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三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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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六月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生龙活虎的大学生和少数不甘寂寞的年轻教师“横扫牛鬼蛇神”的凌厉攻势，让摘帽右派陆伯川夫妇感到惶惑的话，那么到八月中旬，“天兵天将”红卫兵空前绝后的狂暴行动，则让他们感到恐怖，每天都像藏克家的诗中写的“从床上的恶梦走进地上的恶梦”。他们预感到，运动会一步步深入，对他们这些“牛鬼蛇神”的整治还会加码，升级，不知道前边有什么厄运在等着他们。他们还时时牵挂着女儿陆星儿。陆星儿医学院业后，分配到市立医院工作。爱人名叫李云舟，是个农村孩子，陆星儿的大学同学。陆星儿结婚后怀过两次孕，都流产了。今年春天，又怀了孕，在家卧床二个多月，吃保胎药，总算没有流产，快六个月了。但是，即将当外公、外婆的欣喜很快被恐惧，担忧冲淡了。女儿挺着大肚子，照常上班，还时时为爸妈的安危提心吊胆，这对她，对胎儿的健康都很不利。红卫兵开始“破四旧”了，陆星儿沉不住气了，利用午休时间，一个人坐了公交车，来看爸爸妈妈，陈姝看到脸色腊黄，大汗淋漓的女儿，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忙扶女儿在椅子上坐下，爸爸端给她放了红糖的茶水。妈妈说：“早给你说过了，不让你来，特别是不能一个人来，更不能挤公共汽车，你怎么就是不听？”陆星儿喝几口茶水，喘息一阵，才说：“上午在科里听人说红卫兵‘破四旧’，抄家的事，很吓人，我担心你们，就跑来了。”陆星儿再喝几口水，问：“大爷、大娘那边怎样？有人去抄家吗？”陆伯川说：“我和你妈不能随便出学校，也不知道那边的情况，不过这两天你国筠姐就会来看我们。”陈姝问女儿：“怎么样，又检查来吗？”陆星儿说：“检查了，挺正常的。妇产科大夫让我注意加强营养，好好休息，可我就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唉，这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陆伯川说：“星儿，我早跟你说了，我和你妈是摘帽右派，是死老虎。党中央刚公布了《十六条》，上边说运动的重点是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你不要太担心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你自己的身体。李云舟什么时候回来？”陆星儿说：“他们下去，要到下边公社、大队去，来电话不方便，我也不知道他哪天回来。”陆伯川说：“那就说定了，李云舟不回来，你一个人一定不要往这跑了，听妇产科大夫的，好好吃饭，多休息。”陈姝说：“听爸的话，为了孩子，一定注意自己的身体，你这样子，往这里跑，爸妈多担心呀。”陆星儿说：“你们不知道，我不过来看看，不放心，晚上老做恶梦，梦见你们被人用绳子牵了戴着高帽子游街，梦见红卫兵打你们，……醒了，吓得心发狂一样跳，白天就老想过来看看。”说着眼圈儿慢慢红了，流下泪来，陈姝说：“这么大人了，当大夫了，快当孩子的妈妈了，还和小时候似的爱哭，别这样，哭哭啼啼对胎儿不好。无论如何，你都不要往这里跑了。等你国筠姐来的时候，我让她去找你，给你说你大爷大娘和我们这边的情况。”陆伯川说：“别胡思乱想，吓唬自己。这里是大学，大学生和中学生毕竟不一样，‘文明’些，再说，中央文件不让武斗，就是打人也不会打得太重，别担心。”陆星儿说：“你们一定记住，对红卫兵不能顶撞，对抗，免得皮肉受苦。另外，做饭挺麻烦的，就别做饭了，从食堂里买着吃就是了。别疼钱。”陈姝眼里滚动着泪珠儿，怕女儿看见，转脸把泪水擦去，回头说：“好了，快到上班时间了，我和你爸得去点名签到，不能晚了。走，我送你到学校门口，找辆三轮车，让他送你回去，记住，云舟回来以前不要来了。”陆星儿临出门，又说：“爸爸，我走了，你可要保重啊。”说着，眼里又满是泪水。陆伯川挥挥手，说：“快跟你妈妈走吧，干什么，跟生离死别似的，没那么严重。”

送走了陆星儿，陆伯川夫妇就到校红卫兵总部—原先的校学生会—报到，点名，“上班”了。他们和学校里几十个“黑帮”教职工一样，班上的任务就是抄录大字报上涉及本人的内容，然后写检查，交红卫兵领导—自然是本校的学生—审查后，再抄成大字报张贴出去，以与原大字报相呼应，除此之外，就是听红卫兵领导的差遣，贴红卫兵总部的大字报，大标语，打扫卫生，包括全校的公共厕所。这些活计，是陆伯川夫妇被打成右派时干了好长时间的，“轻车熟路”，干起来，算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了。解放后，学校里的历次政治运动，他们都经历过了，是“老运动员”了。他们对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渐渐地习以为常了，对那些无限上纲的恐吓，辱骂，对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下面陈谷子、烂芝麻的那些问题，已经慢慢地麻木不觉了，甚至暗想“不过如此”，“了无新意”。另外，这次运动和原先的运动都不一样，学生们万炮齐轰，全无章法，似乎是在各自为战，打乱仗，矛头所指，目标非常分散，除了他们这些明摆着的“黑帮”，“落水狗”之外，一些根正苗红，一贯深得党组织信任、重用的中青年教师也作为“黑线”人物受到了批判，打击面宽了，有了更多的人做“伴儿”，也无形中减轻了他们身上的压力。在政治运动中挨整的人的心理往往变得微妙，甚或阴暗起来。另外，运动开始不久，省委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不但对学生们的行为有所约束，而且还整了少数学生，有点五七年反右派时“枪打出头鸟”的意思，莫非要在这些学生中打一批什么“分子”？正当他们暗暗为这些学生的命运担心的时候，八月初，风云突变，工作组一夜之间全部撤离了学校，就好像海水退潮一样。他们还成了“革命师生”的批判对象，据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紧接着，“红卫兵”横空出世，其发声，行事不同凡响，他们奉为圭皋的北京清华附中学生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几篇豪情万丈的檄文，让陆伯川夫妇这一类“黑帮”人物吓得发抖，而红卫兵们如秋风扫落叶般的“破四旧”行动，又让全社会的凡夫俗子们瞠目结舌，让陆伯川夫妇这类人胆战心惊。抄家的风暴刮起来了，学校里每天都有抄家的“战果”公布。陆伯川夫妻两人既担心兄嫂会不会挨打，也时时在考虑自己家是否上了红卫兵抄家的名单，他们心急如焚。陆伯言被抄家后第三天晚上九点多钟，陆国筠来了，告诉他们红卫中学的红卫兵抄了爸妈的家，不过抄走了一些书籍，字画，让他们不必担心。陆伯川问：“听说红卫兵打人，还弄着人游街，你爸爸没事儿吧？”陆国筠说：“没发生那种事儿，只是把东屋、西屋、北屋给拿出去了，只给留了南屋和门屋，再就是让四姨马上离开济南，现在，房子已经按他们的指令腾出来了，估计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住户搬进来，四姨跟学增去东北了。我爸妈说让你们不用担心他们，自己多注点意，谨慎行事。”陆国筠看看屋里完好如昔的器物和书册，问：“你们学校有没有人被抄家？”陆伯川说：“有不少人被抄了。已经被抄的差不多都是出身大地主、大资本家，或者本人有历史问题，还有有留学经历，有‘海外关系’，被怀疑是‘特务’的。不过，听说这是第一批，还不算完。”陆国筠问：“会不会抄咱们家？”陆伯川环视一下自己书香漾溢的家，说：“我和你婶子不过就是有几千册书和一些报刊资料，再就是我们写的文稿，教案，既没有金银财宝，更不会有反革命罪证，俺两人的历史像一本敞开的书，这个家也可以作一个公共图书馆，无需设防，抄不抄随他们便。”陆国筠说：“自己写的东西内容有什么违碍吗？如果有，就想法儿处理掉比较好，有备无患。”陈姝说：“国筠说的有道理。”陆伯川点点头，说：“是要看一看。”陆伯川问：“继章怎样？在干什么？他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陆国筠说：“前一段他参加工作组去了师院，上个月底，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工作组全部撤出，他们就像打了败仗的队伍，仓皇逃出，回本单位上班了。据说全国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学校，工作组整学生整得很苦，他还好，没怎么整学生，不过他也被师院的学生点名批判了，大街上都贴出了他的大标语，‘周桥’两个字上打着红叉，对他‘打倒’，‘火烧’，‘油炸’，‘炮轰’，什么凶狠的词语都用上了。……他也糊涂了，据他说，这场运动和以前的运动都不一样，大概除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几个人，没有不糊涂的。现在只能是随波逐流。”陆国筠看了看桌上的座钟，说：“天不早了，我得走了，先去看看陆星儿，再回家。”国筠走后，陆伯川说：“我们不能总是以良善之心去揣度别人。总认为自己不存恶意，关键是，是不是‘恶意’，是不是‘问题’，人家不听我们的。