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二部42、43

42

那年夏天，陆国群和郑士茂结婚不久，两人请了假回济宁老家。下了汽车，他们背着包，领着二强，走出车站。路上的积水和泥泞说明这里头天晚上下了不小的雨。郑士茂看看陆国群，见她被太阳晒得微微发红的脸上，挂满了细粹的汗珠儿，说：“昨晚上咱那里是晴天，这里却下了这样大的雨，我想找老同事借自行车，带着你娘两个回家，看来是不行了。”陆国群问：“怎么了？现在又不下雨了。”郑士茂说：“这里不是山区，平原地是旱天一路土，雨天一路泥。自行车根本上不了路，别说骑，推也推不动。”陆国群说：“你不说只有六、七里路吗？那就走呗。”郑士茂说：“天晌午了，咱吃点饭，喝足了水，再上路，你今天得受个好罪。”陆国群说：“这算什么受罪，下着大雨，从北山往铁厂背铁矿石，在焦厂里筛煤，推煤，比起那个来，走这点泥路不算什么。”三人在车站街上小饭店吃了饭就上了路。济宁城里路还好走，出了城，去郑士茂家乡的路上全是烂泥，陆国群说：“这哪里是路，这就是猪圈了。”郑士茂说：“差不多，你对农村还挺熟悉。”陆国群说：“那是啊，在十五岭劳动，我很多次下到猪圈里往外出粪。”郑士茂看一眼陆国群，他不能想像纤细文弱的她能够下到稀溜溜，烂乎乎，臭烘烘的猪圈里干活儿，心想，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郑士茂肩上背着大包，又抱上二强走在前头，陆国群只背个小包儿跟在后头，每走一步，都要费好大力气挣脱烂泥的羁绊，半个多钟头，也就走出了二里路。郑士茂见陆国群上衣被汗水湿透了，湿漉漉的头发粘在脸上，说：“咱们在前边那棵柳树下头坐一会儿歇歇再走。”几步来到大柳树下，陆国群掏出手绢儿擦汗，挥动巴掌扇风，一边说：“二强，爸爸背了包，还抱着你，还不问问爸爸累了吗？”二强乖乖地问：“爸爸，累了吗？”郑士茂笑了，说：“好儿子，爸爸不累，你妈妈才累呢。”陆国群说：“累，我倒不怕。我想在路上多迂磨一会儿，晚点儿到家。”郑士茂说：“那是为什么？”陆国群说：“俗话说，‘丑媳妇儿难见公婆’，头一次见你父亲，还有你儿子，我真有些紧张。”郑士茂说：“你是‘丑媳妇儿’？别逗了。别看你三十多岁了，到俺庄里，也是拔尖儿的。”陆国群说：“听你说的。我说的不是长的丑俊，我是想，咱结婚前，你就给你父亲—咱父亲写信了，老人连信都没回，是不是不满意？”郑士茂说：“老头子写信挺吃力，没什么事。别胡思乱想了。”歇了一会儿，他们重新上路，脚下的烂泥像胶一样粘着鞋，费好大劲，才迈出一步。走走停停，足足用了两个多小时，总算来到了郑士茂老家门口。郑士茂看看陆国群，陆国群也低头打量自己，满是汗水的脸上有泥道子，汗水泡湿的头发打着绺儿，裤腿脚儿上满是泥，连上衣都迸上了不少泥点子，两只脚只穿子袜子，沾满了黄泥，断了襻儿的塑料凉鞋在手里提着，状极可笑，陆国群低声说：“就这副狼狈相见咱爹？”郑士茂说：“没关系，自家老的，还嫌个人的孩子？来，鼓起勇气，往里走。”说着推开了虚掩的大门，老头子正在院子里低着头翻晒草药，儿子在枣树下做作业。郑士茂说：“爹，我和国群来家看你了，国群，这是咱爹。”老头子抬头看着他们，脸上稍稍露出点惊奇，似乎不相信儿子能找这样好的老婆，又不易觉察地摇一下头，陆国群—因为自己的狼狈相满脸通红，但装作大大方方地说：“爹，你老人家好吧？”老头子面无表情，说：“好。挑这么个天来家。路太难走了吧，这里的路就这样。快上屋里洗洗吧。”儿子运河坐在小桌儿前，抬头看他们一眼，又低下头写作业，不理他们。郑士茂说：“运河，怎么了？ 爸妈还有弟弟来了，还坐在那里不动窝儿？快过来，喊‘妈妈’。”运河冷冷地瞪眼看陆国群一眼，一声不吭，陆国群走过去，蹲下，用手抚摸他的小平头儿，说：“运河在做作业啊？让我看看。”运河两只手捂了作业本儿，不让看，旋又伸手拨拉开陆国群的手，气乎乎地站了起来，郑士茂说：“你看这孩子。运河，快拿你的塑料鞋来让妈妈趿拉着，我去把她的凉鞋沾好。”运河不应声，进屋拿出一双灰色的塑料凉鞋，扔到陆国群跟前，就又坐下低了头做作业。郑士茂看看陆国群，有点难为情地说：“你看这孩子。”陆国群说：“孩子认生，小孩儿都这样，熟了就好了。”老头子说：“你们在东屋里歇着，去洗洗吧。”郑士茂对二强说：“二强，去找爷爷。”陆国群把二强领到老头子面前，说：“爹，这是我和前夫的孩子，叫二强，以后也是你的孙子了。二强，喊‘爷爷。’”二强抬头看看这个白头发，白胡子，很和气的老头儿，迟迟疑疑地叫声：“爷爷”，老头子蹲下，开始哄他玩儿。郑士茂和陆国群提着包儿去了东屋。陆国群看看脚上穿的运河的凉鞋，笑笑说：“还挺合适，运河长成大人了。”郑士茂低头看一眼陆国群煞白的，长得好看但沾了黄泥的脚，说：“长成大人还得几年，小小子能窜能蹦，脚丫子长得快，也说明你脚小。”又低声说：“脚小的女人漂亮。”陆国群说：“别说这没用的了。你看不出来？你爹不高兴，运河对我很排斥。”郑士茂把陆国群揽到跟前，拍拍她的肩，说：“老头子就那样儿，运河小孩子不懂事，别当回事儿。”陆国群眼圈儿发红，但故作平静地说：“放心，我没事儿。”郑士茂说：“盆子在院子里，你去弄水来—我不能替你弄，农村人讲究这个—自己洗洗，我去沾塑料鞋。”过一会儿，郑士茂让运河找了和陆国群塑料鞋颜色相仿的塑料皮儿，到厨房里弄点火，把火铲烧红了，给陆国群沾好了塑料鞋，拿回东屋，陆国群已经洗好了，正收拾屋子，郑士茂说：“鞋沾好了，穿穿试试。”陆国群换上刚沾好的鞋，说：“挺好，跟原先一样。”郑士茂说：“让你穿这样的鞋，委屈了。咱回去买双新的。”陆国群说：“我什么人？不就是个刚从劳改工地回来的没摘‘帽儿’的右派，现在还在劳改吗？天天查鸡蛋，又不是坐机关，没孬好。这双鞋就挺好，穿得艰苦朴素，才能和大家打成一片。”郑士茂说：“我不信那一套，你穿的不像样儿，我看着难受。”陆国群看他一眼，不再跟他争，手脚麻利地收拾屋子、床铺，把带来的东西拿到堂屋，从包里拿出几本小人书和两块鸡蛋糕，到院里，放到运河跟前，说：“运河，吃鸡蛋糕。这里还有给你买的画儿书，你愿意看，以后再买。”运河拿起鸡蛋糕就整个塞到嘴里，撑得腮帮子像长了大疙瘩，拿起小人书看看，又放下，仍不说话。陆国群又拿了鸡蛋糕给老头子，说：“爹，这是俺买来的蛋糕，崮山产的，你尝尝，可能不如济宁的味道好。”老头子接过蛋糕，笑笑，说：“好孬也差不到哪里去。你们来家看看就行，别枉花一些钱买东西。我有退休金，跟运河俺爷俩儿没困难—比人家社员强多了。”一边说一边拿一块递给二强，二强大口吃起来。过了一会儿，郑士茂也洗了，换了衣服，又让二强也去洗澡，二强洗完了，郑士茂说：“运河，作业做得怎样了？来，洗洗澡去，我给你搓搓身上的灰，你看你跟泥鳅似的。”运河说：“我不用你给我洗，我上运河里洗去，身上黑，是晒的。”陆国群说：“上河里洗可危险。”运河白她一眼，说：“一点儿也不危检，我会浮水，一个猛子扎下去，能出去几米远。”老头子说：“他水性好，平常日子问题不大，发大水时不让他去。”老头子活跃些了，和陆国群啦起呱儿来，问她家里的情况，说：“放到往常年，你们家是好人家—不论官家还是老百姓都得高看几眼，人也是好人。可是，赶上当今这年月，倒霉的差不多都是这种人家儿。没办法儿。想开了，好好过日子吧。……士茂是个粗人，你跟了他……委屈了。”陆国群说：“爹，别这样说。我在困难时候，士茂不嫌弃我，就不错了。”老头子叹口气，不再说话。太阳西斜了，老头子说：“你们收拾自己的事吧，我做饭咱吃。知道你们来，我买了肉，在地窨子里放着哩。”陆国群说：“爹，我在家，饭我来做，你跟我说怎么做就行。”老头子说：“你刚来，找不清。你娘死了这些年，我做饭习惯了。”陆国群说：“那我烧锅。”老头子说：“你能烧锅？咱农村这个锅可不好烧，柴禾湿，难着。”陆国群说：“没事，我会烧锅—在农村学会的。”老头子和儿媳到饭屋里做饭，郑士茂收拾院子，翻弄爹晒的中药材。一边翻弄，一边问：“运河，这都是你爷爷采的？”运河说：“不光俺爷爷，我也采，我也认得了。”郑士茂看见院子里扯着的铁丝上晒着的运河的新褂子，问：“运河，做新褂子了，谁做的？”运河说：“明知故问，还有谁？俺表姑做的。”郑士茂说：“你妈妈给你带来了一身制服，晚上洗了澡，明天穿了去上学。”运河冷冷地说：“我不要。”郑士茂说：“你这孩子，给你做的，你不要让谁穿？”运河说：“我反正不要，爱谁穿谁穿。”二强正在枣树下蹲着看蚂蚁，郑士茂说：“二强，看什么呢？过来，跟哥哥玩儿。”二强听话地走过来，怯生生地站在运河面前，叫声“哥哥”，运河收拾自己的书和本子，冷冷地看二强一眼，拿起书和本子，回了堂屋。

晚饭后，陆国群带二强去东屋了，运河在堂屋小床上睡下，桌子上点着小煤油灯，郑士茂和老爹坐在桌子两边，手里拿着大蒲扇赶着蚊子，老头子嘴里含着旱烟袋，一口一口地吸烟。郑士茂说：“别老吸这旱烟了，吸烟卷儿吧。你心脏不大好，吸烟不好，让你戒，戒不了，听说旱烟比洋烟害处还大。”老头子说：“买烟得凭票儿，一个月给十盒儿，不够吸，洋烟没劲儿，我也不习惯。我心脏好不好，也不在这烟上。一辈辈的人都抽烟，没听说谁是抽烟抽死的。”老头子在桌沿上磕磕烟袋锅儿，说：“你真关心我，少让我生点气比什么都强。”郑士茂说：“爹，我……”老头子说：“你‘我’‘我’什么？我憋了一肚子气。我问你……”郑士茂说：“爹，咱先别说了，运河在跟 前。……”老头子说：“运河？他搁下头就睡着了。”郑士茂说：“那你小点儿声说，别让国群听见了。”老头子站起来，拿烟袋杆儿点着郑士茂，说：“你啊，让我怎么说你。”又回身坐下，压低声音问：“你找这个媳妇儿，怎么不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郑士茂说：“我给你来信了，你没回信。”老头子说：“你那是征求意见吗？那只是通知我一声儿，我懒得费心劳神地给你回信，你还让我去崮山参加你们的婚礼，我没那闲功夫。再说，你信上说她在运动中犯过错误，就这么一句话，是这么简单吗？”郑士茂说：“是啊，是这么回事儿。”老头子说：“这来家了，当我的面，还瞒哄。你瞒哄我没点儿用，日后吃亏，受刮连的是你和你的孩子。我跟你说吧，和你一起调到崮山的早把什么都跟我说了。”郑士茂问：“他们说了些什么？”老头子说：“人家也是好心好意，说，你儿找的这个老婆好是真好，可惜政治条件太差了。你实打实地跟我说说，她们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别藏着掖着的，说一半留一半—你瞒哄我没用，组织上，上级领导不受你瞒哄。不扯啰了，你说给我听听。”郑士茂只好一五一十把陆国群家连她姥娘家等亲戚家的情况都说了一遍，老头子听完，说：“你听听，她们家和亲戚家，有多么花哨，又是地主，又是资本家，大官儿，教授，大夫，跑台湾去的，大舅子是极右，反革命，罚劳改。我跟你说，人家是大家主儿，搁解放前那是名门望族，小子就凭咱爷们儿，当店员，当学徒，你上人家去，那得是‘人家坐着你站着，人家吃喝你看着。’你想和人家结亲，美得你。你小子要不是对人家顾洁心高妄想的，也不会那样待运河他娘，她也不至于想不开—不说她了，一说我的心就扑腾。……我纳闷，你怎么就认准了找大家主儿出身的？小子，我跟你说，要是在旧社会，你一步一个头磕着，人家也看不上你。”郑士茂说：“这现在不是不是旧社会了吗？”老头子说：“不是旧社会了，那又怎么样？陆国群要不是犯了错误，也不会找你！”郑士茂说：“爹，你说的也是这么个事儿，不管怎么样—爹，你是不知道，陆国群这人是真好，她们家的人也都很好。”老头子说：“你说这个我信。我过午见了国群，很快就看出这人真不错。我没说她和她的家人人品不好。不好，你也不会找。”郑士茂说：“一开始我也没这种想法儿，俺天天在一起上班，同事们硬把俺两人往一块儿拉，弄得我没办法儿了。”老头子说：“往一块儿拉？别怨人家，不用说，你自己就巴不能的，人家一提叨，你跟喝蜜似的，毛前爪子了。……”郑士茂说：“爹，找老婆，最重要的是人品，当然，长相也是一大项。”老头子说：“不用钻你心里看去，你看上人家长的俊了。说公道话，这人的长相，人品没的说，又有文化，比你表姐强一百帽头子。可是你忘了，现如今找老婆，不用说公家人，就是农村，也得先问成份。你怎么就一点也不考虑？”郑士茂说：“我寻思自己不过是个查鸡蛋的，何必在乎那些事？”老头子说：“你好糊涂。咱家往上数几代都是贫农，咱父子两代店员—属于工人阶级，公私合营以前，我就入了党，你现在也入党了，咱是共产党的依靠对象，是挺着腰杆走路的人，在当今社会，你想站住脚儿，政治是第一，你倒好，凭着这么好的条件，找个这样儿的。这些年，人家给你说一个又一个，你都看不上，挑花的，挑黧的，末了挑个没皮的。”郑士茂说：“爹，你……”老头子说：“我怎么了？我不是说人家人品不好，是说政治上，在现今社会里，像她和她家，她亲戚，还不就是拿着不当人，整得少皮没毛的？可是，你偏偏相中了。咱反过来，说说你表姐，好成份，她男人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也没孩子，拿运河当自己儿子疼，这些年就苦苦地等着你。你一直不松口儿。这下子把人家闪得苦不苦？”郑士茂说：“我从没答应过她，怎么能闪着她了？”老头子说：“你是没答应过，可是她明知道我和运河都愿意，我一直认为过两、三年，你找不着合适的，就死了心，找她就行了。她也这样盼着。我不明白，不就大你两、三岁，长得不多受看吗？大两、三岁怕什么？‘女大三，抱金砖’，还非得长那么好看？当画儿看？”郑士茂说：“出了运河他娘的事，就够我受的了，我怕我很勉强地找了她，让她像运河他娘一样痛苦。”老头子说：“听听这是说的什么话？……这下好了，现在我见了你表姐，都没话说了。”躺在床上的运河突然说：“那天我上表姑家去，她拉着我的手，哭得好伤心。”老头子说：“运河，你没睡着？你表姑说什么了？”运河坐起来，说：“俺表姑说，小儿，咱娘俩没缘份，表姑捞不着疼你了。”老头子说：“苦啊，让人家白等了这么些年。”运河说：“爸爸坏！”郑士茂说：“运河，你想招打？”老头子说：“好了，别充有规矩的了。运河，安稳睡你的觉。”老头子又说：“你做这件事，光考虑自已的感情，一点儿没想想别的。你就算不考虑自已的前途，也得为运河着想呀。运河功课很好，我还指望他日后为咱郑家办点大事哩。你给他找这么个后娘，孩子能不受影响？我问过公司政工科的人，说孩子以后填表，后娘一定得填，而且很重要。”郑士茂说：“政策也是一时一时的变化，我就不信运河大了，还跟现在一样。”老头子说：“你这话好糊涂，你还是新党员，你这个党员不合格。只要是共产党掌权，这种政策你就别指望会改变。几十年后，兴许改了，可是孩子一辈子也耽误了。”郑士茂说：“已经这样了,走一步说一步吧。爹，你也别生气了，还有，她娘俩来咱家了，你老拿捏着点儿，别让人家看出来。”老头子说：“你木已成舟，我能怎么样？也怨不得人家。人家政治条件再不好，也是咱郑家媳妇儿，我看这人儿倒真不孬，咱就得好好待人家。”老头子喊：“运河，睡着了吗？”运河说：“没睡着。”老头子说：“运河，大人的话，你听了就算了。没你的事儿。你爹既然找了人家，她就是你的娘，你别扭着鼻子斜着眼的，打明天起，叫‘妈妈’。”运河说：“我喊不出来。”郑士茂说：“你这孩子，怎么越大越不听话？后娘也是娘，必须喊。不听话，小心挨揍。”运河哭了，边哭边说：“打小儿你没管我的事儿，你把俺娘气得跳了井，表姑疼我你不要人家，你还要揍我，你揍吧，越揍越不喊。”郑士茂气得伸拳撸胳膊，老头子说：“运河，别胡说八道了。你爹还真揍你？快睡吧。”运河说：“我睡不着。”老头子说：“这么晚了，怎么睡不着？”运河抽泣着说：“我想俺娘，也想俺表姑。”郑士茂坐下来，不再说话，老头子走到床前，拍拍运河，说：“好孩子，听话，快点睡吧。”运河儿一会儿就睡着了，郑士茂走到床前，见运河小脸儿上还有泪痕，心里难受，也落下泪来。回身坐下，对老头子说：“我和国群结了婚，夫妻都是非农业户口，按政策，运河可以转成非农业户口，吃国库粮，我们那边公安粮食部门的手续都带来了，明天我去给办了吧。”老头子说：“办吧，好歹吃国库粮了。日后不管能不能念好书，最低也当个工人。这是沾了这个后妈的光了。”郑士茂说：“国群愿意让运河去崮山跟我们上学，她是师范毕业，会辅导孩子。”老头子说：“这事往后拖拖再说吧。你看这孩子现在的情绪，能跟你们去？他功课也不孬，就在家里念吧。过两年，他懂事了，也该上中学了，再去也不晚。现在他走了，我也舍不得他。”郑士茂说：“国群的意思，你老也一起去，我让单位找间小屋儿你住，我们全家就团聚了，我们也尽尽孝心。”老头子说：“我在家惯了，不去受那个拘板。俺爷俩儿在家挺好，我三年、二年的还不碍。哪一天，我一口气上不来，那是没办法儿。真到了那一天，你可不许蜇掇运河。”老头子说着，竟哽咽了，郑士茂说：“爹，我带媳妇儿来家看你，应该高兴才是。你这是怎么了？”老头子擦擦泪，说：“我也不是不高兴—这么几年你一个人也不是办法儿。没什么，爹老了，没你娘了，你又在外头，爹见了你，埋怨你这一阵，爹也难受。细想想，这陆国群也够苦的，你们结婚了，她就是郑家的人了，你得好好待人家，不许因为人家是犯错误的人就欺负人家。天不早了，你睡去吧。”郑士茂说：“爹，你别难过。你放心，国群一定是孝顺媳妇儿。”老头子说：“我没事儿，我是替你们担心。快去睡吧。”

郑士茂回到东屋，见陆国群坐在蚊帐里，背靠着墙，就着煤油灯看书。见郑士茂回来，忙问：“怎么待这一会子？”郑士茂说：“两个多月没来家了，陪老爹多坐一会儿。”陆国群说：“快上床吧，外头蚊子真厉害，这里蚊子比崮山多。”郑士茂边脱衣裳边说：“农村就这样，俺这里更厉害，离运河近，水汪子多，生蚊子多。”郑士茂进蚊帐，说：“三个人睡一张床，太挤了，委屈你了。”陆国群把二强往里推推，说：“没关系。一会儿我们分两头儿睡。”说完，往里边挪挪，让郑士茂挨着她坐下，郑士茂伸手揽了她，问：“累坏了吧？”陆国群说：“不要紧，已经歇过来了。”又嘁嘁喳喳地问：“爷两个说了那么长时间，是不是你爹对儿媳妇不满意，尅你了？”郑士茂说：“没有的事，他对你很满意，还说你找了我，委屈你了。”陆国群说：“你不说实话。他也在公家上过班，还是共产党员，能对我还有我的家庭，社会关系没点看法儿？”郑士茂支支吾吾地说：“是有点顾虑。”陆国群说：“我说你没说实话吧？”郑士茂说：“顾虑是有，但是老头子夸你是很好的人，还说你们家是大家主儿，名门望族，还让我好好待你，不能欺负你。”陆国群说：“不管老人家怎么想吧，我反正成了你们郑家的媳妇儿了，撵也撵不了了。我也不考虑这些了。我就是觉得运河对我挺排斥的。”郑士茂说：“他是个小孩子，大几岁就好了，你别当回事。”郑士茂低下头，亲陆国群一下，陆国群问：“说办户口的事了吗？孩子和他爷爷能去吗？”郑士茂说：“说了。明天我就去办，得先上公社，再上县公安局，粮食局。运河去崮山上学，老爹让过两年再说，那样也好。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思想负担了，他爷俩儿再去也好。要不你本来思想上就有压力，他们一老一小去了，你还得天天陪笑脸，太难为你了。”陆国群看一眼郑士茂，说：“还是俺哥疼我。”郑士茂说：“我不是说了吗？疼你是我下半生最重要的任务。”陆国群躺下了，说：“睡吧，今天够累的了，你明天还得去跑路。”郑士茂也挨着陆国群躺下，两人相拥在一起，郑士茂亲吻陆国群好一阵，说：“咱俩睡在我老家的床上，我觉得另有一番滋味儿，心里很激动。”陆国群低声说：“激动也白激动，先说好，咱不能那样儿，这屋太不隔音，二强还在床上。”郑士茂说：“好，听你的，我忍着。”陆国群笑了，说：“昨晚上，你说怕到了老家不方便，非那样儿不行。今天这么累了，还‘忍着’，至于吗？”郑士茂说：“就是得忍着啊，你不叫我忍，我可就不忍了。”陆国群亲亲他，说：“好了，别胡闹了，你上那头儿—枕头我都放好了—去安稳稳地睡，在一头儿，你亲起来没完，亲时间长了，你就忍不住了。”郑士茂没奈何去那头儿，说：“我在这头儿抱你的腿睡。”陆国群说：“那随你便，只要不过来胡闹就行。”

第二天，郑士茂在本大队开了介绍信，带上从崮山开来的“准迁证”等文件去公社和县里办运河的户口和粮食转移手续，快黑天才回来。陆国群一边给他弄水，让他洗脸，一边问：“怎么样，顺利吗？”郑士茂说：“顺利得很。办事的人都祝贺我，说，每年‘农转非’指标是按非农业人口的千分之三算出来的，转个户口可难了，他们说我‘幸运’，说你们这个孩子幸运。”郑士茂对运河说：“运河，从现在起，你不是咱大队的社员了，吃国库粮了，这都是亏了你妈妈。”运河看看爹，又看看“妈妈”,没作声。老头子说：“从秋季开始，生产队就不分给运河口粮了。”陆国群说：“我们往家送粮票儿，或者干脆买了米面往家送，保证让你爷俩儿吃得饱饱儿的。”

