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二部38、39、40

38

周恒顺从县城回家的路上，牟洪云的身影一直在他眼前挥之不去。想到她高考过后这段时间里两次摔伤都是因为他，觉得是自己害了她，让这个本来生活中充满阳光，和多数同龄人相比，像是在天堂里一样的女孩儿，陷入痛苦异常的境地。牟洪云对他的爱，真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但是正像她梦中所见，他周恒顺是个被无情地抛进激流而无人施救的溺水者，两个相爱的人，一个在水中，一个在岸上，溺水者只能听天由命，漂流，沉浮，而绝不能把岸上人拖入水中，这就算是他对她的回报了。回到家，奶奶问：“小儿，小云的腿摔得怎样？”周恒顺说：“她一不小心把上次摔伤的地方又摔折了，又重新接上，打了石膏，她没法儿去大学报到，得明年另考了。”奶奶说：“这么好个闺女，连二奔三地摊事儿。小儿，你俩的事儿？”周恒顺说：“我跟她说了，俺俩没什么事儿了，就是同学，表兄妹。”奶奶叹了口气，说：“没事儿就没事儿吧，咱这个样儿，确实担不起人家孩子。”周恒顺说：“奶奶，咱以后不说她了。”奶奶看一眼孙子，一愣神儿，说：“好，以后咱不念叨她。”

这天傍晚，大认支书顾青山戴着草帽儿，穿一身汗迹斑斑的衣裳，肩上扛着锄头，站在周家门外大楸树下边，一边摘下草帽儿当扇子扇风，一边喊：“端阳，你出来，我问你个事儿。”周恒顺赶紧跑了出去，说：“青山爷爷，家里坐吧。”顾青山说：“屋里热，不家去了。哪天天凉快，下雨阴天的，再来看你奶奶。端阳，我问你，今年没考上学，什么打算？明年还考不？”周恒顺说：“明年不考了，就在家当社员了。爷爷，往后你多指教。”顾青山说：“我一直说，端阳是个本份孩子。上了那么些年学，罪没少受，临了，没考出去，可惜了。不考就不考吧。有文化，有知识，在农村一样有用武之地。”周恒顺心想，一时没看出来，哪里是“用武之地”。顾青山又说：“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咱村小学里有个老师长了肝炎—都是叫饥荒闹的，也不知哪来这么多肝炎—没法儿教书了，回家养病去了。养好了，还不知哪朝哪年，养不好，还不知怎么着呢。公社通知，让咱大队在回乡中学生里，找个民办教师。我寻思着让你干。我知道，凭你一肚子学问，教小学还耽着劲。身份不变，还是咱大队的社员。队里记工分，标本生产队同等男劳力的平均数儿，县教育局一个月给五元钱。也就是够出去开会，学习，买点么儿吃，买个本子什么的—比当大把抓的社员强那么一韭菜叶子。我寻思着，头一条儿，你能把孩子们教好了，二一条，你上了初中上高中，一肚子两肋插的学问，天天砸坷垃，慢慢地，学问都给颠打没了，可惜了。怎么样，端阳，愿意干不？”周恒顺很感动，赶紧说：“爷爷，大队让我干，是对我的信任，我没意见。可是我有点儿担心，村里会不会有人争着干？我听说，大队小队有轻快活儿，能抢掉了帽子。我干得上吗？”顾青山说：“这是找人教咱本大队的孩子，不是闹着玩儿。得真有两下子，没有金钢钻，他谁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儿。这可不是有毛儿不算秃，剜到篮子里就是菜的事儿。我在支部儿里提出来，问题不大。”周恒顺把顾青山送走，回家来，奶奶问：“你青山爷爷找你什么事儿？”周恒顺说：“他想让我当民办老师。”小杏儿正好来了，听到这话，高兴地说：“端阳哥，真事儿的？太好了，俺端阳哥当老师了。”周恒顺说：“杏儿，别在外头说，连叔、婶儿也先别说。八字还没一撇儿呢。人家大队党支部得研究，还得报公社批。”小杏儿说：“还那么多啰嗦事儿？顾青山不是大队书记，村里最大的官儿吗？”奶奶说：“他是书记不假，可是一些事儿他说了不算。他人太唯诺，拧不过于大牛。”

 

    当天晚上，周恒顺把煤油灯芯儿拨得小些，拿出书来看。可是一时看不进去。顾青山跟他说的事儿，让他有点儿受宠若惊。有那么一瞬间，他十分激动，彷佛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老书记，老党员，老贫农就在自己眼前。他想，这是党组织向他伸出渔暖的手，要对他关怀，培养，自己像一个孤苦的孩子，在感受着伟大的党和贫下中农给他的温暖和照拂。他暗自想，不能因为中学阶段自己受到的挫折而对党组织有怨气，更不能离心离德。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国家得到统一，独立，领导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已不能沉溺于个人得失，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一直在贫困中煎熬的穷孩子，怎么会成了“小资产阶级”，怎么就有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过是领导和老师这样讲，久而久之，他也就觉得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勿需求证的，真真切切的自己就成了“小资产阶级”，就具备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且要不断地，持之以恒地加以改造），要投身到贫下中农之中，投身到火热的斗争—这会儿，激动中的周恒顺有点忘乎所以，脑子里浮现出领导讲话，报纸社论常喊的口号，不知道怎样“投身火热的斗争”，“斗争”什么，和谁“斗争”—之中，要像毛主席要求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像刘主席要求的，做“党的驯服工具”，社会主义大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你为高考落榜而丧魂失魄，说明你只为自己着想，是患得患失，要从此下决心扎根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党组织要重用你，让你当民办教师，你不能辜负党的信任和重托，尽管“八字还没一撇儿”，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兢兢业业，从头学起，认真备课，把孩子们教好，即便是调皮捣蛋的孩子，也不嫌弃他，也不让他掉队，因为他们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周恒顺这样想着，他就端着灯，扒翻着找初中一年级的《算术》，高中一年级的《汉语》，他觉得这是他教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应该学习和准备的。奶奶被他乱醒了，说：“小儿，别扒翻了，天不早了，睡觉吧。”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小杏儿急匆匆地过来，对周恒顺说：“端阳哥，早晨下坡，孙志春喊住我向我吹，说他就要上小学当老师了。怎么成了他了？顾书记说话不算话吗？”周恒顺头皮“噌”地一声，意识到他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奶奶说：“孙志春就是孙二旺，于大牛的二小舅子 考了好几年，好歹才上了个初中，去年才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家来不到半午，就当上了大队团支书。从小儿调皮捣蛋，到这还像长不大的似的，天天滑滑溜溜，到处里打转趟锣，有当民办老师这种事儿，他还不抢？”小杏儿焦急地说:“端阳哥这个老师又当不上了？那可怎么办啊？凭什么他们放着高中生不用，用初中生？”周恒顺说：“等等看吧，着急也没有用。”他分明感到，这事儿又“黄”了，下学后头一个改善个人处境的机会跑掉了。……对这事，不但周恒烦太天真了，就连大队书记顾青山也想得太简单了，太乐观了，太自信了。他本来认为让一个公认学问好的高中毕业生当民办教师，是理所当然，没二话的事，没想到在支部会上出了叉子。本村小学那个老师刚查出肝炎来，于大牛就把民办老师的位子许给了他老婆的弟弟，回乡初中生，大队团支书孙志春，顾青山和于大牛在支部会上,提出了不同的人选，争执激烈，互不相让。顾青山觉得自己的理由很充分，很正确，很有说服力，让一个学问好的人当老师，保证把社员的孩子教好了，这是顶要紧的，这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把小孩儿的学习耽误了，是一辈子的事。于大牛对此嗤之以鼻，他说：“别说得那么邪乎，别拿大‘妈妈（乳房）’吓唬小胆儿的，说那么悬乎干什么？不就是教个一、二年级吗？认字，识数儿的人都能教。我就不信志春教不了。”顾青山说：“教书这个事，可不简单。都是教，教好教孬里头，可是差老鼻子事儿哩。我听人家说，当老师的，要给学生一碗水，他自已得有一桶水。志春他有这个本事吗？他从三中刚回来没几天，你说叫他当团支书，我同意了，你看他天天扔球儿甩蛋儿的，扑不下身子干点正事儿，庄稼地里见不着他的影儿，听说还喜欢招惹小妮子，社员们反映很不好。咱现在再让他当民办老师，好事儿都成他的了。社员们非指着脊梁骨骂人不可。”于大牛听了这话更来气了：“别听那些人嚼舌根子。依着听那些嚷嚷没完。听兔子叫还能不种豆子了？当团支书要搞宣传，出黑板报，开展文体活动，开团员、青年会，得准备材料，志春干的事儿可不少。再说，就算他有些差差点点，他可是家里三辈贫农，那叫根正苗红，咱反正不能放着好贫农的后代不用，去用一个反革命的儿子吧？周恒顺下学没三天，就上小学当老师，社员就没意见？都说他书念得好，谁见来？念得好怎么没考上大学？他是政治条件不够格儿。国家招大学生，都不要他，回了大队，咱倒让他当老师，那咱是什么立场？我听公社石书记说，咱从程兆运家搜出来的那张纸上，写的什么‘湿（诗）’呀‘干’呀的，可反动了。一中卢正人—就是江家老地主婆娘家侄子，土改来交江家浮财，后来又检举他姑父江繁祺的—还专门找我了解情况了呢。那就是周恒顺小子给程兆运抄的。让他当老师，他要是放毒，搞反动宣传，咱可有责任。像他这样的，就得把他摁到垧沟里，低着头干活儿，什么累活儿，脏活儿，给他排得满满的，见天累他个臭死，他就没心思想曲曲弯弯的事儿了。让他老实地改造思想，好活儿，轻活儿，不能让他沾边儿，要不然，他非翘尾巴，挓挲翅儿不可。就是不能让他翘尾巴，挓挲翅儿！这样才能证明咱们大队党支部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的战斗堡垒，我坚持我的意见，反对让周家孩子当民办老师.”顾青山明明觉得自己正确,但是,经过于大牛一阵强词夺理,唇枪舌剑,而且句句紧紧地围绕着党的立场,路线,说这一通,倒弄得他张口结舌,好像没理了,只是说:“大牛，你反对周恒顺当民办老师是可以的，可是别胡乱说别的，什么‘放毒’，‘反动宣传’，‘翘尾巴’，‘挓挲翅儿’，你都胡扯了些什么？周恒顺不过是个十八、九岁的孩子，再怎么说，也是团结对象，何必糟践人家，往泥里踩人家？”于大牛不耐烦地说：“要团结你去团结他，我反正看见他就够了。怎么办？咱就让志春干？”顾青山说：“我还是不赞成让孙志春干，我怕他把小孩儿教瞎了。大牛，别犟了，让周恒顺干吧，我敢打睹儿，他一准能干好了。”于大牛说：“看样子咱们谁也不肯退一步，干脆两个人都报，让公社批去，公社批准谁就让谁干。”顾青山无奈何只好同意于大牛这个邪性办法儿，两个人拿着填了两个名字的“民办教师报批表”去公社找石书记。石书记听他们说了两人争执不下的情况，石书记表态说：“选拔民办教师那也得是政治标准第一。这个周恒顺功课好，政治条件不合格，他不是程兆运的外甥吗？这样的人，学问再大，文化水平再高，也不能用。孙志春不是你们大队的团支书吗？我见过，小伙儿蛮机灵的嘛。贫下中农子弟，就得用这样儿的。一时教不好，没关系，边干边学，慢熳提高嘛。我出来干革命的时候，瞎字不识，一脑袋高梁花子，这不一样当公社书记？民办老师总不至于比公社书记还难当吧。我跟公社中心校校长说一下， 让他们重点帮帮他。不会有大问题。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让孙志春当民办教师，大队团支书仍然兼着，反正在一个村子里，也方便。当然了，我听说这个孙志春是大牛同志的亲戚，难免有人说闲话，说就让他们说吧，我们做任何事情，想让大家百分之百地拥护是不可能的，也不用前怕狼后怕虎的。‘亲不亲，阶级分’，古人还提倡‘举贤不避亲’哩。”于大牛两只牛蛋眼直钩钩地看着石书记，眼光里满是佩服和感激，心想领导就是领导，分析问题一针见血，难怪人家说一级有一级的水平。他对石书记佩服得五体投地，还从心里感激石书记，遇事总是倾向他，支持他。顾青山越听心里越凉，从头顶凉到了脚后跟，两只手抱着头，眼瞅着地面，暗想，这当领导的到底是迷了那一窍了，那个孙志春在村里人眼里就是个二流子，让于大牛和石书记这么圈儿弯儿地一说，倒成了榆树村的“贤”人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但是，顾青山是入党多年的老同志，没什么文化，说不出多少大道理，而且，受“党性”的约束，他不能也不敢跟领导反犟，只能表示同意公社党委领导的指示。就这样，他们从公社回来，就宣布让孙志春在本大队小学担任民办老师。社员们特别是家里有小孩儿正在上一、二年级的，议论纷纷，说放着学问好的不用，偏用一个“二百五”，一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货，孩子让这样的老师教，算是白搭了。这简直是胡闹了。可是，庄户人又有谁是敢“站着尿”的？他们从祖辈儿传下来的处世哲学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是官清过民”，“县官不如现管”，谁也不敢给当官儿的“顶牛儿”，“过不去”，怕被“穿小鞋儿”，给掐亏吃。他们当然怕孩子给耽误了，但是谁也不肯挺身而出去找大队干部提意见，而是劝自己，天塌下来砸众人，一人打虎，众人吃肉，咱可不充能，也不是光咱个人有孩子上学，人家都不闹，咱充什么尿得高的？ 而且他们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提也是白提，到时候儿，人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人也让咱得罪了—于大牛兄弟俩，还有孙家，一得罪一大片，说不定孩子在学校里还会受气哩，你说冤不冤？当上官儿的于大牛对老百姓的脾气摸得透透的，他说不怕兔子叫唤，他照样“种豆子”，是因为他知道这些“兔子”只敢在私下里跟知近的人对着耳朵瞎嘁喳，或者在自家被窝儿里跟自已孩子的娘囔囔两句，长长地叹几口气，背地里骂两句算完，他们不敢大声大气，明目张胆地“叫唤”。就这样，大队团支书孙志春又人五人六地当上了本村小学的民办老师。很快就传出了他的不少笑话，他连汉语拼音都不会，常把汉语拼音跟英文字母弄混了。有个学生看《三国演义》连环画，上面文字说明有一句“刘备乃帝室之胄”，学生问“胄”字读什么音，他看了看，说“念‘胃’”,那个学生说,老师,这个字上边不是个“田”字，上边露了头儿，成了个“由”字了，还念“胃”啊？他不耐烦地说：“你别看它露了头，露了头儿还念‘胃’，是古字不一样的写法儿。你小小的孩儿家知道什么？”并且还说那学生“怎么那么些事儿？你比老师还强？比老师强还问老师干什么？”;学生们经常私下当笑话说：“露头儿还念‘胃’。”有个学生学做减法儿题，粗心把数儿抄错了，问孙志春：“老师，我这道题，减数比被减数大，怎么办？”孙志春不假思索地回答：“倒过来减。”这样的老师，照当不误。过了一段时间，顾青山在坡里见到汗流浃背的周恒顺，说：“刚下学不久，天又热，歇歇着干。”周恒顺说：“谢谢青山爷爷关心。没关系，总得有这么个过程。哪一天，脸晒黑了，不脱皮了，手上不起血泡了，变成‘茧子’了，庄稼活儿也就学会了。干么说么。”顾青山“呜呜噜噜”地说：“上回说的那个事儿，大队上主要考虑你刚下学，需要锻炼锻炼，就先让孙志春干了。你别当回事儿。以后碰上合适的机会儿，咱再安排。”周恒顺早已从社员们的议论中，知道了那件事的原委，他平淡地说：“青山爷爷，你别说了，我都听说了，你为我的事操心了。我感谢你。以后也别费心‘安排’了。‘安排’什么恐怕也‘安排’不成，我就安心出大力，流大汗，当清社员吧。”顾青山不知说什么好，只抬手拍拍周恒顺湿漉漉的光膀子，走了。

    民办教师的落选，让周恒顺看到了他在村里所处的人际环境的严峻甚至是凶险，这让他寒心，也死了心，从此对“机会”之类的事情不再抱什么希望，想起那天顾青山给他说了民办教师的事，他当时的激动和兴奋，对未来的憧憬，自己都觉得天真，可笑，傻，自作多情……现在想来，别说没当成民办教师，就是当成了，也用不着那样如蒙皇恩，也不至于引伸出那么多的“重大意义”。他看透了，虽然十分荒诞，但他真的就像身陷一个没有围墙的牢笼，走投无路，只能在最逼仄的空间里，出牛马力，吃猪狗食，而且，还得准备这样过一辈子。就是这样，他也横下了一条心，要拼命干，他跟牟洪云说过，他没有逃避的权力。民办教师落选之后，他想了几天几夜，下了决心，就是当牛做马，也要做出类拔萃的牛马，也要干出个样儿来。我不混，不“放牛小子熬日头”，要珍重自己的生命，不虚耗光阴，白天干活儿，晚上看书，写日记。一经想好，想通了,他拼命干，努力学，没用多长时间，差不多的农活儿，都成了“把式”。学耪地，他穿个大裤衩子，人家歇着他也练，没几天，就耪得又快又好，自己耪到头儿了，还回来给耪得慢的“接趟子”。秋收那段时间，他学会了砍高梁，还学会了最难学的扬场。秋耕，学会了使唤牲口，耕地，耙地。推小车儿往地里送粪，上来他就让人家把粪篓装得满满的，弯下腰，推起来就上路，可是小车儿不听使唤，东倒西歪，走不多远就翻了车，他把车重新装好，再推，很快，他就体会出了胳膊，膀子，腰身，两条腿哪里如何使劲，相互怎样配合，协调，掌握了要领，排起小车儿来，“呼呼”地跑了。更怪的是，他家的自留地，也种的比别人强。刚开始，生产队里的老少爷们儿见周恒顺下坡干活儿，有时还带本子书看，就笑他。有的说：“念了十来年了，还没念够，看那个，顶渴是压饿？一肚子两肋插学问，连个民办老师都干不上，念那个管屁用？要是我，早把那书呀本呀的扔灶火里烧了它了。”但是，过了不长时间，他们就对周恒顺“刮目相看”了，对他看书，也不说咸的道淡的了。有的还说：“天天看，怎么那么迷呀，书里头说的什么？你也说给俺听听。”周恒顺就给说说他正着的书里头大略的意思，有时一边干活儿一边给大伙儿讲“古”，或者讲时下流行的“革命故事”，老少爷们儿听得津津有味儿，有时还边听边啧啧称叹。日出日落，阴晦晴明，周恒顺天天和这些庄户爷们儿在一起。这些人从年头到年尾，泥里水里，风里雨里，放下镢头，扛起锄头，从地头儿到炕头，像磨道里的驴一样，永远走不到头儿。累得腰疼腿酸，却常年吃糠咽菜，半饥半饱，记不得鸡鸭鱼肉是什么滋味儿，半斤豆油一家人吃半年，咸菜疙瘩，糊盐—把盐粒子放到锅里炒糊—是常年的菜肴。一年四季破衣烂衫。夏天热得头晕脑胀，冬天冻得哆哆嗦嗦，除了热天男人们在河沟子里洗洗泡泡，成年论月不洗澡儿，身上的汗臭味儿，孬油味儿，旱烟味儿，男人、女人的腥骚味儿混杂在一起，臭不可闻。大男人没老婆的想老婆，有了老婆的“馋”老婆，啦女人，啦“骚”呱儿，是永恒的娱乐。回到家，打老婆，骂孩子，摔桌子砸板凳，老婆哭，孩子叫，是不少人家常年上演的“戏码儿”。让周恒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对这种生活状态似乎不以为苦，反倒常常傻呵呵地笑，通常以别人的狼狈、倒霉做笑料，戏谑，耍笑不断。他们对现状—不是整体的“现状”，而是日常发生的，涉及到切身利益的人和事—是不满意的，常常怪话不断，一肚子牢骚，但却众口一词地认为“毛主席、共产党的经是好的，全是让下边儿这些歪嘴和尚—这些王八孙子念坏了。”他们对大队、小队干部干的“不盖脚后跟”的事儿恨得咬牙切齿，但当着干部的面儿，却像条件反射一样，立即满脸堆笑，或喊“大叔”、“二老爷”，或称兄道弟，嘴巴像抹了蜜。他们人人都埋怨别人“坑人”，不好好干公家的活儿，地里年年收成不好，可是他们自己又都想方设法儿偷懒磨滑儿，他们跳着脚儿骂偷庄稼的，但自己得了架子，同样不会“客气”。他们会对遭遇不幸的人一掬同情之泪，但是谁也不会解囊相助，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囊空如洗。当有人挨欺负的时候，他们不会仗义执言，惯常的做法儿是躲得远远的，装聋作哑。他们当中成份好的，因为自己比之于四类分子的优越地位而庆幸，而沾沾自喜，而聊以自慰。大队、小队开会，只要议题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就一言不发。而在会下，他们中有的人却惯于东扯葫芦西扯瓢，胡敲盘子乱敲罄，陈芝麻烂谷子，有话没话二百句，用他们自嘲的说法儿是“话多屁多”，但到了正事儿上，却一个“屁”也不肯放了。这也不全是因为胆子小，还因为失望。他们知道，说也是白说，说了也没用。因为从土改到现在，这样“改”，那样“革”，“搞”这个“抓”那个，三天一个运动，五天一阵风，他们像小孩儿们玩儿的陀螺，被弄得滴溜溜转，谁也没真的听过他们的意见。你怎么也看不出，他们是人民公社的“主人”，是“常青藤”上的“向阳花”。周恒顺着着他们，常常想起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写的《猎人笔记》中那些形象怪异的农奴。周恒顺也试图睁大眼睛，努力寻找生活中健康向上的，美好的，创造新世界的景象，让自己的精神“升华”，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笔下“春风杨柳万干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那种美轮美奂的境界。周恒顺想，这也许恰好证明了，自己的立场，观点有问题，需要加强改造。……周恒顺这样干啊，想啊，他觉得天天和这些人在一起，心里有些和他们不一样的想法儿，自己慢慢地就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心里有一种难说难道的，酸的，辣的，苦不溜的感觉。当他在炎炎烈日下，光膀子晒得流油，望着一地砍倒了的谷子、高梁，和他们一起享受收获的快乐，当他在暴风雨中，淋得像落汤鸡，被风雨灌得喘不开气，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和他们一起挖沟排涝，当他躺到谷秸垛上，听着秋虫唧唧，出神地仰望满天星斗的时候，当他赶着瘦骨嶙峋的黄牛，艰难地翻耕着土地，一双赤脚踩着粘糊糊的，凉丝丝的，滑溜溜的泥土的时候，他常常莫名其妙地感动起来，眼里充盈着泪水，他觉得自己曾经处心积虑地，不遗余力地，孜孜以求地，拚命要脱离这片土地，离开这些乡亲，但终未如愿，回到了这方泥土的怀抱，回到这些不幸们人们中间，周恒顺慢慢懂得了“苍天”、厚土和可怜、可悲、可敬的“苍生”……他告诉自己，沉下来吧，生活，出力，流汗吧，大家不都是一样的人吗？人皆能如此，我何独不能？庄乡爷们儿刚开始看着这个长得麻杆儿似的“洋学生”，私下感叹，白念了十来年书，弄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高不成低不就，什么庄稼活儿也干不了，怎么过日子？他们没想到，几个月过去，周恒顺的庄稼活儿竟样样拿得起，干得来，有的还干得特别好。有的老头儿说：“人家端阳这孩子就是灵通，不像那样的榆木疙瘩，怎么着也不开窍儿。”初冬的一天晚上，奶奶、石头儿、小杏儿在屋当央刻棒子粒儿，周恒顺蹲下要一起刻，小杏儿说：“用不着你了，书迷，看你的书去吧。”周恒顺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回头坐到大桌子旁在煤油灯下看书。过了一会儿，小杏儿问：“端阳哥，咱队的女劳力说你学庄稼活儿又快又好，都挺纳闷，是怎么回事儿？什么窍门儿？”周恒顺笑了，说：“哪有什么窍门儿，一是我以前假期里到队里干活儿，还有在学校里参加劳动，有点基础，不全是生茬杠子，二是我不懒，不怕脏，不怕累，不管什么活儿，有机会儿就抢着干。比如耕地，都是庄稼人，有几个会干的，他们没有兴心学，我这才回来半年，就学会了。还有，我学活儿的时候，动脑子，看门道儿，找诀窍，注意掌握要领，不死干，把上学学的物理数学知识用到里头，巧干，不使冤枉劲，用物理学上的话说，不做无用功。再就是我上了那么多年体育课，练过体操，还学了一年武术，干起活儿来，肢体听话，动作协调，学的当然就快。说实在话，这庄稼活儿，确实也没多少技术含量，就是一辈辈的模仿，不难学。他们还觉得咱家的自留地也种得比别人好，那是我用了书本上的知识。”小杏儿不错眼珠儿地看着周恒顺，听他说，手里都忘了刻棒子粒儿了，说：“奶奶，你听俺端阳哥说话，一条一绺儿的，让人听得多顺耳，多明白，听他说话，就像伏天里喝凉面条儿，打心里舒坦。”奶奶说：“妮儿，你端阳哥念了十几年书，白念了，连个话都不会说？你打小儿愿意听他啦呱儿，也顺耳了。”

秋去冬来，当一阵阵西北风刮过荒凉萧索的大地，当飘落的黄叶在飞扬的尘土里打转儿，小孩儿们争着抢着扫树叶儿的时候，高梁、谷子分了,连一家两、三瓢头子的豆子也分了，轱轱轮轮的地瓜分了，大部分切成了地瓜干儿，晒了，白花花的，经了雨，长了醭儿，变成黑的，绿的但舍不得扔掉的地瓜干儿也收起来了。公粮交了，“余粮”卖了。收获季节，社员们脸上仍然不见喜色。因为他们仍像往年那样，收获的仍然是失望和对未来六、七个月口粮不足，一家老小仍然要挨饿的担忧。周恒顺一家三口，全年分得口粮九百三十四斤，每人平均三百一十一点三斤。更令人奇怪的是，石头儿虽然年龄不大，但常年干整劳力的活儿，挣整劳力的工分儿，周恒顺来家后干了四个多月，兄弟两个还往生产队交青草，交粪肥，总共挣下五干四百七十五分，即五百四十七点一五个工日，但按队里的决分方案，他家还要向生产队交口粮款三十六元八角二分，因为以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和柴禾折款为一百伍拾一点四二元，而他们工日的工值仅为一百一十四点六元，周恒顺和石头儿兄弟两个全年要挣七百五十个工日，才可以勉强挣够口粮款。石头儿说：“我原先寻思，你来家干了四、五个月，这回不用交口粮款了，这末了，还是没干够数儿。真邪门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周恒顺根据记下来的生产队分配方案的数据，结合自己几个月来的观察，平时听社员们的议论，把石头儿提的问题，说给奶奶、石头儿和小杏儿听。为什么社员辛辛苦苦干一年，口粮没分多少，多数户分不着钱，还要往生产队交钱呢？原因是，第一，生产队生产水平落后，除了小推车的轮子从木头的变成了钢铁和橡胶的以外，其他几乎所有的农具都还是从秦始皇那时候一代代传下来的老一套，两千年没改进，生产队没钱买良种、化肥—有钱也买不到，得走后门儿，社员们把黄土搀上草木灰当粪肥交生产队，好粪上到自留地里，有的户儿自留地里上粪上得太多了，把庄稼都烧坏了。社员干活儿没积极性，出工不出力，耕作质量差，田间管理不好，玉米耪好几遍，到雨季还是草比庄稼盛，地里的庄稼长不好，本村的、外村的还有不少人偷庄稼，产量很低。就是说，大家工分挣了不少，可是地里没生产出多少东西；第二，大队，生产队两级组织，不是社员单干，十分俭省，大、小队干部办公，应酬要支出不少费用，干部吃喝，搞运动宣传贴大字报，订报纸，订了报纸干部拿回家换挂面，办公用纸拿回家给小孩儿订本子，这都是费用，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费用加大了粮食的成本，所以队里的粮食成本比卖余粮给的价钱还贵；第三，公粮是国税，非交不可，卖余粮，给的粮价很低，连黑市上价格的一少半儿都不到，生产队里得到的现金少得可怜；第四，工分儿“毛”，干部不干活儿，开会，还有这“员”，那“员”，都是高级社员，不干活儿，工分却一点儿不少，在工分总数里，这种不干活儿的泡沫工分儿得占到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儿。总起来说，生产队收入少，工分“毛”，每个工分的工值很低，就是这些原因，造成了多数社员朝生产队交钱这种情况。而社员是农民，农民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交给了集体，他根本没有创造收入的任何条件，上哪去弄钱来买口粮呢。像我们家，就靠亲戚家接济，自己养头猪，卖几个鸡蛋，凑乎着交口粮款。年年如此，社员家家户户越来越穷，一贫如洗，吃不饱，有病没钱治，干活儿没积极性，这样一年又一年下去，情况越来越差。奶奶说：“这些年我就纳闷，男男女女的不少出力，怎么就是过不上好日子，连顿饱饭也吃不上，是怎么回事儿呢，俺小儿一说，我算明白了。”石头儿气得跺脚，说：“生产队里的活儿，不能干了。”奶奶说：“石头儿，不干，你干么去？你少干一天，也得找队长请假，要不就得扣工分，罚款。”石头儿没话说了，急得擓头皮。小杏儿说：“可了不得，生产队里这点子事，俺端阳哥全给看透了，找着根儿了，就像小黑屋儿里开了个天窗，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奶奶说：“小杏儿，这些事儿，出去了不能乱说。这些话传到干部耳朵眼儿里，可了不得。”周恒顺说：“石头儿，也记住这些事在外头一点儿也不能说。现在除了个别生产队有副业收入，绝大多数大队都这样，谁也改变不了这种局面，所以咱不能惹事儿。现在唯一的办法儿，能使上劲的，就是种好那点自留地，打上点麦子，争取不挨饿，还有白面让奶奶吃。再就是好好喂猪，喂鸡，挣点零花钱。光靠生产队，得饿死，穷死。”石头儿说：“我有个主意，咱上荣庄煤矿那里去拉套子，一晚上能挣好几块哩。”小杏儿说：“不光能拉套子，还能拣煤块儿。人家那些人拾的自己烧不了，成小车儿地卖哩。”奶奶说：“那可不能去。我听说，人家有人在那里霸着，不让外边儿的人干。咱村里有去的，让人家揍回来了，再也不敢去了。”石头儿说：“我听说，那里有个管治安的，叫盛铁汉，跟铁塔似的一个人，动不动就揍人。”周恒顺说：“石头儿，咱明晚上去看看，要是让干咱就挤进去，不让干，咱就快回来，不跟人家打架不就行了吗？”小杏儿说：“我也去。”石头儿说：“你一个小妮儿子，去干什么？”小杏儿说：“小妮子不一样去？我帮你们听听动静儿也行哎。再说，我可以去拾炭。”奶奶说：“端阳，能行就带上小杏儿，拾点儿炭，冬天点个炉子，你叔有病，不撑冻。”

