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三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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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已经很热了。陆国筠做好晚饭，放在锅上温着，她走出厨房，拿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水，站到窗前，焦急地朝外望着，她在等女儿明明回家吃饭。七点多了，学校放学两个多小时了，明明还不见影儿，看样子今晚又不回来了。陆国筠沉重地叹了口气，颓丧地坐到饭桌儿前。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党的“九大”开过以后，济南市掀起了新的一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明明闹着到革命圣地延安所在的陕北插队落户，陆国筠不同意，因为她和周桥结婚后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按政策规定，父母只一个孩子，可以“留身边”，不必上上下乡，再说，明明正上着高中，也不属于动员上山下乡的范围，但明明却坚持一定要上山下乡，而且就是现在，为这她跟妈妈闹得挺凶。她说，刚哥难道不是爸爸的儿子？再说，即使是独生子女，政策是“可以”留身边，但党和政府并不禁止他（她）上山下乡，关键是本人的态度。她还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是当代青年锻炼成长为革命战士的必由之路，谁也不能阻挡她走这条道路。她还借毛主席的话说，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就要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跟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而她周明明决不做口头革命派，最让人生气和伤心的是，明明居然说，爸妈特别是妈妈在这件事上的态度表明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没有真正触及灵魂，仍在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她甚至说，爸爸的态度，说明他背弃了他当年投奔延安的革命历史，为了跟爸爸妈妈彻底划清界线，他们越是反对她到陕北插队，她越是要去！明明撂下这些话，背上她的书包，“咚咚咚”地出了屋，把房门摔得“哐当”一声响，她是去她同班儿女生梁海燕家了。梁海燕的爸妈都在省文化厅工作，两人都是“黑帮”，现在都去了“五七”干校，梁海燕也是独子，也是非到陕北插队不可，两人“志同道合”，互相声援，不惜跟父母决裂，也要达到目的。看来今晚明明又去和梁海燕商量“对策”或“行动计划”了。陆国筠坐了一阵，弄出饭来，拿起一块全麦面粉馒头，咬了一口，馒头在嗓子眼儿里打转儿，咽不下去，老想干哕，她咬一口馒头，喝一口汤，强使自己往下吞咽，好歹吃了半个馒头，半碗豆芽菜，喝了一大碗汤，她必须挺住，无论如何不能病倒，周桥去年秋天结束了“专案审查”，来家待了两三天，去了“五七”干校，只在春节回来待了一个星期，家里就她和明明两个，而明明从一九六六年夏天红卫兵“破四旧”那时候起，就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小将”一边，跟被红卫兵当“牛鬼蛇神”“横扫”的姥娘家“划清界线”，拒绝来往，后来，陆国筠和周桥都被“揪”了出来，周桥还被省委批准公开点名批判，并专案审查，明明在学校里从风光的“红五类”一下子变成了倒霉的“黑七类”，被逐出了红卫兵组织，她决心背叛“反动父母”，死气白赖地靠拢革命造反组织，“大义灭亲”，不但在学校里和家里贴爸妈的大字报，还在批斗大会上揭发批判爸妈，从那到现在，三年过去了，明明居然再没踏过姥娘家的门儿，虽然不得不回家吃住，但只是因为学生“造反”，“革命”，并没人发工资，也不供给食宿，她只是把爸妈的家当作可以吃饭住宿的旅店而已，惯常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吃完饭，把饭碗一推，就回自己小房间去读毛主席著作，写读书笔记和“斗私批修”日记，她说得明白，她要亲毛主席，共产党，而再也不会亲已成为黑七类的父母，更不用说那些剥削阶级家庭的亲戚……她只是还没有像不少孩子那样亲自动手打骂自己的父母或其他亲人，也没像红卫兵传单上说的，著名作家，《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的儿子那样跟他的“战友”一起打劫了爸妈然后离家出走，……就这样，陆国筠和周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天真纯洁讨人喜欢的女儿，两人心目中的天使，他们和姥姥姥爷的宝贝疙瘩，成了家庭的反叛者，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文化大革命以来，爸妈，叔婶，她和周桥，还有远在崮山的妹妹，抄家，挨打，游街，揪斗，关押，隔离，叔叔丧了命，祸患纷至沓来，让陆国筠惊恐，痛苦，她都咬着牙承受了，天塌下来砸众人，复巢之下无完卵，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搞法儿，就像土改斗地主老财诉苦斗争，乱棍砸死，反右派批斗“鸣放”的狂生，戴帽儿，劳改，劳教，判刑，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轮到了她和周桥还有她几乎所有亲人，大家一起“被触及灵魂”，她和他的亲人们是运动对象呀，她开始不理解，但慢慢就接受了这种现实。但是，她的女儿明明这样翻脸无情，六亲不认，还不是做做样子，应付外人，而是十分认真，表里如一，不讲情面，全然是跟他们几乎所有人“恩断义绝”的样子，陆国筠真的难以接受，她不只是伤心，而是心碎，是心在滴血……她不止一次地想，她可以为她付出一切，甚至生命的，人世间最珍爱的女儿如今变得形同陌路，即使近在咫尺，心灵却如山海阻隔，人说“女儿是娘的贴身小棉袄”，而现在，他们母女间却一句真心话都不能说，也不敢说，运动中，批判十七年的教育黑线把学生培养成没有革命精神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小绵羊”，而运动开始后，不过十几天，几十天，这些“小绵羊”却一下变成了冷血的白眼狼。多亏周桥和前妻的儿子恒刚在济南，不是亲生，胜过亲生，给她许多帮助和安慰，陆国筠不敢想像，没有恒刚的帮助和劝慰，她能不能挺过这恶梦般的几年。恒刚多次和明明辩论，试图说服她，劝她不要孩子气，不要“左派幼稚病”，但明明铁了心，不为所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份，中央指示全国大中小学一律“复课闹革命”，一九六八年，工宣队进驻学校，领导“斗批改”，贯彻中央“六厂二校”经验，开始落实政策，陆国筠头上的“叛徒”帽子不翼而飞，没人再提了，尽管还没恢复她的党组织生活，也没宣布“解放”她，但已经安排她给学生上课了，亮亮那年为姑姑鸣不平，搅了学校的批斗大会会场，怕红卫兵报复。周恒刚把他送到陶阳乡下躲了一段时间，风头过去了，回了济南，也没再来学校。复课了，亮亮壮了壮胆，找工宣队说了自己的情况，工宣队让他写份检讨，允许他回校上课。