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二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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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阳县被确定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县,省委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将派往全县所有公社，大队。这消息像旱天里一声雷震动了全县，从县直机关到所有村队，处处弥漫着兵临城下，大战在即的紧张空气。各种离奇的传说像长了翅膀飞到全县各个角落。像土改一样，因为事关人们的切身利益，不少人兴奋起来，又因为各自的地位，处境和利害关系相异，有人企盼，有人惶恐，甚至战战兢兢，有的磨拳擦掌，准备出击，有的绞尽脑汁，思谋对策，当然，大多数面对“政治”像绵羊一样驯顺的农民，仍旧漠然以对，心里有老主意，让你“玩八个眼的猴”，他们还是打算冷眼旁观。因为从土改到现在，村里街头上贴的大标语一茬茬地换，运动一个接一个地搞，工作组像走马灯一样来了去，去了又来，一阵子一串新名词儿，庄户人还没弄清什么意思，另外一些新名词又来了。庄稼人跟不上趟，只是糊里糊涂，似懂非懂地随大流跟着，长短不得安生，而过的日子却是秫秸换杆草—越捣腾越短，大小队的干部也常换，可往往是黄鼠狼“将（生养）”老鼠—一窝儿不如一窝儿。人们的心都凉了。这次“四清”工作队浩浩荡荡下乡来，能不能让庄户人的心热乎起来，谁心里也没底儿。

这天下午，周恒顺在县果品公司装了食盐，拉了车往外走，到县委大院门口的时候，听见大院儿墙里大喇叭正“哇哇”地广播“四清”运动的事儿。他在果品公司装盐时，就听盐库的老保管说，这几天县城里来了“四清”工作团，有三、四千人，中学、小学都放了假，搭了铺让他们住。光咸盐买去了百十斤，县委大院儿广场上，天天开会，大喇叭从早到晚地响，散了会，工作队的人往外走，得半个小时才能走完，年纪大的，年轻的，男的，女的，什么样儿的都有。除了早年打仗的时候，县城里过队伍，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这回可让陶阳县的人开眼界了。这回共产党是真破本儿了。这些人“忽隆”上半年，农村可得变点儿样了。……周恒顺把排车停在路边，找了块砖头，在墙跟儿坐下，他要听听“四请”运动到底是个什么精神。他自忖是被政治主流甩到边缘的人，第一位的任务是谋生。离开学校后，对政治运动关心而不热心，“关心”一半是因为上了十几年学，一直学习时事政治形成的惯性，一半是内心深处忧国忧民情结犹在。但他知道自己不具备参加任何政治运动的资格，所以并不“热心”。在跟周恒刚书信来往中，两人偶尔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周恒刚说周恒顺对世事看得很透，但想得很开，已经做到怨而不怒，而周恒刚则有时义愤填膺，忧心如焚，有时喜形于色，欢欣鼓舞。周恒顺说，我也并不是“每临大事有静气”，而是没有醉心于政治的资格，我钟情于国家，国家对我不屑一顾，我自作多情也枉然。周恒刚说：“你也过于悲观了。”周恒顺说：“不是‘悲观’，是客观。是冷静，是直面现实。”高中毕业回到家里好几年了，他对农村的事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从成立高级社特别是人民公社以来，党和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措施，什么“八字宪法”，“农业发展纲要”，又是什么“以粮为纲”，“以猪为纲”，新花样儿层出不穷。工作组,蹲点,一拨拨地来，但搞来搞去，左弄右弄，庄稼地里不能多打粮食，树上结很少的果子。报纸广播年年吹嘘“丰收”，或至少是“好收成”，但老百姓年年口粮低，饿肚子。几乎所有的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搞得很糟，个别搞得好的，是风毛麟角，还是上级为了树立“典型”、“标杆”给钱给物儿，吃偏饭，“小灶儿”喂起来的，有的是弄虚作假，“拔苗助长”吹出来的。人类社会如果实行一种制度，大多数地方都搞得好，个别地方不行，那是个别地方的毛病，如果大多数都搞不好，那只能说是这种制度有问题，即使有个别特例，那也改变不了“此路不通”的现实。这样浅显的道理，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但人人都像《皇帝的新衣》中的看客一样,不但对问题三缄其口，而且还同声称赞，齐呼英明。这是人类历史上真正可悲的事情。周恒顺不相信有任何措施能扭转这种局面。除了从根本上变革这种制度,没有任何出路,而变革这种制度,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认定这种制度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是“金光大道”，任何对这种制度持异议的想法都是大逆不道的“异端”，是反革命。周恒刚曾在信里告诉他，他在他爸爸那里看到过一份“内参”材料，陕西户县杨伟名等三位农村党员针对农村问题给各级党委写了一封“万言书”，里边开门见山地说：“就农村而言，如果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信发出后，很快就遭到了全省范围的批判，而且招致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雷霆震怒。正因为知道这种大背景，周恒顺对农村搞的什么新鲜花样儿，再也不抱什么希望，不要说政治上，变来变去，无非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好像睡不着觉赖床歪，把生产搞不好，工作上不去，成效差，说成是“阶级敌人破坏，捣乱”，拉那些走路溜墙跟儿，大气儿不敢出的四类分子出来当替罪羊，出气筒，甚至无中生有地演义出“阶级斗争”故事，借以欺世盗名，自欺欺人。所谓“一抓就灵”，实际上是一点儿也不“灵”，从来也不“灵”，但却人云亦云，众口一词，都在那里煞有介事地抓什么“阶级斗争”，不过逮着那些倒霉的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甚至亲戚更其倒霉而已，而这些人的存在倒成了困难重重，左支右绌的窘境的遮羞布，即使贯彻什么“农业发展纲要”，“八字宪法”，推广什么新农业技术，新耕作方法，也常常是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毫无章法，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无果而终，不了了之，搞的过程中，又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应付上级检查，让人觉得弄这些事不是为了增产增收，而是为了让领导高兴。……但这回的“四清”运动，看上去来头大，势头猛，也许当真要搞出点名堂，既然“四清”的对象是干部，周恒顺暗自希望通过“四清”能解决于家兄弟的问题，至少是让他们有所收敛，最当紧的是查清和处理石头挨打的问题，替石头出口气。……他坐在墙根儿竖起耳朵认真听大喇叭的广播，是一位女干部正在讲话，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清脆悦耳，字正腔圆，声声入耳，内容生动而具体，深入浅出，娓娓动人。讲的是发言者本人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实地参加“四清”运动的做法，经验和体会，周恒顺想起在果品公司装盐时，仓库保管员说的话，对了，广播的是刘主席夫人王光美的讲话录音，难怪水平如此之高，口吻这样不容置疑，下边的人听来无异于如闻天书。周恒顺听得更认真了，不让一个字漏掉。讲话主要是说，农村的阶级斗争复杂而又严重，工作队员进点后，不能依靠原来的领导班子，要像当年闹革命开辟新区那样，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带领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向“四不清”干部和他们背后的（？）阶级敌人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最终解决领导权问题。这些“四不清”干部有的本来就是阶级敌人，阶级异己分子混进来的；有的则是意志不坚定分子被地富反坏腐蚀拉拢，成了他们的代理人。有的是掌权之后，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变了质，成了“四不清”干部。周恒顺想，榆树村的于大牛两兄弟也没和村里什么“分子”相勾结，但自己什么坏事都干，应该算是“四不清”干部了吧。讲话中还说，桃园大队有的地主，富农分子，本人在村里受管制，但他们的子女却在部队，机关，军工厂，保密单位当军官，干部，受到信任和重用，问题严重，情势危险。讲话描绘了一幅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几乎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可怖图景。好像不只是在农村，党政机关、部队这些要害部门也混入了数量可观的不可靠分子。周恒顺听到这里，本能地感到不舒服，不禁暗想，你王光美不也是大资本家出身，为什么你可以贵为国家主席夫人，身居高位，风光无限，对下边的小人物却仅仅因为其出身不好就视为“异类”？何忌刻如此之甚？这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几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内战，却要让千百万下层百姓，完全无辜的人为之偿债，公道何在？周恒顺暗想，这种想法儿，是“大不敬”罪，反动透顶的呀。他想到了小姨奶奶家在外地工作的表叔，表姑，似乎就属于王光美讲话中说的情况，不知道这次会不会被波及……王光美的讲话录音放完后，工作团的书记发言，用很夸张的语句盛赞王的讲话，要求全体队员深刻领会，认真学习，努力消化，吸收，在即将开展的“四清”工作中原原本本地贯彻实施。大喇叭宣布散会了，周恒顺见天色已晚，知道下午回不去了，就拉起排车，住进了县委大院对过一家临街的小旅店，把车停好，到房间里，拿出煎饼，就着咸菜，一气儿吃了四个煎饼，端了茶缸子，喝着水，站在窗前，看着从县委大院儿走出来的“四清”工作队员，整个街筒子，满满荡荡，黑鸦鸦的全都是，像潮水一样往前涌动，突然，在人群中，他竟看见了牟洪云，从窗前走过去了。周恒顺慌忙放下茶缸子，一溜小跑，窜出旅店大门，沿街急步走了二、三十步，追上了牟洪云，并喊了一声“牟洪云”，牟洪云听见熟悉的喊声，停住脚步，回头看见周恒顺，很激动，两只美丽的眼睛闪着动人的光亮，两个人站到了一起。他们已经两年多没见面了。牟洪云仍梳着马尾辫儿，穿着浅灰色卡其布衣裤，朴素大方透着清新，周恒顺熟悉的俊俏的脸厐在晚雫映照下红扑扑的，少了些稚气，添几分成熟：她是大学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啊。周恒顺则是一副大路上脚夫的装扮，两人在一起，成了大街上奇怪的一景儿，身边的工作队员用诧异的目光看看他们，匆匆走过。牟洪云说：“端阳哥，怎么是你，你这是？……”周恒顺说：“天太晚了，回不去了，我住到这个小旅店里了，咱进去说会话儿吧。房间里就住了我一个。”牟洪云跟着周恒顺进了小旅馆，走进房间，周恒顺找火柴点亮了罩子灯，让牟洪云在一张椅子上坐了。周恒顺说：“我到外边买点包子来你吃。”牟洪云说：“怎么光我吃，你呢？”周恒顺说：“我有带的饭，吃了。”周恒顺出去了，不一会儿买来了包子，牟洪云洗洗手，笑道：“我就不客气了，真有点儿饿了。”拿起包子吃着。周恒顺说：“我听人说，大学的学生参加‘四清’工作队，不知道你来没来，就站到窗子跟前，试试能不能看到你，没想到，还真就看见了。”牟洪云说：“‘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说明咱们有缘呗。”周恒顺不接这话茬儿，转而问道：“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来了吗？”牟洪云咽下最后一口包子，说“没有都来。来的主要是文史科的学生，像我们这些学哲学，政治的那是一定要来的，毛主席说，政治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大学生的一门主课。也确实是这样，在中国，不了解农民，不熟悉农村，学政治，哲学这些东西，学来学去，都是空的。参加一年的‘四清’运动，是个难得的锻练，学习的机会儿。”周恒顺说：“你到什么大队去？”牟洪云说：“我很希望到榆树村去。可是，有文件规定，工作队员有亲戚、朋友的，要回避，我也怕给你惹麻烦。现在分到方庄儿 了。”周恒顺点点头。牟洪云问：“我在济南听大娘说，石头儿让人打了一顿，打的挺厉害的。处理了吗？”周恒顺说：“事情是明摆着的，很容易查清。但是以榆树村和方庄公社的领导状况，明摆着的事情也解决不了。现在当社员只能逆来顺受，谁敢于有所抗争，就会受到打击报复。合法的手段不方便，就搞非法的一套。”牟洪云说：“根据这次运动的文件精神，石头儿这件事肯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事情的起因是分配问题，石头儿为此被毒打，这是‘四不清干部’对他打击报复，而且用的是黑社会的办法儿，很典型。一定会当重点案件处理。”周恒顺说：“我对解决其他问题不抱多大希望，但是特别希望能把石头儿的问题解决了。石头儿个性很倔强，吃了这个亏，心里憋屈，本来挨打己经伤了元气，长时间心情郁闷，我怕他身体出现别的问题。”牟洪云说：“你回去给石头儿说，问题一定能解决。让他树立信心。你们村工作队里有个队员叫柴菁，是我的同班同宿舍同学，我把你的情况，石头儿的事都给她说了，她会找你们了解情况的。工作队进村后，你们可以找她反映情况。如果通过运动，把于大牛兄弟的问题解决了，你和石头儿在村里的处境会好一些。”周恒顺说：“别的事倒无所谓。主要是石头儿太冤枉了。至于我，已经对改善个人处境不抱希望了。也没什么意思。即使大队安排当个民办老师，收入也很低。当个会计，保管什么的，就得和他们同流合污，否则绝对站不住脚。因为在现行制度下，干部多吃多占是文中必有之义，不是少数人偶然出错儿或一时的过失，是系统性的问题，多吃多占是常态，谁若洁身自好，反倒会吃不开，被孤立。我现在这样挺好，身体累一点，但收入还可以。石头儿住院花了不少钱，我一年多就能把账还上了。”牟洪云说：“也不能太累了。”周恒顺说：“我已经习惯了。身体比上学时壮多了。”牟洪云也看出周恒顺真的已经是个彪形大汉了，说：“身体壮了，可惜一肚子学问荒废了。”周恒顺说:“有些功课—比如求月球的质量—确实会荒废掉，不荒废也没什么用了。但我一直没放弃学习和练笔。多亏你从济南给我寄来那么多好书，我即使上坡干活儿和出门儿拉排车，都带着书，得空儿就看，虽然有点儿‘另样儿’，但毕竟读书不犯王法。晚上坚持看两小时或更多时间的书，记读书笔记，写日记。脑子总算没怎么生锈。”牟洪云说：“没考虑写点什么东西？”周恒顺说：“没有。以自己对生活的真实认识写文艺作品，多半会写出‘毒草’，写学术性的东西，自已基础功力都还太差。另外，据说报刊发文章，也向作者所在单位发函搞政审，于大牛他们是不会允许我到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我也就不作这种徒劳的尝试了。我现在考虑的比较多的是现实的经济问题，特别是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效率和效益问题。”牟洪云问：“你和周恒刚还通着信？他现在情况怎样？”周恒顺说：“俺两人没断了通信，他干得很好，早就入党了，最近提了干，离开了基层连队，到团政治部当通讯干事了。你如果看解放军报，就能看见他写的文章。他和你都会大有作为的。”牟洪云说：“我们三个人，论学习，你是最厉害的，现在却是你最苦。”周恒顺说：“我这个苦，是与生俱来，命中注定的。没有办法儿。我也没有怨尤。”牟洪云两只眼睛忧色沉重地看着周恒顺，说:“你不知道，刚才看见你，晒得那么黑，人也显得老相，和上学完全成了另一个人，我心里很难受。怎么办？难道一辈子就这样了吗？”说着，流下泪来。周恒顺眼睛有点发热，鼻子有点发酸，但强忍着，强笑着说：“洪云，别这样。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不是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吗？我现在这样儿，最符合毛主席的标准了—当然，政治上也许不合格儿。说句玩话儿。我给你说，这一段，为了抓紧还上脚夫哥们儿的钱，我跑得多一些，有点黑瘦，账还清了，我就可以放慢些节奏了，天底下的农民不都这样吗？多数人还不如我—终年辛劳还不得温饱。我虽然累些，但是有钱孝顺奶奶和母亲，亲戚、朋友、庄乡有难处，我还可以解囊相助，以后还会有钱给石头儿娶媳妇儿。”牟洪云红着脸说：“光给石头儿操心，你自己呢？奶奶得忙着让人给你找对象了吧？”周恒顺脸也红了，说：“真的有人介绍过，我一个也没考虑。”牟洪云内心深处正希望他如此，但故意问：“为什么？”周恒顺心里的真实想法儿是，虽然他已经明确地，断然地切割开了和牟洪云的恋情，但牟洪云还在读书，而且肯定还没另谈恋爱，他决计不先于牟洪云找“对象”，他要保持对他们那段感情的“忠诚”，而且他还没从和牟洪云的感情中完全走出来，他觉得这种状态下另谈“对象”，对自己未来的“那一个”也不公平。他略一沉吟，说：“当年汉朝大将霍去病说，天下未定，何以家为？我是前途茫茫，何以家为？确实也没这份心情。拖几年再说。”牟洪云眼泪汪汪，嗫嚅着说：“端阳哥，咱俩之间……？”周恒顺说：“洪云，不再说这个话题了。这事咱们已经说定了，你也同意了。咱们之间没什么‘事儿’了。……你一定要想开，要下决心，忘掉那一段儿，真正走出来。”牟洪云说：“我也想这样做，但是谈何容易？”周恒顺见她楚楚可怜的样子，知道这是他们两人在一起解不开的难题，转换话题说：“叔、婶都好吗？你不回家吃住？”牟洪云说：“我妈身体挺好，我爸神经衰弱，工作压力太大，精神负担也重。……我尽量回家吃住，有时也在工作队吃。”她朝窗外看看，说：“天不早了，我得回工作队去参加讨论了。后天就下去了。这半年我们见面的机会儿就多了，你有空儿就到方庄儿找我。”周恒顺说：“你重任在身，我干的这个活儿，没早没晚，不方便去找你，也会耽误你工作，对你也不好。有合适的机会儿也可能去。”牟洪云满怀深情，充满哀怨地看看周恒顺，说：“端阳哥，我走了，你多保重。问姥娘好。”说完，匆匆离开了小旅店，周恒顺站在临街的窗子前，看着她渐渐走远，渐渐隐没在浓浓的夜色中。……