咱是得好好考虑考虑，该处理的就抓紧处理处理。”陈珠（白字，应为“女”字旁加“朱”字）说：“即便想处理，也不知道该处理什么呀。”陆伯川满屋里转了转，打量了一阵，回头对陈姝说：“书籍还有做研究用的剪报，卡片，资料，都是别人的作品，我们只是读者，我们自己的文章、书稿就是有错误，也是学术问题，不关政治，成不了反革命罪证，可能有问题的是这些年来的日记还有朋友的书信，济南解放前的，难免有对国共两方的评论，解放后的也肯定有不满，牢骚的话，如果被红卫兵抄了去，不但自已出问题，还可能给朋友带来麻烦。”陈姝说：“前几天我就想把咱两人的日记趁做饭的时候烧了，你舍不得，现在处理太晚了。前些天，张西江他哥从老家来，走的时候，箱子，包袱弄走了一地排车，张西江做贼心虚地给人解释，说是把旧衣服捎回老家，让家里人穿。看来那一次他就把有妨碍的东西转移走了，这人就是有心机。”陆伯川说：“有心机就有心机吧，有心机也是右派。咱们不管他，咱不招他，惹他，也不联系他。咱说自己的事，这么些年的日记，书信，弄一起一大堆，怎么处理呢？”陈姝说：“怎么处理？也没法儿往外转移。扔掉，很快就会被发现，等于是自我暴露，自投罗网。还是不处理，听天由命算了。”陆伯川说：“不行，不能坐以待毙。”“那你说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烧掉。”陈姝下意识地看看窗外，说：“烧，邻居会看见火光。”陆伯川说：“那就等后半夜，邻居—特别是张西江—都睡了，我们一点点烧。”陈姝说：“纸灰怎么处理？”陆伯川说：“从马桶里冲走。”陈姝想了想，说：“我觉得很冒险，弄不好，会弄巧成拙，引火烧身。我拿不定主意，你坚持要烧，我听你的。”陆伯川说：“我们注意，尽可能隐蔽，不让任何人发现。”第二天晚饭后，两人不顾暑热难当，不到楼下纳凉—从运动开始以来，他们把晚饭后在校园里散步的老习惯去掉了，每天下了班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两人翻箱倒柜，找出了尘封多年的日记和一直保存着的同学，朋友和亲戚的书信，放到陆星的小房间—现在成了陈姝的房间—里，好大一堆，陆伯川蹲到跟前，随手抽出他或她年轻时的日记，轻轻地拂拭去封皮上的尘土，随便翻开来，看里边写的文字，看了一页又一页，不忍放下。他是个重感情的人，在他疏放，旷达的个性后面，是一颗感恩，重情的心，父母死得早，他跟着兄嫂长大，他把哥哥，特别是嫂子的关爱，嫂子的管教，他小时候调皮，气哭了嫂子，再把嫂子逗笑，点点滴滴，都记在日记里，他一边看，一边想兄嫂己是衰朽残年，儿子在大西北服刑，又被抄了家，而他作为年富力强的弟弟，不能帮他们一点儿忙，还要劳他们挂念。陆伯川边看边叹气。他又翻开了一本陈姝上大学时的日记，虽然当时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但他们是少有的幸运儿，日记里记录着他们的青春和爱情，他看着她当年写下的充满感情的语句，那娟秀的字迹，让他想起她年轻时隽秀，文静的样子，他两手抚摸着她的日记本，似乎上边还有她的温热……还有那些书信，看到写信人的笔迹，他们的音容笑貌宛然如昔，一个个像站在面前似的……所有这一切，是“罪证”吗？难道真的要付之一炬？而焚毁的是他们两人的精神，情感，亲情，爱情，友情的记录，如果没有了灵魂，没有了精神，只剩下一具躯壳，活着，只为了吃饭，挨整，睡觉，做恶梦，听训斥，还有什么意义？陆伯川面对一大堆日记，书信，在那里发呆，陈姝还在做最后的翻检，她担心会有遗漏掉的，确信全部找干净了，也来到小房间里，见陆伯川还在那里扒翻，甚至还在看日记或书信上的内容，就说：“你这个人，都什么时侯了，火上房，水漫墙了，你还有心思看这些东西？”陆伯川定睛看了看陈姝，说：“什么是‘这些东西’？这是我们心灵的记录，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真舍不得烧掉它们啊。”陈姝说：“谁舍得？亏你还是个大男人，这么优柔寡断的。不烧，你不是害怕出问题吗？”陆伯川说：“我也没说不烧，不过心里惋惜，舍不得。”这天夜里，他们等到后半夜，整个宿舍楼一片寂然，陈姝蹑手蹑脚出楼门看了看，见各家冬户都黑着灯，张西江家也没动静，就回屋来，把厨房小窗子关上，让陆佰川用一件黑大衣把窗子遮严了，拿了洗衣服用的铁盆，放到厨房里水泥地上，又把屋里的灯全灭掉。陆伯川把待烧的日记，书信帮搬到厨房门口，借着月亮的微光，蹲在那里拆掉少数笔记本儿的塑料封皮—担心塑料封皮燃烧会散发出那种奇特的，臭味儿，被邻居闻到，暴露了他们的行动。陈姝在厨房里把本子，书信扔进铁盆，点着了，用火钩翻动着促其燃烧，并且尽可能不冒烟，厨房里十分闷热，铁盆里时而灼红，时而暗红的火舌烘烤着她的脸和身子，只几分钟，她就大汗淋漓，头也晕了。陆伯川说：“咱两人换过来，你出来撕这些封皮儿，我进去烧。”陈姝怕自己晕倒，让陆伯川拽着她好歹站起来，走出厨房，去倒了杯水喝，陆伯川低声说：“你歇一会儿，拆拆那几本本子皮儿，就去睡吧，用不着两个人都熬着。我自己烧完它，收拾好。”陈姝喝了水，用湿毛巾擦了汗，又洗了毛巾递给陆伯川，让他擦擦汗，说：“这事不能急，得慢慢来。盆里的灰已经满了，快点烧完盆里那一点，把灰冲走。”陆伯川翻弄着，让盆里的火着完，伸手就去端铁盆，陈姝听他“哎哟”一声，问：“怎么着了？”陆伯川说：“盆太热了，把我的手烙着了。”陈姝过去，抓过陆伯川的手一看，见他两只手十个指头都烙红了，有的还起了血泡，抱怨道：“你傻吗？不知道盆子热？怎么不垫上东西，就直接用手端？”陆伯川说：“我没犯考虑，太慌张了。”陈姝说：“不是‘太慌张了’，是太书生了，这才叫‘百无一用是书生’啊。你的手这样，还怎么干？还是我来吧。”陆伯川说：“没关系，我找手套带上，一样干。”两人就这样倒换着，烧一阵，把纸灰倒在马桶里冲掉，足足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才算烧完。眼见那么一大堆日记—两人从上初中开始到最近几天，写了大半辈子—和那么多朋友、亲人的书信全都化成了灰烬，被水冲走了，痛惜，失落，惆怅，受伤一样的感觉像蛇噬咬他们的心，陆伯川恍然觉得好像自己的肌体被挖去了一块，自己的生命被刚才燃烧的火，冲走的灰带走了大半，变得残缺不全，他看看陈姝，见她面色苍白，腊黄并且憔悴不堪，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她蜷坐在地上，起不来了，陆伯川不顾自己手疼，架起她来，扶她到自己房间躺下，拿湿毛巾给她擦擦脸，陆伯川说：“你累坏了，赶紧睡吧。”陈姝说：“身上累，但心里倒放松了，总算去了一块心病。”陆伯川心里暗想，真是可悲的“放松”。他回到厨房把铁盆清洗干净，收拾好地面，自己轻轻地放点水，洗洗脸，擦擦身，又回到陈姝床前，陈姝说：“你也在这屋睡吧，我……好难受。”陆伯川说：“好。”就在陈姝身边躺下了，问：“哪里难受？胃不好？吃药吗？ ”陈姝说：“不是。是……烧了这些东西，……心里难受。”说着，偎到陆伯川身上啜泣起来，……陆伯川说：“别哭了，让邻居听见不好。”陈姝忙止住了哭声，陆伯川低声问：“烧完了，你还说‘放松’了，怎么又……？”陈姝说：“你以为我真舍得？我疼死了。刚才烧着的时候，我觉得烧的不是本子，信纸，是咱的血肉，可是，还是烧了素静。因为日记、通信出事，打了多少反革命？”陆伯川低声说：“一般现代国家，没有思想罪，公民的日记、书信是个人秘密，除非本人愿意公示，任何人无权审查，更不能成为罪证，现在这种做法儿只有清朝的文字狱可以相比。”陈姝说：“你又胡乱联系了。”陆伯川说：“不知道红卫兵会不会抄咱的家，要是不来抄，我们今晚做的事可就太冤了。”陈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别再抱侥倖心理了。即便这次不抄，以后有运动还是担惊受怕。……算了吧，别再想这事了，我累了，也睏了，睡吧，明天还得劳动呢。”陈姝真的累了，不大会儿就睡着了。陆伯川却怎么也不能入睡。刚才在厨房里日记本纸页儿和一张张信笺儿被“火葬”，火舌舞动的场景老在眼前晃动，他身上又冒出汗来，就悄悄起来，下了床，找湿毛巾擦擦汗，走到窗前，今晚上天晴得特别好，一钩弯月在蓝缎子般的天幕上静静地向大地洒播着凄楚、哀怨的清光，校园像笼罩了一层轻纱，如诗如画，如梦如幻。陆伯川呆呆地站着，突然，前几天刚自杀的他们系里两个老教授好像从不远处林中小路上朝这边走来，前边一位还和以前那样向他颔首微笑着，似乎有话要说，倏忽间，两人都不见了。陆伯川突然想到，死了，死“了”，死就是“了”，他们走了，什么“历史问题”，什么“反动学术权威”，“黑线”人物，都和他们无关了。死是最干脆、最彻底的脱身，但活着的人，即使活到最后一天，都还难免煎熬。……窗外刮来一阵凉风，他打了个“激灵”，感到心前区在隐隐作痛，他知道，他的心脏“期前收缩”又在作祟了。每当精神痛苦，思想压力大的时候，常常会这样，大夫说他这不是“器质性病变”，是心理因素所致。……从陈姝房间里传来轻柔的呼吸声，他想，怎么回事？这样脆弱，还不如一个弱女子坚强？……去睡一会儿吧，天快亮了，陆伯川怕弄醒陈姝，回自己房间躺下，自己劝自己，别胡思乱想了，所谓“当断则断”，毕竟今晚上两个人痛下决心，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消除了一个隐患，而且还很顺利，没被人发现，惹出祸端，这不就很好吗？好了，睡吧。不一会儿，陆伯川也沉沉睡去。但是，他夫妻两人都想错了，他们身上的“隐患”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提前发作了。他们两人做了一件“引火烧身”的蠢事。