亮亮功课好，在家里也没忘了学习，上了不到两年，拿了高中毕业证，回家陪爷爷奶奶去了。亮亮也是独生子，街道上没动员他下乡，亮亮本人大约自问没有成为“革命派”的资格，从不搭“上山下乡”这个茬儿，每天不声不响，除了帮奶奶做家务，还到街道上去要了材料，在家里糊火柴盒儿，挣点钱补充家用。有闲空儿，就看爷爷那些红卫兵没抄走的古书，不明白就找爷爷刨根问底，非弄明白不可。从那以后亮亮似乎有了精神寄托，不像以前那样愁眉苦脸了。亮亮很懂事，离开学校后，还常常回来看姑姑，帮姑姑买粮买煤，陪姑姑去医院看病，而且还像原先一样关心明明，不过两人在一起从不谈文革、政治方面的话题，尽说些学习和生活之类的事，看得出来，对亮亮说来，明明仍是他一起长大的妹妹，对明明来说，大概是亮亮并不在她划清界线的人之列吧。爷爷奶奶说，亮亮个子高了，为人处事，性格脾气，一下成大人了，就跟他爸爸上大学时那样儿了。陆国筠也为亮亮的成长变化高兴而又欣慰，更为明明的表现忧心。工宣队进校后，根据校革委和红卫兵造反派的汇报，几次表扬周明明同学在无产部分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与反动的社会关系彻底决裂，和犯有严重错误的父母划清界线，把她树立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表现好的典型，不但推荐他上了高中，而且还恢复了她红卫兵组织成员资格。陆国筠和周桥希望随着运动热度逐渐降低，明明收起心来好好读书，并且“恢复”和爸妈以及姥姥姥爷等亲人的正常关系，岂料明明却像俗话说的那样，“说她胖，她就喘”，在受到工宣队表扬，重新当上“红卫兵”以后，公开声称“爸妈一天不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她就一天不放弃跟他们的斗争”，陆国筠和周桥何尝不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尽管他们对自己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怎样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从开始就没弄清楚，至今仍然糊里糊涂）”，而“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标志是被“解放”，安排“领导岗位”，至少是“恢复党组织生活”，但问题是组织上，那些决定他们命运的人对已经到手的“猎物”轻易不肯放归山林，明知不能“处死”，却老是攥在手里。在这种情况下，明明仍坚持和爸妈“斗争”，倒也符合她从运动开始以来的思想逻辑和行为轨迹，陆国筠和周桥也毫无办法儿，“斗争”就斗争吧，斗争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没想到，明明又给他们出了新的难题，正读的高中不上了，和梁海燕搅在一起，非到陕北插队不可。明明说：“上什么高中？高中毕业，也不能考大学，大学招生是从工农兵中推荐，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就行。我绝不再走封资修读死书的老路。”陆国筠跟她吵了几次了，恒刚也劝她，她谁的话也不听，陆国筠给周桥写信，让他请假回来，做做明明的工作，但周桥虽然解除了“隔离”，却还是戴罪之身，不能随便请假。过几天学校就放暑假了，陆国筠打算去一趟干校，跟周桥商量商量。她十分牵挂周桥，也很想去干校看看他在干校到底过得怎样。恒刚从榆树村回来后，军工宣队的工作忙了起来，他负责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经常出差去搞“外调”，运动以来挨整的人被定了不少罪名，很多是扑风捉影的东西，原来的“证明材料”，证明人在高压下写了不少夸大不实之词，有的牛头不对马嘴，而事关阶级立场，又不能轻易否定，必须重新取证，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陆国筠想，放了假，不管恒刚在不在济南，她都得去一趟干校，反正明明也不是小孩子了，不会渴着，饿着。……

放了暑假，陆国筠收拾了给周桥带的东西，写了个纸条儿到齐鲁大学交给恒刚的战友，说妈妈去干校了，让他回来后照看明明，又去了祥云里给爸妈说了明明闹着下乡，她去干校，让亮亮常到学校那边跑跑，了解学生下乡的消息，回到家，明明不在，也没处儿去找他，只好给她留了张条子，离开家走了。明明来家，见了条子，冷冷一笑，对一起来的梁海燕说：“我妈去干校搬兵了，不管她，我们好好准备行装，给她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她从干校回来，说不定我们已经住在陕北窑洞里了。”梁海燕说：“我更省事。我跟俺家两个‘黑帮’招呼也不打，走了算完。”两个女孩儿为自己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态度很是得意。

干校建在渤海边儿一个荒滩上。陆国筠下了汽车，放眼望去，看不见边儿的盐碱地上，长着齐人高的野草，同车的干校学员对她说，刚来的时候，学员们有的住在用木棒和蒿草搭的棚子里，有的住在附近村里老乡家，先脱坯，建窑，就地取材烧砖瓦，自己动手建房子，一部分人开垦荒地，打井，修路挖渠，现在已经小有规模了。有个学员说，干校那些小当兵儿的“领导”天天教导学员，“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有个学员对陆国筠说：“哼，学员们吃的苦，比起红军长征，也差不到那里去。一般干部还好，最苦的是那些没解放的老干部，活儿再重不敢讲价钱，怕说态度不好，同时还要挨整，身体精神双重压力。”周恒刚来干校看过，回去说干校条件还算可以，周桥信上更是报喜不报忧，看来，他们都在骗她。陆国筠经同车来的学员指路，找到了周桥的住处，原来周桥作为待解放的“黑线人物”，虽然是年纪较大的老干部，但还没分到砖瓦房宿舍，仍然住在干校外边一个村里，房东是个“五保户”。一个孤老婆子住两间土墙草顶的小趴趴屋儿，周桥住在她的一间小锅屋儿里。屋里的土墙像锅底一样黑，在小屋一个角儿上，用木橛子和棍棒秫秸等物扎成一个架子，铺上蒿草，就是周桥的“卧榻”了。房东老太太仍然要在这屋里做饭，烟熏火燎。老太太一贫如洗，吃，靠生产队一点地瓜干儿，白薯，一点萝卜疙瘩；用，偶尔向生产队求告一点钱，拿来买盐和点灯用的煤油；穿，夏衣仅可蔽体，冬装勉强避寒。周桥初来时，见了这番光景，想老人这样也算是“活着”，不禁再一次为中国的老百姓顽强的生命力吃惊。周桥毕竟是革命党人，不只是有惜老怜贫的恻隐之心，还视房东老太太为阶级亲人—他知道不会安排学员在地富反革命家里居住—而时常周济帮助。老太太感激不尽，提出让周桥搬到“大屋”住，她来住小屋，周桥哪肯答应，说：“大娘，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儿子，哪有儿子住大屋，老的住小屋儿的？”老太太说，她遇到菩萨了。……近一年来，周桥就一直住在这个四面黑墙的小黑屋儿里，一张不是床的“床”上，他倒并不以为苦，据他观察，这个村里，不少老百姓睡这样的床，有的人家连个像样的锅灶都没有，就用几块石头架起铁锅生火做饭，不少人家，连吃饭的碗都不够一人一只，……全国几亿农民穷成这个样子，却还养了那么多人在那里耍嘴皮子，摇笔杆子，想坏点子，制造乱子，那么多人不工不农，不商不学，专以整人或挨整为业，真是一种全世界罕有的“奢侈”和浪费！不间断的革命却没能解放生产力，抓革命却怎么也促不好生产，这个星球上最红色，最革命的土地，也最落后，最贫穷。