石头儿去年秋天伤好出院，又在家歇了一两个月，才到生产队里干活儿，医生交待他不能干重活儿，他自己也觉得确实和原先不一样了，无论挑担，推车，他很想还像原先那样，拾起来就干，但现在力不从心，干不动了，只好干些女劳力干的轻来轻去的活儿。他虽然还不到二十岁，但个子比哥哥还高，在女劳力行列里，像羊群里跑出个驴，特别别扭。他觉得丢得慌，没点脸面了。每次上工收工，他都离女人们远远的。队里有的姑娘媳妇儿喜欢跟他开玩笑，常把他弄个大红脸，他受不了，但也没什么好办法儿。他心里憋屈得厉害，有时候恨起来，发狠说：“我干脆把秃子兄弟俩杀了，自己也死了，算了。”奶奶吓得要死，说：“石头儿，可不许胡说。别说咱还不知道是谁打的，就算真是秃子兄弟俩的事，也到不了杀人的份地，小儿，别心急，人不报自有天报，干坏事儿的，早晚有一天要倒霉。”周恒顺告诉奶奶和石头儿，“四清” 工作队进了村，把打人的事查请了，出了这口气，石头儿的情绪慢熳就恢复平静了。奶奶给苦妮儿和郭有江说石头的事，郭有江说：“大娘，你要是愿意，咱让石头儿再回酸枣岭，我一准能让他干适合他干的活儿，待二年，和换子结了婚，生个白胖小子，还是你老人家的重孙子。”奶奶说：“我自来就没非让石头儿回来，可是这小子很犟，非回来不行。他愿不愿回去，我商量商量他。”奶奶跟周恒顺说了这事，周恒顺说：“奶奶，石头儿好好的回来的，挨了打，受了伤，再回酸枣岭，他肯定觉得没面子，不会同意回去。我这个当哥的也太没用了，太没脸了。不用回去，没合适的活儿就不干，我出力挣钱养着他，还得给他风风光光地娶媳妇儿。”奶奶说：“这话我信。我就是担心他憋屈出病来。”周恒顺说：“这倒真是个事儿。要不你问问他，听他怎么说。”奶奶跟石头儿说大爷和娘想让他回酸枣岭，话没说完，石头儿就恼了，说：“奶奶，我是回来帮俺哥撑家立业的，让人家打成废人了，再灰头土脸地回酸枣岭？我也是个七尺汉子，让我这脸往哪搁？奶奶，你和俺哥把我当累赘了？我出去要饭，也不回酸枣岭。”说着，竟呜呜地哭起来。奶奶也哭了，说：“小儿来，是奶奶跟你娘你大爷怕你憋屈出病来，你大爷说他有办法儿找适合你干的活儿。你哥也不愿让你回那边儿，他说没合适的活儿就不干，保证有吃有穿，还要给你娶上媳妇儿。他也是怕你受憋屈，才让我问问你。”石头儿说：“奶奶，你别问了，我不回去。好马不吃回头草，死，我也死在自已家。”奶奶眼泪不住地流，说：“小儿，奶奶刚才的话算没说。你可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吓唬奶奶了。”后来，石头儿听人说村里要来“四请”工作队，跟奶奶说：“‘四清’工作队来了，够秃子兄弟们喝一壶的。非得跟他们算账不可。”这天晚上，周恒顺来到家，跟奶奶和石头儿说了在县城听喇叭里讲“四清”和见到牟洪云的事，说再过几天工作队就要进村了，牟洪云的一个同学叫柴菁上咱村来，牟洪云把咱家的情况和石头儿挨打的事都对她说了，她来了咱就找她。石头儿说：“这回该着秃子兄弟倒霉了。不能轻饶了他们。”周恒顺说：“工作队来了，咱就找上门儿去，要求查请打人的事。别的事就不好说了。一般也轮不到咱们说话。”石头儿说：“那可不一定。我下定决心了，该说的话，就要说。”奶奶说：“小儿来，人家要问，咱知道的，也不能不说，不说也是毛病。找不清的，咱可不敢乱说。别看秃子兄弟俩没少朝你老姥娘家和咱家丧良心，咱也不和他一般见识，人不和狗治气，得饶人处且饶人。不管怎么说，还有你栓柱爷爷这个面子。”石头儿说：“秃子是秃子，栓柱爷爷是栓柱爷爷，两回事儿。”奶奶说：“秃子兄弟俩是你栓柱爷爷的儿呀。咱这里有句俗话，说‘孬死是儿’，我跟你们说好了，工作队来了，咱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不论说什么，都得让奶奶先掂量掂量，你们得听奶奶的。”周恒顺说：“石头儿，咱听奶奶的。”石头儿不出声了。

