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三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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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恒顺在济南参加了三姨爷爷的葬礼回到榆树村，一路上心情分外沉重，彷佛胸口塞进了一个铅块儿。除了一九六一年高考落榜，这八、九年中，尽管磨难不少，但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压抑，国群表姑及姨爷爷家这场灾难，突兀而又荒唐，“专政”居然这样“深入”，令人发指。跟周恒刚交谈中，神差鬼使，他冲口而出，希望周恒刚和牟洪云建立恋爱关系，但内心又很矛盾。如果周恒刚和牟洪云相爱，从理智上，他是乐见其成的。周恒刚十分优秀，品性好，牟洪云能找他，他们非常般配，他很“放心”，如果牟洪云选择另外的人，他会有莫名的疑虑和担心，尽管这和他没丝毫关系，而她嫁给周恒刚，他心里会容易接受。但想到自己平生真爱、最爱的人，将为他人妻，他的心还是禁不住酸痛。他对牟洪云是出于外在的社会的原因“忍痛割爱”，在内心深处，“情丝”并没真正斩断。他知道，这感情，会伴他一生。他常常想，他和小杏儿的恋情确定以后，仍对牟洪云念念不忘，是不应该的，对不住小杏儿。他应该全心全意地，义无返顾地去爱，只爱小杏儿一个人。诚然，小杏儿比牟洪云更年轻，甚至还更漂亮，她那小样儿，像芳草地里一朵眩目的花，白沙滩上一泓清亮的泉，绿树枝头一只美丽的鸟，杏儿，“幸”也。周恒顺知道，能得到杏儿的爱，是他不幸人生中的大幸，但她怎么也不是牟洪云。他和牟洪云从小“青梅竹马”，小孩儿们在一块过“家家儿”，牟洪云就当他的小媳妇儿，从小学到中学，两人之间那种默契，爱慕，牵挂，那种“灵犀相通”，根深蒂固，刻骨铭心。他们的心早就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是周恒顺狠心硬生生割开的。几年过去了，表面上，他们已经很少甚至不再联系，但她仍然深藏在他心里，他知道，牟洪云更不会把他忘掉，两人是“一样相思，两地情愁”。……但是奶奶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心强强不过命”，是的，是“命”，是现实让他和牟洪云必须分开，也只能分开。他对牟洪云的那份感情必须舍弃，也只能舍弃。那一页掀过去吧，把心全放到小杏儿身上，这么多年了，小杏儿这个痴情的女孩儿爱他爱得深切，辛苦，他们近在咫尺，却如隔重山，她就一直在旁边苦苦地看着，等着，盼着，她不争不抢，但又不放弃，她顶着外界的压力，不顾亲娘的阻拦，破死破活地追求自己所爱，周恒顺知道，按他的“命”，他所面临的现实，不用说牟洪云，就是小杏儿，他也是不配的，小杏儿是在跟“命”抗争，他必须和她站在一起。……这次在济南，周恒刚所说山东文革形势的发展趋势，让周恒顺忧心忡忡。他在乡下，在县城，也已经隐约看出，现在当权的王效禹支持的一派，原先大权在握，剑拔弩张的气势不再，惶惶不可终日，“小道消息”满天飞，山雨欲来风满楼，又一场足以让山河变色的大反复即将来临，以人划线，一边倒，一朝天子一朝臣，胜者为王败者寇，昔日座上宾，今朝阶下囚，“功臣”突然变成了祸首，曾几何时最“革命”的一瞬间成了最“反动”的，非红即黑，没有中间色，没有过渡带，这就是此时的政治生态。对立双方喊的是同样的革命口号，声称“誓死捍卫”的是同一个领袖和同一面旗帜，而一方整另一方却痛下狠手，毫不容情，不知道那革命口号和革命目标—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说的是最革命，最正确，最大公无私的响亮词句，做的却是明火执仗的党同伐异。周恒刚在部队报社工作，接触上层和内部消息多，看问题深刻，非一般人所能及，他对形势的估计大致不会错，周恒顺觉得自己应该设想到最坏的情况。他在县里群众组织脱产闹“革命”那几个月，虽然不是负责人，但他的一支笔充当了自己那一派的喉舌，他写的那些“大块文章”，文风犀利，派性十足，气势咄咄逼人，恨不得一言既出，令敌人訇然倒地。那些文章被印成传单像雪片一样四处撒播，上传到地区机关学校，下发到本县各个角落，大喇叭从早到晚狂呼乱喊的也是那些东西。周恒顺当日写那些东西时，头脑发热，激情澎湃，信心满满，时过境迁，他现在回头看自己的那些“作品”，每一篇都是唯我独“革”，强词夺理，“左”得可怕，可笑。那些文章不但得罪了对立面的群众组织以及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而且也把矛头指向了县人民武装部的首长，不点名地指斥他们是“本县复辟势力的后台”。……周恒顺想，他在 群众组织里没当过重要头头，没搞过“打砸抢”，批判走资派，他主张文斗，反对武斗，总是委婉地告诫战友们要讲政策，要顾及后果，要经得起历史考验，要留有余地，不为己甚，切忌“得势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奴性十足”，但他写的那些文章，白纸黑字俱在，广播之声音犹在耳，是在鼓动本派的士气，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他手里没拿枪，却是“号手”，当他们这一派接受“审判”的时候，他恐怕也难逃追究，甚至是严厉的追究。……周恒顺感到恐惧，他不是不敢担当的人，也不是“能惹不能撑”，他知道，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付出代价。他不怕吃苦头，倒霉。他担心奶奶还有小杏儿。真到了那一天，奶奶怎么办？老人家岁数大了，还能受得住那种打击吗？还有小杏儿，她会因此而蒙受更大的压力和屈辱，她会多么痛苦？……周恒顺不敢往下想了……他回到陶阳县城，到烟酒公司装上货，到方庄供销社卸了货，来到家时，已经晚上九点多钟了，快到家门口，他看到，朦胧的月光下，一个苗条、秀气的身影儿在他家门外，是小杏儿，小杏儿在等他。周恒顺心头一热，急忙往前走几步，小杏儿也看到了他，小跑着迎过来，高兴地说：“端阳哥，你可回来了，奶奶说，你今天准能回来，我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又怕待功夫大了，俺娘嫌，可把我急死了。”周恒顺说：“我在县城下了车，又去拉上货，来到方庄卸下，寄放下排车，就往家赶。怕奶奶和你等得着急，一溜儿小跑儿。”一边说，一边用手抹掉脸上的汗，小杏儿心疼地说：“看，跑了这一身的汗，累坏了吧？赶紧回家洗洗吃饭吧。”周恒顺说：“跑惯了，没觉得多么累，我晌午饭吃得晚，也不是很饿。天不早了，你回家吧，省得婶子着急。走，我先送你回家。”两人往杏儿家走，走到一个拐弯儿的地方，杏儿站住了，问：“端阳哥，这次去济南，见到恒刚哥和洪云姐了吗？”周恒顺心里笑了，想，这小妮子，还会拐弯抹角，问牟洪云，还捎带上周恒刚，他看看杏儿，说：“见到刚哥了，没见你洪云姐。听恒刚哥说，她分到济南市一个中学里教书了。”小杏儿说：“怎么不去看看她？”周恒顺说：“杏儿，我早跟你说了，我已经把咱两人的事给她说了，不可能和她再有多少联系。往后咱不想这事了。俺俩的事永远过去了……现在，我心里只有你。”小杏儿低声说：“端阳哥，我不是……我只是怕你心里难受。”周恒顺说：“我不难受。能跟你好，我高兴还高兴不迭哩，哪里会难受？”小杏儿说：“端阳哥，真事儿的？”周恒顺说：“那还会有假？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当哥的骗妹妹？真的，相信我。”小杏儿又说：“端阳哥，俺娘不愿意咱俩结亲，不是嫌你，她是怕我被人欺负。她就想给我找个靠山。”周恒顺说：“你上俺家来，婶子愿意？”小杏儿说：“你救了她，我上你家，她不大拦挡了。可是，咱俩的事，她还是不松口儿，还是愿意让我找老家那人。俺娘两个还拧着劲儿。”小杏儿抬起头，两只杏眼泪汪汪的，说：“俺娘就我自己，她拉扒我不容易。咱这个事儿，慢慢儿来，等俺娘回心转意，行吗？”周恒便伸手抹去小杏儿脸上的泪水，说：“咱不说过了吗？行，怎么不行？就是要等到婶子心甘情愿地同意才行。强扭的瓜不甜。小杏儿，你放心，我有耐心等，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哪怕十年八年，我都等。”杏儿嗔怪地说：“看你，没见你这么心实的。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还得等一辈子？你想娶个老嫲嫲儿？你能等，我还不能等呢。”周恒顺说：“我是说的……决心，态度。当然，能早，更好。”小杏儿痴痴地看着周恒顺，像还想说什么话，周恒顺说：“小杏儿，回家吧，别让婶子着急。”杏儿说：“人家好几天没见你，想跟你在一块儿多待会儿……真的挺想你的，……你不想我？”周恒顺哼哼哧哧地说：“……想，也想……”小杏儿说：“真想，假想？要是真想，抱抱我，……行吗？”周恒顺看着小杏儿，觉得血住脸上涌，伸开手臂，把小杏儿紧紧地抱在怀里，……周恒顺和小杏儿，一个二十六岁的大小伙子，一个二十一的大姑娘，像他们一样大的男女青年，多数都结婚生子了，两人多么渴望啜饮爱的甘露，他们紧紧地拥抱着，这会儿，小杏儿把娘在家等她等得着急全丢脑后了，她希望端阳哥就这样搂着她，到半夜到天明才好，周恒顺也沉浸在甜美的幸福感中，但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自己被打成坏头头，反革命，甚至坐了牢，你周恒顺不是害人家小杏儿吗？她们孤儿寡母，够不幸的了，你难道还要加害于她们？任由感情发展，一旦把持不住，害了小杏儿，你会终生良心不安。不行，赶快打住，冷下来，……周恒顺一下松开了胳膊，说：“杏儿，天不早了，你快回家，我也得快回家，奶奶该担心了。”杏儿点点头，说：“好，我回家，你也快回家吧。”周恒顺说：“你先走吧，我看着你进了大门，再走。”小杏儿不情愿地走了，出去几步，又回头轻声说：“端阳哥，走吧。”小杏儿进大门了，关大门了，周恒顺往自己家走去。他想好了，在清算王效禹这派的“运动”尘埃落定之前，跟小杏儿保持距离，少接触，出车时晚点回来，不论心里多么想她，也尽量不见她。这会让小杏儿着急，不高兴，掉眼泪，但他必须管住自己，还要硬起心来……他已经耽误过一个了，不能再耽误这一个了……周恒顺这样想着，他觉得自己内心很悲凉，甚至很悲壮，有点像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准备去迎接即将临头的大灾大难了。……他旋即觉得自己好可笑，人家是仁人志士，你是草芥，你连狗屁也不是，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混迹于一帮乌合之众的跳梁小丑，一个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的倒霉鬼，政治运动的牺牲品—炮灰而已。

一九六九年的秋季，冬季，伴随着一阵阵秋风，一次次寒流，山东全省各地贯彻“五二五通知”，对王效禹及其“追随者”的批判声浪越来越高，上纲上线越来越吓人，省革委及省几大群众组织的头头骨干被调到北京参加中央文革主持的大型学习班，揭发和清算王效禹及其追随者夺权近三年来的错误和罪行。学习班结束后，文件立即向全省各地传达。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化身，中央文革的指示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是“金口玉言”，是真理，是终极宣判。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在学习班上都讲了话，他们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他们过去支持的赞扬的事情全盘否定，老谋深算、老奸巨滑的康生阴阳怪气地说：“在山东有什么‘二月逆流’，我很糊涂。把解放军支左犯错误说成‘二月逆流’，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正是这个康生一九六七年从春到夏，发狂般地鼓噪，在全国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浊流，他和他的同伙把自己说过的话，一推六二五，高高地站在岸上，甩手不沾泥，把听命于他们为他们火中取栗的“造反派”推进烂泥塘中，任其下陷，沉溺，灭顶。当年被中央文革和“两报一刊”吹上天去的山东省的文化大革命，如今变得一无是处，恶贯满盈。中国人常常感叹：“世事谁料”，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世事就更加难料。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片灾难深重，兵连祸结的土地上所进行的革命本已是前无古人，世所罕见的大事变，而在革命成功仅仅十几年后，人为制造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更是异乎寻常，完全出乎和超乎常人的想像，离奇，荒诞，荒谬，任何此类词语与社会上实际发生的事相比，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人不分男女，除了已经“定性”的，“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接受“洗礼”，毛主席称之为“经风雨，见世面”，林副统帅说是“触及灵魂”，人们大都或先或后，或轻或重地历经大悲大喜，从“受压”到“翻身”，从飞扬到跌落，从天上到地下，从地狱到天堂，或者相反，不停地反反复复，每个人都像是鏊子上的烧饼，不止一次地翻来翻去，烤得灰头秃脸，少皮无毛。举国上下，无论是邓小平那样的大人物，还是最普通的小百姓，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数次反复，看上去，人们都在为某个“目标”冲锋陷阵，煞有介事，一本正经，虽然强词夺理，却也头头是道，而过不了多久，又被宣布“错”了，叫做“跟错了人”，“站错了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每个人都要检讨，“杀回马枪”，向原同伙“反戈一击”，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有人被打成“反革命”，而这“反革命”，说不定有一天又会成为被“迫害”的光荣历史。而这种“翻身”又往往靠不住，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重新翻个个儿。革命造反派喜欢引用毛主席的一句富含哲理和沧桑感的话：“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觉得这话又深刻，又解气，说来有一种荡气回肠，酣畅淋漓的快意。而世人即便是老谋深算的人，不但不可能“先知先觉”，连“后知后觉”也做不到。因为所谓“对”、“错”，全在最上边几个人的一句话，而下边儿只能急忙“认罪”。所谓“写不完的检讨，站不完的队，杀不完的回马枪，流不完的眼泪，请不完的罪”，是运动中好多人经历的写照。很像坐过山车，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上天的“喜”，是短暂的，虚妄的，像肥皂泡儿一样脆弱的，像南柯一梦靠不住的，而入地的“悲”，则是实实在在的，是长久的，甚至是终生的。……这就难免不让人们由满腔热血变得心灰意懒，从狂热变为颓唐。……那些日子里，周恒顺依然是两头不见日头，天亮就起身，挑水，扫院落，吃饭，赶路，而回家的时间却越来越晚。他对奶奶说，最近活儿多，他想抓紧时间多干些，再说天也渐渐短了，回来的晚些奶奶不必担心。实际上，他是想尽量少和小杏儿见面，偶尔见到小杏儿，只草草安慰几句。他的心思一直放在“形势”上，谛听着社会上的风吹草动，就像大批判文章常引述毛主席的用语“窥测方向”，毕竟担心自身的安全，是每个人的本能。有时候夜深人静，周恒顺睡不着，一个人站在寒气侵衣的院子里，脑子里翻滚着社会上那些让人心悸的传闻，常不由得不寒而栗。他想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幕幕以闹剧形式上演的悲剧，似乎是专为耍弄世人，像耍猴儿一样，让人们上窜下跳，让他们表演，让他们出丑，让他们死去活来，让他们丧魂失魄，让他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似乎专为毁弃人间的美好，良善而代之以丑陋，残忍。不论你是伟大人物，还是一介草民，谁也免不了大悲大喜，大起大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周恒顺现在觉得自己像一个洪流边上的观潮者，却不幸卷了进去，他到县城参加革命造反的那段经历，已经复水难收，他只能等着束手就擒了。