    第二天，周恒顺和石头儿小杏儿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带上麻绳，挑上筐子，直奔荣庄去了。荣庄离榆树村六、七里路，不远处有很大的煤矿。荣庄庄东运煤的大路上，有个半里长的大崖子，名叫“半里坡”，来矿上运煤的小胶车，地排车，一个人爬不上这个坡儿去，只好互相帮忙儿。先把自己的车停在坡下，帮别人把车推（拉）到坡顶，两人再回来，推（拉）另一辆车，可是，停在那里的车上的煤往往被拣煤的人偷了。所以他们就让拉套子的人帮着把车拉上坡顶，一辆小推车给五毛钱，一辆排车给一元钱，如果拉套子的人会推车，拉车，工钱还要多。他们三人来到半里坡下，见一个铁塔一样的高个子男人在坡下转游，一看就是个管事儿的，周恒顺想，这人就是那盛铁汉了。他们三人远远地站着看了一会儿，见有人过去往他手里塞钱。周恒顺明白了，这人名义上是在这里维持交通秩序，实际上是个路霸，靠上头儿的“关系”和自己的铁拳占了这地盘，确立了权威，所有过路的人力车和在此谋生的都要向他上贡。周恒顺见盛铁汉有了闲空儿，赶紧带着石头儿和小杏儿走到他跟前，借着路上汽车的灯光，他们看见这人满脸横肉，确实吓人，两只鹰一样的眼睛闪着凶光，那人打量周恒顺一眼，没出声。周恒顺说：“大哥，打扰了。”那人鼻子哼了一声，算是回应，周恒顺先指指小杏儿，说：“这个小妹妹的父亲长了肝炎，没钱治病，也没钱买炭，想在这里拾点儿炭，好给她父亲生个炉子。请你行个方便。”盛铁汉看到小杏儿，说：“拾吧，不过有一条儿，见月得交给我三块钱。这钱也不是我自己要，我得交大队，还得给公社、公安的人打点。”周恒顺说：“那没问题。”盛铁汉问：“你们俩呢？”周恒顺说：“俺是前边榆树村的，我叫周恒顺，这是俺兄弟，叫石头儿。我从学校里刚下来不长时间—考大学落榜了—工分儿少，没钱交口粮款，想趁晚上在这里拉套子挣几个钱，白天不来跟这边儿弟兄们争活儿，光晚上来。不知能行不？”盛铁汉说：“我听俺表弟—他考上西南什么学院，上成都了—说他班上一个同学，家是榆树村，功课最棒，让学校里混蛋老师害了，落了榜，就是你呀。”周恒顺说：“是我。”盛铁汉借着汽车灯光打量周恒顺一眼，说：“你凭着一中的高才生，来干这个，屈料儿。你真不赖。俺赞成你。你就是戏台上唱的那落难公子了。”周恒顺说：“咱可不是‘公子’，更不算‘落难’。”盛铁汉说：“这里一般不让外庄儿人来干，拾炭也不行。前些天你们村来几个人让俺给揍跑了。看俺表弟的面子，你兄弟俩来干吧。可别再上这喊人，肉少狼多不好办。”周恒顺说：“谢谢大哥照顾。俺也按月儿交钱。”盛铁汉大咧咧地说：“钱不钱的好说。”又朝站在附近等着拉套子的人和路上拾炭的人大声喊道：“这三个人是榆树村的周恒顺和他兄弟妹妹，周恒顺是我表弟的同学，他们是苦命人。我盛铁汉愿意帮苦命人，受屈的人，从今晚上开始，他们来拉套子，拾炭。谁也不许欺负他们。”周恒顺他们三人没想到这么容易地就干上了这里的活儿，自是喜出望外。当晚，周恒顺和石头儿就拉了一辆小车，两辆排车，挣了两块五毛钱。小杏儿也拣了两半筐头子炭—周恒顺和石头儿没车拉的时候也帮她拣。虽然累得够呛，但三个人都很高兴。周恒顺说：“小杏儿拣炭很麻利，拾了不少。”小杏儿说：“汽车装得满，路不平，颠出来不少，车开过去，‘忽拉’上来一些人，都紧往自己筐里拾，我手快，拾不少。您俩还帮我。说是拾炭，人家有的拿着抓钩，镢头，上坡儿车开得慢，有的人搭上家伙往下扒炭，谁弄下来是谁的。还有拉套子的小子看见大汽车来了，也不拉套子了，过来扒拉煤。弄得那些小车儿排车车把式急得跳。”周恒顺说：“弄上十斤炭，就值一块八，比拉套子强多了。不过他们这样弄法儿，不是拾炭，是偷炭了，回去过磅 ，煤不够称，司机有责任。咱不干这样的事儿。”小杏儿说：“对，咱不丧那个良心。”石头儿说：“咱好好拉套子，不胡来，人家车主愿意用咱。”往回走的路上，周恒顺和石头儿轮流挑着煤挑子，小杏儿也要挑，周恒顺说：“有哥在，还能让你挑。”小杏儿只好不争了。周恒顺挑着煤把小杏儿送到家，说：“小杏儿，天晚了，你把煤挑家走，我不进去了。”小杏儿说：“怎么这些煤都给俺吗？”周恒顺说：“你拾的，当然给你家。”小杏儿说：“这里头也有两个哥哥拾的，还是你两人挑回来的，叫我说，拾三晚上，俺要一回，你俩要两回。要不俺不去了。”周恒顺说：“别说不去了。那就这么办，你抬炭，俺两人往回挑，咱一家要一晚上，往后轮，行了吧。”小杏儿点头答应了，把煤挑着回了家。从那天开始，只要不下大雨，三个人晚饭后就去荣庄拉套子，拣炭。没有套子拉的时候，周恒顺和石头儿也在路上拣煤。小杏儿说：“端阳哥，你别拣了。”周恒顺说：“怎么不让我拣？”小杏儿说：“你那么大个子，弯下腰拾炭，太难为人了。”小杏儿看着周恒顺和一大帮痞蛋小子，黄毛丫头混在一起拣公路上的煤，她心里不好受。她觉得端阳哥不是干这个的人。周恒顺明白小杏儿内心的想法儿，见小杏儿那难受样儿，很感动，说：“好，我一个大男人不在这里跟这帮孩子抢炭了，我去等运煤的车。”周恒顺去坡下等车，一边走，一边心里暗想，小杏儿，你见端阳哥在路上拣炭，太掉架儿了，心里难受。可是，端阳哥是拉套子的，难道拉套子的比拾炭的就“高级” 些？……周恒顺站在坡下等运煤车，盛铁汉大摇大摆朝他走来，周恒顺急忙迎上前去，喊声“大哥”，盛铁汉说：“我听人说，你们三人‘另样儿’啊。”周恒顺一愣，说：“大哥，我没听明白，俺们有什么做得不对的，你请直说。”盛铁汉说：“不少弟兄带了家什儿扒拉煤，您三个不弄这种事儿，是显你们‘清高’，‘正经’，还是想上公安告弟兄们？”周恒顺让他说得头皮麻沙沙的，急忙说：“大哥，你和弟兄们别误会，兄弟到这地步了，还有什么‘清高’，‘正经’？俺是外庄儿的，不担事儿，也小胆儿，兄弟家里奶奶年纪大了，天天嘱咐叫多加小心。俺万没有告状的想法儿。我是个书呆子，从县到公社，公安的门儿朝哪开，咱也不知道。”盛铁汉说：“好，我只是打声招呼儿，没什么。你只要心里明白就行。”周恒顺心想，这真是奇怪的“规矩”，不偷不抢是“毛病”。……在这里拉套子的十几个人当中，周恒顺两兄弟拉车推车最卖力气，半路儿上，来了大汽车，他们也不会扔了套子，去参加抢煤，有时兄弟俩拉一个车，呜呜地跑，车主往往多给点钱。遇见车主年纪大，身体不好，周恒顺还替人家推车或驾辕拉车。日子长了，车主们都愿意让他们给拉车。就这样，一个冬季百十天，兄弟俩挣了二百五十块钱，小杏儿和石头儿拾了快三干斤煤。两家都生了煤炉，过了一个暖和的冬天。腊月里，周恒顺和石头儿给酸枣岭送去了一小车煤，还给了娘一百块钱。大爷说：“小珍娘，看见了吗？你这就熬出来了。我早就说，共产党不认好人，端阳这样的好苗子，他不培养。有本事就是有本事。端阳考不上大学，当社员也比别人当得强。”周恒顺说：“大爷，娘，奶奶和您二老，都放心，有我和石头儿，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过年了，周恒顺交上了欠生产队的口粮款，赶大集买了小麦、豆子、猪肉和青菜，磨了豆腐，给酸枣岭送了年礼。正月初二，大爷、娘、两个妹妹都来给奶奶拜年，全家人乐乐呵呵，奶奶笑得合不上嘴，说：“虽说现在正闹饥荒，可是从入社到现在，头一回过了个肥年。这都是俩孩子一冬天出苦力挣来的，……俺孩子受的那个罪呀。”奶奶说着说着眼圈儿红了，周恒顺说：“奶奶，俺年轻轻儿的，出力干点活儿，不是受罪。”娘说：“娘，您孙子长大了，就该出力挣钱孝顺你老人家。”

正月初四晚饭后，周恒顺听见有人敲门，忙去开了门，敲门的人一步迈进来，喊了声“恒顺”，周恒顺十分惊喜：是周恒刚来了。两人在院子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奶奶问：“端阳，谁来了？”周恒顺应道：“奶奶，是小刚哥来了。”奶奶高兴地说：“是小刚儿啊，快屋来。”两人松开双臂，走进屋，石头儿忙跟恒刚招呼，见他们两人脸上都泪痕，心想，俩人刚才在院子里哭了。周恒刚走到奶奶跟前，问候奶奶，奶奶打量着一身军装的周恒刚，说：“好，好，俺小刚儿穿这一身军装，真威风，真神气。快坐下，奶奶有话问你。”周恒刚坐到奶奶跟前，奶奶问：“你奶奶你娘都好吗？”周恒刚说：“从我上军校走了，俺奶奶身体就不大好，一冬天常感冒发烧，过年这几天，硬撑着起来，在炕上坐着。俺娘身体挺好的。她们让我问你好，说等春暖花开了，让你上周庄待个十天半月的，俺奶奶想你。”奶奶说：“我也想你奶奶啊，老姊妹了。”奶奶声音有点发颤。周恒顺忙说：“天暖和了，我找地排车，送你看俺大奶奶。”奶奶又问：“济南的来了吗？”周恒刚说：“爸爸妈妈明明都来了，那边姥娘身体也不大好，他们腊月二十八才来到，初六就得回去。妗子不是上了大西北了吗？回济南过年了。”奶奶问：“济南这些人怎么样了？”周恒刚说：“姥爷他兄弟媳妇儿摘‘帽子’了，他兄弟还没摘。在崮山的二姨摘帽子了，不劳改了，坐办公室了，听说新找的这个人不孬，就是前窝儿的小男孩儿挺捣蛋，二姨怪伤脑筋。他们回济宁过年了。国栋舅的刑期还有好几年，妗子去大西北陪他，他的情况有好转。亮亮的情况有点麻烦。”奶奶说：“亮亮小小的孩儿家，有什么麻烦？”周恒顺说：“妗子走了以后，亮亮功课成绩下降，也不如原先听话。”奶奶说：“可怜的孩子，爸爸遭了事儿，妈妈也走了，他心里难受啊。没什么，再大两岁，就好了，树大自直。”奶奶问：“你爸的事儿怎么着了？”周恒刚说：“中央一月份开了‘七千人大会’，解决大跃进中出的问题。据说很快就给他们这些人平反了。爸爸春天应该能上班了。妈妈还在育新中学教书。明明个子长高了，学习挺好。”……周恒刚喝了杯水，说：“恒顺，咱两人出去转转。”两人出了大门，路冻得梆梆硬，踩上去发出“格格吱吱”的响声，像在呻吟。两人都觉得自己的脸发烫，因为屋里的炉火，也因为久别重逢的激动。凛冽的风吹到脸上，针针扎扎地疼，他们来到村外，坡里的雪还没化尽。周恒刚说：“听说冬天下的雪很大，今年麦季收成会好些。”周恒顺说：“麦怕胎里旱，冬天雪大，是挺好。可是最终收成如何，还要看春季。”周恒刚说：“我一直在考虑，这三年的大饥荒，主要还是人为的，是工作失误造成的，自然灾害是次要的，不过是让老天爷—他又不会说话—代人受过罢了。我还听说，说什么苏修逼我们还债是没有的事儿，是有人编出来混淆视听，骗老百姓的。”周恒顺说：“你在军校里不要讲这种话。”周恒刚说：“有‘向党交心’那个教训，我现在说话很注意。不愿意说假话，不说。真话也不说。你不知道，我入军校不久，政治处收到了一中的‘群众来信’，说我一九五七年有右派言论，一九五九年有右倾错误，是‘忘本’—把‘回头’略去了—的典型，学校政治处主任看了信，很恼火，说，对中学生不反右派，更不反右倾，居然有人写这种信，简直是荒唐。主任找我谈了话，问我那信上写的事有没有，我说了中学里那些事，主任说我很诚实，写这种信是居心叵测，小人伎俩，组织上不会理睬。但是你也要注意，说话要讲政治，讲原则，不要‘初生牛犊不怕虎’，了不得，牛犊毕竟是牛犊，虎可是会吃牛犊的。”周恒顺说：“一中居然有人写这种信，是谁呢？”周恒刚说：“那还用问，一定是卢正人。”周恒顺说：“他是人事秘书，怎能这边报材料往军校送学员，那边再写这种信呢？”周恒刚说：“你还不知道卢正人是什么人？他什么鬼蜮手段都使得出来。我怀疑，你高考的政审结论，他也做了手脚。”周恒顺说：“政审结论是学校党组织集体研究。据说我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也就是三类，大专那种学校可以上。可能是今年招生少，学校都不要政治条件差的学生。不一定是卢正人捣什么鬼。”周恒刚说：“那倒也可能。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这种政策，否则什么卢正人，卢斜人都没法儿害人。”周恒刚转脸看周恒顺，周恒顺的脸映着惨白的雪光，忧郁的两眼凝望着雪野远处，周恒刚深情地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朋友，同学无端地陷入困境，无力施以援手，心里太难受了。我知道了高考结果，气得要命，好几天干不下事情去，饭也吃不下。”周恒顺说：“你信上那些话火气很重，信纸都发烫。”周恒刚说：“我确实气坏了。”周恒顺说：“对这个高考结果，我本来就有思想准备，所以只有苦恼，并没有怎么气愤。恒刚，我读了十二、三年书，没考上大学，也不能看作浪费，事实上也提高了我的生存能力。当社员—我就只能当一辈子社员了—我也会比多数人当得好些，不到半年，我学会了几乎所有农活儿，自留地也比别人种得好，冬天晚上跑几里路去拉套子，两三个月，挣的钱相当于一个小学老师半年的工资。以后我还会寻找其他谋生机会。天无绝人之路。我脑子好用，体力也有，一定可以生存下去，而且还努力争取生存得好些，你尽管放心。”周恒刚问：“跟牟洪云的事儿怎么办？”周恒顺说：“整个中学阶段，俺两人关系不错，但从来没有相互表示过。我打算高考有了结果再考虑这事，如果我落了榜，就永远不作表示了。但是高考完了之后，她委婉地提出来了，我不忍心让她难受，有条件地接受了。说实话，我真心喜欢她，不是一般的喜欢，但是一直不敢抱这种奢望，两人的家庭，政治条件，个人发展预期都太过悬殊。高考结果出来了，她很痛苦，对俺两人的关系仍然很执着，我毫不犹豫地说服她放弃。你可能听说了，因为她腿受了伤，不能去大学报到，也办不了休学，只好回一中去插班复读了，经过我劝说，已经有几个月不给我写信了。这件事大概从此了结了吧。”周恒刚说：“了结了也好，省得两人徒然痛苦烦恼。牟洪云这个女孩儿当得起‘完美’二字，她的容颜、举止，处事为人，几乎是‘真、善、美’的化身，你能得到她的青睐，既表明她有一双慧眼，也证明你自有过人之处。”周恒顺说：“你对她的看法儿恰如其分，至于我，不过是做人本份，功课好一点而已。她和我从小接触多，有感情，她属意于我，不过是‘情令智昏’罢了。”周恒刚说：“不能这么说。不管怎么说，这事太可惜了。我能想得到你们两人的痛苦。我在信上说政治像封建礼教一样‘吃人’，是愤激之词，也是实情。”周恒顺说：“是实情，只是谁都不敢也不能这样说。”周恒刚说：“算了，那就不说了吧。恒顺，人生在世，坎坷磨难，悲欢离合都难免，当舍即舍，得赶快走出来。”周恒顺说：“放心。我还算理智，痛苦，但不沉溺其中。我没资格做爱情至上主义者，不能只为牟洪云一个人活着。”周恒刚说：“这话说得对。我赞成。我一向佩服你的毅力。中学阶段，入团，参军，一次次挫折，你一直不动声色，坚忍不拔，真不简单。常想起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那段警辟的话，觉得特别切合于你。”周恒顺说：“按人类历史的长河说，孟子的话确有道理，但放到我们当今社会肯定不合适，更不适用于我。因为制度已经规定了哪些人是只能遭受磨难，却绝不能担当大任。活着，尽最大可能让奶奶，娘生活得好些， 石头儿大了，帮他娶上媳妇儿，对当权者不挑战，也不乞求，对人不低三下四，行不了什么善，但决不为恶，一辈子这样过去，于愿足矣。” 周恒刚说：“刚才你忘了说自己的终身大事了，忘掉牟洪云，有合适的好闺女，再找一个。要相信，‘天涯处处有芳草’。”周恒顺叹了口气，说：“按我的感情说，确实不能想像还会有一个人能取代牟洪云，我在‘日记’里写过，‘除却牟洪云，人间再无芳草’。”周恒刚看着周恒顺，雪光中，周恒顺眼角挂着泪珠儿，周恒刚握着周恒顺的手，用力攥了一下，仿佛这样能分流他的痛苦。一边说：“现在这时候，我也不说劝你的话，因为说什么话，都是‘站着说话不害腰疼’，还是我刚才说的，时间长了，走出来，向前看。”两人都沉默了，在雪地里信步走着，过了一会儿，周恒顺突然说：“光说我了，说说你的情况吧。你在军校里那个对象怎么样了？”周恒刚说：“我在军校的情况，以前来信都说了。说心里话，能上军校，我是幸运的。你知道，我对现实生活中不少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儿，但爱国情怀从来都十分深厚。我们的祖国太不幸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上了军校，我时时激励自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将来好好报效国家。我的对象叫林兰，跟我一个班，长得不如牟洪云，但也受看，功课好，性情也好，特温柔。她爸爸是个大干部—军长，班上不少男生追她，她一概不理，偏偏看中我了。我也喜欢她—不是一般的喜欢，是非常喜欢，还从没一个女孩子这样让我动心过，但不敢向她表示，怕被拒绝，也想看看她有没有高干子弟的坏毛病，没想到她竟主动接近我，向我示意了。俺两人关系已经确定了，这是上军校读书的意外收获。”周恒顺说：“这太好了，祝贺你。”周恒刚说：“我和林兰恋爱以后，不由得想起你和牟洪云，为你们惋惜，难过。”周恒顺说：“不必这样。放心，我会好好地生活下去，而且会活得很坚强，相信我。”周恒刚说：“我相信你。但一想到‘两周一牟’中就你一个人在水深火热中煎熬，心里就难受。”周恒顺说：“我能够跻身于‘两周一牟’之中，说明我中学阶段没有荒废，在这期间，我结交了你和牟洪云两位挚友，是我的幸运，人生的路不管多么艰难，你们两人都是我的精神支柱。另外，恒刚，你在学校里一定注意，像你们主任要求的，说话要讲政治，什么‘水深火热’这种词语不能冲口而出。太危险了。”周恒刚说：“我一激动，就容易荒腔走板，也许是因为有‘自来红’的思想，蛮不在乎，以后是要注意。”……两个青年就这样在雪地里走啊，说啊，说得口干舌燥，意犹未尽，似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根儿根儿”的鸡叫声从庄里传来，他们才回家，在一个被筒儿里通腿儿睡了。

一九六二年（农历壬寅年）的春节，是周恒顺高中毕业回家后过的第一个大年。他新衣新帽，面带笑容，走亲访友，串门拜年，送往迎来，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深处的苦涩。高考失败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还不得不弃绝了牟洪云对他的感情，而那份儿感情，对他来说，不但值得为之生，甚至值得为之死。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牟洪云的思念，常让他辗转反侧，甚至在挥汗如雨的劳作中，眼前也会闪现出牟洪云的身影……牟洪云腿伤好了以后回一中插班就读，准备参加一九六二年的高考。她知道周恒顺回乡后的日子沉重而艰难，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决定按周恒顺的要求做，尽量少打扰他，只是在十一月底，她回一中复读前，给他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请永远不要忘记，我心中始终有你，我对你的思念深厚绵长。”周恒顺回信说：“你又成了一名中学生了，请忘掉我，专心学习，切记，切记。”牟洪云腿伤已愈，但仍不能过份疲劳，过年，她没能来榆树村，周恒顺自然也不会去她家，他不想让她的父母因为他的出现而有不必要的担心，更不愿打扰她，分她的心，影响她的学习。

过了正月十五，生产队通知周家两兄弟去一个当河工，上黄河筑堤防洪，石头儿说：“哥，我去，这是好事儿，队里记工分，河上管饭，省下自家口粮。”周恒顺说：“你去吧，我在家一个春天，一个夏天，把还没学的农活儿摸一遍，全学会它。你一定得注意安全，别逞能。”队里有人私下议论，是于大队长听说周家弟兄靠拉套子发了财，有意抽走他们一个。石头儿走后，周恒顺白天干生产队的活儿，晚饭后还是和小杏儿一起去荣庄拉套子，拣煤。可是，小杏儿她大大熬过了一个冬天，病势越来越重，疼得在床上翻打滚，小杏儿得和娘一起伺候大大，就不能去拣煤了。每天晚上十点来钟，小杏儿伺候大大吃了止疼药睡了，就站到大路口等着周恒顺。周恒顺说：“小杏儿，你这是干什么？不要这样。”小杏儿说：“头年儿里，咱三个去，过了年儿，咱两人去，现在，就你自己去了，路上车多，又乱，我好胡寻思，不放心，不出来看看，在家也坐不住。”周恒顺总是先送她回家，有时也家去，给刘婶儿几块钱，刘婶儿说：“端阳，老花你的钱怎么行？”周恒顺说：“刘叔身体好的时候，把俺家的活儿都包了，现在刘叔有病，我拉套子挣点钱，给刘叔看病还不应该吗？”  

又过了个把月，满庄的榆树榆钱吐绿的时候，刘兆岭在忍受了一、两年的折磨后，跟着村里那些饿死、病死的人“走”了。临终前，他伸着麻杆儿一样的手臂，鸡爪一样的手巴掌，招呼站在床前的周恒顺，周恒顺赶紧去握他的手，大概是怕传染周恒顺，他又急忙把手缩了回去，说：“端阳，小杏儿她娘俩儿，在这里别没个近人。看在咱爷们儿多年的交情上，你替我照顾她娘俩儿，行吗？”周恒顺泪水涟涟，哽咽着说：“刘叔，你多年对俺家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咱们两家不是亲人，胜过亲人。刘叔你放心，俺婶儿和妹妹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周恒顺能吃上饭，就不能让她娘俩儿饿着。”发完丧，小杏儿很快又跟着周恒顺去荣庄拣炭了。一天晚上，往回走的路上，小杏儿突然说：“端阳哥，这些日子，小云姐怎么不给你来信了？”周恒顺说：“她考上大学，因为伤了腿，没能去报到，等于白考了。她现在腿好了，又回一中去上学了，到暑假重新参加高考，没功夫写信了。”小杏儿说：“端阳哥，你别不跟小云姐好了，行吗？”周恒顺说：“你这个小妮儿子，又说这个。我和她只是同学，亲戚，两人没有真的‘好’过，现在更不可能‘好’了。”小杏儿说：“你哄我。我看得出来，要是不跟小云姐好了，你得难受一辈子。是吧？”周恒顺说：“这小妮子，说什么呢。没影儿的事儿。”小杏儿说：“你瞒不了我。我知道，你一个人愣神儿，难受的时候，一定是在想小云姐了。我愿意你跟小云姐好，我不愿意看见你难受。”小杏儿说着竟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周恒顺说：“小杏儿，你还小，不明白这些事。别胡寻思了。我跟小云这辈子是不可能的了。往后咱再不说这事儿了，好吗？”小杏儿不情愿地答应着：“好，不说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周恒顺在荣庄半里坡上，肩上挎着绳套儿，和驾车的车主—荣庄村的中年汉子老冉一起拼全力拉着足足装了一干五百斤煤的地排车，艰难地朝上走着，他们弯着腰，头低得快要碰着地面，像牲口一样“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吸气的时候，闻得着路上脏兮兮的尘土浓浓的汽油柴油味儿，不时把尘土吸进鼻孔儿，他们迈一步，再迈一步，艰难地爬着，突然，驾车的老冉停住了，先“哎哟”一声，说：“周家兄弟，你快停住，我撑不住了，你快上路边找两块石头，把车轮塞上。”周恒顺忙扔掉绳套儿，跑到路边找来两块石头，塞到两个车轮后边，这才说：“冉大哥，你怎么啦？”老冉用手捂着肚子，“哼哼哟哟”地说：“我晚饭可能吃的不合适，肚子疼得厉害，疼死了。这可怎么办？”周恒顺说：“你上路边坐下，使劲挨乎着点儿。我把排车拉到路边儿停好了，让俺庄儿那个妹妹来给看着，我送你上煤矿医院。”周恒顺一个人费了好大劲把地排车挪了地方，用石块儿塞好车轮，又喊来小杏儿看着排车，背上老冉往煤矿医院跑。路上，老冉一再说：“兄弟，我这么大个人，让你背着，累死你了。我下去慢慢走。”周恒顺说：“什么时候了，还客气？你肚子疼得这样，怎么走？再说，咱还得抢时间。”好在煤矿医院就在近处，不过二里来路，周恒顺走路又快，很快就到了。周恒顺架着老冉，挂了急诊号，值夜班的大夫给做了检查，周恒顺问：“大夫，怎么样？不要紧吧？”大夫看看两个灰头土脸的“苦力”，皱皱眉头，说：“拉炭的吧？‘不要紧’？很要紧，他得的是急性阑尾炎，来晚了，就危险了。你们这些拉炭的，吃饱了，就急着上路，不少人得这个病。要钱不要命啊。快去交钱，马上手术。”老冉哭咧咧地说：“兄弟，亏了你，要不真就‘交待’了。”老冉给了周恒顺钱，周恒顺去交了费，大夫、护士安排老冉进手术室，老冉躺在担架车上，对周恒顺说：“路上那车煤怎么办？我给人家车站饭店说好了，明天必须送到，要不就耽误事了。” 周恒顺说：“老冉哥，你别着急，安心开刀，养病。这样办：我现在就去和小杏儿把煤车拉过来，寄放到医院看车处，明天我向生产队请一天假，替你把煤送去。 ”老冉说：“你行吗？”周恒顺说：“凭我刚才背你来医院那股劲儿，你说行不行？放心吧，没问题。”

周恒顺和小杏儿把煤车拉到医院寄放好，赶紧去看老冉。老冉的老伴儿和孩子都来了。老冉的手术做完了，很顺利。周恒顺和小杏儿帮着把老冉送到病房，安置好，周恒顺说：“老冉哥，你休息。我和小杏儿回自己家。明天早饭后我过来替你去送煤。”老冉有气无力地连声感谢，老冉嫂子送他们出来。往回走的路上，周恒顺挑着煤筐大步流星地走，小杏儿一溜儿小跑地紧跟着，周恒顺说：“小杏儿，明天我去替老冉送煤，晚上得回来得很晚，你就不要来拾煤了。”小杏儿说：“明天我也跟你来，帮你拉车。”周恒顺说：“那可不行，你一个小妮子孩儿，路上不方便，累坏了了不得。只要人家帮我拉上半里坡去，上县城路很平，我歇歇着走，准行。”回到家，刘婶正和奶奶一起焦急地等着他们。奶奶急忙让刘婶儿帮着下了面疙瘩，让两个孩子一块儿吃。看着两个孩子吃饭，刘婶儿说：“大娘，杏儿她大大这个坑人货把俺娘俩儿舍下走了，要不是有端阳帮着，俺娘们儿得难死，饿死。”奶奶说：“她刘婶儿，别说得那么吓人。咱娘们儿谁跟谁？他刘叔和你娘们儿少给我老嫲嫲子帮忙来？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人家还说，‘十年修得同船渡’，咱两家这叫缘份。”小杏儿先吃完了，一边给周恒顺盛饭，一边问：“奶奶，什么叫‘十年修得同船渡’？”奶奶说：“是说上辈子两个人得有十年的修练行善，才能在过河的时候，碰巧在同一条船上。”小杏儿听了，两只杏眼直瞪瞪看地看着奶奶，又回头看正埋头吃饭的端阳哥，心想，小云姐和端阳哥八年半的同学，那得修不少年哩，俺跟端阳哥是邻居，从小在一起玩儿，现在又一起去荣庄儿拉套子，拣炭，那又得修了多少年啊……刘婶儿和小杏儿走了，周恒顺对奶奶说：“我明天去帮人家送一趟煤，得回来得不早。”

第二天一大早，周恒顺找队长请了假，吃得饱饱儿的，带上奶奶给拿好的干粮，匆匆赶到荣庄煤矿医院，去病房看了老冉，带上老冉的军用水壶，灌满开水，拉上煤车上了路。拉套子的帮他拉上了半里坡，他抬头看着通往县城的公路，心想，拉这一车煤跑几十里路，比在学校里跑马拉松厉害多了，不论怎样，今天得把这事办利索了。快到麦季了，太阳升到了东半边天上，热辣辣的，周恒顺弯腰低头拉着煤车，迈一步又一步，一个劲儿往前走，走了没多远，汗珠子就出来了，他拿老冉哥带着酸味儿的搭肩布擦擦汗，两只脚仍然不停地走着。这是周恒顺生平第一次拉着重车跑这么远的路，他交待自己，不能只顾低头拉车，还得抬头看路，安全是最重要的。路远，得沉住气，耐着性子，刚上来就快跑一阵，累了，跑不动了，就麻烦了。得匀速运动，靠韧劲坚持。四十里路，每小时能走十多里，但只走八、九里，累了就歇一会儿再走，五、六个小时就到目的地了。他一边心里盘算着，一边不快不慢地朝前走。不时有运煤的汽车风驰电掣般从他身边驶过，汽车轮扬起来的灰尘把他包围起来，呛得喘不过气儿来，他本能地闭上眼睛，让灰尘迷了眼就耽误走路了。周恒顺就这样沉稳地走着，渴了，摸过军用水壶喝几口水，饿了，就啃几口干粮，足足走了五个钟头，终于把排车拉进了县汽车站旁边的饭店，找了饭店的保管，告诉他老冉有病住院了，他是替老冉来的，保管员关心地问了老冉病情，夸老冉讲信用。保管员把煤过完称，周恒顺一锨一锨地把煤卸下来，又拿了扫帚把煤堆边儿扫干净，保管员高兴地说：“行，老冉找的这个替工干活儿地道，不像新手儿。回去告诉老冉，他不能送煤，得找人替，不能耽误事儿。”保管员领着周恒顺找出纳办手续领了钱，周恒顺这辈子头一回见这么多钱，小心翼翼数对了，装好了，找个地方洗了脸，到饭店餐室花两毛钱买了碗杂烩莱，把剩下的干粮吃了，又装上开水，急急忙忙往回赶，到煤矿医院时，天已经黑了一大会子了。周恒顺对老冉说了送煤的情况，掏出钱交给老冉，老冉把钱数数，留下点零头儿，拿了二百五十元给周恒顺，说：“兄弟，你真不赖。下学半年多的学生，干这个活儿干得这样‘脱滑’。难得。是块料。你拿着这个钱当本钱，早晨上煤矿煤场排队挨号，买煤装车，我给你说往哪里送，去了找谁，哪天送。 大夫说我得十多天出院，出了院还得再歇一段时间。得个多月不能干。你就用我这排车替我干，从矿上买煤一毛五一斤，送到地方按一毛七、八给钱，一斤赚两、三分。挨号、装车挺麻烦，跑快了三天两趟，一个月下来，你赚的钱就够买一辆排车了，你自己干起来就行了。”周恒顺说：“我今天干，是给你救急，给生产队请的假，自己出来干，那不成了干‘个体’了，人家大队、小队不让啊。”老冉说：“兄弟，你念书念傻了。你回去给他们说，每天交生产队五毛钱，风雨无阻，生产队里记工分，队里还有了现金收入。他们准同意。这叫搞副业，算是生产队派人搞运输，不违犯政策。你们队里工值多少？”周恒顺说：“不过两毛左右。”老冉说：“那不就完了？你一天交五毛，他们给你记一个工，才两毛，队里一天挣三毛，他们准同意。看你这样儿，虽然上学出身，却是能下力，肯吃苦的，为什么在生产队里死靠死捱？等着穷死？”周恒顺从县城回来的路上，有过这么一闪念，我也跑运输行不行，但随即自己就否定了。大队小队不会放，自己也没有本钱。人道是一块钱难死英雄好汉，何况这要几百块钱，哪里去弄？听老冉这样说了，让他像在黑暗中突然见了光，眼前猛地一亮，他说：“老冉哥，好，我回去试试。”老冉说：“不用试，一说就行。”周恒顺说：“还有个事儿。这一个月挣的钱，我最多要一半儿，因为买煤的本钱都是你的。”老冉说：“兄弟，你太仁义了。这样吧，你干一个月，把挣的钱都交给我，我给你买辆排车，管什么都配好，交给你。剩下的钱你当本，算你借我的，挣了再还我。”周恒顺说：“老冉哥，这样我太过意不去了。”老冉说：“没那些事儿。我这个人好朋好友，我这个大老粗儿，交你这个识文解字的朋友交定了。当哥的说了，咱就这么办。我就这么个脾气，日子长了，你就知道了。”回村的路上，周恒顺想，回村快一年了，农活儿学得差不多了，队里的生产看不见有任何改善的希望，他虽然看得出问题所在，但以自己的处境，想为生产队的改进出点力是不会有机会儿的。与其在生产队里耗着，不如干脆通过这种途径，自己豁上出力受苦，闯一闯，像《国际歌》里唱的，“自己救自己”吧。