这段时间，于家两兄弟，特别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于大牛慌了神。前些日子，他在公社参加了“四清”运动吹风会。公社石书记交待各大队干部，要以正确态度对待“四清”，有问题就准备检查，交待，经济上贪了、占了该退赔就退赔，只要态度好，有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党就不会一棍子把人打死，就会给出路，该当干部还当干部。从开会回来这些天，于大牛一直寝食不安，他不担心经济上多吃多占那些事，检讨了，退赔了，完事大吉。他担心于二车找人揍石头儿的事儿，找的那几个坏货揍人有瘾，没轻没重，把人打伤了，住了院不说，肋条断了三根，还把脾脏切除了。这件事够“杠儿”了，他对这事也是点了头儿的，他兄弟俩都难逃干系。这件事很糟糕，石头儿揭发了于二车分地瓜捣鬼的事，他们找人把石头儿打伤，是典型的“打击报复”，性质特别恶劣。于大牛意识到，他兄弟俩这次运动如果栽觔头，这件事很可能是突破口。除了石头儿这件事，他还有两块更大的心病。一个是土改的时候江家的外甥卢正人来村里交江家藏在他家的浮财，但昧下了金条和元宝，他跑去找卢正人，卢正人没办法儿，一次一次地给了他不少钱，填“破鞋”女人窟窿，下馆子吃喝，买东西给上边当官儿的送礼，用的都是这个钱。这件事就像长在身上的暗疮，早晚会化脓，鼓包，溃头儿。不过，卢正人在县一中和县里正红得发紫，他不揭发，没有第三个人—包括他自已的老婆—知道，教育部门不搞“四清”，这事也许露不了馅儿；再就是他多年的老毛病，下头儿“馋”，在村里搞女人，名声很臭，和翠花那样的“破货”有一“腿”，问题不大，比较严重的是借着崔傻子干过保安团，把他老婆给“干”了，后来两人还真“好”了，特别严重的是在坡里想办苦妮儿的“好事儿”，没办成，但是把脏东西弄到苦妮儿裤子上了，当时苦妮儿发恨说“把裤子留着”，早晚跟他算账。后来苦妮儿改嫁走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于大牛当干部不少年数了，长了不少见识，知道他办的事叫“强奸未遂”，跟强奸差不多，一样能逮人。不知道这回苦妮儿会不会觉得“到时候了”，再拾翻这事。不知她留没留那证据，要是她拾翻，并且拿出证据，他于大牛就彻底完蛋了。老头子于栓柱见于大牛神色慌张，又在外边儿听说风声不对，指着他鼻子骂：“小子，怎么样了？害怕了吧？害怕的时候在后头哩。我早就给你说，‘别看你今天跳得欢，早晚有一天拉清单。’叫我说，赶紧自己先拉清单，工作队来了，把犯的事儿交待好了，麻利地把那点儿乌纱帽摘下来还给人家—本来就狗拉耩子，不是个人样儿，快别在上头给于家丢人现眼了，也省得造一点子孽。”于大牛说：“还有你这样当爹的，盼着自己的亲儿子跌脚，倒霉。”于栓柱说：“怎么，是我盼你跌脚，倒霉？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冤枉你了？不对？那太好了。我但愿我刚才是胡说八道，你于大牛还有你那个惹事精兄弟二车是天底下最好的共产党干部，灰星儿不沾，疤麻儿没有，那我朝正北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磕头。小子，别癞蛤蟆垫床腿—犟撑了。”……于大牛想来想去，觉得应该争取主动，对重点人物按排按排，把他们的嘴堵上。他先派了个公差，把崔傻子支派出去，趁月黑头加阴天，偷偷溜进崔家。傻子媳妇儿说：“走错门儿了吧？你又来干什么？你还嫌害得俺轻？你知道这些年，我让傻子揍得多苦不？你占了便宜，躲到一边儿偷笑去了。逮着俺倒霉。哪回完了事儿，塞给俺块而八毛的，就打发了，俺是窑姐？你算拣了便宜了，没人心眼儿的货！”于大牛说：“这些年，我没少替你男人说话，你小孩子上学，入团，也都没受影响。”傻子媳妇儿说：“算了吧，你别送空头人情了。我早就听顾书记说了，他是个傻子，什么‘保安团’？村里派人到县里查了保安团的花名册儿，根本就没他的名儿。我算倒了八辈子霉，白让你占了俺的便宜。”于大牛说：“话也不能这样说。你反正也知道，我于大牛是真心和你好。咱两人在一起，也没少自快了。”崔傻子媳妇儿说：“那不白搭？你早就把俺忘了。”于大牛嘻皮笑脸地说：“忘是没忘，这不又来了吗？”傻子媳妇儿说：“别哄弄人了。你来，是想我吗？不是吧？你一准有什么事儿。快搞‘四清’了，你是怕露了馅儿，来堵俺的嘴的吧？”于大牛说：“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我来找你，一是日子多了，想你了；再就是给你招呼一声，工作队来了，要是有人嚼舌根子，说咱两人‘有事儿’，你那个嘴可得闭紧了。咬口儿不开，天王老子问，也不能承认。”傻子媳妇儿说：“还真叫我猜准了，你撅什么尾巴拉什么屎，我看得清亮儿的。你说的这个事儿，我不给你打‘保票’，你们共产党讲实事求是，我得听共产党的，人家不问，我不上赶着去说。可是人家要是问起来，我就有么儿说么儿。”于大牛说：“好姑奶奶，你可不能乱来。那你不是要我命吗？”说着掏出十元钱，塞到这女人手里，说：“我最近手头儿紧，给你这点儿钱，给闺女买件衣裳。”傻子媳妇儿说：“你是用着人靠前，用不着人靠后，这点儿钱就能堵上我的嘴了？没门儿！”于大牛慌了，把傻子媳妇儿拽到跟前，揽到怀里，不顾她半真半假，半推半就地抗拒，亲她一阵，说：“求你了，心肝宝贝，祖宗，真不能乱说。说了，对你又没什么好处，倒惹得傻子再没好地揍你。你要是乱说，那不和你男人一样，傻死了？”傻子媳妇儿被于大牛亲一阵，觉得两人又近乎了，说：“吓唬你的。你当真了？看吓得那个熊样儿，敢做不敢当。瞧你这点出息，就是糊弄个娘们儿家，吓唬吓唬四类分子，旁的你会干什么？共产党的真神来了，没能耐了吧？你怕什么？‘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不害你。谁问我也是咬口儿不开。拾翻出来，谁脸上有光？我不害怕，你也把心放到狗肚子里吧。”

周恒顺从县城回来的第二天，后半夜就下雨了，到天亮也没有住点儿。周恒顺不能出车了。吃了饭跟奶奶和石头儿都在家里。奶奶戴了老花镜给两个孙子缝套袄的褂子，周恒顺和石头儿剥玉米粒儿。突然，有人推开大门，进了院儿，低着头，穿着庄户人很少见到的油布雨衣，雨衣前襟鼓鼓囊囊的，坐在屋门口的周恒顺和石头儿朝这人看，居然是于大牛，石头儿站起来，走到床前，低声对奶奶说：“于大牛来了。”话音未落，于大牛进屋来，周恒顺起来给他让坐，于大牛从来没有这么客气过，笑着对周恒顺点头，从雨衣里拿出两包点心，放到大桌子上，又脱下雨衣，很周到地到门口甩甩水，把雨衣挂到门扇儿上，回头讪笑着说：“二姑，阴天下雨大队里没什么工作，来看看你老人家。端阳，石头儿也都在家，爷们儿啦啦呱儿。”程兆兰说：“哎哟，大牛，你真是稀客。你是咱榆树村的大官，我一个穷老嫲嫲子可不敢劳你大驾来看望。耽误了你们党里的公事，我可吃罪不起。”于大牛“嘿嘿”两声，牛蛋眼挤巴两下，皮笑肉不笑地说：“二姑，咱娘们儿谁跟谁？我算个什么官儿？不过给乡亲们跑跑腿儿就是了。”程兆兰说：“噢？那可不是，你比早年间江保长那官一点也不差。”于大牛也不着恼，依然嘻皮笑脸的，说：“就算当这针鼻大的官儿又怎么样？还不是在你跟前长大的？过世的爷爷，奶奶，还有几个姑，都没少疼我。”程兆兰说：“你说的这话不假。不光几个姑，你那罚了劳改的兆运叔也没拿你当过外人。不过，那都是老皇历了，那些事不值一提了。不光不能提，扑拉还扑拉不迭哩。”于大牛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说：“是啊。兆运叔是够倒霉的，现在的事儿，只要扯上这个‘阶级’，就了不得了，谁也不敢更令。二姑，侄儿也有侄儿的难处，赶上这种年月，又干了这点差事，外面上就得离欠点儿，不是讲究‘划请界线’吗？”程兆兰说：“说得是啊，是啊，越是过去有恩有义，越下狠法子，这样才‘革命’哩。”于大牛擓擓头皮，说：“二姑，官身不由己啊。”程兆兰说：“这活说得在理，‘官身不由已’，既是‘官身’，就得行为官之事，不能干那下三烂事。”于大牛说：“二姑指教得是。”程兆兰指指大桌子上的点心，说：“怎么，来串门儿就串门儿吧，还给我拿点心？我可担不起啊。”于大牛说：“多少年没来，当侄儿的来一回，还能空着手儿？是我孝敬你老人家的，你老人家别嫌寒伧就行了。”程兆兰说：“哪里话来？自古以来，只有民给官送礼，官哪能给民送礼？”于大牛说：“二姑，快别糟塌当侄儿的了。侄儿干的这点针尖儿大的差事，还叫个‘官儿’？我刚才说来，不过给庄乡跑跑腿儿就是了。”程兆兰说：“那可不是‘跑跑腿儿’的事，你比当年江保长那官儿权柄可大多了。那江保长不过是征兵收税，你现在可是全村的地亩，牲畜，田产物业，连一棵树，一棵庄稼都管着，社员吃得开吃不开，吃多吃少都是你一句话。”于大牛脸上一阵青一阵红，想发作又不能发作，只是“嘿嘿”地干笑，说：“瞧俺姑说的，……”程兆兰说：“大牛，咱就别兜圈子了，扯一些闲篇儿没点用，白耽误你的功夫。说吧，你今儿个来，有什么事吧。”于大牛说：“还是俺二姑畅快。侄儿来，是有点事儿。这‘四清’工作队明后天就进村了，有件事，我来提个醒儿。”程兆兰说：“别说是什么工作队，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跟你们大队干部商量着办公事，还有俺这样的人家说话的份儿？”于大牛说：“二姑，你不知道，这回的办法儿和原先不一样，跟你老人家也说不明白。”程兆兰说：“我孤老婆子明白那个也没什么用。你就说说提醒什么事儿吧。”于大牛说：“石头儿挨打那个事，工作队来了，指准得翻腾。其实出了那件事儿，我气得要命。怎么下手那么狠呢。我也催着快破案，可就是没弄出道道儿来。那里头从头到尾没我的事儿，我也问俺家老二了，他说他也不知哪里的事儿。我的意思是，要是工作队问起来，你老人家，还有俺两个侄儿得替我垫好话。”程兆兰说：“那件事儿啊，我老嫲嫲子正一肚子苦水没处倒，俺石头儿好好一个大小伙子，两杠子砸不倒的，让人作践成这样。俺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工作队要是能查出个结果儿 来，我老嫲嫲子一步一个响头磕着，去感谢工作队。别的事儿咱不管，就这事儿俺得求人家给查问。石头儿也就得实打实地说。不知道的事儿他也不会胡攒作，更不会诬赖好人。这个你放心。你说这事儿根里梢儿里没有你，二车也没什么事，那是再好没有了。我和你大大是老姊妹了，俺从来没想过他的儿子会和俺结仇。可是这个事儿出了，石头儿打残了，总得有个说法儿吧。就是旧社会，也有王法，别说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了。向人难向理，人家怎么查，咱问不着，社员们怎么说，谁也不能捂上谁的嘴。这个事，大牛你就别害怕，干牛屎糊不到身上去。”于大牛说：“害怕倒是不害怕，就是有点儿担心。这些年当干部得罪的人多，怕有人给胡扯啰。”程兆兰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身正不怕影子斜。八字不正才招邪魔鬼祟。黄鼠狼咬的是病鸭子，没做坏事，心里没病就不用害怕。共产党不是讲什么‘事事……’”周恒顺说：“实事求是”。程兆兰说：“对，是这话。”周恒顺说：“大牛叔，俺兄弟这事儿太冤枉，干这事儿的人太胆大妄为，残无人道。工作队不来，大队也应该调查处理。工作队来了，我们还是请大队领导替石头儿做主，和工作队一起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你还得多操心。”石头儿梗梗着脑袋，“呼呼”地喘着粗气，突然说：“哥，少说这些没用的话！咱就等着看榆树村还能不能睛天。我看，砍了蒿子，就现出狼来了。谁干的屙血的事谁知道，用不着洗清摆白。”说完，不顾外头下雨，“咚咚”出了屋，周恒顺说：“石头儿，你上哪去？淋病了。”石头儿说：“我上东堂屋,放心,我没让那些坏蛋打死,还能让雨淋死?”于大牛被石头几句话说得像被长草拤着了的驴,伸了脖子,上不去,下不来,说不出话。程兆兰说：“石头儿挨了打，心里憋屈，对谁都没好气儿。大牛，你是不知道，当个老百姓，让人欺负到像俺周家这个地步，孩子的娘死逼着走了‘主儿’。孩子回到周家，又让人打成这样，这是个什么味儿啊。”于大牛嗫嚅着说不出话，下雨天，屋里不热，但却满脸汗珠子，站起来，说：“二姑，我走了，改天再来看你。”程兆兰说：“大牛，你把点心拿回去，我胃口作酸，吃不了这个。”于大牛说：“二姑，你这不是打我脸，我还能走出这个门儿了？”程兆兰说：“怎么这样大的干部脸皮儿还这么薄？没关系，怎么来的，怎么走，俺这个门儿好进好出。这样吧，你的心意我领了，你把点心拿着给你大大吃去，就算是我当姐的给他吃的。端阳，把点心给你大牛叔。”周恒顺把两包点心递给于大牛，说：“奶奶真的吃不了这点心，你就按她说的，把点心拿回去吧。”于大牛脸红得像猪肝似的，牛蛋眼满是血丝，像要胀出来，把点心掖到身上，拿下雨衣，往身上一披，摇摇晃晃地走了。周恒顺送他出了大门，说：“大牛叔，你慢走。”石头儿从东堂屋出来，说：“哥，你快回屋吧。看你这个周到。就该一脚把他踹出去！”程兆兰说：“石头儿，你哥这就对了。你得学着点。人家说书唱戏的不是说来吗？大丈夫能忍常人难忍之事，那汉朝时的韩信能忍‘胯下之辱’，后来才成了大事。”石头儿“哼”一声，说“这个世道儿，俺兄弟们再能忍，也没好事儿。忍也是五八，不忍也是四十。这个枉披张人皮的家伙，今天这是怎么了？”周恒顺说：“于大牛听说要来工作队，他‘毛’了，来洗白，怕咱告他。他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不客气怎么办？他上咱门儿里头来了，咱骂他一阵，揍他一顿，能顶事吗？这层窗户么纸儿，咱让人家戳开，不好吗？”石头儿说：“那也无所谓。”周恒顺说：“石头儿，哥知道，咱这种情况，再忍让，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在学校里表现再好，人家还是不让我入团，不让我升学。可是，如果咱凡事不忍，可能连安稳日子都过不成。咱奶奶年纪大了，咱娘一步远两步近的，时常挂着咱，咱得尽量不给她们惹不素静。”石头儿听了哥哥的话，心里仍不服，但看一眼满头花白头发的奶奶，不出声了。