一九七零年春节刚过，周恒顺和他昔日的“战友”们噩运临头的日子终于来了。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通知”，二月五日，又下达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通知”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一场名为“一打三反”的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这场运动对山东新的主政者是及时雨，全省城乡，凡是运动中和王效禹同一个观点的，不论是群众组织的头头和骨干，还是领导干部，几乎全都成了“现行反革命”。运动开始，周恒顺他们还书生气十足地认为，纠正王效禹的错误和打击现行反革命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只有犯罪主体“以反革命为目的”，且有具体反革命行为，才能定为“反革命分子”，而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即使错误再严重，但他们绝无“反革命”的主观意愿。他们的问题不应该放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运动中解决。但是，他们想错了。当政者恰恰就是要利用这场运动来打垮他们这些人。正月初八，周恒顺过了年头一回出车，到了县城，见大街上贴满了“一打三反”的大字标语，点名揭批唐振松、一中那个女学生李静，还有张峰，傅大愣等人，他们这些人的头衔全是“现行反革命”，而大字报上所罗列的他们的“罪行”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两派斗争的那些活动。周恒顺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十分震惊。他慌忙去卸货，装货，又往回赶。刚进村就听人说，公社召开“一打三反”骨干会，于二车和孙志春去参加的，回村后立即把钟向东揪了出来，扣的帽子也是“现行反革命”，周恒顺强颜为欢地吃过晚饭，把弟弟石头儿喊到一边，偷偷说：“石头儿，看来我六七年在县城待那八九个月，闯下大祸了。这回要当现行反革命了，你得有个思想准备，我让人家揪走后，你要照顾好奶奶。”石头儿把眼一瞪，说：“他们凭什么这样干？怎么好好儿的就成‘现行反革命’了？这是什么扒灰头理？”周恒顺说：“石头儿，别喊呼，别说这种话，没点儿用。没人给我们讲这个理，你心里有数儿就行了。”

从正月初八去县城拉货回来，周恒顺就像心里揣着一窝小老鼠，老是疙疙瘩瘩，睡了觉常被恶梦吓醒。几天过去了，没有什么动静儿，他仍然天天出去拉货，还在县土产公司包了个活儿，收拾三间仓库，人家说好干完给二十块钱，他干脆住在仓库里，黑白地干，三天就干完了。他怕万一被县上带走了，就没法儿挣钱了。原先存的一点钱，过年花了不少，现在家里没有多少钱了。他得抓紧，多挣个二十、三十的，给奶奶留下。正月十四这天，他从县土产公社领了钱，又装了货，送到方庄供销社，回到家时，天黑了一大会子了。石头儿早回来了，正在院子里收拾着什么，奶奶说：“小杏儿刚让你刘婶儿叫走了，她好像有什么话要跟你说。要不你吃完饭去找找她。”周恒顺说：“这么晚了，去找她不大好。也没什么大事儿。明天是十五，公家单位的人也忙着过节，我不出车了。杏儿也许还过来。”石头儿说：“刚过完年，‘战山河’活儿不紧，我也请假了，咱往生产队里交粪吧。”奶奶说：“过节就过节呗，还交什么粪，兄弟俩真能过份好日子。”周恒顺说：“奶奶，交粪耽误不了过节。”

正月十五这天，周恒顺兄弟俩早早地吃了饭，石头儿喊来了生产队的保管员，兄弟俩把自家外边晒场里晒好的粪肥堆成规矩的馒头形儿，让保管员量了尺寸，算了方量，又划了等级。兄弟俩就装车往生产队指定的春地里送。这就叫“交粪”。石头跟哥哥抢着驾车，让哥哥拉套子，周恒顺说什么也不让，说：“石头儿，别忘了那年你受过伤，这事不能逞强。在外头干活儿也要注意，干不了的不能硬干，宁肯少挣点工分儿。你和哥不一样。比起我在外头拉煤，拉这些累不着我。”石头说：“累不着你？累不轻你。”兄弟两人装好车，哥哥驾辕，弟弟拉车，往地里送。刚运走一趟回来，正装第二车，见从北边来了一辆公安上那种三轮摩托，横冲直撞地朝他们家这里驶来，车后边扬起滚滚黄尘。周恒顺心里一愣，对石头儿说：“石头儿，先放下，这车别装了。看样子这些人是来找我的，听听他们怎么说。”周恒顺话音刚落，公安摩托“嘎吱”一声停在了他们面前，从车上下来四个人：两个警察，于二车，还有一个人穿卡其布中山服，挺有干部派头儿，周恒顺觉得这人面熟，想起来是县委机关的一个秘书。他在县上见过这人，但没说过话。于二车虎起脸来，呲着大板牙，甩腔作调儿地说：“周恒顺，县‘一打三反办公室’和方庄公社革委让你去县里接受审查，方庄派出所的同志负责护送你去县里报到。”周恒顺冷冷一笑，说：“‘护送’不敢当，说‘押送’比较恰当。”那干部声音低沉但很严肃地说：“周恒顺，你愿意那样理解也未尝不可，少废话，你回家拿点日常用的东西，咱抓紧走。”石头急得脸红脖子粗，说：“走？你们凭什么带俺哥走？他犯什么法了？哥，咱不去。看他能把一个拉地排车的社员怎么样。”于二车说：“小石头儿，你少没轻没重重地胡说。守着上级领导，你撂什么半调子腔？”派出所一个满脸络腮胡的警察说：“你敢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就连你带上一块走。到了那里，就知道我们‘凭什么’了。”周恒顺连忙喝斥石头儿：“石头儿，你胡乱说什么？”又转脸对外边来的几个人说：“他年轻，不懂事，别跟他一般见识。你们在外边等等，我回家拿点东西，就出来跟你们走。”那干部说：“于主任，你和一个警察同志跟他进去。”周恒顺和石头儿在前边，于二车和络腮胡民警跟着，进了家，老太太见兄弟俩后边跟着这两个人，脸色变得煞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周恒顺忙说：“奶奶，你不用害怕。县里搞运动，让我去问些事，说清楚了就回来。”于二车装腔作势地说：“周恒顺在县里是几大造反派组织的一支笔，黑秀才，是王二麻子的干将。没有他，黑盖子揭不开。周恒顺也算咱村里出的个人物儿哩。”石头儿说：“于主任，你该说什么说什么，别西北风刮蒺藜—连风（讽）带刺的。”于二车说：“你这孩子，我说的不对吗？”奶奶忙说：“石头，你给我闭嘴。你二车叔是村领导，你别没大没小，调嘴调舌的。”又问那民警：“这位领导，俺孙子去了，得多咱回来？”民警说：“那可说不准。仨月俩月是它，十个月，八个月也是它，问题大，态度不好，没准儿还回不来了哩。”老太太急哧白咧地说：“同志，俺孩子老实巴交的，能有什么事？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可别冤枉了俺孩子啊。”民警冷冷地说：“有什么事，你孙子心里清楚。他自己的事，自己知道。党组织不会冤枉他。”周恒顺拿了点零用东西，找了几件衣裳，几本书，包一个大包袱里，背在身上，眼里含着泪，说：“奶奶，孙子不孝，让你担惊受怕。你放心，我没干犯法的事，甭管待多少日子才回来，没什么事。”奶奶说：“小儿，到了那里，老老实实的，有么儿说么儿，别跟领导上犟。”周恒顺说：“奶奶，我一定注意，你放心吧。”又回头对石头说：“石头儿，记着每晚上回来，照顾好奶奶，在外头干活儿，来回路上都注意安全。”石头流着泪说：“哥，你放心去吧，家里的事，就交给我了。”周恒顺正要走，奶奶说：“小儿，先别走。”说着，从里间屋铺底下拿出一小叠钱，递给周恒顺，说：“小儿，拿着这些钱，买点吃的，保住身子骨儿。”络腮胡民警说：“不用买吃的，吃现成的。”周恒顺说：“奶奶，我用不着钱，也没处去花，就剩那么点钱了，留着家里用。”奶奶不由分说，硬把钱塞到周恒顺手里，说：“端阳，听话。奶奶让你带着你就带着。你记住，再大的事，也不能想不开，再难再苦，也得保住自己身子骨儿。没过不去的火焰山。你也不用挂着奶奶，奶奶命硬，没事儿，奶奶盼着你早回来娶媳妇儿抱孙子哩。”于二车不耐烦地说：“好了，别尽着豫磨了。白耽误领导的时间，快走吧。”周恒顺说：“奶奶，石头儿，我走了。”说完，背上包袱往外走。这会儿，大门外摩托车跟前已经站了十几个社员，大家认出是县公安局的车，有的说：“周恒顺在外边犯事儿了。”有的说：“他知书明理，又不是没文化的二红砖，愣种，能犯计么事？咱庄的小青年儿都犯了事，也轮不到他犯事儿。”有明白人说：“你们没听见喇叭头子里天天说王效禹犯错误了，跟他跑的人都得倒霉，咱庄的钟向东那么好的人，都贴大字报揪出来了。周恒顺上县里忽隆那几个月，没打着狐狸惹一身臊，就这事儿。”大家正叽咕着，于拴柱老头子躬着腰，一溜歪斜地小碎步跑到摩托车跟前，见他家二车跟民警，和端阳一起从周家出来，仰起脸，白胡子挓挲着，气哼哼地喊道：“二车，你个王八羔子，我刚才听三套说，要把端阳带走，你给我说说，端阳犯的什么法，你们把他弄走，不要了他奶奶的命了？小二，你说说，是你兄弟俩使的坏吗？”于二车气得跺脚，说：“怎么什么事都用着你了？你瞎搅活什么？”县里来的干部眉头皱着，质问道：“于二车，这老头子是什么人？怎么这个说话法儿？”于二车脸上沁出汗来，说：“是俺大大，一个疯老头子。不懂不解的，乱说一气。”于拴柱说：“别放你娘的狗臭屁了，我疯？我心里明镜儿似的，我看是有人疯了，不是我。”那干部听于二车说老头子是他父亲，转脸对于拴柱说：“大爷，周恒顺在县上参加运动，犯了严重错误，县里让他去接受审查。你老不了解情况，别乱说话，影响不好。”于拴柱脑袋哆嗦着，说：“端阳这孩子，打小儿是我看着长大的，再明理没有，再老实没有。高中毕业，那么好的学问，一点也不张狂，不让干点好活儿，一声不吭。下地干活儿是好把式，拉地排车当驴马使，挣下运费交生产队，自己混两毛茶水线，攒着孝顺他奶奶。你们看看”，老头子手指着跟前粪堆和地排车，说：“过个十五，兄弟俩忙着给生产队交粪，天下有这样的反革命吗？他上县里去，那也是上边有人叫的他，两三年前的事儿，怎么这会子又找后账儿？”那干部对于二车说：“你父亲这老人，得好好做他的工作，怎么这么大胆，什么活都敢说。这不是倚老卖老吗？”于二车憋得脸通红，抓耳挠腮，呲着板牙，说不出话。一个高个儿社员说：“这老头子旧社会是程家的长工，看林的，他黄土埋半截子了，怕什么？共产党还打他反革命？”那干部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厉声说：“周恒顺，快上车！”又对两个民警说：“我们开车快走。”周恒顺忙在摩托车后车厢坐下，县里干部和于二车坐在周恒顺两边，两个民警在驾驶员座位和前排座位坐好，开车的警察把摩托车发动起来，看热闹的人慌忙闪开，于拴柱气得在一旁跺脚，嘴里嘟嘟囔囔，骂骂咧咧，摩托车“轰隆”一声，箭一样飞跑了。杏儿吃过早饭，端了满满一簸箕地瓜干儿去轧，习惯地朝周家门口望去，见门外停了一辆公安局专用的三轮摩托，旁边站了一些人，又看见周恒顺和于二车还有警察、干部一起上了摩托车，这是干什么去，上哪去，出什么事儿了？小杏儿慌了神，把手里的簸箕往路边儿一放，撒腿就往周家这边跑，摩托车鸣着喇叭在前边飞驰，小杏儿在后边紧跑着追赶，一边哭喊：“端阳哥，端阳哥”，周恒顺听见小杏儿的哭喊声，忙回头喊道：“小杏儿，别撵了，回去吧。”小杏儿仍在滚滚黄尘中拼命追赶，突然，正跑着跑着像谷秸个子一样倒在了路上，周恒顺对开车的民警说：“同志，请你停一下车，我回去看看她摔得重不重。”警察回头看一眼那干部，干部不耐烦地说：“走你的，说得轻巧，回去看看。有什么好看的？周恒顺，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是我们请的贵宾？”周恒顺不温不火地说：“我是什么人？我觉得我的问题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关心一个摔倒的贫下中农—而且是个女孩子，也不算大毛病。”那干部很生气，脸憋得变了色，说：“周恒顺，你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是你说了算的。不用你嘴硬，有你的好果子吃。”周恒顺还想争辩，但想了想，忍住了，不再吭声。小杏儿在摩托车后边追赶，摔倒的样子不断在眼前闪现，他的心抽紧了，两眼涌出泪来。

摩托车跑没影儿了。路上的黄尘随风飘散了，杏儿两手撑着地想爬起来，右脚钻心般地疼，她想，看来是崴了脚脖子了，她咬着牙挣扎着爬起来，又咬着牙一步步往周家走。到了周家，听见于栓柱老头儿正在跟奶奶说话，她在院儿里就带着哭腔喊声“奶奶”，石头儿忙出屋，见杏儿一瘸一拐，赶紧扶着她进屋来，小杏儿偎到奶奶跟前，哭着说：“我看见摩托车就往这跑，撵那车，没追上。俺端阳哥这是？”奶奶说：“小杏儿，不碍事。奶奶知道你端阳哥的心性，他干不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不会有什么大事儿。”于拴柱也说：“就是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干牛屎糊不到身上，我就不信端阳能成了反革命。还能没天理了？”