事情又是毁在陆伯川早些年的“朋友”张西江身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陆伯川遭到了这位多年的老朋友无情的，事无巨细的，添油加醋的，甚至无中生有的揭发，在张西江来说，是为了图一个“好表现”，说明自己是真正转变了立场，真正下决心和旧营垒中的同伙一刀两断，真正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以求免于处分或者至少是从轻处分。而陆伯川却只知道一味地检查，认罪，几乎没有认真地考虑过揭发别人，骨子里是不愿意行“不义”之事。陈姝和女儿连老哥哥陆伯言都埋怨他和张西江走得太近，陆伯川一边点头称“是”，一边心想，我也不是张西江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他在紧要关头会对自己的老朋友反戈一击，来个“卖友求荣”？到最后，也没求到什么“荣”，顶多是卖友求生—而且像断了脊梁骨的狗一样狗苟蝇营地“生”—而已。反右派过后，陆伯川偷偷对妻子说：“可惜上帝离我们太远，而犹大离我们太近。”运动结束，陆伯川被定为极右派分子，而张西江尽管搜肠刮肚，竹桶倒豆子一般地检查，交待自己的“罪行”，刮骨疗毒一样地对自己解剖，批判，挖空心思地，六亲不认地对周围的同事，熟人，朋友，甚至自己的学生的“问题”检举，揭发，有时还很周到地，像破案专家一样向党组织提供某某人可能有某某方面问题的“线索”，建议领导从何处着手，实破表象，找到问题。运动后期，他甚至在梦里都想到某人的某某“问题”，梦醒了，摸着黑儿，慌忙记到小本儿上，天明忙不迭地写成材料交给“组织”。张西江的老婆是个大夫，叫黄静，和陆星儿在同一家医院上班，她中学读的是教会学校，解放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跟陆家人是教友，解放后虽然慢慢不敢去教堂了，但信仰没变。反右中，她在家里看到了张西江检举，揭发陆伯川和其他同事的材科，震惊又气愤，指着他的鼻子说：“张西江，你这样做，特别无耻，无聊，也无用。你做人的道德哪里去了？你的良知完全泯灭了？上帝是不会饶恕你的。”张西江可可怜怜地说：“我……我也是没办法儿呀……”还阵阵有词地说：“只有这样，我才不会被革命队伍抛弃，我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我跟共产党站在一起。”黄静冷冷地笑着说：“你算了吧，到头来，你还是你。那些人倒了大霉，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好’很多，比起人格上的损失，也不值得。”结果还真让黄静说中了，张西江机关算尽，上窜下跳，像演员一样，表演出“浪子回头”般的悔悟，僧人受戒般的“皈依”，杜鹃啼血般的虔诚，最后还是被定为右派分子，这让他十分失望，但他看到陆伯川等人被定为极右分子，有的还被判了劳动教养，押上囚车带走了，他又暗自庆幸起来，毕竟他只是个一般的右派分子。自已毕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呜大放，自己没少“放毒”，就是以前讲课写文章，也宣扬过不少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观点，被定成右派，不冤枉，党是公正的，定自己为“普通”右派，是量体裁衣，恰如其份的。以自己在运动中和党组织，领导，骨干建立的关糸，以自己被公认为“表现好”，“虚心接受改造”的“态度”，今后继续好好“表现”，苍天不负苦心人，一定会让自己的境况比那些人好。反右派运动开始后，他摘掉了自己的金边眼镜，换上了浅褐色镜架儿的普通眼镜，手脖子上的瑞士英纳哥表也不戴了，西装换成了中山服，不再穿锃亮的皮鞋，改穿一块多钱一双的平底布鞋，反右派运动结束后，他甚至在成衣铺里让人做了一身工厂工人那种工作服，说是便于劳动，也时时提醒自己向工人阶级学习。当天热干活儿的时候，他甚至学出大力的人的样子也脱去上衣，光了膀子，把他像女人一样白嫩的皮肤晒得通红，脱了皮，他说，就是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滚一身泥巴，要脱几层皮，还要“脱胎换骨”呢。有不少时候，他表现得不像一个改造对象，倒像一个“积极分子”，不但时不时地写思想汇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心得体会，上交给党支部，抄送给学校反右运动办公室，在劳动改造中，还常常对学校的公共设施，公共卫生等提“合理化建议”，以表现自己的“主人翁”意识，更重要的是，他跟右派分子一起学习，劳动，时刻不忘保持警惕，用心记住右派分子们的议论，牢骚，回去记录，整理成短小的汇报材料，下边签上自己的名字，偷偷交给领导，他在检举材料上表白，我要用实际行动，跟党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跟反动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旧营垒中的同伙彻底决裂。黄静对他在反右派运动中像疯狗一样“咬”这个“咬”那个的做法儿十分不齿，几次想离开他，但毕竟是二十多年的夫妻，又觉得他可怜，不忍心遽然弃之，运动过后，她又发现张西江居然还在告密，她绝望了，横下心来，提出和他离婚，张西江大惊失色，对黄静乞哀告怜，黄静说：“算了吧，说不定哪一天，我在家里说了什么错话，你整一封信，把我也给告了，我还是趁早躲你远点儿为好。……你不是天天表态向党靠拢，和右派分子们‘划清界线’吗？我也学你，也和你划清界线。”好在他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孩子，说离也就离了。离婚之后，张西江更没了顾忌，记黑账，打小报告，成了他生活中一项主要内容。他暗想，我是大学教授，以后我再成了共产党的依靠对象，再找个漂亮大闺女，不费吹灰之力。一边骂黄静，你个黄脸婆，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一边闷念着“大丈夫何患无妻”？就兴冲冲地找领导交“材料”去了。政治上常人和“另册”中的人生存状态的巨大反差，攀缘求生的本能让不少身籍“另册”特别是戴着“帽子”的人靠出卖同类以求自保，就像溺水的人伸手把身边的溺水者往水里拖拽甚至踩着别人自己拼命往岸上爬，又像陷身火场的人把别人推开自己往外冲。实际上，有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原则在那里管着，这些人不论怎样拼命地“表现”，怎样视“良心”为粪土，像汉奸，像犹大一样卖身投靠，他们本身的处境很难得到真正的改善，但总是有人会这样做，因为这是“上边”所需要和鼓励的，“上边”需要对敌对势力进行分化瓦解。被统治者投统治者所好，对有些人来说，几乎是一种本能。这些人十分可怜，就像面对暴怒的，不分青红皂白责打孩子的父亲，他们顾不得是非曲直，只希望挨打的不是自己。一起参加批斗会，有人挨了打，自己没挨，有人被点名批判，自己没被点到，一起劳动，有人被派了苦活儿，累活儿，脏活儿，自己派了轻活儿，干净活儿，领导来检查，没和旁人说话，和自己说了话，都会让他们感到一种可怜的相对优越，甚至一种可悲的“宽慰”或“满足”，并因而暗自得意，更不用说同类中有人被劳教，劳改，他们会因为被押走的不是自己，而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恶毒的，幸灾乐祸的“快感”。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专政对象之间离奇的生存竞争，一种怪诞的生态现象，而张西江就是其中的特具代表性的一个。有道是有耕耘就有收获，张西江在运动中，运动后的“良好表现”给他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他第一批被摘了右派帽子，第一批被安排重上讲台。他摘帽后，从心里希望今后对“摘帽”的标准掌握得严些，控制得严些，甚至从此变了政策，像对农村的四类分子，说是会给摘帽子，但实际上不给摘了。他上了讲台，就暗自希望那些被剥夺教学资格的人长期劳动改造下去，永远回不了讲台，可是，他的希望落了空，其他右派分子也陆陆续续摘了帽子，陈姝也给学生开课了，连极右分子陆伯川也被批准出版学术著作了，这让张西江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在这之前，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手里拿着教案，从正在校园里劳动的前右派同伙们跟前走过。而这些右派处境的改变，减损了他的“优越”地位，降低了他“出人头地”的快意，这让他心里很不受用。他最受不了的是陆伯川夫妇处境的好转，因为他们两家是邻居，从反右派运动过后，一向过从甚密的两家人变得井水不犯河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陆伯川两口子从他跟前走过，正眼都不看他，他恨得牙痒痒，心想，你们因为我在运动中揭发你们的问题恨我，看不起我，哼，你们这种态度，说明你们思想没改造过来，你们等着。你们可别有什么事情让我抓住辫子。他处心积虑地想抓他们的把柄,但一直没能如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陆伯川两口子都被贴了大字报,他张西江也没能幸免。他想，他一向是表现好的右派，反正不能跟他们一样。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有好的表现，要睁大眼睛，善于、敏于发现“黑帮”的反动言行，并且立即向“革命师生”报告。他不相信陆伯川这种人真的变老实了，他相信一定可以抓住他们的狐狸尾巴。