于大牛真的拿了点心去找他老爹。于栓柱见他掏出点心，放到小饭桌儿上，说：“今天太阳从西边儿出的吗？怎么想起给这个又落后，又没用的老爹买点心吃？”于大牛说：“大大，你先别生气，听我给你说。”于栓柱吸着旱烟，不吭声。于大牛支支吾吾地说了上周家的情况，于栓柱把旱烟锅儿朝桌子角上猛劲磕三下，白胡子挓挲着，说：“不识好歹的东西，人家这是给你没脸。瞧你干的好事，临时抱佛脚，佛也一脚踢你远远的。早干什么去了？这两包点心，你兆兰姑不吃，我也不吃你的。”说着，从小桌上拿起点心，扔到院子里。于三套慌忙跑出去，一看，点心包摔破了，点心全让泥水泡了，忙收拾回来，于栓柱说：“拾那个干什么？别让我看见恶心，生气。”于三套说：“大大，你拿点心出什么气？扔了不瞎了，吃了不疼瞎了疼。晒干了，你不吃我吃，我也不嫌脏—我有多少年没吃过点心了。”于大牛说：“大大，你也别生气了。工作队这就要进村了，你得靠上，凑乎得近着点儿。跟人家说说咱的苦难家史，给工作队留个好印象，对我和老二有好处。”于栓柱说：“这个你别指望我。我一说旧社会的事，就要说暗楼上你洪基爷爷奶奶待我，待咱一家的大恩大德。让我把血心一昧，反过来说人家不好，那种丧良心的事，我做不出来。找人家工作队套近乎？那种狗舔蒜棰儿的事儿我干不了。那个也白搭。要命的是你干的那些不见天的事儿。我帮不上你的忙儿。我也不帮。这么些年，我管不了你，这回总算来了管你的人了。你等着挨吧。”

盼了今天盼明天，社员们盼着“四清”工作队早一天进村。不管怎么说，“锯响就有沫儿”，大队、小队有些吃人粮食不干人事儿的干部，整整就比不整强。工作队总算来了。一共八个人，队长姓谢，叫谢天恩—到底是从大城市来的大干部，这名字就和乡下人不一样，多大气，小五十的年纪，白净面皮儿，见人客客气气，说话细声细气，不笑不说话，听说是一个银行的行长，一看就是处事公道，做事认真的人。一个高个小伙儿，叫秦利民，是哪个大学的老师，是工作队的副队长兼秘书。其他六名队员，四男两女，有年纪大些的，也有年轻的，榆树村三个生产队，两名队员负责一个生产队。工作队进村和大队党支部成员开了见面会，谢队长开门见山，对顾青山说：“顾书记，按上级党委部署，工作队进村后，原大队党支部不参与运动的领导，只负责组织和领导日常生产，运动由工作队组织和领导，对上级工作队负责并报告工作。我们今天就是几件事，一是见个面，互相认识一下，便于以后联系。第二个事，晚上召开大、小队，群团组织所有干部，全体党员，团员会议，传达‘四清’运动文件，重点是王光美同志的讲话。第三个事儿，请大队党支部提供全大队所有成人社员的详细资料，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情况。再一个就是请顾青山同志在所有贫农社员中，找出八户，既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确实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家里又没人当大、小队干部，有空闲床铺，或者有地方可以搭铺，让我们八个人每户住一个，吃、住都在这家,其中两位女同志,最好找没有大老爷们儿的人家.青山同志,你可千万注意,以后如果我们发现你找的农户有不符合要求的,你可要承担责任。”顾青山说:“谢队长，你放心，我顾青山没大能耐，但有个好处，跟党没二心。保证让你满意。”顾青山立即安排陈会计拿出全大队社员的花名册，编列成人社员政治情况表，并按谢队长的要求找出八户贫农，准备安排工作队员吃住。于大牛听说一位女工作队员安排到了刘小杏家，就说：“这一户是早年间从外地来俺村的，不知老家什么情况，住工作队同志，合适不合适？”于大牛知道刘家和周家不但住得近，心也贴得近，很害怕工作队员被周家人迷惑了，谢队长转向顾青山，问：“这家人什么时候来这村的？”顾青山说：“是解放前逃荒来的，镇反的时候，区里上他老家调查过，这家是穷人，男爷们—头两年闹饥荒长肝病死了—是个本份庄户人，没干过什么不好的事。”谢队长不解地看了于大牛一眼，说：“那没问题。”

顾青山和于大牛分别通知了八户工作队员的“房东”， 又领着队员到各户住下。当天就开始在各家吃住。讲明了各户原先吃什么还吃什么，工作队员按规定向房东交伙食费。户家觉得吃的饭比猪食好不了多少，让大城市来的干部，有学问的人吃这样的饭，很不是这么个意思，觉得很对不住人家，可是又做不出什么好吃的，也只能这样了。当晚在大队召开了干部，党、团员和骨干会，传达了“四清”运动文件，第二天晚上，召开了四类分子训话会，责令他们在“四清”运动中老老实实接受清查，不准乱说乱动。工作队员们坐在一边旁听，既是亲自参加“对敌斗争”，同时也是为了认识一下大队里的阶级敌人，以防错把他们当成“好人”。下午谢队长率全体队员，拿着陈会计提供的名册，让顾青山领着，挨户指认户主，队员们都用小本儿记下来，哪户住在哪里，跟哪户是前后左右邻居，什么成份，家里谁有政治、历史问题，谁在大队、小队当什么干部，避免此后“扎根串联”，走访社员户时，走错门儿，认错人。谢队长只喊了顾青山一个人领着工作队员们认门儿，于大牛心里好生狐疑，莫非工作队已经把他排成“四不清”干部了？

女工作队员，齐鲁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柴菁住到了杏儿家里。杏儿娘攥着柴菁的手，说：“你看这个闺女，长得这个俊，细皮嫩肉的，又有大学问。你爹娘怎么拉扒来？闺女，听说你上俺家来，我又是喜得慌，又是愁得慌。你看俺这个穷样子，住也住不好，吃也吃不好，让你跟着俺受这个罪。俺从心里觉得不是个味儿。杏儿他大大没熬过头几年的灾荒，一撒手，把俺娘俩儿撇下走了。我也病病歪歪—让杏儿他大大长病使作的，杏儿才够半劳力的年龄，要不是俺邻居家端阳帮俺，让杏儿到煤矿那边儿拾炭，俺娘俩儿真得穷死，饿死。”柴菁问：“端阳是谁？”小杏儿说：“是俺西邻居周家老太太的孙子，大名叫周恒顺，端阳是他的小名儿。”柴菁说：“周恒顺？是在县一中高中毕业回村的？”小杏儿说：“是啊，他是俺全榆树村最有学问的人，心肠最好的人。”柴菁看一眼满脸纯真的小杏儿，说：“噢？是这样？”小杏儿点点头，又问：“你怎么知道他？”柴菁说：“别人告诉我的。”柴菁住在小杏儿家里，和小杏儿睡一张床，小杏儿高兴得要命，两人在一起，柴菁不住地问村里的事儿，小杏儿不断溜儿地说。柴菁觉得小杏儿这小姑娘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十分聪明，知道不少事情，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正义感强，爱憎分明，年纪小，没什么曲曲弯弯的心眼子，说的话有比较高的可信度，所以就有意引导她，说些和“四清”有关的话题。小杏儿告诉柴菁，大队书记顾青山是好人，就是人太老实，窝囊，当不了于大牛的家儿。于家两兄弟特别是于大牛很坏，没良心，没人心眼儿，不干人事儿。他大大是让程家老太爷搭救的孤儿，收留他，还帮他成了家，过了一家子人，可是，于家兄弟为了证明自己“革命”，对程家人格外狠，村里人都看不下去。柴菁说：“程家是地主，于大牛家是贫农，土改骨干，跟程家斗争，划清界线是应该的。”小杏儿说：“斗地主，分他家土地，房屋，都应该，可是也用不着像他那样，越是原先对他们有恩的，他就越是凶神恶煞的。你比如俺邻居，周恒顺他奶奶，娘家是暗楼程家，对于家一家人好着呢。他们家也是贫农，于大牛欺负人家不应该吧，他不是人，欺负端阳哥他娘，逼得人家改了嫁。周家因为穷，端阳哥他大大被江保长父子逼着骗着去当了国民党兵，从走了没音信。于大牛拿周家当反革命家属对待，这不合乎政策吧？”柴菁说：“周恒顺的父亲没定成反革命，他们家就不是反革命家属。再说，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中，就没有什么分子的‘家属’这个政治概念。”柴菁又问：“周恒顺的弟弟石头儿挨打是怎么回事？”小杏儿说：“怎么回事儿？很简单。于大牛的兄弟于二车是大队干部，分管俺三队—三队的队长窝囊，于二车的小舅子二孬是三队的保管，分粮食分地瓜常常捣鬼，他们近一窝儿多分，别的社员少分。让石头儿把他们逮住了，拆穿了，还反映给了大队，弄得他们很狼狈。他们就找人把石头儿打了。打得很厉害，多棒的小伙子—三杠子砸不倒的—被打成了半残废。于家兄弟太黑心了，只要有人敢找他们的事儿，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使狠法子反过来整你，非把你治服贴不可。他们太狠毒了，什么屙血的事儿—农村人的粗话，你别见怪—都干得出来。他们打石头儿，就是杀鸡给猴子看，告诉社员，谁敢和他们作对，就要不素静，倒大霉。”柴菁让小杏儿告诉她，三队社员中，哪些户儿是灰星儿没有，老实八交的贫下中农，然后按杏儿的指点，到这些户儿“扎根串连”，鼓励他们放下包袱，打消顾虑，大胆投入“四清”运动。听他们倒苦水，揭发问题，三队的贫下中农骨干很快就组织起来了。