第二天，周恒顺就找了本生产队队长，队长觉得这事挺新鲜，做不了主，让他找大队，只要大队同意，生产队就放人。周恒顺去大队找顾青山、于大牛，两人说他们研究一下，让他听信儿。大队“两委”商量的时候，于大牛说：“不能让他出去，太便宜这小子了。”顾青山说：“为什么不放人家？生产队里又不缺劳力，他向队里交钱买工分，队里不就有现金收入了？”于大牛说：“要是劳力都学他，出去跑运输，怎么办？”顾青山说：“这个你别担心。第一，社员穷得‘丁当’响，买张镰都没钱，上哪弄钱买排车？第二，没那个身板儿也干不了，多数人受不了那个罪。再说了，你也别怕出去一点子人，要是真能出去一半的劳力这样干，工值就上去了，大、小队的日子就好过了。可惜办不到。”于大牛说：“让他出去也行，一天交五毛钱太少了，给他说，一天交八毛，不干算完。”顾青山说：“也别太狠了。出去干这活儿太苦了。”陈会计说：“那才真是出牛马力，不是人干的活儿。”顾青山说：“那就让他一天交六毛钱，标本生产队整劳力记工。”下午，生产队长通知周恒顺，大、小队同意他出去跑运输，但一个月要交二十块钱—生产队又给加了码儿—记三十个工。周恒顺心想，这样干，生产队一个月剥削他十四块钱，但是毫无办法儿，只能同意。他把这事儿给奶奶说了，奶奶说：“小儿，那个活儿太苦太累太脏了，你让奶奶怎么舍得？”周恒顺说：“奶奶，世上什么活儿不是人干的？人没有累死的。我反正不上学了，就得豁上干。庄户人能干的，我都能干。多出点力怕什么，奶奶你别舍不得。不想办法儿增加点收入，让你和娘吃不上喝不上，冬天挨冻，我心里更难受。”奶奶说：“小儿，我听人说那些拉炭的，‘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拉炭的’，做梦也没寻思，俺孩子念了十几年书，末了当个拉炭的啊。”周恒顺说：“奶奶，别为这个难受。你放心，我不光当个拉炭的，干起来，我保证比一般拉炭的挣钱还多。”过了一天，周恒顺又去煤矿医院找老冉，说已经给大、小队说好了，一个月交二十块钱。老冉说，你们村的干部够黑的。周恒顺说：“黑就黑吧。能放我出来，就不错了。还有一个事儿，哥得帮忙儿。”老冉说：“什么事儿，尽管说。”周恒顺说：“那天帮我拉车的小妮子儿，是我邻居家孩子，她大大长肝炎死了，就娘两个，挺可怜，我来拉套子，她跟着来拣炭。我不来拉套子了，她晚上来拾炭，就不敢来了。原来拣了炭，都是我帮她挑回去，以后也没人帮她了。”老冉说：“我当什么难事儿，这个好办。你给她说，她还是个孩子，不上队里干活儿也没事儿，干脆白天来拾炭。拾了也不用往回挑，就放到我家里，攒多了，你给她拉着卖了，给她钱，不就结了吗？小闺女怕丑，你给她说，每天穿得板正儿儿地来，干完活儿，上俺家洗了脸，在俺闺女屋里换上干净衣裳再回家。”周恒顺回到家，正好刘婶儿和小杏儿都在，就把冉大哥说的办法儿给她们说了，小杏儿高兴得两眼放光，说：“端阳哥，你真有办法儿。”周恒顺说：“不是我有办法儿，是咱遇上冉大哥这好心人了。”小杏儿说：“也是你救他，把他‘为’下了。”刘婶儿说：“这叫好心好报。端阳，婶子怎么感谢你呀？”周恒顺说：“咱娘们儿不说这个，这也不是我帮多大忙，这是得小杏儿妹妹受苦受累去挣俩钱。”刘婶儿说：“大娘，叫个十四、五的闺女天天去跟那些野孩子一起拣炭，曝得灰头土脸，抹划得小脸儿跟小鬼儿似的，我心里也不好受，长大了，连个婆家都不好找。”小杏儿红了脸，说：“娘，你说什么哩。”奶奶说：“他婶子可别这么说，我看俺小杏儿长得又俊，心眼儿又好，还勤力，一百个里也挑不这么一个好闺女。长大了，谁家孩子找了小杏儿，也是有福的。”刘婶儿说：“大娘，听你说的，一盼子夸得这妮子不知道姓么了。”小杏儿说：“噢，我姓什么来？不是姓刘吗？”奶奶，周恒顺，刘婶儿都笑了。

就这样，高考落榜回家当了社员的周恒顺没有垂头丧气，没有自暴自弃，没有成为老百姓说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洸荡”的“半瓶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吊子”，而是两脚扎在墒沟里，实实在在地当了“地球修理工”，成了庄稼地里的行家里手儿。而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每日仆仆于沙土路上，路人投之以轻视、鄙夷的目光，姑娘掩着鼻子躲着走的“脚夫”。头一个月，两只脚经常磨出血泡，他按人家给说的办法儿，用马尾毛刺被它，咬着牙，疼得裂着嘴，强忍着上路，两个肩膀，脖子后边都磨破了皮，被汗水一渍，钻心的疼，可是，只要把车装好了，他就咬着牙，把车襻往肩上套，慢慢地，脚上，肩上，脖子后头伤处结了痂，皮变厚了，长了老茧。渴了，大口大口地喝生水，甚至河沟子里的水，饿了，一阵就把七八个煎饼干下去了。困了，把车一停，躺到车底下，两分钟就打起了“呼噜”。路上，几个脚夫一起歇脚儿，那些人啦不见天的“骚呱儿”，他虽然看自己的书，不接他们的茬儿，但听那些话也不觉刺耳了。谁能想到，这个身躯高大，拉起车来腰弯得像个大虾的脚夫，十多个月以前，还是一个文绉绉的白面书生，而且是一中的高才生。周恒顺脚踏在高低不平的沙土路上，汗珠子“啪啪”地往路上落，他用搭肩布或直接用黢黑的手抹去脸上的汗水，把当年书生的小白脸抹成了“三花脸”，脚下的路是不平的，他知道，命运对他是不公的，但他没有怨天尤人，也不自怨自艾，在任何情况下，他不向任何人乞哀告怜，因为他知道，主宰人们命运的是原则性强，立场很坚定的人，不会对他高抬贵手，而同情他的人都是无足轻重的，人微言轻的人，没法儿给他真正的帮助，他就像被狂风吹落，又被刮到石头缝儿里的一粒种子，必须在夹缝儿中，在挤压下，倔强地存活，生长，根扎在贫瘠的泥土里，伸出枝叶寻求一点空气和阳光……他看着庭园里的花木，植根于地毯般的沃土，淋浴着雨露和风，快乐地把枝条儿伸向蓝天，他不羡慕，因为那庭园的大门永远向他关闭着，对于他来说，无论多么艰难，他都要“活着”，要尽人子、人孙之责，还要让那个天使般的女孩儿少一点担心，让那个邻居女孩儿有个依靠儿。挣扎，拼命，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哪怕那路上布满荆棘……他用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用自己的血汗钱向大队、生产队赎得了可悲的、可怜的、当牛做马的“自由”，才得到了从事社会上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最被人看不起的职业的机会，他自讨苦吃，自取其辱，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怕危险，不怕被人看不起，因为他意识到，人要为生，首先要在经济上求“解放”。他步履艰难地行走在车来人往的路上，走得很有劲头，这是一条能让奶奶、娘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能给石头儿娶上媳妇儿的路……在这条路上，周恒顺很快就表现出他不是只知道出憨力的莽汉。一个多月后，冉大哥按原先的承诺给他买好了地排车，置办了跑运输需要的所有配套物件，包括装开水的军用水壶，走夜路用的马灯、手电筒，路上休息，晚上睡觉铺的苫子，草席，一应俱全。还又借给他二百块钱。周恒顺十分感激，说：“冉大哥，你是我的贵人。”老冉说：“那你就是我的救星了。兄弟，咱谁也不说谁感谢谁了。从你背上我往医院跑那一刻起，咱就是两肋插刀的朋友、弟兄。”从那以后，周恒顺就是单独“营业”的脚夫了。很快，他又经同学介绍，开始给方庄供销社采购站往县公司送药材、鲜鸡蛋，棉花，甚至活猪、活羊，从县城再捎回百货，副食、生产资料，来回运货比送煤挣差价收入高不少。六月份的一天中午，他在县药材公司交完货，又到县烟酒公司装货，公司已经下班，周恒顺在大门外一棵大树下等着。发现不时有人骑着车子从公司里出来，货架上带着一只白色的方箱子，箱子上写着两个大红字：“冰棍”，他问传达室的老头儿：“大爷，你们公司里出产冰棍儿啊？”老头儿说：“公司后院儿是副食品加工厂，每年从阳历五月到十月生产冰棍儿，四分钱一支往外批发，小贩儿出去卖五分、六分，跑远路儿的甚至卖一毛，挣不少哩。”周恒顺问：“那箱子是自己预备的？”老头儿说：“箱子是加工厂的，是密封，隔热的，好几层，还有小棉被。谁想卖冰棍儿，交上押金，天凉了，交回箱子，再退给押金。小伙子你想卖也行啊，比拉脚儿挣钱快。”周恒顺说：“咱卖不了，没有自行车。”老头儿说：“你拉脚儿，还买不了辆自行车？”周恒顺说：“就算有钱，没有自行车票儿，也买不着。”老头儿说：“小伙子，你真想买自行车，我托人给你买一张自行车票儿。是有办法儿的人从百货公司弄出来的。卖一张，一百块钱，顶上一个局长一个月的工资了。没真事儿。我得托人给找。是偷偷着办的事儿，不能咋唬。你下次来，我给你准备好，你再给我钱。”周恒顺在看大门老头儿帮助下，以比正式价格高一百元的代价买了一辆社会上最热的金鹿牌自行车。奶奶说：“小儿，你买了车子，也不能骑着来家。太扎眼。全大队就于大牛有辆自行车，你要骑上自行车，人家眼红死了，说不定就不让你出去干了。”周恒顺把自行车寄放到烟酒公司看门儿老头儿那里，每次去县城，公司中午休息三个小时，他就批发一箱冰棍儿（三百支），到县城近处乡下去卖。一个中午就能挣三元钱。整个夏季，多少个酷热的中午，当人们都在“歇晌”，乘凉的时候，他却顶着烈日，骑着自行车去走村串巷。这个夏天，卖冰棍儿一项他就赚了二百六十块钱，等于赚了一辆黑市价大金鹿自行车，还有剩余。对他来说，卖冰棍儿还是一段难以言说，让他感情复杂，感触良多，感慨不已，长时间难以忘怀的经历。每一次，他在一分，一分，又一分赚钱的同时，也承受着感情上的煎熬。每当他骑着载了冰棍箱的自行车在村头出现，很快就会被小孩子们团团围住，小男孩儿挤挤巴巴，推推搡搡地站在前面，小女孩试试量量，躲躲闪闪地站在后面。每个孩子都无一例外地扬着小脸儿，瞪着大大小小，细细圆圆的眼睛，盯着神秘的，甚至是神奇的冰棍箱子，有的孩子挤到自行车跟前，争着高举起小脏手儿，把脏兮兮、皱巴巴的五分钱递上，从周恒顺手里接过冰棍儿，忙不迭地放到嘴里，满足地，慢慢地吸吮着，脸上满是神气和自得，享受着冰棍儿的甜美和清凉，同时还享受着别的孩子羡慕的目光。孩子们跑回家去找大人要钱，有的要到了，手里攥着钱，高高兴兴地挤过来，神气活现地交钱，接冰棍儿，往嘴里填，充满自豪。有的空手回来，失望地站在后边，不再往前凑伙，有的脸上挂着泪滴，站在外头看着。有的人家传来大人打孩子的叫骂声和孩子的哭声……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重复。周恒顺看着多数孩子要不来五分钱，却一直跟着，盯着冰棍箱子，眼巴巴地看着吃冰棍的孩子，馋涎欲滴的样子，听着有孩子因为要五分钱而挨骂甚至挨打，他的心都抽紧了。吃上冰棍的孩子的欣喜和吃不上冰棍儿的孩子的伤心，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这一刻，吃上冰棍的孩子如在天堂，吃不上的像在地狱。在西泉村，有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儿，细长的脖子挑着个大脑袋，两只眼大大的，挺有神，总是光着脊梁，瘦得肋骨一根根明亮着，像是扎的栅栏，从周恒顺进村到出村，他一直跟在自行车后头，这天，周恒顺准备上车走了，孩子们都走散了，唯独那孩子还恋恋不舍地跟着，周恒顺从箱子里拿出还剩下的一支冰棍儿递给他，孩子伸出了手，却犹疑着不肯接，低声说：“俺没钱。”周恒顺说：“哥送给你的，不要钱，快吃吧。”那孩子很吃惊的样子，马上伸手抢过冰棍儿，怕周恒顺变卦似的，手拿着冰棍，不往嘴里填，转身就跑，周恒顺在后边喊：“慢点儿跑，小心摔倒了。快吃吧，一会儿就化了。”……一直在一个大门口站着，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西式短裤，干净，体面的中年人大声说：“卖冰棍儿的青年，别喊了，他不会吃的。”周恒顺问：“怎么回事？他干什么？”中年人说：“他肯定是捧了给他奶奶吃去了。”周恒顺又问：“他们家什么情况？”中年人说：“他大大去年饿死了，他娘饿跑了，就撇下他奶奶和他祖孙俩。” 周恒顺问：“那他们怎么生活？”中年人说：“他们家就成了‘五保户’了，也不过就是将就着饿不死，有口气儿喘着……”周恒顺说：“这个孩子真孝顺。”那人说：“孩子是好孩子，可惜命太苦了。”那人打量周恒顺一眼，说：“你这个青年是念过不少书的吧？”周恒顺说：“念过几年，现在下学了。”那人说：“我提醒你一句，以后不能给小孩儿冰棍吃。”周恒顺说：“怎么了？”那人说：“这庄里多数人家舍不得—也不是舍不得，是确实穷—拿出五分钱给孩子买冰棍儿吃，你送得过来吗？弄不好会惹麻烦。庄上有个小孩儿，功课好，家里穷，买不起纸钉作业本，我送给了他几个作业本儿，有的孩子的家长就找上门儿向我要本子，说他们比那个孩子家还要穷。你说怎么办？现在，多数社员家是‘赤贫’，你帮谁的是？何况，一个当老师的自己也不过勉强温饱而已，没有能力帮助别人。 ”周恒顺说：“谢谢老师的提醒。”说完骑上车走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以后周恒顺再去西泉村，那个小男孩儿却不见了，而周恒顺却总是忘不了那孩子大脑袋大眼睛的样子，尽管有那位老师的提醒，他还是很想每次都送一只冰棍儿给那个男孩儿，让他去给他奶奶……

除了卖冰棍儿，周恒顺还找别的门路挣钱。他利用给单位送货、送煤的便利条件，睁大眼睛看，支起耳朵听，不动声色地瞅机会儿，揽活儿干。单位里的脏活儿、累活儿、麻烦活儿，“机关”人员不愿干、不想干、没人干的活儿，什么搬运垃圾，整理仓库，收拾房子，他都接过来干。而且干起来，特别投入，特别卖力，一个人顶公家的人三个、五个，总是干得又快又好，无可挑剔。时间长了，周恒顺跟方庄供销社，县供锁社、县商业局下边的各个公司从领导到保管，会计、出纳这些工作人员都混得很熟，他们觉得周恒顺这个人诚实，能干，脑袋瓜儿灵，交待他干什么事，十分得心应手，特别放心，所以有了什么活儿，就给他留着。麦季里，他在县食品从公司又接了个一般人想都想不到的活儿—替公司的押运员押车，往地区肉联厂送活猪。公司怕猪在途中热死，送活猪安排在晚上。太阳落了，周恒顺吃了自带的干粮，喝足了水，在食品公司活猪仓库等着。猪库的工人们费好大劲把二、三十头大肥猪往汽车上赶。大猪们胡窜乱蹦，左冲右突，“嗷嗷”的尖叫声聒得人耳门子疼，工人们不顾大猪的反抗，“哐当”打上了车厢挡板， 又用一张大网把车厢盖严，周恒顺换上猪库工人的工作服，穿上高筒靴子，爬上车厢，背靠着驾驶室，两只脚踩在杌子上，仓库主任递给他一根长竿子，用作整治猪的“武器”，汽车开动了，大猪们似乎意识到了此行的目的，绝望的情绪主宰了它们，多数变老实了，不再抗争，有的则更加暴躁，“困兽犹斗”，更具攻击性，对周边的同伙儿吼叫嘶咬。汽车在沙石路上颠簸着在黢黑的夜幕下穿行，大路边，不时掠过乌浑浑的乡村、树林，偶尔能看见点点星火，风吹着周恒顺的头发，身上的工作服衣襟刮了起来，像侧放着的雨伞，空气变凉快了，但脚底下挤得满满当当的大肥猪像一个个小火炉，烤着周恒顺的双脚和两条腿，猪的臭味儿和着热气朝鼻孔儿里灌，他倒换着两只脚，手里不停地挥动长杆，借着车头上的大灯反射的光亮，把趴下的猪捣起来，免得被别的猪踩死，更多的时候，是捅那些不安分的“害群之猪”，把打架的猪分隔开，免得它们互相咬伤，损伤了猪皮。周恒顺腿站麻了，胳膊酸了，但不敢放松，不敢懈怠，坚持和猪们“搏斗”着。他心想，这真不是个好活儿，比拉一干五百斤重的排车还累，不只是累，简直是可怕。怪不得食品公司的活猪押运员经常借故请假，这个活儿，好样儿的人不干，身体不强壮的人干不了，但是周恒顺觉得自己可以干，受三个小时的罪，在肉联厂招待所里住一夜，吃一顿免费的饭，坐在运猪的汽车驾驶室里回食品公司，领三元工钱，相当于在生产队里干半个月，他觉得这个罪受得很值。只要有机会儿就得干。他自我激励地想，这也是一种生存体验，对自己是别样的磨砺。这样想着，周恒顺又振作起来，抖擞精神，舞动长竿，朝一头特别“捣蛋”的大猪“刺”去…… 第二天早晨，开运猪车的任师傅—一个大头大脸的中年汉子，在车下，喜欢眯缝着眼，总是睡不醒的样子，但两手接触到方向盘，会立即精神起来，两只眼睛瞪得铜铃一般—把周恒顺喊起来，到肉联厂食堂吃过早饭，任师傅开着空车，周恒顺坐在驾驶室里，回陶阳县城。任师傅说：“昨晚上你押车累得不轻，回去坐‘专车’了，好好享受享受。”汽车路过铁道洞子，两边睡了不少小要饭的，任师傅把车开得很慢，伸出头去喊道：“还不起来赶个门儿去，太阳晒糊屁股了。”有的要饭的真的坐了起来，伸着懒腰，朝任师傅做鬼脸儿，有的仍死沉沉地睡着。任师傅说：“我常跑这条路，这些小要饭儿的，我都认识了，有时候把招待所儿里吃剩的饭菜包了来给他们吃。”周恒顺问：“这些孩子都是哪里的？”任师傅说：“哪里的都有。多数是外出逃荒，坐火车没票，给撵下来，流落到这里的。没处儿住，就住铁路桥洞子里，太危险了。有的给压伤了，自己倒了霉，还把司机害了。可是，他们到别处儿也找不着住的地方呀。”说完摇摇头，感叹说：“人啊，你寻思寻思，最能的是人，最无能的也是人。最享福的是人，最受苦的也是人。最善良的是人，最狠毒的也是人。”周恒顺说：“任师傅，你就是属于最有能力的，最善良的人，也是比较享福的人。”任师傅说：“我？不过是个车夫。”周恒顺说：“你不听人家说，当今世上，‘一是听诊器，二是方向盘，三是杀猪刀，四是营业员，伙夫混个肚儿圆。’你手里的方向盘排在第二位，而且跟‘杀猪刀’同在一个单位儿，够优越的了。”任师傅说：“是有这么个顺口溜儿，不知道什么人瞎编的。可是仔细想想，说的也有道理。我也知足。……干这一行儿，天天在外头四处跑，见的景儿多。你知道我开车，路上常碰见的是什么？前些年，是娶媳妇儿的，这几年，是发丧的。”真是“山东人邪，说什么来什么。”任师傅的话音未落，从大路边一个村子里过来了抬着棺木，举着孝幡，披麻戴孝，哭天抢地的送葬队伍。任师傅叹道：“刚说完，就来了，晦气。”周恒顺说：“我听见人家说，出门遇见发丧的，不是坏事，是吉利。”任师傅说：“那反正不如遇见娶媳妇儿的喜幸。”正走着，任师傅指着公路边的大树，不少树皮被剥光了，煞白的树身上，写着歪歪扭扭的大黑字：“扒树皮，对不起毛主席，有心不扒，实在没法。”任师傅说：“你看这写的多顺嘴，真有才分。”周恒顺说：“咱县里公路上也有写的，一处跟着一处学，调皮就是了。这说明，不论多么困苦，中国人还是有幽默感的。”任师傅说：“你给他们安的这个名堂好，‘幽默感’，好，好。是啊，怎么办呢？人在世上，再苦，再难，还是死活赖活地活着。”周恒顺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谁都会珍重生命。死了，就什么都完了。活着，就有希望，仔细想想，还有比死更可怕的吗？死都不怕了，还怕苦怕难吗？”任师傅打量一下周恒顺，说：“今天早晨我取收货单，二十五头大猪，一头没死没伤，毛皮完好，百分之百合格，比老押运员押得还好。不赖。我听人家说过，你是一中的高才生，现在干这个，还干得这么好，这么认真，不简单。兄弟，咱说句不该说的话，共产党一百样子好，有一样儿不好：不认好人。”周恒顺说：“任师傅，可不能这样说。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任师傅说：“对，对，对，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周恒顺押车送猪深得好评，只要押运员缺勤，食品公司就让他顶班儿，这又成为周恒顺的一条“财路”。……就这样，周恒顺离开学校一年，完成了一组“三级跳”，先成了生产队里干庄稼活儿的好“把式”，又变身为拉着地排车长途跋涉的脚夫，还当上了几个企业单位不在“卯簿”的临时工。送货，干零活儿，任务总是排得很满，几乎不怎么装煤送煤了。当然隔上几个月，他会把小杏儿拣的煤装上满满一车，送到哪个单位，回来把钱交给小杏儿。老冉说：“兄弟，现在，很少看见你上矿拉煤了,拉煤的弟兄们都说你干得不赖。你真‘扑腾’得不瓤。有本事的人就是有本事。”周恒顺说：“这还叫‘本事’？不过就是勤力点儿，不惜力气就是了。干得再好，也多亏你这个领路人啊。”

又该高考了。高考三天是周恒顺的伤心日，那是他人生的“滑铁卢”。他知道自己今生和高考无缘了。但是牟洪云今年又一次参加高考，他明明知道以牟洪云的学习成绩，高考不会有问题，但还是悬着心，担心出现意外，异常。他不能去见她，怕她分心。高考三天，他坐立不安，高考过去了，县食品公司一个股长的女儿叫邢燕，高中应届毕业，牟洪云插班就和她一个班。周恒顺向她打听牟洪云高考的情况，邢燕瞪大了近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看着这个光脊梁披着搭肩布的年轻脚夫，有点奇怪，说：“你问她干什么？和她认识？”周恒顺说：“有点儿亲戚，俺奶奶让打听的。”邢燕笑了，说：“牟洪云是你的亲戚呀，她可厉害，在俺班儿里功课最好，比男生还棒。考完试，班里几个女生相互对答案，好几个人哭了，她啥事儿没有。准能上名牌大学。她还是报的齐鲁大学。”周恒顺放下心来，一边心里自嘲，本来她高考就不会有问题，你却瞎担心。“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高考过去十来天后，周恒顺头天下午在方庄供销社装了满满一排车鲜鸡蛋，把车寄放好，第二天一大早赶到供锁社，拉上排车往县城奔，一心希望中午下班前赶到县食品公司交上货。离开方庄时，还是“钢晴”的天，毒日头晒得身上针针扎扎的，周恒顺汗流浃背，拼命走着，六月天，娃娃脸，说变就变。快到县城时，不知从哪里来的乌云，一会儿功夫就布满了天空，天更燥热了,眼看要下雨了，周恒顺加快了步子，下了雨，沙土路被雨水浸泡，像酵面一样软，排车就走不快了，上午就交不上货了。周恒顺一溜儿小跑，猛劲拉车，总算进县城了，街上人多自行车多，周恒顺不能低头奔跑了，抬起头躲闪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大步流星地走着，锅灰般黑的云头像海潮一样奔涌翻滚，起风了，街上的尘土、碎纸，败叶在风中飞舞，打转儿，大雨就要来了，很快就到食品公司了，周恒顺让排车贴着路边，又低头奔跑起来，离食品公司大门只剩几十米远了，突然，一个女孩儿骑着自行车从食品公司大门出来，戴着白色宽沿太阳帽，穿一身藕荷绿的连衣裙，女孩儿的自行车直直地朝周恒顺驶来，到了排车跟前，猛地停住，女孩儿下了自行车，把自行车横挡在地排车前，手扶着自行车把，站到周恒顺面前，周恒顺抬了头看，傻了一样：是牟洪云！从上年九月初，他到县医院看望她，到现在，十个多月过去了，两人居然在这里，在这种情景中相遇了。牟洪云呆呆地看着周恒顺，周恒顺傻傻地看着牟洪云，两人一时都说不出话……一阵风把牟洪云头上的太阳帽刮掉了，白色的太阳帽在风中打转儿，飞跑，周恒顺扔掉车襻，去追那太阳帽，牟洪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说：“算了，不追了。”周恒顺挣脱开，“唿唿”地跑出去几十米远，拿回了太阳帽，递给牟洪云，牟洪云随手把太阳帽挂到车把上，又抓住周恒顺的胳膊，像怕他跑掉似的，仍然呆呆地看着周恒顺，两只世间少见的美丽的眼睛汩汩地涌出大滴大滴的泪珠儿，颤声说：“端阳哥，你……”周恒顺心潮像天上的乌云一样激荡，翻滚，但又故作平静，说：“小云，别这样……我们这不是见面了吗？”牟洪云说：“‘别这样’？你让我怎样？‘见面’了？要不是我听邢燕说有个送鸡蛋的打听我高考的事，我问她那人什么样儿，她给我说了，我猜出是你，跑这来等你，我们能见上面吗？”周恒顺说：“你别生气，你回一中插班儿，我怕你分心，影响你学习。”牟洪云说：“那么，高考完了，你向别人打听我考的情况，为什么不直接去问我？我原以为你在生产队干活儿，请假有困难，离县城又远，不方便来，却原来你三天两头儿来县城，就是不肯见我？”周恒顺支支吾吾地说：“小云，我……不是……”牟洪云还要说什么，突然，天空闪过一道紫色的闪电，头顶上一声惊雷炸响，铜钱般大小的雨滴成串地往下落，街上的行人和骑自行车的有的拼命奔逃，有的躲进路边店铺避雨，周恒顺说：“洪云，你快到商店避雨，我得快把车拉进公司，他们快下班了。”牟洪云听了，没应声，登上自行车，进了食品公司，把自行车停在公司传达室门口，又迭忙跑回来，头上、身上全是雨水，连衣裙湿透了，紧贴在身上，周恒顺正拼命拉车，说：“小云，你…”牟洪云说：“快，我在旁边推。”说着，就弯下腰，两手按着车厢板用力推车。排车到了公司大门口，门前六、七米长的慢坡儿，砂土质地，被雨水泡软了，车轮陷下去，雨水打得他们睁不开眼睛，气儿也喘不开，周恒顺咬着牙拼命拉，牟洪云小手儿细胳膊用尽力气推，但排车就是挪不动窝儿，牟洪云松开车板儿，跑着去了公司传达室，喊了两、三个穿着雨衣的人过来，帮忙把排车推上了坡，有个人说：“周恒顺，是你小子呀，你傻呀？下雨了，不上公司来叫人帮忙儿？，快点吧，再晚十分钟，鸡蛋库就下班儿走人了，快拉过车去，等下午上了班再点数入库吧。”周恒顺拉车，牟洪云在旁边推着，急急忙忙把排车送进了鸡蛋库，两人回到公司大门口，大雨居然停了，天地间豁然开朗起来，好像刚才这阵雨，是专为两人久别重逢之时，尽显周恒顺的困顿，狼狈而落。牟洪云推了自行车往外走，周恒顺在后边跟着。食品公司的职工在后边议论，有人说：“你们不认识？那女学生是县委牟书记家的千金，她和周恒顺是同学。”有人说：“是同学不假，但看这情份，不像是一般同学。”又有人说：“什么情份？一个拉地排车的，一个县委书记的女儿，……还谈恋爱？有门儿吗？”……周恒顺和牟洪云走出三、四百米远，两人走进城关供销社开的回民饭店。周恒顺给这饭店送过煤，和饭店的人很熟，女服务员和厨房的大师傅都热情地招呼他，餐室里冷冷清清，没什么顾客，他们在一张餐桌儿旁坐下，周恒顺要了两碗羊场，两个菜和“高价”—不收粮票儿的—烧饼，牟洪看了看油乎乎的桌面儿，皱了皱眉头，说：“我长这么大，头回进这个饭店，味儿太大了。”周恒顺说：“回民饭店就这个味儿，不过饭菜不孬，也还干净，将就吃点吧。”莱、饭送来了，周恒顺说：“吃吧，先喝点儿羊汤，里边有胡椒，能预防感冒。刚才你冻得不轻，嘴唇都青了。”牟洪云用小勺儿舀一口喝了，说：“饭店样儿不济，汤还挺好喝的。”周恒顺指指桌子上的莱：“一个炒羊杂儿，一个豆腐粉条儿，你尝尝。”牟洪云夹菜吃了，又喝几口羊汤，脸色变红润了，也有了笑意，说：“你挣钱了，请我下馆子了。”周恒顺说：“也挣不了多少钱，比在生产队混强一点。”牟洪云说：“邢燕告诉我，那天你向她打听我高考的事以后，她问她爸爸你的情况，她爸爸说你是一中的高中毕业生，没考上大学，可惜了。还说你干活儿连当，头脑清楚，账头儿好，又能吃苦，什么苦活儿累活儿都能干，跟大车往肉联厂押送活猪都比食品公司的押运员强，说你真是好样儿的。邢燕儿说你的事津津乐道—她不知道咱们的关系，我听着心里阵阵作疼。”周恒顺说：“不必这样。你应该为我欣慰，下学一年，我经受的历练，胜过以前十几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生’二字的份量。”牟洪云说：“你真不简单。真的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真让人佩服。这就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周恒顺说：“谈不上。不过是被逼不过，求生而已。我也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迈出这一步去，拉套子，当脚夫，借机揽活儿干，做小生意—卖冰棍儿，这都是要吃大苦的。但是，我不能怕。我上了十几年学，原想继续深造，修成正果，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既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也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这扇门儿对我关闭了。回农村，也得不到应用知识的机会。那我剩下的可资使用的就是自己的体力了。就只能拼上自己的身体，挖掘潜在的体能，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存状态。自己解放自己。趁自己年轻，我下决心试试，到底我能出多大力，能吃多大苦，我要试试，自己是铁打的，还是泥捏的。否则，三十多岁以后，身体走下坡路了，想干也干不成了。反正生产队有的是人，那么多不干活儿的‘高级社员’，干活儿的也磨洋工。也不缺我这一个劳力。我还怕在生产队里混几年混成懒汉了。何不出来自己闯一闯。我一个月向队里交二十元血汗钱，还增加了生产队的收入。”牟洪云说：“他们让你一个月交二十元钱，够多的。一个小学老师一个月才三十块钱哩。”周恒顺说：“有的脚夫平时不交钱，花钱买口粮，交钱的也没交这样多的，可是，我为了赎买自己的自由，交二十元钱也认了。我即使是一个月只剩下十块钱，也比在生产队里挣一天两毛钱强呀。”牟洪云难过地说：“天天这样干，以前学的知识全丢了。”周恒顺说：“不惋惜。读书，是为了获得生存能力。我在生产队里干了大半年，农活儿基本上精通了，而且对生产队为什么搞不好，应该怎样改进，大体上看明白了。但是不会有人听我的。这也是我下决心出来干的原因。我出来干了这几个月，接触了不少单位，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知道了这些单位怎样运作，下乡卖冰棍儿，让我进一步感受到普遍的、触目惊心的贫困，这都是书本儿上没有的。像高尔基说的，这就是‘我的大学’了。”牟洪云说：“你确实有自己的想法儿，说的也有道理。可是看到你现在这样，我心里难受。甚至想大哭，想号叫，端阳哥，难道你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周恒顺说：“不这样，我又能怎样？我不是几次给你说过吗，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任何人都得在社会给定的条件下生存，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趋利避害，在夹缝中求生存，是我唯一的可行之路。在生产队磨洋工，混工分，熬日头， 吃不上，喝不上，老的生病没钱治，那更苦。我这样干，是自讨苦吃，心甘情愿，不以为苦，苦中有乐。不用为我担心。”……两人吃完饭，牟洪云说：“咱一块儿上俺家吧？”周恒顺说：“不去了，我这样子，会把叔、婶吓着。我们说准了，八月三十日中午，我们还在这里见面，我为你送行。我们待的时间不短了，你快回家吧，我也得去食品公司拿收条儿了。”牟洪么不情愿地站起来，两只眼直直地，哀怨地看着周恒顺，说：“好，我不耽误你的事儿了。你干这个活儿，千万当心啊，路上注意安全。别太累了，别走黑（夜）路，别喝生水，别吃不干净的东西，别……”周恒顺鼻子发酸，眼睛发热，但强忍着不流眼泪，还故意笑着，说：“好，我都记住了。我一定当心……”两个人走出了饭店，牟洪云说：“你先走。”周恒顺说：“你快骑上车子先走吧。公司这会儿还没上班，你走了，我再去。”牟洪云恋恋不舍地骑上车子走了，周恒顺着着她骑在车子上那好看的姿势，姣好的身影，心里隐隐作痛，而牟洪云早已是泪眼模糊了……