……周桥睡在小黑屋儿里，柴草堆上，冬夜酷寒，夏天奇热，又加跳蚤、蚊虫叮咬，常常深夜难眠，免不了翻来复去想这些事情，他有时觉得，儿子恒刚不时说出的那些离经叛道的话，仔细想来，却真的有些道理。周桥想，文革以来对他的批判斗争，不但没有让他真正认识子须乌有的“错误”，反倒让他对通行的“说法儿”和做法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周桥来干校后，除了参加政治学习，写“检查交代”，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他快五十岁了，身体本不强壮，两年多的隔离审查，思亲念子，精神压力，没有户外活动，阳光都见得很少，把他的身体弄得衰弱不堪，干校里诸如脱土坯，倒砖坯，装窑出窑，开荒种地，修路挖沟都是重体力劳动，他实在吃不消，但又必须咬牙硬撑，干校各连排的领导骨干都是部队上的基层干部或者班长战士，共同的特点是没有文化，不通人情事理，满口教条儿，“左”得可笑，可憎，劳动中天下大雨，他们要让学员向《沙家浜》里的郭建光学习，冒雨“战斗”，做“泰山顶上一青松”，美其名曰“磨炼革命意志”，让暴雨冲刷掉学员身上的“官气”，“娇气”，而大好的晴天却不出工，在家学习政治，因为政治学习的时间是事先安排的，是固定的，按林副统帅的指示，这是要“雷打不动的”，不能受生产冲击，而政治则可以冲击生产，冲击业务，老百姓编顺口溜儿说：干校是“雨天下坡，晴天趴窝”。前不久，又一次冒雨出工，周桥没做成“泰山顶上一青松”，倒下了，成了病秧子，发高烧，起不来了，他挣扎着去干校卫生室打针，回到小屋儿里，昏昏沉沉地躺着，多亏房东大娘过一会儿给弄点水喝。陆国筠来到了，小屋门儿敞着，周桥躺在床上，熏黑了的蚊帐上落满了苍蝇，陆国筠对干校生活条件会很差早有思想准备，但眼前的情景还是让她十分吃惊。她站在床前，两手挥动着，苍蝇受到惊扰，一哄而起，她掀开蚊帐，见躺在床上的周桥头发蓬乱，胡子拉楂，又黄又瘦，鼻子一酸，泪水在眼里滚动，颤声道：“你怎么了？这是成什么样儿了？”周桥笑着说：“哪里‘怎么了’？怎么还‘成什么什么样儿’？没什么，就是干活儿淋了雨，感冒了，已经好多了，别大惊小怪。”陆国筠说：“雨天干活，你不带雨具？怎么会淋出病来？”周桥说：“干校领导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提倡学习郭建光，讲‘人定胜天’，大雨大干，说是最好的锻炼。”陆国筠说：“那不是成心折磨人吗？”周桥说：“你可别乱讲话。”陆国筠摸摸周桥的额头，已经退烧了，倒水让他喝了，坐到床沿上，用手躯赶着执拗地萦绕在脸前的苍蝇，问：“你就一直住在这样的地方？”周桥说：“干校白手起家，没地方住，不少人住地窝子，草棚子，我年纪大些，安排到这里，还是照顾。已经盖了几排砖瓦房，领导、骨干，部分没大问题的学员住进去了，我还没摊上，估计再待年把两年，我也能搬进新房子。”陆国筠说：“‘年把两年’？你还打算在这里待几年？待一辈子？”周桥不发热了，陆国筠的到来让他十分高兴，人也精神了，眼睛变亮了，笑着说：“还真让你说对了，开学第一天，干校领导就让我们树立‘长期作战’，扎根干校的思想，让学员锻炼成‘五七’战士，一辈子走‘五七’道路。”陆国筠沉重地说：“你在这海滩上当一辈子‘五七’战士，你女儿也要去陕北插队落户，到‘广阔天地’里干一辈子革命。她因为‘表现好’，已经推荐上了高中，她是独生子女，不属于上山下乡动员范围，而她和梁海燕两个人抱起膀儿来，自报奋勇，学校，街道，甚至区里到处跑，申请插队落户，让上边当‘典型’表扬了，还上了报纸，广播，两人越发得意，决心更坚定了，再说，已经这样儿了，想不去也没法儿回脖儿了。这个闺女啊，我快让她愁死了。”周桥说：“按政策，她是可以留身边的。”陆国筠说：“可是她要‘革命’啊，要用更彻底的革命行动证明自己，要彻底跟我们‘决裂’呀。我这次来，就是跟你说说，看看有什么办法儿，能把她拦住不，我听说，庄重同志解放了，进了省革委班子，让他帮帮忙说句话行不行？”周桥沉吟道：“庄重同志这几年挨批，‘包庇’我是他的一大‘罪状’，现在刚出来，难免束手束脚，再说知青上山下乡事关政治路线大是大非，因为这种事找他，显然太为难他了，再说，即使庄重说了话，明明一意孤行，跺跺脚走了，谁也没办法儿。报上不是登了那种‘典型’，为了走上山下乡道路，不惜跟家里闹翻‘决裂’的吗？明明执意要去，我们就别拦她了—拦也拦不住，随她去吧。她这个年龄，正处在青春叛逆期，你越不让她干的事，她越要干，何况我们还是‘黑线’人物，跟我们作对还是‘政治正确’。将来有一天，她尝到苦头儿，自己碰了壁，自己再回头吧。”陆国筠说：“到那时候儿再回头，就晚了，她的前途也耽误了。”周桥说：“看，难怪明明批判你，‘前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又出来了。别管她了，让她走吧。”陆国筠说：“哼，什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听恒刚说，现在很多当权者—首先是部队的干部纷纷走‘后门儿’，让自己孩子当兵，曲线逃避上山下乡，而且还要挑好兵种，我看现在唱革命高调最响的人，是谋取私利最凶的人，就逮着我们这样儿的还有小老百姓倒霉。”周桥摇摇头，说：“没有办法儿，我们只能是望之兴叹，无可奈何。革命，真难呀。”陆国筠看一眼忧思满脸的周桥，心想，她的话又勾起了他脑子里对理想和现实的冲突的思虑，不忍再烦他，转而说：“这孩子从小没吃过苦，除了跟我们回老家，农村是个什么样儿，她也不清楚，上陕北那种地方去，我真不放心。再说，她走了，你还在干校，我一个人在家，也太难受了。”周桥说：“那你得自己劝自己啊。你看，现在城市里的家庭，那个不是一家人分得天南海北？也不是咱们一家。再说，不是还有恒刚吗？你没事儿常跑跑祥云里看看老人。……”陆国筠站起来，从院子里舀点水，找了抹布沾湿了，擦屋里的小桌儿小凳儿和灶台，又弄水洒了地，把地扫干净，房东老太太看见了，说：“噢，这是周同志的媳妇儿吧？哎哟，怎么这么俊，这么年轻，跟大姑娘似的？她姐，周同志可真是好人啊，……来到俺这个穷地方，吃苦受罪呀。”陆国筠说：“大娘，他在你家住，给你老添麻烦了。”老太太说：“哪里的话，这种贵人，我请还没处儿请去哩。”陆国筠忙从包儿里拿出一包点心给老太太，老太太假意推辞一下，两只手哆哆嗦嗦地接了，得了宝贝似的，说：“俺的娘，十几年没见过点心了。”赶紧回自己屋了。陆国筠说：“这地方老百姓太穷了，老太太太可怜了。”周桥说：“走遍全中国，除了个别的靠吃小灶儿扶植的假典型以外，哪里的老百姓也好不到哪里去。”陆国筠问：“饭怎么吃？”周桥说：“干校有食堂，这两天我生病，本连的小青年来给我送饭，我也吃不下，吃不了的，我都给了老太太了。”陆国筠问：“家属来了怎么吃饭？”周桥说：“我这里有饭菜票儿，麻烦小青年让他们再送点儿来就行了。”陆国筠说：“不用那样，快到了点，我打听着路儿，上干校食堂去买饭吧。我也想看看干校是个什么样儿。”两人正说着话，一个年轻军官，短轱辘个儿，赤红脸，长了不少粉刺疙瘩，嘴唇很厚，像肿着似的，一步迈了进来，周桥忙欠起身，说：“连长来了，快坐下。”又对陆国筠说：“这是我们连的朱连长，是我们的领导兼老师。”又面向朱连长，说：“这是我爱人陆国筠，学校放假了，来看我了。”陆国筠忙说：“朱连长，你好。”一面忙拿小板凳儿请他坐，朱连长也不客气，大模大样地坐了，学着部队大首长说话的样子，大声大气地说：“那好啊，欢迎，这也是对我们‘五七’战士的支持嘛，好。”一面又说：“你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你们这些人啊，长期做官当老爷，养尊处优，惯坏了，确实需要进一步锻炼，改造。一次冒雨战斗，不过两、三个小时，病倒了七、八个。太娇气了。这要放到战争年代，行军打仗怎么能行？”周桥说：“朱连长说得对。是要加强锻炼。”朱连长又对陆国筠说：“周桥来干校以后，表现不错。对错误有认识，劳动态度也好。