柴菁住到小杏儿家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周恒顺到井上打水。见一个女学生用井绳提着水桶在井水里晃来晃去，水桶在水面上打漂儿，水灌不进桶里。周恒顺想，这人就是牟洪云那个同学了。走过去从她手里要过井绳，轻轻地，毫不费力甚至是潇洒地甩了两下，水桶就灌满了水，抽抽几下把水桶提了上来，稳稳当当放到井台上，又把另一只水桶也提上水来，女学生忙说“谢谢”，周恒顺笑道：“小杏儿怎么让你来打水？这一开始不好学。灌不上水不要紧，主要是太危险。没学会，一个人可不要来打水。”柴菁不好意思地说：“小杏儿不让我挑水。我见她打水很容易—你打水比她还要‘容易’，趁她还没醒，我就挑了水桶来了，没想到还不好学。”周恒顺说：“倒也不难学，不过得掌握要领，练几次，就会了。”柴菁看了看眼前这个青年人，见他形象，谈吐都不像一般农民，眉眼里透着灵气。虽然干的是庄户人的活儿，但农人的外表难掩内里的书卷气，说：“你就是周恒顺吧？”周恒顺点点头，说：“你是工作队员，大学生柴菁。我们这就算相互认识了。”柴菁说：“对。周恒顺，我大学的同学牟洪云把她中学时的同学—你的情况全给我说了，小杏儿对你回村后的情况说了很多。我很替你惋惜，你回村后的奋斗，既让人同情，又让人佩服。工作队研究过你们家的情况，你们家成份是贫农，你父亲是旧社会，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受害者，因为他而打击，排斥你兄弟俩是不对的。”周恒顺说：“大队顾书记对我们还是挺关心的，态度是友善的。于家兄弟对我们一家人的态度很成问题，原因很复杂，主要还是他们的人品问题，政治不过是借口。”柴菁说：“你应该积极投身这次运动，完全可以成为运动的骨干，变被动为主动。”周恒顺说：“我回村才两、三年，又在外边跑运输，对村里的事了解得不多。再说，我们家虽然是贫农成份，但我父亲毕竟是当了国民党兵，死在战场上的，而且我奶奶的娘家是地主，就在当庄儿，我做运动骨干不合适。我也做不了。我们只是希望并且要求工作队能调查和解决石头儿挨打的问题。”柴菁很干脆地说：“放心，一定会解决。”又说：“我今晚去你们家串门儿，欢迎不欢迎？”周恒顺说：“当然欢迎。”当天晚饭后，柴菁真的让小杏儿领着去了周恒顺家。进门，见了程兆兰，就叫“奶奶”，周恒顺说：“这个女同志是‘四清’工作队的，住在刘婶儿家，是齐鲁大学的学生，牟洪云的同学。她包咱们三队。”程兆兰说：“哎哟，这么好个闺女，工作队的干部，喊我‘奶奶’，我能担得起?不折煞我?”柴菁说:“怎么‘担不起’？我和牟洪云是同学，你们有亲戚，我就应该叫‘奶奶’，我和小杏儿是姐妹，小杏儿叫‘奶奶’，我也得叫‘奶奶’，我和周恒顺是一届的学生，年纪相仿，当然要喊‘奶奶’。”小杏儿说：“柴菁姐人可好啦，最怜惜穷苦人了。”奶奶说：“好，好，好，快坐下，石头儿，快给你这个姐倒水喝。”柴菁坐下，说：“奶奶，我今晚上来，一是认认门儿，以后常过来看你。再就是了解一下石头儿挨打的情况。”奶奶说：“那太好了.这事儿快把俺一家人憋死了.我就说,早晚有老天爷睁眼的时候 。”石头儿和周恒顺把分地瓜那晚上和以后发生的特别是石头儿挨打的情况，事后大队干部以及公社领导的态度说给柴菁听，柴菁详详细细地往小本子上记。周恒顺说：“石头儿做的这件事，是对大队生产队某些干部胡作非为行为的挑战，受到了打击报复。又因为我们家政治情况不好，从大队到公社，也没有人肯为我们伸张正义，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柴菁，局外人很难体会到，社会底层的人蒙冤受屈，哭告无门，那种无力，无奈和绝望，那是一种比死还可怕的感觉。”柴菁说：“‘四不清’干部篡夺部分基层单位的领导权，是一种局部复辟现象。他们对贫下中农盘剥，压迫，让不少人重新沦入旧社会的黑暗和困苦中，党中央毛主席发动‘四清’运动就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石头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奶奶说：“那敢情好，我老嫲嫲子要朝正北磕头，要谢天谢地。”柴菁说：“奶奶，不用谢天谢地，要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奶奶说：“对，对，对，感谢毛主席。”

柴菁把在三队扎根串连，调查摸底的进展情况向谢队长和秦秘书作了汇报，谢队长肯定了她的工作成果，认为三队反映的问题，足以证明榆树村大队不少干部存在严重的“四不清”问题，有的已经是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石头儿挨打致残，是“四不清”干部对贫下中农打击报复，而且采用的是类似黑社会的罪恶手段，这是现实的阶级斗争。要以这件事为突破口，把斗争矛头指向问题严重的“四不清”干部。秦秘书问：“周恒和（石头儿）家的特殊情况，作为一个典型事件，政治上有没有问题？”柴菁有点担心地看着谢队长，谢队长说：“我们不是讨论过周家的情况了吗？没问题，他们家土改时无房无地，划了贫农成份，分了房，分了地，周恒和他奶奶娘家是地主，但她土改中分地分房，是社会变革的受益者，周恒和的父亲被抓了壮丁，究竟是怎样死的，没有定论，是旧社会的受害者。周恒和的母亲—不是名叫‘苦妮儿’吗—穷苦出身，十分不幸，没问题。”柴菁说：“苦妮儿是被于大牛欺负得没办法儿了，才带着小儿子石头儿改嫁的。”谢队长说：“这个于大牛问题不少，随着运动的深入，一件件给他清算。”柴菁得到谢队长的支持，工作起来，越发有板有眼。三队的社员说：“这个小识字班，还真有两下子。”有的说：“人家是有大学问的，还能干差了？”有的说：“那是噢，没有金钢钻，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儿啊。”社员们暗中高兴，于家两兄弟心里更慌张了。