几天后，周恒顺就从邢燕那里得知，牟洪云和上年一样，又考取了齐鲁大学哲学系。八月三十日，周恒顺在食品公司卸完货，拉着地排车，来到回民饭店，把车停在饭店院儿里，让服务员安排了一个临街的单间餐室，站到窗子跟前，眼巴巴地望着窗外，不一会儿，牟洪云戴着太阳帽儿，穿白衫蓝裙，光脚丫儿穿白色的塑料凉鞋，像随风摇曳的柳条儿一样，飘然而来。周恒顺出门迎她。两人进餐室坐下。牟洪云走热了，脸上挂了几颗晶莹的汗珠儿，小脸儿白里透红，周恒顺又像原先那样，想到眼前坐的是降临人间的天使，他掩饰着自己的激动，问：“天这么热，怎么不骑车？”牟洪云说：“我怕下雨，上次我骑车回家，滑倒了，摔了一身泥，狼狈极了。”周恒顺担心地问：“腿没事儿吧？”牟洪云嗔他道：“傻子，腿要有事儿，还能来？”停了停，说：“听邢燕说了吧？还是原校原系，九月五日开学。爸妈让我早去两天，先去看看大娘和周恒刚他爸。”周恒顺说：“我就不去车站送你了。”牟洪云说：“不劳烦你大驾。”周恒顺说：“你别不高兴，我现在这种情况不愿意见叔婶儿，怕他们怀疑咱两人的关系，为你担心。”牟洪云说：“他们担心什么？怕你吃了我？他们心里还是挺同情你的，替你惋惜。”周恒顺说：“叔婶儿对我应该没有恶感。但是作为父母，他们不会不关心女儿的终身大事。”两人正说着话，服务员来了，周恒顺让牟洪云点菜，牟洪云也不客气，点了一荤一素两个菜，周恒顺要了一斤半羊肉水饺，一瓶红酒。牟洪云说：“那天在食品公司大门外见到你，在大雨里和你一起推车，我很震惊。听你说了那些话，回去的路上，我难受极了，要不也不会摔倒。我有一种冲动，干脆我也不上学了，和你一起在社会上闯。”周恒顺说：“别说疯话了。我这样闯是迫不得已的，你一个女孩子，怎么陪我闯？和我一起拉车？你考上了名牌大学哲学系，是全县唯一的，最棒的，前程远大，多少女孩儿羡慕你？快安心去上你的学，别异想天开了。”牟洪云说：“这些道理我也知道，但感情上就是走不出来。”周恒顺说：“走不出来也得走。”服务员送来了菜和红酒，周恒顺倒上酒，说：“洪云，你端起酒来，咱两人一起喝，祝贺你第二次考上齐鲁大学。”牟洪云抿了一点红酒，说：“‘祝贺’什么？考上老天爷‘大’，你现在这种情况，我也高兴不起来，就像这红酒，人家说是甜的，我喝着是苦的。”周恒顺说：“小云，看你在学校里，面对大庭广众演讲，指挥少先队员，团员青年整队开会，俨然叱咤风云的女将军，怎么临到自己的事，这么优柔寡断？”牟洪云恼了，撅了嘴，说：“哪国的‘女将军’？你会形容！什么‘优柔寡断’？还不是因为你？感情上的事，是说‘断’就能‘断’了的？你说心里话，你‘断’了吗？”周恒顺说：“对不起，我用词不当。但是你得这样想，我的命运已经定了。就像那天在食品公司门前那样，必然经历漫长的风雨如晦的人生，要走的路充满坎坷和泥泞。按我的感情说，我唯愿你一辈子幸福，我受的这种苦，连一天都不能让你受。我意识中无法想像让你吃苦受罪。所以，我宁死也不会让你来陪我。你硬要来，我推也要把你推开。鲁迅说，他们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下一代到‘光明的地带去’。我当时看了那话，非常感动。但是现在看来，我无缘被放到‘光明的地带去’，仍然处在‘黑暗的闸门’里边，难道我能为了自己，让你弃明投暗吗？我一个人还不够，要再搭上你吗？我绝不会那样做。”牟洪云有一搭无一搭地夹点菜，放到嘴里，没滋没味儿地嚼着，吞咽着，呆呆地听周恒顺说，突然问：“果真有那么严重吗？”周恒顺斩钉截铁地说：“比我说的还要严重。别忘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社会相比，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洪云，别抱幻想了，当机立断，把不切合实际的、绝没实现希望的梦想丢掉，轻装上阵，迈向新的天地吧。 ”周恒顺给年洪云夹菜，两人又喝了几口红酒，牟洪云沉思良久，说道：“这些日子，我也想了很多。现实生活中的障碍确实很难跨越。爸妈说了洪秀姐的遭遇，确实太可怕了。我对你的眷恋，会成为你的精神负担，影响你今后的生活。农村青年结婚早，你现在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了，我还要上四年学，毕了业还不知上哪工作。端阳哥，我不缠着你了……”说着说着就哭了，周恒顺慌了，说：“小云，你怎么还这样想？我压根儿没考虑过什么结婚的事，我绝不是怨你，是不愿让你老是陷在这种无望的，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中，不能自拔，太苦了……我不愿意让你这样苦……”牟洪云说：“苦，我承认是苦，但还有一线希望。因为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是拥有人身自由的公民，谁也不能剥夺我们相爱的权利。”周恒顺说：“你又转回去了，钻牛角尖儿了。你别忘了，在我们国家，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公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是不能跨越的。”牟洪云说：“我知道啊，所以才痛苦啊。但是让我放弃（这段感情），不但精神上痛不欲生，甚至生理上都觉得有被活活撕裂的感觉，我现在才知道了什么叫‘肝惕寸断’……但是，我下狠心，答应你，同意‘放弃’，端阳哥，……我们生错了时代……”牟洪云说着，又哭了，周恒顺说：“我们不是生错了时代，是生错了地方。小云，别这样，让人家听见不好。”牟洪云一边低声啜泣，一边说：“你别管我，让我哭吧，也许今后再没机会儿在你面前哭了……”餐室门外有脚步声，牟洪云忙止住哭泣，擦干眼泪，服务员推门进来，把水饺放到桌子上，看一眼牟洪云，又看了看周恒顺，走了出去，周恒顺说：“咱两人尽顾了说话了，菜没吃多少，都凉了，你吃水饺吧。我把菜吃光它，免得浪费了。”牟洪云吃了十来个饺子，周恒顺把两个盘子里的菜全吃光了，又吃水饺，一边自嘲道：“我是大肚汉，能吃着哩。”牟洪云说：“你就得好好吃饭。你干的是什么活儿啊。人是铁，饭是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周恒顺说：“‘革命’，不够格儿，但身体的确是本钱。你放心，你上次嘱咐的话，我回去就记到‘日记’里了，一定照着做。”牟洪云说：“你还坚持写‘日记’，这样好。”周恒顺说：“一个看书，一个写‘日记’，都在坚持，既是积习难改，也是对命运的抗争，不甘沉沦。我觉得如果丢了这两件事，就完全变成会说话的工具，没有精神支撑了……”牟洪云点点头，周恒顺把吃剩的水饺装进自己的大茶缸子，又用绒布包好，说：“带回去给奶奶吃。”牟洪云说：“回去给奶奶—不，是姥娘，今生没资格喊她一声‘奶奶’了—问好。”周恒顺不接她的话，只点点头，说：“你去上大学，我也没什么送你。”说着，掏出一沓钱，放到牟洪云面前，说：“这是一百块钱，你带上，到学校里用。”牟洪云坚决地把钱推回来，说：“我爸妈还不尽着我花钱？我可不要你的钱。你出大力流大汗挣来的钱，我花着心会疼。”周恒顺说：“我也知道你上学不缺钱。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就忍心拒绝？要不就这样，你拿这钱买书，咱两人阅读兴趣很相近，你买了书，看完了，有机会儿就捎给我看，这样总行了吧？”牟洪云把钱接过来，装到身上，说：“这个办法儿我同意，就这样办。”周恒顺说：“咱们就说到这里吧。我们不能‘与子偕老’，但还是同学，表兄妹，朋友，我们这一辈子，在任何情况下，都把对方当成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鼓舞者。”牟洪云郑重地点点头，说：“你现在做事情，跟社会上的人打交道，情况复杂，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周恒顺说：“你放心，我会很注意，不做任何出格的事。”周恒顺看看窗外的太阳，说：“我们待的时间不短了，该说‘再见’了。”牟洪云深情地看着周恒顺，说：“端阳哥—往后我不喊你的名字，只按亲戚称呼，叫你‘端阳哥’，我们相识多年，只握过一次手，你能抱抱我吗？”周恒顺看着她充满期待的眼神，走过去，伸开手臂，抱住了她，牟洪云把头伏在他肩上啜泣起来，周恒顺看着她雪白的脖颈，闻着她令人心醉的气息，多么想搂紧她，亲吻她，但他克制住自己，他不能越界，不能做不应该做，违背自己初衷的事，他松开手臂，扶牟洪云坐下，牟洪云两手抓住他的胳膊，两眼直直地看着他，说：“端阳哥，别忘记我，好吗？”周恒顺两眼涌出了泪水，说：“这不用说，想忘也忘不掉，一辈子都不会忘。”又开玩笑道：“让我们临别相约：‘苟富贵，毋相忘’。再加一句，‘如有困难，不要相忘’。”两人往外走，牟洪云说：“你去拉排车吧，你走了，我再走。”周恒顺说：“我还得回饭店有事。还是你先走。”牟洪云看看周恒顺，想说什么，但没说，很不情愿地走了，她慢吞吞地走着，没有回头，但很快就低下头，脚步变快，简直是小跑儿了。周恒顺知道，她一定是哭了。他的心抽紧了，他真想不顾一切地去撵上她，……但他没有动窝儿，出神地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回饭店，在自己排车旁，沉重地蹲下…… 他总算说服了牟洪云“放弃”对他的感情，但两人就真的从此“分手”了，他心里比刀割还要疼，对于他来说，一生中最宝贵，最有价值，千载难逢，千金难买的东西从此失掉了，彻底失掉了，他的感情世界崩塌了，她是他的星，他的明灯，他的神灵，如今被他一推了之，一挥而去了，失去了她，他眼前的世界变得更加灰暗，没有了她，他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他突然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是不是太自卑，太怯懦，世间最真挚，最纯洁，最高尚的爱情却不敢接受，是不是太世俗，太功利，对人对己都太残酷，太无情，大不近情理……他心里翻腾着这些念头，但他看一眼挂在车把上的磨得油亮的车襻，看不出什么颜色的披肩布，绳捆索绑、伤痕累累的地排车，他对自己说，她本来就和你分属于不同的世界，你本来就没资格得到她的爱，本来就不是你的，哪里算得上“失去”？……周恒顺的心境慢慢地平复下来，直起身来，他刚才看见饭店煤场上煤不多了，小杏儿拣的煤又攒够一车了，明天给他们送来吧。他找保管员说好了，拉着空排车走出饭店，看看西边的太阳，应该是下午两点多了，如果再去百货或者烟酒公司装货，天就晚了，听说现在路上有“劫道儿”的，牟洪云再三叮嘱要注意安全，不冒这个险了。算了，空车往回返吧，直奔荣庄冉大哥家去装小杏儿的煤吧。他拉着排车，快步往回走了。中午和牟洪云在一起吃饭，啦呱儿，情绪激动，又喝了点红酒，他觉得自己的脑袋胀得很大，脸在发烫，现在，牟洪云离他而去了，而且是永远地离去了，青春岁月里最宝贵的感情纽带被他亲手掐断了，母校牟屯完小、陶阳一中求学生涯中美好而辛酸的记忆从此进入了尘封的历史，他觉得像被抽了筋似的，头有点晕，有些恍恍惚惚，他告诫自己，快振作起来，别跟丢了魂儿似的了，牟洪云丢掉精神包袱（？）去上大学，这是好事，应该为她高兴。你自己也安下心来，专心上自己的“大学”吧。“穷当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想起王逢原的诗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人生的路还很远，很长，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拼搏，说不定会迎来转机，迎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他这样想着，走着，腿不再酸软，步子轻快起来，约摸七点来钟，到了荣庄冉大哥家。冉大哥出车还没回来，嫂子刚从坡里回来，见到周恒顺，很高兴，忙倒水让他喝。周恒顺说：“小杏儿天天往这里送炭，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老冉嫂子说：“这么大个院子，放这点炭，有什么麻烦的？这小杏儿真是个好闺女，比俺这几个孩子强一百帽头子，又勤力，又知道好歹，送过煤来，就帮我打扫院子，洗衣裳，我怕天晚了，那天都是撵着她走，你说说，十六、七的大闺女了，天天来拾炭，曝得乌眉皂眼，连件好衣裳也不能穿，跟那要饭的似的，人家不嫌脏，不怕丑的，真难为这孩子了。我在一边儿看着，心里都怪凄惨的。”周恒顺一边往排车上装煤，一边说：“她大大没了，她娘也病病怏怏，她上队里干活儿一天给个四、五分，挣不够口粮款。能拾个炭，她高兴着哩。这不也是没办法儿吗？”老冉嫂子说：“可怜啊。”周恒顺问：“她今天没来送煤吗？”老冉嫂子说：“还没来，也该来了。”老冉嫂子话音没落，小杏儿挑着两筐头子煤，竹扁担颤悠悠的，进了院儿，放下煤挑子，摘下草帽儿，小脸儿上虽然有些灰土，但红扑扑的，挂着汗珠儿，两只杏眼又圆又亮，说：“嫂子，你下坡回来了？”转身看见周恒顺，眼睛亮得放光，想跳起来的样子，说：“端阳哥，你来了？太好了，我回家有做伴儿的了。你几时来的？”周恒顺笑吟吟地看着她—多少年了，周恒顺看见她那到天真烂漫、纯洁无暇的笑脸，内心总感到由衷的愉悦，不由就笑吟吟地看着她，听她说那种天真的，孩子气的，又总是饱含着真情和良善的话语—说：“我刚来了不大会儿。这一段时间活多儿，没顾上，你拣的炭攒了不少了。今天装上车，明天早来往县城回民饭店送。”小杏儿把筐里的煤倒到排车上，又拿了铁锨往车上装煤，两人把车装满了，周恒顺用车围子，草帘子封好车，小杏儿忙着把车边儿的煤扫成堆儿，又扫了院子，老冉嫂子说：“小杏儿，别忙活了。大兄弟，你坐下歇歇儿。小杏儿快喝点水，洗脸。”小杏儿走到水缸跟前，舀了一碗凉水“咕咚咕咚”喝了，老冉嫂子说：“这个妮子又喝凉水。”小杏儿说：“凉水喝得快，解渴，喝了凉快。惯了，没事儿。”一边用手背抹去脸上的水珠儿，也许意识到自己成了“三花脸”了，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周恒顺，赶紧拿了脸盆，从水缸里舀了水，洗头洗脸，洗完了拿挂在绳子上的毛巾擦干了，又把毛巾洗了，晾到绳子上。老冉嫂子说：“这个妮子天天用凉水洗头洗脸，说她也不听。”小杏儿一边用梳子梳头发，系马尾辫儿，说：“惯了，没事儿。”小杏儿洗完头，跑到老冉家闺女住的房间换了干净衣服，焕然一新地回到院子里，老冉嫂子说：“小杏儿妹妹这会儿和刚才比，简直就像换了个人儿，俺一个荣庄儿村，也挑不出这么一个好看的闺女。越看越待看。”小杏儿脸红了，说：“嫂子，你别说了……”老冉嫂子说：“害臊了，好，我不说了。天快黑了，你们快走吧。省得走黑路，磕磕绊绊的。”周恒顺和小杏儿两人一前一后离开老冉家，走出荣庄，来到庄外大路上，小杏儿紧走几步，和周恒顺并肩走着。周恒顺说：“怎么洗头也用冷水，冬天这样可不行。他们家不缺热水。”小杏儿看看周恒顺，说：“冬天我只洗洗脸，不在他们家洗头，洗了也不好干。这样已经很麻烦人家了。”夕阳的余晖照着小杏儿，把她墨一样黑的头发，圆圆的脸蛋儿，又圆又大的杏仁儿般的眼睛，浅浅的酒窝儿，都染上了一层金色。周恒顺想，多么懂事的孩子，如果是城里人的孩子，她会是爸妈的掌上明珠，宝贝疙瘩，还得在爸妈面前撒娇哩，还应该在专心地愉快地读书，而她却肩负着一家的生活重担。周恒顺问：“小杏儿，家里又没钱了吧？明天下午，咱就把钱给婶子了。”小杏儿说：“端阳哥，俺娘说的，你不能把卖的煤钱都给俺，她让你还像原先那样留下一半的钱。”周恒顺说：“原先石头儿也一块儿拾炭，天天往家挑，我和石头儿犟不过你，留一半的钱。现在要多长时间才打总送一车，也留一半儿的钱？那我不成了地主剥削人了？你给婶子说，别说不要一半儿，我连运费也不要。我要是要这个钱，就太对不起刘叔和你们全家了。”小杏儿不出声了。周恒顺扭头看她，只见她脸上挂着泪珠儿，周恒顺说：“对不起，我提刘叔，让你伤心了。”小杏儿说：“不是那么回事儿。端阳哥，我现在天天来荣庄儿拣炭，来回倒去的，就一个人，可难受了。心里老想俺大大，老想着，俺大大死了，撇下俺娘俩儿，过这日子多难呀。不敢往前想，想想好害怕呀。俺大大没病的时候，俺娘常说我没心没肺的，就是家里没饭吃了，我也傻呵呵地笑。可是现在……”周恒顺说：“小杏儿，别太难过。有端阳哥呢。你忘了吗？我答应过刘叔，我会帮你和刘婶儿的。”小杏儿扬起脸，看着周恒顺，晶莹的泪珠儿在眼角儿里闪亮，说：“真的？你老帮俺？一直帮？”周恒顺说：“是的，是真的，老帮，一直帮。”又走了一段路，小杏儿说：“端阳哥，孙志春那个流丘货，觉得自己是团支书，又是教书先生，仗着是于大牛的小舅子，烧得不行了。见了我，老是地瓜秧儿烤火—甜么索的脸，说个话没正形儿，烦死人了。”周恒顺说：“咱住在庄儿外，他住庄儿里，又不打交道，他有什么可说的？”小杏儿说：“谁说不是呢。可是他没事儿就好往这边儿转游，见了面就没话搭拉话儿，那天见我拣炭回来，说我‘这么好看的脸蛋儿，去拣炭，可惜了。往后别拣了，没钱花我的。’我也没好话，说他，‘用你瞎操心。你又不是俺侄儿，俺孙子，用不着你孝顺。’那黄子脸皮厚，说他这，他也不恼，还嘿嘿地笑。没把我气死。”周恒顺说：“别生那么大气，小男孩儿喜欢和小女孩儿啦呱儿，也不奇怪。你烦他，就离他远点儿。”小杏儿说：“谁愿意离他近？是他硬凑乎。”稍顷，又说：“我要有个哥哥多好，谁敢跟我嘻溜，让俺哥上去给他一巴掌。端阳哥，你要是俺哥就好了。”周恒顺说：“我现在不就是你哥哥吗？不过我这个哥哥不敢动不动就给人家一巴掌。”小杏儿笑了，还调皮地伸伸舌头，说：“好了，你说你是俺哥了，可不兴变的。”周恒顺说：“变什么？不变。”

第二天，周恒顺拉了小杏儿拣的煤送到了回民饭店，结完账，拿了钱，拉着空排车回了家，对奶奶说：“奶奶，我明天不出去拉货了。我拉着你上周庄大奶奶家去。小刚儿哥快开学了，再不去，就见不上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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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暑假，周恒刚除了骑自行车去了一趟县城，到县医院给奶奶买药，去一中看望了几位老师，到牟洪云家打了个“照面儿”以外，就一直在老家蹲着，他要多陪陪奶奶。奶奶的身体多年来一直很硬朗，但从他上年离家远赴北京上军校以后，老人家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娘说，你奶奶这一辈子，一颗心就扑在三个男人身上，你爷爷，你大大，还有你。打日本鬼子那些年，你大大不在家，你爷爷奶奶和我俺三个人，倒换着抱着你，东躲西藏，你爷爷死到鬼子手里，你大大没音信，你奶奶颠着小脚儿，受了多少的苦，她心气儿一点儿不减，就因为你是她的心尖子。解放了，你大大回来了，让你奶奶上济南享福，她说什么也不去，她得在老家守着她的孙子—当然也心疼她的儿媳妇，她得亲自供孙子上学，看着她孙子走了，来了，一天天长大了，她就精神。你上了县城，星期天下午一走，她就数算着，过了星期一，是星期二，天天掐着指头算，盼你星期六过晌午回来，寻思着弄什么好东西给你吃。你上军校，穿了军装来家，她高兴坏了，说你穿上军装，格外威武，满庄跑着去跟人说，俺小刚儿上的是培养军官的大学，又是解放军，又是大学生。可是，你这一走，半年才回来一 趟，她嘴上不说，心里不高兴，背地里跟我说：“老了，见不着俺小刚儿几回了。”有时候突然跟我说：刚儿他娘，你做点儿什么饭，小刚儿回来吃。我跟她说：“娘，你忘了？你小刚儿不在县城念书了，他上了北京—有毛主席的那个地方—念军校去了，得放了假才回来。你不用挂着他,他在北京,什么好吃的没有?比咱吃的好多了，咱不用管他。”她就摇摇头，怨自己老糊涂了，满看着心里扫兴，不是味儿，时不时地叹气，不愿意说话，一袋接一袋地抽闷烟，也没点精神头儿了，饭也不好生吃，说是一点儿不觉饿。我就劝她：“娘，当年，你供继章念书，继章出息了。现如今，咱供小刚儿念书，小刚儿上了军校，眼看又出息了，咱不就是盼的这一天吗？全周庄，咱左右方边，四外庄里，提起你周老太太，烈属，两代大学生，两代军官，烈属加上军属，谁不夸你？当年俺大大遇害，小刚儿他大大没音信，咱娘们儿逃难，你抱起小刚儿，别看小脚儿，没你跑的快的，我有时候哭天抹泪的，你劝我，给我鼓劲。守着外人，你一滴眼泪也不掉。娘，比起那时候，咱不就是上了天了吗？你怎么倒没精神了？”你奶奶说：“怎么没精神？有精神。娘就是老了，心瓤了。”实际上，从你走了，她一天不如一天。你想啊，她四十多岁，没你爷爷了，你大大不在家，挂着你大大，这边儿就一心想着你。你这一走，她心里空了。人老了，心也瓤了，没心劲了，不愿意动弹，就吃不下饭去，身子骨儿可不就慢慢不行了。也拉着她上县医院看，也请先生来家瞧，都说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身子有点虚，有的还给她开玩笑，说，有大干部儿，还有在北京的孙子，给老太太弄好吃的，补养补养就好了。你大大，济南你妈给她拿来的什么阿胶，人参，也让她吃了，喝了，变着法儿给她做饭，可是，你弄半天，她伸上筷子，蜻蜓点水似的，吃不了几口，就放下筷儿了。吃不上饭，身体能不瓤吗？你奶奶的心病，就是想你。你放了假，少出去窜窜，多在家里陪你奶奶。周恒刚听娘的话，放了假，哪里也不去，天天陪着奶奶，跟奶奶啦呱儿，听奶奶说那些已经说过不知多少遍的陈年旧事，爷爷的事，大大的事，苦妮儿姑姑的事儿，小刚儿小时候的事，还有周家老辈儿的事，周恒刚不嫌奶奶絮叨，他知道这些“呱儿”里浸透着奶奶的感情，奶奶对他们周家几代人的无量的，无私的爱。……孙子在家，老太太就像打了强心针，起床也早了，说话也多了，饭也吃得多些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放寒假的时候，爸爸，妈妈和明明都来家过年，周恒刚和明明两人在老太太跟前，娘三个一阵阵的笑声满院子响，爸爸对娘说：“我看咱娘的身体没什么事儿，精神也挺好。”娘说：“小刚儿放假来家了，你们也都来了，咱娘就来精神了，过几天你们回了济南，过不了十五，小刚儿再走了，咱娘立时就蔫了。这么大个院子，出来进去就俺两个人，我要出去上生产队干点儿活儿，上自留地里拾掇拾掇，就撇下老嫲嫲自已，太孤单，她精神头儿下去了，不愿意动弹了，吃饭就不行了。人不就是活的个精神头儿吗？”爸爸说：“你就别上队里干活儿去了，咱交口粮款就是。不行连自留地也不要了，就在家陪着老太太。”娘说：“你见年往家来钱，咱没欠过口粮款。小刚上了军校，咱成军属了，人家还照顾。我老觉得咱不干活，上场里去分口粮，好像欠大家似的，有社员骂白吃白喝的，知道人家不是骂的咱，可听着也心跳脸红。我去干点，也尽尽心。咱娘也撵我去，说我老在家里窝着，闷得慌。自留地可不能交，全指望它出点新鲜菜给咱娘吃。你们在外头开销大，三姑家那边又不素静，用钱的地方多着哩，你也别往家打一些钱，我保证亏不着咱娘。”爸爸说：“过年，你别给明明一点子压岁钱，小孩子，别惯她。”娘说：“这个你就别管了，明明喊我‘娘’，给我磕头，我就得给压岁钱。我哪里都能挣出来，省出来了。”娘就是这样的人，永远是这样想着别人，对生产队，对庄乡四邻，对自家人都这样，多少年都是这样过来的，爸爸见他说了娘也不听，也就只好由她了。……奶奶还有个挂在心上的事，就是盘算着给周恒刚找媳妇儿。没事儿喜欢数算周庄或亲戚庄里什么人家的闺女长得俊，脾气好，她相中了，说要去找人家“提提”，就是不知道小刚儿能看上不?娘对她说:“刚儿他奶奶，你不想想，这是什么年月儿 ，你张罗着给小刚儿找媳妇儿？他一个大学生，咱乡里的闺女，他能要？这事儿你老人家就别操心了。说不定到了时候，他就领一个家来了。”还真让娘说着了，周恒刚上了军校，头一个寒假，回到家，就拿出了林兰的照片—好几张，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装的，还有一张两人一起在天安门前照的—给奶奶看，说：“奶奶，你看看，这是我给你找的孙子媳妇儿，叫林兰，是我军校的同学，你能相中不？要是相中了，就是她了，要是相不中，回去跟她散了，咱另找。”周恒刚一边说，一边朝娘挤眼儿，娘知道小刚儿是哄奶奶高兴的—她孙子找的对象，她哪会相不中？奶奶忙不选地戴上老花镜，走到堂屋门口，照着亮儿，拿着几张照片，翻来调去，一遍遍地看，一边看，一边“啧啧”地赞叹：“看人家这闺女，怎么长来？人家爹、娘怎么拉扒来？你看那小脸儿，眉儿里眼儿里的，那个精神，那鼻梁，那个周正，那小嘴儿，那一口小牙儿，那个受看，你看，人家穿着花衣裳，这个俊，穿军装，这个神气。哎哟，这个闺女，别说咱周庄儿，四外庄子，就是全陶阳县，也找不到这么好的。”看了好一阵，问周恒刚：“小儿，这像片儿上的闺女，当真是你找的对象儿？”周恒刚说：“奶奶，这个还能是假的？不是真的，人 家能给我这么多照片儿？能跟我一起照像？”奶奶点点头，说：“唔，俺小刚儿好眼力。”老太太想了想，又说：“这个闺女也就得找俺小刚儿这样的，要不然，就委屈她了。”娘打趣儿道：“说来说去，还是你孙子好。娘,这回不用你给他找媳妇儿了吧?”奶奶说:“唔,不用找了,这回我算是压住穷心不跳了。”过一会儿，奶奶又问：“这个闺女，跟你在一个学堂里上学，上出来也当军官？”周恒刚说：“是啊，俺班儿里女生好几个哩。”奶奶说：“有好几个？那几个反正不跟咱找的这一个？”周恒刚笑了，说：“奶奶，那几个也挺好，你老人家不就只能要一个孙子媳妇儿吗？”奶奶说：“那倒也是，咱甭管人家孬好了。”奶奶心里想，俺小儿心眼儿厚道，他不说人家不好儿，随他爷爷的。奶奶又问：“这闺女家是哪里？她大大她娘是干什么的？”周恒刚说：“她老家是湖北，她大大她娘都在部队上。”奶奶说：“噢，在部队上，也当军官？”周恒刚说：“对，也是军官。”奶奶又问：“她大大干个什么差事？”周恒刚说：“是军长。”奶奶说：“我的娘，‘军长’？那不比团长官还大？”周恒刚说：“是，比团长大不少。”奶奶说：“打鬼子那会儿，八路军独立团上过咱这边来，千数号人，站那里开会，黑压压的，那一大片，那军长得管多少人？”周恒刚说：“我也闹不清，反正得有万把人吧。”奶奶说：“俺那娘哎，管一、两万人的大军长的闺女上咱家来，能行吗？咱小门儿小户儿的，能搁得下人家闺女吗？”娘说：“怎么就搁不下？还不都是一样的人吗？再说了，小刚儿他大大不也是干部吗？”周恒刚说：“奶奶，我跟林兰谈对象，和自己爸爸当多大官儿没关系。俺那里有个男生他爸爸比林兰她爸爸官儿还大，死活地追她，她不愿意，就相中我了。”过完寒假，周恒刚回学校以前，奶奶说：“刚儿，到放暑假，你来家，把那个林兰姑娘领回来，待两天，让奶奶看看。我让你娘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省得人家嫌咱埋汰。……行不？”周恒刚说：“放心吧，奶奶，我一准领她来。你不用让俺娘怎么拾掇，她来了，俺两个一起打扫，收拾,她保准好好伺候你老人家。”奶奶说：“那可使不得。人家闺女头回来，咱得宾客相待。她能来让我看上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死了也闭上眼了。”但是，周恒刚放暑假来家，却让奶奶失望了。林兰答应跟他一起来山东老家，但征求爸妈意见时被严厉制止了。林兰是个听话的姑娘，爸妈特别是爸爸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她可可怜怜地对周恒刚说：“我去不成你家了，我爸妈暑假里有别的安排，对不起。”周恒刚想发火，但看林兰眼泪洼汪的样子，忍住了。毕竟他们谈恋爱时间不长，他也没去过女方父母家，没有理由让她一定跟他回自已家。周恒刚一进家门儿，不等放下行李，奶奶就问：“小儿，林兰姑娘没跟你一起来？”周恒刚说：“学校里留下她排演节目，她请不下假来，这个暑假来不了了。以后吧。”奶奶的脸立时就耷拉下来了。周恒刚见奶奶难过的样子，心里埋怨林兰，也怨自已，没把林兰拽了来。