周恒顺被带走的当天下午，公社派出所来人，由大队革委委员孙志春陪着来周恒顺家，抄走了一大堆东西：文革以来周恒顺收集和保存的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传单，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报，周恒顺在县里造反时写的文稿和印成的传单，他用过的几个笔记本，还有周恒刚和牟洪云寄给他的十几封信。见抄家的人不管不顾，到处乱翻，石头儿气得咬牙切齿，伸拳撸胳膊地想跟也们干，程兆兰吓得面如土色，说：“小祖宗，你可别再惹事了。你想给你哥加罪过？抄就抄吧，咱又没什么金银财宝，更没犯私的物件儿，你哥哥的那些报纸本子还有他同学的信还能有反革命的东西？”抄家的人抱着抄出来的那些东西，扬长而去。整个家被他们翻拾了个底儿朝天，乱七八糟，一片狼籍，石头儿一边收拾，一边说：“这几个人真不是东西，特别是那孙志春旯旯旨旮儿地哪里都翻拾，恨不得连当门都拿镢头刨开。抄就抄呗，还乱扔东西，就跟电影里演的土匪进村，鬼子扫荡差不多。”奶奶说：“比土匪和鬼子还强不少。”石头儿说：“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过一会儿，石头儿又说：“奶奶你说，恒刚哥和洪云姐给俺哥的信，也让他们抄走了，我不让他们拿，他们硬拿走了。会不会给他们惹麻烦？”奶奶说：“你恒刚哥是解放军，洪云姐是大学毕业生，现在当老师了，他们什么不懂得？信里还能写不在行的话？不会有事儿。”石头儿说：“俺哥和洪云姐从小到大那么要好儿，留着那些信是个纪念。抄走了，俺哥回来准得难受。”奶奶说：“那也没办法呀，天下没有给咱争理的地方。你哥的命太苦了。不光你哥，还耽误了你洪云姐，这么大的姑娘了，到这还没个对象。”

牟洪云是够苦的。她一九六一年参加高考，考上了齐鲁大学，因为骑自行车摔倒，骨折了没上成，拖到下一年重新参加高考，才又去了齐鲁大学 。在校期间，因为是文科学生，而毛主席指示文科学生的主课应该是阶级斗争，所以参加了一年的“四清”运动，四年大学只上了三年，一九六六年毕业，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推迟离校，参加运动，成了“保皇派”，闹腾了两年，离校了，又被分配到农场劳动锻炼。锻炼结束，学的不是师范，却被分配到育新中学教课。一向志存高远，决心有所建树的她不得不服从分配当了一名中学教师。虽然复课了，但“革命”还在继续，而且语文和政治课本几乎全是毛主席著作，历史课上只讲农民起义，物理课只讲三机（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一泵（水泵），化学课讲化肥、农药，数学课本上多是些地主资本家剥削工人农民的例题，牟洪云看了这些课本暗暗摇头叹气。学校的主要工作是在以“大老粗”为荣的工人宣传队领导下搞大家人云亦云又都莫名其妙的“斗批改”，所以，也没办法儿真正好好地教什么书。文革中，她由狂热到颓唐，因为当了“保皇派”，一直受到打压，她从一向顺风顺水，总是处在中心，当干部“领跑”的位置，突然被甩到边缘，变得可有可无，无足轻重，难免感到失落，但又乐得逍遥。她参加批斗会，常不期然地想到自己的父亲也正在被批斗，心里未免戚然，自然没了投身革命的“激情”。她暗想，在这场运动中，不当骨干是一种幸运，可以免于作恶人，行恶事，否则会终生良心不安。在地处渤海滩的农场一年多，牟洪云的身体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磨炼，心灵也受到浴火重生的洗礼。在那里和全社会一样的无穷无尽的政治口号成了沉重的，艰难的日常生活的点缀。和严酷的大自然，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是农场生活的主要内容。为抢天时，挑灯夜战，开荒翻地，烈日下，忍着蚊虫叮咬，在大田里洒汗，大雨天，在茫茫海滩上挖沟排涝，个个像落汤鸡，像泥猴儿。名为国营农场，但全场几乎没有什么农业机械，全靠镢刨锨剜，人拉肩扛，耕地、播种，人跟牛一样拉犁，拉耧，牟洪云在那里真正体会到了“胼手胝足”，“筚路篮缕”这类词语的真切含义。农场里的工人们却并不认为苦，他们都很知足。因为他们干的是农村社员的活儿，但比社员们要“幸福”得多，他们不但能吃饱肚子，每月还领十来块、二十来块工资，这是农村的社员们连想都不敢想的。牟洪云天天和这些黑不溜丘，相貌粗陋，行为粗野，满嘴粗话的农工们一起劳动。她常想，正是千百万人的劳作，支撑着这个国家的人们半饥半饱地活着，让那些和平年代的“职业革命者”在那里高谈阔论，舞文弄墨，争权夺利。……分配到育新中学当了老师，跟周恒刚的继母成了同事。这个书卷气很重，单纯、善良，多愁善感的中年女人跟她成了忘年交，在孤寂的时日他们互相安慰。这些年来，牟洪云内心有一块隐秘的，只属于自己的感情领地，那里深藏着她对周恒顺难以割舍的爱恋。周恒顺高考落了榜，他铁了心中断他们两人的关系。理智上，牟洪云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两人十几年的感情是那么容易断开的吗？周恒顺是她的初恋，也是长这么大唯一让她动心的男子，他们之间虽然情意绵长，但两人之间的“恋爱”，却没有多少情节和过程，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加在一起，统共也没有几十个小时，相互之间的感情却比六月天的黄河水还要深，早已刻骨铭心，她甚至无法想像，她这一辈子还会跟周恒顺之外的另一个男子去谈情说爱。但是周恒顺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分道扬镳，爸、妈，同学朋友也都劝她，让她当舍则舍，该放下时必须放下。她自忖无力回天，但内心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她一直不死心，一直不能真正“放下”。一九六七年，周恒顺被几个中学同学拽着到县里去闹“革命”，她幻想着，也许周恒顺的命运由此出现转机，他们两人的事就会有希望，但不久周恒顺又遭到排斥，被迫回乡村。希望又一次落了空。她分配工作后，和周恒刚见过几次面。陆国筠对她说，她和恒刚是中学同学，两人都老大不小了，看上去也谈得来，算是互有好感，两人有没有可能走到一起？牟洪云猝不及防，面红耳赤，立即说：“没往这方面考虑过。”陆国筠从此没再提过这事。牟洪云有时暗想，这是陆国筠自己的想法儿，还是周恒刚的意思？可是，不管是谁的想法儿，她一时都没法儿接受。因为她心里一直只装着周恒顺。让她去跟周恒刚谈恋爱，她觉得有点荒唐，可笑。而且，在陶阳一中读书时，全校都知道“两周一牟”，如果她找了周恒刚，周恒顺的影子会时时闪现，还不如找个陌生人。但是，那个“陌生人”又在哪里？这次寒假回家，爸爸前不久终于“解放”了，当了县革委副主任，中共县革委核心组（相当于原县委常委）成员，虽然廖书记是常务副主任、核心组副组长，掌管县里的实权，而她爸爸只是分管—他并不熟悉的—生产，但表面上也算是官复原职了。爸爸对权力看得淡，不管意识形态了，转而管生产，做点实际事，更省心，也更安全。牟洪云和妈妈都为爸爸高兴。但从头年夏天开始，山东省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掌权的一派已经日暮途穷。牟洪云从开始就不欣赏王效禹，觉得这人有点儿来路不正，怪怪的，中央现在又要打倒他，肯定有理由。但她又一直为这种形势变化担忧。老家一中几个同学特别是周恒顺都是王效禹一派的，她担心他们会挨整。过了年，爸爸初三就上了班，回家来总是闷闷不乐，但什么话也不说。牟洪云问他县上搞“一打三反”的事，他说：你早就不是陶阳县的人了，问这个干什么。正月初七、八开始，街上贴大标语，点了唐振松等人的名，牟洪云问爸爸：“这个‘一打三反’，就是整王效禹一派的群众组织头头和支持他们的干部？难道中央搞‘一打三反’，在山东就是一派整一派？我是反王效禹的，但是我觉得这样搞不对头。”牟永平说：“闺女，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不知道。从文革第一天到现在，没有任何事情是我能理解的，更不用说解释了。”牟洪云问：“周恒顺会不会有事儿？”牟永平沉吟一下，说：“他不是主要头头，应该没太大问题。假使运动向纵深发展，打击面再扩大，就不好说了。不过他没什么恶迹，即使受些牵连，也不至于被严惩。” 牟洪云说：“还没‘太大问题’，应该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还不至于被‘严惩’，什么惩罚都不应该有。爸爸，你们想想看，要是周恒顺这样的都成了‘反革命’，那山东省更不用说全国得有多少反革命。”牟永平看看女儿，只轻轻摇摇头，对她的话不置可否，他不能不瞒哄女儿。第一，多少年修炼成的“党性”使然，他从不会向亲属或任何人透露党委会议的内容，第二，他怕女儿知道了真相，会不管不顾去找周恒顺。正月十五上午，牟洪云见县委大院新贴出一批大字标语，又揪出了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周恒顺的名字也赫然在内，而且跟其他几个人的名字一样，也打着红叉，安的头衔是“坏头头”，“现行反革命分子”，“用笔杀人的凶手”，牟洪云气呼呼地去了爸爸的办公室，爸爸不在，中午爸爸下班回来，牟洪云怒气冲冲，满眼泪水，质问道：“周恒顺上了你们的黑名单，你明明知道，而且你肯定是参加研究的，你为什么骗我？你和妈妈还哄着我快回济南，爸爸，你太不应该了。”妈妈说：“小云，怎么跟爸爸说话？”牟洪云说：“我心里有气，还有好话？”牟永平苦笑着说：“ 你说爸爸怎么办？党委不是群众组织，研究决定的事情特别是对敌斗争的内容，在未正式公开前，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再说，即使我告诉了你，有什么用？你能救得了周恒顺？”牟洪云说：“爸，你不是不知道，周恒顺跟别人不一样，他太苦了，太冤了。我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出什么别的事。我去看看他，安慰安慰，开导开导，会好一些。这不应该吗？”牟永平说：“应该。……但是，爸爸做事有爸爸的原则。不泄露组织机密，包括会议内容，是对一个领导干部起码的要求。这既是纪律，也是道德。我知道现在不少人出于不同的动机私自外传这类事情，但是我不会那样做。因为我既然对党组织做了保密的承诺却做不到，那是对党组织的不忠，也是对班子里其他同志的不义，是一种叛卖。云儿，你愿意爸爸做那种人吗？”牟洪云说：“爸爸，我，……对不起。我太为周恒顺着急了。”牟永平说：“孩子，对周恒顺这孩子，我也很同情。他在县上造反那几个月，我虽然上台挨斗，下台劳改，但对周恒顺参与那些活动并不反感，反倒觉得他不会做出格的事，见他写了那么多文章，写得那么好，有的颇有骆宾王讨武曌檄的气势和文采，心想这孩子也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当时想也许他的处境会借此得以改善。谁想他又因政审问题回了村。现在又赶上了这个反复。在会上，我也说了对他的一些看法儿，他是个社员，不是什么头头，更没有打砸抢行为，建议只对他批评教育。但是有人说他写的那些东西是另一种形式的打砸抢，起的作用更坏，有人甚至说他是‘用笔杀人’”牟洪云说：“毛主席批判民主人士梁漱溟‘用笔杀人’，居然会有人把这话用到周恒顺身上，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牟永平叹息一声，说“这也不过是扣大帽子，泄愤而已。比较麻烦的是他写的文章里有反军内容。”牟洪云说：“‘反军’？反什么军？”牟永平说：“一九六七年反逆流，一九六八年反复旧，王效禹这一派普遍指责军队特别是军分区和县人武部支持保守势力，打击造反派，周恒顺写的文章里也有这种内容。”牟洪云说：“不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吗？军队既然介入了，它做的事情就同样有对有错，怎么就不能批评？青海的赵永夫，武汉的陈再道，不都是大军区省军区司令吗？不都是中央处理的吗？部队干的坏事还少吗？武斗严重，动枪动炮的省区，没有部队的暗中支持，能打那么厉害？”牟永平说：“听听，这又是一大篇反军言论。问题是在中国，是和非，正确和错误，是随时在变的，不是下边的人可以辩驳的。……总之，对周恒顺的问题，争论了一阵，我的意见没被采纳。”牟洪云说：“爸爸，可不能真把周恒顺打成反革命啊。”牟永平说：“我也知道，周恒顺是个很不错的孩子。他父亲的问题，社会关系不大好，最多是个需要长时间考验或不太重用的问题，不应该打击，排斥，高考政审，本来结论就不算好，户正人又给做了手脚，把这孩子一生都毁了。他来县上干那一段，也没做什么坏事，不过按他们一派的观点写了些文章，算不得什么大事，这回搞这些人，有人还是抓周恒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说他犯错误有阶级根源。我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运动风头儿上也不好硬顶。”牟洪云说：“那就是说，周恒顺是有‘原罪’的。这算什么逻辑？”牟永平说：“你是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你说是什么逻辑吧。在中国特别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情都是符合什么逻辑，能分析吗？……至于周恒顺，我对他也有感情。我上牟屯挨斗，他还和你大娘一起去看我，给我送水饺。……对周恒顺的事，我现在是爱莫能助，没办法儿。只能以后看形势发展。我们国家搞运动，只要开了头，就像开了闸门—而且是全部打开，不留余量，必然是洪流滔天，泥沙俱下，有时干脆就是大水漫堤，谁也没法儿控制。总是宁‘左’勿右。整得人越多，越狠越好，越革命。何况这次明明是以组织的面目搞派性，更会扩大化了。谁也阻挡不住，当然有的人是不想挡，看热闹儿的不嫌‘局’大。小云，别急了，这确实不是你能问得了的事，爸爸也无能为力。”牟洪云说：“你岂止是无能为力，你也是帮凶。”妈妈说：“小云，怎么说你爸爸？你越说越不像话了，想招打？别闹了，你爸爸刚解放出来工作没多少天，你想把他难为死？快拾掇饭，过个十五，你快坐车回济南。”牟洪云闷着头吃了十几个水饺，就放下了碗筷，不吃了。妈妈说：“小云怎么吃那么少？多吃点儿，一会儿还得坐车上济南，晚饭还不知怎么吃。”牟洪云说：“心里不好受，吃不下了。我上午在街上见了周恒顺的大标语，就给学校打电话请假了。我下午不回济南。”牟永平说：“小云，你大学毕业，当老师了，怎么像小孩儿似的，那么感情用事？你不去济南，蹲在家里，能替周恒顺使上劲，帮上忙吗？”牟洪云说：“我知道使不上劲，帮不上忙，但是在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我必须见他一面，给他说几句话。”牟永平说：“但问题是，你见不上他。他被隔离起来，有人看着。规定是只允许直系亲属见面，送东西。其他人不准探访。”牟洪云说：“爸爸，那就求你帮帮忙，想想办法儿，让我见见他。”牟永平说：“小云，爸爸参加研究的‘规定’，爸爸不能自己去违犯。这个忙儿爸爸帮不了。好闺女，听话，快回济南上班。”牟洪云说：“爸妈，你们谁也别劝我，我下决心了，不见到周恒顺，我决不回济南。要不然，我人回了济南，心还在这里，也没法儿给学生讲课。” 牟洪云想了想，又说：“按照惯例，你们总得召开大会批斗这些人吧。我上会场去见他，即使跟他说一句话也行。”牟洪云是爸妈的宝贝疙瘩，在爸妈面前，她永远是对的。她这样坚持，爸妈也只好由她。妈妈等爸爸上班走了，偷偷告诉牟洪云，她听说，县直机关的审查对象分别在各系统关押，而县委机关的和农村来的集中在县委大院东南角那排房子里关押，有人站岗。你愿意见周恒顺，自己去碰碰试试吧。牟洪云热泪盈眶，说：“好妈妈，谢谢你。”妈妈也掉了泪，说：“闺女，你这个样儿，太让人犯愁了。”