不过，他是被公开点名批判的旧省委宣教系统的走资派，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少，中毒深，还需要长时间改造。你来看他，我们欢迎。但注意不要帮倒忙儿，扯后腿，要促进，不能促退，如果因为家属来探亲引起学员思想回潮波动，我们是会向所在单位革委、工宣队反映的。”陆国筠脸憋得通红，头上冒出汗来，心里十分不快：这个大兵即使对外单位的人也一点儿不留情面，但还是忙说：“请朱连长放心，我不会扯他后腿，他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了，党性强着呢，不会因为我偶尔来一趟，思想有什么波动，他还会会儿教育我哩。”朱连长听陆国筠说周桥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有些尴尬，说：“那就好。我是提个醒儿。毛主席不是说来吗？对大是大非问题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朱连长说完扬长而去了，陆国筠说：“这位朱连长够厉害的，像《沙家浜》里胡传魁说的刁德一‘一点面子也不讲’，让人下不来台。你们这些学员摊上这样的教条儿领导，四六不通的，难有好果子吃。”周桥说：“其实这人在部队里是提拔不久的小排长儿，喊他‘朱连长’是因为他担任干校我们这个连的连长，这帮小当兵儿的一个个都是这副德性，这种嘴脸，说话都差不多腔调儿，翻来调去就是那几段毛主席语录，几句唬人的大话，都是一个师傅的徒弟，不过这些人也就是干哟呼，起个工头儿的作用，真正决定我们命运的还是原单位党组织。”陆国筠收拾好了小屋儿，又把院子打扫了，快到了开饭时间，就去干校食堂，买了点饭菜，又买了面粉，一点油盐和青菜，几只鸡蛋，回来找老太太借了面板儿和擀面杖，擀了点面条儿，做了让周桥吃了，还给老太太盛了一碗。晚上，两人睡在周桥这张棍棒床上，陆国筠偎依在周桥身上，给周桥说爸妈，亮亮，婶子，还有姥娘家兆运舅舅死在劳改队，恒刚去参加丧事的情况，说着，说着，不由得长吁短叹，周桥说：“别这样，老是唉声叹气的。文化大革命几年了，见的这类事情够多了，承受能力还没提高？不是早就说过吗？任何灾难总有结束的那一刻，我们现在不就快看到曙光了吗？”陆国筠说：“还‘曙光’哩，痛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哩。”周桥惊问：“怎么了？”陆国筠说：“明明去了陕北，还不等于把我的心摘走了？这可倒好，你大学没毕业，就偷偷去了延安，明明刚进高中没几天，不上了，去陕北落户当农民，你那时是去抗日，她这是为啥呀？”周桥说：“怎么还为啥？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吗？明明算是重走老一辈的革命路吧。”陆国筠说：“看美得你。明明不嚷着跟咱‘决裂’吗？我不明白，这个妮子怎么就那么狠心？我一想这事就伤心死了。”周桥说：“别那么伤心了，共产党讲的是‘党性’，‘阶级性’，而不是通常说的‘人性’，为了阶级利益，不惜六亲不认，提倡‘大义灭亲’，叫做‘亲不亲，阶级分’，当年在延安参加整风，有领导引用苏联捷尔任斯基的名言‘忠诚的极致是无情’，明明从小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我们也是教育她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忠于毛主席，忠于党，要永远热爱毛主席，毛主席比爸妈比任何人都更亲，更重要，她那么小，只能跟着潮流走，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认真想想，在运动中狂热追随的青少年们有的是出于忠诚，也有的是出于恐惧，毕竟在我们的社会里，如果进了有问题的人的行列，是太不堪设想了。再说，明明现在这个态度既是时代特色，也是我们教育的结果，苦酒是我们自己酿的—我们也只能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能自己吞下去。”陆国筠说：“我也看着她可怜。我知道，她是拼着命跟有问题的亲人，犯了错误的爸妈挣脱开，挣脱就挣脱吧，可问题是，能挣脱得了吗？人家能真正接纳她吗？这边背弃了，那边还是不真正接纳，这才是最可悲的。我更是为她的前途犯愁。没想到，在新中国，我们的孩子会陷入这种苦境。”周桥说：“没那么可怕。别愁，我的问题解决了，你本来就没什么问题，明明自然就没什么事儿了，仍然是咱的好孩子，也不会没前途。”陆国筠说：“但愿如此吧，……我这次在你这里待几天，给你拆拆洗洗，伺候你的病彻底好了，抓紧回去，她如果非去陕北不可，得回去帮她备行装，送她走啊。”

两人睡了。后半夜，陆国筠让周桥的身子给烫醒了，药劲儿下去，周桥又发高烧了，看样子在三十九度以上，烧得说胡话，嘴里不住地叫“明明，明明”，陆国筠起来弄湿毛巾为她做冷敷，看着他痛苦万状的样子，听着他喃喃地喊女儿的名字，陆国筠心想，他和她一样牵挂着女儿，为她忧心，只是把感情压抑着不外露就是了。过一会儿，周桥醒了，陆国筠倒水让他喝了，说要去找大夫，周桥说：“半黑拉夜的，你一个人出去怎么行？你知道上哪去找？也太麻烦人家了。稍安勿燥，天亮了再说。”第二天一大早，陆国筠跑到干校卫生室，让值班的给找来了大夫，周桥发烧到了四十度，喉咙疼得厉害，扁桃体发炎，已经化脓了，大夫说，要注射青霉素，连续打针一个星期，否则极易得风湿热，甚至会引起风湿性心脏病，可是小锅屋儿太狭小，太不卫生，没法儿打吊针，周桥只好挣扎着起来，陆国筠扶着他去卫生室，打了两天针，周桥高烧减退，但仍在三十八度左右，周桥催陆国筠回去，陆国筠放不下心，又待了三天，还挂着明明，心急火燎，坐立不安。周桥打完针，回到小屋儿。陆国筠急得难受，一个人去干校转转看看。干校正门一面迎门墙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穿着草绿色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接见红卫兵时的巨幅画像，院里到处是鲜红的“毛主席语录”牌，全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类语录和诗词名句。一个个大批判专栏里，批判文章琳琅满目，有的还配有漫画，可称图文并茂，内容火药味儿甚浓，一副剑拔弩张之势，让人心悸，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类标语贴满墙，足以让有“问题”的人不寒而栗，心惊胆战。看起来，这里不像传道授业教化育人的干部学校，倒很像是劳改营或劳教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察看守，而是由穿军装但不带武器的军人管教，当然更没有高墙电网。学员们住的地窝子，草棚子和几排新房门外，晾晒着床单，被褥。因为下雨天，总是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不下了，屋里还在滴滴答答，新房子墙壁未干，就住了进去，多雨又兼靠着海边，屋里地面水拉拉的，墙上满是水珠儿。她听说，学员们抱怨在里边住得浑身酸痛，卫生室的人说，这样下去，人人都会得关节炎，类风湿。伙食很差，学员们每天从事重体力劳动，严重营养不良，身体透支，病号很多，卫生室的人忙得不可开交，干校领导还指责卫生室是有问题人的避难所，警告这些人不要“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对“斗批改”，“斗私批修”消极对抗，甚至还形象地说：“处方笺和病假单上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弄得大夫和卫生员左右为难……陆国筠偷偷对周桥说：“这里哪像个干校？就这样的地方能培养出‘共产主义新人’？这种搞法儿，不是要人命？”周桥说：“学校的指导思想就是对学员实施改造，特别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在这里，跟农村的四类分子差不多，年纪大的，身体有病的，时间长了，确实够呛，死不了也得扒层皮。”又压低声音说：“已经有人不堪虐待，自杀了 ，是个老干部，说他是假党员—原先的入党介绍人不肯给证明了，老查不清，身体又不好，看来是绝望了，跑出去找棵树吊死了，真惨。”陆国筠看着因为病得厉害变得更瘦，眼睛显得特别大的丈夫，说：“你和恒刚都说干校情况还可以，你们骗我。实际情况原来是这样，你可得当心啊。”周桥说：“你不用担心我。我什么事没经历过？我是久经沙场的，这点困苦，弄不垮我。你别管我了，赶紧回去看明明吧。”陆国筠眼里含着泪，说：“你烧还没退，我能舍下你就走？”周桥忙说：“你看你，小孩子似的，动不动就流泪。我抓紧让烧退了，你就走。”