周恒刚是个勤劳的孩子，从七、八岁就跟娘下地干活儿。上了十几年学，放了假，星期天来家，不是给生产队割草，就是帮娘种自留地。这回放暑假回来，奶奶说：“小儿，你上军校了，不是咱庄的社员了，就甭下地干活去了。上学挺累的，好不容易放个假，歇歇吧。坡里怪热的。”周恒刚说：“我上军校，就是参军了，解放军更应该支援农业生产，我到队里干活儿，让俺娘在家陪你，她也歇歇。”娘说：“他愿意干，就让他干去吧，也跟那些一块儿光着腚长大的小哥儿们一起啦啦呱儿。出点儿力，淌点儿汗，也不孬。”周恒刚脱下军装，换上高中时穿的汗衫，短裤儿，跟社员们一起下坡干活儿。他不愿意穿军装，兄弟爷们儿都穿得破破烂烂—庄稼人本来就穷，买不起布，这几年发的布票儿又少得可怜，更没法儿买布做衣裳了，夏季里，男人们就一条破裤衩子好歹挂拉着就是了—自己穿得“周武郑王”的，像羊群里来了头驴，别扭，周恒刚生在周庄，长在周庄，庄里男女老少他都认识，除了小丁点孩儿，他都能叫出名儿来，那些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小哥们儿跟他挺有感情，这些年他在外边上学，接触少了，疏远了，他想和他们亲近。他到队里干活儿，老少爷们儿都很高兴，愿意跟他啦呱儿。有的说：“大军官还来干活儿？”周恒刚说：“我是学生，不是军官。”他们就说：“别谦虚了，俺知道，穿四个兜军装的就是军官，你上的就是军官学校。”周恒刚愿意和他们一起干活儿，愿意闻泥土和庄稼棵在太阳底下发出的那种辣丝丝的清香味儿，愿意听老少爷们说那些土得掉渣儿的庄户话，俏皮话，他从中感受到浓浓的乡情乡味儿。周恒刚走在故乡的土地上，看着村里破旧的房舍，踩着路上的泥泞，听着瘦得皮包骨头，随时要跌倒的几头老牛哀号般的“哞哞”声，满坡里草盛禾苗稀的大田和油绿，茂盛的自留地鲜明的，强烈的对比，让他触目惊心。他在周庄儿长大，他的根儿在周庄儿扎着，这些年周庄的历史变革，庄里发生的事情，他都见过或者听说过。五十年代初，戴着红领巾的他对村里成立互助组，初级社十分欣喜，因为他幼小的心灵，已然树立了一个信念，共产党让干什么，都会对老百姓有好处。没多久，初级社变成了高级社，全村一个大社，社大了，可是，粮食，青菜，柴草却分得少了。一九五六、五七那两年，不少社员恼了，烦了，要把自己的牛牵回家，把自己的地要回去，要退出农业社，自己去单干。周恒刚听说那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阶级敌人在背后煽动，是农村“自发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反右派斗争胜利了，农村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会，批判，揪斗四类分子，敲山震虎，庄稼人把头缩回去了，社员们只能用“磨洋工”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到了一九五八年—老百姓不大记得公历年份儿，但是这个“五八年”却牢牢地记在每个人的脑子里—出现了那么多新鲜事，奇怪事，荒唐事，让庄稼人目瞪口呆，晕头转向，睡一觉儿醒来，全区成了一个大公社了。这庄那庄，大家都是一家人了，都吃一个锅里的饭了。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不分彼此了。社员们干活儿不叫干活，叫“战斗”，好几个村里青壮年集合到一起到哪里干什么活儿，执行什么任务，叫做“大兵团作战”。劳力调来调去，叫“会战”，白天干了不算完，还要点上汽灯，马灯，再接着干，叫做“夜战”。深翻地像当兵的挖战壕，说是地翻多深，庄稼的根就扎多深，就能增产。播种提倡密植，差不多是拿了种子口袋往地里倒。沤绿肥，到处挖坑，把青草弄进去，浇上水，用土封起来，说烂草会成为肥料。最新鲜的是办食堂，各家各户把锅灶掀了，自家不做饭了，到饭时儿，男女老少端着碗去食堂，就跟城里当干部，当工人的那样“打饭”吃了。干部们宣传说，现在粮食多得吃不了了，要“敞开肚皮吃饱版”。有的大队还搞了男女宿舍，男社员和女社员各自按性别住宿，到星期六才能回家两口子一起睡，大男人，小媳妇儿“靠”得难受死了。公社搞大炼钢铁，各家各户的铁锅，鏊子，甚至锁门的门挂子都收交了送到公社，扔进炉火熊熊的炼钢炉里，炼成了奇形怪状的大黑疙瘩，用红绸子盖上，浩浩荡荡的队伍敲锣打鼓，红旗招展，去向县委报喜。庄稼地也变神了，到处放高产“卫星”，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已经不是遥遥无期，而是近在眼前，指日可待，像挂在果树枝头的，成熟的果子唾手可得了。当西北风刮落树上的黄叶，忙着大炼钢铁的队伍才回来战三秋时，玉米，豆子长了芽，地瓜花生一半落到地里，短短几天，秋收秋种就宣布“告捷”了。庄户人家的男人女人甚至老人和小学生都像孩子抽打的陀罗一样被拨弄得滴溜溜转，哟来喝去，天天被轰着赶着，弄得晕头转向，“屁不在腚里”，像羊群里的羊在牧羊人的鞭子下盲目地奔突，像磨道里的驴不知所终。庄稼人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土地，也舍弃了“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千年梦想，要奔“共产主义”了。但是，当人们很快就从梦里醒来的时候，扑面而来的却是老辈人都没见过的饥荒。一九五九年的春季以后，高产“卫星”从天上栽下来了，人民公社的粮仓见底了，大食堂成无米之炊了。庄稼人饿得连大声说话，打老婆骂孩子的力气都没有了，“共产主义”的海市蜃楼消失了，“苏联的今天”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明天”，苏联人吃的面包，喝的牛奶，庄稼人到底也没见过，更不用说什么“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他们就连糠窝窝，野菜团子也填不饱肚子了。树叶，树皮，野菜，地瓜秧子，花生秸，还有八辈子没听说过的无粮淀粉，什么都往嘴里填。人们很快就撑不住了，三杠子砸不倒的壮汉长水肿病了，年纪大点，身体弱点的长肝炎了，人们原先有病的，很快就“伸腿”了，没病的长病了。老人不该“走”的“走”了，小孩子拉扒不活了。今天这家一个，明天那家一个，死人，出丧，不断溜了。庄东头丧局没过，庄西头丧局又开场了。饿着肚子的孝子孝亲哭声都有气无力。坡里多出来一个又一个新坟。坟头上插的冥纸幡迎着疾风荒草簌簌地抖动着，周恒刚走在路上，社员们指点着告诉他，哪座坟是埋的哪家的哪个。社员们经历的是悲惨的灾难，但当他们介绍和叙述这些的时候，却很像面对日出日落，云去云来，平常的生老病死，说来面无表情，出奇的平淡。“大跃进运动”中的折腾让他们筋疲力尽，“三年自然灾害”中的饥饿让他们头昏眼花，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变得麻木，所以无论经受什么伤害，蹂躏，遭遇怎样的灾难，他们总是低眉顺眼，不哼不哈。除了实在活不下去了，外出逃荒要饭，被当成“盲流”遣返回来，再往外跑以外，没有抗争，啦起“五八”年的荒唐事，还像说与己无关的笑话，没有人再“拉牛退社”，他们家的牛早已死了，他们家的土地，已经在“农田改造”中变了样，找不到了，他们自己也忘了在什么位置了。除了自己家那几间小破屋儿和破屋里一点破破烂烂的东西，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只知道自己是某某公社某某大队第几生产队的社员，他们已经不知道，除了自己所属的公社，他们还能到哪里去？既为公社，大家皆为社员，他们理应享有社员的种种权利，但他们没有任何权利，甚至也没有“权利”这个概念，似乎只知道社员是干活儿的，似乎“社员”和“干活儿”是一枚钱的两面儿。公社的干部全部是上级派下来的，他们不认识，只是偶尔会听说某书记某社长的名字，而且提到这些名字时，往往充满了敬畏，因为那是很大的“官”，而本生产大队的干部一般是公社里让谁当谁就当，除了很个别的情况，生产队的干部也是由大队指定。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旧社会的保长也不是老百姓选的，自古都是如此。他们没人想经常宣传的“人民当家做主”跟自己身边的事情之间有没有关系，他们最多是对自己不喜欢的干部有意见，背后骂几句，或者受到某个人欺负时跟他打一架而已。他们中有上过中学回来的，知道“民主”，“自由”这样的“词”，但同样认为那些跟自已的生活没有关系，因为老师在政治课上告诉他们，那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他们羡慕那些吃公家饭儿的人，但认为那是高不可攀的。他们认“命”。他们中成份好的，会庆幸自己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自家小孩儿能入团，甚至入党—尽管很少人能够条件，能参军，小孩儿有“才分”，还可能升学，日后成为吃公家饭的人。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但能捞着的人家很少很少，所以一般也不指望。……他们的表情是木然的，他们的眼神是茫然的，除了极鲜见的例外，他们是驯顺的，所以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大灾大难，不少党的大干部满怀悲天悯人之心，说“我们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农村像一张神奇的大网，容得下也遮得住无尽的苦和难，让城里的干部得以“眼不见为静”。农村又像无边无涯的死海，自生自灭，波澜不兴。这真是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历朝历代，兴，百姓苦，衰，百姓苦，谁料又见于“人民当家做主”，而且是搞“社会主义”的当世。周恒刚为之感叹。他上高中时，写的那篇短文，“向党交心”说的那些“错话”，不过是目有所见，心有所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而已，结果成了他“翻身忘本”的罪证，他还被迫违心地当了“回头”的“典型”。一中的卢正人居然还抓住不放，如果不是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保护了他，后果不堪设想。周恒刚跟社员们一起干活儿，啦起呱儿来，有人说：“恒刚，你有学问，又上了北京，在毛主席跟前念书，识文解字，经多见广，俺问问你，怎么走了社会主义，在了人民公社，一年倒不如一年了，别说原先吹的那点子大气儿—什么牛奶面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就是分的口粮能够吃，社员不挨饿了 也行哎。”周恒刚说：“头两年工作中有错误，干部头脑发热，刮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瞎指挥风，现在中央开了会，发了文件，正在纠正。现在不再一个公社吃大锅饭了，改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咱一个生产队里，都是乡亲，跟一个大家庭似的，人人齐心协力，都好好干，地里打粮食多了，就能吃饱饭了。”社员们说：“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可是，架不住人不齐心。人心隔肚皮，一人一个心眼儿。都怕自己多出了力，吃了亏。还有的没人心眼儿，又偷又摸，当干部的再自己捞摸点儿，社员有意见，不敢提，就逮着队里的活儿出恶气，不出力，磨洋工。”有的干脆说：“哼，有的人日他丈母娘的心都有，八辈子也干不好。”有的说：“干好？篮子没系儿—襻（盼）着吧。鸟门儿都没有。饿不死就烧高香了。”周恒刚知道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你官儿大，你说得天花乱坠，他们不反驳你，甚至当面儿还顺着你，但心里自有他自己一本“小九九”，不信你那一套。他们只看事实。事实已经伤透了他们的心。解放后，除了土改分地，让他们中一部分人高兴了两、三年以外，从打入社，今天一出，明天一调儿，今天这办法儿，明天那点子，这运动，那运动，刮这风，吹那风，把老百姓折腾得跟“狗流子”似的，他们一点儿好儿没得着。他们被骗怕了，他们不相信任何关于美好前景的空话，大话，漂亮话，他们早已彻底失望，甚至绝望了。你很难再重新点燃他们的希望，激发起他们的热情。就像经了水沤烂了的柴禾，着不起旺火苗儿了。他们说话总是很消极，但是很实在，是大实话。周恒刚心里赞成他们的话，确实看不到出路和希望。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关系要和生产力相适应，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挥和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明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却偏要搞“一大二公”，明明大家都是小自耕农的意识，干部不过是投“革命”之机的小农，一肚子私心，硬要把大家汇拢到一起，由这种私心很重的干部替众人掌管集体资产，怎么会搞好？那种大公无私，有能力，有办法儿，把大家团结起来，发挥大集体的优越性的干部在现实生活中难得一见，似乎只存在于电影，戏剧和文学作品之中。上了年纪的社员说，现在人干活儿还不如过去给地主干活卖力，更比不上租地主的地种干活有劲头，因为给地主干活好好干，是图个口碑，以后好找活儿干。而租地种，交上租子，剩下的全是自己的，为了自己多得，也要努力把地种好，那目标的激励很直接，能够把握。而现在自己的劳动和最后得到的收获之间距离很远，影响个人所得的因素很多，充满变数，不是个人所能把握，何苦为一个不可靠的结果儿去努力？而且生产队也像中国的所有单位一样，外加了许多政治的东西，派生出不少莫名其妙的活动，因而就有不少不干活儿的“高级社员”，造成干和不干一样，同样出力干活的人，干好和干差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久而久之，谁还肯出“憨力”？中国农村土改以前，自有多年形成的传统的宗法的秩序和公认的道德评价体系，这对多数人具有约束力和激励作用，而经过土改和以后的政治运动，这一切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阶级路线为评价标准的新秩序和新的评价体系，而政治口号喊得再响，阶级斗争怎样热火朝天，地里也不会多打粮食，树上不会多结果子。而按照时下的观点，常常把生产搞不好的原因归罪于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阶级斗争成了生产不好的遮羞布，而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是对农民队伍分而治之。正是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农村形成了看上去十分稳定的社会结构，保证了党和政府在农村推行的变革通行无阻，即使已经弄得农村凋残破败，农民一贫如洗，甚至野有饿殍，哀鸿声声，但农村却依然秩序稳定，这真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周恒刚在生产队里干活儿，时时思考这些事情。他就是这样一个脑子闲不住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想法儿不但不合时宜，而且很“错误”，甚至很“反动”，但他确信自己的想法儿有道理，是符合实际的。他相信会有不少人和他有同感，但没有人敢说出来。这真可怕。他想，几亿农民仍在这样煎熬，难道就一直这样下去吗？

八月初，爸爸妈妈和明明来了，全家乐翻了天。奶奶高兴得合不上嘴。明明一个劲儿偎在奶奶跟前，还常让奶奶揽着，像小娃娃似的。妈妈说：“明明，天这么热，你这么大了，别老让奶奶揽着。”明明说：“我跟奶奶亲，奶奶愿意揽我。”回过头问奶奶：“奶奶，是不是？”奶奶说：“可不是吗？奶奶想明明，跟明明亲啊。”明明得意地说：“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妈妈说：“这个妮子，娘，你不知道，我和她爸都不娇她，她自己娇自己。”奶奶说：“这么好的闺女，怎么不娇俺？您不娇，我娇俺孙女。”

头天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庄里庄外沟满河平，地里“渲”，进不去人，社员们都不用下地干活儿了，男爷们儿睡觉的睡觉，打牌的打牌；大姑娘、小媳妇儿在大树底下纳鞋底，缝鞋垫儿。奶奶说：“小刚儿他大大，你们几个别光在家里闷着，上河边儿风凉风凉。”周恒刚在前头领着明明，周桥和陆国筠在后头跟着，来到村南小河边。明明十分高兴，脱了塑料凉鞋在河边儿玩水，捞小鱼儿，拿石头片儿打水漂儿，陆国筠也脱了鞋和女儿一起玩。周桥和儿子走进河边小树林，一边走一边啦呱儿。小树林里是沙土地，下过雨，地变软了，但没有粘泥。周恒刚问：“爸爸，你的甄别结论怎么说的，有没有‘留尾巴’？”周桥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又开了个会，据庄重同志说，是邓小平提出来，对‘拔白旗’，反‘右倾’中受处分的一律‘一风吹’。‘结论’是‘对某同志的批判和斗争是错误的，予以纠正’，没留一点尾巴。结论下来之后，庄重同志找我谈了话，把我调到省委宣传部去做副部长了，事儿比较多。放了暑假，你妈妈和明明就吵着要来，等我忙完了这一阵，才来的。”周恒刚笑着问：“你因祸得福，提拔了？”周桥说：“是平调，不是提拔，不过属于重用。你妈妈倒是真提拔了，还入党了。”周恒刚问：“怎么回事—姥娘家那种情况？”周桥说：“前几个月，中央在广州召开科学工作会议，周总理在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前几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偏差总结了经验教训。陈毅副总理在会上向知识分子行了脱帽礼，表示道歉。会后，下边贯彻会议精神，选个别出身不好但表现好的知识分子作为‘典型’培养和使用，以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你妈妈在育新中学一直表现好，在学生和老师中口碑好，威信高，区教育局和中学党支部把她选上了。没几个月，你妈妈就入了党，很快又提拔当了副校长。你妈妈一直在申请入党，但就是批不准。要不是遇见这种特殊机会儿，她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情况，她的入党申请是不会批的。这是大好事。我不太赞成她当副校长，因为进了领导班子，就处在风口浪尖上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她太单纯，太善良，太书生气，不适合搞政治—其实我也不是很适合搞政治，但是自从上了延安，就成了职业革命者，身不由己了—祸福相因，我怕她会出什么问题。不过也只好如此了，你总得服从组织安排。”周恒刚说：“你别‘杞人忧天’了，不会出什么问题。我倒觉得妈妈很幸运，当然这也是她多年付出的结果。人家不是说‘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吗？这下好了，妈妈等于涂上保护层，进了保验箱了，对姥娘家也是好事，总算是一束亮色。”周桥正色道：“你小小年纪，跟谁学的这一套？什么又是‘保护层’，又是‘保险箱’的？再说了，谁也不能说进了‘保险箱’，我不是入党多年的老革命，不一样打‘右倾’？”周恒刚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上，共产党也是个党派，是实现一种政治目标，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工具，没必要把它神圣化，更不要为它披上什么精神的，道德的外衣。这没有好处。这会让人们形成一种错觉，以为共产党是全知全能，不犯错误的。这几年犯的错误够严重的了。过去多少年以后，还不知人家怎么说呢。现在，你可以利用权力不让人说话，但是，谁也无法去堵后人的嘴巴。”周桥说：“你这孩子，怎么老说这种话？”周恒刚说：“好，不说了。反正我挺为妈妈高兴的。她总算可以抬起头，挺起胸膛走路了。心情会好些，性情会更开朗，对身体也好。爸爸，要知道，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同是一样的人，做同样的事，出同样的力—有人甚至出更大的力，但却被放入‘另册’，不被信任，被当成‘外人’，被边缘化，有的不过是青少年，学生，却被排斥，受打击。那个滋味儿，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得到。”周桥看着儿子洋溢着英气，书生意气，但仍不脱稚气的样子，想起自己年轻时也像儿子今天一样，他有点儿被感染，但故作平淡地说：“你妈妈能解决入党问题，还提拔了，这当然是好事。不过，你姥娘家那边儿让人忧心的事太多了，你妈妈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周桥又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些名堂，还说什么‘另册’，‘旁册’的，以后不许说这种话。刚才你说学生，我问你，周恒顺现在干什么了？”周恒刚说：“周恒顺回了家，村里连个民办老师也不让他当，他很坚强，干了不到一年，庄稼活儿样样精通了，自留地也种得好。后来又拉套子，经过大、小队同意，出去跑运输，还卖冰棍儿，在单位里干杂活儿，挣钱比公社书记都多，还坚持读书，写‘日记’，给我写信，一写十几页信纸，文思汹涌，字字珠玑。他真不简单，我自叹不如。”周桥问：“他出去干，政策能允许？”周恒刚说：“这种情况算是生产队派人搞副业，他每月往队里交二十块钱。他们队里工值两毛钱，等于队里剥削他十四元钱，干这点苦力活儿，多么不容易吧。”周桥说：“这孩子能这样，确实难得。你跟他通信，多写些鼓励的话，不要老是说些不平，不满的东西，对两个人都没好处。”周恒刚说：“我们倒是想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能唱得出来吗？我们也想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可是能‘走’得通吗？那‘大路’让周恒顺上去吗？爸，你不知道我们心里有多么难受。”周桥说：“这孩子，这一套又来了。”周恒刚说：“爸爸，不是我‘又来了’，对周恒顺这个事儿，我确实又痛心又气愤，甚至有痛不欲生的感觉。这样一个好学上进，品德优秀的穷孩子，苦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周桥叹口气，说：“像他这种情况的孩子在全国比比皆是，成千上万，没什么办法儿。”周恒刚说：“在全国成千上万，就对吗？爸爸我问你，如果解放前类似周恒顺这种情况的人要参加革命，共产党会拒之于门外吗？”周桥说：“那肯定不会。”周恒刚说：“那为什么解放了，共产党掌权了，对这样的优秀青年要排斥，打击呢？让数以百万计的优秀青年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对待，难道是革命的初衷吗？”周桥说：“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党的基本路线是阶级斗争，政治审查的政策是阶级路线在用人方面的具体体现，在执行过程中，可能有少数人是冤屈的，无辜的，但对这条路线和这种政策不能怀疑。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我有时也想不通。按毛主席的说法儿，这说明我脑子里仍然潜藏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我常常为此自责，我也在不断地改造自己，不然就跟不上形势，就会栽跟头。究竟是彻底的革命者还是同路人，我自己都没有把握，常常很困惑，很迷茫，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越来越困惑和迷茫。事实上，要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也许一直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按毛主席的观点，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小刚儿，你现在是军事院校的学生，以后你会入党，你有不少想法儿是不对头的，这样下去会很危险。”周恒刚说：“有什么危险？难道我对人民政权有二心？我不过是希望她更民主，更公道而已。”周桥说：“小刚儿，你这种想法儿就要不得。你怎么总是钻牛角尖儿呢？”周恒刚说：“我不是钻牛角尖，只不过是不人云亦云，有点儿独立思考而已。”周桥说：“什么‘独立思考’？五七年，五八年多少人因为‘独立思考’成了右派？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独立思考’出了大问题。我们的国家里，有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特别是毛主席独立思考就行了，我们只要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就对了。”周恒刚说：“爸爸，你这个说法儿肯定不对。你不独立思考吗？你不独立思考，怎么会冒着生命危验去投奔延安？你不独立思考，为什么处心积虑保一中那些老师过关？你不独立思考，能抵制‘五风’，打成‘右倾’？解放前，共产党号召人们冲决一切罗网，为什么革命胜利了，就剥夺人们独立思考的自由，当什么‘驯服工具’？说实话，对‘驯服工具’这种提法儿，我向来是反感的。这也不符合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的观点呀。”周桥让儿子一番连珠炮似的反问问住了，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说：“小刚儿，你跟我不一样，我毕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而你不过是个未出茅庐的孩子，我有些差差点点，组织上还会有些看顾，你一旦出问题，那会毁掉一生啊。小刚儿，我跟妈妈烦心事够多了，你奶奶岁数大了，身体还不好。你听话，好好学习功课、专业，政治上的事，全按文件上、报上的口径说话，不要发任何不合时宜的议论。你不听话，一旦出事儿，你奶奶还能活吗？到那时后悔就晚了。记住了吗？”周恒刚见父亲十分焦虑的样子，他发现从五七年年底父亲被下放，到后来又犯“右倾”错误，这几年父亲头上已经有了白头发，脸上新添了不少皱纹，苍老了许多，周恒刚心里一阵酸楚，他想，别跟老爸争了，别让他担心了，就说：“好，爸爸，我听你的，放心，你儿子什么事也不会出的。”在河边玩儿的明明问妈妈：“怎么爸爸和哥哥老在小树林里说呀，说呀，不过来跟我们玩儿？爸爸，哥哥，快来呀。哥哥，你来帮我抓小鱼儿，……”陆国筠说：“小刚儿，快来吧，你爸又给你上政治课了？还没听够？快来吧，让他以后再上课。”周恒刚说：“好，我来了。”

夕阳西下，周桥一家还在小河边儿留连。周桥和陆国筠两人坐在一棵垂柳下边，明明拽着周恒刚在河边采野花儿。一会儿，明明手里拿了大把紫色的，白色的，黄色的小花儿给爸妈看，陆国筠说：“明明疯了一过午了，坐一会儿吧，让哥哥也歇歇。”明明拉了哥哥在妈妈身边石头块儿上坐下。起风了，河面上泛着细粹的涟漪。陆国筠看着身旁两个孩子，心里涌动着对他们的爱，这个刚刚宣誓入党的中共预备党员，习惯性地想，感谢上帝，让我和周桥有这么好的孩子。她说：“小刚儿，林兰这小妮儿很好。什么时候带她来济南让我和爸爸看看，我领着她挨个亲戚家转转，炫耀一番。”周桥说：“听你妈妈这话，还‘炫耀一番’。”陆国筠说：“是要‘炫耀一番’。有这么好的儿媳妇儿，我太高兴，太自豪了。”明明说：“妈妈还用上‘自豪’这个词儿了呢。”周恒刚说：“有机会儿，我一定带她来看奶奶和娘，去济南看爸妈，看姥爷姥娘。”明明说：“哥，你对象来了，我喊她什么？”周恒刚说：“结婚前喊姐姐，结了婚喊嫂子。”明明说：“就一直喊姐姐吧。喊姐姐亲。”周恒刚说：“小丫头儿，道道儿还不少。”周桥说：“小刚儿谈这个对象，当然我不反对。但这孩子她爸爸是个军长，这事小刚儿要慎重考虑。”陆国筠说：“那有什么好考虑的？”周桥说：“和高干结亲，关系比较难处。”周恒刚说：“无所谓。是她上咱家来，又不是我上她家去。”明明说：“对，反正是她上咱家来，又不是俺哥上她家去。”爸妈看着明明憨态可掬的样子，笑了起来。

爸爸妈妈和明明在老家待了四、五天了，就要回济南了。他们临走的时候，奶奶说：“走吧，别耽误公事。你们走了，过不了几天，刚也该走了。家里就撇下了我这个老嫲嫲子和刚儿他娘这个半老嫲嫲子了。”爸爸妈妈赶紧说：“娘你别难过，我们会常来看你。”周恒刚和娘一起往外送他们的时候，爸爸说：“娘以前不这样，每次来要离开的时候，她都很刚强的样子。怎么现在净说些伤感的话？”娘该：“娘老了，人老了，恋亲人。……”爸爸默然，眉头紧锁，面色忧郁起来，妈妈眼里含着泪水。娘低头对一直牵着她手的明明说：“明明记着常来看奶奶，他俩大人要是忘了，你就跟他们说。”明明看看娘，连连点头。

爸、妈、明明走了以后十多天，周恒顺用地排车拉着他奶奶来了。奶奶和大奶奶老妯娌俩几年不见了，车没停稳，二奶奶就急着往下爬，奶奶颠着小脚儿赶过来牵她的手，老妯娌俩手牵着手进屋坐下，娘给端上茶水，俩老太太就絮絮叨叨地啦起来。她们要把两、三年没见面积攒下的话全说一遍。周恒刚和周恒顺去了周恒刚住的东厢房里，两人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周恒刚说：“‘大跃进’终结于全国大饥荒，现在是大步后退，有个说法儿叫‘退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批项目下马，学校解散。据说全国要下放两千万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是城市化，我们国家却被迫作逆向运动。据说，有的军事院校也解散，我们学校也属于被‘砍’之列，回校很快就知道了。”周恒顺说：“怎么会这样？”周恒刚说：“不这样就没法儿维持了。现在内政外交全面吃紧，形势严峻得很。我在军校看了不少马列著作，对照苏联、中国的一些做法儿，总觉得和马克思主义离得很远。苏联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国际主义’，而是赤裸裸的沙文主义。”周恒顺说：“你现在是军人，还是要多学军事，学专业，政治不能不问，但不要太往深处想。想了就可能说。防止‘祸从口出’。”周恒刚说：“我也知道。我爸也没少训我，但我就是积习难改。屈原两千多年前写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现的是人类对探索真理的执着，但是现在对真理的求索都不被允许了。”

周恒顺和他奶奶第三天就走了。又过了两、三天，周恒刚要离家返校了。临行前，奶奶攥住他的手，说：“小儿，奶奶不知道还见着你了不？”周恒刚说：“奶奶，你说什么呢。放年假，我就回来了。没几个月。不光我回来，我还让林兰一块儿来看你。”奶奶说：“我这阵子梦见你爷爷好几回了，老不往好处寻思。小儿，说准了，放年假，你跟林兰姑娘一块儿回来。奶奶活着，等着。”周恒刚热泪盈眶，但故作轻快地说：“奶奶，放心，我说到做到。你老人家多保重。”

周恒刚回校没几天，上级党委来人宣布了学校下马的决定，同时宣布高年级同学提前毕业分配，一九六一年进校的学员在部队内部分流。校党委号召全体学员提高认识，端正态度，顾全大局，服从分配，到基层连队去，到边疆去，到党和部队最需要的地方去。会后，周恒刚和他的同学们都写了“决心书”，表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作为军人，坚决服从命令，听从分配。”私下里，同学们中却流传着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有关系有门路的，就能进机关，去好兵种。有人对周恒刚说：“你爸是大干部，你不让他想想办法儿。”周恒刚只是笑笑。十几天后，分流方案公布了，周恒刚被分配到河南一个部队下连队当兵，而林兰则留到了北京一个部队—追他的那个男生的爸爸是这个部队的主官—机关。这次开学后，周恒刚和林兰只见过一次面，没说几句话，林兰推说有事，匆匆走了。那以后她一直躲着他，分配方案下来之后，周恒刚老远看见林兰匆匆走过，紧跑几步追上了她，问她：“怎么最近老躲着我？”林兰低着头不说话。周恒刚一个劲催她，她才说：“我也不愿意躲你。我没有勇气见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周恒刚说：“有什么不好说的，照实说。是不是因为我下连队了,你有新的想法儿了?”林兰哭了,又不说话了。周恒刚说：”你哭什么?有什么想法儿,你直说就是。”林兰说：“不是我有新的想法儿，是我爸妈……”周恒刚说：“你爸妈让你和我分手？”林兰说：“对咱俩的事，他们一直没点头。咱两人刚开始谈，我爸就通过熟人到济南了解你们家的政治情况，知道了你爸的事。”周恒刚说：“我爸怎么了？我爸是抗战时投奔延安的老革命，一九五九年被错误批判，今年春天就平反了，安排了更重要的工作。”林兰说：“他们还知道了你继母娘家的情况，据说特别不好。”周恒刚说：“我继母娘家是有人犯了错误，但我继母本人今年刚入党，还提拔了副校长。她娘家情况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林兰说：“我也是这样跟他们说，可他们就是不同意。他们说，放着政治条件好的不去谈，为什么一定要找政治条件有问题的？”周恒刚说：“我是政治条件有问题的？你爸太损人了。恐怕是嫌我爸爸官儿不够大，想让你找个比他官大的人家的公子吧？”林兰说：“你别说的那么难听。”周恒刚说：“难听吗？我不过是实话实说。那么怎么办，咱们两人就该说‘再见’了？”林兰说：“这次学校下马，爸爸通过战友关系，把我留到了北京，并且让我和你分手。”周恒刚说：“说了这半天，你口口声声你爸你爸，那么你的态度呢？我只关心你的态度，毕竟这是我们两人的事。而且我认为，你的态度是最重要的。我对你爸爸作为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干部，在处理女儿恋爱问题上的态度和对你的安排，不作评价。我只需要听你一句话，你是什么态度？”林兰哭着说：“你别逼我，我心里够苦的了。我不愿意跟你分开，可是，……我爸爸脾气很厉害，我妈对他唯命是从，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谁也不敢违抗他。”周恒刚说：“那就是说，你已经决定向你爸爸屈服了？”林兰说：“恒刚，请你原谅我，我真的没有办法儿。”说着，又哭了起来。周恒刚说：“既然你们家的情况是这样，那你在与我交往之前，应该先向你爸爸报告，请他派人对我进行政审，然后你爸妈再对我目测，面试，一切顺利通过后，你再出场。可是，那样就不是爱情了，那就成了你爸是货主，你我是他的商品了。”林兰说：“恒刚，你不要说了，我是真心爱你的呀，……而且，虽然我们分手了，我也不会再爱别人了。……”周恒刚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心话，但是，得不到你爸爸的授权，你有权利爱一个人吗？如果你所爱的人够不上你爸爸的标准，你能爱吗？恐怕那位大军区司令的儿子才是你爸爸心目中理想的‘东床’吧？”林兰说：“别提他。我们分了手，我也不会同意他。”周恒刚说：“那恐怕就由不得你了。好了，不说了。林兰，我跟你说，你是我的初恋，我对你确实感情很深。我们分手，我确实很痛苦。……但是，我不会纠缠你，增加你的痛苦。我会咬着牙离开你，到连队里，让摸爬滚打的汗水和疲惫来化解我的痛苦。……请你尽快忘掉我，在机关大院里按你爸爸的标准找到如意郎君，祝你好运。”林兰说：“求求你，别说了，我心里比刀割还难受。”周恒刚说：“会过去的，时间会消解任何痛苦。”林兰说：“你会给我写信吗？”周恒刚说：“已经这样了我们再通信，有害无益。我们还是都克制住对对方的感情，快去掀开人生新的一页。好了，我得走了，回去写信，把失学，失恋的消息一起向亲友通报。”说完，转身“咚咚”地走了，林兰在他身后哭着喊了两声：“周恒刚，周恒刚，…”周恒刚没有回头，而是加快了脚步，刚才强忍着的眼泪像喷泉般涌流，但他只让眼泪流淌了片刻，就到水龙头上洗了脸，回宿舍去写信了。就这样，从小到大一帆风顺，被世人视为“天之骄子”的周恒刚在军校第二学年刚开始之际，同时遭逢了失学和失恋的双重打击。他像一根立柱，受到突如其来的撞击，身躯摇晃了一下，又挺住了，站直了。他连夜给亲人、朋友写信。给奶奶和娘的信只是说到连队锻炼，没说学校“下马”，更没说和林兰分手，他知道奶奶来日无多，不想再让奶奶受这个刺缴；在给爸妈的信里，冷静、客观地报告了学校解散，他被分配去连队的情况，还说考虑到今后各人发展的诸多变数，他和林兰很难继续保持恋爱关系，两人决定“友好”分手了，请爸妈切勿挂虑，并说这事不必让奶奶和娘知道；但在给周恒顺、牟洪云等同学的信里，充溢着感情色彩，洋详洒洒十几页，尽情地倾诉自己的忧伤和痛苦。他说，当林兰提出和他分手那一刻，他突然想起了牟洪云在周恒顺高考落榜后，坚持不分手，甚至要在大学毕业后和周恒顺生活在一起，他说牟洪云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相形之下，林兰和她的老革命的父亲连烂泥都不如。……

军队系统办事效率高，几天之后，学员们就分批离校了，当周恒刚坐在敞篷军车上离开学校的时候，他看到，在送行的队伍里，林兰泪流满面，正眼巴巴地看着他，恍惚中，他看到，林兰的两只眼睛都哭得红肿了。周恒刚的心一阵抽紧，撕裂般的疼，他后悔得肠子都断了，他觉得那天不应该那样对待她，在给周恒顺的信里，不该拿她和牟洪云对比，不该那样说她。她是爱他的，她也是无辜的，她也是受害者，她只是比较懦弱—面对位高权重，威风凛凛的父亲，她能怎么样？除了她自己，她没有任何抗争的资源，你总不能要求她学祝英台，以死相拼吧？那也不是你周恒刚所希望看到的。她孤立无援，只能屈从，只能表现出她的懦弱—而懦弱对于一个女子来说，甚至都算不上什么缺点，即使是缺点，也应该被原谅。现在，她甚至比你还痛苦。而你，当她最痛苦的时候，却对她说一大通刺伤她的话，你的恻隐之心，你的悲悯之情，特别是你的爱哪里去了？林兰固然比不上牟洪云，你更比不上周恒顺，他对牟洪云的拒绝不就是出于至诚至高至洁的爱吗？你为何不能？如果不是车上挤满了战友，他恨不得狠狠地捶自己一顿。……他心里说，别了，林兰，永远地别了。他想起周恒顺曾经感叹的话，暗自说，我也一样，林兰去后，世无芳草矣。他想朝着被飞驰的汽车抛在身后的军校校园大哭，但面对一车战友， 他不能，他需要保持对离校下连队的“正确态度”，他咬牙忍住，让眼泪全流到了肚里。

周恒刚下连队后，训练，勤务，样样干得出色，他立志全身心地投入，不当则已，当就当个好兵，但是却因水土不服，被病缠上了，三天两头拉稀，到连队几个月，竟住了两次医院。军校一起来的同学，有的不适应，已经要求退伍了。有的同学悄悄对他说，不行就以生病为由，要求退伍，回去插班，明年再考大学。周恒刚很倔强，他说：“决不。我不信我的身体就经不起这个考验。”爸爸也来信，说身体如此，勉为其难，可否考虑申请退伍。周恒刚在医院的病床上，给爸爸写回信说：“现在国家正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苏修咄咄逼人，听说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不喝茶了，在这种时候，我决不能当逃兵。位卑未敢忘忧国。我要尽微薄之力为国分忧，而不能给组织添乱。爸爸，对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问题，我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那也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热爱，是爱之深，期之重。我这一生也许会亏欠家人，朋友，但是决不亏欠祖国。既然我已由军校分配来当兵，我就要当好一名战士，为祖国扛好枪，站好岗。”周桥看着儿子的信，泪水模糊了眼睛，他把信递给陆国筠，陆国筠一边看一边流泪，把信纸都打湿了，说：“你看，他这样坚决，怎么办？”周桥说：“还能怎么办？他是大人了，凡事有自已的想法儿，这种想法儿又是这样堂堂正正，这样有骨气，我们回信支持他，鼓励他就是了。”陆国筠说：“你知道小刚儿为什么这样吗？”周桥说：“为什么？他信里不都说了吗？”陆国筠说：“除了信上说的，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他很像你上延安以前那种义无返顾的劲头儿。”周桥说：“应该说，他比我还强。我那时是处在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而现在是和平时期，不少人说得漂亮，却拼命谋取私利。这次军校下马，有权有势有办法儿的，有关系的，安排去了好单位，好兵种。小刚儿却是这种态度，很难得。”明明在旁边专心地听着，听完了爸爸的话，问：“爸爸，妈妈说哥哥跟你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样儿，是真的吗？”周桥说：“对，是一个样儿。明明，你也要向哥哥学习。”

周恒刚的病治好了，或者不如说，他慢慢习惯了也适应了部队驻地那种又咸又涩的井水，顺过肠子来了。他在班里表现突出，很受连队干部和战友的喜爱，他又多才多艺，在连队文体活动中十分活跃，不久，就被调到连部当了文书。他经常写稿子，表扬连队中的好人好事，登在连队黑板报上，还向军报投稿儿，被采用了几篇，每一次他的稿子见了报，连队里都漾溢着喜气，而且，还引起了营里、团里领导的注意。过大年了，当兵没有寒假，不能回家。他提前给家里写了信，对奶奶和娘说春节期间军校搞拉练，不能回家过年了。虽然济南那边三口人都来家陪奶奶过年，但孙子和她一心想见到的孙子媳妇儿没回来，老太太很失望，闷闷不乐。过年那几天，感冒发烧，咳嗽得厉害，发烧厉害的时候，说胡话，还念叨“小刚儿，林兰，……”周桥、陆国筠听了，难受极了。除夕夜，远在豫西的周恒刚替战士值勤站岗，让战士参加联欢。他背着长枪，身上穿着军大衣，仰望着夜空中闪烁的寒星，听着部队营房近处农村中传来的稀稀落落的鞭炮声，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他知道奶奶会特别难受，心里觉得对不住奶奶，不知不觉落下泪来。