抄家风刮起来之后，他先巧妙地把自己家值钱的、有“违碍”的东西转走，又主动地整理和上交了自己家里和办公室存放的所有书报，资料，自己的文稿，请求红卫兵小将审查，那以后，他天天盼着红卫兵抄陆伯川的家，并且希望从陆伯川家抄出爆炸性的罪证，从而把陆伯川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有几个大鲨鱼落了网，他这样的小虾米身上的压力就小了。可是，不知道红卫兵们怎么想的，一直没有抄陆伯川的家。这晚上，他翻来复去地想这件事，睡不着，半夜以后，他听见陆家隔十几分钟抽水马桶就响一次，心想，莫非他们家有人拉肚子？猛地像是有神明指点，他断定是陆伯川两口子怕抄家，正在销毁什么东西，他爬起来，怕走路有声音，干脆赤着脚，蹑手蹑脚，屏神静息地轻轻开了房门，走到走廊里，又走到陆伯川窗前，见屋里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不一会儿，看见厨房里有火光，后来又听见陆伯川喊“哎哟”叫疼的声音，好小子，让我猜对了，看着了，他试了好几试，想砸开门，冲进去抓他们的“现行”，立一个大功，平时，他常常生出这种幻想，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正好让他张西江碰上，他挺身而出跟阶级敌人搏斗，最好这阶级敌人不过于凶狠，不至于要了他的性命，只是让他受点没大妨碍的皮肉伤，那该有多好啊，张西江一下子就可以从罪人变为功臣了，但这样的事始终没有让他碰上。现在，机会来了，是他冲上去的时侯了，但是真地要去砸门时，他又胆怯了，尽管后半夜，天凉了，他身上出了汗，腿在发抖，心也跳得厉害，他怕他们夫妻两人“困兽犹斗”，和他拼命，他怕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他更怕深更半夜的闹将起来，把楼上的老师们都惊醒了，有人可能会赞扬他，支持他，恐怕多数人会作壁上观，而心里更加鄙夷他，瞧不起他。难怪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不放心，这些人总是有他们的一定之规，对共产党总是离心离德，他张西江因为运动中跟风快，运动后跟领导跟得紧，不用说陆伯川这样的人，不少没犯错误的老师也表现出烦恶他，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他们把他张西江看成“小人”。如果现在再弄这个事儿，有不少人会指他的脊梁骨，自己在同事们中间就更孤立了。……怎么办呢？他还在犹豫不决，屋里山陆伯川两口子忙完了，收拾了，打扫了，消灭掉痕迹了，晚了，想冲进去也来不及了，算了吧，还是明天上午去办公楼，到红卫兵总部去“反映”吧。第二天八点钟刚过，张西江急急忙忙赶到学校办公楼红卫兵大队部，里边全是穿黄军装，带红卫兵袖章的男女学生，天气热，不少男生穿汗衫、背心，他们三、五成群，出来进去，说话急哧白咧，走路虎虎生风，电话声，辩论声此伏彼起，很像战争年代的前线指挥所，张西江试试量量踌踌躇躇地踱步进去，拦往一个身材苗条，肥大的黄军装显得框框荡荡，面色白皙，戴乳白色眼镜的女红卫兵，字斟句酌地问：“小同学，我请问你，我想向你们反映一个‘敌情’问题，找哪位领导？”女红卫兵大约是对眼前这位前不久还在课堂上侃侃论道的老师，如今却对学生如此低首下心，恭而敬之，又那样一本正经，煞有介事，感到不太习惯，也觉得可笑，嘴角一撇，露出一点微笑，朝旁边一个短粗个，大宽脸，小平头，穿旧军装，正指手划脚地说着什么的学生喊道：“齐小兵，这里有个老师来反映‘敌情问题’。”又对张西江说：“去找那个人吧，他叫齐小兵，是我们红卫兵大队队部的常委兼作战部长。”名唤“齐小兵”的学生转头朝张西江一看，张西江认出这是他教过的一个学生，是个农村孩子，名叫“齐进财”，齐小兵是新改的名字，意思是向江青同志学习，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小兵”。张西江有一种遇见了熟人的亲近感，立即大步走到齐小兵跟前，齐小兵却不正眼看他，而是径自回到屋里一张大写字台后边坐下，做出一副部队首长的样子，没有像往常一样喊张西江“张老师”，而是很严肃地对他说：“张西江，你不是在参加劳动吗？怎么跑这里来了？你能反映什么‘敌情’问题？你知道什么叫‘敌情’？”张西江白皙的面孔立时胀红了，心想自己也太许自作多情了，但又邀功心切，遂鼓起勇气说：“我给监督我们劳动的红卫兵请了假才来的，我不敢擅自离开劳动场地，我保证完成今天的劳动任务，我要反映的问题很严重，很紧迫。我要不及时反映，会使阶级敌人逃脱惩罚，给文化大革命造成损失。作为一个犯过错误，愿意真心改正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我必须抱积极态度。”齐小兵出于人皆有的讨厌告密者的本能，鄙夷地看一眼这位几个月前还在课堂上讲“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的张教授，顺手摸过一个红塑料皮笔记本，大大咧咧地说：“好，你的态度是对的。是什么问题，你说吧，简单点，我还有事。”张西江看看不断进进出出的红卫兵，面有难色，齐小兵说：“怎么，不愿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这是知识分子的虚荣，臭毛病，好，我们去套间说。”齐小兵站起来，拿了红塑料皮笔记本儿走进房子的套间，张西江像齐小兵的影子一样，“抽溜”跟了进去，像是怕走慢了，会被齐小兵关在外头，上不去船了似的。张西江见齐小兵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放好了笔记本儿，就恭而敬之地站到桌子前，微微低头，作谦卑状，从头到尾，一五一十，绘形绘色，像他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三国演义》里“赤壁之战”中“蒋干盗书”一样，向齐小兵报告了他如何提高警惕，睁大眼睛—恨不得睡觉都睁着一只眼—随时注意阶级敌人的动向，终于在昨天后半夜—也就是今日凌晨—被他发现了不思改悔的极右分子陆伯川和右派分子陈姝夫妻二人销毁反革命罪证的现行反革命活动。齐小兵听罢张西江的报告，没有表现出张西江想像中的对他的报告的惊愕，欣喜和由衷的赞许，而是面无表情，淡漠冷峻，用不满意的口吻问：“你为什么不当场抓住他们，制止他们的行动？”张西江的脸色由红变黄了，头上渗出一层汗珠儿，说：“我本来是想闯进去抓他们的‘现行’的，可是，我发现他们已经烧完了，收拾了，抓不着什么了，就没进去。”齐小兵冷冰冰地满腹怀疑地看张西江一眼，“哼”了一声，没说话，张西江心里凉凉的，像被人往肚里灌了凉水，停顿了一下，又说：“齐部长，我斗胆建议，抓紧对陆伯川家采取果断措施，防止他有进一步的行动。”齐小兵冷冷地说：“好，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就行了。至于怎么办，采取什么措施，什么时候行动，就不劳你费心了，我们自然会研究的，你抓紧回去参加劳动。”张西江意犹未尽，听齐“部长”这样说，他伸伸脖子，想再说点什么，无非是想再作番表白，强调自己这次报告的“意义”，以及报告所表现出的他的“忠诚”，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但齐部长凛然的、不耐烦的表情让他恐惧，他终于没敢再说，只得脸上堆起谄笑，掩藏起满心的失望和懊恼，朝“部长”点点头—他差一点没向“部长”鞠躬，“部长”对他并没有任何回应，他只得尴尬地，讪讪地离开了部长的办公室，一边沿办公楼长得出奇的走廊往外走，一边对遇见的每一个红卫兵点头微笑，但是正在从事万分伟大的事业，兴奋异常的红卫兵们对他全都视而不见，没一个人搭理他，他脚步匆匆，走完长廊，下了楼梯，向自己劳动的场地走去。

      张西江走后，红卫兵总部作战部雷厉风行，一个多小时之后，齐小兵部长就派人去把陆伯川、陈姝夫妇“揪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小将和全国各地的苹命造反派为了表示自己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温和派,与“温良恭俭让”绝缘，突显自己的造反精神，所以不但行动激进，暴烈，而且使用的语言亦极尽浮夸、张狂、残暴之能事，如“打击”不过瘾，要“炮轰”，“火烧”，“油炸”，“活剥”，把有“问题”的人揭发出来，称“揪出”，把某某人喊来说“揪来”，某某人犯有“错误”，无论“错误”轻重，一律称“罪行”，而为了形容“罪行”之严重，则必然说“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对于要被“打倒”的人，仅仅打倒是绝对不够的，而是要“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且要—借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文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遗臭万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陈姝正在校园草地里拔草,一个面色黑里透红,十分精神的女红卫兵朝她喊：“陈姝，过来，跟我去红卫兵作战部。”陈姝站起来，朝女红卫兵走去，心想，什么事儿，莫非昨晚上的事儿让他们知道了，不可能啊，那么晚了，谁会知道呢。一边心里犯着嘀咕，走出草地，强使自己镇定，用力在水泥路上搓去鞋底上的泥土，又看自己的手，不好意思地说：“手上都是泥，找地方洗洗吧。”女红卫兵面色冷峻，不容商议地说：“洗什么洗？没那些讲究。