妈妈也上班去了，牟洪云一个人去了县委大院，径直走到大院东南角那排房子，见排房和南墙之间临时用木棒和草席扎了一道围墙，留个豁口，安着简易门，两个县委机关的青年坐在一张排椅上看门儿，牟洪云对他们说，她和周恒顺是中学同学，她进去见一见他，劝他端正态度，认识错误，不要坚持派性立场。还说自己不是陶阳的人了，没参加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跟周恒顺也没什么可串通的，请他们放她进去。两个青年不为所动，其中一个青年说：“我们知道你是牟主任的女儿，按说应该给你这个面子，但是廖书记和‘一打三反办公室’的领导交待得很死，除了直系亲属送东西之外，任何人都不让接触这里头几个人。你就别难为我们了。而且这样做对牟主任影响也不好。”牟洪云只好恹恹地离开了。县委大院门口贴了通知，明天上午在县革委大院广场召开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牟洪云看了通知，心想，让我猜准了，就是用上午给爸妈说的办法儿，一定要见到周恒顺。

第二天早饭后，牟洪云急急忙忙去了县委大院。批斗大会召开在即，大院门口如临大敌，民兵站着岗，身上还背着枪。牟洪云只好呆呆地在大院门外等着。按节令说，立春，雨水都过了，已是早春时节，但这天仍然很冷，阴云满天，西北风很尖利，牟洪云拉拉头上的“棉猴儿”帽子，不住地搓手、活动两只脚。她没有表，不知道这时几点了，也不知道还要等多长时间。突然，她看见了周恒顺的弟弟石头儿和一个农村姑娘—不知为什么那农村姑娘走路一瘸一拐的—朝县委大院大门走来，牟洪云迎上去，石头儿吃惊地说：“洪云姐，你怎么在这里？听说你在济南当老师了，怎么没去上班？”牟洪云说：“我听说了你哥的事，给学校请了假，在这里等着你哥，见见他，给他说几句话。你们呢？你们怎么知道你哥在县委大院里？”石头说：“俺大队的干部于二车昨天和民警一起来送的俺哥，他回去逢人就说，周恒顺关在县委大院儿里了。村里喇叭说今天开批斗大会，俺赶紧跑来看看。怕赶不上，我用排车拉着小杏儿—她崴脚脖子了—过了半夜就往这赶，进了县城，把地排车寄放下，就过来了。”牟洪云看看低头站在石头旁边的那位姑娘，说：“这位就是小杏儿姑娘吧？几年没见，长这么高，也更好看了，都认不出来了。”小杏儿抬起头，脸红红的，说：“洪云姐，我是小杏儿。我也来看端阳哥。”说着，上前抓着牟洪云的手，说：“洪云姐，你有学问，明白国家大事，端阳哥的事要紧吗？”牟洪云说：“杏儿，不要紧，你和石头儿不必过于担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派性斗争的又一个回合，端阳哥成不了反革命。石头儿，回去给姥娘和妗子说，就说我说的，哥哥没事儿，让她们放心。”小杏儿像遇到了救星似的，说：“洪云姐，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亮堂多了。太感谢你了。”牟洪云说：“不用谢，都不是外人。别忘了，周恒顺是我从小叫惯的端阳哥啊。”牟洪云一边说，一边端详着小杏儿，发现这闺女长得比小时候更俊巴了，心想，难得她对周恒顺一片痴情，这样想着，自己心中暗暗觉得酸楚。牟洪云说：“杏儿，妹妹，端阳哥和你的事，他给我说了，我祝贺你们。端阳哥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我和他是有缘无份，不是我嫌弃他，是他拒绝我。端阳哥人好但命苦，杏儿，不管以后的路有多难，不管还会遭遇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别放弃他，拜托你了。”小杏儿说：“ 洪云姐，我知道你的心。端阳哥拒绝你，是他不愿意连累你，他这人什么时候都先想着别人。你别怪他。你放心，我跟定他了，再苦再难再倒霉，我都不会变心，除非死了。就算他罚了劳改，我也等他回来。”小杏儿说着说着哭了起来，牟洪云掏出手绢让她擦去眼泪，说；“端阳哥遇上你是不幸中的大幸，我替他高兴。咱刚才说了，他罚不了劳改。要是他这种情况就罚劳改，那得修多少监狱？”

牟洪云跟石头和小杏儿正说着话，从县委大院儿走出来一支奇怪的队伍，三个人一组，前边一个差不多都低着头，显得难堪、委琐的样子，这人后边两侧各一个人，表情严肃，但很威风、自豪，三个人一前两后，像一个等腰三角形的三个顶点。“等腰三角形”匀称地，无声无息地往前移动着，十几组这样的“等腰三角形”组成了这支队伍。牟洪云看出来，前边一个是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跟在后边的两个是负责看押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运动骨干。牟洪云先在队伍里看到了傅大愣，愣头愣脑，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不住地东张西望，牟洪云心想，傅冬梅的哥哥也落网了。隔了两个组，牟洪云和石头、小杏儿三个人都看到了周恒顺，正微微低着头，挺直了身子在队伍里走着，他们三个人急忙朝队伍走去，到了周恒顺眼前，周恒顺看见了他们，很激动，大概是因为看见了牟洪云，很吃惊，脸红了，难为情地说：“洪云，你怎么？”牟洪云他们三个人跟在队伍旁边，一边走，一边跟周恒顺说话。牟洪云转脸看着周恒顺，低声说：“我听说了你的事，请了假，看看你。”周恒顺身后的两个看管人员凑近了嘀咕了几句，看样子是碍于牟洪云爸爸的情面，友好地对牟洪云他们说：“你们说几句话，快离开。”，牟洪云朝他们点点头，表示感谢，又回头对周恒顺说：“端阳哥，要经得起考验。”周恒顺眼里涌出了泪水，频频点头。牟洪云声音有点哽咽，但一字一句地说：“端阳哥，我给你说两句话。头一句，你本人最清楚自己是不是反革命；第二句，不论多大压力，始终记着你常对我说的‘责任’，记着关心你，爱你的人，……”牟洪云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周恒顺说：“谢谢，我明白。”牟洪云擦擦眼泪，对在一旁愣了似的石头儿和小杏儿说：“有话快跟端阳哥说。”周恒顺擦擦泪，说：“石头，杏儿，你们来了？奶奶怎么样？”石头说：“奶奶没事儿。奶奶说你带的衣裳少，又给你拿了一个棉袄，让你挨批斗的时候穿，拿了点花生米，晚上胃疼的时候吃十几粒。哥，你没事儿吧。”石头儿把包袱递给周恒顺，周恒顺说：“回去给奶奶还有咱娘说，我没事儿，这里吃的住的都行。”小杏儿仰脸心疼地看着周恒顺，眼泪像断线珠子般往下滴，哽咽着喊声“端阳哥”，就说不下去了，周恒顺流着泪，说：“杏儿，昨天你撵我，摔着了吗？”杏儿说：“右脚脖子崴了，肿了，走路有点瘸，先生说骨头没事儿，有十多天就好了。”石头儿说：“小杏儿脚肿得厉害，不让她来，她非来不可。我用地排车拉着她来的，进了县城，她嫌难看，俺把地排车寄放下，走过来的，她疼得咬着牙，遭老罪了。”周恒顺说：“杏儿，害你受苦了。”杏儿说：“这算不了什么。端阳哥，你可一定要好好吃饭，睡觉，要想开呀。”周恒顺说：“杏儿，别担心，我没事儿。你来看我，刘婶儿愿意吗？”小杏儿说：“她愿意，她说你这是遭难了，人得讲良心。她来看奶奶了。我来县城，她也同意。我会常过去照看奶奶。”周恒顺说：“小杏儿，谢谢你，拜托了。”小杏儿说：“端阳哥，你别这样说，你这样说，我心里更难受。”他们三人跟着队伍走了一段路了，两个看押人员不耐烦了，一个说：“好了，话说得够多了，哭哭啼啼，什么样子，快走开吧。”刚才穿棉猴儿的县革委副主任的女儿跟周恒顺说话，两名看守装聋作哑，不哼不哈，听之任之，换成穿老式花棉袄的农村姑娘，跟同一个人说话，他们就变得横眉怒目，毫不容情，牟洪云暗想，中国人惯会“衣帽取人”，“看人下菜碟”，“什么客什么待”，吃公家粮的干部尤其如此，而跟权力，“专政”沾上边儿的人更是兼有奴才和鹰犬两副嘴脸，随时随机变换，她低声说：“石头儿，杏儿，咱别跟着他们了。端阳哥，我们走了。”

石头儿和小杏儿不情愿地跟着牟洪云离开了周恒顺所在的“队伍”，走到马路旁，周恒顺跟着队伍走远了，石头儿、小杏儿和牟洪云还在清冷的寒风中站着，马路上，不时有县直机关和乡下来的参加批斗大会的群众队伍走过，牟洪云说：“你们打算去哪里？来县城还有别的事吗？还是现在就回去？”石头儿说：“来县城没别的事。也没心情逛荡，回家。”小杏儿说：“我想上会场去看看。”牟洪云说：“这种会有什么看头，也没什么可听。无非是说些派性斗争的事。你们参加这种会，看着难受，听着生气，别去了。”小杏儿说：“我挺担心。怕端阳哥会挨打。”牟洪云说：“现在不是运动初期了，是部队干部和解放出来的老干部掌权，他们不是无法无天的造反派，会讲政策，他们不会对批斗对象搞武斗，咱们刚才看见了，没戴高帽子，也没挂大牌子，也没‘别烧鸡’。”牟洪云掏出五块钱，说：“石头，我得抓紧收拾收拾回济南，不请你们去我家了。拿这点钱到饭店买点高价饭吃了，就回家吧。”石头儿连连摆手，说：“洪云姐，我不要你的钱，我身上有带的钱。”小杏儿说：“俺带煎饼了，不用买饭。”牟洪云说：“怎么不能要我的钱？我不是姐姐吗？天那么冷，你们带两个煎饼，冷冷喝喝的，怎么吃？听话，拿这点钱，去吧。回去跟奶奶说，端阳哥在这里吃的住的都可以，也没人打骂人。让老人家放心。”石头儿只好接过钱来，牟洪云回家了。石头儿要领着小杏儿去饭店，小杏儿说什么也不去，说：“端阳哥在这里挨斗，咱去下馆子？再说，端阳哥不去挣钱了，你有俩儿钱也得省着花。奶奶有个病有个灾的，没钱怎么办？”石头儿拧不过小杏儿，只好在路边买两碗白开水，吃了带的煎饼，回家了。

周恒顺、傅大愣和他们几个难兄难弟在很像犯人又不是犯人的队伍里规规矩矩地走到会场，在 大会主席台后边跟县直机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汇合到了一起。足足有三十多个人，有点名头儿的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几乎一锅烩了。这些昔日的一个战壕的战友，往日见了面，总是胡嘻八闹，如今谁也不敢跟谁说话，只是相互用眼睛看看，算是“心照不宣”，打了招呼，大多数人都苦着脸，有的垂头丧气，形容委琐，跟原先造反时意气风发，趾高气扬的样子判若两人。张峰倒是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嘴角儿微微撇着，那表情似乎在说，我倒要看看你们搞什么名堂，傅大愣脑袋像拨浪鼓，转来转去，有时还跟人开玩笑，“战友”吓得不敢答话，他竟说：“怕什么？现在充老实人，晚了，早干什么去了？身子掉井里，耳朵挂不住。你就是再老实，再装孙子，人家该怎么整还怎么整。”周恒顺在旁边替他捏一把汗，有时插几句话，帮他打圆场，他依旧不管不顾，也就不再搭理他。……来会场的路上，周恒顺见到了石头儿、小杏儿，居然还有牟洪云，这让他既吃惊又感动。牟洪云和小杏儿都担心他会想不开，自是情深意重，但他们是过虑了,周恒顺早就想过，他这一生是奔着苦难来的，如今的事不过是在他苦难史上另一页儿罢了。他能承受，他必须承受，他苦难的路还长，他必须咬着牙朝前走。……批斗大会开始了。仍然像原先造反派批斗“走资派”一样，听上去义正词严，实际上强词夺理。为了论证设定的结论，不惜歪曲事实，不论事发时的背景和条件，只一味牵强附会，扣大帽子，上纲上线之高，骇人听闻。口号声震耳欲聋，像封建社会公堂上的“杀威”声，让被批斗者胆战心惊。不同的是批斗会的主持者和批斗对象换了人，跟造反派夺权后大批判时掉了个个儿。周恒顺和他的“战友”们都低着头在台前挨挨排排地站着，听着跟他们过去批判别人时一样激昂慷慨，怒火填膺的发言和怒潮般的口号声，周恒顺的思绪翻滚，像野马在草地上奔腾。仅仅三年多过去，叱咤风云，令山河失色的造反派登堂入室，粪土权贵的英气扫地以尽，他们的全部活动，他们引以为荣的“革命业绩”，他们哭着喊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统统变成了篡党夺权，反党乱军的反革命罪行。……周恒顺想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专政和复辟的轮回，还想到了大闹天宫的孙猴子“造反”不成被西天佛爷压在五行山下……文革中成王败寇的历史起伏跌宕，波谲云诡，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不同营垒的人们角色变换太快，让人头晕目眩。前些天，周恒刚来信说，全国各地对造反夺权时站出来的领导干部的清算，似乎是毛主席这个伟大的战略家治国驭人之策的应用，率先“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手中的棋子而已。运动初期大张旗鼓，大喊大叫，调动和激发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私欲和邪恶，让他们把郁积多年的怨气，怒气，不平之气像火山喷发一样渲泄出来，让生旦净末丑各类角色尽情表演，然后拉清单，算总账，聚而歼之，借以实现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的宏图大略。……难道真的是这样吗？看现象，周恒刚说的似有几分道理。但周恒顺又觉得，按他的理解，不会是也不应该是这样，因为毛主席说过，共产党人是最正直，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人，党的领袖更是如此，怎么会以谋略权术对待他的部属和人民？……周恒顺就这样胡思乱想着，会上的批判发言和口号声全成了耳旁风。反正他也不用按批判发言去写检查交待，更不是因为听了这些发言，触及了灵魂，端正了态度，提高了觉悟，才会去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他又突然想到，被带到县里关起来后，听骨干们议论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家的事，他的家大概也会被查抄，他担心牟洪云给她的信被抄走，那些信对他说来特别珍贵，他更害怕周恒刚给他的信被抄走，因为信上有些议论时政的话是犯忌的，要是因为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再牵连到周恒刚，让周恒刚落进了法网，那他可真是百死莫赎了。……