学校放了暑假，妈妈去了干校，家里就剩下明明自己，哥哥一直在外边搞“外调”。明明从梁海燕家回来，觉得很孤单。以前这种情况她早就跑到姥姥家去了，但是她早已和姥姥家“划清界线”，祥云里陆家那个大门她不会踏进半步了。妈妈不在家，她从食堂买饭吃，早晨起晚了，就会饿肚子，还是妈妈在家好。妈妈虽然是“走资派”，“黑钱人物”，但妈妈毕竟还是妈妈，尽管文革以来，明明为了跟妈妈“划清界线”，不止一次地伤害她，但是妈妈却依旧像人们常说的，“那辈子该她的，这辈子还她的”，不管她怎样让妈妈伤心，妈妈的心却怎么也伤不透，照样关心她，疼她，像明明在农村见过的大绵羊对自己下的小羊羔儿，疼她爱她是出于天性甚至是本能，……有时明明暗暗觉得特别对不起妈妈，也对不起爸爸，她知道妈妈和爸爸按通常标准都是特别好的人，他们善良，平和，朴实，撇开文革中批判他们的政治上那些事之外，仅仅就做人而论，明明觉得爸妈是无可挑剔的，几乎没有缺点的人，而明明却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有时明明会突然恨自己趋炎附势，在妈妈和爸爸一生中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不但不帮他们，反倒跟着别人来打击和伤害他们，这很像《圣经》中说的当罗马人把耶苏绑在十字架上，受恩惠于耶苏的人却用石块儿砸他一样。明明有时候想，不再管什么“划清界线”那一套，不论别人怎么看她，怎么说她，怎么对待她，干脆重新回到爸妈身边，做他们的乖女儿，可是，明明没有勇气没有胆量抗拒学校和社会上浩浩荡荡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她只能随波逐流，否则，她不止会被无情地冲击，还会被抛到干涸的，黑暗的荒滩野坡，像孤魂野鬼，一辈子没有立脚点，没有归宿。那太可怕了。是对革命队伍的向往和怕被抛弃的恐惧让明明下了决心先跟姥姥家后又跟爸妈“划清界线”的，她能坚持下来，经历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和几乎让人崩溃疯癫的挣扎，很不容易，就像上了一个山坡，她只能挺住，不能再退下来，否则会前功尽弃。明明犹豫过，彷徨过，动摇过，但是每一次明明都战胜了自己的摇摆，坚持下来了，明明也是迫不得已。当明明作为红小兵跟着高年级的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打烂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豪情和跟毛主席干革命的狂热，她姥爷被抄家，她不能去看望，安慰，她怕被同学们看见，被说成是“两面派”，后来爸妈都被“打倒”了，她从革命干部子弟一下子成了“黑七类”子弟，像从天堂堕下，不是堕入人世，而是跌进了地狱，明明才十四岁，她一下被打懵了，她惶恐万状，她丧魂失魄，她甚至想到过死，但她还那么小，她不甘心就此沉溺，就此倒下，她不甘心被时代大潮抛弃，被新世界放逐，被党和革命队伍排斥，无论如何她还是要去追随，明明只有这一条路儿可走，她原先赖以存活的根基一下坍塌了，她不能随同沉陷，她拼死命也要从那根基上挣脱出来，明明没有别的办法儿，和爸妈、和姥姥家那些反动亲属决裂是她唯一能采取的，用以彰显自己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忠心的“革命行动”，如果需要在毛主席、共产党和自己亲人之间做出选择，明明不管心里多么矛盾，怎样纠结，在行动上，她只能选择毛主席和共产党，明明虽然很小，但却懂得古人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是说，在封建社会，当“忠”、“孝”二者不能兼顾时，要坚持忠于皇帝，而舍弃对父母的“孝”，这是当时最高的道德准则，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对伟大领袖的“忠”更是至高无上的，正像革命歌曲里唱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爹娘恩情重，比不上毛主席”，人家那还是说的没有问题的爹娘哩，这是通行于中国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最高伦理。在中国，每个人都有两种生命，一种是肉体的生命，来自于父母，要吃要喝，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有的，还有一种就是政治生命，人们把受到共产党信任，能被接纳入团、入党，允许参军，提拔当干部，从事机密工作等等看成是“政治生命”，而一个人如果只有肉体生命，而被剥夺了政治生命，那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境遇和拥有政治生命者相比，则如同天渊之别，就成了“行尸走肉”，只是由于动物的求生厌死的本能而勉强活着，因为那样活法儿，远不如死。明明生在条件优越，政治、文化氛围浓重的家庭，听的多，读的各种书籍多，对人生的理解，对个人前途的关心程度自然比一般家庭的孩子更深，更强烈，年纪虽小，但看到周围不同家庭出身，不同政治条件的孩子不同的前途和命运的例子太多了，让她触目惊心，她为自己的好出身，优越的成长环境而庆幸，她觉得对于她来说，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每一朵鲜花都在为她开放，向她展开笑颜，每棵树上的小鸟儿全都在为她歌唱。她不能想像，如果自己换个孬出身，成为那种家庭的孩子，她会怎样，明明没想到，那样的命运真的落到了自己头上，明明还那么小，她如花的季节刚刚开始，不能就这样被暴风雨摧毁，湮灭，她不甘心做已经沦为阶级敌人的父母和反动亲属的牺牲品，为了自己的前途，明明只能有一种选择，就是跟姥姥家跟爸妈划清界线，这有点儿像遇见了滔滔洪水，明明没办法儿去顾及落水的亲人，她只能先顾自己逃生，明明这样做，看上去十分决绝，一副义无返顾的样子，但是她内心深处的痛苦，冲突和挣扎，只有自己知道，多少次她梦见姥姥，姥爷，爸爸妈妈，醒来后，自己捂着被子哭泣，泪水把枕头都打湿了，……明明咬着牙，硬着心，她挺了过来，坚持下来了，明明的做法儿没有错。