你以为是请客吃饭？快走，陆伯川也该到了。我们问你们事情。”陈姝心里“格登”一下，一边跟在女红卫兵身后朝办公楼走，一边怯生生地问：“问我们什么事？”女红卫兵说：“什么事情？你心里应该比我们清楚。别问了，去了就知道了。”陈姝被太阳晒黑了的脸变成铅灰色，一阵冷汗湿透了全身，坏了，昨晚的事败露了，弄巧成拙了。这下全完了。她腿发软，快迈不动了，但女红卫兵却越走越快，陈姝只好强压着心跳，半小跑地紧跟在女红卫兵后头，觉得走了老大会子，才走到校办公楼，上了二楼，跟女红卫兵走进红卫兵作战部—从文化大革命以来，陈姝头一次来到这个地方—里边已经有十几个红卫兵整装待发。作战部正西墙上贴一幅彩色宣传画，伟大领袖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向红卫兵小将挥手。一个面容刚毅的矮墩墩的男青年威严地坐在毛主席画像下面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陆伯川在办公桌前边一侧垂手而立，陈姝进门，陆伯川抬起头，两人对视了几秒钟，陆伯川面色铁青，眉头紧锁，看得出是在强抑着愁苦和悔恨，陈姝脸色像陈年白纸，满是惶惑和恐惧，陈姝走到办公桌前另一侧站住，红卫兵作战部长齐小兵习惯性地“哼”了一声，说：“陆伯川，陈姝，你们是本校出名的右派夫妻，我们早就听说你们自命清高，立场反动，始终和共产党离心离德。你们竟敢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对抗，不但不主动上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证，相反却私自销毁反革命罪证。这恰好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敌人是一定要破坏和捣乱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好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红卫兵的铁扫帚还没扫到你们家，你们就自己跳出来，引火烧身了。你们自以为利用深夜的掩护，大家熟睡了，神不知鬼不觉，偷偷销毁罪证，就可以逃避革命师生的批判和惩治，你们错了，不用说革命群众时刻警惕，即使那些犯过错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多数也是要回头的（与党和人民顽抗到底的只是一小撮），他们也会向革命群众靠拢，向你们这样的死硬分子反戈一击的。你们置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之中，你们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脱革命人民的眼睛，摆在你们面前的是两种选择，要么交械投降，彻底交待问题，要么顽抗到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陆伯川抬起头，支吾着说：“这位同学，你听我解释。”齐小兵把手一挥，不耐烦地说：“你不要解释，我没有兴趣听。你的行动把自己放到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儿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只能越描越黑。我们决定，我本人带领红卫兵小分队去你们家抄家，查抄所有反革命罪证，抄完之后，陆伯川由红卫兵组织单独关押，接受审查，你们夫妻两人不准私自见面。限两天之内，你们分别交待销毁罪证的问题，销毁了什么东西，里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我们组织人员审查从你们家查抄的东西，根据审查结果，结合你们的交待，深入批判，再作处理。”齐部长说完，就喝令陆伯川夫妇在前边带路，他带领十几个红卫兵战士，一起去陆伯川家。陆伯川走在路上，不经意间往路边看时，瞥见张西江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偷偷地看着他们这一行人走过，陆伯川突然间明白了，是张西江在监视他们，是他发现了他们头天晚上烧东西，找红卫兵告了状，……反右派运动，陆伯川毁在他手里，没想到文化大革命，自己又重蹈复辙。太可怕了。一行人进了陆伯川的家，齐部长指挥着十几个红卫兵开始查抄。这伙孩子抄家抄得有经验了，“轻车熟路”，三下五除二，不多大功夫，就查抄完了 。红卫兵们搬着陆伯川多年前的剪报资料往外走，陆伯川说：“齐部长，那是我几十年间剪的报纸，那里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别搬走了吧。”齐部长一愣，旋即瞪大了眼睛，说：“虽然那是你剪的别人写的东西，但从中一样可以看出你的思想倾向，为什么不搬走？”转脸对红卫兵们说：“我们不听他的，统统搬走！”查抄的东西包括书籍，文稿，剪报资料等等全部被搬了出去，在楼下装到车上，齐部长又在屋内各个房间审视一遍，站到客厅中间对一直鹄立着的陆伯川夫妇说：“鉴于你们销毁罪证的严重错误，为了彻底弄清问题，我们决定对你们两人分别进行审查，陆伯川现在就带上日常生活用品，衣物跟我们走，陈姝仍然住在家里，不经我们批准，你们两人不准单独见面。”陈姝声音抖颤地问：“你们把陆伯川带到哪里去？让他住在什么地方，住多久？”齐部长说：“放心，不是让他去蹲监狱—下一步说不准。就让他住在办公楼里，在红卫兵监督下单独隔离审查，至于多长时间，那就看他交待问题的态度和审查情况了。你抓紧帮他收拾生活用的东西，让他带上跟我们走。”陈姝一边为陆伯川收拾东西，眼泪像断线珠子一样往下落，一滴又一滴落在衣物上。她把装了衣物的提包和网篮递给陆伯川，说：“伯川，你保重身体，好好吃饭，睡觉，不用挂我，我会当心的。”陆伯川看着越发变得憔悴的陈姝，说：“你更要保重，别担心我。……如果能批准，就去看看陆星儿。”陈姝说：“人家不会允许我出大门的。我还是让国筠去看她。有什么情况我让红卫兵同学告诉你。”齐部长不耐烦了，说：“这是干什么？陆伯川又不是罚劳改，弄那哭哭啼啼的可怜相干什么？你们不顽固对抗，何至于此？真是毛主席说的，‘吃亏在于不老实’，自作自受。陆伯川，快走！”就这样，陆伯川被隔离审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独一无二的“红卫兵”，号称是“造反派”，是造执政近二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各级负责人的“反”的，但他们执掌了对人生杀予夺的权柄之后，在整人方面，并没什么新的“创意”，仍然沿用共产党从苏俄学习来的，从解放区到建国后推行于全国的整肃手段，而且更加残忍，更加暴烈，更没章法。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凭主观臆断，对人任意加个罪名，就作为“坏人”加以批判，斗争，一九五七年后又发明了大字报，大标语形式的文字讨伐，必要时辅之以极力丑化，妖魔化的漫画，随便设立监禁室，把人关进去，剥夺人身自由，日夜攻心，威逼恐吓，甚至动用私刑，迫使被关押者坦白交待“罪行”，动辄把这些人排成队，给他们戴上高帽子，胸前挂上牌子，标识出各自的罪名，像赶动物一样，驱赶着，有的还让他们一面敲锣，一面哟喝，自报姓名和是什么罪名，此谓“游街”。通过上述种种手段，对运动对象的人格，精神和肉体极力摧残，让他们颜面扫地，尊严无存，精神崩溃，肉体伤损，让他们不死也扒层皮，成为徒具人形的躯壳，成为连禽兽都不如的“行尸走肉”。陆伯川夫妇从解放以来，参加过为数不少的政治运动，反右派运动双双落网，但无论怎样检讨，批斗，散了会，还让回自己家，亲情，在自己那个小窝儿里两人相濡以沫的滋润，支撑着他们去承受外边的磨难，陆伯川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几个月，自己就被单独关押了。一天二十四小时有红卫兵监视，上卫生间后边都有人跟着，屋里热得像蒸笼，但房间里一百二十瓦的白炽灯却必须通夜亮着。和陈姝近在咫尺，却谁也见不到谁，蹲监牢的人还允许探监，而这种“隔离审查”却“隔离”到不能和亲人见面，就在这层楼上，同时关押了十几个人，被关押者偶尔会在去卫生间时碰见，但相互间不准交谈。监狱有“放风”的时间，但这里是一种特殊监牢，没有“放风”这一说，从天明到天黑在囚室里关着。陆伯川担心陈姝，挂念女儿，思念兄嫂，担忧一家人的命运，痛苦和忧虑像绳索一样缠绕着他，他好像刚关进笼子里的野兽一样，起来坐下，坐下起来，睡了觉，眼皮沉重，酸涩，但合不上，合上眼就梦见妻子女儿，……被关押的第二天，陆伯川第一次过堂，齐部长和一男一女两个红卫兵—男生傻大黑粗，像张飞，女生纤细，白皙，像貂婵—坐堂，齐部长主审，“张飞”喝“堂威”助阵，“貂婵”记录。齐部长指陆伯川夫妻两人是自己跳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心里没鬼，为什么连夜销毁罪证？他们责令陆伯川交待：第一，为什么私自烧掉罪证？如何策划的，怎样实施的？第二，烧掉的是什么东西，里边有哪些反革命内容？第三，从反右派运动结束到现在，所犯的新的反党反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陈姝虽然没被关押，但齐部长等人跟她谈了话，内容大致相同，她受命在家里交待同样的三个问题。他们两人被急坏了，难死了。他们并不明确地知道自己的日记和朋友、亲戚的书信中有什么反动内容。