牟永平中午下班来家，问牟洪云：“见没见到周恒顺？”牟洪云说：“见到了，在他们被押着去会场的路上，和周恒顺他弟弟石头儿，还有周恒顺的对象儿一起。看押的人还算不孬，八成是看你的面子。”牟永平说：“怎么样，他压力大不大？上午批斗会上，我看他挺正常的。”牟洪云说：“他还好。他是有头脑，能担当的人，特别是有责任心的人，他能承受得住。”牟洪云妈妈问：“周恒顺有对象了？怎么样？”牟洪云说：“对，是他邻居家的一个女孩儿，比他小五、六岁，人挺好，很俊巴，心眼儿好。”妈妈说：“那真不孬。小云，人家周恒顺都找对象了，你就别胡思乱想的了。”牟洪云脸一沉，说：“妈妈，你说什么？我怎么胡思乱想了？我和周恒顺是两个世界上的人，像两条平行线，互相看得见，但永远不能相交，能怎么样？我们只能认命，甘苦自知罢了。”牟洪云说着，眼圈儿红了，爸爸妈妈见女儿这样，知道他们惹她不高兴了，相互使个眼色，不作声了。吃饭的时候，牟洪云说：“怎么样，老爸，上午的批斗会一开，大快人心吧？三年河东转河西，感觉不错吧？”牟永平说：“这个妮子又讽刺爸爸。我没什么不错的感觉。我跟原先挨斗时的看法儿差不多，觉得荒唐。我为这些人难过。他们中有的人—像一中那个女学生李静—还是个孩子，经过这次挫折，一辈子都完了。廖书记在会上讲话时明确地说，要让这些人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一生的代价。”牟洪云说：“这是他的也是不少人的心里话。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搞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让人表演，暴露，然后惩治吗？”牟永平说：“文革刚开始，我不理解，后来觉得是为了反掉官僚主义，反修防修，自己好像有点理解了。现在这样一反复，又不理解了。”牟洪云说：“何止是你？对这场运动，今人，后人谁也理解不了。”晚上，牟永平下班回来，把牟洪云叫到她房间里，紧张兮兮地说：“下班前，一打三反办公室一个办事员叫李继忠的—也是你们一中校友，中专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文革前给我当过秘书，人挺厚道—到我办公室，给了我几封信，说是方庄公社抄了周恒顺的家来交材料，他收的，发现有几封信，里边有你的，也有周恒刚的，他觉得是私人信件，跟陶阳县的文革没什么关系，他也没看，赶紧拿出来，交给我了。这个李继忠真不孬。”牟洪云忙从爸爸手里接过那几封信，气愤地说：“这算什么事？随随便便就抄人的家？”爸爸说：“说是为了取得证据。好了，别生气了。”爸爸出去了，牟洪云忙把几封信拆开来看了，她那几封信是写给周恒顺的“情书”，没想道又回到自己手里，她看着看着就泪眼模糊了，信里并没什么违碍之语。她又看周恒刚的信，看着看着头上不由自主地就冒了汗：里边有不少对形势看不惯，出格犯忌甚至很吓人的话，心想，这周恒刚真是胆大包天啊，如果这些东西落到组织手里，简直不堪设想。吃饭的时候，牟洪云说：“爸爸，你这个秘书是大好人，得好好谢谢他。”妈妈说：“这件事谁都不要再说了，要是传到廖书记那帮人耳朵里，对李继忠，对你爸爸都不好。小云，你把周恒刚那几封信拿着，给他送去吧。”牟永平说：“我听说恒刚他爸爸的问题仍然没解决，不过我相信他不会有问题，现在省委庄重同志也出来工作了，他对周桥一向器重，估计用不了多久，周桥也没事儿了。”妈妈说：“周书记是好人，恒刚是个好孩子。我还见他在《大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哩。”牟洪云说。：“他喜欢写东西，人家也向他约稿。”妈妈问：“恒刚有对象了吗？”牟洪云说：“没听说，好像还没有。”妈妈说：“你看你们这一中的‘两周一牟’，三人都老大不小的了，周恒顺最不顺利，好歹还有个对象了，你和周恒刚，都不找对象。小云，人家周恒顺找对象了，你总该考虑这事了吧？”牟洪云说：“妈妈，你再把周恒顺和我放一起说，我跟你急。”妈妈说：“好，咱不说周恒顺了。我觉得周恒刚这孩子就不错，他爸和你爸又是老同学，没事儿你跟他多联系联系。”牟洪云说：“妈妈，我现在没心情考虑这方面的事，我得收拾东西，回济南。”

“五二五通知”下达后，周恒顺为自己和“战友”的命运担忧，一直惴惴不安，但是，当灾难真的落到头上，被几个人“护卫”着，坐在公安部门押送犯人的三轮摩托上，来到县城，住进了设在县委机关大院的“监房”，二十四小时有人看守，心里悬了多少天的石头落了地，要来的来了，心情倒是平稳下来了。他不过是个社员（农民），地排车夫，从小到大，没吃过一天“皇粮”（在县里“革命”那段时间，他也是从家里拿瓜干儿、玉米等来换粮票儿），他不像机关企事业部门的造反派怕丢掉职务，岗位，工资，住房，商品粮，公费医疗等福利，他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东西好失掉，除非被判刑（但他相信，以自己那些所谓“罪行”，不致如此），让他离开家乡和亲人，此外他没有什么好怕的。像现在这样暂时被剥夺人身自由，只要当权者不搞刑讯逼供，他觉得无所谓，因为即使在平常日子里，每天拉地排车挣几毛茶水钱，外出要向生产队长请假，去济南得找大队开介绍信，他没感到有多少“自由”。被“弄”—只能用这个词，因为毕竟不是拘留，更不是逮扑—到县里来以后，县一打三反办公室的人跟他谈了话，除了指出他所犯错误和罪行的严重，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之外，还特别强调他犯错误并不偶然，而是有阶级根源的，就是说，同样犯错误，别人可能是认识问题，是一时糊涂，而他则是阶级立场问题，言外之意是他周恒顺是带着被打倒的地富反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对新社会的仇恨，为阶级报复参加造反运动的，是图谋篡党夺权复障资本主义的。周恒顺心里暗自冷笑，真是荒唐，滑稽，国民发反动派，旧社会与他何干，给过他什么好处，他要搞什么劳什子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说，周恒顺是有“原罪”的，而这“原罪”是载于“另册”的，是如影随形，要跟他一辈子的。……周恒顺并不辩驳，他知道辩驳也没有用。人家就说你身上有“阶级烙印”，犯错有“阶级根源”，你又怎么能证明自己其实没有呢？你也不能把心挖出来给他们看看。只能是人姑妄言之，他姑妄听之。而且他还要在检查交待时自己也拼命上纲上线，也照他们的说法儿，深挖自己的“阶级根源”。在这方面，他不想也不可能去坚持什么“真理”，他已然绝望了，“哀莫大于心死”，他没有自证清白的愿望和动力，既来之，则安之，让他们关几个月，还是回家当自己的社员，拉自己的排车，在这段日子里，要注意吃好，睡好，留得青山在，方能有柴烧，奶奶娘还有石头儿还指望着他哩。文革初期他到县里来“忽隆”那几个月，是他作为社会人的一次觉醒和失败的尝试，从那以后，直到永远，他的存在价值只是作为一个家庭人为亲情而存在。对于世间事，他看得透，也想得开。真正让他痛苦的，是对奶奶、娘的挂念和对杏儿的思念。他知道，苦在他身上，疼在她们心上。那天，那么冷，小杏儿瘸着腿，忍着疼，起那么早，和石头儿一块赶来，就是为了看看他。……而且牟洪云也向工作单位请了假，专门留下来看他，为的是给他说那几句话，她为他担心。周恒顺觉得上天对他不薄，两个天使一样的女孩儿，在他成了准“反革命”的时候，不弃之，避之，而是对他如此珍重和关爱。小杏儿和石头说奶奶没事儿，他放心了。但是，娘知道这事了吗？娘这一辈子够苦的了，心挂两肠，现在又要为他担心忧心。他年少读书时，努力学习的动力就是让奶奶和娘过上好日子，享有体面的人生，他还给娘说过，等他上出学来，在哪里工作了，把两个妹妹接了去，供她们上学，让她们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有好的前途，过幸福的生活，但是，所有梦想都化成了泡影，两个妹妹都长成大姑娘了，她们虽然上学很努力，但是很难有深造的机会儿，等待着她们的是和农村千千万万女子同样的辛苦、饥寒、劳累、屈辱的人生。周恒顺每想起这些，就暗自叫苦，戚然不已。……不用说“解放”妹妹，就连对娘他也没怎么尽孝。他下学多少年了，快三十岁了，除了靠拉地排车挣几块钱，支撑自己的家，他只能逢年过节给娘买点饼干点心，给娘几块钱，娘总是推来推去不肯要。他愧对母亲。山庄闭塞，但愿娘和大爷不知道他的事儿，就太好了，知道得越晚越好。……

批斗会开过几天了，周恒顺又被“一打三反办公室”传唤过了一次堂，仍然是那一套，半是威吓，半是欺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怎样算是好的态度？就是要对问题来个“竹筒倒豆子”，一丝也不保留。交待自己的错误（罪行）要完全彻底，毫不隐瞒，揭发同伙的问题要坚决无情，毫不袒护。他们只字未提抄他家的事，看来周恒刚的信没被他们发现，周恒顺暗自庆幸，真是谢天谢地。……吃过中午饭，周恒顺正想上床躺一会儿再起来写“检查”，突然听到排房西头儿有人在吵闹，一声高一声低的，有个男的声音特别炝，周恒顺听着有些耳熟，猛然间，那人说话声音越来越近了，听得越来越清了，那人咋唬道：“你们这些小黄黄儿少吓唬这些老爷们，老爷们儿革命的时候，你们还穿开裆裤里，给我打什么官腔？周恒顺犯多大的罪，他亲娘他妹妹来看看他，你们还横拦竖挡的，我就往里进，看你们谁敢拦我？我是残废军人，你们谁让我犯了毛病，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周恒顺知道是大爷和娘还有妹妹都来了，忙走到门口，见大爷和娘，两个妹妹正朝这边走来，周恒顺喊道：“娘，大爷，你们来了。”几个人进屋来，娘站在周恒顺跟前，小珍、小玉站在娘身旁，娘满眼是泪，小珍、小玉抽抽搭搭地哭，娘拉着儿子的手，端详着儿子，说：“小儿，才这几天，你就瘦了。小儿，他们打你了吗？”周恒顺强忍着眼泪，说：“娘，你不用挂我。领导上执行政策，不打人，只让检讨错误。”娘说：“你遭了这事，俺好几天不知道，你大爷昨天上方庄赶集，听他战友说的。这不今天一早你大爷就用小车儿推着我，小珍、小玉跟着，先上了榆树村看你奶奶，石头儿上工去了，小杏儿她娘在咱家。你奶奶说起你的事，哭天抹泪的。她身体还算行。看完你奶奶，迭忙来县城了，刚才在门口，人家听说是酸枣岭的，不让进，你大爷跟人家急了，说了难听的，才没真挡俺。”周恒顺说：“这里有规定，只准自己家的人来送东西。他们不知道咱家的情况。娘，大爷，那年我经不住几个同学动员，上县里来闹腾了七、八个月，犯了错误，让二老担心了。你们不必十分挂我，不用常往这里跑。我不是小孩子了，自己做的事自己最清楚。我没干过那怕一丁点儿犯法的事，所以没什么好怕的。”大爷说：“端阳，不用二乎他们这一套，我怎么看着这个打反革命法儿，不是多么地道，有点儿狗拉耩子—不排场。”周恒顺说：“大爷，咱不敢评判党中央发动的运动。我一定好好按党组织的要求，好好交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小珍小玉走到周恒顺跟前，一人拉他一只手，眼泪“叭嗒叭嗒”地往下掉，说不出话。周恒顺眼里含泪，强笑着说：“都快成大姑娘了，还这么好哭。哭皲了脸，不好看了。”小珍说：“俺一想到哥让人家欺负了，心里就难受。”周恒顺说：“你们小，不明白这里头的事。不是有人欺负哥哥，是哥哥做了错事，领导让来认识错误。不过你们放心，哥没很大的过错，没什么大防碍。你们在家里，见妈妈难过，就劝她，安慰她，记住了吗？”小珍小玉两眼含着泪，连连点头，说：“记住了。”说完，小珍、小玉解开带来的包袱，一个人捧花生，一个人拿柿饼，送给屋里两个“看守”，小珍说：“两位大哥，这是俺自留地里出的花生，俺自家树上的柿子做的柿饼，你们尝尝。俺哥在这里，你们费心。”两个看守慌忙接过小姑娘给的东西，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好。娘说：“他两个大哥，俺孩子在这里，你们多关照。”一个看守说：“大娘，我们知道周恒顺的情况，运动风头儿上，谁也不好说什么。你们放心，我们不会虐待他。”大爷说：“端阳，记住了，别当大事儿。给他来个猛吃猛喝猛喘气，天塌下来地接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人没娶媳妇儿，就算没长大，一辈子长着哩。这个事儿过去了，回家麻利地娶媳妇儿，你奶奶你娘急等着抱孙子哩。不用记挂你奶奶，石头儿找大队要求回生产队，要是于二车那个王八羔子不同意，我就让你娘去照顾你奶奶。”周恒顺说：“大爷，娘，这屋里两位兄弟对我挺照顾的，你们不用挂我。时候儿不早了，你们回去吧。大爷，你和俺娘三下里跑，让你受累了。”大爷说：“这孩子，跟我还客气什么？”说完，大爷带上娘和两个妹妹，似乎是有意地大声大气，旁若无人地走了。周恒顺心想，大爷不是张狂，“烧包”，他是故意这样做，向这里的看守人员示威，让人家知道他不是好惹的，警告他们不要欺负他的孩子，大爷以新中国的功臣自居，但实际上，当权者们谁又会拿一个没职没权没地位的退伍残废军人当回事儿呢？