郑士茂、陆国群带着二强在老家待了三天，这三天过得很忙碌。郑士茂办户口跑了一整天，又把家里猪圈的粪出出来晒上，把父亲原先积的肥推到自留地地头儿上，老爷子说，推去也好，也就种这一季了，最迟明年过了麦季，生产队就得收回自留地了。陆国群洗了老人和运河的不少衣服?，拆洗了被褥，又重新做起来，说回崮山后做了被罩捎回来，把被子套上，以后只洗被罩儿就行了。运河在旁边听了这个办法儿，觉得新鲜，眼睛亮了，说“这个办法儿好。”郑士茂说：“妈妈有的是好办法儿，你以后去了就知道了。”运河看了“妈妈”一眼，陆国群发现他目光仍带着不易化解的“敌意”。陆国群还忙着收拾院子，晚上伺候老人和孩子洗脚，早晨还给老人倒了一次尿盆，弄得老头子十分难为情。临走的头天晚上，老爹对他们两人说：“这次回来，国群累得不轻。有了国群，士茂在外头，我放心了，不用挂他了。以后运河也得去跟着你们。国群你多费心了。我和运河在家里，你们不用挂着，别有事没事往家跑。你们两人要团结，听领导的话，好好工作，争取早一天杷国群的问题解决了—这是爹的个挂心事了。”陆国群说：“爹，让你费心了，你老放心，我们一定按你嘱咐的做。”陆国群领着二强回东屋了，老爷子对郑士茂说：“这个媳妇儿真是不孬，又有学问，又贤慧，又孝顺，还勤力，别说大城市来的学生，咱农村的妇女，也找不着这样儿的。这两天我就寻思，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成了什么‘右派’呢？儿子，你找这么个媳妇儿，好眼力。可惜命不好，倒这么大的霉，我看着她都心疼。我跟你说，两口子没有不呕气的，你得让着人家。人家孩子心里苦。闹了架，不能揭挑人家犯错误的事。你要那样，就不是我的儿了。记住了吗？”郑士茂说：“记住了。”老头子又说：“济宁这边右派摘帽子的好几批了，崮山那边儿也得有摘帽儿的吧？她怎么摊不上号？”郑士茂说：“这里头的事很复杂，咱也说不清楚。她在俺公司工作表现很不错，领导和同志们看法儿都不孬，就是她以前因为工作上的事得罪过县里的领导，所以办起来麻烦。反正也快了。”老爹说：“解决了，就快来信跟我说。”在老家待了三天，陆国群觉得和郑士茂的老父亲已经建立了感情，她生活中又多了个相互关爱的亲人，但是，一直到离开，运河对她还是立立楞楞，拧拧巴巴，到了不但没叫一声“妈”，甚至连话也没说一句。这多少让陆国群有些失望。

陆国群一家三口回到崮山。晚上，睡觉以前，郑士茂说：“临回来前，老爹嘱咐我凡事让着你，还挂牵着你摘帽儿的事，说解决了，快给他写信。”陆国群脸上立时蒙上了一层愁云,像阴了天。郑士茂说：“你得再去问问。”陆国群说：“问也是白问，没有人给你说真实的情况，倒让人家说态度不端正。还是等着，听天由命吧。”郑士茂说：“在家里还有在路上，我见你情绪不错，没愿说这个事，打你兴头儿，临睡觉了，突然跟你说这个，你又得睡不着了。”陆国群苦笑笑，说：“我没那么娇气，说不说问题都存在。你洗洗先睡吧，我再看看上次写的思想汇报。”

郑士茂睡了，陆国群悄悄地走到外间屋，坐到小饭桌前看自己上月的“思想回报”底稿。一边看一边用钢笔在上边写写划划，她在构思本月的“思想回报”，反右运动办公室—现在名义上没有这个机构了，由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右派分子的管理和改造，但实际上管事的还是原先反右的那些人—对右派分子的监督，改造，主要是两种做法儿，一是由所在单位党组织对右派分子进行日常的监督和改造，察看并记录其日常表现，定期就其政治，工作表现，干部、群众对他的评议写出报告，送上级主管部门政工部门，经党组织负责同志审查签字后转呈县反右办公室（组织部门）；二是右派分子监管机构对右派分子进行跟踪，监督，管理，具体措施是，第一，右派分子每月写“思想回报”，一式若干份，交本单位党组织，由党组织转报主管单位政工部门和县反右办各一份；第二，派员到右派分子所在单位，通过基层党组织和群众了解右派分子的表现情况，必要时和右派分子本人谈话；第三，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全县右派分子会，讲评右派分子改造情况，表扬表现好的，对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接受改造的进行批评，警告，目的是“分化”，瓦解右派分子“队伍”，孤立和打击其中的顽固分子。而右派分子要想摘掉“帽子”，由“反动派”重新变成“群众”，必须经过长时间改造，所在单位和专门机构两方面都给出正面的鉴定结论，那个无形的监牢的大门才会为之打开，放他出去。要达到这个目标，非亲历者很难体会到其中的艰难。陆国群有时恍然感到，自己就像在爬一座山，虽然一步步奋力攀登，但却像有谁使了什么魔法儿，虽然看上去是在攀爬，但却总在原地打转儿，山顶一直遥不可及，又像希腊神话中那个被天神宙斯惩罚的格林斯国王弗弗西斯，把从山上滚落的石头搬上山，而刚搬上山的石头又滚落下来，永无休止。陆国群知道，即使山路崎岖，即使步履艰难，无论怎样，都要咬紧牙关，坚持攀爬。即使疲于奔命，即使汗流浃背，也要运石不止。企盼着自己的血汗付出有一天会“感动上帝”，让自己跨出牢门。更何况她现在有了郑士茂，伤心了，可以向他哭诉，累了，可以靠在他肩上歇息。郑士茂平日里给她鼓劲，打气儿，在本单位帮她广结善缘，又不露痕迹地为她评功摆好，还时常给她通风报信。陆国群知道，苦在她身上，痛在他心里。即使为了他，为了自己的父母和亲人，为了挂着她的老公爹，她也要不灰心，不懈怠，时时，处处谨慎，努力工作，每次写“思想回报”，都煞费苦心，字斟句酌，力争表达自己认真改造，转变立场的诚心。但每一次写“思想回报”，对她来说，都是一次残酷的精神折磨，因为她定右派分子的“罪状”不是像多数人那样在发言或写大字报中表达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观点，他们的回报比较好写，不过是对自己原先的反动观点进行批判，深挖它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然后反复表示转变立场，抛弃错误观点，而她却不一样，她不是因为说错话，而是因为做“错事”成为右派的，是因为工作中的“问题”和某些日常行为经过分析，“上纲”，被定性为“反党”的，而据以认定她为右派的几件事，她至今仍然认为自己并没错，但她又只能按组织上的说法儿，违心地承认那些是非颠倒的“错误”，而且要自已给自己“上纲上线”。对管书记他儿子那件事，她说自己是“别有用心”，借题发挥，给县委领导抹黑，说明自己和党离心离德；对潘家洼的问题，她检讨自己站在敌对阶级立场上，不看大局和主流，大方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犯了“砍旗”的错误；对自己下农村，特别是在潘家洼给困难群众“小恩小惠”，她十分“痛心”地认识到是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看待已经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贫下中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社会主人公的人民群众，给点小恩小惠，是十足的伪善，是把自己打扮成“救世观音”，树立自己的威信，邀买人心，把贫下中农引上邪路，为她丑化社会主义现实，攻击党的领导和“大好形势”网罗同情势力，离间党和贫下中农、人民群众的关系，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她还检讨自己因为迟迟未解诀入党问题而对党心怀不满，不靠拢组织，遇事跟党组织唱对台戏，在工作中和右派分子时玉山，县工会主席詹某等人臭味相投，立场，观点右倾，和时玉山在反右运动中组织“攻守同盟”，向党进攻。总之，她就像所有右派分子一样，把运动中党组织，斗争骨干对她的批判照单接受，然后变成自己对错误的认识，痛骂自己，给自己扣上可怕的大帽子，同时还必须编得入情入理，顺理成章，合乎逻辑，丝丝入扣，否则会被指为牵强附会，“形左实右”，以退为进，伺机反扑。她告诫自己，只可自我贬损，而绝不触及他人，绝不反诬老郭头的女儿“栽赃陷害”，也不指潘家洼李常友等人为坏人，对时云山等人只扣帽子，而不“揭发”问题—实事上也无可揭发。每次写“思想回报”，她都精心谋划，缜密构思，字斟句酌，力求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让有兴趣看她的“思想回报”的人满意，从而认定她有真诚“悔过”之心。但每次写“思想回报”，她都觉得是在精神炼狱中过一次“堂”，因为她写的那些“认识”，那些检讨，悔悟之词，全是昧心，违心，诛心的，她觉得弄这种东西，对不起父母和师长对自己的教海，对不起仗义执言的时书记，也对不起那些无辜受害的，可怜，可悲的人，她恨自已懦弱，软骨头，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正常”人，解除思想负担，不惜靠贬损，丑化自己求得宽恕，舍弃人格，尊严，苟且偷生，昔日的“出水芙蓉”，变成了徒具人形的行尸走肉，她因而厌恶自己，但她没有办法儿，她想，如果她是孤身一人，她会毅然选择“宁为玉粹，不为瓦全”，但是不可以，毕竟人世间还有太多人让她留恋，牵挂，她对他们担着责任，她不能遽然离去。她自我安慰，天底下运动中挨整的人多得很，听说光右派全国就小百十万，除了极少数人自杀（他们当中多数也不是意在抗争，反倒是由于怯懦，受不了肉体上特别是精神上的长期折磨，选择死亡，以求解脱尘世之苦）之外，绝大多数人还不都和她一样认罪，乞求宽恕，有的甚至出卖灵魂，告密卖友，诬陷他人，狗一样地活着，……她这样想着，让自己心理平衡些，就挖空心思，一字字，一句句地写，写了改，改了再写，每写一次“思想回报”，比生个孩子还要难。写完了，她自认为可以交卷儿了，再念给郑士茂听，而郑士茂听了，往往说：“行了，够深刻了，够吓人的了，差一点儿就够逮扑条件了，我听得头皮麻痧痧的。”有时候他会对当中的某句话提点不同的看法儿，陆国群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他的意见，作点无关宏旨的修改。两人刚结婚时，郑士茂听完了，就说：“行了，这回可以过关了。”但后来的事实是，一次又一次，都不能过关。郑士茂也让这事愁着了，看来这里头的事可复杂着哩，麻烦得很啊。

陆国群对本公司党支部定期向上级回报她的表现倒不怎么担心。从反右结束，戴上“右派分了”帽子，开始劳改以来，她己经挪了几个地方，据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济南老乡小王说，十五岭大队党支部对她的鉴定说了不少好话。县钢联的鉴定承认她劳动表现较好，群众评议也没问题，但政治上的结论却是负面的，说她表现沉默，对受到处理怀有抵触情绪，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未见转变。而食品公司党支部由老经理做主的每次汇报，对她总是肯定和赞扬，从劳动、 工作到政治表现都是一边倒的好话，称她对错误的认识逐步加深，接受改造的态度较为端正，政治立场有了—一次比一次递进（初步—一定—明显—显著）—的转变，而公司人秘股席股长对老经理的意见是不赞成的，但又反对不了。宣传部小王告诉陆国群，你们公司一个姓席的—也是党支部成员—对你的问题和老经理唱反调，常去组织部反映意见。小王说：“你们公司老经理这人很有意思，自恃是‘三八式’老革命，在县委领导面前说话也蛮不在乎，不知轻重，也不看当官儿的脸色，想说什么说什么，对你的问题，说话直言不讳，开门见山，讲好话—单位领导没几个敢这样儿的，看样子，他每次上县里送回报材料，都急不可耐地，要急于把给你摘帽子的文件拿回来。”陆国群说：“老经理这人就这样，正直，善良，对人好。不过，他这样急于求成，说不定会事与愿违。”小王说：“是啊。他可能不知道陏部长—反右斗争时任机关党委书记，现已提拔为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对你一向看法儿不好，就对陏大大咧咧地说，陏部长，别拖了，把陆国群的问题解决了吧，小妇女儿在俺公司表现挺好的，老卡着她有什么意思？陏部长面对这位比他长一辈的老革命，十分不悦，但又不好发火，很严肃地说，你这个老同志，脑子里阶级斗争这根弦不是没繃紧，是松开了，断掉了，你可别小看陆国群，这个‘小妇女’可不简单，是反右斗争中的名人，她的道道儿很深，肚子里的道理一套套的，你们不能放松对她的改造。我听说，她和你们公司的一个中层干部—还是入党不久的新党员—结了婚，婚事还办得很热闹，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单位对阶级敌人没有形成斗争态势，这种氛围，能对陆国群实施有效的改造吗？老头子不管不顾，争执说，你们当领导的，别听个别人小报告儿，别太过敏，陆国群到了俺公司，天天跟二库工人一起干活儿，尘灰曝土，一身腥臭味儿，衣服上，头发上沾满麦草，利用休息时间记二库的帐，公司财务上对她很满意，政治学习，主动联系自己，检讨过去的错误，从来没表现出抵触和不满，老经理解释了她和郑士茂结婚的情况，还说公司上上下下都对陆国群印象很好。陏部长说，这恰恰是陆国群的不同寻常之处，她在哪里—即便是劳改—总会让大家觉得她好，这就更需要警惕。老经理说，算了，别那么虚火了，这么个小妇女，有这一回犯错误，就够她记一辈子了，肯定接受教训了，以后也很难入党，重用了，不过就是调动积极性，发挥一技之长，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你们当领导的放心，陆国群在俺公司，保证只会做好事，不会出问题。—老经理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替你说话，县里也对他没办法儿，但是县里有人对你成见太深，你得罪人太厉害了，看来一时半会儿还很难放你过关。”陆国群很清楚县委领导对她的看法儿，知道自已如果能摘掉“帽子”，也会拖得很晚。从一九六零年三月开始到现在，崮山县已经有三批右派分子被摘了“帽子”，每次摘帽儿，县里都要召开大会，当众宣布，陆国群参加这种大会，明明知道轮不到自己，但仍会出于本能会心存侥幸，幻想由于老经理据理力争，也给她“解决”了，但是，每一次都落了空。有幸被宣布摘帽儿的自然如蒙皇恩大赦，万分庆幸，而没进入摘帽儿行列的右派分子连同他们的亲属无不垂头丧气，从头顶凉到脚后跟。陆国群痛苦，郑士茂和她一样，甚至更痛苦，身在大礼堂，如坐针毡，但县里领导正在义正词严地讲评右派分子改造问题，他们只能正襟危坐，不动声色，洗耳恭听，因为领导正是讲给陆国群一类人听的。参加会的人自然少不了好事儿好奇的人，像动物园里的看客，对会场里没被摘帽儿的右派，特别是陆国群这样有点“名气”的女右派，总会“众里寻她千百度”，指指点点，陆国群被看得头不敢抬，犹如芒刺在背，恨不得地上有道缝儿能钻进去才好。每开一次这样的会，陆国群和郑士茂两人都要过两、三天心情才会平复下来。

陆国群暗暗分析过已经公布的三批特别是头一批有幸被摘掉“帽子”的人的情况，发现他们分别属于三种类型。一种是本来被打成右派就很莫名其妙，甚至很荒唐，有的干脆是为了完成“指标”，抓住鸡毛蒜皮的问题给硬拉上凑数的倒霉蛋，比如县杂品公司一个四川籍的转业军人，因为战友介绍了一个崮山的对象,来这里工作的，他文化程度低，认不了几个字，说四川方言，同志们听不大懂，很少和大家沟通，也没人搭理他。反右派时，杂品公司按人数应该有一个右派，有人反映这老兄不知什么时候南腔北调地说过一句“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就为这一句话，被打成了右派，在县直机关传为笑谈。还有一种是家庭出身，个人历史都没问题，所谓“根正苗红”，因而头脑膨胀，傲气十足，时常口出狂言，有点像贾府的焦大，他们往往“抗上”，因而被打成右派，这类人本是阶级兄弟，误入歧途，误打误撞，做了右派，他们的问题解诀起来就比较容易。还有一类，也是人数较多的，这些人犯了错误后，接受改造，表现特别突出，不但检讨深刻，声泪俱下，像演技好的演员演戏演得好，干活儿卖力，特别擅长干“眼前活儿”，弄花架子，给领导留下好印象，更重要的是对大、小领导谦卑有礼，恭顺之态可掬，即使是对比自已年轻得多的年轻干部，也低首下心，点头哈腰，谄眉胁肩，甚至像哈巴狗，作摇尾乞怜状，这会令梗直之士为之齿冷，发呕，但让某些领导和骨干从中感受到征服者的满足，胜利者的快意。这类人往往会被看成是态度老实，真心悔改，是要夹起尾巴来做人了。那些不属于前两种情况，却在打成右派后仍死要脸面，保持所谓“尊严”，不卑不亢，一副“士可杀不可辱”架势的人，会让领导和运动骨干窝火，看着不顺眼，认为他们“不老实”，对党组织有“抵触情绪”，当然不可以及早摘掉“帽子”。陆国群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连自已都为之吃惊，甚至被吓着了的道理。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知识分子改造，批判胡适，反胡风，直到反右派，打击的对象都是人格独立，有思想，敢说话的人，要一步步把谔谔之士，改造为诺诺之人，一个又一个运动，就是一个把知识分子驯化，奴才化的过程，通过运动，把有不屈的人格，独立的见解的人改造成恭谨的顺民，不问是非，唯权，唯命是从的人—即奴才，这其中可为之所用者，则培植成骨干，打手。陆国群知道自已的想法儿很反动，很可怕，但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旧中国可以产生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 陈寅恪……那样一大批文学巨匠，思想巨人，堪称群星灿烂，解放后这些年却盛产歌功颂德之徒，而歌功颂德是不会出真正伟大的作品的。……这些想法儿，只是在自己脑子里打转儿，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已最亲近的人。陆国群想，自己不肯作可怜巴巴的奴才相，就更必须在日常生活，工作的每一天，努力“表现”，还要无休止的“检讨”，回报，至少从表面上，得让人家相信你已经口服心服，脱胎换骨，成了心悦诚服的顺民，否则，不可能过关。而这还要看县里的领导特别是陏部长他们是否对你发慈悲，对你高抬贵手。陆国群心里清楚，她在某几位领导心目中，一直看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已经打翻在地，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解放后的“阶级斗争”，既不是解放前两个敌对营垒之间双方摆开阵势的博斗，也不是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不同党派之间明火执仗的较量，而是手握印把子，枪杆子的人对异已分子或者他们认为会对他们构成威胁的人所开展的占压倒优势的单向的整肃，根本不能称之为“斗争”，因为被整肃者早已束手就擒，只有被动挨打，逆来顺受的份儿，这是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因为斗争的主持者对被整肃者拥有生杀大权，所以他们的心地，胸襟，偏好，甚至一时的心情好坏，情绪的高低，都会决定着斗争对象的遭遇和命运。经过这番思考，陆国群倒想开了，随他去吧，还是我行我素，努力工作，按要求上交“思想回报”，至于摘不摘，什么时候给摘右派帽子，就听天由命吧。

人常说，“该来的，你不求它也来，不该来的，你求也没用。”经过两、三年的等待，经历过一次次失望，陆国群对“摘帽儿”已经绝望，她暗暗地想，即使一直不给摘帽儿，也要忍辱含垢正常生活，正常工作。一九六二年秋季，恰好是她和郑士茂结婚一周年那天，县里通知晚上在县大礼堂召开大会，宣布又一批右派分子“摘帽”决定。陆国群在礼堂靠边的排椅上坐着，心里七上八下，她旁边是公司里一位女工，女工那边是郑士茂。陆国群心跳得像敲鼓，几乎没听清讲话的人说了些什么，当陏部长宣布给某某等三十五名右派分子摘帽的决定时，里边竟然有她的名字，陆国群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似乎呆了，直挺挺地坐着，一时没什么反应。旁边的女工拉拉她的手，低声说：“陆姐，念到你的名儿了。”陆国群用力握一下那女工的手，转脸看那女工，见她眼里汪着泪水，陆国群也热泪盈眶，低声说：“谢谢”。她扭头在女工身后看郑士茂，郑士茂也在看她，两人四目相对，陆国群眼上挂着晶莹的泪珠儿，郑士茂七尺壮汉竟涕泪满脸，像孩子一样。“解决”了，解脱了，解放了，头上的紧箍咒摘掉了，至少在表面上，形式上，成了和其他人一样的人了—虽然是有污点的人，从一九五七年冬天到现在，五年了，五年的恶梦，五年的炼狱，五年的人身，精神折磨，五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遭人唾弃，被人鄙视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此时，陆国群心里充溢着感激之情，二库的工友，老经理，没有他们为她说话，她摘帽儿的日子还会遥遥无期，她感谢郑士茂，他和她相濡以沫，伴她度过这些从希望到失望，甚至绝望的日子，她没有像有的右派被摘帽后表态说的那样，心潮起伏，对党组织感激涕零，她觉得自己是被无端地背上了一口黑锅，现在，他们把黑锅给取下来了，如此而已。回到家里，陆国群和郑士茂两人紧紧相拥，让泪水尽情地流淌，他们躺在床上，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几天后，宣传部那位老乡小王来告诉他们，这次陆国群摘帽儿，是公司老经理直接找了管书记，管书记给陏部长做了工作。管书记说，县食品公司那个老革命和县商业局党组都说陆国群表现不错，要求给她摘“帽子”，这回给她解诀了吧，久拖不利。现在整个形势不好，困难时期，大家思想很乱，陆国群的事儿老拖着，下边会有议论，说我们对她抱成见，抓住不放，故意为难她。这样不好。反正她就在县食品公司那种小单位，只能当个小办事员，她还能怎么样？放过她去吧。陏部长这才勉勉强强地给‘办’了。陆国群说：“原来是这样。我已经做了一直戴着‘帽子’的思想准备了。”老乡说：“那倒不至于。原则上，除了有‘现行’活动的，或者坚持右派观点的，都给摘掉‘帽子’，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陆国群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食品公司根据县商业局的指示，重新安排了她的工作，调她到公司财会股任统计员，陆国群对老经理说：“我在二库干活干惯了，记帐也胜任了，别挪地方了吧？”老经理有点迷惑地打量了陆国群两眼，说：“怎么，舍不得离开郑士茂？反正在一个公司里，也不是真离开。”陆国群说：“不是因为这个。”老经理说：“老头子和你开个玩笑。我对你说，工作必须调，你现在又成了国家干部了，要安排科室工作，这是政策，是县商业局指示的，具体工作是我建议，局里同意，局人事科下了调令的，必须执行。”这以后，局人事科专门找陆国群谈了话，说，从摘帽之日起，恢复“干部”身份，戴帽儿期间的生活费待遇恢复为工资—降了二级工资，由每月五十一元降为三十四元五角，从此享受一般干部待遇，当然原犯错误仍在档案里记着，希望今后接受教训，认真改造世界观，老老实实做人，努力干好本职工作……陆国群很快就交卸了二库的工作，查完最后一箱鸡蛋，把身上的工作服脱下来叠好，放到仓库办公室货架上，对工友们说：“黑子，老黄哥，同志们，公司把我调到会计股去干统计了，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们。谢谢大家对我的包涵和照顾，我永远会记往你们的好处。”说着，两眼“刷刷”地流泪，低头弯腰朝大伙儿鞠了个躬。工友们对她突如其来的几句话，一个鞠躬，感到突然，又很感动，几个女工过来围着她，陪她落泪，黑子眼圈儿红红的，故作轻松地说：“看你们这些人婆婆妈妈的，群姐—嫂子提拔—本来就不该是和咱一起查鸡蛋的人—是大好事，都高兴点儿。记着，没事儿常上这来转转，统计统计。……”陆国群离开了这些善良，穷欢乐的工友，到公司财会股上了班，她基础好，学得很快，当月就独立担当公司的统计工作了。陆国群终于告别了“劳改”生涯，开始了新的工作。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她在二库上班，和工友们干一样的活儿，别人是工作，而她却是“劳动改造”，尽管大家都在劳动，工友们从事的是“自由”的劳动，而她则是非自由的，被强制的劳动，因而是“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戴帽儿和摘帽儿，从形式上看，主要区别就在这里。因为按党的政策，右派虽然是“反动派”（毛泽东语），但和地、富、反、坏分子仍然区别对待，即仍然保留“公民权”，具体表现是仍然发给“选民证”，即仍然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然，在现今体制下，这种选举权只具有名义上的，形式上的意义，因为候选人是党组织指定的，选民只是奉命到扬，奉命投票“选举”领导指定的候选人，而一般不会对其提出质疑，至于被选举权，则是只有有幸被列为候选人的人身上,才能体现出来,芸芸众生—更不用说陆国群这样的人—很少有人会奢望，妄想有什么“被选举权”。陆国群摘了“帽子”，形式上改变的有两条，一是不再“劳改”，改做科室工作；二是不再写“思想回报”，也不用再去参加全县的右派分子训话会了。陆国群感受到做一个普通的，和大家一样的人的轻松，感受到做一个“自由人”的愉悦，每天，她都会感到天更蓝了，草更青了，树叶儿更绿了，空气更清新了，喘气儿更匀了，脚步也变轻快了。她赶紧给爸妈，兄嫂及所有的亲戚都写了信，向他们报告这个“喜信”，她也以她和郑士茂两人的名义写了给老公公的信，让郑士茂赶紧发出去，好快些让老人家去掉这块心病。