他们只是被整怕了，自作聪明，担心解放前的日记上记有对国共两党不当看法儿，解放后的日记上有政治上不正确，感情上不健康的语句，或者有什么对领导不满的牢骚话，被人抓住，无限上纲，到时候有口难辩；也担心那些信上有类似问题，怕给写信的人惹出祸端，为“安全”计，才做了这件自以为聪明实际上很愚蠢的事情。至于里边究竟有什么违碍、不当的话，真的想不起来了。现在凭空去想，再现日记或书信中此类内容，除非重新杜撰，那岂不是自陷以罪？两人不约而同地回复说，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心里害怕，做出了这件糊涂事，烧掉的日记和书信里边确实没有什么反动内容。红卫兵们听了他们的回答，暴跳如雷，说他们“不老实”，与文化大革命为敌，把红卫兵视同洪水猛兽，你日记书信上既然没有问题，红卫兵难道会枉加罪名？你们怕什么？怕从何来？怕就有鬼。现在就要把鬼抓出来！自己的反动立场，反动思想观点自己最清楚，为什么不交待？红卫兵们的话言之凿凿，顺理成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让陆伯川、陈姝无言以对，怎么辩解也无法自圆其说。攻的一方理直气壮，守的一方理屈词穷，攻者步步进逼，守者穷于应对，无路可退，唯向隅而悔，而叹，而泣而已。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夜静更深，陆伯川躺在禁闭室里，一百二十瓦的白炽灯照得他眼睛生疼，他自我安慰地想，把日记书信烧掉，固然不智，但毕竟没了“证据”，总不能凭空捏造，如果现在捏造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来，那岂不是真成了“现行反革命”？绝不能那祥做。他们抄走的东西，没有“变天账”，也没有敌特“联络图”，更没有参加反动党团的表格文件，这就没什么好怕的。就这样和他们耗着吧。陆伯川想错了。在他被隔离审查后，红卫兵作战部取“以毒攻毒”之法儿，抽调了张西江等几个右派教授，在红卫兵监督下，审查从陆伯川家抄来的书籍，报刊，资料和文稿，这一招果然有效。张西江在陆伯川剪存的资料中，发现了一九四五年秋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期间，《新华日报》发表了毛写的《沁园春  雪》之后，重庆各家报纸对这首词的评论文章，时值国共对峙，毛泽东只是中华民国一位在野的，割据一方的领袖，评论的作者立场不同，对毛诗自然是有褒有贬，在贬的文章中，有的持论还比较偏激，放在今天看，有些话十分“恶毒”，可谓“大不敬”。另外，还有人从一堆三十年代上海的旧报纸中，发现了蓝苹的几篇八卦新闻，张西江以他特有的，十分敏锐的政治嗅觉，像狗闻到了肉骨头的气味儿，犹如得了宝，马上单独向齐小兵部长作了汇报，齐小兵看后不敢耽搁，立即报告了红卫兵司令，政委，三位毛主席的忠诚卫兵相偕在密室中察看了张西江发现的这些“材料”，司令和政委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拒绝看其中的具体内容。他们三人面面相觑，大惊失色，感到事情重大，既为他们对敌斗争取得重大战果而骄傲，同时又为此类事情所包含的重大政治风险而恐慌。他们知道，此种内容如果稍有扩散，就是重大的现行反革命罪。他们立即派人买来保险箱，将载有“敏感材料”的旧报纸装入保险箱妥为保存，同时向上级打了报告，一边还严令张西江把看到的东西烂到肚子里，不准向任何人扩散，否则会招来死罪。张西江本以为自已立了大功，这时已经吓得汗流浃背，浑身发抖而难以自持。

陆伯川被隔离审查后，经过了几天的惶恐，焦虑，愤懑 ，慢慢镇定下来。一是有十几个他熟识的和不大熟识的老年、中年教授也和他一样被关押，禁闭，有这么多做伴儿的，虽然互相不能交谈，只能在碰面时交换一下眼色，或互相偷偷点头致意，但也使孤独感得到了缓解，毕竟不是只有他们夫妻在受难。再就是，也是更重要的，他意识到自己必须面对现实，要坚强起来，咬着牙，挺过这段苦难的岁月，跨过人生路上这道坎儿，反正罪不至于判刑吧。夜已经很深了，陆伯川刚刚迷糊了一会儿，就被红卫兵喝斥着叫起来，到作战部去“谈话”。齐部长在惨白的电灯光下，面色阴冷得可怕，他严厉地说：“陆伯川，你胆大包天，反动至极，居然收集和保存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江青同志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侍，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用心何在？你向什么人散布过这些材料的内容？”陆伯川像当头被砸了一记闷棍，头懵了，耳朵里“嗡嗡”响，而条腿抖个不停，他哭咧咧地说：“齐部长，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齐部长冷笑道：“你别装了。你不知道，你很糊涂？你清醒得很。你的立场，爱憎很分明，我问你，你收集那些登载着攻击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文章的报纸长期保存，想干什么？”陆伯川说：“我有集报的习惯。那些报纸，是当时作为历史资料收集的，后来一直没有动过，时间长了，早忘记了是什么内容了，更没对任何人说过这些事情。”站在陆伯川身后的张飞模样的红卫兵骂道：“他妈的，这坏家伙不老实，别跟他费唇舌了，给他来厉害的，看他说不说？”边说边照陆伯川脸上扇了两个耳光，陆伯川的牙被打破了，嘴上，下巴上都是血，几个红卫兵一齐上来照陆伯川一阵乱打，那个貌似貂禅的女生不甘示弱，伸胳膊用她柔美的，十指尖尖的小手儿薅着陆伯川的头发用劲晃动，陆伯川的头皮针扎一样疼，打了好一会儿，陆伯川像一条被打趴下的狗蜷卧在地上，齐部长咳嗽一声，红卫兵男生女生这才住了手，齐小兵命令陆伯川起来，陆伯川浑身疼得厉害,挣扎着,急切中爬不起来,“张飞”恶狠狠地揪着他的脖子和衣领拽起他来，陆伯川摇晃几下，好歹站住，齐小兵说：“别装蒜了，这是你罪有应得。怎么样，这回头脑请醒了吧？该交待了吧？”齐小兵略一顿，说：“那我提示你一下，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去重庆时候的事，想起来了吗？”陆伯川一怔，说：“想起来了，当时重庆的一家报纸，好像是《新华日报》，要不就是《大公报》，登了毛主席的一首词—《沁园春  雪》，在重庆引起轰动，各家报纸登了不少评论文章，我觉得有历史价值，就收集了一部分。”齐小兵说：“你分明是特别看重那些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文章，有意保存的。”陆泊川说：“那时抗战刚刚结束，内战还没开始，毛主席还是国内政治舞台上一派的领袖，他的词发表后，评论自然褒贬不一，我是把能见到的评论不论褒贬，都收集了。记得其中有个叫吕液湘的，说《雪》表现了一种帝王思想，因为我当时的立场是讨厌国民党，同情共产党的，所以内心并不赞成吕的观点。解放后，见到毛主席诗词的解释，《雪》中的‘风流人物’是指人民群众，更认为吕的观点是对毛主席作品的曲解，是不对的。我从来设向任何人说过攻击毛主席的话。”齐小兵说：“不用你巧舌如簧，先给你记着账。我再问你，你为什么保存那些事关江青同志的报纸？”陆伯川想了想，说：“我三十年代收集过上海的一些报纸，主要是时政和评论，可能在这些文章的背面有当时上海一些艺人的新闻。并不是有意收集和保存的—我一向对演艺界的八封新闻不感兴趣。再说，当时江青同志还没去延安，也不叫后来的名字，解放后不少年，才知道江青同志早年曾在上海演过电影。保存那些报纸，确实无关现实政治，更不是对江青同志怀有敌意。”齐小兵厉声喝道：“陆伯川，你狗胆包天，竟敢说江青同志是‘艺人’。”陆伯川连声说：“我说错了，我有罪，罪该万死。当时江青同志是战斗在白区的革命文艺战士。我不是有意的，是口误。”齐小兵说：“不用你狡辩。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我问你，你对谁散布过那些事？”陆伯川说：“那些东西是当时报上公开登的，看过报纸的人都知道。我不喜欢说那些事情。解放以后，政治形势不一样了，更不可能对人说那些事情。我确实没向任何人说过这些事。”齐小兵问：“连你老婆也没说过？”陆伯川说：“那些报纸是我在结婚前收集的，陈姝也没看过。我也没跟她说过这些事。”齐小兵说：“陆伯川，反右运动中你被定为极右分子，一点也不奇怪。文化大革命中，你态度又如此恶劣，公然对抗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私自销毁反革命罪证，被揭露后，拒不交待犯罪事实，对查抄出的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罪证，拒不交待实情。看来你是要顽抗到底，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今天就到这里，你回去好好考虑，是死是活，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你自己！”齐部长安排一个红卫兵拿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交待陆伯川学习里边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告诉他，利用今晚上的时间，写出彻底的坦白交待，重点是两个方面，烧了什么东西，在烧的书信、日记上有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论；二是私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的动机、目的以及扩散的情况，另外就是就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揭发陈姝的错误和罪行。