搞的这一套，是对人权的侵犯和剥夺，从政治上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根本不是什么‘进步’和‘革命’。这样搞的结果，是冤狱遍地，哀鸿遍野，血泪成河啊。我们眼前这个小小的榆树村，包括倒了半辈子霉的恒顺，都是现成的例证。”牟洪云望着天上的月亮，她在沉思，也许又在想，如果周恒顺没有误入“另册”，他本人，他和她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良久，她出口长气，说：“中国现代史上这一段，确实太悲情太惨烈了。这段历史，特别是被打入‘另册’的人惨痛的历史不应该忘记，不应该磨灭。巴金老先生建议建一个‘文革博物馆’，我觉得还应该办一个‘另册博物馆’。”周恒刚说：“你思想够解放的。巴金建议建文革博物馆，多少人响应？能建成吗？建不成。更不用说什么‘另册博物馆’了。你不想想，虽然现在中央的路线变了，但共产党仍在执政，执政党当然乐于宣传自己的光荣史，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怎么会愿意老去提自已的丑史，痛史？”周恒顺说：“按道理讲，丑史、痛史更应该经常提，常提才能‘温故而知新’，才能防止悲剧重演。”周恒刚说：“这样说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牟洪云说：“作为一个学哲学的人，我有时会十分天真地想，闹革命的年代，毛主席那些著作，文章，多么切合实际，充满了真知灼见，又富有哲理。怎么解放后，没有强敌压迫了，会滑到主观意志论上去，干了那么多坏事，弄得天怒人怨？”周恒刚说：“你说老人家是‘主观意志论’，这很对。但是，解放后共产党走这么多弯路，确实也有客观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原因。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社会主义，都是亘古没有的，毛泽东认定了‘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主席的老师自然是斯大林，问题是斯大林这个老师是个坏老师，太糟糕了。他搞的苏俄这种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政治，经济，人的精神，社会的所有领域，统统由一个党，一个集团高度垄断，连每个人的思想都得跟着一个人转。对异己者，自己制造的和臆想的，逼出来的敌人残酷镇压。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就是苏联社会的真实写照。苏联就是‘古拉格群岛’，就是人间地狱。就是少数人假人民大众，社会主义之名对人民群众实行暴政。说到底，斯大林搞的那一套就是野蛮、荒唐的假社会主义，可说是人心丧尽了。中国跟这样的老师学，还能学出好样儿来？毛主席还乐此不疲，后来，苏共有人想纠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错误，老人家怕自己搞的那一套被否定掉，就反人家的修正主义。而且还变本加厉，搞什么‘文化大革命’，用新的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原先的错误，错上加错，越陷越深。看看现在公开报道的彭德怀，贺龙，刘少奇被残害致死，张志新，遇罗克那些冤案，联想到全国数以百万、千万计的被迫害的人们的斑斑血泪，我们中国曾经经历了多么黑暗，丑陋的岁月！”周恒顺专注地听着，眼睛透过月光看着遥不可测的远处，似乎在凝视历史的深处。牟洪云爱怜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趁周恒刚喘一口气，对周恒顺说：“咱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特别爱发这类议论。”周恒刚说：“那当然。‘两周一牟’互为知己啊。再说，即使是现在，跟别人议论这些事，也还是有些犯忌。”周恒顺说：“特别是你身为共产党的宣传部领导干部，得唱‘主旋律’，讲‘导向’。”周恒刚说：“是啊，在公开场合，当然只能讲官话，套话，永远‘正确’的话，时下流行的话，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话。”牟洪云说：“好了，先歇歇，喘口气再说。……你兄弟两个难得在一起，就痛痛快快地说说吧。”周恒刚朝牟洪云笑笑，像是抱歉的样子，真的不再作声。牟洪云转脸对周恒顺说：“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五、六岁大的时候，我跟着大娘来你们家，也到这里来玩儿过，那时候是多么快乐啊。谁想到随着年龄增长，会经历这么多的事情。现在想想那些事情，真是不堪回首，事事惊心。”周恒顺说：“中国现代史上，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这整整三十年，整个国家，千千万万个家庭，无数的人经历了些什么样的事啊，面对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真让人生‘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叹啊。”周恒刚说：“‘天若有情天亦老’，这本是李贺的诗句，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引用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写这首诗的时候，老人家可谓踌躇满志，诗句豪气干云，气吞山河，但问题是，这‘沧桑’巨变最终究竟是不是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真是难说难道啊。”周恒顺说：“我们不说也罢，历史自有公论。”