周家的年没有过好，大年三十晚上，还请大夫来家给老太太看病，又吃药又打针。年过了，老太太烧也退了，但还头晕，起不了床。年初六，济南来的三口儿回去了，老太太更蔫了。青草发芽的时候，流感来袭，老太太又摊上了，而且起病凶猛，高烧不退，程守芝去找了大队书记苦瓜叔，要了地排车，一大帮人前后跟着把老太太送到县医院。大夫检查后，说是重度感冒，并发急性肺炎。立即组织抢救。苦瓜叔就派人去给周桥和周恒刚拍了电报。周桥收到电报，立即和国筠，明明一起赶了过来，老太太见到匆匆赶到的儿子，喘息着，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章儿，我这回是撑不过去了。”周桥和陆国筠忙安慰她，说“娘你别多想，没事儿。”老太太说：“你们别哄我，我心里有数儿。我要走了，就还有两个心事，一是我想见小刚儿和他对象一面，你们快点去给小刚儿打电报。”周桥忙答应着，老太太喘息一会儿，又说：“二个事，我走了，任谁也不挂，就挂着小刚儿他娘，撇下她自己，孤孤单单的，我心疼。”程守芝眼含热泪，说：“娘，你说什么呢。我不让你走，你不会撇下我的。”老太太心疼地瞥了程守芝一眼，说：“我苦命的孩子，长胳膊拉不住短命的，你留不住我。”又回头对周桥说：“小刚儿他大大，我可交待你，你可不能不问小刚儿他娘的事。小刚儿还没上出学来，还不挣钱，你可不能撒手不管。你可不能让她落到地下。”周桥说：“娘，你放心。守芝是咱周家的有功之臣，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我和国筠会像待老的一样待她。”陆国筠说：“娘，你放心，我会把守芝姐当亲姐姐。”明明一直抓着娘的手，也说：“奶奶，你放心，我长大了挣钱孝顺娘。”……

周恒刚接到电报，立即请了假往家赶，当火车停在济南站时，他意外地在车上见到了刚上车的牟洪云。两人都为这意外重逢而欣喜，牟洪云高兴得跳了起来，车上找不到座位，两人干脆到车厢连接处，在列车的颠簸中，站着拉呱儿。周恒刚说：“我奶奶病得很重，已经快不行了。我从军校去了连队，春节没回家，奶奶非常想我。……”周恒刚神色黯然，望着车窗外，眼前浮现着奶奶慈祥的面容，过一会儿，又说：“去年暑假我回来，我答应奶奶一定把她未来的孙子媳妇带家来让她看，她还一直盼着呢。怕她受不了这个刺激，军校解散，我和林兰分手，我来信一直瞒着她，原想等她身体好些，再慢慢给她说，谁知道……”牟洪云问：“你和林兰真的分手了？彻底决裂了，没一点挽回的余地了？”周恒刚说：“那还不‘彻底分手’？藕断丝也不连了，她爸把她安排到一个大部队机关，那里的首长是她爸爸的老战友，一有机会就能提拔或者找地方儿深造，而我成了基层连队的普通士兵，她爸还嫌我政治条件不好，还有什么挽回余地？林兰根本不敢挑战她爸爸至高无上的权威，她很软弱，不像你对感情执着，有主见而且坚强，……”牟洪云一下脸红了，说：“你小子拿我比什么？我再执着，再有主见，有什么用？你兄弟更有主见，……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恨他。……”周恒刚像哄小孩子似的，说：“洪云，对不起，我勾起你的心事了，……别恨恒顺，他全是为了你。除了你之外，我最了解他。他是在为爱而做牺牲。”牟洪云说：“哼，‘牺牲’？他的牺牲带来的是两个人终生的痛苦。”周恒刚说：“他是男人，男人考虑问题应该更理性，现实摆在那里，你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不好跨越的障碍。他担心将来……”牟洪云说：“我是横下一条心，偏偏要跨越这些障碍，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人生。你兄弟不干，非把我推开呀。”周恒刚说：“周恒顺脑子里写满‘责任’两个字，这当中也包括对你，对你的前途，你的幸福负责。你比我更明白她的苦心。”牟洪云不作声了，秀美的脸庞像蒙上了一层霜，她无声地望着窗外，铁道旁的公路上有几个脚夫低头弯腰拉着排车在艰难行走，她想到也许周恒顺此刻也在某处的公路上像他们一样挥汗如雨地奔走着，心里像被针刺着一般一阵痛，暗自叹息一声。周恒刚说：“对不起，牟洪云，我不该提这事。”牟洪云苦笑一下，说：“没关系，你不提，这个事也一样存在。而且看到你，必然会想起他来。……没法儿，只好让时间抚平伤痕。……不过，我跟你说，到今天，我也没放弃—不是我不想放弃，是我做不到。这也许就是你说的我的‘执着’，除非你那犟牛兄弟另找了对象结了婚。”火车快到站了，他们要下车了。周恒刚犯愁地说：“也不知奶奶什么样了，……林兰的事，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呢。我太对不往奶奶了。”牟洪云见周恒刚万分愁苦的样子，七尺男儿，像小孩子一样抓耳挠腮，她转一下眼珠儿，说：“周恒刚，我帮你过这一关。”周恒刚说：“你？你怎么帮？”牟洪云说：“好办，我冒充林兰，跟着你到病床前一站，喊声‘奶奶’，打个照面儿，让奶奶看一眼，老人家都这样了，不让她带着失望和遗憾离开，不就行了吗？”周恒刚听她这样说，觉得这个小女孩儿真够仗义，办法也可行，但他断不能同意。这不但是难为情，更重要的是她曾经是—现在她自己心里仍然是—自己的堂弟周恒顺的恋人，他算是她的大伯哥，这样做，成什么事了？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办法儿，能哄过去，但绝对不可行。那像什么话？”牟洪云说：“有什么不行的？就当是演戏，几分钟就过去了。怎么嫌我不够标准？”周恒刚说：“洪云，别乱说了，让你帮这样的忙，我心里太不安了。”牟洪云说：“你呀，你就是想得太多，你兄弟俩一样，是被道德禁锢着的，有点儿像鲁迅说柔石的话，无论是旧道德，新道德，凡是损己利人的，都拿来用在自已身上。不用钻你心里看去，你是觉得是周恒顺的堂兄，那有什么？不用说，你堂弟已经把我推开了，即使俺两人不分手，你奶奶也是他奶奶，我不也得喊‘奶奶’吗？帮这点忙儿怕什么？”周恒刚说：“我太过意不去了。”牟洪云沃：“没什么过意不去的，你们男生不是喜欢说‘为朋友两肋插刀’吗？我也挺身而出，学一点侠气。”周恒刚只好同意了。火车到站了，两个人下了车，搭过路的大车回到陶阳县城，牟洪云匆匆回家，带上她上中学时演节目穿过的帽徽、领章齐全的军装，跟周恒刚一起去了县医院，来到奶奶所住的病房，爸爸，妈妈，明明还有周庄的苦瓜爷爷等乡亲都在病房门外候着，见周恒刚和牟洪云来了，忙迎上去，周恒刚急忙问：“俺奶奶怎么样了？”妈妈说：“小刚儿，你可来了，你奶奶几天不吃点东西了，也不肯说话了，神智还清醒，认人儿，隔会子睁睁眼看看—她是找你，嘴里有时嘟念‘小刚儿’，你不来，俺急坏了。你娘自己在屋里看着她，俺都在这等你。”周桥在一边招呼牟洪云：“洪云，你怎么来了？”牟洪云说：“我妈病了，也在这里住院，我爸出差不在家，我请假回来看我妈，正巧在火车上跟周恒刚碰上了，一块儿过来看看奶奶。我们在路上说好了，演段戏给奶奶看，让老人家高兴一点。”周桥和陆国筠两人相互看看，陆国筠招呼了牟洪云，又说：“洪云，这样好吗？这是小刚儿想的主意？”牟洪云大大方方地说：“不是他，是我看他愁得了不得，要帮他过这一关的，他还不愿意呢，被我说服了。你们不用担心，保证演出成功。”牟洪云说完，还孩子似地伸伸舌头，就拿了包儿，拉着明明一起去卫生间，片刻功夫，两个女孩儿回来了，牟洪云从头到脚，一身军装，俨然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兵，小脸儿被红五星，红领章映得更加靓丽，周家人和苦瓜爷爷被这女孩儿惊呆了，牟洪云不好意思地朝大家笑笑，对一旁正有些难为情的周恒刚说：“快点，周恒刚，快进去看奶奶，出来了，我赶紧去看我妈妈。”周恒刚推开病房门，和牟洪云一起进去，走到病床前，奶奶平静地躺着，正在输液。娘在床前坐着，见小刚儿带着一个女兵—她不认识牟洪云，但分明不是林兰— 一块儿来了，这个女兵看上去很不寻常，长得像片儿上的林兰还俊，心里嘀咕，莫非小刚儿跟林兰散了，又找了个对象？可是信上没说呀。娘正疑惑着，周恒刚对牟洪云说：“这是我娘。”牟洪云低声，甜甜地喊个“大娘”，说：“我跟恒刚还有你侄子恒顺是高中同学，跟恒刚一块儿来看看奶奶。”周恒刚问：“奶奶这会儿睡着了？”娘说：“也说不准是睡着还是醒着。这四、五天就一会儿迷糊，一会儿清醒，睁开眼就四处里瞅寻，嘴里含叨‘小刚儿，兰兰’。”娘说着就落了泪，周恒刚说：“娘，别……”爸、妈和明明，苦瓜爷爷都进病房来了，围在他们身后，也许是老太太听见了宝贝孙子说话的声音，也许是祖孙两人的心灵感应，奶奶醒了，睁大了眼睛，定定地看着孙子，老太太显然看到了站在孙子身旁的女兵，苍白的，缩缩巴巴的脸上，多少天来第一次绽出了笑容，周恒刚哽咽着喊道：“奶奶，我们来看你了。……”老太太一只未插针头的手动了一下，周恒刚忙过来握住奶奶的手，奶奶看看牟洪云，牟洪云也伸过手去，老太太的手和两个孩子的手握在了一起，嘴唇翕动着，说：“兰兰，兰兰，……好，好，好，……”一缕夕阳从窗外照进来，照在奶奶的脸上，把奶奶的脸镀成了金黄色，奶奶的眼晴闭上了，从眼角儿里流出了两滴泪珠儿，握着两个孩子的手的手松开了，周恒刚泪流满面，抬头看时，见牟洪云两眼也满含热泪，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忙把手抽回来，不好意思地说：“洪云，谢谢你。”牟洪云好像才从刚才的情景中出来，脸微微发红，说：“不用谢，能让奶奶了却一个心愿就好。”娘这时才恍然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握住牟洪云的手，说：“多亏你了，好闺女。”转脸问：“小刚儿，林兰呢？”周恒刚说：“她来不了了，多咱也不会来了。”周桥对程守芝说：“这个闺女是继香妹妹的婆家侄女，她爸爸是我的同学，现在在县里当副书记，她现在在齐鲁大学念书。”牟洪云说：“大娘，我跟周恒刚，周恒顺兄弟俩都是好朋友。”回头对周桥说：“周伯伯，我得赶紧去看我妈妈了。”说着，就伸手摘下军帽，三下两下脱掉了军装，草草叠一下，说：“周恒刚，军衣先放你这里吧。”给屋里人说声“再见”，一溜烟似地走了。这闺女走了，大家彷佛觉得屋里暗了下来。天晚了。……老太太见到孙子和牟洪云假扮的“林兰姑娘”后，就沉沉地睡去了。她残存的一点儿能量耗尽了，身穿军装的孙子和日后的“孙子媳妇儿”站在床前，齐声喊“奶奶”，她心满意足了，这辈子历尽苦难，终于苦尽甘来，她没有心事了。老太太一直在昏睡，再也没有醒来，周恒刚一直守在奶奶床前。他抽空去另一间病房看望了牟洪云妈妈。牟洪云领着她爸爸过来看望了奶奶。周桥和牟永平见了面，都很激动，两人在走廊里说了好一会儿话。过了一天，牟洪云妈妈就出院了，周恒刚帮牟洪云把妈妈送回家，把那身军装一块儿捎了回去。牟洪云妈妈问：“拿这军装干什么来？”牟洪云说：“有个同学借去照像用来。”牟洪云送周恒刚出来，说：“刚才好悬。我还怕你捅了实话，妈妈嫌我‘胡闹’。”周恒刚说：“我哪敢乱说话？你很机智。”牟洪云调皮地伸伸舌头，说：“对，撒谎而不脸红，是为‘机智’。”又说：“我明天就回学校了，你呢？”周恒刚说：“我请了半个月假，看看奶奶的情况再说。周恒顺要来看我奶奶，俺两人得好好好啦啦—我心里有好多话要跟他说。”牟洪云脸色立时变暗了，说：“可惜，我很少有这种机会儿了。替我问候他。给他说，我又买了一大堆书，很快就寄给他。”周恒刚见牟洪云这般神色，又说这话，心里有种难抑的酸楚和不平，他为自己的好兄弟，好朋友周恒顺和眼前这个有着金子般的心的女孩儿万分难过。

周恒顺来县医院看望了周恒刚奶奶，两人啦了两个多小时。周恒顺来后两三天，奶奶病情加重了，大夫抢救了大半夜，也没能把这个倔强的老人留住。她走了，去找她惨死在日本鬼子屠刀下的小刚儿 他爷爷去了。老太太是烈属又是军属，丧事办得很隆重，县委牟副书记，县民政局局长，县人武部的副部长，周庄所在公社的领导都参加了。周恒顺用排车拉着奶奶和娘来了。出丧的时候，周恒刚的母亲程守芝和周恒顺的母亲苦妮儿都哭得死去活来。程守芝哭喊着：“娘，你,怎么撇下我走了？你撇得俺好苦啊。你走了，我有话跟谁说呀。”苦妮儿是老太太拉扒大的，又做主打发她嫁给了周继业，半世苦情不断，恩人死了，勾起她满肚子的冤屈和悲酸，在灵前尽情哭诉。

丧事办完，周恒刚和爸爸两人到小河边散步，他问爸爸：“奶奶没了，娘一个人在家怎么办？”爸爸说：“我和你妈妈想请她去济南—自己家或者祥云里都可以住，她说什么也不肯去。”周恒刚说：“她那样要强，肯定不会去的。俺姥爷反正不在了，我去榆树村把俺姥娘接来，让她娘两个在这里做伴儿吧。”周桥说：“那样也好。”周恒刚说：“我原本打算军校毕了业，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把俺娘接了去，现在办不到了。”周桥说：“小刚儿，我知道，你心里怨恨过爸爸。”周恒刚说：“爸爸，你……”周桥说：“你不要解释。其实，在这件事上，我也很自责。刚解放的时候，我们那些人头脑都有些发热。我对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我没想到你娘会这样。……你娘是个伟大的女性，她的一生全献给了我们周家三代人。”周恒刚看到，爸爸眼里的泪珠儿在阳光下闪亮。周恒刚说：“爸爸，我会永远记着你的话，为娘，也为你争气，当好兵，不让你们失望。对了，忘记跟你说了，我写的稿子，不但上了军区报纸，还上了‘解放军报’。”周桥说：“是吗？那很好。继续努力。部队是锻炼人，出人材的大熔炉。可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在文章里流露你那些‘独立思考’的东西。”周恒刚说：“那不会的。我写的那些文章，是反映部队战士和基层干部真实的生活儿和事迹，是真情实感，不是那种无聊的歌功颂德。”周桥点点头，同时心里想，这孩子总是会有他自己的想法儿，什么是“无聊的歌功颂德”呢？

第三天，爸爸妈妈和明明就回济南了。送他们的时候，周恒刚说：“我回部队时，到济南落落脚，待一个晚上，去祥云里看看姥爷姥娘。”妈妈说：“那太好了。他们常常念叨你。”周桥说：“去看看好。两位老人身体都不大好，让亮亮给愁得不轻。”爸爸他们走后，周恒刚去榆树村接姥娘，姥娘正在为邻居家一个姑娘赶做嫁衣，说过几天才能来。假期到了，周恒刚要回部队了。晚上，他和娘坐在奶奶的遗像前，周恒刚说：“娘，我真恨不得退了伍，回来陪你。我走了，你一个人，怎么过啊？”娘说：“别说孩子话了。想当年，那么苦，都过来了。现在可不算苦，我是烈属又是军属，我儿子有出息，我苦什么？你放心走就是，你奶奶的‘五七’不出，我哪里也不去。过了‘五七’，我就上榆树村去接你姥娘来。除了这，死了老的，谁家也不能去。你姥娘在这里待不住，我自己也过得好好的，我还得陪你奶奶说话哩。你自管好好当你的兵去，别给你奶奶丢脸。”

第二天，周恒刚和娘一起到坟地里给爷爷奶奶烧了纸，磕了头，就擦干眼泪，回部队了。

40

山东辅仁医院前护士长邵一兰不惧路途遥远，告别了年迈的公婆和年少的儿子，只身远赴大西北，就近陪伴在劳改农场服刑的丈夫。医院同事中有人私下赞她为“奇女子”，老街坊有人啧啧称叹，有人说“邵一兰是当今的孟姜女啊。”有好心人警告他：“这话可不能当着居委会那帮人的面说。邵一兰是‘孟姜女’，陆国栋就成了‘万喜良’了。谁是秦始皇？小心当反革命抓起你来。”

     邵一兰一路风尘，来到劳改农场所在县，到县人事局报了到，县人事局把她介绍给县卫生局。县卫生局本要分配她去县人民医院。但经她再三要求，同意把她分配到劳改农场附近的公社卫生院。县卫生局领导交待她，去了要做多面手，既当护士，也当医生。邵一兰满口答应。到了公社卫生院，先去见院长。院长是个个儿不高，白白净净的半老头儿，不知道是大西北的风吹的还是旁的原因，总是眯着眼，老嫲嫲嘴，不长胡子，姓乔，人称“嫲嫲院长”。院里的人很少称他乔院长，而是喊他“嫲嫲院长”，一半是因为他长了个老嫲嫲嘴，一半也是因为他脾性绵软，待人和气，像个慈祥的老嫲嫲。邵一兰进了院长办公室，院长正打电话。说了一两分钟，放下电话，见了站在一旁的邵一兰，十分高兴，老嫲嫲嘴裂开，像小瓢儿似的，说：“邵大夫，你可来了。你的屋，我让人收拾出来一个星期了。你想自己做饭也行，不做，就吃伙房。我让炊事员给你做山东口味儿的饭菜。小子在山东当过兵，会做。”嫲嫲院长逢人就说“邵大夫来了。”邵一兰说：“我不是大夫，是护士。”院长说：“局领导交待了，要好好发挥你的作用，咱院没儿个成用的大夫，你既要把院里几个小护士带好，还得在门诊上当医生。邵一兰觉得，可能是地处偏远的荒漠地带的缘故，这医院里的人实在，质朴，政治味儿比较淡，这让她感到放松。她觉得不能辜负县局领导和乔院长的信任，第二天就上了班，风风火火地工作起来。嫲嫲院长很高兴，说，邵大夫来了没多少天，咱院的工作就进步不少了。社会上也传说，公社医院来了个女大夫，是从山东济南大医院下放来的。人长得好，医道高，待人和气，说话细声细气。工作有了点头绪，邵一兰找院长请假，去农场看望丈夫。院长说：“那是应该的。我给‘梆子’场长打个电话，你骑我的自行车去，去了就能见上，不用预什么约，也不用跑冤枉路了。”邵一兰问：“‘梆子’是谁？”院长说：“就是劳改农场的场长，监狱长。这老小子是我的河南老乡，是战友，从一个部队来的。赤红脸子，胡子拉楂，脑袋又长又扁，像个卖豆腐的敲的那个梆子，大家就送他个‘梆子’的外号—这里的人闲着没事儿就琢磨着给人起外号。邵一兰听院长说了他跟劳改农场场长的关系，心里暗自高兴。忙拿了从济南带来的食品和衣物，骑上院长的自行车，直奔劳改农场，到了农场，没等多大会儿，就见上了陆国栋。邵一兰见他比上次见他时更瘦了，正想开口问他身体情况，陆国栋瞪大了越发眍瞜了的眼睛，急切地问：“你怎么又来了？家里出事了吗？”邵一兰说：“家里什么事也没有，家里唯一的，最大的‘事’就是你。现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下放人员，我写了申请，下放到这里的公社卫生院，已经上了几天班了。以后我就在农场附近陪着你，经常来看你。”陆国栋急得擓头皮，说：“一兰，你太胡闹了。你上这里来了，亮亮怎么办？”邵一兰说：“亮亮不是很小的孩子了，跟着爷爷奶奶上学。家里有继香姐帮忙，妹妹、妹夫还可以就近照顾，我在这边领了工资，除了照顾好你，有余钱就往家寄。你放心，没问题。”陆国栋说：“一个孩子，两个老人，你说‘没问题’，有了问题就晚了。一兰，我知道你是不放心我，我已经给你保证过，不再申诉了。我怎么说，就怎么做。你为什么还要这样？上次你来，为什么没跟我说？”邵一兰说：“上次我见了你，看了你的身体情况还有你在农场的处境，就下决心要来。怕院里批不准，也怕你不同意，就没跟你说。我怕你思想上再有反复，怕你身体垮了。……”陆国栋说：“我思想不会再反复了。至于身体，一时半会儿哪里能垮了？真垮了，也没办法儿，倒给家里去个负担。”邵一兰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国栋，我已经来了，你就不要再争了，更不要有任何自弃的想法儿。你要时刻想着，我千里遥远跑来，在外边陪你，你该怎么办吧。”陆国栋沉默了，他看着邵一兰疲惫，忧戚的面容，说：“完了，这下完了，我一个人毁了还不算，连你也得搭上了。把省城大医院的工作扔掉，到这种地方来，你怎么就能舍得？”邵一兰说：“我来这里，也不算‘搭上’，这里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样需要医生，护士。什么大城市，大医院，都是身外之物，有，固然好，没有了，也能活。除了人，丢掉什么都不足惜。对于陆家，对于我和亮亮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让你活着。……”邵一兰已经泣不成声，陆国栋眍瞜着的眼睛里也满是泪水。邵一兰问：“你还在积肥队？”陆国栋说：“在积肥队。”邵一兰问：“那些人还欺负你吗？”陆国栋说：“也没怎么欺负。”邵一兰把拿来的东西递给他，说：“里头有吃的东西，几件内衣，还有牙刷，牙膏，肥皂，你收好了。”陆国栋接过东西，两只手机械地把东西抱着，像是怕被人抢走似的。他嗫嚅着说：“以后不要给我送食品了。送来……我也捞不着吃。”邵一兰心里“格支”一下：原来如此，他还说没受欺负。时间到了，陆国栋在狱警的押解下，离开了会见室。邵一兰回到公社卫生院，向嫲嫲院长说了丈夫陆国栋的情况，请他帮忙，能不能让农场把陆国栋调出积肥队，院长说：“一个大医院的名医，让他在里头干卫生室还不行吗？我找他们梆子场长，没问题，也就一句话的事儿。”嫲嫲院长第二天就去找了梆子场长。场长说：“你老弟一声令下，我就安排陆国栋和他老婆见了面，我在办公室里瞅见他老婆了，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有知识的人，这个女人千里迢迢跑这来陪他丈夫，是个精神，世间少有，这个女人不寻常。冲她这个精神—这也有利于对服刑人员的管理改造，有的犯人犯了事，老婆给离了婚，他就情绪恶劣，破罐子破摔。陆国栋从他老婆上次来过以后，情绪稳定多了。你放心，冲他女人这精神，还有你老弟的面子，对陆国栋咱该照顾就照顾。”嫲嫲院长问：“那时候把他从卫生室调到积肥队干什么？”梆子场长说：“这是上级交待的。说他不安心服从改造，让我们整服他。我们是奉命行事。我知道他的案情，其实没什么大事儿，他犯的是‘态度罪’。”嫲嫲院长说：“‘态度罪’？怎么讲？”梆子场长说了说陆国栋从镇反开始直到现在的情况，说：“你看，就因为一开头那点儿事，他不满，不服，结果就步步‘升级’。来到农扬，我一看是个高级大夫，就把他安排到卫生室了，可他不接受教训，还更来劲了，一个月两封申诉信往上递，农场不给他转，他就一次次找管教，弄得上上下下都烦他，上边下命令给他调岗位，说天天把他累个臭死，他就迭不地写申诉了。谁知道这人看上去文质彬彬，脾气比牛还犟，照写不误，听说他还准备有领导来的时候，拦车递诉状哩。这两年，把他弄到积肥队里，受老罪了。活儿又脏又累不说，主要是里头全是些人渣，拿欺负人—特别是跟他们不一样的人—取乐，身板瓤的弄里头，不死也得扒层皮。你想想，这个陆国栋跟共产党较劲，还有好果子吃。不过，说来也怪，从他老婆上回来过以后，这么多天，没再写申诉信。”嫲嫲院长说：“那就赶紧把他调回卫生室算了，也算是对他老婆的一个照顾，你不知道，他老婆人特别好，业务能力强，还热心。”梆子场长说：“你老弟发话了，我照办就是。不过我上次给你要的药你别忘了。我也没钱给你。老婆孩子一大窝，光买高价粮吃就够我戗了。”院长说：“这个你放心，药齐了，我让人给你送来，药费不要你出，我自有安排。怎么样,够朋友吧?”

陆国栋的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让邵一兰去掉了一块心病。有院长和场长的关系，院长的面子，加上农场的管教干部或他们的家人也来公社卫生院看病，邵一兰热情周到的服务，让他们深有好感，这使陆国栋在农场成了受优待的犯人，邵一兰来农场探望，随到随安排。陆国栋脱离了积肥队又脏又累的劳苦和“人渣”们的虐待，加上邵一兰常来送食品，改善了营养，特别是邵一兰常来探望给他的精神抚慰，身体很快就有了好转。他想，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一兰为了他，做了那么大的牺牲，就听她的，放弃抗争，听天由命吧，不然太对不起一兰了。邵一兰在医院里从早忙到晚，深夜，她躺在自己宿舍里，听着大西北特有的，像要把大地掀翻似的，狼嗥一样的风吼，想着近在咫尺，却如在天涯的国栋，盼着他身体快些恢复，待到期满，能健康地出来，即使一辈子在这里，只要两人在一起，再苦也认了。她有时想起两人初恋时，一个倜傥潇洒，一个娇媚文静，社会上虽然民不聊生，乱象纷纭，但他们托庇于双方父母的关爱，无衣食之忧，有青春之乐，他们常常躲在僻静处—趵突泉是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喁喁情话，特别莫名其妙的是，尽管他们没像国群那样参加过学生运动，但心里朦朦胧胧地盼望着“解放”—年轻人总是希望变革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解放”会给大家—自然也包括他们自已—带来光明，进步和幸福，爸妈的出逃才让她和他感受到了改朝换代的可怖，像一片飘落的黄叶让人觉察到秋天的肃杀，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解放后，他们不但要无休止地接受思想改造，而且还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这种时候，她更加思念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们过得好吗？你们可知道女儿有多么不幸？每次探监回束，一遍遍回想着国栋的每个眼神，每个动作，说的每一句话，考虑着下次去给他带什么东西，对陆国栋的思念和挂虑永远是她感情世界的核心，对她来说，陆国栋永远是完美的，最重要的，不可替他的，即使他身为囚徒，即使他不人不鬼。当然更挂念的是儿子亮亮—而只要一想到亮亮，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泪水常常打湿了枕头—长高了吗？生病了吗？功课好吗？听爷爷奶奶话吗？爷爷奶奶还好吗？

千里之外的陆伯言夫妇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愁苦过。日本鬼子占领济南，陆伯言毅然关闭了自己的工厂，商号，闭门谢客，驻济日军得知他曾留学日本，在济南政、商两界颇有人脉，几次动员他出任伪职，他虚与委蛇，化装逃出济南，藏到故乡一个山洞里，一待就是几年，他确信泱泱中华断不会亡于倭奴，有一天，他一定会走出山洞，重整旧业。济南解放之前，老友兼亲家邵教授动员他一起去台湾，他煞费斟酌，举棋不定，最后还是相信女儿国群宣传的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纲，决定全家—包括未来的儿媳，邵教授的女儿一兰—留下来，投入到欢迎解放军的行列。孰料惊魂甫定，邵教授不幸而言中，不但财产被剥夺，而且多个亲人被整肃，通过参加学习，方悟人民民主专政（原以为较无产阶级专政“温和”）就是这样治理国家，他认识到，在当政者心目中，他和他的子女、亲属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究其实，像国栋、国群兄妹岂有“异心”,只有对新政权皈依的忠诚和对工作的敬业之心,却未能幸免于难。陆伯言闭门枯坐，常数算故交，亲朋遭逢厄运的比比皆是，简直像“复巢之下无完卵”。陆伯言在外边参加学习，开会，发言，检讨，回家来愁对老妻，苟活而已。一九六一年夏天，国栋在大西北劳改农场服刑已两年，儿媳邵一兰带着儿子亮亮去探监归来，担心丈夫瘐于狱中，毅然申请下放去大西北，在监外陪他，但留在家里的孙子亮亮让他们伤透了脑筋。

亮亮是个懂事的孩子，奶奶常说他很像他爸爸小时候的样子，聪明，听话，活泼但守规矩。上学后，功课一直很好，老师都喜欢他。爸爸出事以后，因为他功课好和受老师宠爱而嫉妒他的同学骂他“反革命崽子”，“右派羔子”，还结成伙儿揍他，亮亮不是他们的对手，也不敢找老师告状，怕爷爷奶奶妈妈难受，每次挨了打，总是把身上的尘土拍打干净，擦干眼泪再回家。最让他难过的是，除了一年级教过他的田佳老师还在关心他之外，别的老师也不大搭理他了，不用说表扬，奖励没他的份儿，学校里，班里组织课外文体活动排不上他，连课堂上提问，也很少点到他，曾经对他宠爱有加的老师也对他冷冷的，他和同学闹架，不管谁是谁非，挨批评甚至在班上被点名的常常是他。因为他爸爸是右派，反革命，他就一下子从好学生变成了坏学生，这让他想不通。有一次他忍不住跟妈妈说了，妈妈哄他睡了，对公公婆婆说：“小学里都是些小丁点儿孩子，上几年就走了，也没什么利害可言，当老师的何必这样势利？”陆伯言说：“现在提倡和有问题的人‘划清界线’，可能这也是‘划清界线’吧。”陆伯言心里因为这种触目可及的世态炎凉而感叹“人心不古”。几个学期都这样过去了，亮亮也挺过来了。除了有时放学回来，闷闷不乐，不爱说话，其他没什么大的变化，学习成绩也没落下来，还是班里的前二、三名。但他妈妈去了大西北，这孩子却不知不觉地变了，常常像丢了魂儿似的，喜欢一个人发呆，话更少了，问一句，答一句。放学回来晚了，好像哭过的样子，问他是不是有小孩儿欺负他了，他说“没有”。程兆菊对陆伯言说：“这孩子心事重，他妈妈临走一遍遍嘱咐他，说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让他听话，不惹事儿，别让爷爷奶奶操心，他记住了，在外边受了气，吃了亏，回家也不说。老这样，孩子还不憋屈病了？”陆伯言对亮亮说：“学校里有什么事，打了架，挨了欺负，别闷在心里，来家给爷爷奶奶说，爷爷奶奶不生气，也不难受。记住了吗？”亮亮说：“没什么事儿，爷爷，真的没事儿。”