郑士茂赶紧去邮局发走了给老父亲的信。回来后对陆国群说：“有两、三天信就到了，老爷子看了信，该有多高兴吧。”陆国群说：“那当然，我也是他的孩子了，知道了这事，肯定很高兴。这一高兴，说不定就同意带着运河来崮山了，咱一家人就团聚了，那可太好了。”郑士茂说：“过几天，我请假回去帮他收自留地的庄稼，再好好跟他说说，过了春节，把他爷俩儿接来。”

但是，郑家老头子没有等到那一天。儿子和媳妇儿向他“报喜”的信还躺在济宁邮局里，他就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猝死在自家自留地里了。老头子头一天去济宁，回药材公司领退休金，听人说，他们公司有两个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家在南方的大学生—最近摘“帽子”了，他心里“格登”一下，不由得想，各地政策是一样的，崮山也应该有摘帽儿的，士茂他们没来信，莫非国群的事还没解决？怎么这么难解决？这可怎么好？老头子回到家，一个劲地抽闷烟，还唉声叹气，运河问他“怎么了，上公司遇着不高兴的事了？”他说“没什么事”，临睡觉，老爷子说：“运河，你后妈的问题老解决不了，你爸爸要跟着吃苦了。”运河说：“我爸是自找的。”老爷子说：“运河，别这样说。 你不是很小了，不要太任性，爷爷能跟你几天？你还是要去找你爸爸和后妈，记住不要惹他们生气。”运河觉得爷爷和平常日子不大一样，虽然心里不服—他还是不喜欢后妈，而且也生爸爸的气—但没作声，他不愿意惹爷爷不高兴。第二天早晨，老头子做了饭，祖孙两人吃了，运河去上学了，等他被人从学校里喊回来的时候，爷爷僵直地躺在自己床上，运河扑在爷爷身上，摇他，晃他，大声哭喊，爷爷再也醒不过来了。运河想起头天晚上爷爷和他说的那些话，好像临走前的嘱咐，他又想起，上次爸爸和他新找的那个女人走了以后，爷爷对他说：“你爸爸给你找的这个后妈是个好人。”运河说：“什么‘好人’？好人还成了右派？”他说：“右派那是机关单位的事，我说她是好人，是家里的事。”运河说：“少先队员要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我承认她是我的后娘，但是我要对她提高警惕，不能中了她的毒。”老爷子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你这孩子……”以老爷子的文化和他对此类事情的理解，他没法儿跟孙子说清这里边的道理，他觉得自己老了，教育不了这个孩子了。儿子士茂成家了，媳妇儿还是有学问，会教书的人，是得把孩子交给他爸爸和后妈了。儿媳妇很诚恳地请他带运河去崮山，他想等儿媳的“问题”解决了—他担心运河会因为后妈是“右派”对她更加排斥，就带了运河去那边，他盼着儿媳的“问题”快些解诀，他们好早一点过去，他知道自已的心脏病的危险，担心来日无多，他想在告别人世前，和儿子他们在一起生活个年把二年，让运河适应和后娘在一起的生活，不然，他死了也合不上眼。现在，老爷子这个愿望落空了。陆国群的“问题”解决了，他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了。出事是在那天上午十点来钟，因为挂虑儿媳的事，他头天晚上没有睡好，早饭后，他打发运河去上学了，就扛着镢头上自留地了。自留地里种的一点花生，他昨天就刨完了，他想抓紧把地整好，种上他和运河冬天要吃的大白菜和萝卜，他刨地了，只刨了十几下，就出了事。当他举起镢头往下刨的时候，猛然朝后摔倒在地上，老爷子是大高个儿，这下子摔得很重，倒下就不省人事了。在相邻地块儿里干活儿的运河他表姑沈桂珍，一边干活，一边朝这边地里看，突然间，她看见老头子摔倒了，急忙撒腿跑过来，拼命喊叫，但老头子纹丝不动，她慌了，喊了几个人来抬了老头子往大队卫生室跑，在半路上，老头子就“伸了腿”，断气儿了，到了卫生室，卫生员听听心脏，扒开眼皮看了看，说：“完了。”又从死者口袋里摸出了一小袋药片，说：“他倒带着硝酸甘油药片，发病时他正刨地，没来得及吃，可惜了。”几个人七手八脚把老人的遗体抬到家里，沈桂珍忙让人去学校喊运河，又央人上济宁，一是给郑士茂发电报，二是去药材公司报告他们公司的退休职工郑某人的死讯。运河回来，疯了一般哭喊爷爷一阵，又扑到表姑身上，哭着说：“表姑，俺爷爷死了，我怎么办？你可得管我呀。”那沈桂珍也哭得涕泪交流。崮山那边郑士茂接到电报，路都不会走了，陆国群也懵了。两人赶紧把上托儿所的二强托付给公司一位大姐，就请人用自行车送他们去汽车站，坐过路的长途客车赶回老家。

郑士茂和陆国群在极度悲痛中安葬了父亲。从崮山来济宁的路上，在长途客车上，郑士茂说：“怎么会那依突然，莫非是接到咱们的信，知道你的事解决了，老人家太激动了？”陆国群说：“谁知道呢，我想老父亲这么大岁数，什么事没经历过，不至于像你说的那样。”他们到了家，才知道他们的信，家里还没收到，老父亲临死也没能知道陆国群摘掉“帽子”的事，来参加丧事的药材公司同志告诉他们，老爷子对济宁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的事特别关心，每次去公司，都反复打听，这让同志们感到奇怪。运河告诉他们，爷爷死前头一天去济宁回来，一晚上不高兴，老在唉声叹气。郑土茂和陆国群心里明白，老人一直在操心儿媳妇儿摘帽儿的事，但是又一直看不到结果。可怜老父亲是带着“心病”，带着对儿子，孙子特别是只见了一面的儿媳的担忧和牵挂，满怀着遗憾，无奈，无助和焦虑离开人世的，这让郑土茂，特别是陆国群更感到锥心般的痛苦。丧事完华，吊客散去，郑士茂和陆国群疲惫不堪地坐下来，看看父亲住了一辈子的家，两人又在相对垂泪。运河趴在大桌子跟前，望着爷爷的遗像发呆，他一定是觉得爷爷撇得他好苦，他感到孤单。郑士茂突然感到儿子好可怜。陆国群看到，表姐沈桂珍就像在自已家一样,里里外外，手脚不停地,习惯成自然地，熟练自如地收拾，忙碌。陆国群看着沈桂珍端着簸箕往屋外走的背影，心里感叹着她的身世。在家这几天，她和沈桂珍已经熟了。和这个中年女子接触多了，陆国群明白了老爷子和运河祖孙俩为什么对她这样欢迎，除了比郑士茂大三岁，常常苦丧着脸，显得老相之外，真还没什么毛病，瘦长脸，白净面皮儿，两只眼睛大而无神，但看人时透着和气，善良，她对运河不是一般的有感情，而几乎是视如己出，运河对她也像儿子对母亲一样依恋。陆国群同情这个女人了。她想，仅从孩子这方面考虑，郑士茂和这个人组成一个家庭更合适，但不管老父亲怎样动员，沈桂珍如何苦苦等待，郑士茂却始终不肯接纳她。现在看来，郑士茂虽然文化不高，但在婚姻问题上，有他的主见，他坚持等待他真正“相中”的人，而这个人居然是她陆国群！而沈桂珍却不明白这一点，她天真地以为，她对郑家老人和孩子好，久而久之，就把郑士茂感化了，但是，沈桂珍“精诚所至”，却没有换得郑士茂那边“金石为开”,郑士茂从崮山领回来个“洋”媳妇儿，生生地把沈桂珍闪到了一边，让她几年的期盼落了空。……陆国群心里可怜起沈桂珍来。她对沈桂珍说：“表姐，别收拾了，歇歇吧。明天咱两人一起收拾。”沈桂珍笑笑—是一种带着苦味儿的笑—说：“我不累，你歇着吧。家里这些事，你一时也摸不着，再说，你也不是干这些事的人。”陆国群说：“表姐，你是不知道，再苦再累的活儿我也干过，什么样的罪我都受过。”运河听见陆国群说这话，扬了扬眉毛，从侧面看了她一眼，脸上露出嗤笑的表情，心里暗想，你那是“劳动改造”，还好意思说。陆国群见运河老在屋里呆坐着,倒了杯水,端到他面前,说:“运河，这两天你嗓子都哭哑了，要多喝水，免得喉咙发炎。”运河不抬头，只低声说：“我不想喝。”看也没看陆国群一眼。陆国群讪讪地走开。沈桂珍见状，对陆国群说：“农村的孩子和城市孩子不一样，没有喝开水的习惯—他们口渴了，喜欢喝凉水。运河上火了，我去给他泚碗鸡蛋茶。”过了片刻，沈桂珍两只手端来一大碗浮浮沿沿，白花花，油亮亮，热腾腾的鸡蛋茶，运河忙起身接过来放下，沈桂珍说：“运河，稍微冷冷就喝了，我放了香油，白糖，又香又甜，喝了败火。”运河感激地看着表姑，点点头，用小勺儿在碗里搅动几下，又用嘴吹几下，就急不可待地大口喝起来。沈桂珍在旁边看着他喝，一边说：“慢点儿，别呛着。”……吃晚饭的时候，三个大人都多少吃了一点，运河却不吃，郑士茂和陆国群让他吃，他说“不想吃，吃不下”，沈桂珍说：“运河，听话，好好吃饭，明天还得去上学。你不吃饭，爷爷会不高兴的。”运河听了，立即“哧哧溜溜”喝了满满一大碗面条儿。吃完饭，收拾完了，沈桂珍要回自己的家了，运河过来抱住他，说：“表姑，我不让你走，俺爷爷走了，撇下我自己怎么办？”说着就哭了，沈桂珍眼里噙着泪，但笑着说：“你这个孩子，说什么傻话？你有爸爸，妈妈，怎么‘撇下你自己’？还能‘怎么办’？上你爸、妈那里上学去呗。”郑士茂说：“表姑说得对，跟我们去崮山，明天我就去学校给你开转学证。”运河扬起脸，说：“你也别去开，你开了，我也不去。”郑士茂想着急，他见陆国群给他使眼色，压住火气，说：“运河，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去？”运河说：“俺老师说来，学期中间转学不好，会影响成绩，学校之间功课进度不一样—农村学校一般都慢一些，因为它放农忙假。”陆国群说：“功课进度不一样，是个问题，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帮你补。运河聪明，转学过去，一定会跟上班的。”运河冷冷地说：“我也不用人帮，学期当中，我反正不转学。”郑士茂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犟？没你爷爷了，你不去崮山，怎么办？”运河说：“好办。你们走你们的。我跟俺表姑，还在老家上学。”郑士茂说：“那怎么行？怎么能老麻烦你表姑？”沈桂珍说：“要不这样吧，让运河跟着我待几个月，放寒假再转学。”郑士茂和陆国群交换一下眼神，陆国群无奈地说：“只好这样办了，就是太麻烦表姐了。”沈桂珍说：“这不算什么，表叔活着时对我这么好，我帮点忙是应该的。我一时也舍不得运河走……”运河拉着沈桂珍的手，说：“我就跟着表姑，俺还得一块儿去坟上给俺爷爷送钱，给坟上添土哩。”一句话让屋里三个大人都落了泪。沈桂珍回自己家了，运河也跟着去了。陆国群对郑士茂说：“看来，你在再婚这件事上，犯了个大错。”郑士茂说：“你别吓唬我，什么‘大错’？”陆国群说：“运河他娘死了以后，你这位表姐自己没有孩子（郑士茂插话说，“她不生养”）很喜欢运河，暗中对你一往情深，她心里就取代了运河他娘的位置。她娘两个感情太深了，你说沈桂珍是与人为善也好，说她是为了进这个家庭有意为之也好，反正事实就是这样，咱两人结婚，在运河看来，我是个突然闯进来的个‘入侵者’，他心里一定会恨我。有这位表姐夹在中间，他很难接受我这个后妈—而且还不是个好人，是个‘右派’，对政治问题，中国的小孩子是信得最认真的。咱家这个状况，很麻烦。”郑士茂说：“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没那么邪乎。别担心，不就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吗？我硬扳也把他扳过来了。你又不是不疼他，时间长了，就感化过来了。”陆国群说：“问题是他排斥你的‘疼’和爱，硬扳肯定不行—他不是小狗小猫儿，只能因势利导，慢慢争取。”郑士茂说：“就按你说的办。反正还有几个月，过了春节再说吧。”

郑士茂和陆国群回了崮山，运河留在了沈桂珍家里。运河说：“他们让我上崮山，我就不去，到那里老师和同学都不认识，我上那里干什么？我就在老家，和表姑在一起，给你做伴儿，表姑，我走了，你不想我？”沈桂珍说：“想是想啊，你终归不是我的孩子，你爸爸不会让你老跟着我的。去吧，跟着你爸爸和后妈，好好儿的，……你后妈那人看上去不孬，人又漂亮，又有学问，比表姑强多了。”运河说：“什么‘漂亮’，‘有学问’，我不稀罕。一个离了婚的右派娘们儿，俺爸爸拉家来当成宝了，他中了‘美人计’了。”沈桂珍说：“别胡说。什么‘美人计’？”运河说：“表姑，你不知道，她和她家的人事儿可多了。她自己是右派，她娘家的人有右派，反革命，她们家还是资本家。俺爸爸给我找了这么个后妈，我算倒八辈子霉了。”沈桂珍说：“小小的孩儿家，胡说什么？”运河说：“真的，不是瞎说。我问俺老师来。老师说，有后妈这个情况，我以后升学，参军，入团，入党，当干部，都会受影响。”沈桂珍说：“我也问过上咱庄来的干部，他们也说，会对孩子的进步有影响，我问，摘了‘帽子’，不就成好人了吗？那干部说，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儿右派。这事儿是有些麻烦。她自己的小孩受牵连，那是没办法儿。你受这个连累，有点儿冤。不过，也没办法儿了。你还得考虑你爸爸，别让他生气。”运河说：“哼，我考虑他，他怎么不考虑我？他对俺娘不好，俺娘恼得跳了井，他又给我找这么个后娘，这不是成心害我吗？”沈桂珍说：“别胡说了，你爸怎能‘成心害你’？他和你后妈在一块儿上班，有了感情，两人就成了。”运河说：“哼，他们在一起上班能有多长时间？俺爸和表姑认识多少年了？怎么就没感情？俺爷爷动员他多少回，他就不愿意！”沈桂珍说：“运河，别说这个。你爸爸看不上我，我比他年龄大，长得也不好看，又是农村妇女。”运河说：“俺爸爸是忘本了，思想坏了，才会看上俺后妈这样的。”沈桂珍说：“运河，不能这样说你爸爸。男女的事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还小，不懂大人的事。表姑就是这种苦命，穷命。过了年，你跟你爸爸上学走了，别忘了表姑就是。”运河哭了，说：“表姑，我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你。”有一次，运河居然说：“表姑，我和学校的小哥儿们说家里的事，他们都同情我，恨那个女右派，给我出了个主意，我去了崮山，就想办法儿把她撵走，她走了，腾出空儿来，我再哭着闹着找你，俺爸爸不愿意，我就不算完，他反正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沈桂珍说：“运河，你别吓我，你小小孩子能有什么办法儿？你可不许作孽。”沈桂珍嘴上这样说，心里想，运河这小子，没白疼他。他真不赖，道道儿不少哩，他会有什么办法儿呢？……

运河已经十二、三岁了，个子不矮，半大小伙子了，按农村的旧风俗，过去大家主的孩子，这个年龄就能娶媳妇儿了，这孩子特别聪明，不论什么事，一点就通。不论教他什么，一学就会。跟爷爷这些年，没事儿，老爷子和他讲古，把听说书看大戏知道的那些人生道理讲给他听，运河听得入迷，都记住了。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不论旧社会，新社会，都是书念得好的人吃得开，一样的店员，有文化的，旧社会能当掌柜，新社会能当股长，当经理，没文化，只能出憨力；一样当兵，有文化，能当军官，没文化，傻大兵一个。不好好念书，是傻子。又是什么“学成文武艺，货予帝王家”，新旧社会都一样，人得有本事，有了本事去跟公家干事，公家就给饭吃，给衣穿，给房子住，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又是什么“男儿当自强”，要心强，也要体强，咱这运河两岸，北宋年间，是梁山好汉活动的地方，民间习武成风，跟人学两手，能健体，又能防身，无故不伤人，用了急来两手儿，不受人欺负。又是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要看清形势，要跟潮流走，解放前，“东”是地主，资本家，现在是共产党，谁不由“东”，就没好果子吃。你后妈人是好人，可是瞎精神，就是不识时务，干活不由东，你爸爸找她，也是不识时务。……这些话，这些道理，一点一点往运河耳朵里灌，往他小脑袋里装，像农村里的小锅屋，时间长了，就薰黑了，像庄稼苗儿浇上井拔凉水，滋洇到心里了。运河知道爷爷这些话能管一辈子，他当真按爷爷说的做，好生念书，考第二名都急得跳圈儿，还跟人习武，练了些功夫，别说小孩子，就是大人，没两下子，也近不了他的身，还爱看书，学校里，爷爷单位里，到处找书看，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陏唐演义》，《三侠五义》一类老书，《鸡毛信》，《高玉宝》，《小英雄雨来》这些新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在小同学中间，是知道的事儿最多的。他小脑袋瓜儿特别灵，有心计，有点子，认准了的事，敢支敢下，小孩儿们都喜欢跟在他屁股后头轰轰，都对他目前的处境十分同情，时常聚在一起给他鼓劲儿，不能“屈服”。运河和他的小哥儿们受党组织，老师多年教育，是听着革命故事，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不忘阶级苦》一类歌曲成长的，他们对人间不平事，对有阶级斗争色彩的事情特别顶真，他们恨不得自己遇上阶级敌人破坏，好当少年英雄，而现在，“阶级敌人”竟然跑到郑运河家里来了，阶级斗争就在眼前，小伙伴儿们都支持郑运河跟这个右派后妈划清界线，斗争到底。郑运河已经确定，要达到两个目标儿，一要让爸爸和表姑“好”，二要把右派后妈挤跑，为了这，他暗暗想好了办法儿。当然，这些办法儿他是秘不示人的，包括他的小伙伴儿和最亲近的表姑，谁也不告诉，只待时机到了，就一样样实行。

春节到了，郑士茂和陆国群带着二强回济宁老家过年。过完年，假期将满，他们该回崮山了，节前郑士茂已经回来办好了运河转学的手续，这次要带运河一起走，提前熟悉一下崮山县城的环境，开学后就在那边上学了。但运河仍然不肯跟爸爸一起走，说要趁假期和小伙伴儿一起玩儿，沈桂珍说：“要不这样吧，再让他在老家待十来天，等正月十三、四，再让他去崮山。到时候，我送他上车就是。”陆国群说：“到时候让他爸回来一趟，接他过去，过了元宵节，就开学了。”郑士茂也只好同意了。