牟洪云长出一口气，像是把过往的经历和对这些经历的思考统统放下似的，说：“总算不孬，刚才说的那一切，像一个恶梦一样，都过去了。”周恒顺说：“过去是过去了。不用说冤死者不能复生，幸存的受害者也没真正得到应有的补偿、救赎和慰籍。执政党对这么多年做的这些事，对搞错了的大人物平反，纪念，备极哀荣。而对加诸于成千上万普通百姓身上的灾难，那数不清的悲剧，却从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表现出认真的反思，悔悟和歉疚，连一句这样的话也没说过，倒是觉得被纠正、平反的人应该感谢他们的恩赐—有一段时间全国卖力地推崇一个什么‘青年导师，他居然说自己被错打成右派，是娘打错了孩子。多么荒唐！天下有娘会把自己的孩子打成反革命吗？世上有那样的母亲吗？如果是那样，她配做母亲吗？该做的事情不肯做，不愿做，却怎么也忘不了宣传什么‘伟大’，‘光荣’，‘正确’。”周恒刚说：“所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真正实行民主，公民不能充分享有人权和自由，我们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可能成为权贵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天堂，人民群众仍然会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上被剥夺的地位，以一种新的不平等，不正义代替过去那种明目张胆的反人道，非正义。”周恒顺说：“我倒不那么悲观。得看到进步，毕竟过去那条害死人的路线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老百姓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自由，像我们今晚上说的这些话，要放到以前，那不得掉脑袋？就像革命导师说的，‘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走回头路已不可能，民主，自由，人权之路是全人类的必由之路，谁也阻挡不了。由野蛮走向文明，从专制变为民主，是整个世界的潮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国不能例外，也不会例外。相信会往好处走，而不是相反。” 周恒刚说：“恒顺 说得对，我们应该有信心。” ……时候不早了，中学时代的“两周一牟”三个老同学，好朋友在月光下，在榆树村程家暗楼楼顶上，书生意气，直抒胸臆，说了够多的话，都是他们想了好久，窝在心里的话。牟洪云说：“守梅表姑让我们到楼顶上来看月亮，散散心，咱们倒好，说了大半晚上这些事，弄得心里沉甸甸的。”周恒刚说：“这就叫做‘位卑未敢忘忧国’啊。”周恒顺说：“是啊，不是有句老话吗？‘人生识字忧患始’，看来这辈子都改不了了。”牟洪云说：“改不了就改不了吧，现在不再说这些事了，说说咱自己的事吧。周恒顺，你明年就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周恒顺说：“还能有什么打算，当老师呗。”周恒刚说：“你情况特殊—是受了冤屈才上的师专，烈士子弟，也入党了，想进党政，人事部门会照顾的。”周恒顺说：“我念的是师范，我也愿意教书。我一直对老师有一种本能的向往和亲近感。我就要求上方庄中学，离酸枣岭和榆树村都不远，便于照顾两边的家。以后我就和洪云是同行儿了。恒刚哥就当你的官儿吧。希望你‘飞黄腾达’，记着：‘苟富贵，勿相忘’。”周恒刚说：“我这个性格，实际上并不适合当官儿—太直，不善机变，‘飞黄腾达’不到哪里去。县里正酝酿成立文联，想让我兼任文联主席。我打算工作之余，写一本表现‘另册’人物命运的书，恒顺，你得给我提供素材啊。”周恒顺说：“那太好了，我一定大力协助。”周恒刚说：“我希望这本书成为中国黑暗年代中那些不幸的人苦难人生的记录，告诉今人和后人，永远不要忘记。”牟云洪说：“但愿那种岁月彻底走进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天晚了，周恒刚和牟洪云就在表姑家住下了，周恒顺抱着已经睡着了的小宝儿和小杏儿一起回自己家。周恒顺蓦然想起奶奶和石头儿要是都还活着该有多好。小杏儿见他有点不高兴，问他：“怎么了？”周恒顺说：“没怎么，我想奶奶和石头儿了。”小杏儿拍拍他，没有说话。到了家睡下后，周恒顺说：“刚才在楼顶上，他们问我毕业分配的事，我给他们说，就要求分到方庄公社中学教书，好照顾两边的家。”小杏儿听他这样说，一股热流在全身涌动，她往周恒顺身上靠靠，周恒顺用大手抚摸着她光滑的脊背，他上了两年学手变柔软了，但还是那样厚实，温润，小杏儿觉得自己是榆树村，方庄公社，陶阳县，全中国最幸福的女人……她对他说：“老姥娘家的事办好了，表姑刚安下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我常过去看看。你也没什么心事了，安心上你的学。把那什么‘另册’、‘旁册’的事忘了它，咱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哩。”周恒顺的大手攥着小杏儿的小手，说：“你来到周家，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以后，咱们，咱两边的娘还有大爷都会过上好日子。……杏儿，你在我最困苦的年代义无返顾地嫁给了我，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爱……”说完，亲了她一口，杏儿脸上有点发烫，说：“我知道……”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初稿，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二稿，北京—平邑 。二零一四年九月八日三稿，十月九日定稿， 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