过中秋节了。邵一兰走了两、三个月了。陆伯川夫妇，周桥一家三口都来了。程兆菊让周继香早早地回家跟洪秀，洪全一起过节去了，洪秀她男人还没“出来”，她怕洪秀不高兴，让孩子哭哭啼啼，节过不好。周继香上午在副食店，挨了半天号，买回来几个月饼，还有十几个小苹果，两个大点儿的苹果。陆伯川夫妇，陆国筠把节日供应的月饼，水果，还有猪肉都拿来了。明明喊了亮亮上小屋去看连环画儿了。程兆菊张罗着跟陈姝，国筠一起包水饺。陆伯言，陆伯川和周桥二人在堂屋客厅里喝茶交谈。周桥问：“婶子算是没什么事儿了？叔的问题还没解决？”陆伯川说：“她摘了帽子，给她安排课了，表面上看算是正常了，当然工资降了两级；我这几年写了一本书，纯学术的，没一点政治色彩，几个权威学者看过，推荐出版，但我还戴着帽子，一直不能出，最近学校松了口，允许出了，但不能用我的真名，让我用‘笔名’，据说可以给千把元稿费，叔就‘有钱’了，这几年俺两人只发生活费，要不是这边儿你爸妈帮助，几乎生活不下去了。如果给了这笔钱，我打算给一兰寄些去。”陆伯言说：“不要这样做。一兰还往家寄钱哩。”陆伯川说：“那是另一回事。一兰为国栋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总得对他们尽点心。”陆伯言见陆伯川动了感情，忙转换话题，说：“国群现在压力很小了，据说快摘帽子了，就是国栋的事麻烦。”周桥说：“庄重同志也犯了‘右倾’错误，现在又出来工作了。有合适的时机请他过问一下国栋的事，即使不能纠正，起码给减几年刑期。”陆伯川说：“经过反右派，反‘右倾’，这位庄书记也不一定敢轻易表态了。”周桥说：“那说不准，看看情况再说。”陆伯言说：“国栋的事越挣歪越深，这又把一兰搭上了。现在特别愁亮亮，担心把他的教育耽误了，是一辈子的事。”不等陆伯川和周桥接话说亮亮的事，程兆菊张罗大家吃饭了。吃完饭，国筠把小圆桌儿和小椅子在院子里摆放好，程兆菊摆上月饼和水果，全家人都在院子里坐好，程兆菊说：“月饼大人两人一个，亮亮和明明一人两个。自己院子里的石榴和那一堆小苹果随便吃。两个大苹果，亮亮和明明一人一个。”说着，就给大家分月饼。大家在院子里吃月饼和水果。此时正皓月当空，天幕黑蓝，深不可测，不知哪个院儿里有人在吹箫，凄惋，悲凉的曲调伴着清风在人们耳边呜咽，天顶空悬团圆月，山水迢迢人离分。院子里的人们似乎都在专注地谛听如泣如诉的箫声，谁都没有说话，突然亮亮说：“奶奶，我爸妈那边儿能吃上月饼吗？”程兆菊正掰了一点月饼，放到嘴里慢慢嚼着，但鼻子发酸，咽不下去，她在思念儿子国栋和媳妇儿一兰，亮亮的话让她差点哭出声来。颤声说：“小儿，你上那里去过。都是中国地儿，风俗差不多。你爸妈他们准能吃上月饼，你吃你的吧.”陈姝和陆国筠在一旁听着也暗自垂泪。亮亮说：“我刚才吃水饺吃得撑得慌了，待会儿再吃月饼。”……天晚了，陆伯川夫妇，周桥一家走了，亮亮睡了。程兆菊和陆伯言来到亮亮床前，程兆菊打开床头桌上的台灯，见亮亮脸上留着泪痕，两个月饼，一个大苹果一口没吃，旁边放了一张白纸，上边写着：“给爸爸妈妈留着，记住，嘴再馋，也不吃。亮亮”,程兆菊给亮亮扲了扲单被,关了灯,赶紧走了出来,她怕自已忍不住哭出声来,惊醒了孩子。

春节就要到了。进腊月没几天，家里就接到了邵一兰的信，她说春节会回家，早则腊月二十五，最迟二十七到家。亮亮和爷爷奶奶都很高兴，一天天数着指头盼着，也许是光想着妈妈来家的事了，亮亮期末考试成绩不好。放寒假了，他拿了成绩单回来，不只是考试分数低，连操行也给了罕见的“4”分，评语则是“表现较差”，“今后应注意”什么什么等负面，贬意的语句，很明显，亮亮在班里已经沦落到和几个最差的学生为伍。亮亮从学校回来，很少见的没来堂屋，进院先上了自己房间。陆伯言喊道：“亮亮，来，拿成绩单来我看看，让爷爷高兴高兴。”亮亮低着头，磨磨蹭蹭地走到爷爷跟前，红着脸，从口袋里掏出皱皱巴巴的“成绩单”，递给爷爷，一溜烟跑回了自己小屋。陆伯言拿了“成绩单”，反复看了几遍，边看边摇头，叹气，看完了，把那张小纸片放到桌子上，自语道：“怎么会这样？”程兆菊问：“怎么，亮亮考得不好？”陆伯言说：“不但功课成绩不好，操行评语也很不好，看样子老师对他很不满意。”程兆菊说：“孩子在学校里受憋屈，跟童养媳妇儿似的，又想他妈，功课还能学好了？我见他写作业不如原先专心，净好发愣。”陆伯言说：“是啊，但也没什么好办法儿。我们没法儿改变他在学校里的处境，也没法儿不让他想妈妈。难得他一年年长大了，懂得自强自立就好。”吃饭的时候，亮亮低着头，不肯正眼看爷爷奶奶，只闷闷地吃饭，奶奶不时给他夹菜，说：“亮亮，猛劲吃，吃得胖胖的，妈妈回来了，让她看着高兴。”亮亮说：“妈妈高兴不了了。”奶奶一惊，说：“怎么了？妈妈怎么高兴不了了？”亮亮说：“考试没考好，操行只有4分。”奶奶说：“一回半回考不好，碍什么？操行4分就4分呗，不是还有3分的吗？”亮亮低声说：“没有3分的。……”奶奶一愣，说：“那也不要紧，妈妈不会为这不高兴的。”从放了假那天起，亮亮天天念叨着妈妈，从腊月二十五开始，不管天好天孬，吃完饭，他就跟奶奶说上街去玩儿，有时奶奶说风大，不出去了，省得感冒。他就说：“我就在大门口儿，不走远，一会儿就回来。”周继香出门儿去买过节的食品，见亮亮在大门口儿石头上坐着发呆，个把小时以后，周继香买东西回来了，亮亮还坐在那里发呆，周继香说：“亮亮，石头太凉，这样容易感冒，回家吧。”亮亮说：“再待一会儿我就回家。”周继香知道，他是在大门外等妈妈，不由得眼睛发热，鼻子发酸，心想，让他坐那里等吧，可怜的孩子，想他妈呀。……晚上，陆国筠一家来了，他们准备去陶阳过年，走前先送过“年礼”来。陆国筠问妈妈：“亮亮呢？”妈妈说：“在南屋里看画书哩。年假考试考得不好，操行评语也差，不高兴。”陆国筠说：“明明，你跟姥姥在这屋，我去跟亮亮哥哥说会话。”陆国筠到了南屋，见亮亮坐在写字桌前，桌子上摆了书和本子，但他既没读，也没写，只是在发呆。亮亮喊了声“大姑”，陆国筠在床沿上坐下，说：“亮亮，姑问你，不高兴啊？期末考试没考好？”亮亮点点头，陆国筠问：“怎么回事儿？”亮亮说：“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上课有时候走神儿，考试的时候有的题目看错了。”陆国筠说：“那没关系，以后注意就是了。你小姑小时候好玩儿，那时候，我考得好，她考得差，爷爷老训她。后来，她知道用功了，功课立即上去了，比我还棒呢—她脑子比我灵。你比小姑还聪明，功课不会有问题。”陆国筠又问：“怎么，我听爷爷说，操行给的分儿也低，评语写得也不好？”亮亮红着脸拿出“成绩单”给大姑看，陆国筠看了，问：“你跟同学们打架了？”亮亮说：“几个坏小子骂我这‘羔子’，那‘羔子’的，欺负我。”陆国筠又问：“你不大愿意参加班里集体活动？”亮亮说：“有不少活动是老师没让我参加，反过来还这样说我。我跟你说，大姑，什么也不是，就是老师不喜欢我了。”说着，就涌出了眼泪。陆国筠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眼睛发热，强忍着泪水，说：“小儿，姑跟你说，‘操行’就是人的品德，自己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人，不做不好的人，这是最重要的，至于一次两次评语不那么好，不必看那么重。男孩子要懂得自强。要学你爸爸。”亮亮问：“学我爸爸？”陆国筠说：“对，学你爸爸。你爸爸从小就特别坚强。”亮亮问：“我爸爸是坏人吗？”陆国筠说：“你爸爸不是坏人，不但不是坏人，而且是最好的人。亮亮，你还小，知道的事情还少。在人类历史上，不论中国还是外国，有许多好人，最好的人受到冤屈，这一点也不奇怪。知道吗？”亮亮点点头，说：“知道了。”陆国筠说：“这话，在外边儿不要对人说。”亮亮说：“那不是不诚实吗？”陆国筠心里一惊，说：“孩子，这不是不诚实，这是人在世上存活，不得不的‘策略’。你还太小，很难理解这些事。大了就知道了。”亮亮好像明白了，冲大姑点点头。

一天，一天，又一天，亮亮在大门外等了三天，妈妈还是没有回来。腊月二十八早晨，亮亮扒了几口饭，戴上棉帽子，就往外跑。奶奶说：“亮亮，刚吃完饭，又往外跑，凉风热气的，别往外跑了。”亮亮说：“我到街上踢毽子，等妈妈—妈妈今天一定会来的。”亮亮等了一上午，妈妈没来，吃过午饭，抹抹嘴，又出去等，半过晌午，天阴得锅底一样黑，西北风飕飕地刮着，亮亮仍然在大门口等，天黑了，妈妈仍然没有来，奶奶喊亮亮回来吃饭，亮亮回来了，坐在饭桌旁，没精打采，吃了几口饭，就说“饱了”，又伸手拿棉帽子，奶奶指指门外，说：亮亮，外头下雪了，咱不出去等妈妈了，你表姑把大门敞开了，咱听见动静儿就出门儿迎妈妈。”亮亮说：“奶奶，下雪不怕，我在门洞儿里玩儿，我在那里能让妈妈早点儿看见我—她肯定很想我。”奶奶说：“下雪，街上没小孩儿，你不害怕？”亮亮说：“我开开灯，不害怕。”爷爷说：“让他去吧。”亮亮听不得这一声，急忙出屋去了大门口儿。周继香收拾完了，到大门上去看亮亮，回来说：“这孩子说在大门口儿等，他哪坐得住？一刹儿就往街口儿去一趟，在街口儿张望一阵，看不见人儿，就淡不及地回来了，过不了一刹儿，又去。看看这孩子，也不哭，也不闹，难受都在心里，太可怜人了。”周继香说着说着掉了泪，程兆菊也哭了。陆伯言说：“你们不要这样，要过年了，哭哭啼啼的，让孩子看见不好。”……九点半了，亮亮回堂屋来了，手里拿张小纸片，递给爷爷，低声说：“妈妈的电报—邮局的人刚送来的，……她不回来过年了。”陆伯言看那电报，是简单几个字：“雪大路阻不归祝春节好兰”，看完沉重地叹口气，对程兆菊说：“一兰来电报了，那边雪大，路不通，来不了了。”程兆菊看看亮亮，亮亮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椅子上，没点儿精神了，程兆菊怕他会哭，但亮亮没有哭，只是在透过门窗玻璃呆呆地朝仍在飘雪的院子里看，似乎还在期望奇迹出现，屋门突然被推开了，妈妈披着一身雪进屋来了。程兆菊见孙子这样，心里更疼，说：“亮亮，别难受。妈妈过年不来也好，冰天雪地的，没法儿带你出去玩儿。咱给她去信，让她春暖花开了再来，带着你上千佛山玩儿去。”亮亮说：“奶奶，别担心我，我没事儿。我是男人，我不哭，不难受，我要坚强。”程兆菊说：“好孩子，怎么学的这么懂事？”亮亮说：“姑姑教我的。”亮亮洗了脚回自己屋睡觉去了，过了半个来小时，程兆菊见亮亮屋里灯还亮着，过去看他，推开房门，走到床前，亮亮知道奶奶来了，忙坐起来，脸上还挂着没擦干净的眼泪，程兆菊坐到床沿上，亮亮抓住奶奶的手，说：“奶奶，是不是上帝不喜欢咱家的人了？怎么他也故意为难我们？”奶奶拽过被子，裹在孙子身上，把孙子揽在胸前，说：“小儿，别胡思乱想了。要相信上帝，上帝永远是仁慈，公正的。”亮亮不作声了，他不跟奶奶争，但对奶奶的话，他心里是怀疑的：上帝眼睁睁地看着好人受难，他还是仁慈，公正的吗？

腊月三十过午，陆伯川夫妇来了，进门就问：“一兰到家了吗？”陆伯言递给他电报，他和陈姝两人看了电报，脸都耷拉下来。陆伯川说：“我从广播上听到那边有大风雪，就很担心，还真就来不了了。怎么这么不巧儿。”陈姝说：“大人还好说，亮亮得多难受，哭来吗？”程兆菊说：“这孩子从小就不张开大嘴哭，不高兴了，就闷闷地掉眼泪。这回守着你哥和我连泪也没掉—孩子懂事，怕俺难受，还说他是男孩子，要坚强，是他大姑教他的。他越这样，我心里越难受。”陆伯川问：“亮亮呢？”程兆菊说：“在南屋里看书哩。你哥说，让他看书吧，看起书来就忘了难受了。”陆伯川沉吟道：“只怕他看不到心里去。陈姝，你帮嫂子做饭。我上南屋跟亮亮啦啦呱儿。”陆伯川到了南屋，见亮亮正坐在桌子前发呆，听见有人来，急忙用手擦眼睛，转身叫“二爷爷”，陆伯川看到亮亮脸上还有没擦干的眼泪。陆伯川在床沿上坐下，让亮亮也坐下。陆伯川看亮亮的小桌儿，桌子后边墙上贴着陆国栋、邵一兰夫妻两人和亮亮三人的几张合影照片，最右边儿照片儿上的亮亮，才刚满“百日”，是个像年画上画的胖小子，国栋和一兰都笑容可掬，其后的几张照片儿上亮亮一年年长大，在爸妈中间或坐或站，总是一副很高兴的样子，一兰多半还是面带微笑，只是有的似乎在笑容背后隐藏着些许苦涩，而国栋的脸色却显得严峻而忧郁，没点儿笑意，到最左边那一张，亮亮七、八岁 了，依旧笑嘻嘻的，一兰的笑容明显是故意做出来的，国栋一脸的愤懑和焦虑，照片儿上没有标注时间，但明显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期，国栋即将被“劳教”前夕拍的，到这一张，一家三口儿的合影照戛然而止，彷佛小家庭团圆的历史画上了句号。……陆伯川感到心里一阵针刺般的疼痛，他问：“亮亮，这些照片儿是妈妈走以前贴上的？”亮亮说：“不是，原来都在影集里，是妈妈走了，我找出来贴上的。我想爸妈的时候好看看他们，每天晚上临睡前，我都跟他们说‘晚安’。”陆伯川心里一阵颤栗，他握住亮亮的手，跟他面对面地坐着，心想灾难中最苦的是孩子。他说：“亮亮，妈妈不回来过年，心里难受了？别太难受，过了年，咱给你妈妈写信，让她回来一趟。你妈在那边，你爸爸心里会好受些。”亮亮说：“我知道，妈妈是怕爸爸让人家治作死—爸爸在那里头太苦了，那些坏蛋老欺负他—才去的大西北。这不，妈妈去了不久，爸爸就从积肥队回卫生室了，爸爸开始抽空儿写书了。”陆伯川说：“对，是这样。妈妈很伟大，她是咱陆家的恩人。”亮亮小大人似地说：“很对，我也从心里感谢妈妈—她为了爸爸牺牲自己，不过，二爷爷，你说俺妈妈伟大，是用词不当。俺老师说，只有毛主席共产党，还有像刘胡兰那样的烈士，才能称‘伟大’。”陆伯川忙说：“对，爷爷说错了。”一边心里想，多么强大的思想控制力，连“伟大”一类的形容词都变成专用的了。陆伯川说：“亮亮，你是个孩子，想爸爸妈妈，心里难受，想哭，就哭，不要老憋在心里，哭出声也没关系。”亮亮眼圈儿红了，说：“有‘关系’，我不能哭。大姑那天还说男孩子要学着坚强。妈妈临走交待我要照顾爷爷奶奶。本来他们就难受，我一哭，他们就更难受了。哭，我也不守着他们，偷偷掉眼泪。”说着就抽泣起来，陆伯川两眼也滚出了泪水，把亮亮揽过来，说：“我的好孩子。”

远在大西北的邵一兰，僵卧在公社卫生院自己小屋的床上。进了腊月，她就安不下心了。从亮亮生下来，这是母子俩头一次分开那么长时间。她归心似箭，恨不得说走就走，立刻见到自己的儿子。腊月十几，她就向院领导请了假。腊月二十，她就带着食品和刚打好的毛裤去农场看望了陆国栋，告诉他，她已经请了假，回济南过年，让他好好过年，别难过，过完年回来再来看他，向他报告爸妈，亮亮和家里人的情况。又问他，外边流感挺厉害的，里头怎么样？陆国栋悦：“高墙挡不住病毒。只要外边儿闹流感，里头一般都逃脱不了。‘号儿’里人挨着人，空气流通不畅，只要有流感，差不多人人来一遍。这回又不轻。”又压低声音说：“药也不行，就吃安乃近，打退烧针。身体差的就扛不过去了。拉出去几个了。”邵一兰说：“你千万要当心。”陆国栋说：“我总是戴着口罩儿，勤洗手，多喝开水。没事儿。”邵一兰说：“我回去买点中药，让人给你捎进来，你喝了，好预防。”邵一兰回到医院，病人更多了，从门诊到病房，病人和家属挤得满满的，有几个已经转成了肺炎—农村社员有病，怕花钱，总是硬扛着，实在不行了，才来医院，但往往病情太重了，甚至已经晚了。嫲嫲院长说：“邵大夫，你晚两天走吧。”邵一兰看看那些被病魔折磨着的穷苦社员和忙得团团转的同事，无奈地说：“那就晚走三四天，我给家里写信也没说到家的准日子。”谁料两天以后，西北风刮着鹅毛大雪，下得天昏地暗。雪停了，不用说去县城的马车不能走了，连县城通往火车站的公路也阻断了，汽车不通了，想走也走不了了。深夜里，邵一兰望着院里的积雪，偷偷哭了几回。没办法儿，她只好让嫲嫲院长给县卫生局打电话，烦人家代为向家里发了电报。腊月二十四，农场一个狱警来公社卫生院给家人看病时，对邵一兰说：“里头比外头还厉害。别说犯人了，看犯人的也病倒了不少。”邵一兰问：“陆国栋怎么样？”那人说：“陆大夫也病了。他自已发着烧还得给这些人看病，亏了他，办法儿多，也热心，要不还得多死人。”邵一兰又问：“他病得重不重？”那人说：“看样子病得不算轻。”邵一兰说：“我买点药，麻烦你捎给他。”又过了两三天，就要过年了。医院里病人不多了，因为人们认为“大年下”住医院不吉利，来看病的人少了许多，住院的也慌着出了院。天放晴了，经过这些天没日没夜地工作，邵一兰疲惫不堪，嫲嫲院长安排她休息，但她不放心陆国栋，对院长说：“你放了我的假，我上农场去看看陆国栋。”嫲嫲院长说：“路上雪有一尺深，根本看不清哪是路哪是沟，哪是庄稼地，你怎么走？”邵一兰说：“只有七八里路，我也走熟了，说句夸张的话，合着眼都能摸了去，我慢慢走，多走一会儿，就到了。不去看看他—有人说他也病了—我不放心。”院长摇摇头，说：“你啊。……那好，去就去吧。路上当心。真不行，赶紧回来。”邵一兰用围巾包好头，脚上穿了皮棉鞋，上了路。村里路上的雪已经扫了，几分钟就出了村，往四外看，满地都是雪。大雪过后，天更蓝了，显得深不可测，太阳又白又亮，地上的雪在阳光下像碎银子一样闪亮，连阳光似乎也被雪光映成了白色，白色的阳光，白色的雪光，白得让人目眩心悸。大地被尺把深的雪盖得严严实实，雪地被风吹得平展展的，像结了冰的海平面，看不出路在哪里。邵一兰心里有点打憷，犹豫了片刻，但很快就从树上折了根小棍儿，用它探着路，又当拐杖，摸索着往前走了。她太担心陆国栋了，不去亲眼看看他，她不放心。她艰难地，小心翼翼地走着，一只脚迈出去，踩出一个深深的雪窝，另一只脚踩下去，又一个雪窝，站好了，把一只脚从雪窝里拔出来，再迈新的一步，去踏出新的雪窝。她一边走，一边想着，明天就是年三十了，本来说好回家，却没走成，爸妈特别是亮亮得有多么失望。她心里对亮亮说：孩子，妈妈没回去，心里也难受。妈妈是为了给那些社员看病耽误了。孩子，你不知道这里的社员有多么穷，多么苦。我不忍心扔下他们走了。……你爸爸也病了，妈妈更放心不下。……就这样，邵一兰一边想着心事，一边一步步朝前走，走得很慢。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走到什么地方了，她觉得很累，快走不动了，这段时间院里病号多，看病、护理的人手少，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太累了，早晨起来，没点儿胃口，饭吃得很少，在雪地里“跋涉”这一大会子，她浑身是汗，内衣紧贴在身上，似乎把身体捆住了一样，腰酸，腿疼，迈不动步了。突然间，她听见了狼的嗥叫声。来这里不久，她就听说，这附近有狼，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几次听见过狼叫—那种特殊的，怪异的，瘆人的，凄厉，恐怖，带着怨愤还有些许哀伤，听来让人毛骨悚然的嗥叫声。每当听见这种声音，她都吓得身上起鸡皮疙瘩，恍惚间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鬼哭狼号的世界,……现在，大白天，在空旷的雪原上，她竟又听见了这种声音，她想，下了大雪，狼找不到东西吃，出来觅食吧，要是狼窜到这里来，那可糟了，她身上又起了鸡皮疮瘩，浑身—特别是两条腿在发抖，看看四周，不见一个人影儿，她抖抖精神，咬紧牙关，想加快脚步，可是，越想快，越拉不动腿，她一阵心慌，心脏“嘭嘭”乱跳，头上冒出了冷汗，刹那间天旋地转，眼前没有了阳光，雪光，并且变暗了，变黑了，她心里懵懵懂懂地想，糟糕，要休克，……这下完了，……要死在……这雪地里了……她嘴里不出声地念着“国栋，亮亮”，……她摇摇晃晃，站不住了，“扑通”一下倒在了雪地上，她无意识地蜷蜷腿，缩缩头，觉得这地方好渲活，好舒服，歇歇吧。……邵一兰倒下了，倒在阒无人迹的茫茫雪原上，倒在了探监的路途中了，这里离公社卫生院—还不到二里路，她在雪地里折腾了快两个小时，还走偏了方向，离她要去的地方—她丈夫服刑的农场还很远，她就倒在半路上了。

邵一兰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她发现躺在自己的小屋里，自己的床上，跟前坐着一个姓魏的小护士，小魏见她醒了，高兴得趴在她身上哭了起来，说：“邵姐，你把我们吓坏了。……谢谢老天爷，你总算醒了。”邵一兰看看床前的吊瓶架儿和自已手上的针头，用微弱的蚊子叫一样的声音问：“我这是怎么了？”小魏说:“昨天你走了，过了好几个小时，天快黑了，西北风呜呜地刮，还不见你回来 ，嫲嫲院长不放心，给农场梆子场长打电话，问你回来了没有，梆子场长说你没去农场，院长慌了，叫上人，沿着上农场的路去找你，可是路上没有你的脚印—你一开始就走错路了，场长让人—庄里的社员听说了，来了不少人参加找你—四散开去找，好歹发现了你—当时你躺在雪窝里，差不多被雪盖上了—西北风把雪刮你身上了，他们说，再晚个把小时，雪把你盖严了，找都难找了，更危险的是，在你身子周围，有不少狼蹄子印儿，狼围着你转了好几圈儿，又走了。好危验呀，邵姐。他们几个人倒换着把你抬回来，你人事不省，咱院里好几个人，还有几个社员都哭了，嫲嫲院长也掉泪了。……邵姐，你太冒险了。”邵一兰苦笑笑，说：“我没想到路这样难走，也没想到自己这么没用。”小魏忙去喊来了嫲嫲院长，嫲嫲院长十分高兴，裂着嫲嫲嘴笑，说：“邵大夫，你弄的这个事儿比电影还惊险，你不知道，有多悬，不光是雪快把你盖上了，你还把狼引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狼围着你转了转，走了。”小魏说：“村里人和病号都说，邵大夫是好人，狼都不忍心吃这么好的人，村里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说，狼不敢吃福大，命大，造化大，寿限不到的人。”邵一兰苦笑道：“我还是‘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说寿限不到还差不多—还没受完罪啊。”院长说：“这种说法儿，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不论怎么说，总算有惊无险。邵大夫，你这回算捡了一条命。”邵一兰说：“院长，我给你和同志们添麻烦了。太感谢你和同志们了，让我怎么报这救命之恩？”说着，眼里就流出泪来，小魏儿也跟着哭了。院长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要说救命，你小邵儿救过多少人的命？好了，别难过了。邵大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邵一兰说：“我还能有‘后福’？将就着把该受的罪受完就是了。……唉，也不知陆国栋病得什么样儿了。”院长一拍脑袋，说：“瞧我这记性。我给梆子场长打电话问了，梆子说陆大夫不发烧了，没事儿了，让你放心。邵大夫，你安心休息，我让伙房给你做饭。小魏儿在这里陪着你。”一九六二年春节，邵一兰是躺在自己在大西北，在自己工作的公社卫生院个人宿舍里，打着“点滴”，吃着嫲嫲院长和小魏从家里带来的饺子过的。远在济南的陆家人自我宽慰说,一兰在那边,国栋心情会好些。而实际上，陆国栋和邵一兰虽然近在咫尺，但整个春节，他并不知道邵一兰没能回家过年。

济南那边，整个寒假，亮亮都闷闷不乐。周桥一家从陶阳回来后，明明过来，两个孩子在一起玩儿，亮亮偶而会“欢实”一阵，明明走了，就还是原先的样子，一个人在屋里，出来进去，走走坐坐。奶奶让他到街上去玩儿，他也去，但却不大跟小孩儿们偎伙儿。过完元霄节，正月十六，学校开学了，亮亮全没有原先开学时那种兴奋和急切，似乎对上学没兴趣，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磨磨蹭蹭，待去不去的样子。奶奶催几遍，这才背上书包，慢慢腾腾地去了学校。从学校回家来，还是闷闷不乐，也不像原先那样给爷爷奶奶说学校里的事情，总是像有什么心事。奶奶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说“没事儿”。还有一件事跟先前不同，让奶奶纳闷，这孩子问大人要钱比原先勤，要的也多了。头年冬天就这样，过了年开了学，更厉害了，三天两头儿要钱，不是买这，就是买那，有时候说学校里要钱。程兆菊跟陆伯言说这事，陆伯言说：“孩子快毕业了，练习多，自然用的本子，笔墨多，要钱就给他，我们还不至于供不起他上小学吧。”程兆菊说：“我不是疼钱，我是担心有别的事儿。”陆伯言说：“能有什么事儿？不会有什么事，别疑神疑鬼的。”阴历二月中旬的一天，亮亮问奶奶要三块钱，说是他在校园里踢球，把教室窗子玻璃砸破了，要赔偿。程兆菊说：“以后小心点儿，砸块玻璃不要紧，伤着人就不好了。”赶紧给了他钱。第二天，程兆菊在大门外边遇见了一个街坊，在亮亮学校里做杂活儿的工友，姓崔，对他说：“他崔叔，亮亮把玻璃砸坏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崔姓工友一愣神儿，说：“陆大娘，你听错了吧？亮亮哪里砸坏玻璃来？最近没有学生弄坏玻璃的。就是有，也找不着亮亮—您那孙子老实。”程兆菌心里“格登”一下，对姓崔的工友讪笑一下，没再说什么，到家就把这事跟陆伯言说了。陆伯言说：“亮亮这孩子，怎么回事？要钱事小，撒谎事大。编理由骗钱这可是大毛病。他放学回来，得好好训他一顿。光因为他爸妈不在家，舍不得管他，这样不行，这就把孩子害了。得有规矩，没规矩不成方圆。”陆伯言就是这祥的人，对子孙的教育，有他的标淮，而且这种标准，是理想主义的，是道德至上的，像眼里容不得沙子，又像是一种洁癖，容不得孩子品德上有瑕疵。他的理论是，孩子犯错有两种，一种是无心，因为不注意，粗心，调皮等犯的错，这是可以原谅的；另一种是明知不对，主观故意做错事甚至坏事，这是道德的缺失，是价值理念上的毛病，是不能原谅的，甚至是不可宽恕的。前一种错儿，是面上的浮尘，一吹一拍就没了，后一种错，却是洗刷不掉的污垢，甚至是去不掉的烙印。他对三个子女就是这样教育的，这种教育培养出三个品德优秀的好孩子，却也结出了累累苦果。儿子国栋矢志悬壶济世，俨然有古良医风，不苟流俗，一尘不染。国筠单纯善良，书生气十足。国群唯真理是从。但正是这种教育使国栋“不识时务”，钻牛角尖，在“镇反”中被审查后，像有洁癖者一定要怯除悼被抹到身上的污垢一样，不自量力，作徒劳的抗争。使自已受的处分步步升级，终至万劫不复。他从中学到大学，都对国民党没什么好感，认为它贪腐误国，对训育主任之类人物敬而远之，遇国民党、三青团搞什么活动，避之如逃避传染病一般，而在国民党败亡之后，居然被污指曾参加国民党，他从为这是对他人格上的玷污，是奇耻大辱，比死都可怕，都难以接受。他最看重的品德是诚实，他一向自许“清白”，突然冒出个“历史问题”，不但会被认为对党和政府不忠诚，连对自已的父母，亲友也搞了欺骗，这让他没法儿接受，没法儿忍受，所以他一定要“洗清摆白”，如果他懂得“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船到弯处需转舵”，“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些平实的“真理”，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用申诉去搅扰领导，当不至于把自己和家人拖入苦难的深渊。还有陆国群，如果不是过于痴迷地“崇仰真理”，过于天真地坚信党是真理的化身，认为讲真话是天经地义的，是对党忠诚，也不至于被打成“右派”。即使是大女儿国筠也因为过于纯洁，而使自己变得脆而不坚，对社会，对灾变欠缺适应能力。但陆伯言老夫子却没从儿女这些事情上接受教训，现在他要按自已的理念教育孙子了。程兆菊对他说：“你好好跟孩子说，别吓着他。”亮亮放学回来，程兆菊让他喝水，亮亮喝完水，就要去南屋。陆伯言板着脸，说：“亮亮，先别走，爷爷有话问你。”亮亮一愣，不解地看看爷爷，再看看奶奶，奶奶却不回应。爷爷说：“我问你，你前天问奶奶要了三块钱，到底干什么用了？”亮亮支支吾吾地说：“我跟奶奶说了，我踢球，砸坏了玻璃，赔偿了。”爷爷用低沉的声音，但是口气很严厉地说：“亮亮，你还撒谎。”奶奶说：“小儿，你们学校那个姓崔的工友说了，最近学校里没有人砸坏玻璃。”爷爷大巴掌“啪”一声拍在桌子上，气咻咻地说：“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亮亮低着头，不说话。爷爷气哼哼地说：“好，不说，上院子里给我罚跪去。想好了，再说实话。”亮亮知道这是爷爷的家规，就乖乖地到子院里在石榴树底下跪了。过了半个多小时，爷爷过来问：“说不说实话”，亮亮还是不作声，爷爷说：“还是不肯说实话，好，起来，跟我上大门外跪着去！”亮亮哭咧咧地说：“好爷爷，求你了，别让我上大门外罚跪。”爷爷说：“你怕丢脸啊？好，怕丢脸，就能造就。你知道吗？撒谎，骗钱—哪怕是自已家的钱—是最糟糕，最丢脸的事，就应该在大街上罚跪，让大家都知道，看他改不改。”亮亮说：“爷爷，我知道，可是，我……”陆伯言说：“亮亮，你‘我’，‘我’什么？你不想想，你有多么不懂事？你爸爸现在这种情况，你妈下放到那里，工资少领不少，省吃俭用，照顾你爸爸，还往家来钱。你怎么这样不争气？功课下来了，操行评语不好，爷爷奶奶没嫌你，可是，你撒谎，骗奶奶的钱，太不应该了，太让我们失望了！”程兆菊说：“亮亮，好孩子，你看你，爷爷气得那个样子—他一辈子最烦恶撒谎的人，快跟爷爷说实话，认错儿。”亮亮低下头，愣了一会儿，咕哝着说：“我买零食吃了。”程兆忙菊说：“你这个孩子，想吃什么，给奶奶要钱去买不就完了吗？还弄这虚圈套？算了，小孩子哪有不嘴馋的？往后改了就行了。快给爷爷认错儿。”亮亮赶紧向爷爷认了错儿，程兆菊忙不迭拽起孙子进屋喝水，陆伯言心里犹自狐疑：这孩子会说假话要钱去买零食吃吗？