两、三个月过去了，经过工作队员深入农户，组织、发动贫下中农，召开贫下中农会议，动员大家揭发大、小队干部阶级路线不清，经济不清等问题，组织骨干清查大、小队账目，仓库，与此同时，召开干部会，个别攻心，要求他们个人“洗手洗澡”，主动坦白交待自己的错误，不少干部有多记工分，多吃多占这一类的问题，但真正问题多，性质严重的是于秃子兄弟俩，特别是于大牛。石头挨打的问题搞清楚了，工作队根据社员的举报，把村里几个游手好闲，喜欢打架的坏小子叫到一起，没说几句话，他们就把于二车怎么一人给他们十元钱，让他们把石头教训一顿，还交待说别弄出人命来，打个腿断胳膊折没问题，于二车还说，“石头儿这小子一个反革命羔子，敢扬风奓毛，不砸打砸打还反了哩，放心，有大队撑腰儿，只要不揍死他，没点儿事。”几个坏小子还交待，这样的事，他们干了好几回了，于秃子兄弟俩就这个办法儿，谁敢找他们的麻烦，他们就找人“教训”谁，他们这一手儿厉害，社员谁不怕挨揍？挨到身上就扒不下来，弄伤弄残是一辈子的事。……工作队员问：“打石头儿，于大牛说话了吗？”几个人都说不知道。这几个人痛哭流涕，甚至用巴掌抽自己嘴巴，说，人家石头儿替社员说话，他们不分好人坏蛋，把人家石头儿打这么一顿，自己真不是人，就像于大牛兄弟养的几条恶狗，让咬谁就咬谁。往后一定改了，求政府宽大处理。这几个人在“口供”上按了手印儿，低头耷拉角地走了。工作队谢队长，秦秘书和柴菁三人跟于二车谈话。于二车见事情已经败露，很快就交待了事情的整个经过，听说石头儿被打伤致残，已经构成犯罪，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又交待了做此事是受大哥于大牛指使。于大牛说：“你不想办法教训教训石头儿那个小兔崽子，你三队就要乱，你们那个巧粮食儿就吃不成，吃进去的，弄不好也得倒出来。还是老办法儿，找人修理修理他。”谢队长说：“你们是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是为社员群众服务的，怎么能这样干？”于二车说，他大哥于大牛有自己的想法儿。秦秘书问：“他有什么想法儿？你说说，我们见识见识。”于二车就说了于大牛平日“开导”他和别的亲信的话：“什么‘为人民服务’？全是瞎扯。谁也是为自个儿服务，为人民币服务。什么真事，假事，什么对，错，都是人说的，谁掌着权，谁说的就是真事，假的也是真的，他说什么都对，错的也是对的。可是，你光掌了印把子，也还不行，总会有人来跟你讲什么‘真假’，‘对错’，你就得拿硬。得把人镇唬住，庄户人都胆儿小，你把他们镇唬住，你说么儿就是么儿，他就乖乖地听你的，你有些差差点点，也没人敢说个‘不’字。你看当年人家江繁祺，背着手儿从庄里走一趟，老百姓都吓得溜溜的，大气儿不敢喘，咱弟兄们就得混到那个份儿上。”谢队长交待秦秘书把于大牛这番话好好记下来，记全了，并且要写进给上级的“报告”里。这是“四不清”干部的内心独白，是他们已经堕落成人民敌人的铁证。查清了周恒和挨打的案件，于二车的思想阵线完全崩溃，经过大、小会批斗，清查账目，仓库，每天像挤牙膏一样，于二车交待，从当队长以来，跟于大牛合谋，和生产队会计、保管勾结，在工分，交粪肥上篡改数字，用假条子冒领公款，特别可恨的是，他们给打石头儿的四个人发了四十元钱，但他们却弄了一张农具修理费的假条子，支出九十元，于二车，会计，保管二孬各十元，另外的二十元去“孝顺”了于大牛。就是说，他们顾凶手打无辜社员，不但以公款给凶手支付“报酬”，他们自己也因此领了一份“酬金”。总共算起来，于二车本人以及向于大牛“上供”贪占现金和实物共计四千五百多元。通过分粮食搞小动作，他本人，于大牛和几个亲信平均每人多分粮食九百三十多斤，总计两万四干柒百四十五斤。二队队长是于大牛的“两桥儿”，问题和三队大同小异，区别是被他们“教训”的社员没留下伤残。跟三队相同的是，贪占问题也牵扯到于大牛，只有一队，因为顾青山在那个队里，于大牛基本上没插上手，没有什么大毛病。运动深入，问题逐渐向于大牛身上集中，贫下中农反映，于大牛本来就是个“二流子”，土改中工作队利用他的“泼皮”和“六亲不认”的劲儿，他表现得格外卖力，特别“革命”，骗取了工作队的信任，混进了共产党和村领导班子，他劣迹斑斑，数不胜数，最招人恨的是他热“长毛儿”，“下头儿馋”，跟村里的“破鞋”女人—最有名的是翠花和丁香母女—通奸还不算，镇反的时候，干过保安军的崔傻子怕挨逮，怕杀头，于大牛借机“搞”了崔傻子的老婆桂珍，他还欺负周家的寡妇娘们苦妮儿，逼得人家改了嫁。工作队经过分析，认为于大牛问题严重，五毒俱全，如果坐实了他对桂珍和苦妮儿强奸的罪状，即可把他移送司法机关，给榆树村社员除了这一害。工作队组织贫下中农对他批判斗争，但是会开不下去，因为大家知道于大牛在公社和县里“有人儿”，怕扳不倒他，日后受他报复。这就更激发了工作队整倒他的决心，但是事情进展很不顺利。工作队让柴菁和另一个女队员跟桂珍谈话，桂珍对于大牛欺负她的事矢口否认，说那是村里人“嚼舌根子”的，你们就不要费一些唾沫，瞎耽误一些功夫了。工作队经过分析，认为周家媳妇儿苦妮儿丈夫被抓了壮丁，下落不明，本人不堪凌辱，被迫改了嫁。让她出来作证，应该好做工作。柴菁来周家，对程兆兰说，想请大娘回来，给出份儿作证的材料。奶奶和两个孙子商量。周恒顺说：“这事得慎重考虑，得看娘是什么想法儿，这么些年过去了，娘不一定愿意再提那种伤心事。”石头说：“怎么不提？有仇报仇，有冤申冤，非把于大牛这个坏蛋送进去不可。”奶奶让石头儿去酸枣岭接娘过来，嘱咐他守着大爷和两个妹妹不说这边村里的事，只说奶奶想她了，让她来住两天。石头儿把娘接来了。晚饭后，一家四口坐在灯下，奶奶说：“村里搞‘四清’，把于大牛这个坏货撂倒了，工作队让石头儿他娘证明于大牛欺负人的事，咱合计合计怎么跟人家说。”周恒顺说：“我觉得咱什么也不考虑。我尊重娘的想法儿，娘愿证就证，不愿证就不证。”石头儿“唿”地站起来，说：“这事还能有什么想法儿？我在路上就跟娘说了，证他，证死他。让公安局给他带上手铐，五花大绑把他带走，判他个十年二十年的。”苦妮儿说：“石头儿，别上火。坐下，听娘说。”石头儿立楞着脑袋，气鼓鼓地坐下，苦妮儿说：“石头儿路上跟我说了，我一路儿也没拿定主意。这不是个小事儿，不能由着性子来，于大牛这个坏黄子不是个走路儿的，是一个村里的，咱得好生掂量。按起当年那些事儿……你大大出去当兵，没有音信，你兄弟俩都还小，一家人，老少两个寡妇，一对孩子，是凡有人心眼儿的，谁不可怜咱，可是于大牛这个混账货吃柿子栋软的捏，就像上了魔症似的，死皮赖脸，一心欺负娘。娘让他吓得天天搐搐着心，时时刻刻躲着他，防着他。解放了，他当上村里的大官儿，更大胆了，时常跟着娘，那回就真让他给堵到地里了。想起那天的事，我现在还哆嗦。……你奶奶吓坏了，劝娘改嫁，娘实在不愿再迈第二个门槛儿，就寻思干脆一死了之，去找你大大算了，……要不是你奶奶时时加着小心，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看着俺，你们两个早就成没娘的孩子了。小儿，娘愿意舍下你奶奶和那么点儿孩子一翅子飞走？娘是在榆树村活不下去了啊，那个混账货他不死心，不算完啊 ，他又当着官儿，娘实在走投无路，你奶奶还有周庄你大奶奶好劝歹劝，娘才上了那酸枣岭啊。”苦妮儿说着，几次哽咽，奶奶不住地落泪，一次次擤鼻子，两个孩子泣不成声。过了一会儿，娘擦擦眼泪，说：“按起于大牛干的事儿，在咱一家人身上丧的德，证他十八回，让共产党逮他十八回，也解不了恨。娘要是告他，一告一个准。你两个也不是小孩子了，你奶奶知道，他坏事虽然没干成，可是留下证据了，我还给他搁着哩。……可是，现在又想，娘当初也没真吃他的亏，已经过去这么些年的事儿了，我也走了多年了，你兄弟俩也长大了，娘不愿意再翻蹬那些事儿了。再说了，那个坏货也老婆孩子一大窝子了，你栓柱爷爷—他是好人，这么些年对你老姥娘家对咱没变样儿，没少给咱帮了忙—一大把年纪了，于大牛再坏，也是他儿，真逮起来，他也难受，于大牛一家人也完了。一想起你栓柱爷爷还有下边小孩儿们，娘就狠不起心来了。再说，也怕子孙后代的留下仇口儿，再找你们的事儿，不素静。”石头儿说：“他敢。”奶奶听了儿媳一番活，也正是她心里想的，奶奶从搬家来榆树村，就抱定一个主意，“息事宁人”，“冤仇宜解不宜结”，“得让人处且让人”，何况于大牛是于栓柱的儿呢，她不愿看到这边儿于大牛上了绳儿，那边儿老头子倒了架儿。……娘几个正说着，突然，外边有人敲门，石头去开了大门，见是于栓柱，还有个人耷拉着脑袋跟在后头，石头认出是于大牛，心想，真是人常说的，山东人邪，说着王八来了鳖。石头说：“爷爷，这么晚了，你老人家怎么来了？”于栓柱说：“石头儿，咱进屋再说。”于栓柱朝北屋走，于大牛怯生生地想往里来，石头对于大牛说：“你又来干什么？回去！”于大牛说：“石头儿，我找二姑说句话。”石头儿说：“这会儿找你二姑干什么？你欺负俺娘的时候，找人揍我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你二姑？算了，你快走吧。”石头儿把在大门口，不让于大牛进来，于大牛在大门外喊道：“二姑，……”程兆兰站到堂屋门里，说：“石头儿，让你大牛叔屋里来。”石头儿只好放于大牛进院来，回头没好气地“哐当”关上大门。于栓柱进屋来，屋里人都站起来，问候他，奶奶让他在大桌子东边儿椅子上坐下，递给他旱烟笸罗，让他装烟抽烟。于大牛耷拉着脑袋，缩着脖子，躬着身子，试试量量地进屋来，没等有人说话，“扑通”一声跪到屋当央地上，头低到裤裆以下，说：“二姑，嫂子，连两个侄儿，我于大牛不是人，是畜牲，我来陪罪了。”程兆兰说：“大牛，你孬好是大队里撑劲的干部，今儿个这是怎么了？进屋来一句话没说，就来了这么一下。别这样，有什么话，站起来说。”于栓柱说：“二姐，闲功夫搭理他，就让他在那里跪着。”程兆兰说：“兄弟，黑灯瞎火的，你领着大牛来，你爷俩儿这是唱的那一出？”于栓柱说：“二姐，我不敢说像戏文里唱的‘负荆请罪’，他够不上那个格儿—人家那都是好人，他是个畜类。我养了这么个狼羔子，他娘死得早，我没调教好。他在这屋里跪着，都脏了当门那地，可是，有什么办法儿？他要倒大霉了，哭着喊着求我来向你一家人赔补，我没办法儿呀。孬死是我的儿，要是光他自己，让他去罚劳改，正该。死到外头我都不兴掉一滴泪的。可是，还有儿媳妇儿，孙子，孙女，一家人不就完了吗？我寻思着，破上我这张老脸，来求二姐跟侄媳妇儿，还有两个孙子，看在当年俺大爷大娘，咱姊妹的情份上，大人不把小人怪，人不和狗治气，饶了他，放他条活路。……”程兆兰说：“按起这个王八羔子—我都气得不会说话了，连俺兄弟都拐带着骂了—行的事儿，兄弟，人家怎么治他都不多。他没脸没皮，找算苦妮儿，脏心烂肺，没人肠子；他不打人家顾青山知道，就自作主张，让我和‘四类分子’一样开训话会，扫大街，他是想把俺这家人压伏住，苦妮儿就服降了，你说他有多坏。他仗着当官儿，胆大妄为，跟到坡里去欺负俺孩子，俺娘们儿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苦妮儿拿了井绳去上吊，我晚到一步，孩子就没命了。俺这才把周庄她干娘叫来，连劝加哄，让她犟捏着鼻子改了节。兄弟，俺周家差丁点儿让他害得家破人亡。俺端阳入团、考学，回村当社员，他处处下里使坏，那些事算过去了，这不，因为老二和他小舅子串通着分地瓜坑人，石头儿说了句实话，他兄弟俩又找人把石头儿打了个半死，你说他兄弟俩心有多狠。天天张着嘴说地主剥削人，多么坏，于大牛你不想想，程家门儿里，老一辈，少一辈，谁像你这样干过丧良心的事？你兄弟们干的事儿，不比棂子门江家人还坏？兄弟，于大牛、于二车他兄弟俩跟俺老周家得说是结了顶天的仇。怎么没人把他的心扒开，看看怎么长的，兄弟，程家、周家对他兄弟可是有恩无仇啊，他怎么就血心一昧，翻脸无情，破本儿整治程家人还不算，还要把俺孤儿寡母往泥里踹，往死里逼？你想当官儿，风光，有油水，共产党也相中你这样的宝贝了，你就毛猴子穿大褂儿—充个人，板板正正地当呗，怎么人家让你当人你不当，专干那畜类八道的事儿？兄弟，我给你说，苦妮儿还放着他发坏时留下的证物儿哩，咱一证他，他就得毁。人家工作队一遍遍地找，让苦妮儿证他。苦妮儿证不证，得她自己说，她要有心饶他，我同意。那也不是为着他，也是为着兄弟你，为着你的孙男孙女，苦妮儿不肯饶他，我也没办法儿。”于栓柱说：“姐，你说得在理。我来求你，也不是为他，是为了那几个孩子，我来了，就尽了我当爷爷的心了，侄儿媳妇儿真告他，也是他罪有应得，活该他倒霉。是他自己作的。咱还是好姊妹，到死都是。侄儿媳妇，俩孙子，咱还是好爷们儿。只要你一家人不嫌我这个混账老头子，我到死也不变样儿。我任谁不怨，就怨我上辈子没行好事，让我这辈子拉扒这样的畜类儿子。”边说，眼泪在沟沟汊汊的老脸上淌，眼泪，鼻涕流到白胡子上，在灯底下闪亮儿。一直跪在地上的于大牛，抬起头来，脸上青一块，红一块，一脑门汗珠子，他看看程兆兰和苦妮儿，她们都扭了脸不看他；他看看周恒顺，他觉得周恒顺有文化，脾性绵软，也许会替他说句话，周恒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件怪物；他看看石头儿，见石头儿两眼冒火，像要来下口咬他，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说：“二姑，嫂子，恒顺，恒和，我不是人，我畜牲不如。我知道自已作作得忒厉害了，您要是不饶我，我活该。要是饶了我这一回，我忘不了你们的好处，一定好好报答，这辈子报不完，下辈子当牛做马，也报答你们。”说完，就趴到地上，朝地上磕头，脑门子砸到地上“梆梆”响，奶奶说：“大牛，你也别逮着你那脑袋瓜子不当好么儿作践起来没完了，别老磕了。早知道有今天，你多少长点人心眼儿，至于这样吗？你好歹也是当了共产党干部的人，怎么就不学点儿好呢？别光跪着了，让人看见了，是个什么样儿？起来吧，天不早了，你大大也气坏了，累坏了，快起来扶你大大回去吧。”于栓柱说：“没脸没皮的东西，你二姑说了，还不快起来，咱回去。”回头对程兆兰说：“二姐，没俺大爷、大娘了，你就是我的近人了，我依靠你了。”说着，又流出泪来，程兆兰也落了泪，说：“兄弟，就这样吧，你先回去，我尽可量地往好处办。不看僧面看佛面，我和苦妮儿说什么也得看顾你。”于栓柱对还跪着不起的于大牛说：“怎么还不起来？你的本事呢？能耐呢？快起来。”于大牛两条腿又疼又酸又麻，急忙中一下站不起来，两手撑着地，挣扎了几下，合合撒撒，好歹站了起来，还摇摇晃晃，差点儿摔倒，总算站稳了，说：“二姑，俺回去。”过来扶他老爹。于栓柱一甩手，说：“别充你周到的，我不用你扶，自己会走，你快滚。”于大牛低了头出屋往外走，于栓柱跟在他后头，程兆兰说：“兄弟，你慢走。端阳，石头儿，送你爷爷。”于家父子走了，奶奶说：“于大牛这个坏东西，这回是真害怕了。老头子摊上这么个儿，也倒八辈子霉了。石头儿他娘，这一晚上，咱把什么话都说了，憋了十几年了，好歹出了口气，你拿个主意吧。”苦妮儿说：“我不是说过了吗？事情过去这么些年了，饼翻过来就糊了。不跟他拾翻了。栓柱叔这么大岁数了，挺可怜的。那个坏货有罪，老头子没罪，下边孩子没罪。好在那时候没真吃他的亏，这时候，真把他抓起来，挨的欺负，也找补不回来了。随他去吧。难得共产党把他的官儿撸下来，就像只恶狗，把牙打掉了，他不能咬人了，就算了，不和他计较了。”奶奶长出一口气，说：“这样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不告他了，等于救他一家三代的命，日后，老天爷保佑咱一家人平安，什么都有了。”周恒顺说：“咱这样做，庄乡都看得清。于大牛兄弟俩忘恩负义，千人所指，咱以德报怨，众口称赞。于大牛他们也得寻思寻思，打这往后也许回心转意做好人了。这回就是逮不了，反正官儿当不成了，咱也就不落井下石了。”石头说：“娘不证他了，也好，省得这人说那人说的，烦人。不过，哥，你说于大牛他们往后回心转意做好人，你真是念书念糊涂了。你也不看看他们是什么人，他能念你的好儿？老姥爷，老姥娘对他们好不好？他念了吗？他会改了？没门儿。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背孩子。他不当官儿了，兴许把尾巴夹起来，装几天老实，有一天，他反过把来，比原先还坏。有咱后悔的一天。咱就是古人讲的那个‘东郭先生’。”周恒顺说：“石头儿不赖，还知道东郭先生。”奶奶说：“这事儿也不好说。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可能让石头儿说着了。真有那一天，咱也没法儿了。人不报天报吧。”