正月十三，冷空气南来，寒风刺骨，郑士茂坐了长途客车回济宁老家接一点儿也不顺溜的儿子，下午就没有返程的车了，他必须在家住一晚，第二天返回崮山。到家后，他把家里屋子，院子打扫干净，拿着从崮山带来的礼物去表姐沈桂珍家，沈桂珍见郑士茂来了，十分高兴。郑士茂坐了一会儿，说了运河在这边待那么长时间，他和国群感谢她一类话 ，喝几口水，说：“表姐，咱上我那边去，我从济宁买来了饭菜，咱一块儿提前过‘十五’，明天运河就得跟我走了。”沈桂珍说：“兄弟，你大老远跑回来，到了我门儿里头了，就不能在我这里吃顿饭？你怕表姐管不起你这顿饭？我跟你说，我早准备好了，候着你来，一块吃顿饭，运河的事，我有话对你说。再说了，俺表叔不在了，那边家里从你们初四走了，就没人，屋里冷飕飕的，你过去还得现生火，麻烦死了，你干脆在我这里吃两顿饭算了，何必费那回事?”郑士茂听沈桂珍说得在理，态度十分诚恳，不忍拂她的好意，运河也反对去那边家里开伙，只好顺水推舟，去自己家拿了从济宁买的饭菜，让沈桂珍做了一块儿吃。天黑了，桌子上的煤油灯被从门缝儿进来的风吹得摇摇晃晃，像一个小妖精在跳舞，沈桂珍炒菜，做饭，往堂屋端菜，运河一直在跑前跑后，和表姑配合十分默契，郑士茂想起安葬父亲后陆国群说沈桂珍和运河那些话，她说的确实是那么回事，想把运河的心从他表姑这里拽开，看来很难。这会是他和陆国群两人的一个大难题。……菜摆好了，不大功夫，连郑士茂从济宁买来的炸鱼，熟肉，共四个热菜，四个凉菜，沈桂珍又温了酒。郑士茂说：“表姐，又不是外人，你还弄这么多菜。”沈桂珍说：“多少年了，兄弟，你没在我家吃我一口饭，要不是没俺表叔了，要不是运河在我这里，你也不会在我这里吃这顿饭。咱一起吃这顿饭不容易，表姐我是诚心敬意，也是为了送俺运河。明天运河跟你走了，咱想再在一起吃顿饭就不容易了。我也做不了什么好菜—比不得你们在外头混事的人。来，酒热了，我给你满上，兄弟，先干了这一杯，表姐敬你。”郑士茂说：“表姐，我先敬你，感谢你多年对我们家的帮助，对老人的照顾，对运河的关心和疼爱。”沈桂珍说：“那都算不了什么，表叔一直很关心我，我也应该孝敬他。运河这孩子，从小就让人喜，没他娘了，怪可怜的，俺娘俩儿也投缘儿。来吧，兄弟，咱一起喝了这盅酒。”郑士茂坐了大半天长途车，浑身冻透了，喝下这盅酒，觉得身上暖和些了，沈桂珍又给他倒上酒，说：“今天风大，屋里也不暖和，你今天让风抽了一天了，多喝点儿，压压寒气。”郑士茂确实冻得够呛，就一连喝了三杯，身上暖和多了，沈桂珍喝了点酒，一向黄拉拉的脸泛起了些微红晕，大而无神的眼睛也变亮起来，忙忙活活，给郑士茂倒酒，让菜，又不断给运河夹菜，运河说：“表姑，我自己吃，你也吃。”沈桂珍说：“运河，明天跟你爸爸去了崮山，得听爸爸妈妈—后妈也是妈—的话，别不叫‘妈’，你不叫‘妈’，她心里难受，外人也笑话，显得你爸爸的家不是个样儿。”运河立楞一下头，说：“我喊不出口，我不喊，她心里难受，我喊，自已心里难受。我还得和她划清界线哩。”郑士茂听运河这样说，血往脸上涌，气往头上冲，两只眼通红，用筷子指着运河，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大过了年儿，看我不揍你。”运河说：“我怎么不知道好歹？你才不知道好歹哩，你连好人坏人都分不清。”郑士茂气得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沈桂珍板起面孔，说：“运河，怎么了？你在表姑家里，把你爸爸气着了，表姑脸上好看吗？快向爸爸认错儿。”运河还真听话，站了起来，说：“爸爸，我不该顶你，你别生气了。”郑士茂听了运河刚才的话，知道这孩子对陆国群不是一般的“生分”，也不仅仅是孩子对晚娘本能的排斥，而是抱着很深的，带“政治”色彩的成见，恐怕很难扭转过来，孩子去了崮山，会给陆国群带来怎样的难堪，刺激甚至伤害，简直不敢想像，陆国群太无辜了，郑士茂心里烦闷，又觉得孩子也可怜：失去了亲娘，相依为命的爷爷又死了，现在又要离开他最亲近的表姑，也难怪他有逆反心理，当着沈桂珍的面，他也不好再对运河说什么。沈桂珍说：“兄弟，孩子还是小，别看他小嘴儿‘叭叭’的，其实还不懂什么。这回跟你去了崮山，刚开始可能不大习惯，跟国群妹妹生分些，国群妹妹得多担待，你千万别跟他来硬的，这孩子属‘顺毛驴儿’的，受扑拉不受戗。”郑士茂心想，听沈桂珍这口气，倒好像运河是她的孩子，她在托付给别人，但还是说：“表姐，你放心。”沈桂珍见郑士茂让孩子一阵弄得愁眉苦脸的，说：“兄弟，跟自己的孩子不能生真气，来，再喝酒，天冷，多喝几盅。”说着，又给郑士茂倒上酒，郑士茂心里烦闷，就一盅又一盅地喝了起来，沈桂珍不知道他的酒量，见他盅子空了，就再给满上，他端起来就一饮而尽，还逼着沈桂珍陪他喝，沈桂珍没奈何，也就多喝了几盅，个多小时以后，郑士茂终于撑不住了，趴到饭桌上睡着了，沈桂珍慌了，说：“运河，你爸爸喝多了，怎么办？”运河想了想，说：“好办，把他架到床上，让他睡一会儿，醒了再让他走呗。”沈桂珍想也只好如此了，就和运河两人相帮着把郑士茂架到里间屋沈桂珍床上，给他脱下棉鞋，又脱了外边的大袄，让他躺好，盖好被子，郑士茂呼呼大睡起来。沈桂珍和运河吃完了饭，又收拾了。夜深了，屋外西北风老牛一样“哞哞儿”地吼叫着，刮得窗户纸“扑扑拉拉”，屋门“哐哐当当”，郑士茂还在酣睡，沈桂珍试着喊他两回，喊不醒他。沈桂珍说：“运河，你爸爸睡得很沉，看来是一夜的事儿了。天这么冷，风这么大，硬把他弄起来，让他走，冻病了就麻烦了。要不这样，别让他走了，我上小东屋儿睡去，你在这屋和你爸睡一张床，他要是醒了，想着让他喝水。”运河点点头，算是答应了。但他一转眼珠儿，到外边拿来尿盆，放到里间屋里，两步出了屋，把屋门从外边锁了，在窗子外，低声说：“表姑，我把尿盆放里间屋了，屋门我从外边锁上了。我还是睡我的小东屋儿，我嫌我爸打呼噜，你在这屋伺候他吧，我去睡了。”沈桂珍急了，说：“运河，你胡闹什么？快把门开开，……”但运河已经走了，沈桂珍不敢大声喊，她怕邻居听见。沈桂珍想，运河这孩子真是人小鬼大，他想让我当他的娘想迷了，想出了这样的坏招儿，逼着他爸爸和我‘好’，孩子，你这不是害你表姑，败坏你表姑吗？表姑这样和你爸爸一起在一个屋里过一夜，没事儿也成有事儿了。你爸是有老婆的人啊，他老婆是‘右派’也罢，‘左派’也罢，那也是他的老婆，咱娘们儿也没法儿把人家撵走啊。……没办法儿，表姑只能在外间屋冻一夜了。沈桂珍这样想着，从里间屋找出个破旧棉袄裹在身上，在椅子上坐下。屋里没点儿火星，老房子七漏风八漏气，旧棉袄包了上身，包不了下身，夜越深屋里越冷，沈桂珍被冻得坐不住，两只脚像被猫咬了一样疼，她突然想，郑士茂喝了酒，这样穿着衣裳睡一夜，很容易感冒，得去把他外头衣裳脱了，让他好好睡。多少年了，沈桂珍心里把郑士茂当成自己的男人，现在，她还是从心里疼他，关心他，她端了煤油灯，到里间屋，放好灯，站到床前，说：“兄弟，你起起身子，我帮你把棉衣脱了，好好睡。”郑士茂睡得迷迷糊糊，不睁眼，嘴里呜噜着：“好，脱吧，我困死了，……你还不睡？”沈桂珍急忙伸手给他解上衣扣子，帮他脱了上衣，又帮他解开腰带，褪下他的棉裤，郑士茂听任她摆布，还配合着把外头衣裳脱了，自己又说：“穿着衣裳睡觉太冷，我干脆脱光了睡吧。”也不睁眼，就把贴身的内衣全脱了，只穿个三角裤头儿，扭过头去，又打起了呼噜。自从丈夫走后，沈桂珍再没这样近距离地见过大男人的光身子，她脸红，耳热，心跳，她今晚上喝了好几盅瓜干子酒，会喝酒的人说，这种酒有后劲，上头，她觉得酒劲儿上来了，身上热古兜的，她把郑士茂的棉衣棉裤盖到被子上面，端起油灯，想去外间屋，但却挪不动脚步，她端了灯，站在床前，看着睡在自已床上的这个男人，郑士茂侧转过身来了，他棱角分明的面孔虽然有点老相，但仍然特别耐看，丈夫死在朝鲜战场上以后，公公，婆婆不出两年，都找他（她）儿去了。她结婚三、四年，也没生个一男半女。公婆去世后，家里就她孤身一人，一个院子，几间破屋，虽然作为烈属，每年有几十元钱抚恤金，生产队里分给口粮，但终归不是长法儿。也有人给她找“主儿”，多半是年纪很大，家里很穷的老光棍，沈桂珍相不中。凡好点的听说她不生养，也不肯要她，她改嫁的事就一直拖着。当庄郑家表叔的儿子郑士茂在外头工作，媳妇儿死了，老汉怕儿子新找了媳妇儿，孙子会受气，一心让郑士茂找这位远房表姐。沈桂珍心里早就看上了郑士茂，跟表叔和他孙子运河走得特别近，经常在郑家帮忙做家务活儿，推磨轧碾，烧茶做饭，洗洗涮涮，缝缝连连，啥活儿都干，俨然是郑家的新主妇了，她自已没有孩子，十分喜爱郑士茂的儿子运河，对他尽心地照顾，呵护，把运河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运河很小就没了娘，对她特别依恋。他们娘两个不是母子，胜过母子，相互难以割舍。沈桂珍就这样时常从郑家进进出出，心里盼着正式成为郑家媳妇儿，运河从喊“表姑”改为喊“娘”那一天，但是郑士茂却一直不肯松口儿。就这样等着盼着，运河从小娃娃儿长成了半大小伙儿，沈桂珍也因为常年的单相思熬出了白发，六、七年过去了，到头来，郑士茂那边花成蜜就，把一个又白又俊，又有学问，像个大闺女似的媳妇儿领回家来。沈桂珍被晾到了旁边儿，闪得好苦，落了个狗咬尿脬空咽沫儿，竹篮打水一场空，像从漫天云摔下来，摔了个嘴啃泥。沈桂珍知道，郑家老汉为这事很生气，最难受的是运河，他心里早已把沈桂珍当成自己的娘了，他不是一般地烦恶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后妈，而是恨她，沈桂珍知道了这事，死的心都有了，这几年，外人都知道郑家老汉要让沈桂珍做自已的儿媳妇儿，沈桂珍攀上高枝儿了，也没人给她找“主儿”了，有郑士茂比着，沈桂珍也看不上别人，她知道郑士茂嫌她年纪大，长得也不好看，可是她觉得，她就一直这样对待郑家祖孙，日子长了，郑士茂就是铁石心肠也会被她给化开，哪想到，她会被撂得这样苦。见了陆国群，她倒不怨郑士茂了，她确实跟人家没法儿比，无论是哪个男人，有陆国群这样儿的，也不会找她沈桂珍，除非他是瞎子，傻子。沈桂珍认命了。四十多岁的人了，就这样算了吧，反正享受烈属待遇，老了，死了，拉倒吧。那天运河说他要让他爸和她“好”，要把他后妈赶跑，把她吓了一跳。这孩子主意大得很，跟小孩儿们一起，他总是当“王”，当“司令”，小脑袋瓜儿里鬼点子多得很。没想到他那话不是说着玩儿的，今晚上，他就来了这么一手儿，他小孩儿家知道什么，他一定认为把表姑和他爸爸锁在一个屋里，待一晚上，两个人就“好”了，这孩子真是又可气又可笑，运河，你让表姑丢死了，这一夜怎么过？天明跟你爸爸怎样说，外人知道了，还不知说得多难听哩。本来就担了个会当郑士茂媳妇儿的空名儿，再加上这么一档子事儿，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沈桂珍这样想着，她端起灯来，想回外间屋，但两只眼睛却在贪馋地看着睡在自己床上的这个她想了多少年的男人，而不肯收回视线，不愿转脸儿，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不想离开。她觉得自己脸在发热，心在猛跳，她今晚也喝酒了，也许是酒劲儿上来了，多少年的渴求，梦想突然有了成真的“机会儿”，她好想和床上这个男人亲近，甚至亲热，外间屋那么冷，她总不能在自己家里冻死吧？不如把“表弟”往里推推，就在床边上躺躺吧，她这样想着，就脱了外头棉袄，棉裤，穿着贴身的衣裳，把盖在郑士茂身上的被子拽开，盖住自己的身体，和郑士茂挨着躺下。她躺在刘士茂身边，听着他高低起伏的，只有大男人才会有的呼噜声，心想，她不能想“别的”，他不是自己男人，她要是赶着他，他也许会恼，她就不是人了。虽然两人睡在一起，两人不过隔了她一层衣裳，可是这衣裳就是一堵墙，一座山。从丈夫去了朝鲜，沈桂珍十几年头一回和一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而这个男人又是她想了一千回，一万回的，沈桂珍心里乱马搅枪，说不出的难受，从心里说，她好想和他亲热，但她又很害怕，真“那样儿”了，算什么事呢？她还是个人吗？男人是无所谓的，抽出那个来，穿上衣裳，走到街上，又周武郑王地，和没事儿人一样了。可她是女人，是寡妇，是烈士的寡妇，她是要脸面的。沈桂珍心里像有几只小老鼠在拱耸着，安不下位儿来。她想，这人真是喝多了，睡了这么大会子了，也不醒，他如果醒了，两人说说话儿也好哎，不知他会怎样，会立马起来？那还不如让他这样睡到天亮哩。也许他不会。反正屋里只有他们两人，神不知鬼不觉，他要是想戳弄她，亲亲她，就尽着他呗。只要别真办“那事儿”，就不算大毛病。他要是想办“那事儿”呢？不会的，他不是那种人，可是，她知道，男人会半黑拉夜的“起性”，郑士茂会不会也“起性”？会“不老实”？他今晚上喝多了酒了，听说不少男人喝了酒，会想那种“事儿”，他会不会也是那样？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要真“不老实”，也就没办法儿了，一个女人能犟过一个大男人了？只好依着他了。“那样儿”就“那样儿”吧，想了他这么多年，有这么一回，也算没白想他，也不枉担个虚名儿。沈桂珍心里有事拱将着，眼睁得铃铛似的，在郑士茂身边翻蹬，她的身子，两只手不时碰着郑士茂的光身子，她身上一阵阵酥麻酥麻的，不知过了多么大会儿，睡得迷迷糊糊的郑士茂，觉出被窝儿里进来了人，伸手摸着她，喃喃说：“别穿着衣裳睡，这样……冷,容易冻着。”沈桂珍一阵狂喜，表弟向她发出了要和她亲热的信号，她血往上涌，心跳得更快了，急急忙忙把贴身衣裳全脱了，她想，如果男人想让一个女人脱衣裳，你想不脱也难，脱就脱吧，看看他“老实”不“老实”？沈桂珍觉得自己的想法儿很可笑，他“老实”什么？他“老实”让一个女人脱光屁股？沈桂珍紧张极了，心跳得更快了，她屏住呼吸，她要看看郑士茂会怎么样，屋里黢黑，她看不清郑士茂醒没醒，看不清他脸上什么表情，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等着，突然，郑士茂把他的胳膊伸到她这边来了，一下把她揽过去，并且把她搂紧了，他说：“你身上怎么这么凉？来，靠到我身上，我暖暖你。”沈桂珍紧靠在郑士茂身上，两人胸对着胸，沈桂珍觉得自己的两只因为没生过小孩仍然像大姑娘的奶子一样的奶子被郑士茂的胸膛挤压着，说不出的舒服。他又用他的大手摸挲她的光身子，她被他摸得浑身过电一般，身上的血不流动了，定在他身上动不了了，她的脸滚烫，一定像大红布一样红了，她很不好意思，她不出声，擎（白字）着，郑士茂再次搂紧了她，又亲她的脸，亲她的嘴，还亲她的胸，沈桂珍醉了一样，仍然不吱一声，管自享受着他的爱抚，只是喘息声变得急促，而且声音粗了，郑士茂说：“怎么样，不冷了吧。你喘的气儿都热乎了。”说着，又是一阵发狂般的亲吻，沈桂珍一任他摆弄，仍旧不好意思答话，这时候说什么话呢？说话有什么用呢？看来，男人和女人睡在一个床上，很难忍得住，她后悔自己过去没早点想法儿接触他，和他亲近，现在什么都晚了。这辈子就偷偷和他亲热这一回吧。……隔着各人穿的小短裤，她觉出他那里硬梆梆地顶得她慌，她知道那种时候儿快到了，她已经晕晕乎乎的了，就等着他开始了。果然，过一霎儿,他就伸下手去,把她的小短裤拽了下来,自己也脱了，然后，再一次搂紧她，亲吻，两条粗壮的长腿紧紧地夹住她的两腿，沈桂珍心想，这人还真沉得住气，都这样了，还不开始办“那事儿”，她在盼着那一刻，她一直没说话，她难为情，她觉得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两人只要亲热就行了，什么话都不用说了。那一刻终于来了，他嘴对着沈桂珍的耳朵，说：“你躺好，我上去了。……”沈桂珍仍不说话，只是顺从地躺好，“唔”一声算是回答。他上来了，他好沉啊，他好有劲啊，沈桂珍感到自己仰卧在一条船上，在大水里，飘飘摇摇，跟着浪头，一会儿腾空，一会儿沉下，……也不知过了多大会儿，他完事了，下来了，又抱着沈桂珍亲了几口，对着她的耳朵说：“国群，好妹妹，今晚上我感觉不大一样，挺新鲜，太好了。”还在极度的幸福感中沉醉的沈桂珍被他的话惊醒了，像大汗淋漓的脑袋被浇了一桶深井冷水，她呜呜地哭了，说：“兄弟，你在我家里，我是你表姐，你把我当成陆国群了。”郑士茂听了沈桂珍的话，像被当头抡了一棒，赶紧推开沈桂珍滑腻腻的光腚，光着身子坐了起来，沈桂珍伸手把他拽回被窝儿，搂紧了他，说：“兄弟，别这样，屋里太冷，感冒了。已经这样了，水泼出去了，白布进了染缸了，没办法儿了，咱就这样睡吧。”郑士茂说：“对不起，表姐，我不该……昨晚上我喝多了。”沈桂珍说：“是啊，你喝醉了，像一摊泥，走不了了，俺就让你住下了。我说的让运河在这屋睡，这坏小子从外头把门反锁了，自己跑小东屋儿睡去了。我裹着破棉袄想在外间屋坐一夜，可是大冷了，受不住了，寻思在你外头躺躺，没想到，……”郑士茂说：“表姐，太对不起了，我这是办的什么瞎事儿？我不是人了。我这辈子都完了。”沈桂珍说：“兄弟，你也用不着这样。今晚上的事，不怨你—不知者不为过，你跟我亲热，是把我当成陆国群了。我不怪你，不就行了吗？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盼了这么些年了，有了今天这个晚上，算没白盼，没白担个虚名儿，我也值了，可惜你亲热的不是我，是你的陆国群。我知道不配你，可是我的心就在你身上，运河知道我的心，今晚上，是运河成心胡闹，他觉得这是向着我。我也不怪运河，求你也别嫌他。咱俩有这么一回，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不赖着你，不就完事儿了吗？你还是回去和你的漂亮媳妇儿过。天明起来，我骂运河几句，就说在椅子上坐了一夜，快冻死了。好了，别难受了，当没这么回事算了。”一边说，一边用两只粗糙的手抚摸着郑士茂的头，脸和上身，像在安抚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郑士茂也不由自主地伸手抚摸沈桂珍，说：“表姐，我太对不起你了，……”沈桂珍伸手捂住他的嘴，说：“别说了。”一边又紧紧地搂抱郑士茂，说：“表姐本不想这样，可是已经这样儿了，也就没什么在乎了。表姐也不要脸了。兄弟，我问你，刚才，你让我脱衣裳，跟我亲热，是把我当成陆国群了，现在知道我是沈桂珍了，又和沈桂珍在一个被窝儿里，能再跟沈桂珍亲热亲热吗？……你要是答应了，我也好受点儿。”郑士茂被她搂得浑身发热，心想，怀里这个女人太可怜了，太冤了，自已也太对不住她了，真不忍心拒绝她，已经这样了，一次还是两次，没什么区别，就依着她吧。再说，搂着沈桂珍的光腚，想起刚才两人亲热时的感觉，真的很新鲜，很好受，就再来一回吧。这样想了，他伸开双臂搂紧了沈桂珍，一边在回味着那种别样的感觉，心想，有个人给我算卦，说我这辈子是三个女人的命，看来这沈桂珍也算一个。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搂抱着沈桂珍，但却突然想起了陆国群，觉得太对不起她了，说：“运河这小子，太胡闹了。”沈桂珍说：“是胡闹，这孩子替我打抱不平，他有心术，向着我，使了这种鬼点子，……可惜他的点子使晚了。什么都别说了，今辈子没指望了。”说着，就哭了起来。泪水滴到郑士茂的胳膊上，胸膛上，郑士茂说：“表姐，你哭了。对不起，我太对不起你了，……人常说，‘一夜夫妻百日恩，有了今天晚上，我一辈子都想着你，对你好。”沈桂珍说：“你说这话，也就这一霎儿，你怎么想着我，怎么对我好？陆国群会怎样想？你能怎么办？……说那个都是假的，你心里想做到也做不到。……我也不指望，趁着天不亮—鸡还没叫哩—咱两人—别把我当陆国群—好好亲热亲热吧，以后就捞不着了。”说完，抬起身子，趴到郑士茂身上，亲吻起来，一会儿又把手伸向他的下身，又过一会儿，干脆爬到了郑士茂身上，郑士茂被她缠绵得撑不住了，一下翻过身子，把沈桂珍压到了自己身下，又没命地疯癫起来，一边说：“表姐，亲表姐，你让我太‘自’了，不管你信不信，我还是说，有了今晚上，我一辈子都会想着你。”沈桂珍一边喘息着，一边说：“我不指望那个，你明天回到崮山，见了陆国群，就把表姐忘到南天边儿去了。有了今晚上，我就成了你的女人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这会儿好好亲亲我，别把我当陆国群，今天晚上就交给你了。”郑士茂被这个女人感动坏了，而且，她真的让他快乐得要命，这时候，他真的顾不上陆国群了，和沈桂珍没完没了地厮缠在一起。沈桂珍被淹没在郑士茂掀动的一阵阵爱的波涛里，她眯着眼，两手不住地摸挲着他，用自己的小脚丫儿勾他的大脚板儿，她要好好感觉感觉，好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无数个不眠的夜晚仔细回想，因为天一亮，今晚的一切都会像一个梦一样过去，表弟还是表弟，表姐还是表姐，表姑还是表姑，虽然已经“这样”了，运河的表姑还不是“娘”，这个男人还是那个长得白白净净，怎么看怎么好的陆国群的丈夫。冬天夜长，沈桂珍希望这个夜晚长了又长，最好永远不要天明。但是，鸡还是叫了，窗户也慢慢亮了，渐渐的，屋里也有了亮光，郑士茂闹腾够了，累了，又睡着了。沈桂珍也累得要死，眼皮发涩，但睡不着，她搂搂郑士茂，再亲他几口，郑士茂迷迷糊糊，也搂搂她，嘴里还呜噜着：“群，天冷，再睡一会儿。……”沈桂珍想，他们两人刚亲热完，疯了一样，还是没忘了他的那个“群”！极度的羞和恼在胸间翻滚，她眼里滚着泪水，把郑士茂放在她身上的胳膊掰开，坐起来，屋里很冷，她光着身子，不由打个冷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急忙找着贴身的裤褂穿上，又穿上棉衣，回头给又睡着了的“冤家”男人掖掖被子，擦擦眼泪，和衣躺下，她在等运河那个坏小子来开门。过了有半个来小时，她听见小东屋儿门响了，又听见了脚步声，运河起来了，她想，这小子真有心机，这么早就起来了。她赶紧起来，又不舍地亲郑士茂几口，出了里间屋，拿木梳拢一下散乱的头发，裹了破棉袄在外间屋椅子上坐下。一会儿，运河来开门了，开开门，蹑手蹑脚地进来，沈桂珍装成睡着的样子，一动不动地坐着，运河过来晃晃她，她“醒”了，擦擦眼睛，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说：“运河，你这个坏小子，你看你干的什么事，表姑就这样坐了一个晚上，快冻死了。”运河说：“你傻呀，怎么不到里间屋床上，盖了被子睡呀？”沈桂珍说：“运河，你这个臭小子，表姑和你爸爸又不是两口子，睡在一张床上，那怎么行？让你后妈知道了，你爸爸怎么办？你让表姑脸往哪搁？你真是个浑小子呀。”运河用手擓擓自己的头皮，说：“表姑，你……你白搭，唉，什么也不说了。我爸爸呢？”沈桂珍说：“他昨天喝酒喝多了，一晚上也没醒，这还睡着哩，我做中了饭，再喊他吧。吃完饭，你爷俩儿就该走了。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背上就走。”说完，拿开破棉袄，站了起来，拿一个瓢从一只小缸儿里挖出半瓢黄豆，递给运河，说：“运河，你去生产队豆腐房换豆腐，我炒了你爷俩儿吃。豆腐要是还没出来，你在那等一会儿。”运河说：“待会儿再去不行吗？”沈桂珍说：“不行，去晚了，就换不上了。”运河端着豆子，拿了盛豆腐的盘子去了。运河出了门，沈桂珍赶紧插上大门，回到里间屋，坐到床沿上，刘士茂睁开眼，很难为情的样子，不看沈桂珍，问：“运河这个坏小子起来了？”沈桂珍说：“别骂孩子，他是好心，一心让我当他的娘。”郑士茂说：“那小子呢？”沈桂珍说：“我让他换豆腐去了，天还早，得一会儿才回来，咱两人再说会儿话。刚才我跟他说在外间屋坐了一夜，你一夜没醒，你装作不知道他反锁门的事儿就行了。”郑士茂说：“表姐，黑夜的事，太对不起了。”沈桂珍用手捂他的嘴，说：“兄弟，从这不许你再说‘对不起’，记住，就咱两人知道，烂到肚子里。”说着，又抱了他的头，亲他，说：“有这一晚上，我也知足了，这说明咱两人有夫妻的缘份。亏了俺运河，我没白疼他。”郑士茂看一眼沈桂珍，他觉得这女人太可怜了，心里酸疼，似乎为了答谢他，又伸出胳膊搂抱她，亲她，这会儿，他深悔自己没早点儿找她，现在已经来不及了。郑士茂亲沈桂珍一阵，又说：“好姐姐，我怎么报答你？”沈桂珍说：“你又来了。我不用你‘报答’，黑夜里已经报答了。不行，运河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得去敞开大门，你快起吧，我去做饭。”说完，又亲郑士茂一口，出了屋，郑士茂急急忙忙起了床，看一眼他和沈桂珍翻腾了一夜的床铺，心里有难说难道的滋味儿，赶紧把床收拾好了，到外间屋，沈桂珍用脸盆端来冒着热汽的洗脸水，郑士茂洗了脸，运河回来了。吃饭的时候，郑士茂说：“昨晚上，我喝多了，在这里睡了，太胡闹了。”沈桂珍脸有点红，说：“胡闹什么？走亲戚，在亲戚家住下，有什么？”郑士茂对低头吃饭的运河说：“运河，到了崮山，不要说我在你表姑这里住下的事。”运河抬头看一眼爸爸，又看看表姑，他觉得爸爸今天早晨有点不自然，表姑脸上红扑扑的，眉儿眼儿里喜盈盈的，不像平时那样愁眉苦脸，运河一边答应道：“唔，记住了。”一边心里想，表姑说的话是真的吗？她真的在外间屋坐了一夜？怎么看她不像冻了一晚上的样子？爸爸真的一个人在里间屋床上睡了一夜？他怎么不问他儿子运河在哪里睡的？如果运河这么个半大小子和他一起睡的，他能不知道？运河这么大人了，总不能和表姑睡一起吧？爸爸为什么嘱咐这一句，在表姑家住下的事，他为什么怕那个右派娘们儿知道？运河觉得表姑多半是和爸爸在一张床上睡的觉，他们两人就像两口子一样睡在一个被窝儿里了，就是说，他们两人昨晚实际上已经“好”了，只是装出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演戏给他看就是了。运河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他暗自得意：昨天晚上这件事做对了，他的一个“目标”实现了，到了崮山，他就要去实现另一个“目标”了。