明明的表现感动了“上帝”，军工宣队进校后，她几次受到表扬，还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文革期间共产党为了体现政策，对家庭及社会关系有问题的青少年表示宽大、怀柔而专门规定的，而且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首肯的“叫法儿”—表现好的例证被写入了上报材料，明明被推荐上了高中，并重新加入了红卫兵组织，让同为“黑七类”子女，但没此幸运的同学艳羡不已，明明知道，革命群众组织是自发成立的，不成系统的，非正式的，临时的，离开所在单位就会自动作废，远不是共青团—共产党的“后备军”—那类组织，以她现在的政治条件，今后想入团，更不用说入党，真正受到党组织信任和重用，会非常之难，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明明只能朝前走，她要用更加突显自己忠诚的行动向党证明自己，她要像毛主席号召的那样“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毛主席号召青少年上山下乡，她虽然正上高中，但她和梁海燕一起，偏要特立独行，放弃学业，到农村去，到革命老区去，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滚一身泥巴，献一腔热血，炼一颗红心，她幻想自己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彭湃那样的背叛剥削阶级家庭的革命先锋，成为邢燕子、候隽那样的知青典型，爸爸犯了路线错误，走向了反面，他年轻时投奔延安，那是光荣的革命行动，现在，明明决心走爸爸当年走过的路，但是妈妈不同意，妈妈还说，爸爸也不支持，这让明明特别反感，他们被批斗两、三年了，检讨写了有两箩筐了，但遇到具体问题，涉及到个人利益，资产阶级立场又暴露出来了。明明知道妈妈是心疼她，怕她受苦，可是妈妈想过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局，她怎么就不怕青年变修，江山变色呢？她和爸爸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热爱毛主席的，那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对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又是什么态度呢？……明明要同他们作斗争，他们越反对，她越要去。明明决心下定了，八头牛来拉，明明也不回头。明明的革命行动得到工宣队的大力支持，还受到了表扬，市里的“简报”还有报纸、广播都报道了她的事迹，明明的决心更坚定了。这是她即将揭开的革命人生新的一页，一个闪亮的开头儿，这对她来说，很关键，很重要。妈妈去干校看爸爸，让明明一起去，明明没答应，她必须坚持和爸妈划清界线的立场，不能动摇，而且她还暗自希望，妈妈不在家的这段儿日子里，她就奔赴陕北，她倒不怕妈妈阻拦，她是不愿看到妈妈哭哭啼啼的样子。工宣队的人为了突出明明这个典型，希望她临走前给爸妈贴大字报，表示与他们决裂的严正立场，明明有点不情愿，他们毕竟是她的妈妈、爸爸，而且他们还不一定是敌我矛盾，何必临走再伤他们的心？但是，明明是工宣队树的典型，她不能不听他们的，她现在是骑在虎背上了，只能按工宣队指的路往前走。这两天，明明听说这批下乡知青有两个去向，一个是去生产建设兵团，一个是去插队落户，前天名单公布了，去生产建设兵团的全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女，而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有问题的，全都去插队，即使明明做了典型，去兵团还是不够格儿。据说兵团靠近外蒙，而外蒙跟苏修是一伙儿的，所以去兵团的都要进行“政审”，政治条件不好的，兵团不接收。而下乡知青们谁都希望去兵团，因为兵团类似于解放军，兵团战士有点像国营农场的工人，发工资，条件比到农村插队好得多。原来如此。明明不免感到失落。无论怎么努力还是不行。明明愿意去陕北，让明明难过的是自己仍然受歧视，仍然在人们常说的“另册”上。她觉得自己的心又受了伤。但是明明马上告诫自己，不能患得患失，政治条件不好的人，是要长期接受党组织的考验，这次分配就是一个考验。明明必须经受得住，经得起考验。明明趁妈妈不在家，和梁海燕互相帮着，整理行装。妈妈虽然不赞成明明下乡，可是心里知道拦不住她，已经暗暗地把明明应该带的东西收拾出来，放到一边儿了，他们只需要打包儿就行了。除了打包儿，明明和梁海燕两人还按工宣队的要求，给自己爸妈写了大字标语，上边写着：“转变立场，洗心革面，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明明在家里，把大标语挂上又取下来，取下来又挂上，在即将离开家的时候，她突然觉得自己的做法儿是不是太过份了，临走，还要往爸妈心上捅一刀，但明明没有办法儿 ……她得和党组织站在一起，而工宣队就是代表党的，她必须照工宣队的安排去做。妈妈走后的第五天，明明接到了出发的通知，去陕北的知青第二天就启程，明明和梁海燕兴奋地相拥在一起。可是，到了晚上，家里就只有明明一个人了，明明看到墙上她考上初中时爸妈和她三口人的合影，她落泪了。她好想走前见到妈妈和爸爸，但是不可能了。妈妈去干校几天了还不回来，是爸爸在干校的情况不好，还是他们中哪一个病了？明明突然觉得十分想念爸爸，挂念妈妈，……她往齐鲁大学打电话找哥哥，接电话的人说哥哥去云南了，要十几天以后才能回来。连哥哥也不在家，周明明，这次没有阻挡你的了，你一个人利索了吧？她只能一个人上路了，连一个给她送行的人都没有。明明觉得自己好惨，好苦，好悲伤……睡下以后，蚊帐里有几个蚊子，轮番向明明发起攻击，咬得明明睡不着，明明想，如果妈妈在家，明明的蚊帐里就不会有蚊子，妈妈会提前把蚊帐里的蚊子全赶跑，临睡前，甚至夜里，妈妈还会拿着手灯来检查明明蚊帐里有没有蚊子……妈妈的爱是无所不在的，无微不至的，明明突然感到好想妈妈，也想爸爸，妈妈去干校，让明明一起去看爸爸，明明没敢去，她怕给校革委、工宣队不好的印象，她不能前功尽弃，可是，不论明明多么尽心尽力地“表现”，去兵团，仍然不够格儿。而即使和妈妈一起去了干校，也不会取消她到陕北插队的资格。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是任务，多多益善，不讲什么政治条件，即使你父母、亲属一大堆“乌龟王八蛋”，也没什么关系，犯错误的人不也常常弄到乡下去劳动改造吗？农村是个大熔炉，可以把随便什么破铜烂铁往那里扔，农村又好像是个大垃圾场，城里有问题的人，可有可无的人，没多大用处的人，碍事碍眼的人，都可以往农村赶，中国的农村大得很，它的容量是—就像数学上一个概念—无穷大的。……明明自己也不知道，这会儿自己怎么会产生这样一大堆想法儿，她现在很懊悔，但是已经晚了。妈妈今天还没回来，她知道明明最近去陕北，在干校怎么会待得住？莫非爸爸病了，还是妈妈自己病了？爸爸结束了专案隔离，回家来，人老了好多；妈妈身体也一直不好。明天，明天就要离开多泉多树多花的济南，去往—听爸爸说—多黄土，多大风，多沟壑的陕北了，走前见不到妈妈，见不到爸爸，更见不到姥姥姥爷（他们这几年受了那么多苦，不知老成什么样儿了？），现在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在更深人静的夜里，明明觉得自己孤单，软弱，无助，伤感，痛苦极了，她哭了，她躺在床上，任由泪水尽情地流淌，……哭吧，哭吧，明天晚上就不能在家里哭了，在火车上，当着同学的面，她还得装作坚强。……