“四清”工作队召开全体队员会，研究工作进展和斗争形势以及“四不清”干部的定性和处理。谢队长认为于秃子两兄弟特别是于大牛属于农村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出身穷苦人家，但又没有一般劳动人民吃苦耐劳，善良，朴实的好品质，游手好闲，好吃懒做，骗吃骗喝，打架斗殴，沾花惹草儿，坑蒙拐骗，这种人北方叫“二流子”，南方叫“烂崽”，他们无所谓是非，没有道德观念，投机取巧，见风使舵，有奶就是娘。革命大潮到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少人混迹于革命行列甚至钻进共产党，但恶习难除，一旦有了权力，就为所欲为，危害人民，危害革命。于秃子兄弟就是利用土改之机，混进了共产党，并且取得了领导权，这种人在农村基层政权中为数不少，破坏性很大，对党的事业，对党群关系危害很大。于家兄弟特别是于大牛是榆树村的祸根。“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于大牛就是榆树村大队的“庆父”，必须扳倒他，不留后患，不扳倒他，顾青山这样的忠诚老实干部就站不住脚。按现在揭发出来的他的问题，这个人实际上触犯了法律。他借镇反之机，威逼诱奸崔傻子的老婆，性质很恶劣；他对周家媳妇儿苦妮儿强奸未遂，更是犯罪行为。这两个问题是扳倒他的要害，但是当事人拒不出证，给我们出了难题。于大牛也没闲着，他没少做了“工作”。事情就卡在这里了。农村人小胆儿，好人怕坏人。农村人世世代代比邻而居，讲究“冤仇宜解不宜结”，很不好办。那个叫桂珍的妇女，一开始于大牛对她胁迫，后来经不住于大牛小恩小惠，两人成通奸了，她不肯出证可以理解。于家和程家—包括周家—的关系很让人感慨。于大牛的父亲是程家老地主收留搭救的孤儿，而土改中和土改后，于家兄弟是斗争程家的干将，这被我们认为是“阶级觉悟”，但在庄户人心目中，是忘恩负义,“狼心狗肺”。这是对传统道德的颠复和嘲弄。事情很富戏剧性，程老太爷搭救的人的儿子成了程家的克星，掘墓人，而程家的后人却仍以旧情为念，拒不出证，在危难时刻又救了于大牛。周家这家人很特别。两代女人很传统，那个回乡高中生有头脑，有他自已的一套想法儿。我们没什么办法儿。有队员说，于大牛的经济问题也很严重，谢队长说，说到经济问题，他们和其他大队的干部不过是大同小异，差不多的手段，差不多的办法儿，差不多的情况，所谓“法不责众”，很难涉及刑事处理。我们现在只好按经济问题，违法乱纪（找人打社员），男女作风问题整理材料，向上级报告了。

几个月过去了，“四清”运动取得了辉惶战果，基本上查清了大队，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贪污，挪用公款，多记工分，多报费用等问题，大多数干部检查、交待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做了退赔。有的实在拿不出钱粮，就拿出家具，农具交公折款。还查出了大队干部特别是于大牛的男女作风问题。查清了于大牛兄弟违法乱纪，几次指使打手打社员的问题，于大牛兄弟登门向挨打的社员登门道歉，他们来到周家，向“二姑”和石头儿赔礼道歉，于大牛又要跪下磕头，被周恒顺拽住了。他们还拿了钱，包赔了石头儿住院的药费。他们走后，奶奶纳闷，于大牛哪来这么多钱。老太太也好，全村任何人也好，谁也不知道于大牛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工作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于大牛在会上做了检查，他不但哭哭啼啼，还抡起巴掌，抽自己的耳光。有社员说，这个人得势的时候，屙（恶）得跟狼屎似的，失了势，孬得像丧家狗一样。真不是玩意儿。于二车也在大队和三队社员会上做了检讨。当大雪盖严了每一寸土地，填平了原野上的沟沟洼洼，工作进入了对“四不清”干部和组织处理，组建新的领导班子阶段。于大牛和于二车除了经济问题，于大牛有男女作风问题，比较严重的是打人致残的问题，已经构成犯罪，但“四清”运动规定了很宽大的政策—“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加上公社党委石书记替他们说话,就没向公安部门报案。于大牛被撤了职，没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于二车也被撤了大队民兵连长兼治保主任职务，党内严重警告。社员们说，于家兄弟上边有人，还是党员，早晚有一天还会东山再起。二队队长，三队队长，三队会计、保管都撤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顾青山是贫下中农和工作队公认的比较好的干部，基本上没有“四不清”问题，家里一贫如洗，经党员和贫下中农讨论，决定仍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陈会计毛病不大，退赔态度好，仍然留任。大队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职责是工作队离村后，长期地，永久地监督大队干部，但同时规定，贫下中农协会还要在党组织领导之下。贫下中农选举宋家财（小英雄宋玉柱的父亲）担任贫协主任。程家林户于栓柱的三儿子于三套，虽然和于大牛，于二车是亲兄弟，但为人正派，乐于助人，参加清账小组，查证他两个哥哥的问题，坚持原则，毫不袒护。老百姓说他心眼儿长到正当中了，跟他两个哥不是一样的人，选他当了大队长。工作队安排让他“火线入党”，成了预备党员，转正后进党支部。于栓柱不愿三套当这个官儿，找了工作队谢队长好几次，说是两个儿子当这些年干部，他陪着生气，丢人，够够的，小三儿再不能干了，不能再出“洋相”了。谢队长说，于三套当大队长，是社员选的，工作队同意，公社批的，让他老人家放心，保证能干好，出不了“洋相”。于栓柱也就没法儿了。于三套勉为其难地当了大队长，心里暗想，上去好生干，替两个混账哥哥补过。在研究谁当三队队长时，三队社员有人提议，说周恒顺为人正派，有文化，有能力，能当个好队长或至少是当个会计，顾青山和于三套，宋家财也都支持。工作队认为也可以，柴菁跟周恒顺谈，动员他“出山”，发挥自已的聪明才智，干出点名堂。周恒顺先是坚辞，后来答应考虑考虑。但当谢队长向公社党委汇 报时，公社石书记对于大牛被打倒心存不满，又不好明说，对安排周恒顺当干部极力反对，理由仍然是“政治条件”不行，使用这样的人影响不好，不要这边刚整了“四不清”，后头又搞新的“四不清”。工作队只好尊重公社党委的意见。周恒顺见工作队的人不再提让他当队长的事了，知道一定是出了岔儿—肯定还是政审过不了关。他心情十分复杂。他知道于大牛兄弟及他们的亲信不会甘心失败，如果他这次当了队长，会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之中，也很难把工作做好。但是，动员他几次，最后无声无息，把他晾到了一边，他又遭逢了一次无端打击。他连当一个生产队的队长或会计都不够格儿，这自然让他气愤，伤心。但他不能对任何人倾诉，只能闷在心里，那几天他不怎么说话，奶奶说：“小儿，不当那受罪出力挨骂的官儿也罢。真当了，秃子兄弟那伙子人不会让你干素静。不干，赚个清闲，省心。”周恒顺说：“奶奶，我没事儿，我本来就不想干，不让干，正好。”这段小插曲让周恒顺再次感受到“另册”中人的身份，作为一个被社会主流放逐的人，他只能孤独地活着，尽自己作为一个家庭人的伦理责任，至于社会公众事物，他只能充当看客，局外人。但他又做不到冷眼旁观，因为他年轻，心是火热的，眼睛是明亮的。他的思绪，他的感情都只能埋在心底，最多在给周恒刚通信时倾吐一、二。

该处理的处理了，该上台的上台了，“四清”工作队就要离开了，这支颇有当年土改工作队作风的队伍，在半年时间里，坚持吃住在最贫苦的社员家里，和社员一起上坡干活儿，他们人变瘦了，脸变黑了，两个女孩子细皮嫩肉的脸蛋儿也变粗糙了，因为熬夜，他们的眼圈儿常是黑的，他们真的和贫下中农同呼吸，共爱憎。榆树村的老百姓和全中国的老百姓一样，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好官”，“清官”身上，他们像可怜的溺水者，指望有人搭救，像信教的人需要神，像难民渴望“救星”，“四清”工作队是他们在被“合作化”，“公社化”后第一次遇到了“救星”。“四清”工作队像大戏里的“钦差大臣”，手持“尚方宝剑”，来到榆树村，除暴安良，扶危济困，秉公断案，他们在村里搞了土改后的一场严厉却不粗暴的革命，把压在社员们头上的大石头掀翻了，社员们能直直腰，抬抬头，喘喘松缓气儿了。多数社员感激工作队，留恋工作队。在告别大会上，谢队长说：“新组建的大队领导班子和贫下中农自己的组织—贫协，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一定会带领全村贫下中农，社员群众，搞好生产，发展集体经济，榆树村的父老乡亲一定会过上好日子。”周恒顺发现工作队成员几乎全是中、青年知识分子，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的愿望是真诚的，工作是认真的。周恒顺本人虽然处境不好，但他真的企盼谢队长他们的祝愿能成为现实，因为庄乡们确实太穷，太苦了。但他也知道，土改后，每一次运动都没能改善农民的生计，这个回合后，恐怕仍然很难让农民摆脱苦境。……