吃完早饭，三人一起到了郑家。沈桂珍把给运河带的东西向郑士茂作了交待，就好像运河是她的亲生儿子似的，郑士茂说：“运河，你表姑都交待好了，咱该走了，去晚了赶不上车了。”运河拉了沈桂珍的手，哭着说：“表姑，你跟我们一起去崮山。”郑士茂难为情地看一眼沈桂珍，沈桂珍眼圈儿红红的，说：“运河，傻孩子，你是去跟你爸、妈上学，表姑去，是打什么家什的？快走吧，放了假回来看表姑就行了。”运河没奈何只好跟着爸爸走了。

郑运河跟着爸爸到了崮山，后妈陆国群对他百般关爱，问寒问暖，送吃送喝，但这孩子像是铁了心，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但不喊陆国群“妈妈”，连阿姨也不肯喊，问他话，就用“是”，“不”，“不碍”，“没事儿”应答，陆国群心里难受，但也只能耐着性子，不急不燥，心想也许时间长了，就会好起来。郑士茂心里藏了正月十三晚上在沈桂珍家的事，觉得对不起陆国群，但又不能说什么，只是更加勤快—何止是“勤快”，简直是殷勤了。陆国群想，他儿子来了，他怕她不高兴，就竭力这样做，实际上大可不必，运河对陆国群的排斥态度，郑士茂看着心焦，但也不好对儿子大动肝火，一是陆国群不让他发脾气；二是他答应过沈桂珍，不对孩子发火儿； 三—也是最重要的—是郑士茂自己办了瞎包事儿，他不敢惹运河，怕他胡说八道。开学后十几天的一个傍晚，运河放学回来，棉袄前襟破了个大口子，露着黑乎乎的烂棉花套子，口袋儿也撕开了，脸上脏而巴几，郑士茂问：“这是怎么了？”运河说：“打架了。”郑士茂说：“打架了？打什么架？为什么打架？你是去上学，还是去打架？”陆国群说：“你别先着急，听孩子慢慢说。”运河冷冷地说：“没什么好说的。”郑士茂说：“平白无故就能打架？快说是怎么回事。”运河冷冷一笑，说：“是你让我说的，好，我说。放学回来的路上，有个叫王援朝的小子在我后头唱顺口溜儿，‘郑运河真不赖，找个后妈是右派。’我急了，把小子揍了，哼，想欺负我，他不是对手。有这一回，准改了。”郑运河在老家学校里，一直是孩子王，来到崮山，“王”当不成了，他心里就有些失落，但他不声不响，心里自有主意，他相信，凭着自已的“武功”和在运河边上练出的铁拳头，他一定能打出自已的一番“天地”，今天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

一九六二年秋天，陆国群摘了“帽子”，又被安排做了科室工作，一家三口和和美美，陆国群总算过了小半年心情舒畅的日子。谁想一九六三年春节后，又成了她的多事之秋。先是运河对她的敌视，是她的一大心病，不怕你对他再好，这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一直心如铁石，油盐不进，陆国群让他气哭过好几回，但她和郑士茂两人都苦无良策。再就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正月十三，郑士茂回济宁老家接孩子，在老家住了一晚，回来后，像变了一个人，说不出哪里不对劲儿，像有什么事闷在心里，常常走神儿，发愣，晚上睡觉，原先两人不亲热时，他倒头就睡，现在却总是翻来调去睡不着，对两人那种事儿，也不像原先那样上心，猴儿急了，有点像尽丈夫“义务”，应付“公事儿”。陆国群想，莫非他听了什么不好的消息，不可能啊，公司领导和同志们对她都挺好的，就连席小鬼对她也皮笑肉不笑地笑脸相迎，客客气气。莫非他回家那晚上，和那位单恋他多年的表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弄得他心猿意马起来？陆国群自己就否定了，不会的，郑士茂不是那种人，他想和那表姐作苟且之事，还等到现在？那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运河对她的态度，让他犯愁？那也不至于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啊。陆国群左思右想，找不到答案。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事，八月份，中央来了文件，时隔很多年之后，给百分之四十的干部、职工上调一级工资。陆国群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开始实行供给制，一九五六年改为薪金制，给她定了个二十二级，打右派劳改期间，改发每月十八元生活费，最后确定降两级工资，成了二十四级，每月只有三十四元伍角，上无力孝敬父母，下不能较好地养育孩子，运河来了，还不好吃得太差，每月总是过得紧紧巴巴，左支右绌。陆国群当然清楚，只给百分之四十的人长工资 ，一个摘帽儿右派是不会有份儿的，但心里又想，工资，工资，是按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量给的报酬，她自信如以此为标准，她也应该长工资。心里有话，在外边不敢说，在家里难免说几句牢骚话，让运河也觉得奇怪，斜着眼看她几眼，郑士茂劝她：“我只要评上了，咱两人就等于百分之五十了，比人家还强。”但是几天后，郑士茂回来说：“公司里最后平衡，把黑子平衡掉了，黑子老婆孩子在农村，吃不上喝不上，我找了老经理，把我那个名额让给黑子了，你不生气吧？”陆国群说：“不生气。他还是咱的媒人哩。可就是，孩子一天天大了，嚼裹越来越大，日子会过得越来越紧巴。下回长工资还不知猴年马月哩。”更让陆国群担忧的是“形势”。报纸，广播上常说，阶级敌人总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陆国群觉得这些话也在说她，但她心里明白，头不敢抬，大气儿不敢出的“阶级敌人”们“窥测”社会斗争“风向”，不过是出于恐惧，担忧自己和家人的命运，怕不知何时，因何种理由再蒙受无妄之灾，他们中又有几个是在寻找时机，图谋不轨？陆国群年纪轻轻，就遭受了反右这种劫难，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虽然已经摘了“帽子”，理论上已经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一般干部。但就像有陈病的人怕气候变化一样，她这种人自然对阶级斗争形势格外敏感。而一九六三年，中国经过农村克服“五风”，改行“队为基础（即划小核算单位，以生产小队为基础）”，城市推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关停大批工厂，学校，下放了两千多万非农业人口，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人们挨饿的程度轻了不少，阶级斗争的形势又趋于高涨，国际上，无论执政还是在野的共产党全成了修正主义，中国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硕果仅存的坚强堡垒，只有又穷又硬靠中国养着的“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和从各国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区区小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战友，北越，北朝鲜的共产党领导人则在苏、中之间两面讨好，以取得“国际主义”援助，一派“高天滚滚寒流急”的肃杀之气。在国内，新的运动又开始了，中央先后发了“前十条”，“后十条”两个文件，在城乡搞社会主义教育。报纸上天天有文章批判电影，戏剧 中的“毒草”，而正在上演的《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夺印》, 《社长的女儿》等影剧的内容，全是阶级斗争。……风声一天紧似一日，斗争骨干们的血管儿又在贲张，眼睛睁得更大，也更加光亮，走路也格外雄赳赳，气昂昂了，像猎人们在伺机寻找猎物。县直机关时常有这样那样的传说，某某地方发现了“反动标语”，某机关挖出了隐藏多年的反革命，某学校有个右派老师因为在课堂上说了一句错话，被学生逐出了课堂，当天就给抓了起来。……身上有污点的人在这种空气下都紧张起来，陆国群也老觉得心里不踏实，有点惶惶不可终日，莫名其妙地觉得会有什么祸事。郑士茂说：“能有什么事儿？好好地干着本职工作，不说错话，不做错事，还能平白无故就整人？按你们有文化的人的话，你这叫‘庸人自扰’。”但是，随后的事实证明，陆国群还真不是“庸人自扰”，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儿，她是“心中有鬼”，她怕那个“鬼”，可是，越害怕，“鬼”越会找上门儿。一九六三年十月的一天，县人事局一个科长和商业局人事科长来公司，先找老经理谈了，又和老经理，公司席股长一起找陆国群谈话。县人事局科长说，组织上接到一封“人民来信”，反映陆国群的错误言论，主要是，经常说劳改时的事，好像是什么“光荣历史”。说她哥哥不是反革命，是冤枉的，打成极右，又罚了劳改，一辈子都完了；说苏联人本来就搞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权益，她叔对此不满，被打成了右派，现在咱们又批苏修了；看了《年轻的一代》，说把小青年打野鸭子，照像说成是“阶级斗争”，太牵强了，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吗？说农村头几年刮“共产风”，“浮夸风”，造成了很大破坏，农民生活很苦，饿死了不少人；对百分之四十调工资有意见，说下次长工资不知猴年马月。科长列举完了之后，严肃地指出这些言论的错误，甚至反动，反映了她头脑里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右派思想出现回潮，让她在十天之内写出深刻检查，根据她的态度，组织上再作研究，检讨得好，可以从宽处理，态度不老实，不排除重新戴上“帽子”的可能。县商业局人事科长也说了类似的话。最后老经理说：“怎么搞的嘛，好好地干工作就是了，怎么还有这么多没味儿的事？怎么这么喜欢乱说话？你像农村那点子事，谁不知道？说这个干什么？不说这些话，怕当哑吧给卖了？岂有此理。你不考虑自己是什么身份？”县商业局人事科长见县人事局的科长听着老经理的话直皱眉，打断老经理的话，说：“就这样吧，陆国群回去抓紧写检查，重点是写说过什么错话？还有没有别的？再就是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分析认识问题的严重性。”陆国群快坐不住了，脸像屋里的墙皮子一样煞白，虽然从敞着的窗口刮进来阵阵秋风，凉意习习，她却出了一身汗，心想，怕什么，来什么，从此也许要倒大霉了。她站起来，走出公司经理室，回财会股，办公室已经锁门了，下班了，她拖着软绵绵的双腿回家，郑士茂正屋里屋外忙着做饭，运河在房门外和小朋友们玩儿，陆国群进了屋，一头栽到床上，浑身像散了架，她脑子里很乱，是谁写的告状信呢？这些话她只在家里偷偷跟郑士茂说过，有时候运河也在旁边，难道是这孩子？怎么会这样？过了一会儿，郑士茂进屋来，走到床跟前，问：“怎么下班晚了？不舒服吗？”陆国群一时没说出话，郑士茂又低头看着陆国群，问：“到底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陆国群坐起来，说：“你关上里间屋门，我给你说。”郑士茂把里间屋门关上，陆国群把下班前上级来人找她谈话的情况说一遍，最后说：“这些话，我从来没在外边对任何人说过，都是在家里，咱两人啦起呱儿来，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地说过，有时你也接伙着说，最多运河听见过。”郑士茂一拍大腿，说：“准了，一定是这小子的事儿。这可要了命了，家里出奸细了。”陆国群说：“我也寻思，莫不是咱两人在屋里说话，有人在窗外偷听，给记下来的？”郑士茂说：“不可能。那些话又不是一回两回说的，怎么那么巧儿，他都听见了？咱公司没有那种下材人，席小鬼对你有成见，可是他不在公司住，下了班，跑不迭。”陆国群说：“难道真是运河的事？他就算烦我这个右派后娘，难道他就不考虑你这个爸爸？”郑士茂说：“别分析了，百分之百是他，有一回我私下教训他，你妈那么疼你，你天天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他竟然说，他是少先队员，心明眼亮，立场坚定，不会上当。不像你还是共产党员，被她俘虏了，有时候她说反动话，你还随声附和。这个坏小子竟然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咱这不是养了头小狼羔子吗？我非得好好收拾他不可。”陆国群说：“那可不行。共产党提倡‘丈义灭亲’，他这样 做，完全正确，你要是打他，骂他，他急了再去找县里，那就成了我搞阶级报复了，就更完了。”郑士茂说：“那怎么办？”陆国群说：“你单独和他谈谈，听听他怎么说，记着一定不要着急。”晚饭后，郑士茂把运河叫到二库办公室，运河脸寒寒的，问：“爸爸，你找我干什么？”郑士茂说：“我是问问你，你写信告你妈妈，是你自己想的，还是别人教你的？”运河毕竟是个孩子，一下被爸爸诳出了实话：“爸爸你怎么知道是我写的信？县里有人跟你说了？”郑士茂说：“你先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问你，你怎么想起来写这个的，是谁给你说的这个办法儿？”运河低下头，咕哝道：“是席伯伯给我说的。”郑士茂听了心里一惊，还真是席小鬼儿的事，他故作不解地问：“你席伯伯？怎么回事儿？说给我听听。”运河说：“那天我放了学，办公室里还没下班，我在人秘股门前抽‘嘠（陀罗）’，席伯伯喊我去了他办公室，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和我啦起呱儿来。他问我，你后妈对你怎么样，我说，对我倒是不孬，挺疼我的，可是，她是资本家出身，又打过右派，我是根正苗红的少先队员，得和她划清界线，这样，长大了才不会受她影响，席伯伯说你真是好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你现在是中学生了，几年就考大学了，伯伯以后给你开‘证明’，一定写得好好的，保证你有好前途。他又问我你后妈在家说过什么不中听的话吗？我就把她平常说过的一些话学给席伯伯听了。席伯伯说，为了证明你确实和陆国群划清了界线，你把刚才说的这些事一条一条地写了，我给上边报了去，你就在上边挂上号了，说明你跟她划清界限了，对你的前途大大的有好处。我问，上边会不会把陆国群抓起来，席伯伯说，那肯定不会，不过就是批评，教育她就是了。我就在他办公室写了说的那些事，席伯伯又给整理了一下，让我抄好，签上我的名字,就放到席伯伯那里了，他说他给送上去。”郑士茂听运河说完，“唿”地站起来，手指着运河，说：“运河，你个浑小子，你想把我们这个家踢蹬了？你想要爸爸妈妈的命啊?”运河说：“我没想要你的命,我是跟右派分子作斗争。”郑士茂气得嘴唇哆嗦：“你胡说什么?你妈她摘‘帽子’了，不是右派了。”运河说：“俺表姑说，她听人家说的，右派摘了‘帽子’，还是右派，俺中学的老师也说，我以后升学,入团,入党,参军,提干都会受影响.我算让你们害苦了。”郑士茂说：“别胡说了，快回去向你妈认错，说从这往后改了。”运河说：“我没错,也不向她认错,以后她再放毒,我还写。”郑士茂说：“你敢不听话，看我不打死你。”运河说：“你打就打吧，我不会屈服的。”郑士茂气得要疯，但又怕打这小子，给陆国群惹来大麻烦，只好领他回了家。晚上睡下后，陆国群悄悄问运河怎么说,郑士茂把跟运河的对话说了,陆国群说:“这就不奇怪了,原来是席小鬼儿捣的鬼。运河不肯认错?还是坚持和我划清界线,斗争到底?”郑士茂说:“是啊,我让他气死了,怕弄出事儿来,没敢打他。”陆国群说:“打他也不是办法儿.现在看来,这孩子不但烦恶我,对你也感情不深,这个家好坏,对他无所谓。”郑士茂说：“是啊，他很小没了娘，我在外头，也没怎么问他的事儿，回去待一天，他也不亲我，就是和他爷爷还有表姑感情深。”陆国群说：“我和你说过了，你当初没和沈姐组织个家庭，真是错了。”郑士茂听陆国群说“沈桂珍”的名字，不经意地一愣，说：“别胡扯那些没用的了，咱怎么办呢？”陆国群说：“还能怎么办？我好好写检查，争取过关。往后注意，在家里说话，也全按报纸社论的口径说。没办法儿，这个小子在家里像个‘卧底’，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和耳朵，一句话说的不合适，就会出事儿。”从第二天起，陆国群就挖空心思写“检查”，一写写到二半夜，好歹写完了，不到规定的日期，提前交给了老经理，交上去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也不敢问，怕“烧香引出鬼来。”郑士茂和陆国群天天提心吊胆，见经理室门口有几辆自行车，就心跳，怕是组织人事部门来人宣布处理决定了。陆国群觉得他两人头上像悬着“达摩斯可利剑”，时时担心那剑会落到头上。就在这种焦急等待的日子里，快放寒假的一天下午，运河的班主任老师来家访，说郑运河功课好，聪明，在同学们中讲哥们义气，小孩子都围着他转。为了笼络小朋友，考试的时候，他给同学们递纸条儿，被监考老师发现了，他还不认错。郑士茂气坏了，陆国群说：“你也别生那么大气，这种事很难免。还是老办法儿，晚饭后你把他叫到办公室跟他谈谈，一定不能动手。”晚饭后，郑士茂喊了运河去他的办公室“谈话”，天很晚了，父子俩还不回来，陆国群怕郑士茂说不服运河，气急了，动手打他，陆国群来到办公室外头，听郑士茂大声大气地说：“你这样做，就是不诚实，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少先队员，少先队员如何如何，为什么对老师说假话？”运河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陆国群在家里说反动话，你怎么不对上级说实话。”陆国群听运河说到她了，就不进屋了，站在门外黑影儿里听他还说什么，运河又阵阵有词地说：“不是什么事都对老师说，小伙伴儿之间说好保密的就得保密，说了就成叛徒了，那以后小哥儿们谁还听你的？你说什么情况下都要诚实，那不一定，得看情况。你上次回家，在表姑家喝醉了，和表姑在一个屋里睡觉，你不也交待我来崮山不说吗？”运河好厉害，几句话说得字正腔圆，铿锵有力,把门外的陆国群震得耳朵“嗡嗡”响，她被惊得差点倒在地上，下意识地看看四周，院子里没个人影儿，她怕运河的话被外人听见。踉踉跄跄地往回走，从后边办公室里传来郑士茂骂他儿子“混蛋，胡说八道”和拍桌子的声音，她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三步两步回了宿舍，也不洗刷，只给二强盖盖被子，就躺下了。她的心“扑腾扑腾”跳得厉害。她又气，又恼，又迷惑不解，到底怎么回事儿？他一个人回去，住了一个晚上，就和他那位表姐一起睡了？有“事儿”了?这怎么可能？郑士茂应该不是那种人啊，但是，郑士茂也是男人，而男人多半不是柳下惠，关云长，加上他再喝多了酒，而结婚后，陆国群早已发觉他喝了酒，那方面的欲望会特别强烈，莫非这次在老家因为喝多了酒控制不住自己了？何况那个沈桂珍投怀送抱？陆国群断定这里边一定有事了。她已经发现，他去老家回来后，和原先不大一样，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郑士茂呀郑士茂，你“老实人”却做这种不老实的事儿，我全身心都给了你，换来的却是这种结果！陆国群躺着，心里像翻江倒海，身子一动不动，像被抽了筋，过了一大会儿，她听见那父子俩回来了，都不说话。运河在外间屋睡了，郑士茂似乎还没从刚才的争闹中摆脱出来，一个人在外间屋收拾一阵，又开门出去了，过了好一会儿，运河已经睡着了，郑士茂才回屋来，又弄水洗脸洗脚，完了才悄悄地进里间屋来，低声问：“睡着了？”陆国群说：“还‘睡着了’？从这往后别想睡安稳觉了。”郑士茂说：“怎么又不高兴？还是那封信的事儿？这么多天了，没动静儿，也许就算过去了。”陆国群说：“那事就算过不去，也是我自作自受，我也没那么痛苦。今晚上我听说的事，是让我的感情世界崩塌了，我们这个小家庭完了。你说我痛苦不痛苦？”又感叹说：“我算知道了，什么是‘男人’，为什么有人说男人都一个德性，就看有没有机会儿。”郑士茂说：“你说什么，我不明白。”陆国群翻身坐起来，说：“你就别装了，别骗我了。你和运河老不回来，我怕你打他，过去看看，碰巧听见运河说你在沈桂珍屋里睡觉那些话，当时就懵了，急忙回来了。说实话，从你那次回来，我就发现你有点儿不对劲儿，有时候也胡寻思，但马上就说服自己，认为你肯定不会有什么‘事儿’，没想到，你还真就把‘事儿’做下了。咱也不吵不闹，孩子都睡着觉。你就别瞒我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不说，我上济宁去问沈桂珍。”郑士茂说：“国群，你听我解释，我真不是存心干坏事儿。是我在她家吃饭，喝醉了，回不了家了。沈桂珍和运河把我架到她床上睡了，沈桂珍打算她上小东屋儿睡，让运河和我睡一起，可是，运河这小子发坏，从外边把门反锁了，沈桂珍也不敢喊，只好披个破棉袄在外间屋坐着，屋里太冷，她受不了了 ，就到床边上扲了被子躺下了，我醒了，睡得莽里莽撞，觉出身边有人，寻思是在咱家里，把她当成你了。我喝了酒了，很想办那个事，就……，她也不反抗，就顺着我，两个人就……”陆国群说：“她想你多少年了，有这天赐良机，她还会反抗？她巴不得哩。你说把她当成我了，我不信。她和我一个样儿？她不说话？”郑士茂说：“黑灯瞎火，真没感觉出不是你。她可能是难为情，一直不出声，我叫你的名字，她才说她是谁，我这才知道干了大瞎事了，可是已经晚了。”郑士茂怕陆国群生气，把和沈桂珍缠绵亲热的后一段儿略去没说。陆国群问：“知道了以后，怎么着了？”郑士茂说：“我说对不起她，她很难为情，但是说不怪我。”陆国群说：“她高兴着哩，还怨你？”郑士茂说：“做了这件瞎事儿，我心里窝囊，别扭，懊悔，觉得对不住你，也对不住她。但又没办法儿挽回了。”陆国群说：“你看你干的好事。你儿子多么厉害，小小年纪，会有这样的心机，计谋，他那边儿设计让你和他表姑‘好’，这边儿告我的状，想把我整倒，挤走。我真怕他了。你也够厉害，做了这种事，装没事儿人，瞒了我快一年，要不是我碰巧听见了，还不永远蒙在鼓里。”说着就哭了起来，郑士茂劝她别哭了，陆国群说：“你也别劝了，我是彻底明白了，也绝望了。你说怎么办吧？”郑士茂说：“怎么办？求你原谅我，咱还像从前一样好好过日子吧。”陆国群说：“那恐怕很难做到了。咱两人虽然都是再婚，但结婚前双方的情况都知道。我们的关系，感情一样是纯洁的。有了你这个事儿，像一张白纸上拉了一泡鸡屎，再也纯洁不了了。就算我相信你说的全是真话，可是一想到你和那个女人那样过，就觉得恶心。咱俩的感情就很难像原先一样了。我得试试，看时间长了，能慢慢淡忘了吧。再就是运河，这孩子太厉害了，他还会有别的办法儿来害我。……先这样吧，我累了。睡吧。”