周恒顺和其他被指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组织头头、骨干们被关在隔离室里熬着时日，一天天过去，风变温和了，阳光变暖了，先是柳梢儿露出鹅黄，又慢慢变绿，几天后，白杨树枝枝梢梢挂满了杨穗儿，一场春雨下过，杨穗儿落满了一地，很快，嫩生生的叶片儿蜷曲着冒出来了，不出几天，整个树冠绿茸茸的了。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石头儿在战山河战斗队要到各大队去打井了。周恒顺很担心石头儿的身体。张峰在公社农场当场长的时候，石头儿当战山河战斗队的仓库保管员，后来，张峰因为和唐振松、周恒顺一起搭救徐老师，县领导迫于红卫兵的压力，撤了张峰的职，接替的人也没把石头儿的保管员换掉，但是，去年王效禹一派失势后，农场又换了新领导，而这新领导跟于大牛、于二车兄弟是一派儿的，在他们挑唆下，农场场部以充实“一线”力量为由，石头儿的保管职务被拿掉,下到下边一个生产队，这个生产队专门负责给有需要的大队打井，活儿不像开山筑坝造田那样累，但是要轮流下井，周恒顺让他回来，他不愿回村跟于家兄弟那伙儿人惹气，而且农场管饭，还省家里的口粮，就一直在农场待到现在。可是，打井，常在凉水里泡着，石头儿受得了吗？……自留地里的麦子浇上水了吗？……春天过去，夏天来了，酷热的夏季熬过去，秋天来了，“一打三反”运动一直如此这般地进行着，虽是以传统的对敌斗争那种运动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是赤裸裸的派性活动。运动的领导和骨干全是“站对了队”的即被打击者对立面的人，他们嘴上是“革命”词藻，动机似乎十分纯正，但骨子里是一派对另一派的打击报复。他们对审查对象搞攻心，利用人性的弱点威胁利诱，又打又拉，让他们“狗咬狗”，对他们分化瓦解，体现“教育大多数，孤立少数，重点打击死硬分子”的政策，不少受审查的人经受不住长期的精神折磨，为了尽早解脱，把“誓死捍卫”的誓言，战友之间的义气丢得一干二净，不但添油加醋地揭发同伙，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提供“爆炸性”材料，显现出人性的丑恶、孱弱和所谓“革命精神”的不堪一击。隔一段时间，县里就开一次“宽严大会”，会上宣布对个别表现好或立了“功”的提前予以解脱，对表现差的 点名警告或予以“升级”—转往别处单独关押，对个别问题严重的人逮扑法办，唐振松是第一个被逮扑的，其致命的罪行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性活动，而是“偷听敌台”，原来唐振松有个业余爱好，喜欢自己装配收音机，在调试频道的时候偶尔会拨到“美国之音”、“苏修”电台或台湾电台，一中有个审查对象是个管试验室的职员，姓牛，运动中十分狂热，外号“牛极左”，被关起来以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揭发同伙揭红了眼，急于立功，突然有一天，他想起曾听到唐振松调试收音机时出现“美国之音”等外台的声音，立即挥笔写材料检举康振松“偷听敌台”，唐振松先是矢口否认，但在牛极左和另外两个一中老师的指证下，被迫承认确曾听过外台，同时辩解说，是在装配收音机调试频道时偶然出现了那种情况，出于好奇，听过几句，绝非有意识地收听敌台，但“一打三反”运动的领导者们正苦于被审查对象的错罪太过普通，好歹出现一个“够杠儿”的，岂能放过？唐振松很快就被逮扑了。工人指挥部一个头头儿是从北京武警部队转业安排的，因为文革前和文革中给别人说过毛主席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和江青之间，还有一个老婆，另外还说过林彪身体不好，要在一个特制的睡床—那睡床恰如颠簸的汽车—上才能入睡，这些“充能的”，信口开河说的或真实或扑风捉影的话被同伙揭发出来，这个头头被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被抓扑，更让周恒顺震惊的是傅大愣以“致死人命罪”被逮扑，而死者竟是牟屯大队原支书邵长兴因病而死的妻子（听说连邵长兴本人也不认为他妻子的死应由傅大愣负责）。每次宽严大会都会解脱几个人，张峰因为是烈士子弟，又是复员军人，“认罪态度尚好”，第一批被解脱。后来不断有人被陆续解脱，但是，周恒顺却既没有被“升级”，也一直得不到解脱。关押中的周恒顺和盼他回家，望眼欲穿的家人就一直被旷日持久地煎熬着。

周恒顺被带走后，石头儿为了照顾奶奶，找大队要求不去“战山河”战斗队了，回生产队干活儿，在钟向东被“揪”出来后，于二车成了大队革委的实权派，说话更硬气了，回答得很干脆：“不行。不年不节的，不能换。”石头儿只好仍在“战山河”战斗队干，他记着哥哥嘱咐的话，不论工地离家多么远，也不论天好天孬，每晚都回家。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打水，推碾轧瓜干儿和玉米，忙一阵，再匆匆赶往工地吃早饭，过午放了工急忙火速往家跑。日子长了，累得脸干黄，也很瘦，奶奶让他隔个三天两天回家一趟就行，他说：“奶奶，我在那里老挂着你，更难受，你就让我回来吧，没事儿。”娘心疼石头儿，也挂念婆婆，把酸枣岭的家舍了，来榆树村陪婆婆，石头儿这才不天天往回跑了。但是，石头儿现在干的这打井的活儿很苦很危险，这年天旱，打井的任务很急，很重，石头儿从那年被人打伤后，身体本来就瓤，在打井队，不少人知道石头家政治情况不好，他哥又成了“现行反革命”，狗眼看人低，石头儿自然成了“眼子包”，干活儿中吃不少哑巴亏，身体越来越差，下井受凉，常常伤风感冒，奶奶和娘让他请假来家歇几天，石头儿不肯，说：“俺哥摊上这事儿，不能上队里交钱买工分儿了，三口人的口粮全指望我挣工分了，可不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耽误。”奶奶说：“甭管什么口粮，工分儿，身体可是本钱啊。”石头儿说：“不碍事。年轻轻的，哪会就累趴下呢。”小杏儿的日子更难过。于大牛的小舅子孙志春一直在本村小学当民办老师，同时还是大队革委会委员，这些年他一直迷恋小杏儿，有事没事儿凑乎到小杏儿跟前说些不咸不淡，让人肉麻的话，还曾托人来刘家说媒，但被小杏儿娘一口回绝了，并明确告诉媒人，小杏儿有对象了，是老家小杏儿一个远房表哥，在公社革委当副主任。但“一打三反”开始不久，小杏儿那个表哥因为当地文革中武斗的事给逮起来了，而小杏儿真心喜欢的周恒顺也成了“现行反革命”，孙志春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石头儿仍在“战山河”干活儿，少个碍眼的，方便他过来找小杏儿，缠得小杏儿心烦干哕。她和周恒顺是“私定终身”，小杏儿娘硬替她做主答应了老家那个远房表哥。“一打三反”中，那人给抓起来了，小杏儿跑到周家，说：“奶奶，大娘，我给您说个事儿。俺娘非得让我跟他的那个人逮起来了，俺娘这一心指望他给俺娘俩儿当靠山哩，这下，靠山倒了，俺娘干瞪眼，没法儿了。”程兆兰和苦妮儿听小杏儿这样说，不知怎样接茬儿，程兆兰说：“你这个远房表哥也是个没福的。”小杏儿神色黯然，说：“说实话，奶奶，我不同意这门亲事，心里烦他，明知道我不愿意还硬来找，可是，乍听说他遭了这事儿，心里也不好受。”过了一会儿，小杏儿又说：“这回我跟端阳哥的事没挡头儿了。”奶奶和娘听小杏儿这样说，心里盼着端阳早一天给放回来，快点儿把他和小杏儿的喜事办了。……但是，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小杏儿跑来了，进门就哭，说：“奶奶，大娘，坏了事了。”程兆兰和苦妮儿以为小杏儿听到了有关端阳的坏消息，急忙说：“小杏儿，别哭，快说出什么事了？你端阳哥有大麻烦了？”小杏儿抽抽搭搭地说：“不是俺端阳哥的事。是孙志春那个坏小子的事。俺娘给我找的那个对象出了事，咱村的人都听说了，于二车和大队妇女主任天天往俺家跑，来替孙志春说媒。他们胡说俺端阳哥是坏头头儿，是造反派的黑笔杆子，弄起来七、八个月了，人家放了好几批了，他还出不来，就算抓不起来，这辈子也别想有出头之日了。谁家闺女当了他的媳妇儿，一辈子甭想有好果子吃，得倒三辈子的霉，说俺娘可不能看着自己闺女往火坑里跳，又吹乎孙志春怎么成份好，有学问，当民办老师，公家发着钱，生产队还记着工分，现在当着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以后说不定让上级往哪提拔哩。说孙志春如何喜欢我，当庄好几个大闺女上赶着他，他任谁不要，非得找我。说什么孙家是当庄本里，俺娘应下这事，一个女婿半个儿，一辈子就有指靠了。……两人说得天花乱坠，嘴甜得像抹了蜜，巧得像插了花儿，两个嘴角子出白沫，俺娘自来烦那个孙志春，说他狗毛子哆嗦，没个大人样儿，鬼鬼丘丘，流里流气，还好钻女人行儿，跟丁香不清不白的，可是两个媒人劝俺娘不要听那些闲话，说那都是村里的小人嫉妒孙志春，嚼舌头根子，败坏人的。其实俺娘心里也知道俺端阳哥人好，可靠，可是又怕真像人家说的那样。俺娘也没个人商量，她能有什么准主意？一来二去让人家说转转了，经不住人家三番五次地磨，信了人家的花言巧语，竟答应下来了，这又就逼着我点头儿。我一听就恼了，哭着跑出来了。”奶奶问：“小杏儿，你怎么跟你娘说的？”小杏儿说：“我说了，让我跟那个孙志春，我是死活不干，这辈子别想，下辈子别指望。除非太阳从西边儿出来。反正于家势力再大，也不敢抢亲，不能牛不喝水强按头。我说俺娘，你给我说俺那个当公社副主任的表哥我都不愿意，孙志春这么个小二流子货，我就愿意了？他当什么民办老师，又是大队革委的官儿，我根本看不到眼里，一钱不值，比起俺端阳哥来，他狗屁不是。我也给俺娘说了狠话了，这辈子除了俺端阳哥，凭你是天上的神仙，地上的官宦，什么委员，主任，教员，干部，我连眼皮都不带闪一下儿的。俺娘气得干瞪眼。奶奶，大娘，我跟您两位老的说，俺端阳哥要饭，我跟他一起拉棍子，他蹲大牢，我去给他送牢饭，他罚劳改，我等他回来。……我就不信俺两人到不了一块儿。”奶奶说：“孩子，难得你有这份儿心胸，这么个志气。我跟你说，酸枣岭你大爷说，他听他在县上工作的战友说，你端阳哥没真正的大过处，只是他写的那些文章得罪人了，那些人记恨他。让他关多少天，最后也受不了管制，更抓不起来。天无绝人之路。连阴雨再长久，没有不晴的天。地里的土坷垃还翻个儿哩，也不能说你端阳哥永无出头之日。只要你俩主意正就没事儿。”苦妮儿说：“小杏儿，你给你娘说，凭你端阳哥的为人，日后，咱们两家就成一家人了，你端阳哥还不就是你娘的儿了？”小杏儿说：“奶奶，大娘，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空儿了，我回去就跟俺娘这么说。”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把偌大的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山东省在这个地狱里，和其他部分省区比较，景象没有那么惨烈，既没有出现“杀人比赛”，武斗、“内战”的血雨腥风也较为少见，像陶阳县这样离省城较近的县份儿文革过程更显“温和”。所以“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尽管运动的主持者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咬牙切齿，但几乎抓不到他们排定的“现行反革命”触犯刑律的罪证，吹着浮土找裂缝儿，把勉强“够杠儿”的，虽然并不“够杠儿”但通过夸大其词硬给拽到“杠儿”上，在全县抓了十几个人，但运动的组织者总觉得意犹未尽，有“雷声大，雨点小”之憾，很不过瘾。运动从初春开始，如今夏天已过，秋季来临，运动已呈“强弩之末”态势，仍然关着没放的几个审查对象已经榨不出什么“油水”，搞不出什么名堂。阴历八月初，为了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儿，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解决。”的最新最高指示，一支支左部队来到陶阳，任务就是办学习班解决陶阳县文革中各种问题。阴历八月十四这天早饭后，正在隔离室里苦熬日子的人们突然接到通知，结束隔离，各自回家，跟家人团聚，过中秋节，八月十六到县里集合，整队去松山林场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大型全封闭学习班。周恒顺接到通知，如闻皇恩大赦，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慌忙回隔离室，收拾了东西，打个背包，背在身上，急急忙忙跟陪他住了七个多月的两位运动骨干道别，大步流星地离开隔离监舍往外走，好像是怕走晚了，跑慢了，又会再被留下，重新关起来似的。遇见同是步履匆匆的昔日“革命战友”，今天的“难兄难弟”，过去相互间曾那样友爱，现在却变得生涩，疏离，这倒不全是因为他们之间在过去七个月里曾相互“揭发”，多半还是因为此番跌落过分惨烈，他们一个个惊魂未定，心有余悸，不敢说什么话，也无话可说，只是互相含义模糊地点头示意而已。周恒顺出了县委大院儿，不一会儿就出了县城，行走在回家的大路上了。他是正月十五那天被“抓”来的，今天是八月十四，已经被关了整整七个月。过去，他曾以为，高考落榜，回家当社员，当车夫，就是他人生的谷底了，没想到，阴差阳错，他又被关进不是监牢的监牢，失去人身自由，在全县召开的大会上被批斗，时间长达七个月。这七个月里，除了时不时地爬大台子挨斗，在监舍里写那些没完没了的检查交待和揭发，证明同伙的“罪行”，余下的时间，除了吃就是睡，周恒顺竟然变胖了，脸像浮肿了似的，但又像蒙了一层锈，他知道这是心情郁闷和少见阳光所致。周恒顺一个人在沙石路上大步走着，不大会儿就浑身是汗了，他觉得自己身子变“虚”了。他抬头看看天，太阳很大很亮，但已经不是那样炙热了，天蓝得让人望着心颤，庄稼地里，黑绿的地瓜秧儿盖严了地皮，有女社员在剪地瓜秧儿的嫩尖儿，那是准备切晒冬春“瓜菜代”的口粮，不多几块玉米地里的玉米花穗早已干枯，叶子开始泛黄了，玉米棒槌却搐搐巴巴，不像样子，村子里枣树上的枣儿红了，穿着破衣衣烂衫的小孩儿们或用石块儿砸，或抱着树身摇晃，他们在“拾”枣，有枣子落下来，几个孩子争抢，抢到一个立刻塞进嘴里，撑得腮帮子鼓了起来，……关在县委里七个月，乍出来，周恒顺竟觉得外边的世界陌生而又新鲜。原来，一个普通人和一个失去自由的人看到的天地和世间万物，那感受是不一样的。……而实际上，外边的世界并没什么大变化，还是那样产量可怜的庄稼地，还是那样一贫如洗，凋残破败的村庄，但沿途村镇随处可见的大字报、大标语却显示着“革命”、“运动”仍然如火如荼，没完没了。……曾几何时，张峰、唐振松、还有那个女学生李静是那样义无返顾地拥抱文化大革命，他们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天真地相信革命会涤荡腐恶，构筑纯洁正义的新天地，却原来竟然是腐恶更甚于往日，纯洁正义的新天地未现，自身落入了飞蛾扑火之境。唐振松、傅大愣等被关进了监狱，其他人也从此被打入了“另册”，再难出头儿。周恒顺在“革命高潮”的诱惑下，头脑发热，忘了自己身上的“原罪”，误打误撞，也去凑热闹，混迹于那场荒诞的毫无意义的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革命”之中，让自己滑向了更深的谷底。……他下学后在村里对于大牛兄弟一类当权人物不卑不亢，不软不硬，一直坚持自己的人格儿，维持着自己的尊严，经过这一番折腾，他成了准“反革命”，恐怕连维持自己最低限度的自尊的资格也失掉了。他求学时有过的为自己开创有意义、有尊严的人生的梦早已破灭了，现在，连做人的资格都岌岌可危了。而且还给奶奶娘兄弟妹妹，所有关心他的人带来那么多痛苦。更不用说小杏儿了。这几个月，小杏儿多次到县上来看他，受了不少看守人员的白眼和讥笑，每次都是哭着进门，哭着离开，在家里，也一定常常以泪洗面。……“一打三反”前，他担心自己遭事儿，怕连累小杏儿，有意疏远她，但是给历过这遭劫难，他知道他和小杏儿是很难分开了，否则会要了小杏儿的命。越到后一段，他越清楚，这场“一打三反”斗争不过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是当权者借机搞的一出派性发作加打击报复的闹剧。被逮扑的人除了一个破坏军婚的被判了刑以外，其他人一直关在看守所里，既没起诉，也没审判，更不用说外边这众多“现行反革命”了。这次办学习班，虽然宣称是“一打三反”向纵深发展，而究其实是当权者竖了个梯子好下台而已。所以，没什么好怕的了，这次回到家，跟小杏儿商量好，学习班结束后，两人就登记结婚，一天也不耽搁了。