“四清”工作队就要离村了。阴历腊月十六晚上，工作队没有活动，柴菁出于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来找周恒顺，约他一起到雪地里散步。她说：“今晚上，月亮挺好，刚下过雪，地上一片银白，早早地睡了觉，辜负了这么美好的夜晚，回到济南，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色了。”周恒顺一边跟着她往村外走，一边笑着说：“你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儿。”柴菁转头看看周恒顺，笑了，月光下，她的面容变得更加姣好，生动了，她说：“是有那么一点儿，难道你没有？”周恒顺说：“我已经成了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了。不过，也许像毛主席说的，脑子里还残存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我有时觉得奇怪，为什么人类一些纯洁、美好的情感，往往被加上小资产阶级的属性。”柴菁说：“我是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也搞不懂。”月亮升得更高了，把刚下过雪的，银白的原野照得明明亮亮，两个年纪相仿，志趣相投但境遇迥异的青年男女在雪地里漫无目的地走着，身后留下两行一大一小的脚印。柴菁回头望望两人的脚印儿，说：“你看，这脚印多好看。我们待会儿顺着脚印走回去，就迷不了路了。”两人边说边走，走出了很远。柴菁来榆树村之前，牟洪云对她介绍周恒顺的情况，说了很多。柴菁看出来，牟洪云对她这个同学一往情深。在榆树村半年，她更多地了解了周恒顺的家庭，境遇，他的为人，小杏儿和她娘还有村里别的社员众口一辞地夸他，说他的种种好处，即便是于大牛他们一心压制他的人也说不出他什么毛病，他们排斥他，不只是出于本能，也因为“冰炭不同炉”使然。他的学问，他的品格，他的见识，他的根深蒂固的善良，他的情怀，他的意志，他的超出常人的毅力，让她感到牟洪云所言不虚，也让她明白了，牟洪云为什么会钟情于他，而且至今难以忘怀。周恒顺身上有一种内在的，非同一般的精神力量。知识加上苦难的磨炼，让他成为一块合金钢，坚强而又不失纯净。柴菁说：“周恒顺，工作队在你们村待了半年，等于搞了一场翻天复地的革命，却没有让你获得解放。工作队的人特别是我觉得很对不住你。”周恒顺说：“那太没必要了，我本来就没那种奢望，也没有那种追求，所以，我表面上的处境没有变好，也没变糟。所以我就没有失望。毕竟把于大牛他们几个人扳倒了，村里的社员像是第二次得到了解放，我也是受益者，石头儿的事也有了结果。这就够了，我，我们一家人都十分感谢工作队，感谢你。”柴菁说：“这半年，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但我对你了解得不少，从你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周恒顺笑了，说：“噢，还跟我学到不少东西？你是说笑话吧？”柴菁一脸真诚，说：“绝不是。你的人生道路充满了艰辛，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但没有变得悲观厌世，也不愤世疾俗，仍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执着；你遭受到那么多的不公正，却没有滋生怨怼和仇恨，对人对事十分宽容；你长期身处逆境，但决不自暴自弃，而是在几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自已的路；几年前，你离开学校，没有像不少人那样自甘‘百无一用是书生’，而是把自己摔打成了铮铮铁汉；面对当权者，你既不趋奉，也不对抗，不卑不亢，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处境再艰困，你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你真称得上是‘穷当益坚，不堕青云之志’。我真的很佩服你，很欣赏你。工作队几个同志也有同感。谢队长都为你惋惜。”周恒顺说：“我远不像你说得那样好，请你替我感谢谢队长和工作队其他同志。不为别的，就为你们把我看成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没把我当成‘另册’中的人而加以歧视，为这，我就十分感谢。”柴菁说：“我会对他们说。我有时纳闷，你怎么那么有毅力，那么坚定，坚韧，能坚持？你内心一定有不为人知的挣扎，纠结和伤痛。”周恒顺说：“心里苦，那是肯定的。不过，我苦惯了，对苦有了很强的耐受力，内心并没有多么剧烈的挣扎。至于我拼命谋生，那只是在尽做人的本份而已。老天爷让我来到人世间，老天爷又给我设定了这样的命运，我只能活着，而要活着，又只能选择以现在的方式和状态活着。因为在我的精神世界里，中国的，人类的那些美好的价值观念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我活得很累，很苦，但从不浑浑噩噩。”柴菁被周恒顺感动了，看着周恒顺因为激动而变得英气四射的脸宠，沉默了片刻，说：“在榆树村半年了，和村里的乡亲们也有感情了，这个村的乡亲真好，真舍不得离开。”周恒顺说：“中国的老百姓，包括那些被错误地，武断地从人民群众的行列中放逐出来，划入‘另册’的人，有多少是不好的？绝大多数是卑微而又善良，有缺点但不为大恶，坏人少之又少。只可惜日子太苦了，没办法儿，苦了多少代了，看来还得苦下去。”柴菁说：“运动过后，村里的情况会变好些，你看呢？”周恒顺说：“你刚才用了‘解放’这个词，谢队长也说留下了不走的工作队，好像从此一劳永逸，顺风顺水，大家齐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了。我没有那么乐观，也看不出会有那样好的前景。会出现一点转机，但好景不会长，从长远来看，榆树村的情况甚至会变得更糟。”柴菁惊问：“怎么会？”周恒顺说：“土改运动，共产党凭借政权的力量，颠复了农村的传统秩序，建立了新秩序。集体化巩固了这种秩序。庄户人老实，不管谁掌权，大家都认了。老百姓多数是唯命是从，逆来顺受，村里除了个别刺头儿，没有成团儿的反对派，这也是秃子兄弟能长期掌权的原因，今后不一样了，这回运动打倒了于家兄弟，他们的亲戚，亲信，打手，一批人也失势了，为数不少的人的既得利益被剥夺了。农村不比城市，可供分配的资源少得可怜，社会上的贪官污吏拿走的是全社会的，而在一个生产队，一个大队里，于大牛一伙跟多数社员是一种很直接的剥夺和被剥夺的关系，他们多分点，多吃点，社员们就得少分点，少吃点，等于众人养着他们少数人，这就是为什么三年困难时期，一般社员—更别说成份，政治不好的人—病的病，死的死，秃子他们近的亲的，基本上没病没灾更没死的，家家全毛全翅儿地过来了？因为他们占了众人的便宜。在农村，这可是了不得的利益。于大牛甚至以恶霸地主保长江繁祺为看齐的榜样，玩弄和占有不少女性。经过这场运动，他们一下子被反剥夺了。按老人家的说法儿，这帮人是‘失掉了天堂’，他们不会甘心，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可能会老实个仨月俩月，年把二年，但只要气候合适，他们一定会兴风作浪，搅得新领导班子不得安生。刚上去的干部也不是圣人，也会伸手，会出毛病，这就有了辫子可抓，于大牛他们可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会瞪起眼，跟新当权的斗。而且他们虽然当不成官了，但他们不是地富，于家两兄弟还是党员，他们能量很大。‘四清’运动没把于秃子兄弟彻底打倒，而是让他们变成了一批反对派。榆树村往后安稳不了。”柴菁变了脸色，说：“真的会这样吗？”周恒顺说：“我是这样看。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现行的公社化制度很难让产出有大的增加，而人口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所谓‘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斗争几乎是一种赤裸裸的生存之争，这是产生内斗的土壤，所以纷争是必然的，不会完结的。”柴菁说：“你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画。这难道就是榆树村的前景吗？”周恒顺说：“也许不尽然。但愿我是多虑，是杞人忧天。”两人说了很长时间了，月亮快“晌午”了，周恒顺说：“天不早了，我们往回走吧。”两人踩着来时的脚印往村子里走去，周恒顺把柴菁送到小杏儿家门口，问：“什么时候离开？”柴菁说：“还有几天吧。这几天，主要是帮助新领导班子理顺关系，建立健全制度，另外还要写工作队的和个人的工作总结。”周恒顺说：“怎么走法儿？”柴菁说：“到时候，公社派拖拉机来拉我们到方庄集合，一块儿坐汽车走。”周恒顺说：“冬天了，要煤的多，我的活儿特别紧，答应了人家，必须完成。我不一定能送你了。请多保重。”柴菁说：“你天天那么辛苦，更要多保重。”

一个阴霾满天，冷风飕飕的日子，工作队要走了。两辆拖拉机装满行李，停在大队部门外，顾青山，于三套，宋家财等大队干部，工作队员的房东，很多社员，扶老携幼，聚在大队部门前送行。程兆兰和石头儿，刘婶儿和小杏儿都来了。他们围在柴菁跟前，小杏儿和柴菁手拉着手，两人都眼泪汪汪的，队员们要上车了，柴菁和小杏儿相拥而泣。拖拉机要开动了，柴菁泪眼迷离，看着送行的人们，她下意识地等着周恒顺，她好想在行前再看到他一次，但他不在人群中，她想，周恒顺此刻正低着头，弯着腰，拉着装满大块儿煤的地排车艰难地走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哩，她的眼泪又落了下来。

周恒顺把满满一地排车块煤送到方庄公社伙房，公社伙食管理员见周恒顺送了煤来，高兴得了不得，说：“全公社的工作队到公社集合，人多，用煤多，你这车煤，救了急了。”周恒顺卸了煤，去方庄工作队驻地找牟洪云。牟洪云跟他来到街上，牟洪云说：“半年了，你一次也没来。”周恒顺说：“你们有重要的工作，我来白耽误你们的时间。也怕对你影响不好。”牟洪云说：“你们村的事，石头儿的事，你的情况，前几天，柴菁来方庄儿开会，都对我说了。她很佩服你，很同情你，她说她跟你啦了很长时间。”周恒顺说：“你提前把我的情况跟她说了，先入为主，她有了印象了，比较同情。”牟洪云说：“主要还是她对你近距离的观察，另外听庄里的不少社员夸你。”周恒顺说：“你这个同学真诚，善良，有正义感，所以我们之间有共同语言。”牟洪云说：“她让我劝慰你，想开点，想长远点，‘风物长宜放眼量’。”周恒顺说：“她是指工作队和大队想让我当队长或会计没弄成的事，其实，我没当回事儿，我没什么想不开的。按曾经有过的理想，我的一生已经毁掉了，还会在乎这点可怜的得失？”牟洪云定睛看着他，说：“两次见你，都是满身风尘，很疲惫的样子。你干的这个活儿很累，也有危险，很让人担心。我常常做恶梦，……能不能找个别的活儿干？”周恒顺说：“找别的活儿是不可能的。我打交道的这些单位，对我印象都不错，我在他们那里揽点临时的杂活儿干，是可以的，但真正去他们单位干，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个干法儿，已经快三年了，不是‘轻车’，但是‘熟路’，不能丢开。干几年，攒点钱再说。”牟洪云乞求般地说：“一定要干，也悠着点，千万注意安全，行吗？”周恒顺心里一阵酸痛，忙说：“我知道，我特别注意。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是憨大胆的人，你不用担心我。我命硬，该我受的累，不全部受够数儿，老天爷是不会放过我的。往后一定不要为我担心了，好吗?你老这样,我就没法干这个活儿了.”牟洪云说:“好，我不担心了。你也一定当心。”周恒顺说：“你上大学走的时候，我给了一点钱，你给我买了那么多书，实际上都用了你不少钱了。我挺不安的，我再给点钱你带上，行吗？”牟洪云说：“爸妈两人都挣工资，爸爸在县里级别是高的，他们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花钱还不尽着我？今后我看到好书，适合你我读的，继续买，还给你寄。可是，你的钱，我是一分也不要了。”周恒顺说：“就是说，无论是原先，还是现在，只许你帮我，不让我有些许回馈？哪怕你稍微用我一点钱，买块香皂，买条毛巾，也让我心里好受点儿，也不行？”牟洪云眼角里涌出了泪珠儿，说：“你这人真够犟的。”周恒顺从包里拿出一百元钱，递给牟洪云，牟洪云接过去，装到大衣口袋里，说：“好了，我把这钱全买成毛巾，香皂，用一辈子，行了吧？”两人愣了一小会儿，牟洪云笑着说：“柴菁这小姑娘有意思，他说那晚上，你们两人长淡，她差点落泪，好歹忍住了。”周恒顺说：“她很善良，对我生了恻隐之心。”牟洪云说：“岂止是‘恻隐之心’，她还有话呢。”周恒顺说：“还有什么话？”牟洪云说：“她说，难怪你喜欢周恒顺，要是再待上几个月，她也爱上你了。”周恒顺说：“她可真会开玩笑。”牟洪云说：“她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柴菁爸妈都是知识分子，她单纯，善良，也书生气。她才认识了你半年，接触也很有限，尚且对你如此，何况我们呢？”周恒顺说：“洪云，我们不说这个了，不是有句时髦的活，‘形势比人强’吗？现实更比人强，我们只能面对现实。”牟洪云不出声了，过一会儿，说：“听柴菁说，她一直住在小杏儿家，她说，小杏儿这小姑娘特别招人喜欢，还说小杏儿对你很感激，很有感情，是不是有那方面的意思？”周恒顺说：“我们是邻居，她们家挺不幸，很困难。我对她们有点帮助。她还是个小孩子，哪会有别的意思。”周恒顺看看天，快晌午了，说：“我得走了，我还没问你，方庄这边儿‘四清’，搞得怎样？那个叫李存锁的大队支书是我小姨奶奶的表亲，对她一直有些看顾，这回过关了吗？”牟洪云低声说：“李存锁没过关，而且出大问题了，做了反面典型了。”周恒顺一惊，说：“怎么的了？”牟洪云说：“这个人有经济问题，和别的大队干部大同小异，不严重。他是政治上出了大问题，就是出在你亲戚上。他和你亲戚有不正当关系，替女方的两个在外边上学的孩子出具假政审证明，这两个孩子都顺利地升学，入团，分配工作，而且都当了干部，入了党，受到重用。这事被揭发出来，正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上的内容对上号，成了全工作团的典型案例。李存锁被开除党籍，撤锁职务。‘四清’工作队给方家兄妹所在单位作了通报，估计他们会受很严厉的处分，有这种情况的人，往往被称为‘阶级异己分子’—我也弄不清这个词语的确切含义，方家兄妹这下要遭受很大的挫折。”周恒顺沉重地点点头，说：“原来出了这样大的变故。我本来是要去供销社装货往县城送的，现在，顾不上了，我得先上小姨奶奶家看看，奶奶很挂着她。洪云，我走了。”牟洪云不情愿地说：“走吧。回家替我问姥娘好，跟她说，小云想她老人家。……”说着，眼圈儿又红了，周恒顺看她一眼，说：“一定。”说完，拉上空排车，步履匆匆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