限明天上午十点前将坦白交待材料交到红卫兵作战部。如果不按时上交或者坦白交待不符合要求，那么从明天起，对你的审查方式就要“升级”，我们将召开全校大会对你批斗，还要押你在全市游街，直到你真正交械投降，否则，绝不罢休。齐部长和几个红卫兵走了，陆伯川被一高一矮两个红卫兵押解回禁闭室。灼热的，刺眼的白炽灯照着长条桌上摆放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高个红卫兵把书翻开到“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又扔上两本稿纸，厉声说：“陆伯川，写吧，齐部长交待得很请楚了，就看你的态度了。”陆伯川坐到桌前，觉得不只是“如坐针毡”，连脑子里也像有无数支钢针在扎。这两个题目把他难住了，搞懵了。他心里清楚，他不是拒不交待，不是“顽抗”，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实在是除了他在红卫兵作战部说的那些话，没有任何可以交待的事情了。他们夫妻二人如惊弓之乌，为防落网，自作聪明，做了傻事，弄巧成拙，现在说不清了，而且还因此引火烧身，促使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而且从中发现了被指为“恶攻”（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敬爱的江青同志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简称“恶攻”，类似于封建社会的“大不敬”，是罪大恶极的死罪）的“黑材料”，犯了弥天大罪。他恨自已多年来痴迷于书报，“职业病”使他收集了那些报章资料，现在被指为“恶攻”材料的那些报纸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一直按年排序，放在箱子里，解放后又教书又参加政治学习，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哪有时间翻看这些旧报纸？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当时收集这些报纸，没什么政治动机，只是兴趣使然，一直保存着，不过是敝帚自珍，没舍得扔掉而已。何曾想过用作“三反”的“黑材料”？也确实没向人散布过。如果“散布”，那他的“朋友”张西江会是第一个对象，这人在反右派运动中，挖空心思，搜肠刮肚揭发他陆伯川，有影儿没影儿地都能编出来，但也没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何况他陆伯川虽被指为“反党”，但始终认为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伟人，有大功于中华民族和我们的国家，一向是真心崇敬的，怎么会想到去攻击和诋毁？至于对江青，同样没抱过任何敌意，那些有关她的花边新闻，也根本不是他集报的内容，只是碰巧在上边而已。总之，这第二个问题更没法回答，没法儿按他们的要求坦白交待。而交不上他们满意的坦白交待，就是“顽抗”，就是“态度恶劣”。这些年来搞运动，主持者指你个罪名，当事人必须像命题作文一样，按他的要求检查交待，实际上常常要被迫“演义”，不如此，就无法过关。而对于陆伯川来说，他面对的两个问题，想演义都无从下笔，再说事关重大是非，胡乱演义，那岂不是为自己捏造“罪行”，自寻死路？看来，无论如何这一关也难以过去了，他把自己绕进了一个怪圈儿，要想过关，就要自己给自己瞎编“恶攻”罪行，陷己以罪，那不是“过关”，而是找死，而且还要拉上完全不知情，完全无辜的人一起去死。比如散布“恶攻”言论，总得有接听的对象。那扯上谁，谁就会跟着完蛋。可是，不演义，不编，就过不了关，齐部长说了，审查和批斗会“升级”，更严酷的批斗，更残忍的刑讯逼供，更惨的折磨，更不堪的羞辱，会接踵而来。今晚上，陆伯川已经被打得够厉害的了，现在他身上不少地方都不能触碰，碰到了，就钻心的痛。“士可杀不可辱”，想自己堂堂大学教授，被本校学生—有的还是自己教过课的—批斗，关押，看管，抄家，训斥，随他们恶言辱骂，任他们肆意暴打，拳脚相加，而还要对他们低首下心，岂止是尊严无存，斯文扫地，遑论人格，连一条狗都不如。似这样没脸没皮地活着，觍颜以对这些一时得意的“小人”，这些妄自尊大的小丑，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生，这些强权麾下的鹰犬，这些弱者面前的恶奴，这些践踏天理人伦的不肖之徒，岂不是生不如死？活着究竟干什么？难道就为了吃几口腊一样没滋没味儿的饭，仰承整人者的鼻息，做他们凌虐的对象，射杀的活靶子，出恶戾之气的布袋，为了向他们说丑化自己的鬼话，往自己身上泼污水的假话，对他们阿谀奉承的奴才话？难道自己活着的“价值”就是用自己的卑贱彰显、反衬他们的“高贵”？按他们给定的罪名，十有八九会被逮扑，判刑，那样一生就被葬送了。听说，监狱里不但狱警严苛，更有牢头狱霸凶残无比，他们特喜欢拿欺凌文弱书生取乐，陆伯川一想那种境况就不寒而栗。……算了吧，生不如死，不去受那份罪了。与其狗都不如地活，何如人一样地死？当然，人来到世上，有自己应尽的责任，过去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但现在，还修什么身，即使“修身”再好，又何以“齐家”？当然更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资格。单说“齐家”，陆伯川早就意识到，他的存在，早已不是“齐家”，而是破家，败家。解放以来，陈姝因为是他的老婆，命定是“黑”的，反右派运动中，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牵连，只因为一篇无关宏旨的大字报，断不会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陆伯川首当其冲，陈姝也没法儿幸免，这一次，他又心血来潮，不听她的劝阻，力主销毁日记和书信，惹出天大的灾祸。保存旧中国时的报纸，却粗枝大叶，不想想里边会有什么隐患，招致了杀身之祸，再次祸及家人。陆伯川觉得自己活着，不能给家庭遮风挡雨，而只能会招雷引电。他活着，不能给陈姝什么“安全”、“幸福”，只会带给她祸患和不幸。他已然是家庭灾难的根源。他活在世上，摆在他们面前的两个问题，他们两人都没法儿回答，两个人都过不了关。他迭择死，在自己说，是以死明志，以死抗争，当权者会定他为“畏罪自杀”，而两项大“罪”自可随死者而去，陈姝身上的压力就会得到舒缓。权衡利害，活着只能有害于家人了，还有何益？况且，死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转瞬即“逝”，死了，死了，一死，什么都“了”了，一了百了，自己也得到了永远的解脱。这样活着，委实太痛若了，太无益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算了吧，早点解脱算了。这些年来，那么多次政治运动，他所在的大学，社会上，自杀者可谓多矣，对于自杀一法儿，他一向是不赞成的，说来还振振有词，一曰，宁被人整死，也不能自杀，死都不怕，还怕挨整吗？二曰，如果有罪，人应敢做敢当，如果是冤枉的，也只有活着，才能有望昭雪。选择死，即自认有罪了，既无罪，就无所畏惧，何必去死？人斥之为“畏罪自杀”，不无道理。三曰，人之身体和生命，受之于父母，生老病死，应顺天道，自然来，自然去，自己剥夺自己的生命，是背天理，逆父母，断不可行。四曰，自杀是自求解脱，把痛苦留给家人亲人，是自私，甚至是可鄙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学校里有好几个老教授自杀，全国自杀身死的名人不知凡几，他和陈姝两人相对唏嘘，为计么走这条路呢，怎么这样想不开呢，现在看来，自己是“站着说话不害腰疼”，事情没轮到自己头上，还以“旁观者清”自许，殊可笑也。实际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呢？惧死求生是人之天性，人不求生而向死，情何以堪？非万不得已，孰至如此？陆伯川现在对以前运动和最近自杀身死的亲人，朋友，熟人和素不相识的人们，总算理解了。前些日子听说的毛主席的秘书，文章道德堪称一流的国家和共产党的才子邓拓，田家英，大文豪老舍，还有大翻译家傅雷夫妇为什么会义无返顾地毅然赴死，肯定有他们的不得已的理由在。人常说“活路儿”，有路儿走才可活，无路可走了，岂不就是死路一条了。现在，他陆伯川也走到这一步了，站到悬崖边儿上了，四顾茫茫，无路可走，也无处逃遁，身后有追兵紧逼，只能往悬崖下边跳了。死了吧，一个死字，把人世间所有烦恼，苦难统统了断，从此归于虚无，归于永恒，回到宇宙中去吧。过一会儿，陆伯川又想，自己“解脱”了，撇下的亲人们会多么痛苦，他们还要继续受苦，受更大的苦。他死了，陈姝会多么难受，她简直不能活了，但是，为了很快就生孩子的女儿，她会坚强地活下去的，她一向如此：外表柔弱，内心坚韧，不像他表面上书生意气，实际上脆而不坚。凡自杀者，都是生性脆弱的，也都是自私的，他们最看重的是自身的感受。但他随即为自己辩解，他即使活着，又能怎样呢？亲人们特别是陈姝还不是一样痛苦，甚至更痛苦？已经形成的两大罪错，那些会让他们两人生不如死，而他分明是“主犯”，还不如他陆伯川一个人顶了，落一个“畏罪自杀”，把罪过背在身上，一走了之。陈姝，对不起了，我只能走这条路了，这样也许能减轻你身上的压力，不然，我们两人都活不下去。