八月十三，公社“战山河”战斗队放假，让队员们回家忙秋，过中秋节。几个月了，娘大部分时间都在这边陪着奶奶，石头儿来家了，奶奶让娘回酸枣岭，说：“快回去给他爷们儿拾掇拾掇，好好一个家，不知舍成什么样儿了。”苦妮儿说：“过十五了，端阳还不回来，我怕你难受。”奶奶说：“那你也得回去一趟。你放心，我不难受。”石头儿要用小推车送娘回去，娘说什么也不让送，自己走着回酸枣岭了。八月十四这天中午，石头儿从自留里干活儿回来，跟奶奶一起吃饭，院墙外大楸树上两只花喜鹊喳喳叫着飞来飞去，像一对情侣在嘻戏，奶奶看着它们，说：“从早晨起来，这对喜鹊儿就在咱院子跟前喳喳叫，是个好兆头，兴许你哥快回来了。”石头儿说：“我在‘战山河’听人家说，‘一打三反’快不搞了，毛主席让办学习班，反正俺哥最近就该回来了。”奶奶说：“石头儿，你哥让人家弄起来七个月了，心里憋屈，他回来，先别给他说小杏儿的事。别给他添堵。要说，也得让小杏儿自己给他说。”祖孙两正说着话，听见虚掩着的大门“吱呦”一声开了，又听见周恒顺的喊声：“奶奶，我回来了。”奶奶听见喊声，把刚吃进嘴里的一口饭吐到碗里，急忙起来，慌忙中一时站立不稳，石头儿忙过去扶着奶奶哆哆嗦嗦地站好，走到堂屋门口，周恒顺紧走两步，进了屋，来不及放下身上的行李，抱着奶奶瘦小佝偻的身子，泪流满面，奶奶像孩子一样嘤嘤地哭了，一边说：“小儿来，可把奶奶挂死了。”周恒顺和石头儿扶奶奶到椅子上坐下，奶奶还在哭，石头儿拿毛巾来给奶奶擦泪，说：“奶奶，俺哥这不那全毛全翅儿地回来了，这不很好吗？奶奶应当高兴。我把饭菜热热，咱吃饭吧。”奶奶说：“好，奶奶高兴。端阳，快洗把脸，石头儿给你哥盛饭。”吃着饭，石头问：“哥，这次回来，上头儿怎么说的？没事儿了吧？”周恒顺说：“没大事儿了，不过还不算完。让回来过中秋节，八月十六去公社集合，到松山林场报到，参加三个月的学习班。”奶奶吓得厉害，手里的筷子掉到了地下，说：“怎么着，还不完？还得回去？”周恒顺说：“奶奶，办学习班，跟原先那样审查不一样了，不当反革命对待了，成了人民内部矛盾了，主要是让提高认识，挖出真正的阶级敌人。”奶奶说：“挖谁呀？”周恒顺说：“就是这样说说，实际上谁也挖不着，因为本来就没有那样的人。”奶奶说：“这是什么事儿哎，今天一出，明天一调儿的。”周恒顺说：“临放假讲了，家在农村的，参加学习班儿，队里给记工分儿，吃饭不花钱。奶奶放心吧，没事儿了。”奶奶说：“没事儿，没事儿就让家来呗，还得再让去这三个月，怎么这么会变着法子治作人？”吃完饭，石头儿忙着收拾碗筷儿，周恒顺看着他，说：“石头儿，怎么小脸儿瘦成一条绺儿了，让哥哥这事儿愁的，加上干活儿，往家跑累的？还是身体有毛病？”石头儿说：“活儿是不轻，老出去给各个大队打井。上边热，下边凉，常感冒，从今年夏天，又添了个毛病，好破鼻子。”周恒顺说：“怎么，不这不那的，鼻子就出血？没让大夫看看？”奶奶说：“他那里还有咱村里的先生都说是上火，没事儿，我撵他上矿务局医院看看，你娘也催他去，他怕花钱就不去，石头儿这个犟，不让人喜。”石头儿说：“奶奶，小小的孩儿，能有什么事儿？没点儿事，放心吧。”周恒顺问：“俺娘好吗？她什么时候回去的？”奶奶说：“石头儿放了假，我就让她回去了。你娘让你这事愁的，又心挂两肠，也瘦了，倒没什么毛病。 ”周恒顺问：“刘婶儿来串门儿吗？小杏儿常过来吗？”奶奶说：“你让人家带走了，你刘婶儿来过两趟，咱对她家不敢说有恩，可是也对得起她，她心里有数儿。小杏儿得空儿就过来。这几天没来，不知家里有什么事儿。”周恒顺点点头，没出声。周恒顺猜想，他摊上了眼下这样严重的事，刘婶会更不赞成他和小杏儿两人的事了。

刘婶是个苦命的女人。他们老家在山东沾化县，刘婶嫁给刘叔，头胎生了个儿子，后来又有了小杏儿。生小杏儿时产后大出血，好歹没把命搭上，再也没生养。刘叔家穷，几亩盐碱地打不出粮食，庄里人一年到头倒有多半时间外出讨饭，刘叔人老实，不偷不摸，没门道儿，又不愿闺女成年价跟着出去要饭，土改前夕，下狠心离开老家来陶阳县投奔亲戚，不想路上儿子死了，亲戚家也早搬走了，一家三口走投无路，要饭要到榆树村，支书顾青山看了他们的介绍信，见他们可怜，收留了他们，参加了土改。让他们住到程家磨坊院儿里，跟住在程家柴禾院儿的周家成了邻居，谁料三年灾荒，庄稼人挨饿，刘叔得了肝炎。肝炎是富贵病，全靠“养”。家里穷得叮当响，长年清汤寡水，拿什么养？病了几年，末了肝硬化，肚子又大又硬，受了个好罪儿，到底没扒出命来，两手一撒，合上眼走了。刘婶儿和小杏儿娘俩儿被撇得好惨。亏得摊上个好邻居，老太太是当庄暗楼程家二小姐，大家主儿出身，慈眉善目，惜老怜贫，她大孙子端阳这些年更是处处里帮助她们。就在去年，刘婶得了急性肠炎，亏得他拉着送到医院，又替她们交钱，救了刘婶的命。小杏儿从刚懂事，就觉得端阳哥好，成大姑娘了，一门心思地想跟他。刘婶儿也知道闺女好眼力，端阳这孩子论长相，人品，干活儿都是没再好的，还有好学问，这样的女婿十里八乡也难找，可是刘婶是农村妇女，知道在乡下过日子，没有靠膀，凡事没人给撑腰，会处处吃亏，时时受气。他们是外乡人，在榆树村无亲无故，谁也靠不上，周家在榆树村是单门独户，老太太娘家土改以后一家人死的死，逮的逮，嫁的嫁，末了撇一个三十多岁的光棍汉，也寻了短见，程家关了门，绝了后了。这还不算，端阳的父亲当国民党兵，死到战场上了，就为这，端阳白有一肚子好学问，考得再好，人家硬是没让上大学，回到村里也吃不开，连个小学民办老师也当不上，在村里掌大权的于秃子兄弟俩像跟周家有仇似的，处处跟他们过不去，端阳拉地排车，出牛马力，挣俩茶水钱 ，都干不安稳。他兄弟石头儿因为说了两句公道话，白白让人家打了一顿，打伤了，上级也不给作主处理。上级派人来搞“四清”，才算还给石头儿一个公道，于家两兄弟下了台，可是文化大革命“忽隆”了这几年，于家老二，于家老大的小舅子又在大队掌了大权，端阳因为让他同学拉着在县上造了几个月的反，一点儿好处没捞着，到了还成了坏头头儿，让人家弄到县里大会批，小会斗，半年多了不让回家，还不知最后落个什么下场，周家还有端阳本人这么个样子，刘婶儿能让自己闺女嫁给端阳吗？杏儿一旦进了周家的门儿，还不跟着周家兄弟受人欺负，受一辈子窝囊气？日后有了孩子也得低人家一头，刘婶儿断不能眼看着自家闺女往火坑里跳……刘婶儿老家一个表侄文化大革命中出息了，当上了公社革委的副主任，他来看刘婶儿，相中了小杏儿，刘婶儿不顾小杏儿反对，一口应了下来，谁知“一打三反”一闹，那孩子给逮起来了，满心找个靠山，还没真靠上，又倒了。当庄的孙志春是于家老大于大牛的小舅子，当民办老师，还干着大队的差事，喜欢小杏儿，可是小杏儿烦得他要死，要是小杏儿找了端阳，得罪了孙志春，也就是得罪了在庄里为王的于家，多咱也甭想有好日子过。刘婶也知道孙志春为人不怎么样，还有点别的风言风语，但是刘婶儿又觉得，那孙志春也是农家孩子，如果杏儿找了他，他那么喜欢小杏儿，还不把心全放到她身上？人说“树大自直”，“成家立业”，那孩子娶了媳妇儿，心收了，不野了，不一样过家子好人家？闺女在当庄儿，刘婶儿老来就有了依靠儿了。端阳出事儿后，大队干部来替孙志春说媒，刘婶前思后想，横下心来，答应了，可是杏儿死活不松口儿。娘两个为这事闹得不可开交。刘婶说：“你不听娘的，真跟了周恒顺，周恒顺成了反革命，就苦死了，我不能眼看着自己闺女往火坑里跳。”杏儿说：“管谁成了反革命，端阳哥也不会。要是有人冤枉他，硬打他反革命，我就学那杨三姐，上县上府上京城，替他申冤告状去。明认着是火炕，只要跟端阳哥在一起，俺牵着手往里跳，一起烧死拉倒儿。”刘婶说：“娘拉扒你这么不容易，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不听娘的话了。娘没法儿活了。 ”小杏儿说：“娘非逼着我跟孙志春那个小流氓，我宁死也不干。”刘婶和女儿娘两个都在气头儿上，都说了绝活，娘两个就这样较着劲，就看到末了，谁能犟过谁了。……小杏儿白天盼，黑夜盼，盼着端阳哥早一天回来，她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她甚至想过，实在不行，就像人家说书唱戏讲的那样，她跟端阳哥“私奔”了吧。……可是周恒顺真的回来了，小杏儿却还不知道，原来是孙志春让人给刘婶儿捎信儿说，周恒顺放出来，只在家待两天，八月十六就再进大学习班，让刘婶儿看着小杏儿，别让他们两人见上面。周恒顺见不到小杏儿，心里着急，挑着水桶出来打水，希望能碰上她，但连她的影儿也不见，他盼着晚上小杏儿来他家，还是没来，周恒顺很纳闷，小杏儿这是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他不知道，刘家是出事了，而且是大事，是小杏儿的终身大事。刘婶儿听了孙志春的话，装作犯了心口疼，躺在床上，哼哼哟哟，不让小杏儿挪窝儿。小杏儿一边伺候娘，一边又觉得娘这回心口疼得蹊跷，和原先不一样，她猜摸着，怕是端阳哥回来了，娘是在装病缠着她，不让她出门儿去见端阳哥，她拿定主意，明天晚上，一定想办法儿去周家。……