这几天，祥云里陆家老爷子，老太太一直处在难耐的煎熬之中。两个人吃不下，睡不安，天明到天黑，十遍，百遍地念叨明明下乡的事，国筠去干校前来这边，说明明不听劝阻，报名去陕北插队落户，已经定下来，只好由她去了。她去干校，三、两天就回来，好回来送明明。可是国筠去干校已经七天了，还没回来。两位老人像在针毡上一样，坐立不安。从一九六六年当伏天，红卫兵来抄家，老爷子被打伤，过了没多久，在大学教书的弟弟自杀，他们的宝贝外孙女明明就没踏过他们家的门槛儿。明明出生后，总有一半儿的时间在这边儿，上学了，每个星期天都过来。明明是他们看着，疼着长大的，是他们的心头肉，突然，见不到明明了，他们像丢了魂儿一样难过。但是没有办法儿。明明不来，他们也不能去。他们清楚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已经连累女儿和女婿了，也会连累到外孙女儿，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加罪过了。可是，明明竟然真的就不认姥姥姥爷了，这让他们寒心，闹心，痛心，伤心。……程兆菊常为这事哭天抹泪儿。陆伯言劝她：“别难过了。明明肯定受到很大的压力，她也是没办法儿。社会上也不是一个孩子这样做。为了证明自己‘划清界线’，打娘骂老的多得很。明明并没那样做。她这么小，一辈子才刚刚开始，咱也不希望她受咱连累，影响前途。”程兆菊说：“这个理儿我懂。可是我就是想不通，她个小孩子，人家也没人跟着她，看着她，明着不敢来，黑了天，偷偷地来看看姥姥也不行？”亮亮在一旁听了，说：“奶奶，明明是要和你们划清界线，偷着来也不行。”程兆菊说：“怎么偷着来还不行？”亮亮说：“她明面上信誓丹丹地说要站稳立场，和你们划清界线，暗地里再偷着来看你们，如果被人知道了，人家会说她是‘假革命’，‘两面派’，按人家的说法儿，两面派比反革命还可恨，还可怕。就是不被发觉，她也不能来，因为那样做了，就是对毛主席不忠，现在提倡‘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每个人都要深挖自己灵魂深处的最隐秘的问题，要亮‘丑’，就像你们信教，在上帝面前忏悔似的，你想想，有私字一闪念都不行，更何况是具体的，实际的错误行为呢？”奶奶说：“原来还有这么多道道儿。亮亮，明明说什么也得跟俺划清界线，你怎么不管不顾，一个劲地偎乎着爷爷奶奶，还在大会场上替你姑说话？”亮亮说：“明明是革命干部子女，姑父和姑姑犯了错误，以后还会落实政策，明明好好表现，还有希望，我跟明明不一样，姥爷一家去了台湾，爸爸又这样了，我就像一块布掉到了染缸里，怎么着也白不了了，我再努力，人家也不会信任我。我就是想为共产党去抛头颅，洒热血，人家也不会稀罕，不会给我机会儿。我早想好了，我也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国家，不干犯法的事，人家让我干点什么就好好干，也不指望出人头地，做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干点平平凡凡的寻常事，好好孝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享福受罪就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一起，……奶奶，我要是也学人家的样儿，跟你们划清界线，你们可怎么办呀？”亮亮的话把奶奶说掉了泪，不过也让她和老爷子明白了这里边的道理，对明明的事也就想通了。运动初期，老爷子在省文史馆参加学习，一九六六年夏季红卫兵来抄了家，从那以后，造反派也好，革委会也罢，没人再来找他们的事儿，大女儿和女婿看来也没有大问题，听说“九大”以后，就要落实干部政策，他们当会有出头之日。二女儿国群运动初期受了番折磨，后来就没什么事了。四妹兆萍从东北给撵回了老家，娘家弟弟兆运死在了劳改队里，一个娘家侄子也自杀了，程兆菊也顾不上他们了。他们两个人一个最大的心事就是盼国栋早一天回来。……最近，他们刚知道明明要下去插队，而且还是去陕北，听人说，那地方儿比山东农村还要苦得多，他们又着急，又心疼，但是，他们连明明的面儿都见不上，着急是干着急，心疼也白心疼，可他们就是不放心。幸亏亮亮在家里，常常去打听明明下乡的事。前两天，亮亮去了学校，回来对他们说，他在学校见明明了，明明说，她马上就去陕北插队了，行李准备好了，很快就走了。亮亮问她，大姑没回来，你就走？明明说，不回来也好，省得她横栏竖挡，这事儿那事儿的。老爷子和老太太听了亮亮的话，一副大祸临头的样子，脸寒寒的，都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奶奶说：“明明这一走，还不知哪年回来，这辈子不知还能再见面不？”亮亮说：“明明是去插队，她会回来探家，怎么就见不上了？”奶奶说：“她不是跟俺划清界线吗？”亮亮说：“运动过去了，恢复正常了。她成了陕北的社员了，就没那么多讲究了。”爷爷说：“亮亮说得是这么回事。”隔了一天，亮亮又打听到，去陕北插队的知青，后天下午 五点的火车出发。亮亮急忙回家说了。奶奶说：“亮亮，你姑不在家，明明走，没个人儿送她，怪难受的，我也想见见她，后天，你领着爷爷奶奶上火车站去送她，行不？”爷爷沉吟道：“咱们上火车站送她，这个办法儿好。就怕明明不愿意见咱，别再给她惹麻烦。”亮亮想了想，说：“咱们这样办：后天咱们提前买月台票，上站里在一边儿等着，我去喊明明，她要来，就好了，她不肯来，就没办法儿了。”奶奶脸色很难看，愣了片刻，说：“那咱也得去。就算她不来见俺，你上车厢门口儿去送送她，帮她往火车上递递行李。俺就躲到个什么东西后头，老远里，偷偷看看她，哪怕看一眼也好。”说着，老太太又落了泪。陆伯言看一眼老妻，叹了口气，说：“亮亮，就按奶奶说的办吧。”祖孙们定好了这事儿，老太太就急急忙忙备办穿的、用的还有吃的一大堆东西，准备拿了上火车站，让明明带上。

第三天下午，三点多钟，祥云里陆家祖孙们就拿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大包儿，坐了两辆三轮车去了火车站，他们在站前广场下了三轮车，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下乡知青正在广场里整队集合，不时响起知青们整齐，有力，亢奋的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人民服务”。他们挤在广场边儿上知青家属人群当中，过了好大会儿，才在知青队伍里看见了明明，两位老人不错眼珠儿地看着自己的外孙女儿，三年没见，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头上梳着又粗又黑的“刷子”辫儿，白里透红的脸庞挂着汗珠儿，穿一身干净、合体的旧军装，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亮亮说：“姑爸和姑姑被揪出来，人家红卫兵组织把明明开除了，工宣队进校后，因为她表现好，又让她加入了红卫兵。”程兆菊说：“那忒好了。要不别的孩子胳膊上都戴着袖章，就明明不戴，她得多难受。”站了一会儿，程兆菊说：“咱光这样，捞不着跟明明说话呀。”亮亮说：“在广场里，明明不一定方便见咱。我们还是按昨天说的，拿站台票进站，上站台上去见她。”亮亮拿着站台票，给检票员说了好话，祖孙三人被允许提前进了站，亮亮让爷爷奶奶站在一个货亭旁边等着，过了片刻，男女知青和送行的家属从进站口像冲开堤坝的洪水一般呼啸着奔腾而来，刹那间，长长的站台变得人山人海，人声鼎沸，有的家长在对孩子叮咛嘱咐，孩子像鸡啄米似地连连点头；有的大人和孩子一边说话一边哭泣；也有孩子故作阳刚坚强状，有点造作地哈哈大笑，因为知青们差不多都穿着黄军装，看上去很像在送别出征的战士，气氛显得凄惨而又悲壮。祖孙三人急切中看不见明明的踪影，亮亮像掐头蚂蚱一样在人群中奔逐，寻觅，突然，亮亮看见在快到末尾的一个车厢那里，明明一个人孤零零地，落落寡合地在一根灯柱儿侧边站着，亮亮跑回来，指着明明让爷爷奶奶看，两个老人见明明只一个人，奶奶说：“亮亮，还真没一个人送明明，恒刚也没来呀。”亮亮说：“听说恒刚哥很忙，可能出差了。”奶奶说：“可怜的孩子，别的孩子都有人送，她没一个人送，心里多难受。”