两天后，是星期日，亮亮一年级时的班主任，语文老师田佳来了，亮亮看见田老师，十分激动，裂了嘴，想哭，没哭出来，颤声问：“田老师，你怎么来了？”田佳说：“我来看看你啊，也来看看你爷爷奶奶两位老人家。”亮亮终于忍不住，趴到田老师胸前，抽泣起来，田老师也落了泪，说：“陆良，别这样。快长成大小伙子了，不能动不动就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啊。”亮亮抬起头，朝老师不好意思地笑笑，擦干眼泪，喊道：“奶奶，俺田老师来了。”陆伯言，程兆菊闻声忙出来把田老师迎进屋，田佳坐下来，喝口水，说：“从不教陆良了，没过来，挺想你们两位老人家。”回头对亮亮说：“陆良你去学习吧。老师没什么事儿，跟爷爷奶奶聊会儿天。”亮亮去了南屋，田佳说：“陆良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我对这孩子有感情，有人说我偏爱他，我承认。他爸爸出了事，我看见他就难受。去年他妈走了，我见他总是闷闷不乐的，有时喊住他，跟他说几句话。这回开学后，特别是最近几天，我见他总是愁眉苦脸的样子，有时还一个人在角落里掉眼泪。问他，他什么也不说，我挺担心的，特意过来看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情况。孩子老这样，会出毛病。 ”程兆菊把几个月来亮亮要钱格外多，最近这次说瞎话要钱买零食吃这些事说给田老师听，田老师说：“这绝不可能，他不是那种孩子，我从没见过他在学校里吃零食。一定别有隐情。我听说，学校里有几个调皮大男生，专找家里出了事儿的或者家里有钱的孩子要钱，要了钱买零食吃，甚至买烟抽，买酒喝。”陆伯言问：“学校里不管吗？”田老师说：“也不能说不管，从道理上讲，家庭出身或者亲属有问题的挨欺负，老师应该批评，制止，但实际上，不少人不大愿意替这些孩子说活，怕别人说立场有问题。”田佳顿了顿，又说：“你们也许不知道，陆良现在的班主任，叫向红，跷着脚巴结领导，满嘴政治 口号，做梦都想着入党，提拔，也许是为了表现她的阶级觉悟，对陆良这样的孩子正眼都不瞧一下。我曾经跟她说陆良的事，请她关心点儿，她居然说，你关心陆良，不如跟领导说一说，你再回来当他的班主任好了。”陆伯言说：“过去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就等于是老师的孩子，当老师的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呢。真是‘人心不古’啊。”田佳说：“陆老伯，那都是老皇历了。不是‘人心不古’，有些人简直是‘人心不人’。现在讲的是‘亲不亲，阶级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反右以后，学校早就不是以前的学校，老师也不是以前的老师了。”田佳用巴掌比量着要打自己嘴巴，说：“我又胡说八道了。”她笑笑，说：“我小孩儿爸爸天天说要拿针线把我的嘴缝上，可我就是改不了。”田佳临走，交待两位老人，慢慢地问问孩子，看是怎么回事，还说：“孩子思想负担本来就够重的了，别再让他受不应受的委屈了。”陆伯言，程兆菊送田老师，程兆菊喊：“亮亮，田老师要走了，出来送老师。”亮亮从南屋出来，两步窜到田老师跟前，说：“老师你有空常来。”田老师说：“好，老师常来。亮亮听话，有什么事好好跟爷爷奶奶说，别闷在心里。”亮亮点点头。田佳走后，周继香说：“从那天我就觉得亮亮不会诳了钱买零嘴吃。俺姨父肯定把孩子冤枉了。快问问他。”程兆菊把亮亮喊到跟前，问他：“你田老师说学校里有坏孩子问小孩儿要钱，你是不是要了钱给他们了。”亮亮低了头，说：“是。”程兆菊问：“有多少次了？多长时间了？”亮亮说：“不少回了。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我几回要钱都是给他们。”周继香说：“他们仗着什么？他们凭什么问别人要钱？”亮亮说：“他们说咱家是资本家，有的是钱，都是剥削来的，他们是工人子弟，问咱们要钱是‘革命行动’，还说我爸是反革命，想推翻共产党，说我是‘小反革命’，得接受他们改造。”周继香说：“放他娘的屁。‘资本家’也罢，‘反革命’也罢，自有共产党和政府整治，也轮不到他们治作人啊。”亮亮说：“他们说，他们问咱这样的人要钱是‘劫富济贫’，还说他们是学大人，搞‘人民民主专政’。”程兆菊问：“你怎么不跟老师说？”亮亮说：“他们说，我要是跟老师说，他们就揍死我。再说，老师也不喜欢我，我说了，也不一定有用。”陆伯言问：“那为什么不跟爷爷奶奶说实话？”亮亮说：“妈妈嘱咐过我，让我不能给爷爷奶奶惹麻烦，添心事。他们说，我要是对家长说了，家长生气去找了学校，他们就报复，往咱家屋顶上扔石头，扔了就跑—他们真这样干过。我怕他们也这样弄咱家，把爷爷奶奶吓出病来。……”周继香说：“这不没王法了吗？”程兆菊掉下泪来，说：“我可怜的孩子，你就让他们吓唬住了，问奶奶要钱去填还他们？那哪天是个头儿？就为这你就得尽着他们欺负，还管谁也不说，就自已扛着？孩子，你扛得了吗？”亮亮说：“爸妈都不在家，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不撑折腾了，我就想着尽量扛过去，别让爷爷奶奶烦心了。”程兆菊揽过亮亮，亮亮把头埋在奶奶怀里，抽抽搭搭地哭起来。程兆菊扑拉着孩子的头，说：“俺孩子遭的什么罪呀。”转头数落陆伯言：“你听不的风就是雨，针鼻儿大的事儿虚火得比天大，他爸妈不在家，他妈说来家过年没来了，孩子本来就不舒心，管什么事儿，得过且过地就行了。你看你，拿着棒棰当针（真），嗷天呜地，拿龙捉虎，吹胡子瞪眼，还罚他跪。你不把孩子使作病了，不死心？”陆伯言说：“我怕孩子学坏了，不走正路儿，我着急呀。一兰不在家，她把孩子托付给咱，孩子走了歪路，咱对不起一兰呀。”程兆菊说：“你这样就对得起一兰了？你倒是会教育孩子。国栋，国群倒是走正路，人家认他们吗？他们要不是跟你学的，直肠子，认死理儿，但凡有点儿转圜心眼儿，还到不了这一步哩。你还想让俺亮亮走他爸他姑的路啊？”陆伯言气得脸变青了，说：“好，好，好，你把孩子的事都算到我头上了。好，好，好，你说，你可劲说，把这几年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免得憋出毛病来。……我不对，我有罪，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你，对不起亮亮。……”亮亮抬起头，哭着说：“奶奶，别埋怨俺爷爷，爷爷没错。他是为我好。”说着跑到爷爷跟前，说：“爷爷，你别难受了。奶奶让那些坏蛋孩子气糊涂了。怨我太软弱了。”陆伯言两手抱着亮亮的头，说：“亮亮，好孩子，不怨你。”晚上，亮亮睡了。陆伯言和程兆菊上南屋去看亮亮。亮亮已经睡着了。但是翻来调去，一个劲儿地动弹，脸上泪痕犹在，嘴里还在梦呓：“奶奶，我不是故意的。……”程兆菊和陆伯言关了灯悄俏地走出来，回到北屋，程兆菊说：“这孩子觉也睡不好。还老说梦话。心事太重了。”陆伯言说：“上帝，救救我的孩子吧。”

从那天以后，亮亮照常每天背了书包去上学，放了学，基本上都按时回家，只是学习没有原先上心，程兆菊也不怎么催他，问他又有坏小子讹钱来吗？他说没有了，程兆菊就放心了。谁知五月中旬一个星期六午饭后，亮亮睡觉了，田佳老师又来了。这回她好像有意避开亮亮，匆匆进门，直奔堂屋。程兆菊说：“田老师，又让你跑来了，亮亮有什么事吗？”田佳说：“上回我来过以后，第二天就找了校长。校长对这事很重视—他怕惹出大乱子来—把那几个坏小子训得不轻，让他们在全校大会上做了检查，还挨个找他们家长谈了，几个坏小子老实了。亮亮没再要钱吧？”程兆菊说：“没再要。”田佳又说：“今天我来是给你们说一个更糟糕的事。”程北菊惊问：“怎么，亮亮闯祸了？”田佳说：“倒没闯祸，是他自己的事，他逃学了。把小坏孩儿讹钱的事解决了，我挺高兴。可是，最近—有两个多星期了—我在学校里没见到他，开始没在意，以为他在教室里没出来，可是，这么多天没见他，我心里就画问号儿了。做课间操的时候，我特意看他们班儿，没有他，就问他们班主任向红，陆良怎么没来，请假了？向红阴阳怪气地说，请假，请什么假？你那爱徒旷课两个星期了。许是家里又出什么事了吧，这个学生是不指望了。我说，你是班主任，没上他家去问问吗？她说，你是说去他家家访？没抽出空儿来，再说，我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就这样的班主任。大爷，大娘，亮亮逃学，这可是件大事儿，再有个多月就要考中学了。这样下去，这孩子就耽误了。”程兆菊说：“他天天吃了饭背上书包去上学啊。”田佳说：“大娘，他那是做样子给你们看的。他背上书包到哪里待半天，到放学的点儿就回来—逃学的孩子都是这个办法儿。”陆伯言气得坐不住了，说：“这孩子竟然这样？匪夷所思，匪夷所思。”田佳说：“大爷，大娘，陆良思想压力大，心情不好，在学校处境不好，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你们也不要过于生气，我走了，你们好好跟他说，问问他为什么不愿去学校，再对症下药，劝他回校上课，千万不要打他，罚他。这孩子之所以这样，说明他心里有很大的疙瘩解不开，就别再给他施加压力了，我还去另一个学生家，就不多说了。你们不要跟陆良说我来过。”田佳匆匆走了。陆伯言气得在屋里转圈儿，一遍遍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孩子不就毁了吗？……家门不幸呀。”程兆菊说：“你又来了。孩子不过十几天不上学，就‘毁了’？这点事就是‘家门不幸’了？天下不上学的人多着哩，不上学就毁了？人家要让咱毁，上学兴许更毁得厉害哩。国栋，国群—连伯川也说着—上的学多吧？毁没毁？里份里那些瞎字不识的照样入党，当干部，人五人六，周武郑王，哟三喝死，人家大人孩子活得比咱强多了。到什么份地了，顾搂大人孩子的命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别抱着你那‘唯有读书高’的老章程不放了，对孙子外甥这一辈儿，别再做‘成龙，成凤’那个梦了。这回你别管—你一句话也别说—别使作孩子，我好好问问他。”陆伯言让程兆菊这一阵说得哑口无言，张嘴结舌，只好说：“对，对，对，你说得有道理。亮亮这事，我不插言，要问你就问吧。”程兆菊说：“问也不用忙。亮亮正睡午觉，等他醒了，喝点水，再问也不迟—也不是水进院，火上房的事。”过午三点多钟，程兆菊去了南屋，陆伯言在后头跟着。亮亮正在看一本旧书，程兆菊问：“亮亮，不学你的功课，看什么书哩？”亮亮说：“问同学借的《三侠五义》。”程兆菊说：“这就快考中学了，怎么还看闲书？”亮亮低了头不作声。程兆菊问：“小儿，跟奶奶说实话，你有多少天不去上学了？”亮亮猝不及防，冲口而出：“奶奶，你怎么知道的？”奶奶说：“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爷爷奶奶表姑天天伺候着你，吃饱喝足了，你背上书包走了，不去上学。孩子，谁寻思着你逃学呀。小儿，你怎么大了还不跟小时候懂事，怎么这么不让爷爷奶奶省心啊？”亮亮低下头不出声了。程兆菊说：“亮亮，给奶奶说，多少天不上学了？”亮亮低声说：“两个星期了。”程兆菊急得掉泪了，说：“小儿，好孩子，你这是怎么了？你想把你爷爷气死，把奶奶急死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亮亮说：“大上个星期，六年级期末考试—就是高小毕业考试—考完了。班主任老师让我们填考生登记表，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家庭成份，家庭成员有问题的学生一定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地填写。”陆伯言忍不住了，插言问：“你怎么填的？”亮亮说：“我照实填的。”陆伯言说：“也只能照实填。”程兆菊给陆伯言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说话，又问：“填表儿就填表儿呗，怎么就不去上学了？”亮亮说：“我填表的时候，向老师就老在我课桌儿跟前站着看，像监督坏人似的，收起表儿来，又看了我好几眼，像看怪物似的，看得我身上发毛。课间空儿里，我在院子里玩儿，听见向老师跟另一个老师说：‘像陆良这样的学生，爷爷是资本家，姥爷一家逃台，爸爸是右派兼反革命，还有一个姑是右派，什么中学要这样的学生？上了中学也没什么用，早晚是拉地排车的货。’我听了这些话，觉得反正毕业考试完了，没有不及格的，高小能毕业了。觉得考中学也没指望，就从心里不想上了。那几个问我要钱的孩子还老远儿朝我比划，发恨要揍我—他们怀疑是我告的状，我也害怕。上星期一，在语文课上，有个同学借我的橡皮用，我递给了他，被向老师看见了，她不批评那个同学，摁着我狠狠地训，说我‘不堪造就’，‘表现不好’，‘是跟家庭影响分不开的，是有阶级根源的，这样下去是很危验的’。她逼我承认错误，我觉得自己没什么错，就一直站在那里，不吭声儿，她也不让我坐下，一直站到下课。第二天，我去上学，就想起向老师说的那些话，想起她那凶样子，又害怕，又难受，就犹豫着不想进教室，上课铃响了，我就没进教室，背着书包出去转游了。从那天我就没再去。奶奶，求求你和爷爷，别再让我去了，我打这不上学了，高小毕业，当个学徒就行了。”奶奶说：“小儿，你好糊涂。你连初中都不上，你爷爷，你爸妈能愿意吗？”陆伯言忍不住了，说：“亮亮，你才十三岁，正是上学的年龄，当什么学徒？新社会不允许雇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晚上，周桥一家来了。周桥和陆国筠听爸妈说了亮亮在学校遇到的这些事，两人又震惊，又担忧。周桥说：“像向红这种素质的人怎么能当老师？”陆国筠说：“你官儿当大了，不了解下边情况。在学校里，对政治条件不好的学生疏远，歧视的老师可不是个别的。当然，向红这样的可能是比较过份的。”周桥对亮亮说：“亮亮，你得明白，读书是为了学知识，长才干，知识，才干的获得，人格的养成，是属于自己的，是每个人一辈子的事。你现在这样小，就放弃学业，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姑姑这些爱你的人痛苦，还害了你自己。你这不是很傻吗？”亮亮点点头，答应回学校上课。到了星期一，亮亮回学校了，老师已经不给上课了，学生自习温课备考。亮亮憋了一股气，拼命学，升初中考试考的成绩不错，是全年级第三名，姑父大姑说升初中不搞政审，他就报了本市最好的一处中学。但到发榜，没被录取。陆国筠到那个学校去问，人家答复道，这个考生功课很好，但政治条件很差，不过这还不是我们不收他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操行分是“4”分,我们规定只收“5”分的学生。陆国筠又去找亮亮的班主任向红，向红说，你这个侄儿平时在班里表现不好，还旷课十几天，给他“4”分就是照顾了。考初中失败，这个结果落到亮亮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头上，他一下被打懵了。看榜回来，不哭不笑，两个眼直钩钩的，常常走神，发呆，发愣，盛上饭就吃，放下饭碗就走，跑到自己屋里不出来，让他出去玩儿，他说“没脸见人”，跟他说话，也不愿接言，问他话，只是点头或摇头，最多蹦出一两个字“是”、“不是”、“对”之类，晚上睡不好觉，小小孩子还失眠了。陆国筠说：“屈辱，失望，绝望，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太残酷了，真为这个孩子担心。怎么办呢？”晚上，陆伯言祈祷说：“上帝，我有罪，你惩罚我吧，别罚我的孙子了。”

亮亮的落榜和落榜后的情绪变化,让祥云里陆家的人处在深深的焦虑之中.陆国筠到德惠医院神经科,向科主任梁教授咨询,梁教授说:这孩子现在的状况是忧郁症的早期表现,要抓紧想办法儿缓解,耽误了,孩子真的患上了忧郁症,后果是悲剧性的—孩子基本上废了，亲人也要陪着他在痛苦中煎熬。陆国筠问：“怎么办？采取什么措施？”教授说：“心病还要心药治。他出现这种症状的根源无非是，一升学失败，二是想念妈妈，这两个问题解决了，这孩子的病就没大问题了。”陆国筠从医院回来，就和周桥一起找了省教育厅一位副厅长—周桥的战友—请他设法解决亮亮升学的问题，副厅长满口答应，说：“孩子考那么高的分数，应该录取。我找市局的同志去做工作。为了那个学校的领导好下台，可以让他们先录取了，再办手续转到国筠那个学校去。”周桥和陆国筠回来给两位老人和亮亮说了，两位老人很高兴，亮亮却一副无所谓、事不关已的样子，说：“姑和姑爸为我走‘后门儿’了。”陆国筠识说：“孩子，这怎么能算‘走后门儿’？你考试成绩又不差。这只能是他们把升学的机会儿还给了我们。”亮亮裂嘴笑了笑，没吱声—好像姑姑和姑爸为他办这件事，还有他们那种特认真的态度，全都很可笑，是多此一举似的。陆国筠看出亮亮情绪转不过来，用了半晚上的时间，给邵一兰写了一封长信，说了从她走后直到最近亮亮的情况，请她把哥哥安抚好，抓紧回来一趟，最好在家多待一段时间。邵一兰接到陆国筠的信，急得一夜没合眼，她知道“忧郁症”的严重性。天明起了床，刚上班就找嫲嫲院长说了情况，院长十分同情，说孩子的事是大事，让她抓紧回济南，还替她向卫生局打了报告，说不必急着回来，孩子好了再说。邵一兰去农场见陆国栋，把实情告诉了他，陆国栋十分着急，催她快走，不必担心他，他保证不会有什么事情。亮亮什么情况，抓紧来信。

劳改农场的马车停在公社卫生院门外，护士小魏和青年医生小高帮着把邵一兰的行李包装到车上。小魏和小高先上了马车，邵一兰在马车跟前站着。院长和医院的同事—从白发白须的老中医到扎着马尾辫的小护士—都站到大门外送她。邵一兰心里热乎燎辣。院长说：“邵大夫，抓紧上车走吧，别耽误了车。我跟小魏，小高说了，他俩把你送上火车再回来。”小魏把邵一兰拽上马车，马车要走了，院长和同事们一连串地喊“邵大夫”，“邵姐”，让她路上小心，祝她“一路顺风”，邵一兰的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说不出话。马车走了，邵一兰咽声喊：“院长，同志们回去吧。”小魏和小高按院长吩咐,一直把邵一兰送上火车才回去。邵一兰坐到火车车窗前，看着两个年轻人恋恋不舍地朝她招手，渐渐远去，这才转过身来坐好。她看着车窗外高凹不平的黄土坡，平铺着的，斜挂着的庄稼地，一棵棵在风中艰难地，顽强地，孤零零地挺立着的沙枣树，胡杨树，还有跟黄土地一个颜色的庄稼汉，放羊娃。来大西北一年多了。她何曾想到，今生会来到大西北，在荒漠边上，和口音，习俗完全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而且不知不觉间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公社卫生院的嫲嫲院长和同事们没有因为她是劳改犯的老婆而另眼相看，他们用和城里人不一样的方式和语言关心和照顾着她。在这里，她暂时远离了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斗争”和没完没了的“联系思想实际”的政治学习。当然，院里也组织大家搞政治学习，不过就是让一个小女孩儿用清脆的嗓音，道地的方言磕磕巴巴地念一段《社论》，院长发一通议论，然后就你一言我一语，离题万里地扯开了“闲篇”，院长也跟大家一起扯，有时会提醒大家说：“跑题了，扯远了，快折回来。”满屋人哈哈大笑，而时间已经到了，大家意犹末尽，谈兴正浓，也只好伸伸懒腰，离开会场。邵一兰原本就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的人，虽然这里的物质条件简陋到几近原始，跟济南的大医院没法儿相比，但她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工作和环境，也从工作中感受到了快乐，得到了从院长，同事到病号儿质朴的，少有功利色彩的友情。可是，现在，这一切，她必须弃之而去，连国栋也顾不上了。从接到国筠妹妹的信，她再也安不下心来，除了工作时间，她总在想着亮亮。梦中的亮亮有时满脸惊恐，有时呆若木鸡，见了她，竟视同路人。她几次从梦里哭醒。她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飞回济南，飞到孩子身边，她得回去救孩子。……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多，火车总算到了济南老站。家里收到了小魏、小高两人发的电报，让洪全来接她了。一年多不见，洪全更像大男人了。他轻轻地一提一拽把两件大行李包背了一个，扛了一个，只让邵一兰提两个小包儿。邵一兰说：“洪全真成大男子汉了，这么大力气。”洪全说：“当泥瓦匠练出来的。这还是饭食不济哩，要是让我敞开肚皮吃饱饭，力气还要大。”邵一兰在洪全后头，一溜小跑儿地跟着，出了火车站，坐上了公共汽车。还是歪头斜眼，摇摇晃晃，“克克喳喳”，像随时都会散架儿的那种公交车，还是那种“格格登登”的马路，还是那种颠得人头胀，心慌，肉哆嗦，屁股疼的跑法儿。离开济南一年多，老旧的街道，昏暗的路灯，热悉但又觉陌生，她是一个女人，如今却是一个漂泊在地远天荒的大西北的“游子”，“近乡情怯”，快到家了，她的心在猛跳，她的眼在流泪。不知两位老人家老成什么样儿了，不知亮亮我可怜的儿子怎么样了？到家了，爸妈，叔婶，国筠一家都在。邵一兰进了屋，满屋人都站了起来，婆婆，婶子，国筠，亮亮，明明，继香表姐围在她身边，邵一兰喊了“爸妈，叔婶”，程兆菊抖抖嗦嗦地握着她的手，就着灯端详她的面孔，邵一兰扶她坐下，程兆菊说：“那边儿风大，没咱济南的水好，一兰脸面儿变粗拉了，孩子，你吃苦了。”邵一兰终于控制不住，趴到婆婆身上，娘两个抱头哭起来。旁边几个人也在陪着落泪。陆伯言，陆伯川兄弟热泪盈眶，相互看看，点点头，似乎在说：让她们哭吧，憋了一年了，想了一年了，把冤和苦都哭出来吧。亮亮在一旁呆呆地站着，邵一兰抬起头，用手抹去眼泪，看着亮亮，亮亮怯生生地，惊惊厥厥地看着她，邵一兰一把把亮亮揽过来，眼含热泪，说：“亮亮，我的好儿子，怎么了，不想妈妈？”亮亮“哇”地哭出了声:“妈妈”，像突然敞开了闸门儿，呜呜地哭起来。过了片刻，程兆菊说：“亮亮，别老哭了。你妈坐了两天车，累坏了。让她洗把脸，喝点水，让你表姑给热热饭，让她吃点饭。”周继香递给邵一兰茶水，眼里汪着泪，说：“妹妹，你喝点茶。”邵一兰说：“继香姐，你受累了。”邵一兰洗了脸，吃了几口饭，就给亲人们说国栋的情况，大家听了，都说亏了一兰去把国栋救了，现在可以放心了。邵一兰又说，国栋问题不大了，在农场卫生室，抽空儿正在写一部医学书，还让我给他买书和资料。她给那边儿说好了，要在家多待些日子，把亮亮的心情调整好了。那边儿的领导和同事们都挺同情的，没问题，也给县卫生局报告了。我想过了，不白领人家的工资。周桥说：“别愁钱的事，有我们呢。”陈姝说：“你叔就要领到稿费了，到手就拿过来。”邵一兰说：“我也不能闲着，还是要‘自力更生’。”陆伯川说：“一兰，别想什么‘自力更生’，你回来不容易，多陪陪你爸妈，带好亮亮，这是第一位的。”从爸妈吃饭，亮亮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妈妈，明明低声对妈妈说：“妈妈，亮亮老跟在舅妈身边，怕舅妈再跑了似的。”陆国筠低声说：“他想妈妈呀。小孩子应该在爸妈身边长大，亮亮哥哥很小就见不到爸爸了，去年妈妈也离开他了，就像鸟窝里的小鸟儿，大鸟儿回不来了，好可怜呀。”明明说：“不是有爷爷奶奶疼亮亮哥哥吗？”陆国筠说：“爷爷奶奶是很疼他，但是那不一样。爸妈对孩子的爱是没法儿替代的。”明明转转眼珠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邵一兰吃了饭，又跟爸妈说一阵话，就领着亮亮去南屋。邵一兰问：“亮亮，我刚到家，你不喊妈，跟不认识妈了似的，怎么回事？”亮亮说：“我常常梦见你。可是醒了就见不着你了。心里特别难受。我在街上，看见小孩儿跟着爸爸妈妈在一起那个样儿，就想哭。你刚来家，我是在想，是不是又在做梦。”这话又惹得邵一兰落下泪来。

邵一兰回来后，天天陪着亮亮，领他上公园，带他上西门大街，大观园买东西，和亮亮一块儿去看电影，逛书店，在书店里，邵一兰给国栋买了几本医学方面的书，给亮亮买了一些书。亮亮的情况有了好转，但是不稳定。正好好的，突然就会发呆，眼直直的，不愿说话，引他说话，也表现呆滞。在外边遇见小学的老师和同学，或者从小学大门口走过，就慌里慌张，赶紧跑开，来家后很长时间恢复不了。睡觉不好,老说梦话。邵一兰又带他去让梁主任给看，梁主任给检查了老大会子，安排一个护士带亮亮出去转转，单独对邵一兰说：“小邵，你是好样儿的。院里不少人同情你和国栋，对你很佩服。当然谁也帮不上忙。你这个孩子，他姑带他来找我看过，情况我很清楚。孩子受伤害很重。像他班主任对他的态度，作为一个孩子，他很难理解。接二连三出现的问题，对他刺激太大，已经到了像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所能承受的极限。你在家，他受了委屈，可以跟你说。你临走，反复嘱咐他别给爷爷奶奶惹事，他受了再大委屈，回来也不讲，又没别人可讲，长时间憋在心里，能不出问题吗？是心理上出了问题，发展下去，会成为忧郁症，再严重些，也可能会精神分裂。不是吓唬你。怎么办？好好调整，现在还来得及。我跟你说些办法儿，提些建议。一是多和他交谈，引导他回想往事，听他倾诉，别打断他。当他说的时候，要随便他说，不必忙着开导他；二是多和他讲故事，天南海北，古往今来，志士仁人，开扩他的眼界，慢慢让他心胸开扩起来；再就是通过游戏或者劳作，转移他的注意力，消解他心理上的阴影。建议你先不要回大西北，在家待一年—至少半年，就在家陪他。虽然上学问题解决了，但也不忙着去上，先休一年学。因为功课和新环境的双重压力有可能加重病情，现在是十分脆弱的时段。实际上，我们就是解决亮亮的心理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国家把心理学批判成是资产阶级伪科学，据说在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心理疾患，如果有什么想不开，那就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全世界也没这种理论。实际上现在有心理问题的人比什么时候都多。社会变动剧烈，斗争这样严酷，人和人之间关系高度紧张，人人自危，大家都自设心理防线—更别说那些专政对象了—这种情况、心理上出现问题的人能少了吗？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子？心理问题不解决，严重了，疯掉了。—小邵儿，今天我说了不少不应该说的话，出去不要讲。另外，我给你提供个消息，院里现在各科都缺人，退休的也有返聘的，你可以找你们科主任要求回来做临时工，以后慢慢调回来算了。在那边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邵一兰跟爸妈说了梁主任的建议，请妹妹国筠开学后给亮亮办休学一年的手续。跟亮亮商量休学的事，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听之任之。邵一兰去医院找自己原先的科主任，要求来做临时工。几天后，科主任告诉她，科里确实需要人，特别是你这样的人，但院里不同意。她压低声音说：“主要是常副书记坚决反对。他说，‘想走就走，想回来就回来，把省院当成什么地方了？说书场吗？’”有同事告诉邵一兰，常副书记在院里大会小会儿，无论讲阶级斗争，还是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总爱举你们夫妻的例子。“七千人大会”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出现变化，院党委书记提醒他，不要老举陆、邵的例子，因为两人在省院口碑不算差，常提他们，会让院里老知识分子心里反感。他不服气，说：“越有人反感越要讲。这说明有人跟党离心离德。镇反，反右都是正确的嘛。”另外，不足为外人道的是，常副书记已经勾上了院里一个死了丈夫的青年女工，填补了感情和肉体的饥渴，他自然不愿邵一兰回来惹恼那个女工—她偷看了他的日记，窥知了副书记大人内心的隐秘。回省院当临时工没办成—邵一兰本来也没抱太大希望，不过是俗话所说“有枣无枣打一杆儿”，她见街道上不少人家给火柴厂糊火柴盒儿，跟爸妈说让妈去居委会办手续，她要在家里糊火柴盒儿，一个月可以有二、三十元钱的收入，让亮亮一起做，还有利于他的康复。爸妈都不同意。陆伯言说：“一兰，让你干这个，我和你妈会无地自容。”邵一兰说：“爸，你就别顾这种面子了。现在提倡劳动光荣，你还抱着士大夫的老观念不放？我都不嫌难看，你们怕什么？”程兆菊说：“一兰，咱们生活没什么问题，咱不要大西北那边的工资，你妹妹会帮咱，真用急了，咱还有东西折变。”邵一兰说：“也不全是钱的事。我总不能在家闲着。再说，我和亮亮一起干这个活儿，肯定对亮亮有很大益处。”两位老人拧不过她，第二天早饭后，程兆菊去居委会以自己的名字办了手续。过午，邵一兰就从邻居家借了三轮车，和亮亮一起到居委会领来了材料，娘两个就在南屋干了起来。邵一兰当护士的手分外灵巧，干活儿麻利，老太太也搭手帮忙儿，亮亮觉得干这事挺好玩儿，干起来很上心，一副乐此不疲的劲头儿。陆伯言过来看了，心想亮亮好好的孩子，不去上学，在家干这种不需要任何文化和技术的事情，心里暗暗难过，但也没什么办法儿。邵一兰为了鼓励亮亮，和他比赛谁糊的快，亮亮劲头儿更足了。为了让亮亮高兴，邵一兰常趁亮亮出屋的时候，把自己糊的放到亮亮那边儿去，所以多数情况下，亮亮总能得胜。每次结果出来，“胜利”了的亮亮总是乐得又蹦又跳，欢呼着去向爷爷奶奶报告。邵一兰一边糊着，一边给亮亮讲故事听，从中国的孔子，孙膑，屈原，司马迁，文天祥，岳飞，谭嗣同，秋瑾，到国外的伽里略，贝多芬，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南美洲的玻利瓦尔，共产党的革命烈士，讲了一个又一个，妈妈讲得声情并茂，亮亮听得津津有味儿。亮亮说：“妈妈，你是学医的，怎么知道那么多历史上的事？”邵一兰说：“医护，那是妈妈的专业、职业，可是，人不仅仅是从事一种职业，干活儿领工资，吃饭，活着，人还要有精神，妈妈从咱们讲的这些人身上汲取精神营养，妈妈就能做一个有追求，有原则，善良，忠贞，意志坚定的人。”亮亮说：“妈妈，你从济南大医院去大西北，挽救我爸爸，就是这种精神，是吧？”邵一兰说：“那还不只是‘精神’，还因为感情，我和你爸，还有你，我们三个人是最亲的亲人，谁活着都是为了另外两个人,谁都不能舍弃谁，谁也不能对不起谁。”亮亮看着妈妈，他觉得妈妈不但长得美丽，妈妈的心也是世间最好最好的。他明白了，妈妈为爸爸，为他，为陆家做的一切，都饱含着妈妈的精神,妈妈无私的爱。亮亮从妈妈讲的故事中，懂得了，人活在世上，遭受挫折，磨难，受到冤屈，不论中国，外国，过去和现在，都是常有的事，就像天气有风和日暖，也有风雨交加一样，人遇到困厄，不幸，不能倒下，而应该坚强地面对。妈妈说，拉丁美淋的伟大解放者动利瓦尔有句名言，“苦难是人生最伟大的学校”，亮亮想，我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和爸妈一起经历苦难，要经受得住苦难的磨练。亮亮手上忙着，耳朵听着妈妈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心想，妈妈的精神世界多么丰富，妈妈外表看上去柔弱，她的内心多么强大，她对爸爸，对爷爷奶奶，特别是对亮亮，还有对她的病人的爱是多么无私，博大，真诚。亮亮不小了，亮亮要学妈妈，做一个妈妈这样的人。慢慢地，亮亮有笑容了，很少发呆了，说话也多了，虽然还没完全恢复到先前那样，但总算好多了。干一阵活儿，他就拿出姑姑给他领来的初一课本，自己学习。星期天，妈妈就说，陆家小工厂放假，带他出去游玩，亮亮又活蹦乱跳了。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又快过年了。邵一兰白天“工作”，晚上辅导亮亮学习，给国栋还有国群写信，她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不以为苦，跟孩子在一起，她苦中有乐。尽管她给孩子讲的许多故事，展现了一个视野辽阔的，正义战胜邪恶，真理胜过谬误，光明代替黑暗的美好图景，但她对自己，却没有，不敢也没有可能想到什么长远的目标，因为她还有她的家人，自己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命运，被他人掌控着。她知道，她和她的家人包括她的孩子，是注定不会有什么光明前途的。她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就像糊火柴盒儿，这批货交上去，再开始下一批，只能过一天说一天。她当下的目标简单而实际，就是两个字：“求生”，她能做的，就是用她柔弱的双肩，支撑这个摇摇欲堕的家，让陆国栋活着走出劳改农场；让亮亮恢复好，去上学，先上初中，至于初中毕业，考高中还是中专，她都不敢想，因为她不知道三年后，是什么政策，有没有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的大门会向亮亮敞开；她还希望公婆两位老人保重身体，多活几年，看到国栋出来，看着亮亮长大，简单地说，一言以敝之，就是一家人都能活下去。就是这样简单的，直捷的信念支撑着她一步步往前走，一天天朝前奔。当她顶着炎炎烈日或者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居委会和自己家之间的石板路上，低头，弯腰奋力蹬车，汗水浸透了的内衣紧贴在身上，脸先是晒红了，慢慢变黑了，头发乱了，像一砣杂乱的草，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名教授的女儿，省立护校的“校花”，高才生，穿着校服在街上翩然走过，引起世人称羡，赞叹。如今，她不但精神上背负着也许相伴终生的重压，连身体也挑上了重担。陆伯言程兆菊夫妇见儿媳妇这样，十分心疼。亮亮一颗少年的心天天被震撼着，感动着，暗想，一定要真正坚强起来。

一九六三年春天，周恒刚在老家安葬了奶奶返回部队，在济南落脚儿，去祥云里看望姥爷姥姥，在大街上遇见了邵一兰和亮亮母子俩，一个奋力蹬车，一个弯腰撅腚推车爬一个斜坡儿，周恒刚被感动得落了泪，赶紧跑过去帮忙拉车。这天傍晚，国筠一家都来了，亮亮和明明像尾巴一样跟在解放军哥哥后头，周恒刚像小孩子一样跟他们一起玩耍，明明和亮亮，又和先前一样追逐嘻闹了，院子里不时响起他们欢快的笑声。亮亮的忧郁症倾向消失了，寒假过后就要去育新中学上课了。因为亮亮的康复，还因为周恒刚的到来，这个家凝滞的空气活泛，流动起来了，不只是孩子，连大人也现出了罕有的笑容。程兆菊悄悄对周继香和国筠说，你小姨来信了，她要从这里路过，上齐州你学慧表妹那里去。陆国筠和周继香都十分高兴，她们说，马上就要见到这个“美人坯子”小姨了，好久不见，真想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