八月十五晚上，奶奶把石头儿从方庄供销社买的一包儿四个月饼和自家树上结的石榴、红枣放到桌上，说：“过十五了，咱一人吃一个月饼，剩下一个给小杏儿留着。”石头儿说：“俺哥不在家这些日子，小杏儿常不常地来咱家，俺哥回来了，她倒不凑边儿了，真邪门儿了。”奶奶说：“不邪门儿。一定是你刘婶儿拦着，不让她来见你哥。”石头儿“哼”了一声，说：“刘婶儿让荤油蒙住心了，她要是真让小杏儿跟了那个孙志春，那小杏儿算倒八辈子霉了。”周恒顺急忙问：“石头儿，你说说，怎么回事？”奶奶说：“有这么个说法儿，小杏儿死活不同意。”周恒顺点点头，吃了月饼，站起来走出大门，银盘般又大又圆的月亮悬在东边树梢上边，村舍，南边的庄稼地，寂寥而又凄清。周恒顺孤零零地站着，不见小杏儿的人影儿，难道这次回来，连她的面儿也见不上？两人的家相距有一拃远，却连面儿都不得见，那两人还谈何恋爱、婚姻？周恒顺的心凉半截了……突然，东边路旁几棵大树的树荫里，影影绰绰地出现一个人影儿，刹那间，那熟悉的，让人看着心动，心疼的身影儿显现了—是小杏儿，她正低着头向这边走来，周恒顺的心“嘭嘭”地跳起来，小杏儿走得更快了，脚步轻盈而麻利，像小鹿儿一样一溜小跑儿地过来了。周恒顺紧走几步迎上去，两人在周家大门外不远处碰面了，周恒顺两只大手，小杏儿两只小手儿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小杏儿仰着脸，两只杏眼在月色里闪着泪光，定定地，痴痴地看着周恒顺，说：“端阳哥，你吃苦了。……可算把你盼回来了。……你再不回来，我就急疯了。”周恒顺抬手抚着杏儿的肩膀，说：“别难过。我这不好好儿地回来了？”突然，小杏儿拽着周恒顺的胳膊往西猛劲儿走，周恒顺问：“小杏儿，你拽我上哪去？”小杏儿说：“我是上茅房，趁俺娘不注意，偷着跑出来的，一会儿，她见我不回屋，准得出来找我。白天上坡，我见大队在西坡搭了个棚子，咱上哪里说话去，俺娘就是找，也找不到那里去。”周恒顺迟疑道：“这样……好吗？”小杏儿站住了，杏眼一瞪，说：“端阳哥，我问你，怎么是‘好’，怎么是不‘好’？咱两人愿意好，得好成了，好出结果儿来，好成两口子了，就是好。到什么时候儿了？你还前怕狼后怕虎的，莫非得眼睁睁地看着我嫁给孙志春那个小流氓，才算‘好’了？”周恒顺说：“我是怕刘婶儿找不着你，着急。”小杏儿说：“也不是小时候，她怕我丢了，磕着碰着了，这会儿成大人了，她找不着也不害怕。她是把我困在家里不让我见你。急就急一会儿吧。她恨不得明天把我打发出去，跟于家那一档子结上亲，就攀上高枝儿，有靠山了。门儿都没有。我给她说了，孙志春来硬娶，只能抬走个尸首儿……别迂磨了，咱快走。”周恒顺被小杏儿的话惊住了，只好快步跟她走，走着，又忍不住问：“怎么，婶子想让你找孙志春？”杏儿说：“快走，到棚子底下再跟你说。”说话间，两人来到西洼，见一个用木棒、秫秸箔、席子搭的堵着后边和两侧三面的棚子像一间平顶房一样，座东朝西，面向西洼大片庄稼，孤寂地矗立在路边，前檐上挂着红布幅儿，上写“榆树村大队革委会三秋生产指挥部”，两边贴着“抓革命，促生产”一类对联，外墙上还贴了花花绿绿的什么“批判刘少奇”，“打倒王效禹”，“大批促大干”一类标语，棚子前檐插着红旗。不管结果儿会如何，架势是摆出来了。两人往里看，空空的，没什么东西，只在靠东墙处搭了一个地铺，下边是草苫子，上边是新秫秸席子。周恒顺和小杏儿两人手拉着手站在席棚外边，庄稼地里一层轻雾升起来了，田野里更显得朦胧，四处阒无人迹，没一点儿风丝，似乎天地间只有他们两个人，静得能听见对方的心跳，小杏儿依偎在周恒顺身旁，不出声，周恒顺急着问：“杏儿，那个孙志春到底是怎么回事？”小杏儿说：“先别出声，我先靠你身上歇一会儿。”过了片刻，小杏儿转过身来，抓着周恒顺的手摇晃着，说：“端阳哥，我怎么办呀？”周恒顺说：“杏儿，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杏儿拽着周恒顺进了棚子，说：“咱们坐下，我给你说。”两人在地铺边儿并排坐下，小杏儿把她老家那远房表哥出了事，周恒顺被带走后，于二车和大队妇女主任来她家替孙志春说媒，她娘已经答应了，她跟娘争得不可开交，都把话说绝了，一五一十说给周恒顺听了，临了，问：“端阳哥，你这回回来，就没事儿了吧？不走了吧？你回来了，我跟他们斗，就有主心骨儿了。”周恒顺说：“杏儿，对不起，我还是待不住，明天就上公社集合，到松山林场参加三个月的学习班。”小杏儿听了，哭了，说：“端阳哥，你再出去三个月，这当中还不知出什么事哩。我该怎么办呀？”周恒顺说：“小杏儿，你别哭，别害怕，我这回去参加学习班，就是‘一打三反’收场了，检讨好，就回家了，不会成为敌我矛盾了，这些话你可以给刘婶儿说。你还要对她说，她担心你以后在村里受人欺，有一定道理，可是，无论怎样，村里毕竟是好人多，我也不是管制对象，他们也不好怎么欺负你。小杏儿，你记住我的话，即便咱两人成不了，你另找别人，千万不能跟那个孙志春，他品性不好，跟丁香不清不浑，听说在小学里还喜欢戳弄女生。你要是跟了他，一辈子就毁了。你得给刘婶儿说这些道理。”小杏儿说：“我当然跟俺娘说，宁死也不跟孙志春，但我不能说不跟你了。端阳哥，你刚才还说什么咱两人成不了，你怎么会这样想？你就这么不在乎我？凭什么‘成不了’？非成不可。成不了我就不活了。”周恒顺说：“小杏儿，我刚才说的是‘假设’，是极而言之，是退一万步说，不是不在乎你。以后别死呀活呀地乱说。”小杏儿说：“我不是胡乱说。我早想好了，他们要是硬逼我，我真死给他们看。我连棉花药都准备好了，趁人不注意，一口灌下去，脖子一仰，一霎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也就不受这个罪了。”周恒顺眼泪夺眶而出，他揽过小杏儿，说：“小杏儿，好妹妹，都怪找，让你作难，吃苦。”小杏儿说：“端阳哥，你别这样说。从打我认识你，你就对我那么好，关心我，爱护我，凭什么我就不能对你好？我早说了，跟你受苦受罪，我心甘情愿。那天在县委大院儿外边，洪云姐对我说，端阳哥是天下最好的人，她让我跟你好到底，再苦再难，都别扔下你……我都答应了。端阳哥，你别前怕狼后怕虎的，你答应我，这辈子一定让我当你媳妇儿。”周恒顺借着从林秸缝儿里进来的斑驳月光，看着小杏儿俊俏的，杏眼闪亮的小脸儿，这女孩儿的真情让他激动，震撼，他说：“杏儿，好妹妹，我保证，只要你不嫌我，我今生非你不娶。那你也答应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死呀什么呀地胡寻思，今晚上回去就把那棉花药扔了，不然我会挂死。”小杏儿说：“好，我答应你。回去就扔。往后不再胡寻思了。”周恒顺两手抱着小杏儿的脸，说：“杏儿，你真是我的好妹妹。”小杏儿的脸跟周恒顺的脸越凑越近，她痴痴地看着周恒顺，说：“端阳哥，亲我一口。”周恒顺用嘴朝着小杏儿的腮帮儿亲了一口，小杏儿用力抱紧他的头，不让他离开，周恒顺的嘴对向小杏儿好看的小嘴儿，两人嘴对嘴亲吻起来。这是二十八、九岁的周恒顺生平第一次跟一个女孩儿这样亲热，是他经历了整整七个月的囚禁生活之后，爱的甘霖在滋润他苦涩的心。……两一人边亲吻，一边不由自主地用手抚摸着对方的身体，小杏儿说：“哥，这样亲不够，你使劲搂搂我，越使劲越好，我太想你了。……”周恒顺两只胳膊搂紧了小杏儿纤细的腰身，她一双圆溜溜的小乳房紧贴着他的胸脯，让他浑身麻酥酥的，……两人搂抱了一会儿，小杏儿朝后仰倒在地铺上，顺势拽着周恒顺压到自己身上，两人又一阵狂热的亲吻。突然，小杏儿似乎想到了什么，她轻轻推开周恒顺，几下解开自己上衣扣子，把上衣脱了，只穿个小背心儿，又急急忙忙几下解了周恒顺的衬衫衣扣儿，麻利地给拽了下来，抱紧了周恒顺，说：“端阳哥，好哥哥，你这一走，又是三个月，两个人不知得想得多厉害，我非得让你亲够。”偏西的月亮照进来，周恒顺长这么大，从没见过的这样美好的妙龄女孩儿像绝佳的艺术品一样的身体，他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美妙的梦幻之境，他想起前不久一天晚上，他梦见小杏儿跟他在一起，小杏儿光着身子，朦朦胧胧，看不清楚，但觉得特别美，他醒了以后，想怎么会做这样的梦，说明太想小杏儿了。他和牟洪云在一起上学那么多年，两人也算情意绵绵，他也常梦见牟洪云，但在梦里两人也是板板正正的，过手都不碰一下，也许这说明他和牟洪云只能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而杏儿却会成为他同床共寝的妻子，……现在，真的看见杏儿的光身子了，月光下，比梦里见到的还要美，他急不待地趴到小杏儿身上，不住地抚摸，亲吻，亲吻，抚摸，……猛然间，小杏儿嘴对着他的耳朵嘁嘁喳喳地说：“端阳哥，我想今晚上就当你的媳妇儿，……”边说边摸索着褪下了自己的裤子，周恒顺慌了，说：“杏儿，咱不能那样儿，……这对你不好。咱得进了洞房才能……”小杏儿说：“哥，我原先也是这样想的，咱俩好了以后，我常寻思，咱进洞房那一晚，你会怎样疼我，娇我，……可是，现在这种情况，还不知道于家、孙志春那一伙人怎样加法子，俺娘怎样犯糊涂，我刚才突然想，干脆咱两人就把这个席棚子当咱的洞房，今晚上就是咱俩的头一夜，完了我就跟俺娘说，我把身子给了端阳哥了，生米成了熟饭，俺娘也就没办法儿了，只能依着我了。”小杏儿见周恒顺竟呆呆的，像是被她的光身子吓着了似的，显然，周恒顺在犹疑，内心在挣扎，情欲和根深蒂固的道德藩篱在冲撞，小杏儿说：“哥，你是真老实人。你就像大戏里唱的关公一样，可是你忘了，关老爷跟前是他嫂子，我可是你的媳妇儿。”周恒顺吭吭哧哧地说：“不登记，就不能算媳妇儿。”小杏儿说：“俺哥，你好呆气。从祖辈儿不兴领结婚证，人家千千万万个家里那都不是夫妻？人家那女的不是她男人的媳妇儿？”小杏儿一边说，一边替周恒顺解开腰带，扯下了他的长裤，连带着把他的小裤衩儿也拽了下来，周恒顺的血液在全身四处贲张，心“嘭嘭”跳，他发狂般扑到小杏儿身上，搂抱着她那美妙的胴体，两条腿紧紧夹住她个细长的、滑溜溜的两腿，两只大脚勾弄着她两只小脚丫儿，他悄悄地说：“好妹妹，咱真那样儿，我听人说，头一回儿女的会很疼，还会破了出血，对不起，……”小杏儿呼吸急促起来，说：“哥，我不怕。我愿意你把我弄疼了，多疼都不怕。”小杏儿话刚说完，周恒顺下边用劲，杏儿嘴里轻轻“哎哟”一声，两只手紧紧地抓着周恒顺的肩膀，脊背，一边说：“好哥哥，亲哥哥，使劲吧，再使劲，……哎哟，俺好哥哥，太好了,不疼了，……光剩下好了。”周恒顺在杏儿身上尽快地享受着腾云驾雾般的快乐和眩晕，但突然惊醒了似的：“杏儿，好妹妹，要是怀上小孩儿怎么办？”小杏儿喘息着说：“我昨天刚来完月经，听小媳妇儿们说，这时候怀不上，哥，你该怎着怎着，想什么样儿什么样儿，真怀上也不怕，怀上就生，奶奶才高兴哩。我挺个大肚子，看孙志春个坏小子还偎乎不？”说着，搂得周恒顺更紧了。……两人足足亲热了个把小时，周恒顺才从小杏身上下来，又搂抱着她，说：“杏儿，好妹妹，有了今天这个晚上，我没白来人世间这一趟，这辈子不白活了。好妹妹，哥感谢你。你把身子给了我，我发誓一辈子疼你，爱你，宝贝你，还要努力让你幸福。”小杏儿似乎还在刚才的幸福中沉醉着，喃喃地说：“好哥哥，别说谢我。你不也把身子给我了吗？我刚才心里老在想，我当端阳哥的媳妇儿了，当端阳哥的媳妇儿真好，太好了，想着你，再苦，再急，我也不会喝棉花药了……”周恒顺用手捂着小杏儿的嘴，说：“又胡说了，再说这种话我扭她 的小嘴儿。”小杏儿撅起小嘴儿，撒娇道：“扭呀，扭呀，怎么不扭呀？”周恒顺让那小嘴儿馋得心尖儿打颤，又抱紧地，对着她的小嘴儿狂热地亲吻起来。……

就这样，苦海中沉浮，还不知岸在哪里的周恒顺和甘心情愿跟他作伴儿，陪他受苦的杏儿姑娘，两个相互挚爱的青年男女，在没有红烛，只有月光，没有大红喜字，只有红绿标语，没有绸缎被褥，只有草席地铺，没有喜庆的音乐，只有秋虫唧唧的田间“洞房”里，完成了他们虽然凄苦但绝顶幸福的“新婚”第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