爷爷说：“亮亮，还有十几分钟就开车了，咱去找明明吧。”亮亮说：“你们不要过去，我去喊她，免得对她影响不好。”亮亮小跑儿般走到明明跟前，明明见亮亮像从天上掉下来似地出现在面前，两只眼睛瞪大了，闪闪发亮，旋即涌出了泪珠儿，说：“亮亮哥哥，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走？你怎麽来了？”亮亮说：“我怎么知道你今天走？侦察的呀。我怎么来了？那还用问，来送你呀。不但我，爷爷奶奶也来了，快跟我走，他们在那边儿等着你哩。”明明略一迟疑，亮亮拽着明明的手，明明不由分说地跟着亮亮朝货亭儿这边走来，明明看见了姥姥，姥爷，三年没见，他们已然不是记忆中的，也不是梦里依稀看见的原来模样儿，老了许多，原先花白的头发已经像雪霜一样全白了，那一刻，明明被压抑着的，埋在心底的对姥姥、姥爷的爱和想念像沸腾的水一样从胸间涌上脑际，什么“阶级”，“界线”那些羁绊、锁练顷刻间“喀吧喀吧”地断裂开来，明明哽咽着喊了声“姥姥，姥爷”，一头扑到姥姥身上，长高了的明明觉得姥姥是这样瘦小，孱弱，身边的姥爷也那样单薄，衰朽，弱不禁风，明明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儿，“这么善良，可怜，慈爱的老人，是恶人、牛鬼蛇神吗？”姥姥用干瘦的小手抚摸着明明，明明哭得说不出话来，站在一旁的姥爷在默默垂泪，亮亮热泪盈眶，不声不响。过了片刻，姥爷说：“明明，别哭了，说说话吧。”明明抬起头，像小时候那样，用手抹去姥姥脸上的泪水，自己也擦擦眼泪，说：“姥爷，你和姥姥都老多了，有什么病吗？”姥爷说：“我和姥姥年纪大了，你长成大人了，我们能不老？”姥姥说：“俺都没什么大病，孩子你不用挂我们。”亮亮说：“明明，我跟你说，想你，挂念你，是爷爷奶奶最大的心病，现在好了，见到你了，没事了。”明明难为情地说：“姥姥，姥爷，我对不起起你们。”姥姥说：“别说这话。姥姥、姥爷知道你的难处，没人怨你。”姥爷说：“明明，姥姥，姥爷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土埋半截儿了，无所谓了，可是，孩子，你心里要有数，爸爸妈妈可都是好人，不是反革命。”明明脸通红，说：“姥爷，我知道。……我是没办法儿。”姥姥嗔怪地瞪姥爷一眼，说：“还用你说，俺孩子什么都明白。明明，你这就出远门儿了，咱不说那些事了。你一个人到了那边儿，处处要小心，晚上出门儿要跟人搭伴儿，不论多么渴，都别喝生水。生东西要洗干净了吃，免得肚子里长虫子。”明明点头儿应着。姥姥问：“你妈妈不在家，你自己收拾的东西？带齐了吗？”明明说：“妈妈虽然不赞成我下乡，但知道犟不过我，她去干校前，就把我应该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姥姥指指身旁两个包儿，说：“这个大点的包儿是我给你带上的衣服，毛衣，毛裤，毛袜，棉鞋，还有零用的西，夏天用的清凉油儿，风油精，冬天用的擦脸油儿。听说那边冬天可冷了，还好刮大风，别忘了擦油儿。这个小点的包里是吃头儿，饼干儿，点心，果脯，花生，瓜籽儿，够你吃一阵子的。”亮亮说：“这两天，奶奶把家里的布票儿，毛线票儿，食品票儿，工业券儿都用上，还又找邻居借了不少，才买齐了这些东西。”明明眼里满是泪水，说：“姥姥，谢谢。”程兆菊不由得又落下泪来，从小到大，明明对姥姥也没说过一个“谢”字，她一定认为姥姥的爱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是勿需言“谢”的，而今日，明明却说“谢谢”了，是明明长大了，懂事了，知道说“谢谢”了，还是和姥姥生分了，见外了？……站台上，有人拿喊话筒喊：“知青同学们，马上开车了，抓紧上车！请送知青的家属抓紧让开。”姥爷说：“明明，人家喊了，走吧，去上车吧。让亮亮送过你去。”姥姥说：“明明，千万当心，记着来信。”明明说：“姥姥，姥爷，你们多保重。”亮亮拿起行李包，说：“明明，咱们走。”明明又拥抱姥姥一下，说：“姥姥，姥爷，我走了。”泪水儿不住地流下来，回头跟着亮亮朝列车尾部走去。

汽笛响起，火车开动了，亮亮回到爷爷奶奶身边，祖孙三人站在站台上，急切地，专注地望着缓缓行驶的火车，一个个开着的车窗上挤满了挣红了脸的，泪流满面的，大声喊叫的青年学子，但是，他们没看见明明，……火车的速度瞬间变快了，开出去老远了，看不见了，他们还呆呆地在站台上站着，老太太摇摇晃晃，快站不住了，亮亮说：“爷爷奶奶，咱们出站吧。”亮免搀着奶奶，爷爷跟在后面，三人慢慢地走出出站口，来到车站广场上，亮亮说去找三轮车，奶奶说：“亮亮，咱现在不慌了，也没行李了，咱不坐三轮儿了，坐公交车吧。能省一点是一点。”亮亮说：“公交车上能挤死人，我还是找辆三轮儿，让他把你和爷爷送回家，我自己去坐公交车。”亮亮正说着，突然用手指着远处，说：“俺大姑。”陆伯言和程兆菊也看见了陆国筠，亮亮撒开腿跑着去，迎上正往车站跑的陆国筠，拽着她来到爷爷奶奶跟前，陆国筠身上背个包儿，头上脸上都是尘土，汗水把脏兮兮的脸冲出一条条汗道子，气喘吁吁地说：“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来送明明？”程兆菊说：“国筠，你还问，你这是怎么了，才回来？明明走了。”陆国筠说：“啊？明明走了？太糟糕了，太不巧儿了。我上干校，本想待两三天就回来—我怕明明走了，没想到，我去的时候，正赶上她爸病着，发高烧，我舍不得扔下他回来呀。他烧还没完全退，他也老撵我，我挂着明明，就赶紧回来了。我寻思明明还得过几天才走，没想到，客车还没到车站，就看见欢送知青去陕北插队落户的标语了，我求司机停下车，我慌着下了车，路边一个老先生告诉我知青坐下午五点的车走，我急忙找了辆三轮儿往这里赶，还是没赶上。也不知道我给她收拾出来的东西，她都带上了没有。”程兆菊说：“刚才问她，她说把你收拾的东西都带上了。我又给她带了不少东西，穿的，用的，吃的都有。”陆国筠这才松了一口气。程兆菊说：“你那么累，别一个人回家了，心里也难受，跟俺一块儿走 吧。”陆国筠说：“不行，我得回家，看看她都带了什么东西，我不放心。也把家里收拾收拾。明后天我再过去吧。”……

陆国筠一个人回到家，首先进入眼帘的是挂在墙上的大标语。看看屋里，一片狼籍。陆国筠觉得自己浑身冰冷，心脏在悸动，好，这就是去往千里之外的女儿行前给爸爸妈妈留下的告别辞。陆国筠觉得头晕得厉害，脚下的地板似乎在摇晃，她怕跌倒，赶紧把还没放下的包儿扔到地上，扶着墙，喘息片刻，觉得胸口像塞了一团烂草，想吐又吐不出来，她咬着牙，挣扎着，挪动着软面条儿一般不听指挥的两条腿，走过去，三把两把将大标语扯下来，三下两下撕个粉碎，也许是用力太猛了，也许是暗自觉得撕毁大字报—哪怕是在自己家—是“反革命”行为，有点害怕，她本能地朝窗外看了一眼，楼道里没有人，她觉得自己浑身冒出了冷汗，心“嘭嘭”乱跳，一步步艰难地走进睡房，一头栽到床上，嘤嘤地哭了起来。

祥云里那边，陆伯言和程兆菊老两口子总算见到并亲自送走了宝贝外甥女儿，了却了一件心事。心里虽然难免酸楚，但却觉得满足。亮亮帮奶奶做好饭，端上来，爷爷奶奶比平时多吃了不少。吃完饭，亮亮收拾完了，又陪爷爷奶奶说一阵话，还是没离开明明的事。快九点了，亮亮伺候爷爷奶奶睡了，才回自己小屋儿，奶奶说：“亮亮，今天上火车站，累了，早点睡觉吧。”亮亮说：“我把剩下的一点儿火柴盒儿糊完它—明天得交货，再看一会儿书就睡。”

老爷子老太太躺在床上，一半时睡不着。老太太说：“明明走了，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今天这事儿亏了亮亮，亮亮真是长大了，咱就指望他了。”老爷子说：“是啊，上帝佑我陆家呀。”老太太又说：“国群一大功夫没来信了，不知道大壮下没下乡，国群和二强娘两儿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