陆国群知道了郑士茂和他表姐的事，只是觉得窝囊。他并不恨郑士茂，更不恨那个不幸的女人。她觉得他们两人那晚上的事，也可以理解。她信郑士茂的解释。理智上她知道郑士茂是个好人，那件事不过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偶然出轨。她劝自己原谅他。一张纸儿掀过去，原先怎样还怎样。但是感情上却接受不了，郑士茂向她“坦白”了那件事之后，一连几天，晚上各睡各的，这天晚上，郑士茂钻进陆国群的被窝儿，又是亲又是抱，陆国群也尽着他，没有抗拒，郑士茂很高兴，越发来劲头儿了，就要办“那事儿”，一是几天没那样儿了，他想得厉害，再就是他觉得两个人只要再办了“那事儿”，陆国群就算原谅他了。陆国群也劝自己，别难为他了。但正当两个人想“那样儿”时，陆国群眼前突然浮现出郑士茂和沈桂珍那样儿的场景，马上就觉得胃口翻蹬，要哕出来，不由得伸出两手把郑士茂推了出去。那以后，甚至看见郑士茂的光身子，她也会出现那种反应。陆国群还十分担心运河再有什么花招儿，这个小中学生太可怕了。陆国群意识到，她和郑士茂的婚姻维持不下去了。春节前的一个晚上，在两人想“那样儿”又一次失败后，陆国群说：“士茂，说心里话，我是真想忘了那个事儿，可是我做不到。在我们婚后，发生了你和沈桂珍之间的事，我觉得窝囊，觉得你不是原先的，咱俩结婚时的那个郑士茂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心理障碍。实际上，你跟她有了那一晚上，咱两人再亲热，你心情也不一样了。不过你是个男人，而且过错在你—当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过错，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男人有几个女人不算什么，所以，你和我在一起，当然还愿意和我‘好’，可是我怎么也转不过弯儿来，钻了牛角尖了。这样下去，咱俩这夫妻就名存实亡了。我们分开吧。在一起过这个年，过完年，好成好散。……我走了，你把沈桂珍接过来，运河就称心了，沈桂珍也如愿以偿了，你和她都做了一夜夫妻了，也应该有个交待，不然，这个女人也太冤了。这样，你们一家三口各得其所，我自已也重新开始自已的生活，当然，一般说来，不会再匆忙另找了，有这一次，教训就够深的了。”郑士茂说：“那我还是个人吗？”陆国群说：“怎么就不是人？别说别人了，我会一直认为你是好人。即使出这个事，也不全怪你，运河不把你俩反锁到一个屋里，也不会出事儿。问题的根子还在我身上，运河下决心把一个女右派赶走，他得逞了。所以，我这种身份的人，就没有享受家庭幸福的资格。不多说了，过完年，咱就去办。”郑士茂知道，陆国群主意已定，无法挽回了。过完年，两人到县民政局以“性格不合”为由办了离婚手续。陆国群求老经理谅解他们两人的“荒唐”之举，请他帮忙找了商业局人事科，把她调到新成立的果品公司，家也搬走了，在新地方安了个小家。临走前，陆国群对郑士茂说：“感谢你对我们母子的照顾和帮助，虽然我们的婚姻失败了,但是,你永远是我的大哥和朋友。”在果品公司安下家,陆国群对二强说:“孩子,以后就咱娘俩过了，你可得听话。”二强问:“爸爸呢?我要爸爸.”陆国群说：“他不是你的爸爸了。你爸爸在地区，他会来看你的。”二强哭着要找爸爸，陆国群也陪着他落泪。好说歹说才哄他睡了。陆国群躺下，心想，又是一场梦过去了，看来，命中注定，我不能享有一个好丈夫和一个完整的家庭。算了，就一个人带着二强往前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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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认祖归宗，从酸枣岭回榆树村两年多了，临回来时，娘和大爷千叮咛，万嘱咐，回老家后，奶奶提着鼻子合撒牙地不住絮叨，让他在村里，在生产队里多干活儿，少说话，不惹事，特别是不和大、小队干部掰争，石头还算听话，回来这么久了，对村里于大牛一伙儿人明睁大眼摆着的毛病，看在眼里，憋在心里，回家跟奶奶，哥哥嘟囔一阵，骂上几句，奶奶和哥哥几句话就把他按住了，所以，无论在村里，在队里，虽然也和干部争讲过几回，但总算没惹什么事儿。奶奶说：“石头儿真是不孬，从酸枣岭带回来的小脾气儿硬是改了。”周恒顺说：“石头儿看上去是个愣小子，可他心里有数儿，知道好歹。主要是怕让你生气，添心事。”可是，没想到，到底还是出事儿了。

又是一个秋收季节，社员们起早贪黑，忙着收割，虽然累得腿疼腰酸，但心里舒坦。因为地里的收成连着自已家里的饭碗，庄稼人从年头到年尾，累死累活，盼的就是一年两个收成季儿。就在这时，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传遍了全榆树村：大队干部于二车负责包三队，和三队的干部—主要是他小舅子二孬分地瓜捣鬼坑人，让周家二小子石头儿逮着了，闹起来了。这件事不但让三队内部炸开了锅，还让全村人议论鼎沸。“秃子兄弟们天天叼着洋烟儿，人五人六，迈四方步，吐圆圆唾沫，背地后儿里干这样不见天的事儿，上级瞎眼了，让这样的人当官儿。”“早就看着他们不地道，可是，老百姓算个屁！”“人家兄弟俩是土改上去的干部，是红点儿的。”“哼，什么‘土改干部’？狗屁，这个屌弄法儿，比当年的地主还坏。人家地主是凭着老的传下来的土地，他们凭什么？”“凭什么，凭他们的秃头，凭他们两片子嘴，会说‘捋话’。”有的说：“石头这小子真不赖，三队有大队长撑着腰，二秃子把着，他小舅子二孬当保管，生产队就跟他们自己家的差不多，差不多的社员都上赶着巴结，看出点儿猫溺来，也没敢言声儿的，这小子才回来不到三年，人还没长大，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真不赖。”“不赖？这下子可是捅了蚂蜂窝了，这小子非挨蜇不可。”“是啊，这小子是不要命了。”“石头儿没犯寻思，他是虎口里拔牙啊。”“石头儿这叫‘初生牛犊儿不怕虎’。”“哼，‘不怕虎’，你牛犊儿是憨大胆，老虎可是咬人的。”有的说：“走‘社会（主义）’走的，社员成年论辈子吃不上一顿饱饭，这些坑人精还弄这样的事儿，不要良心啊。”“这些没人心眼儿的货，吃巧粮食儿吃惯了，怎么不噎死他。”“哼，要是吃昧心粮能噎死人，天底下就没有‘光棍’，没有‘眼子’了。”社员们都瞪大了眼，看大队怎么处理。有看问题“深刻”的人就说了：“怎么处理，你们想想大队还能怎样处理。官官相护，就别说人家是亲兄弟了。三队这伙子多分粮食，还少了大秃子那一份儿？你们看着吧，齐不齐，一把泥。大队也就是和和稀泥，拿那个平板抹两下子，一溜儿光滑墙，过去就算完。过后，人家该乍着还乍着。老百姓你就别寻思有个好儿，你就撅着腚挨吧。”

石头惹的这件事儿非同小可，在奶奶看来，是闯了一个大祸，他们一家在榆树村是单门独户，土改前，虽然程兆兰娘家是村里大户，但她觉得娘家是娘家，周家是周家，谁也不肯得罪。儿子被江家连骗加逼当了壮丁，她也没敢跟江家往死里闹，和儿媳苦妮儿咬碎牙往肚里吞，苦挣苦熬，拉扯着两个孙子往前过。两个孙子，一个叫“恒顺”，一个叫“恒和”，“顺”，“和”，当然是祈望他们一辈子顺利，平和，但也是要孙子对人要“顺”要“和”，不能戗着，顶着，不能拉硬弓。土改了，娘家成了人下人，程兆兰就更怕事儿了。于大牛打她儿媳苦妮儿的主意，惹不起躲得起，她咬咬牙，横横心，忍着泪，自己做主，把儿媳当闺女找了“主儿”，改“节”走了，连二孙子也带了去。想想她心里是什么味儿吧。于大牛他们让她参加“四类分子”训话会，扫大街，她二话没说，让去就去。以后给改过来，她也没找人家的麻烦，谁让咱命不济，自己儿子当国民党兵，死到战场上了呢。“成王败寇”，国民党败了，你儿子干国民党，你还指望共产党给你好果子吃？何况面对的是于家兄弟这样的“炸不烂”呢。为了把孙子拉扯大，程兆兰什么气都能吃，什么屈都能受，什么事都能忍。她对孙子说：“吃亏人常在。得理且让人。不论什么事，能让人过去就让人过去。人家欺负咱，咱能忍就忍，不能忍也得忍。人家踩在咱头上拉屎，咱两只手扑拉了，过去算完。庄里大事小事，再不公，到不了咱出头儿管，路不平众人踩，不少你兄弟俩。咱比不得人家。”她这两个孙子，大的一直和奶奶相依为命，从小上学，听话，懂事，不让奶奶生气、担心是他的最高原则，从不惹事生非，兴别人欺负他，不兴他招惹别人，不论对谁都客客气气，礼貌周全。高中毕业回了村，一头扑到庄稼地里，比谁都能干，多话不说，闲事不问，任谁也不得罪。他心里想的是，我功课好到全省都数得着，人家就硬生生地不让你上学了，你都没一点办法儿，一句话都不能说，村里这些事儿，还值得着急上火吗？自已的亲娘被人欺负得改了嫁，好好一家人分到两下里，你也没法儿替娘“报仇”，出气，还有什么气是不能忍的呢？再说，大队、小队里这些不公，不好的事情，并非榆树村独有，而几乎是村村如此。也许别的村里没有于大牛，但那里会有张大牛，李大牛，总之一定会有人扮演于大牛这种角色，正如国民党时期会有江保长一样，所以，你企图“坚持真理”，和农村中这种坏干部斗争，是徒劳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周恒顺看得透，想得开，所以他说话做事总是“顺”字当先，即使遇见让人气愤的事情，他也总会劝自己忍，而不会选择去抗争，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在自已所处的社会和环境里，他并不具备抗争的“资格”，因而自然也就免除了这方面的义务。但是，石头儿就和他哥哥不一样了。他从五、六岁就跟娘上了酸枣岭，一待就是十来年。小孩儿还不就是跟谁随谁，那边大爷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是新中国的有功之臣，县里，区（公社）里的领导都对他客客气气。他一点也不怕事儿，工作组的人毁他的“小开荒”，他敢指人家鼻子骂他们“不吃人粮食儿”，大、小队干部不但不欺负他，还看他的脸色说话。他也不讹人，就是性子直，讲“真理”，喜欢跟人家较真。石头就学了他那一套，不怕事儿，遇见看不顺眼的事，就想跟人家“干”。回老家后，奶奶嘱咐他不能由着性子来，不能惹事儿。周恒顺跟他讲道理，说：“石头，农村人就这么个水平，干部办事不公，多吃多占，哪里都一样。我们没有可能去改变他。我们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和村里人，大、小队干部都不能弄顶了，不能弄成仇家。冤仇宜解不宜结。为了不让奶奶替咱担心，咱也不能惹一点儿事儿。”石头也知道，应该听奶奶和哥哥的话，也知道哥哥虽然干了“庄户”，成了脚夫，但他是心里装了天下事的人，大队、小队这些干部沾油抹水，鸡零狗粹的烂事，他根本就看不到眼里，他自有自己的主意，所以他对大队、小队的干部恭而敬之，是不和他们一般见识，是认为他们不值得计较。而石头儿不行。他不信邪，他穿不得小鞋儿，吃不得粗面，回村不久，他就大张旗鼓地跟人说话，意在让人给当官儿的捎信儿：“我周恒和小名儿‘石头儿’，人不到二十，可已经长大成人，像这个小名儿，是条硬汉子了。说到好处，怎么都行。可是想欺负我，没门儿。先把话撂这里，谁也别想拿俺大大的事欺量我。他是他，我是我。我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干，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有谁想把我往泥里踩，得提前寻思好了，我可能不那么老老实实地尽着人踩，说不定还一头拱他个‘倒坐子’。”但是榆树村从大队到周家所在的第三生产队都是于家兄弟掌着大权，他们兄弟从土改特别是“公社化”往这，把持大权多年，饱尝了掌权的甜头儿，拼死命也要保住手中的权力，他们的方针是，不论你是谁，都得听嚷嚷，都得服服贴贴—就像旧社会人们在保长和大财东面前那样，想办事儿还得肯巴结他们—没好处，没人巴结，当这屌头子官儿干什么？谁要不顺条顺绺儿，想戗茬儿，想长刺儿，那就不行。得想办法儿，处处跟他过不去，一定得把他整顺茬儿了，把刺儿给拔了。他们甚至还在大会上讲这种道理：“旧社会，造反的是好汉，共产党领导着造反是革命，新中国成立了，谁还想造反，就是‘反革命’！”社员们虽然十有八九不喜欢他们兄弟，可是上级喜欢他们，农民，社员喜欢不喜欢，顶个屁用。当用得着你充数起哄的时候，农民—主要是贫农、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当烦恶农民—也包括贫农、下中农—的时候，几乎所有干部都会认为农民自私，狭隘，保守，落后，“难弄”，人人都会背毛主席的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干部们看得不错，农民们确实是这样，即使已经步入“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人民公社社员”的农民们依然如此，因为历朝历代，农民在全部社会阶层中总是垫底儿的，总是受侵害的，总是会为社会的变动付出最惨烈的牺牲，而每一次社会变迁之后，他们又总是会被弃之不顾，或者让他们继续付出牺牲。所以，“自保”成为农民们精神中世代传留的遗传其因，他们最讲求实际，自保和自私是最根本的动机—这无可厚非，因为即使仅具生物性，求生也是一种无可指摘的天性和本能，更何况即使是那些号称“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又有几人不自私，不图自保呢？不过他们善于伪装而已，社员们在于大牛、于二车这样的干部领导之下，谁跟他们顶着，什么好事儿也摊不着，还会处处给掐亏吃，人巴结行的，狗咬穷的，见别人上赶着巴结干部，自己也赶紧跟上，过了年，不论家里有没有，哪怕去借，也得请于家兄弟吃饭，从年初二到出去正月，兄弟俩吃请，哪家说晚了，都排不上。八月十五，过大年两个大节日，还得给他们送礼，当“老的”孝顺，当神仙供奉。程兆兰比他们辈份儿大，心里又烦恶他们，和他们的老父亲于拴柱又是多年“老姊妹”了，这么些年，没请他们吃过一顿饭，更没给他们送过礼。石头回了家，恒顺下了学，奶奶说：“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寻思着，你兄弟俩都得在村里扎根过日子了，凡事离不了大队，小队，于家兄弟俩，社员们都巴结，咱也得多少意思意思。”周恒顺说：“咱家这个情况，跟他们弄这些事儿，也没什么意思。难得不得罪他们就是了。”石头说：“奶奶，你说什么我都听，就这一条儿，我不赞成。按他们欺负俺娘，欺负奶奶干的那些事儿，我恨不得把于大牛宰了。咱也没东西，有东西喂了狗，也不给他们。把东西喂了狗，它还朝我摇摇尾巴哩。咱家有东西，喂狗不喂狼。奶奶，你不用二乎他们，俺兄弟俩凭力气挣工分，分口粮，咱也不图什么好处，他们也不会单自给咱刮风下雨，闲功夫搭理他们。”于家兄弟看周家两兄弟，大的深藏不露，人常说的 “咬狼的狗不露齿”，表面上客气，心里并不服他们兄弟；二的是个楂子头，不是省油的灯，有他足弟俩—特别是那个石头儿—在三队，队里想弄点儿这事儿那事儿，就得格外小心。这兄弟俩一个有点子，心眼儿多，一个憨大胆，天不怕地不怕，还真磨人眼珠子。周恒顺出去拉“脚儿”，让他交一点子钱，他也干，干就干吧，省得他们担心他在下边儿“鼓捣”事儿；那个石头儿，他们就派他出外工，让他不着家。可是，小子在外头待了年把，非回生产队不可，说他哥哥不在家，他得照顾奶奶，小子找了顾青山，顾青山这个糊涂蛋，痛快儿地答应了，下命令以后尽量不派周恒和出外工。三队只好让别人把他替了回来。石头回生产队干活儿了，于二车变着法子掐亏给他吃，“不信治不服他”，石头儿还真就治不服，小小不然的，能忍的他也忍，真忍不住了，他认为太欺负人了，他就明打明地撕破脸皮和于二车吱喂，小嘴头子“叭叭”的，弄得于二车下不来台。慢慢的，于二车想折腾石头儿,事先得掂量好了,免得让石头儿拱他个”倒坐子”。石头儿在生产队待时间长了，慢慢地看出于二车他们办瞎包事儿，像“猫盖屎儿”，让人看着里头有“道道儿”。有个情况让他很纳闷，生产队分东西的花名册儿，于家兄弟，他们的亲戚，三队的干部都排在后头，他们说，是先分五保户，再分一般社员，干部，骨干末了分。真是这么回事儿吗？也是合该出事儿。阴历九月十一晚上，三队在西南洼分地瓜，周恒和分好了在一边堆着，等哥哥拉脚儿回来。周恒顺回来了，兄弟俩帮刘婶儿和小杏儿分了，帮她们拉到河崖上，娘两个忙着切开了，兄弟俩又回去拉来自家的地瓜，卸到河崖上，在那里切瓜干儿。一阵凉风吹来，月光下，周恒顺这才发现石头儿还光着膀子，说：“石头儿，天凉了，你怎么还光着脊梁，快穿上褂子。”石头儿一拍脑袋，说：“你不说我都忘了，你回来以前，我帮别人抬地瓜筐，热了，把褂子脱了，顺手扔一边儿了，忘到那里了。哥，你先歇一会儿，我去拿我的褂子，我回来咱一块儿切。”周恒顺目送兄弟石头儿摇摇摆摆地回地瓜地了，自语道：“这小子，总是这样粗心大意的。”一边把切地瓜干的儿土“床子”安放好，切起来。……石头回到地瓜地里，地瓜还没分完，一盏昏暗的马灯还闪着亮儿，还有七、八个人围着磅称在忙活，月亮已经升得老高了，他找了自己的褂子披在身上，无意中发现原先放在称盘上的一块木板被扔到了一边儿，而称地瓜的称还是那个称，筐还是原先的筐，他们末了分的，为什么把木板扔了？如果他们还按刚才一样每付儿除皮二十五斤，末了分的这些户儿沾便宜大了。石头儿趁人们不注意，站到后边看着过了一份儿，果然还是除二十五斤“皮”，原来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捣鬼的，什么样的邪股办法儿都敢使。难怪社员这样苦，难怪三年灾荒当干部的连他们的亲戚没有饿死的，原来他们是这样搞“分配”的！他们就这样“带领”社员搞“社会主义”？那一刹那，一股热血冲向头顶，奶奶、哥哥的嘱咐全忘没了影儿，他一个箭步窜上去，一只手指着保管员二孬手里的算盘和记录表，一手指着落寞地躺在不远处的木板，由于紧张，也由于恐惧而声音抖颤着问：“队长，会计，保管，你们这些领导，咱队的地瓜就是这么个分法儿？俺这些大把抓的社员分的时候，那块木板和抬筐一块儿称，一付儿除皮二十五斤，到末了，干部和近一窝儿分了，把木板子扔了，还是除二十五斤的皮，每筐沾多少光？你们这个捣鼓法儿，社员不让你们坑死了吗？”于二车和二孬一帮干部和在场的人一时被这小子几句话打懵了，像贼人被当场抓住了一样，有的低了头，有的你看我，我看你，有一两个人“鞋底上沫油—溜了”，过了片刻，二车和二孬他们反应过来了，二车厉声喝道：“石头儿，你少胡咧咧，你知道屌么，乱咋唬？刚才那一付儿有人抬筐连木板儿一块儿抬走，忘了把木板子拿回来，错也就这一份儿，二孬，你把刚才称的那一付儿多算十斤。你小子分完了地瓜不快去切瓜干儿，在这里捣什么乱？快滚你的。”石头儿说：“我是把褂子忘这里了，来拿褂子的，也不是专门来逮你们的，是正巧儿让我给碰上了。你也不用吓唬我，在场的人谁心里也明白。你们这样弄，也不是头一回了。”在场的人知道这事毕竟不好，有人出来打圆场儿，说：“石头儿，都在一个队里，一个锅里摸勺子，不是什么大事儿，往后让当干部的注意，别马马虎虎的，就行了。好了，石头儿，切瓜干儿去吧。”石头儿说：“咱是在一个队里不假，可是有的坑人，有的挨坑。这也不是五八年吃食堂了，不在一个锅里摸勺子了，谁家锅里没有，谁大人孩子挨饿。”于二车见石头儿还呕着不走，来了气，说：“石头儿，怎么好说歹说你不听，还来劲了？你小小孩儿家毛病不小，充什么大人吃瓜？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胡啰啰，我敢拿巴掌扇你！”石头儿见于二车干了这种屙血的瞎事儿不但不认错，还倒打一耙，十分气恼，说：“于领导，你也别拿大架儿吓唬小胆儿的，我周恒和不吃这个。你明天向全队社员说说这事，大家伙儿没意见，咱两拉倒。”于二车更火了：“哼，看把你小子能的，还反了你了哩。我就不信了，一个反革命的小羔子能把天翻过来！有本事你去告吧。”周恒顺一个人在河崖上切地瓜干儿，石头儿去地瓜地—离河崖并不远—拿褂子，去了一大会子了，还没回来，石头儿是个热心肠的孩子，也许在给谁帮忙儿了，周恒顺没怎么在意，可是，时候儿大了，他开始担心起来，他知道分粮食的时候，既是社员们最高兴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打架的时候，社员们都瞪红了眼盯着，出现称称头高头低，分配不公，不平，都可能引起纷争，甚至打架，周恒顺很怕那边分地瓜出了乱子，石头儿在里边搀和，又过了一会儿，还不见石头儿回来，周恒顺待不住了，他托相邻的切瓜干儿的给照看一下地瓜，说完就急匆匆地去了地瓜地，走到地瓜地头儿上，正好听见于二车气急败坏地说“一个反革命小羔子”那些混账话，周恒顺听了，知道石头儿果然在这边儿和于二车闹起来了，于二车的话像钢针刺着他的心，他想冲上去和于二车“理论”，但多年的压抑和“修炼”已经让他“无故加之而不怒，仓促临之而不乱”，他约束住自己，不再往前走，他往前走几步，蹲在一个田埂跟前，他要先听听是怎么回事儿，听听惹了事的石头怎样应答于二车的威吓和辱骂。……于二车的话彻底激怒了石头儿，他两眼痛红，带着哭腔说：“于二车，我早就说过，谁拿俺大大的事糟蹋我，我和他来死的。俺大大怎么去当的国民党兵，全村没有不知道的，拿这个压制俺孤儿寡母的，是人吗？怎么，非得把俺周家灭了，你们才舒坦？欺负俺这么些年了，俺奶奶，俺娘，俺哥出口大气儿来吗？我周恒和不吃这个。于二车，我对你说，我本来没想告状，我让你给社员说说，也是话赶话赶的。可是，你往人伤口上撒盐，你非把人赶出蛋来好吃，你硬把我往墙角儿里逼，那好，我这就上大队找顾书记，大队不行，我上公社。最大不就是个死吗？”周恒顺已听得泪流满面，心里说，好兄弟，有骨气，你的话简直比得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惊天地而泣鬼神了。老天爷，为什么总有人要加害于我们？兄弟，你这个祸闯大了，你不想想，于二车还有于大牛会向咱兄弟认输吗？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果然，于二车说话了，一副气急败坏，又蛮不在乎的劲头：“好了，你有本事全使出来，看咱谁弄过谁。哼，我还不信了。”保管员二孬也站起来，伸手指着石头儿，恶狠狠地说：“你小子我看是欠揍。你再吱喂，我把你腿砸断，看你怎么去告状。”石头儿也不示弱，竟然说：“你敢，吓死你！你凭什么打人？难道榆树村就真的黑严了天了吗？”石头一边说，一边往二孬和于二车跟前凑，二孬也往石头儿跟前挪，双方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周恒顺见事不好，他怕石头儿一个人寡不敌众，吃于二车和二孬一帮人的亏，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石头儿跟前，拽了他就走，石头儿还赖着不肯走，被当脚夫的哥哥拉得一溜歪斜跟着他走，于二车竟然在后边喊道：“好啊，你们兄弟两个来闹事。”周恒顺听见气得浑身发抖，强忍着回头喊道：“我是见石头儿不回去，不放心来找他的，不知道哪里的事儿，你们别连我也扯拉进去。人总得讲点良心。”说完，拽着石头儿像躲避追兵的败兵一样逃离了地瓜地。

兄弟两人气喘吁吁，深一脚浅一脚，走出地瓜地，尽管心里悲苦又懊丧，但周恒顺没有埋怨弟弟，已经这样了，埋怨有什么用？这倒让石头儿憋不住了，他深深吸口气，说：“憋死我了。哥，我跟你说，今晚这事换了谁都忍不住，也包括你。太憋人了。”周恒顺说：“是吗？到底怎么闹起来的？”石头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周恒顺说：“石头儿，你说今晚上这事换了谁，都会闹起来。我看不一定。咱队的社员得有一多半不敢当面闹—都小胆儿，怕受于家兄弟报复。至于我，更会装没看见。你说为什么？我还真不是害怕，如果是为了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死，我都不会眨一下眼。问题是，石头儿，你怎么就是不明白，你以为今晚的事很惊人，很稀罕，很严重？不是。这种事稀松平常，到处都有人这样干，于家兄弟这样干是家常便饭。你不想想，一样都是农民，自私，不知道急公好义为何物，怎么可能入了社就会变成‘非己之物，虽一毫而莫取’的君子？所以，他们胡捣鼓是正常，不胡捣鼓倒是很奇怪。我看得清楚，头二年闹粮荒，死了多少社员？干部家甚至他们的亲戚家就几乎没有饿死的，有头有脸的，跟干部沾亲带故的，甚至对干部巴巴结结的，就有饭吃。吃不上喝不上，干锅断顿的，家里饿死人的，都是些没关系，没门路的人，老实巴交的人，没嘴没心的人，就是老百姓说的‘眼子包’，这是为什么？天上也不往那些人家里掉油饼，里头有道道儿。你这是看见这一点儿了，你看不见的多着哩。石头儿，咱不说的，咱不问这些事吗？这不是咱弟兄们能解决了的，看见什么事，也装看不见，心里明镜儿似的，表面上装糊涂。这才行。怎么一碰到事儿上，就忘了？”石头儿说：“哥，今晚上的事，太气人了，我没能拢住火儿，一下冒出来了。总不能一点是非都不讲吧？”周恒顺说：“不是一点是非都不讲，是我们不能出头儿搞这种斗争，我们不当出头鸟，因为没点儿用处。有那点力气，我多拉趟货，你多割筐草，比什么都强。”石头儿说：“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吃不了我。哥，我现在就去找大队—大队干部晚上常开会，你回去切瓜干儿。”周恒顺说：“已经明着闹了，就去找吧，省得他们恶人先告状。你找完了，先回家吧，我切完再回家。”石头说：“我找完了，还回来切地瓜干儿，咱俩一起回家。”周恒顺说：“那也好，免得奶奶起疑心。石头儿，今晚上的事，别给奶奶说，省得她担惊受怕的。”

石头儿匆匆赶到大队办公室，大队三个主要干部顾青山，于大牛，陈会计都在。石头儿头一次干这种事—见当官儿的告下边儿当官儿的状，心里打鼓，浑身是汗，进了门，脸胀红着，说：“于二车、三队的队长，保管今晚上分地瓜搞鬼，坑社员，你们大队管不？”陈会计说：“怎么会不管？”拿手指指屋角儿一个凳子，说：“你看，什么事儿，大秋天的，还跑得淤沫汗流的，那不有闲凳子，快坐下，喘口气儿，慢慢说。”顾青山说：“石头儿长成大人了，不孬，知道关心集体了。什么事？说吧。该管的大队一定管。”石头儿把今晚发生的事，从他回地瓜地拿褂子开始，什么事，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挨着说了一遍，三个干部都不说话，顾青山面色凝重，略呈忧色，陈会计摇摇头，于大牛眉头拧成个大疙瘩，脸色铁青，两只牛蛋眼直直地瞪着石头儿。沉默，在沉默中过去了几分钟，顾青山声音低沉地说：“石头儿，你先回去，听你这个说法儿，因为这个事儿，你没捞着切地瓜干儿，你哥自已一定还没切完，快回去切瓜干儿吧。早干完早歇着，明天还得早起干活儿。争秋夺麦啊。你今晚说的事儿，我们得调查，了解下是个什么情况，再作处理。不论怎么说，少数人赚大多数人便宜不行，胡来不行。”于大牛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一句话也不说。石头儿离开后，顾青山说：“多时了，我就听三队社员有这方面的反映，说他们队里分粮有道道儿，这不真出事儿了，让人家抓住了。胡闹，怎么能这样搞？”于大牛说：“也不能光听社员胡嚷嚷，更不能听不见风就是雨。哼，依着听这些鸟事儿没完，走遍天下，社员对大、小队干部没意见的不多。”顾青山说：“好了，不扯那么远了，咱先说说，石头儿刚才反映的，三队他们这个做法儿对不对吧？”于大牛不情愿地说：“要是真是这么个情况，那当然不对。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也得去了解，也不能只听这孩子一个人说，就下结论。”顾青山说：“那当然得了解。我是就事论事，打了盆说盆，打了碗说碗。我也没说他们是‘四不清’，是什么‘分子’。大、小队干部是当家人，一个家庭，当家的要是心不平，不公，这个家庭没好儿。当干部，也得把心眼儿放到正当央，办事得大差不离儿，得盖脚后跟。我看先别调查，把二车喊来问问他再说。”于大牛着人把于二车喊到大队部，于二车还没等顾青山说完，就跳了起来，两眼一瞪，大板牙一呲，骂骂咧咧地说：“石头这个小反革命羔子不老实，没事儿找事，我看是欠揍。”顾青山说：“大牛，你听听二车这是说的什么话，社员反映问题，咱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怎么还骂人，还要揍人家。”于大牛心里烦恶于二车办事不地道，给他惹事儿，站起来，牛蛋眼一瞪，气咻咻地说：“于二车，你胡啰啰儿的什么鸡巴事哎，就明睁大眼地弄这个？让人家抓住尾巴根子了，你还背着驴头不认赃，就要搞‘四清’了，你想当‘四不清’？想吃现成的？赶快回去写检查，送到大队来，把那几个沾了光的能员多分的地瓜给扣回来，给全队的社员解释好这件事。交待二孬，以后别马马虎虎的，你也得注意检查。回去好好做工作，弄出乱子来，我饶不了你。”于二车犟捏着鼻子接受了大队的意见，顾青山又找石头儿谈了话，把大队的处理意见告诉了他，让他不要再找了，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石头儿说：“他们这样弄，不知多少回了，吃昧心粮吃惯了，就这样过去，还有公道吗？这次这样随便放过去，他们以后还会这样弄，社员苦死了。”顾青山说：“孩子，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咱大队的情况你应该也知道一些，不好办，省点事儿吧。你们家情况比较特殊，你奶奶这么大岁数了，一辈子不容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什么问题，到‘四清’运动再说吧。好孩子，听话，就这样了，行吧？”石头儿见顾青山十分诚恳，也怕惹出大事儿，让奶奶担惊受怕，就说：“青山爷爷，我听你的。”

第二天晚上，三队召开社员会，于大牛亲自坐阵，保管二孬做了“检查”，说分地瓜的时候粗心大意，造成有的社员沾了便宜，分得早的社员就吃亏了。表示今后一定注意，不再重犯。于二车说：“那天分地瓜我也在场，没好好检查，粗心大意，出了这么个瞎包事儿，我有责任。”于大牛做了总结，说：“出了问题，大队不护短，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大队支持三队队委会的工作，希望全体社员服从领导，加强团结，共同搞好生产。”开会的时候，石头儿和哥哥挨着坐在后头，石头越听越生气，有点坐不住，周恒顺死死摁着他，他个人也强忍着，好歹没有发作。会后，三队社员议论，“咱三队这么些年来，这种坑人的事儿有多少？这是头一回出了个站着尿的，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咱们这些人真是活得窝囊，活得没脸。”“往后秃子，二孬他们再胡来，就得酌量酌量了。”有的说：“先别慌着高兴，于家兄弟这回吃这个‘窝脖儿’，恐怕不算完。”有的说：“怎么，他们还能拉了屎，自己再坐回去？”悲观的人说：“不信你们走着瞧，石头儿没好果子吃。”

那事过去十几天后，石头放工来家，天黑了，哥哥还没回来，奶奶和石头儿吃完了晚饭，奶奶说：“过晌午，小杏儿帮咱烙了一大摞煎饼，石头儿，你上东头儿给你守信表叔送点去。”石头儿拿了煎饼就去了。过了一大会儿，周恒顺回来了，奶奶打发他吃了饭，说：“这个石头儿，和你表叔啦起来，就忘了回来了，你去你表叔家，喊他回来，明天还得早起下坡。”周恒顺拿了手电筒，去了表叔家。守信表叔说：“石头儿放下煎饼，没坐下，站着说了几句话，就回去了。怎么，他没回家吗？”周恒顺心里一惊，哎呀，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回到家，莫非出什么事了？他头皮“噌”地一声响，说：“糟糕，恐怕出事了，我快回去找他。”程守信说：“在当庄儿里，没几步路，能出什么事儿？”周恒顺说：“你不知听说了没有，头些日子，石头儿得罪人了。”程守信说：“我也听说那个事了，那怎么着，他们还敢暗害人？”周恒顺说：“暗害，倒不至于，我也说不好，反正心里悬悬乎乎的。”程守信说：“走，咱爷俩儿一块儿找去。”程守信也拿了手电筒，和周恒顺两人一路走，一路喊，一边拿手电筒往路边照，走到一片小树林时，两人用手电筒往小树林里照过去，发现一个小崖头儿下边儿有个长长的黑影儿，像是一个人，两人朝小树林里走，很快就看出真是一个人斜斜拉拉地躺在那里，两个人急忙跑过去，一看，是石头儿！只见他头上，脸上都是土，衣裳也撕破了，人也昏迷了，周恒顺伸到他鼻孔儿上，喘着气儿，摸摸他的脉搏儿，也正常，说：“看样子没什么大事，咱把他抬回家吧。”奶奶见他们竟然抬了个人来家，差点没吓死，及至进了屋，见抬的是石头儿，哭腔说：“我的孩子，活蹦乱跳地走的，怎么抬着回来的？”周恒顺说：“他从俺表叔那里回来，路上让人打了，扔到小树林里了。打得不轻。”奶奶哭着说：“这可怎么办？这是什么人这么丧良心？”周恒顺说：“先不忙问是什么人的事儿，得马上送石头儿去煤矿医院，还得先给大队说一声，让他们知道。”奶奶说：“你爷俩儿去送石头儿，你们走了，我让小杏儿扶着去找顾青山，于大牛。”周恒顺和程守信忙把地排车扫好，铺好，把石头儿抬上车，周恒顺把家里的钱全带上，两人拉着排车上了路，不到半个小时，到了煤矿医院，挂了急诊号，值班大夫做了检查，拍了片子，石头儿也醒过来了，但是头晕得厉害，一直在干哕，说不成话。过了一、两个小时，检查结果出来了，脑震荡，三根肋骨骨折，脾脏破裂，需立即手术切除，身上有多处皮外伤，周恒顺一溜小跑儿办了住院手续，石头儿住了院，当晚就做了手术。手术做完时，天快亮了，周恒顺看着昏睡中的弟弟，眼泪不住地滚下来。石头儿，你还不到十八岁，就遭此横祸，整个人差点儿废了。这一辈子苦不死吗？石头儿最近做的这件事，触到了于家兄弟的痛处，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被迫做了“检查”，向三队社员道了歉。这让他们丢了面子。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向他们的统治和占有方式挑战。石头儿的胆大妄为，让他们恼羞成怒，为了报复石头儿，也为了警告他人—“这就是反对于家的下场”—他们对石头儿下了毒手。这些人真是豺狼之心。共产党天天讲阶级斗争，这不知算是什么“斗争”？周恒顺对程守信说：“石头儿割去脾脏的事，先别和石头儿说，他要问动手术干什么，就说是为了排出淤血。也先不让俺奶奶知道。”当晚，程守信回去给奶奶送信，周恒顺在院里守着。第二天一大早，奶奶坐着小推车，程守信推着，小杏儿在一旁跟着来到了医院，见石头儿还昏睡着，奶奶的眼泪雨点子一样落，小杏儿一边劝奶奶，一边也陪着哭。周恒顺和程守信好劝歹劝，奶奶不哭了，直到下午三、四点钟，石头儿才醒过来。奶奶喂了他几口汤水儿。石头儿才断断续续地说了挨打的经过。他从表叔家回来，走到半路上，忽然从小树林里窜出来三、四个人，有人往他脸上撒了一把石灰面子，石头儿立时什么都看不见了。那几个人也不说话，拽了石头儿就往小树林里拖，到了一个小崖头跟前，几个人对他拳打脚踢，好一阵苦打，石头儿眼疼得睁不开，又寡不敌众，根本没法儿还手，只好两手抱着恼袋，擎（白字，应为‘贝’字旁加一个‘青’字，本书中凡出现‘擎’字的，同此）着他们打，直到石头儿被打得不省人事，几个人跑了。……小杏儿一直在病床前头，陪奶奶坐着，看见活儿，就手脚麻利地做这做那，两只杏仁般的眼睛一会儿看看病床上脸色惨白的石头儿，一会儿看看愁容满面的端阳哥，她自已的脸色也忧郁起来—她从几岁就这样，只要发现端阳哥不高兴，她就会—哪怕正在欢笑—变得不高兴。周恒顺看着小杏儿说：“小杏儿，你拿着这点粮票儿和钱，到外边饭店买碗鸡蛋面条儿，咱让石头儿少吃一点。买几个大包子来，奶奶、表叔和你吃。”小杏儿眼睛一忽闪，向：“你呢,吃什么?”周恒顺说:“你们早晨来不捎了煎饼和咸菜吗?我吃那个.”小杏儿点点头，说：“那我和你吃一样的。”奶奶说：“小杏儿，听端阳哥的，他让你怎么买就怎么买。”周恒顺又说：“买饭以前，你先上冉大哥家去一趟，对大哥—或者嫂子—说说石头儿的事，就说我说的，请他帮忙让弟兄们给我兑获五百块钱。”小杏儿拿了粮票儿和钱去了。奶奶说：“这个妮子从昨晚上就陪着我，小小的人儿，帮大忙儿了。”

石头儿又睡着了，周恒顺说：“奶奶，你找大队，他们怎么说？”奶奶说：“顾青山气得了不得，说‘太不像话了’，要调查处理。我又去找于大牛，他带搭不理，不耐烦，说‘不知什么人打的，大队也没什么好办法儿’。这事儿不好办，脱不了挨了白挨。前年一队外号江疯子的一个社员因为嫌于大牛他老岳收粪定等不公，两人闹了，后来也不明不白挨了一顿苦打，半年多才好了，也没处理。庄里人都明情，就是于家兄弟们指使人打的，可是没敢说的。要不于家兄弟权势这么大？”周恒顺说：“不行，石头儿出了院，我再找大队，不行就一级级朝上找。” 

石头儿一直在打着“吊瓶”，醒一会儿又睡着。过晌午，表叔推着奶奶回了家，奶奶让小杏儿也跟着回去了，临走，周恒顺说：“这回石头出事，小杏儿妹妹可跑腿了。”小杏儿说：“端阳哥，你再说这种话我就恼了。”周恒顺说：“我也不是道情，是说句实话。”小杏儿说：“实话也不许说。”奶奶说：“好，‘实话也不许说’，以后让你端阳哥光扒瞎话哄弄你。”晚上七点多钟，石头儿还睡着，冉大哥来了，周恒顺见了冉大哥，像见了亲人一样，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忙擦擦泪，声带哽咽地说：“大哥，累一天，这么晚了，又让你跑来。”冉大哥说：“正巧今天回来得早，你嫂子和我说了，我就急了。她正做饭，我就出去兑获钱了，凑够了，我回家扒拉两口饭，就过来了。怎么样，咱兄弟伤得挺厉害？”周恒顺说了说石头儿的伤情和治疗，手术的情况，冉大哥问：“是什么人打的，有仇？怎么下手这么狠？”周恒顺说了从分地瓜石头儿惹事儿到石头儿挨打的经过，冉大哥说：“看来是于家兄弟指使人打的，他们一是报复石头儿，二是吓唬别的社员。你们村的干部够狠的。这是他娘的什么世道，他们敢这个干法儿。找大队了吗？”周恒顺说：“找是找了，不过很难弄出结果来。我准备往上找，但是于家兄弟在公社很红。很可能得白吃这个亏了。”冉大哥一瞪眼，说：“那便宜他们了。不行找几个弟兄上你们庄儿去揍那几个坏货。”周恒顺说：“那可不行。那就犯法了。”冉大哥掏出钱递给周恒顺，说：“这钱是你说的那个数儿。你先花着，不够我再弄。弟兄们说了，不用急着还，什么时候有算什么时候，真没有，就算给石头儿兄弟治伤了。”周恒顺说：“实际上用不了这么多，我是有备无患，怕耽误事儿。这都是弟兄们的血汗钱，石头儿出了院，我就把没用了的钱先还给弟兄们，下欠的，我没黑没白地干，抓紧还上。”冉大哥指指周恒顺，说：“你这个周恒顺，又让人喜，又让人烦。我早就听说了，你有什么‘三不欠帐儿’的原则，那得看什么时候。那样慌着还账，不要命了？不慌，什么时候还，还谁，你听我的。”周恒顺说：“好，我听大哥的。”冉大哥走了，周恒顺掂量一下手里的钱，沉甸旬的五百元，对中国的社员来说，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这些“煤黑子”，“叫花子”一样的脚夫兄弟这么短的时间就给凑齐送来了，多么讲哥儿们义气！刚才冉大哥重他周恒顺的“三不欠账儿”，的确是周恒顺上高中时和同学们谈心说起过的决心终生坚持的做人原则，即政治上，经济上，人情上不欠任何人的账儿。反曹孟德之道而行之，宁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周恒顺当脚夫以来一直是这样做的，从不和穷兄弟们抢好活儿，争好位置，好事儿让着别人，难事自已跑前头，弟兄们有难处，他总带头帮忙儿。脚夫弟兄们说，周恒顺这个兄弟年纪虽小，但是心大，仁义。……快半夜了，周恒顺正坐在石头儿病床前打盹儿，石头儿醒了，问：“哥，咱奶奶回去了？”周恒顺说：“过晌午咱守信叔就推着她走了，小杏儿也一块儿回去了。”石头儿用微弱的声音说：“哥，多时不见咱娘了，我想娘了……”说着，泪水从眼角儿中滚出，顺着鬓角淌了下来，周恒顺心里一阵酸痛—孩子不论长多大，遇到难处，总会格外想念自己的亲娘，石头儿遭难了，他想娘了，娘知道了这事，特别是知道了动手术切除了脾脏，该会多么难受。周恒顺恨自已无能，不能保护弟弟，让他免于受苦，恨自己无力改变家人的命运。他拿毛巾擦去石头脸上的眼泪，说：“今天没来得及，我天明就找人捎信儿，让咱娘来。”石头儿说：“我只是这么一说，秋收正忙，过几天再说吧。”周恒顺说：“你忘了，山庄儿收种都比平原地早，不碍事。”第二天，周恒顺托人捎信儿还没捎到，傍晌午，大爷，娘，两个妹妹一起来了。原来是大爷到粮所换麦种，遇见了榆树村的社员，偷偷给他说的。他麦种也不换了，赶紧回家，把家里的一点钱，连整的加零的,划拉划拉全带上，推上小车儿，就赶来了。娘进了病房门，几步走到病床前，就哭了起来，小珍，小玉站在娘身边，也抽抽搭搭地哭。大爷站在后边，眼里冒火，问：“恒顺，大队干部上医院来看石头儿了吗？”周恒顺说：“老百姓打架的事—咱还不是好贫下中农，惊动不了大队干部。”大爷骂道：“这帮王八蛋！他们对这件事，怎么说？”周恒顺说：“大队书记顾青山—他人比较正直，但太老实，主不了事—答应调查处理，于大牛说不好办。你想想他能说好办吗？这事恐怕是他兄弟俩第划的，于二车一个人没这个胆量。他们既是要整治石头儿，也是杀鸡给猴子看，让社员们看看向他们挑战者的下场。”大爷说：“这还了得，难道没王法了？不行，我去找他们。”娘和石头儿正悄声说话，抬头插话道：“你不能去找人家，隔山不说话，人家不会理你的。你找找战友，看能不能找县上领导，给问问这事，反正不能吃这个哑巴亏。”说一阵话，大爷把周恒顺叫到病房外头，掏出带来的钱，说：“家里就这么点钱了，你先装起来，我明天就把猪赶到食品站卖了，把钱拿来。”周恒顺说：“钱够用了，你把这钱带回去，过秋得花钱。大爷，你千万别提前卖猪。大爷，我和石头儿是大人了，不能花你的钱。”大爷急了，说：“我的？拿大爷当外人？快拿着。”周恒顺只好接了钱。当天下午，大爷和小珍，小玉回了酸枣岭，娘留了下来。临走，娘对大爷说：“这事换子还不知道。回去别让她知道石头儿让人打得这么厉害，正秋忙，别让她急着往这里跑了。”大爷说：“除非瞒着她，她只要知道了，就是石头儿让蚂蜂蜇一口，她也会来的，别管她了。”周恒顺说：“对，换子姑娘要来，别拦她，不让她来，她更难受。”

第二天天还不晌午，换子姑娘来了，又黑又亮的，梳着马尾辫的头发被风吹得有点儿乱，黑灿灿的，被太阳晒得发红的脸上满是汗珠儿。一双又黑又亮的黑葡萄一样的眼睛里满是焦灼，进门来两步到了病床跟前，说：“石头儿哥，这是怎么着了？什么人这么坏，还真打人啊？怎么那么丧良心？”说着，就哭了起来。石头儿皱皱眉头，说：“换子，哭什么？不要紧。”换子说：“还说‘不要紧’，俺叔说来，打得可厉害，还动了手术。……把俺大大没疼死，他想一块儿来，来不了，生产队里耩麦子，他得摇耧。他来了，别的劳力就不能干了。”石头儿说：“大秋季，正忙，别让大爷往这跑了。”苦妮儿用脸盆端了水来，拿毛巾让换子洗脸，说：“换子，快洗把脸，一头一脸的汗，脸也晒红了。”换子接过毛巾，有点儿害羞地看周恒顺一眼，说：“今天天不算热，太阳也不十分毒，是急的。”过晌午，苦妮儿催换子回酸枣岭，换子不肯走，说跟她大大说好了，她在这伺候石头儿哥。苦妮儿说：“换子，你不在家，你爹一个人从坡里回来，谁给他做口吃的，再说，你一个小妮子孩儿，在这里也不方便。”换子说：“俺大大什么都会做。自家姊妹，有什么不方便？”苦妮儿说：“我说不方便，就是不方便。说什么我也不让你在这里。你再喝口水，麻利些走，晚了，摸黑儿走路，我不放心。”换子无奈地长舒一口气，说：“石头儿哥，你好好养伤，我走了，过几天再来看你。”石头儿说：“没事儿别一趟趟跑，在家帮大爷多干点活。告诉大爷 ，没大事儿，千万别让他来。”换子恋恋不舍地走了。周恒顺说：“换子这小妮子真不孬。”娘说：“是个好孩子。她爹、她个人就是相中石头儿了，她爹催了好几回了，要给他两人定婚。”周恒顺说：“不够年龄，怎么定婚？”娘说：“不是登记领结婚证，是男女双方两边的老的，主要亲戚在一起，把亲事定下来，一块儿吃个饭，就叫‘定婚’。我寻思跟你奶奶说说，石头儿出了院，忙完了，就把他两人定婚这事儿办了，省得他爷们儿跟个事儿似的。”石头儿说：“娘，这婚不能定。”娘说：“怎么不能定？你不同意？”石头儿说：“不是我不同意。俺哥比我大三岁，还没定婚，我慌着定什么婚？”周恒顺说：“我连对象儿还没有，怎么定婚？你先定就是。”石头儿说：“那肯定不行。”娘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问“端阳，小云还给你来信不？”周恒顺说：“有时候来信。她上大学走，我送她一点钱，她都买成书，给我邮来了。我这几年看的都是她邮给我的书。娘，俺俩只能是同学关系，又有点儿亲戚，别的事是不可能的。”娘说：“娘也知道不可能，就是心里可惜。”周恒顺说：“不可惜，不该是咱的，想都不想。”娘说：“你也不小了，也得另划拉了。农村人找晚了，就不好找了。我看小杏儿上咱这边儿跑得怪勤，石头出这事儿，也靠在这里，跟自家人似的，她心里对你是那个意思。”石头儿说：“小杏儿是这么个意思，俺哥不考虑。”娘问：“端阳，怎么回事，还是忘不了小云？”周恒顺说：“不是那回事，一是现在还没心考虑这件事，再说小杏儿还是个孩子，小孩儿心眼儿。”娘说：“小杏儿也长成大人了，男的大个几岁也不算什么，这么好，这么合适，这么知根知底的姑娘哪里找去？”周恒顺说：“娘，这事以后再说，现在最要紧的是石头儿的事。”

石头儿挂着吊瓶，打着“点滴”又睡着了。娘说：“端阳，花不少钱了吧？”周恒顺说：“入院交了二百元，昨天又交了三百。”娘问：“哪来的钱？”周恒顺说：“我拉脚儿，卖冰棍儿，干杂活儿，一共攒了二百元钱，让冉大哥又给借了五百。钱够用。娘，你不用担心，石头儿出了院，我多拉，快跑，多揽杂活儿，挣了还人家。”娘看看儿子，说：“你看你，又黑又瘦，跟上学的时候比，变了一个人了。”周恒顺说：“风吹日晒，黑点儿，正常，出力，自然会瘦点，瘦点儿好，结实。娘，你不用担心我。人不趁年轻出点力，过些年，想出力也没的出了。”娘说：“孩子，娘看着心疼啊。你也得悠着些。一家人指着你哩。”周恒顺说：“娘，孩子办事有把握着哩，心里有数儿。你尽管放心。”娘说：“你大爷还能再兑获点儿。”周恒顺说：“大爷给我钱，我怕他着急，就接着了。你走再捎回去，我不能花大爷的钱。”

石头儿的伤情只有周恒顺和程守信两人知道。周恒顺也没给娘和大爷说。娘在医院里待了七、八天了，周恒顺催着娘回了酸枣岭。深秋了，天凉了。周恒顺安排小杏儿来给石头儿送饭，他回家找找大队干部，顺便拿石头儿和他的厚衣服。石头儿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病房里另外两个病号的家属出出进进，门没关严，石头儿听见一个大夫对人说：“看见了吗？三号床上住的是榆树村挨打的那个年轻社员，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不知轻重，队里分地瓜，干部捣鬼，他揭发了，那边儿恨他，找了几个人把他打了个半死，肋条断了三根，还把脾脏切除了。出了院，好了，也没法儿干重活儿了，这个人等于是个半残废了。你说，农村这些干部怎么这么大胆，这么有恃无恐，无法无天？”石头一下就懵了，他躺不住了，想爬起来，一个中年护士来送药，见他要起来，说：“周恒和，你不能起来，你肋骨骨折，不能起来，必须卧床静养，让伤处尽快愈合。你哥哥呢？”石头儿说：“他回家拿衣服去了。”护士说：“我对你说，你这个哥哥真是没的比，没白没黑，受大累了。我听说，他是拉排车的，真不容易。你遭的这事，可花了不少钱了。你不好好养伤，你哥受的累，花的钱，不就冤了？你千万别乱动，有什么事，我帮你。”石头说：“谢谢你，大姨。我问问你，我都伤哪里了？怎么花这么多钱？”护士说：“你真是个小糊涂虫，还不知道受的什么伤。我给你说，你刚入院时很危险，多处皮外伤，脑震荡，三根肋骨骨折，脾脏破裂。那些打人的真够狠的。也不知道你小小孩儿怎么和人结那么大仇。脑震荡，打了针，慢慢就好了，休息得好，应该不会留下后遗症；肋骨得慢慢愈合，不过你年轻，正发育，恢复得快，以后也没事。最麻烦的事，脾脏破了，切除了 ……”石头儿急了，说：“那可坏了，怎么还切了一个脏器？脾脏是什么？干什么用的？切了，我就成废人了？”护士说：“脾脏是个淋巴器官，也是血库，切了当然不好，不过不是致命的伤害。但是，你今后最好不干重体力活儿。”石头儿问：“我以后不能干庄稼地里的活儿了？”护士说：“只能干些轻来轻去的活儿了。不过，你也别伤心，让生产队里给安排点轻活儿干就是了。现在先别想那些事儿。好好配合医生，护士，把伤养好，出院以后，慢慢恢复，知道了吗？”石头说：“知道了，谢谢你，大姨。”护士说完了，走了。石头儿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眼泪不知不觉流了出来。完了，这下全完了，这辈子全完了。哭着喊着从酸枣岭回来，本来打算孝顺奶奶，给哥哥当臂膀，不被人欺负，没想到，倒给哥哥惹这么大麻烦，不但帮不上忙了，还成了老的的心病，家庭的累赘。还有换子，……她爷俩儿还催着定亲，身体这样了，还定什么“亲”？让换子和一个“棺材瓤子”过一辈子，那不是坑人吗？不行，得跟换子，还有她父亲说开了，定亲的事，从此不提了，让换子另找合适的吧。太阳往西沉了，病房里暗了下来，小杏儿送了饭来，伺候着石头儿吃饭，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吃几口，就不吃了，还愁得了不得的样子。石头儿吃完了，小杏儿收拾了，说：“石头儿哥，我走了，兴许路上还迎着端阳哥了呢。”

小杏儿回村的路上，没遇见“端阳哥”，他回到家，给奶奶说说石头儿伤情好转的情形，请奶奶放心，带上煎饼，咸菜和厚衣服，就离开了家，他要顺路去找一下大队干部。到了大队，顾青山和陈会计都挺客气，顾青山说：“端阳来了，石头儿怎样？问题不大吧？说上医院去看看他，三秋大忙，还没迭地过去。”于大牛冷冷地看看周恒顺，大模大样地问：“石头儿小小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大事儿的，是不是？”周恒顺说：“那是啊，除了死都不算大难。他肋骨断了三根，脾脏切除了，人成半残废了，他才十七岁，人就这样毁了。青山爷爷，你们当领导的，可得为他做主啊。怎么样，这事过去了半个多月了，大队里调查有眉目了吗？”顾青山脸寒寒的，咕嘟着嘴，说：“已经交待大队治保主任了，让他察听察听，在社员大会上也讲了，让大家提供线索，到这也没回音儿。”于大牛说：“这个事儿很复杂，急不得，心急喝不了热粘粥。没什么线索，也不知从哪里着手查。”周恒顺说:“怎么没线索？前些天，因为三队分地瓜有人搞鬼，石头儿给指出来，得罪了人，没出几天，就出了这件事。这里头的因果关系不是很清楚吗？这不就是线索吗？想调查清楚并不难，关键是想查不想查。”于大牛瞪大了牛蛋眼，说：“端阳，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按你这个说法儿，是三队的干部指使人打伤了石头儿？你说话可要负责任。你不想想，分地瓜那点事儿还算事？不就是保管员粗心大意吗？三队队长至于为这打自己的社员？不可能。还有，石头儿和你不一样，他不是省油的灯，谁知道他得罪什么人了？”周恒顺说：“你这话我不赞成。谁说石头儿不省事儿？他见事不公，提点意见，就是不省事儿？平日里他也没跟人打过架，闹过乱儿，也没得罪什么人。对他这回挨打，村里社员都心知肚明。就你现在这个态度，甭想查出结果来。”于大牛蛮横地说：“周恒顺你说话注意点。我就这个态度。谁有本事，让他查，查出来，是他有能耐，我于大牛朝他伸大拇指。要是有影没影儿地乱讲一气，别怪我不客气。”周恒顺气得要命，嘴唇哆嗦，说不出话。顾青山说：“端阳，你别着急。沉住气，先把石头儿的伤治好 了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队还继续查。一时查不出来，也没关系。很快就要搞‘四清’了，工作队进了村，发动群众，清查账目，排查问题，干坏事的，都跑不了，到那时候，石头儿这事肯定要翻拾，恒顺，你反正知道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确实太气人了。怎么能这样祸害人，这不和旧社会的黑道儿一个办法儿吗？”周恒顺见顾青山说这段话时，于大牛脸色十分难看，知道这事一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再说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腊，就离开大队部，急匆匆赶回煤矿医院。他想，石头儿问起这事，就对他说，大队态度还可以，答应一定要处理，正在调查，免得他生气，影响恢复。……病床上的石头儿也想好了，事是自己惹的，祸是自己闯的，自己要能惹能撑，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也不能成为哥哥的累赘，哥哥不给他说实际伤情，是怕他难受，自己也就装不知道算了，哥哥够难的了，不给他添堵了。周恒顺回到病房，来到病床前，石头儿装作刚睡醒的样子，说：“哥，你回来了？小杏儿送饭来我吃了，她走了。你路上没迎着她？”周恒顺说：“没迎着，我去大队来。”石头儿问：“大队怎么说？”周恒顺说：“大队答应一定调查处理，一时破不了案，搞‘四清’时也会查清，我们等着就是。”石头儿又问：“咱奶奶没事儿吧？”周恒顺说：“奶奶没事儿，你放心吧。她老人家这辈子经的事儿多，撑折腾.天不早了，我倒点水你喝了，快睡吧。”石头儿说：“哥，你也累了，也歇歇吧。”

石头儿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出院回了家，因为身体虚弱，周恒顺没让他上队里去干活儿—哪怕是轻活儿，就让他在家帮奶奶晒晒粮食，剥剥玉米粒儿，喂鸡，喂猪。石头儿出院的第二天，周恒顺就又出去拉脚儿了。每天起早贪黑，两头儿顶着星星，月亮，紧跑慢跑，来回不空载，没货拉，就装煤送煤。瞅机会，揽杂话儿干，包括给食品公司押猪车。他得把耽误了一个月少挣的钱补回来，还得额外多挣，他要抓紧还上冉大哥和脚夫弟兄们的钱。他天天回来得很晚，奶奶做好了饭等着他，还牵动着小杏儿的心，一晚上往庄头儿跑几趟。老远听见周恒顺的脚步声，瞅见他的身影儿，小杏儿就喊：“端阳哥”，周恒顺听见了，心头一热，常说：“小杏儿，说过多少回了，不用来迎我。我一个大小伙子，走夜路习惯了，没事儿。你这样等我，我挺不安的。”小杏儿说：“你又来了。人家就是不放心嘛。看不见你回来，我在家也躺不住，躺下了也睡不着，还不如见到你回来了，睡觉也踏实，一觉到天亮好呢。”……周恒顺回到家，洗把手就吃饭，狼吞虎咽地吃了饭，他就在院子里洗头洗脸洗身上，洗完了，换身干净衣服，就把油灯拨亮些，拿出正看的书籍和读书笔记本子，还有“日记”本儿，开始他的例行“功课”，读书，记笔记，写“日记”，这时，他就成了一个读书人。牟洪云按他的要求用他给的钱和自己的钱为他搜购大量哲学，中外历史，文学方面书籍，还寄来了《辞海》，《辞源》一类工具书，他像一个大学生甚至一个学者一样苦读钻研。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有什么“用”，因为在社会上，他甚至连一个教小学一、二年级的代课老师都当不上，但他依然乐此不疲，欲罢不能。十二年半的“寒窗”生涯不忍白废，学会了求知，思考的脑子不甘心锈蚀掉，有关人类社会真谛的追寻和求索让他像一个热衷于探胜的人一样攀登不止，跋涉不辍。而且，这种思维活动还是一种友情的栖息地，每当他看书学习或者写着自己的心得和感悟的时候，他总会觉得周恒刚和牟洪云两位挚友在看着他，他会想，不知周恒刚对这个问题怎样看，当然更多的还是他在和牟洪云做心灵的沟通，因为有不少书是牟洪云先睹为快后寄来的，书里留有牟洪云看书时勾勾划划，圈圈点点的痕迹，有她顺手写的体会或感叹，周恒顺甚至能感觉出她留在书上的独特的气味儿。这算是也仍然保持着的和两位中学时的朋友特别是和牟洪云之间感情上的联系，是他拼命把自己系在岸上，使自己免致沉沦于委琐卑贱，浑浑噩噩的生活泥潭的精神寄托。…刚开始，奶奶见他拉一天车回来，还看那么大会子书，十分心疼，劝他别看了，早点睡觉，后来，奶奶想到孙子说过，“书是他的命”，而且这些书多半是小云从济南邮来的，他看这些书，心里会好受些，就不再管他，只是临睡前不忘提醒他：“小儿，别看书太晚了，明天还得早起。”周恒顺总是说：“奶奶，我有数儿。”然后进里间屋，冬天给奶奶盖盖被子，夏天为奶奶掖好蚊帐，把灯吹灭，再回到外间屋方桌边，继续他精神田园上的耕耘。夜深沉，残灯如豆，白日是脚夫，晚上是“书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恒顺过的就是这种“两面人”的生活。在榆树村，甚至在无数个乡村中，他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孤单的，孤独的，因为他白天做的，泯然于芸芸众生之中，而夜间想的，他不会也不可能向任何人说，没有人听他说，谁也不会对那些东西有任何兴趣，但他却因为自己遨游于古往今来，五洲四海，与那些志士仁人，贤哲豪杰们神交而感到精神上的自得甚至满足，这也是支撑他度过艰辛的屈辱的，暗淡的，看不到一丝亮色的“另册”岁月的无形的力量。……
     石头出院一个多月了，这天天格外蓝，太阳特别亮，秋风刮得金黄色的树叶儿“刷拉拉”响，像在唱歌。酸枣岭的换子姑娘一个人背着山上出的，自家开荒地种的石榴，核桃，柿子，山楂，花生儿，兴冲冲地来榆树村看“石头儿哥”，跑得喘呵呵的，小脸儿红扑扑的。她来到周家，奶奶十分高兴，但是石头儿哥却和原先不一样了，见了她，板着脸，冷冰冰的，几句话就把换子惹哭了，奶奶骂石头儿是个愣小子，说：“换子，你别搭理他，他欺负你，奶奶收拾他。”正巧儿小杏儿来了，说：“换子姐，石头儿哥惹你了？走，咱躲了他，奶奶糊涂面子不多了，咱两人去推碾，啦啦呱儿。”两个姑娘端了玉米，来到碾上，推碾轧玉米面儿。杏儿又推又扫，换子抱了碾棍推，小杏儿说：“石头儿哥不是对你好得了不得吗？今天怎么惹着你了？”换子说:“俺爹早就催着把俺两个人的事定下来—就是定亲。原先他总说‘再等等’，今天他突然说了一句，‘定什么亲？我这样儿了，还定什么亲’？我就恼了，不知怎么就哭了，我平常不好哭，可是，他惹我，我就好哭。”换子不好意思地朝小杏儿笑笑，小杏儿说：“兴许是他让人家不明不白打这么一顿，住院花了不少钱，出了院一时半时不能上生产队挣工分儿，他心里烦。”换子说：“谁知道他？兴许是吧？别光说我，你和端阳哥怎么还不定亲？”小杏儿被换子说了个大红脸，笑了，说：“你这个妮子。俺和端阳哥跟你两人不一样。俺两家是邻居，俺家是外来户，这边奶奶和大娘心眼儿好，端阳哥人好，挺帮俺家的，两家走得很近。”换子说：“我还寻思你和端阳哥……石头儿哥说过，端阳哥还没定亲，他不愿意定到哥哥前头。”小杏儿说：“端阳哥一直把我当小妹妹，他上中学的时候，有个女同学—也是亲戚—对他挺好，人家那闺女考上大学了，端阳哥说什么也不和那闺女好了，可是他,心里难受，他对我……看样子没往那方面儿想过。”换子问：“你今年多大了？比端阳哥小几岁？”小杏儿说：“咱两人同岁，我生日比你还小哩—我是腊月里生人，比端阳哥小五岁。”换子说：“农村特别是山庄儿，老的怕孩子找不上媳妇儿，毛毛儿地划拉一个，毛毛儿地就定亲，怕抢不着了似的。像端阳哥这个年龄的，俺那里多数儿都定亲了—除非穷得‘丁当’响，找不着的。”小杏儿说：“端阳哥是有学问的人，他和他那个同学明面儿是散了，可是两个人心里都还有对方。”换子说：“‘有’也成不了，你见过有女大学生嫁个社员的？他两人是成不了了。如果他们彻底散利索了，你呢？你心里怎么想的？没想过跟端阳哥的事儿，他对你这么好？”小杏儿脸又红了一阵，说：“我啊？我觉得自已还小，待二年，大了，再说—我听端阳哥的，他让我乍着我就乍着。”换子说：“还他‘让我乍着就乍着’，你真有意思，他早晚让你当他的媳妇儿。你俩要成了多好。咱俩轧妯娌，准闹不了架。”小杏儿说：“你个妮子，想得还真长远哩。”换子说：“俺说的是心里话。怎么，你不愿意？”两个姑娘推呀，说呀，轧成的玉米面儿金晃晃的，在碾盘边儿上堆成了蜿蜒的小山儿，两人一边干活儿，一边啦心里呱儿，换子把气恼和委屈也给忘了，小杏儿被换子戳开了心底的秘密，心里有些麻麻乱乱的。

这天下午，周恒顺比平日里回来得早，奶奶说：“换子来了，和石头儿闹别扭了，这会儿，两个人在南边一块地里井台子上坐着说话哩，一大会子了，你去喊他们回来吃饭。”周恒顺就去了，离井台子还有几十米远，月光下，周恒顺看见石头儿和换子坐在井台子上，他听见石头儿说：“反正我拿定主意了，我身体这样儿了，成废人一个了，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孩子，说什么我也不能坑你。大爷拉扒你不客易，……你回去对大爷说，咱两个的事儿，打这往后不提了。”换子说：“你说得轻巧！你说‘不提’就割根儿‘不提’了？就是俺爹想不愿意了，我也非愿意不可。你身体不好，我更得来帮你，伺候你。”石头儿说：“换子，你别傻了，你跟我会苦一辈子，穷一辈子，你图什么？”换子说：“‘图什么’？图你！我跟你说，就是拉着扒棍子要饭，我也不会变心。你也别想把我拨拉开就算完。”周恒顺惊呆了，原来石头儿这小子知道了自己的伤情，这么长时间，他居然不动声色，他居然因为自己身体出了问题，要和换子断掉原先的关系，这小子真有种；而换子这女孩子面对灾变竟如此执着，如此刚烈，周恒顺眼睛湿润了，他恨自己没本事，没保护好弟弟，让弟弟和他的恋人陷在这种悲惨的苦境之中，……他又站了片刻，听不见他们两人说话了，才喊道：“石头儿，饭做好了，叫着换子回来吃饭。”  

第二天早饭后，换子回酸枣岭，石头儿去送她，过了一大会子，石头儿才回来，奶奶见他眼有点红，问：“怎么，舍不得让换子走？还哭了？”石头儿说：“哪里哭来？是刮了一阵旋风，迷眼了。”奶奶说：“眼里进去砂粒儿了？来，我给你吹吹。”石头儿说：“不用了，好了。”换子回到酸枣岭，没回自己家，就先去了苦妮儿婶子家，对她说了。苦妮儿听说石头儿伤得那么厉害，难受得哭了好几场，郭有江恨得咬牙切齿，发狠要到榆树村找于家兄弟算账。苦妮儿说：“石头儿伤脾的事，还瞒着他奶奶，就怕你去一闹轰，什么事都露出来了。再说，你跟人家也闹不着，人家也不会理你呀。”郭有江说：“不行就让石头儿再回来吧，待几年和换子结了婚，两家合一起过。”苦妮儿说：“那倒是个好办法儿。可是，石头儿很犟，他肯回来吗？慢慢再说吧。”

换子走后后第二天晚上，周恒顺分别找了顾青山和于大牛。顾青山看上去很犯难，犯愁，还是说等“四清”工作组进村再解决。周恒顺说：“青山爷爷，大队真不给解失，我到公社去反映反映，行不行？”顾青山说：“怎么不行？去吧。不过，公社是石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要找就找他。石书记的态度我了解。你找他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于大牛在自己家里比在大队部当着顾青山的面还要蛮横，见到周恒顺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就十分不耐烦，说：“还是石头儿那点儿事？三天两头儿地找，往大队跑，往家里来，跑得路上不长草了。不是说的让你们等着吗？”周恒顺说：“石头儿凭着一个活蹦乱跳的棒小伙子，让人打成一个废人。放到谁身上，也受不了。我们能不着急吗？”于大牛说：“事已经出了，着急有什么用？没点儿用。叫你等，你们就等。大队的工作多得很，也不是光你们家这一付子事儿。”周恒顺说：“大队真不管了，我们上公社去找。”于大牛听了这话，更来了气，瞪大了牛蛋眼，冷笑道：“怎么，要越级上告啊？那好啊，太好了，去吧，把我们告倒了，算你有本事。跟你说，这些老爷们儿不怕。”周恒顺说：“大牛叔，我不是那个意思。”于大牛说：“那你什么意思？去告吧，以后有事就别找大队了。特别是别找我了。好了，就到这里吧，我累了。”周恒顺从于大牛家出来，心想，既然已经把话挑明了，明天就去找公社。第二天上午，周恒顺到公社供销社装好车，天就晌午了，好歹吃点东西。过午到了上班时间，他直奔公社院儿，径直去了书记办公室。在榆树村当过工作队的石副书记已经升任公社党委“一把手”，听见有人进门，石书记没有抬头，仍在看文件，一边说：“快说，有什么事，我正忙着呢。”周恒顺说：“我叫周恒顺，我弟弟叫周恒和。我们是榆树村的社员。我来反映我弟弟挨打的事，要求公社解决。”石书记这才抬起头，冷冷地看周恒顺一眼，说：“噢，周恒顺，你是那个判了刑的程兆运的重外甥，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乡务农的。说吧，什么事？”周恒顺被这位石书记冷森森的眼光看得身上发毛，他从石书记的注视和刚才几句话里，感受到书记对他们这种人近乎本能的拒斥，歧视和厌弃，这让他感到冷彻心扉，他想起了顾青山的话，后悔自已来找这位书记。但是，既然来了，就说说吧。周恒顺说了起来，越说越激动，他觉得自己像在完成一篇有理有据，逻辑严密，感情真挚，富有感染力，说服力的声讨文章，但石书记听完了，却似乎未受到“感染”，更未被“说服”，他还是用冷森森的，让人发毛的眼光看着周恒顺，用刀子割玻璃那种瘮人的声音，拖着长腔说：“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你不愧是高中生，表达能力很强，不像公社有些干部—更别说大队干部了—说半天听不出个所以然，满碗糊涂没个豆儿—我扯远了—你的话，概括说，就是，你弟弟反映了生产队干部分地瓜中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他被人打了，是生产队干部打击报复，指使人打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周恒顺回答说是这个意思，石书记冷冷地说：“你这个意思，我不能接受。你仅凭想像不行，要有证据。分地瓜中的问题和你弟弟挨打之间，可能存在联系,也可能是各自孤立的，互不相干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这要等调查清楚才能下结论。”周恒顺说：“我现在就是要求公社领导给调查处理。”石书记说：“那还得找本大队 。问题还是要依靠大队解决。你不信任大队党支部怎么行呢？公社党委对榆树村大队党支部是高度信任，全力支持的。支部书记顾青山同志年长些，工作锐气差些，但原则性强；副支书于大牛同志根正苗红，工作积极，斗争精神强，阶级觉悟高，支部的工作，大队的工作主要是他在抓。要依靠他们。另外，我听说，你回村以后，没在队里参加集体劳动，出去跑运输，搞自发了。”周恒顺说：“我出去跑远输，给生产队增加收入，是大队生产队批准的，不能算‘自发’。”石书记不耐烦地说：“好，不算就不算吧。但是，我郑重地提醒你，一定要尊重和服从大队党支部的领导，有问题找他们解决。不要动不动上公社跑。你很有活动能力，你兄弟这件事，县里也来电话了。”周恒顺说：“我没找过县领寻。”一边心里想，一定是大爷去县里找了，石书记说：“那就不说了。你弟弟的事，我会责成顾青山同志他们调查处理。一时调查不出结果，就等‘四清’中再查。好，你回去吧。”周恒顺走出石书记办公室，走出公社院儿，天晚了，不能送货了，他把车放好，慢吞吞地往家走。天上不知什么时候被黑云盖严了，凉飕飕的秋风刮得树上的黄叶刷啦啦响，黑老鸹不安地飞来飞去，相互追逐着，不时发出凄凉的啼声。一阵凉风刮来，周恒顺打了个“激灵”，他觉得从头凉到脚，最主要的，是心凉透了。于大牛凶巴巴的眼光，石书记冷森森的眼光，不停地在他面前变换交替，他身上发毛，他觉得对于他们兄弟两人来说，经过于大牛，再到石书记，他们的天彻底阴合了，不会有光明了。他恍然觉得他和石头儿被很多人围了起来，大家对他俩指指点点，人人眼光都像于大牛和石书记一样凶巴巴的，冷森森的，同情他们的人都低垂着脑袋，不肯正视他们。他觉得他们落入了冰窖里，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一种强烈的无助，无奈和无力感充溢了全身，让他难于呼吸。石头儿一辈子完了，石头儿和换子两人的幸福前景也完了，看样子，他为石头儿讨个公道，要个“说法儿”的愿望也要落空了。从今往后，人们会更加觉得他兄弟们好欺负了，天地之大，却没有他们兄弟可以说话讲理的地方，这种时候，周恒顺往往会想起“另册”，想到他弟兄们身籍“另册”，他们怎么还指望什么公道呢？顾青山和石书记都说让他们等“四清”运动，“四清”又会怎么样呢？周恒顺心灰意冷，不敢抱什么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