……陆伯川知道，他死了，年迈的哥哥、嫂子会痛不欲生，他太对不起他们了。他突然想起，他小时候，哥哥去日本留学了，他跟着嫂子在济南上学，他在学校惹了祸，怕老师责罚，不肯去学校，天下着大雨，他往外跑，嫂子怕他淋了雨感冒，冒着雨，颠着小脚儿出来追他，求他快回来，嫂子跑着跑着，滑倒了，他跑回来，用身体护着嫂子，叔嫂抱头大哭。从那以后，他再没调皮过，上了中学，又上了大学，当了大学教授。嫂子对他的关怀和疼爱胜过对自己的孩子。从他小到他上学，结婚生子，犯错误，哥哥，特别是嫂子为他操碎了心，他对他们的报答，只是让他们以有一个当大学教授的弟弟为荣而已。除此之外，他只是让他们为他操不完的心，后来又为他担惊受怕。现在，哥嫂已是衰朽残年，他遽然撒手而去，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岂不让他们痛断肝肠？你陆伯川于心何忍？但是，哥哥，嫂子，兄弟这回的事儿，特别是保存“恶攻”材料一事，在当下的中国，是头等大罪，兄弟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想活也没法儿活了。无论怎样也过不去这个坎儿了。兄弟活着，也只能让你们为我担惊受怕了。哥哥嫂子，我想好了，长痛不如短痛，我走了，等于咱陆家少了块心病，你们就不必再为这不争气的，不断惹事儿的兄弟提心吊胆，操不完的心了。你们的大恩大德，今生不能报答，来世还做你们的兄弟，那时再报答吧。……陆伯川想到女儿陆星儿，心如刀搅，可怜的孩子，你还怀着孕，爸爸要走了，看不到我的外孙了。好孩子，爸爸无能，无用，但是爸爸永远爱你，李云舟是个好青年，他出身好，没有“原罪”，你要依靠他，要带好自己的孩子。……陆伯川的思绪像六月天的洪水一样纷乱澎湃，头疼得似乎要裂开……别再胡想了，下决心吧，两个看押他的红卫兵都打盹了。他开始写遗书。一共写了四份。头一份是：“学校党组织，红卫兵领导，我承认烧掉日记和书信是错误的，是出于‘怕’字，患得患失。但上边决没有‘三反’内容。至于那些有问题的报纸，是我个人收集的，陈姝完全不知情。我确实没有‘恶攻’的想法儿和图谋，我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是拥护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对毛主席没有二心，现在怎么也说不清了。我只能以死明志了。陆伯川   即日”。第二份是：“陈姝，对不起，请原谅我不辞而别。今生今世得到你的爱是我人生的亮点和成功点。我撇下你走了，留下你一个人踽龋独行，我不忍心，也为之痛恨自已。但是确实身临绝境，除了走这条路，别无他途了。我活着，也只能给你惹祸添灾。忘掉我，为了陆星儿，还有我们的外孙，好好活下去。拜托了。至请至嘱。伯川即日”。第三份是：“兄嫂，兄弟走了，不能孝敬你们了。大恩大德，来生再报。告诉国栋，叔到死也想着他。弟伯川敬上   即日”。第四份是：“星儿，爸爸走了。记着，为了妈妈，为了云舟和即将出生的孩子一定要坚强、乐观地活着。你们是新社会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一定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好好为人民服务，接受爸爸的教训，别犯错误。外孙上学的时候，记着把我上大学时学校奖给的派克金笔送给他，让他知道有我这个外公。爸爸至嘱。即日”。遗书写完了，陆伯川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他站起来，拿毛巾擦擦眼泪，又把遗书看了一遍，把四封遗书罗在一起，放在《毛泽东选集》旁边一沓稿纸上面，把钢笔帽儿套上，放好。他站起来，看看屋里两个红卫兵，高个儿斜着身子，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矮个儿坐在椅子上，头斜靠在椅背上，也睡着了，从嘴角儿流出的口水把汗衫打湿了一片，这些学生，这些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现在已经是“职业革命者”了。现在正值暑假，但他们不回家，仍在学校里坚持没白没黑的“战斗”，闹革命闹得昏天暗地，他们都很忙，也很累。让他们睡吧，睡得越沉越好，明天还有革命任务在等着他们。他们睡着了，正好给了陆伯川“从容”地告别人世的机会。这里毕竟不是公安的牢房,学生也不是狱警,即使陆伯川自杀身亡了,看管他的学生也不过被批评几句,当不会受什么处分,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几个月来,死的人多了去了,多死一个陆伯川,还不是小事一桩?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眼里,不过少了一个“牛鬼蛇神”而已，死了何足惜？亲人为之痛苦，表面上也要对此 表示遣责，以表示自已与死者“划清界线”。除此之外，无论在本单位还是在社会上都不会引起什么轩然大波。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当代“焚书坑儒”的文中应有之义，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凡对此持异议者，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自杀的人多起来，世人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在充斥着悲惨、酷烈的社会里，人的感觉会变得迟顿，甚至麻木，就像人在冰天雪地里待久了，会习惯了寒冷，又像人居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更像战场上的将士面对死尸成山，血流成河，都会漠然以对一样。毛主席提倡革命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者死都不算回事，何况死的是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呢？这些人本来就被无产阶级革命者视为不值一钱的“灰尘”、“垃圾”。……陆伯川站起来，穿上衬衣，扣好每个扣子，又下意识地捋捋蓬乱的头发，摸摸胡子拉楂的下巴，虽然带了刮胡子的刀具，但是担心弄出动静儿把红卫兵惊醒，算了，不刮胡子了。又拿毛巾擦一把脸，走到窗前。禁闭室设在四楼，天热，窗子白天晚上都大开着，窗外高大挺拔的白杨树，肥厚的叶子在月光下闪着亮，被风吹得飒飒响，远处有一两盏路灯没精打采地闪着昏黄的光，文革几个月来，校园里的路灯—听说连马路上的街灯—被调皮孩子用弹弓打坏了很多，这些孩子也许认为这也是“革命”，……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阴历七月十五，再过一个月，就是中秋节了，今年这个中秋节，陆家人更加七零八落，残缺不全了。不但少了国栋和一兰，他陆伯川也要缺席了（即使他仍然苟且地活着，也不会被允许走出学校大门）。陆家人永远不会再“团圆”了。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天像水洗过一样，没丁点儿云片儿，蓝得发黑，月亮偏西不少了—他怕挨打，没戴手表—已经是后半夜了。校园里出奇的安静。无论革命者还是被革命者都没了声息，革命者在养精蓄锐，被革命者也许在辗转反侧，独自抚摸身上的伤痕，也许在短暂的睡眠中做着恶梦。激越的战歌，昂扬的口号，厉声的叱骂，“乒乓”的武打，黯哑的哭泣，绝望的哀号，……都消失了，似乎统统消融在这美得让人心颤的夜色之中了。历经苦难的中国大地上，已经快二十年不见硝烟和战火了，如果没有一场又一场和平年代里“与人奋斗”的“运动”，该有多好。但那只能是“没落阶级”的可悲可怜可叹的幻梦，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斗是万万不可能的。……陆伯川在这个大学里读书，教书好多年了，他在这里经历过人生最美好的岁月，他留恋这里的一切，他不忍邃然离去，他想再看看这亲爱的，他熟悉的校园。他抬头远望教职工宿舍区，楼房和树木挡着，他看不见自家住的楼房，不知道此刻陈姝是睡着还是醒着……陈姝，亲爱的，实在对不起，我要走了。你还记得人常说的一句话吗？“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我是干错了行，如果干理工，也许会好些，你是又干错了行（不应该沾思想的边儿），又嫁错了郎……没办法儿了，我们被人逼到悬崖边儿里了，我只好这样脱身了。……让我们在天堂再见吧，我在那里等你。在慈悲的上帝那里，我们的罪会得到宽恕……他扭头朝向西南祥云里那个方向，哥，嫂子，兄弟走了。你们无论如何要保重身体。……他又朝东南望去，女儿的工作单位和宿舍就在那边复兴路上，星儿，我的宝贝女儿 ……猛然，他听见楼道里有脚步声，糟糕，也许是作战部有人来查岗了，让他们发现了，想死也死不成了，“自杀未遂”，罪加一等，那就更苦了。算了，不再犹豫，当断则断，他猛一使劲，窜上窗台，头朝下，栽了下去，夜风掀起他薄薄的衬衫，像张开的伞，不过几秒钟，他这个“自由落体”就重重地摔到楼前水泥地上，发出“扑通”一下重浊的响声，像从楼上扔下来一条装满米粮的口袋似的。刚才陆伯川听到的脚步声不过是有个睡眼惺忪的人去卫生间，冲水的声音盖过了陆伯川落地的响声。响声消失了，办公楼，整个校园重又归于沉寂，两个看管陆伯川的青年学子正在“黑甜乡”里遨游，他们不知道，他们看管的“人犯”陆伯川的躯体颓然横卧在楼前，而他的灵魂已然在另一个世界飘然远去了。

天色微明，睡在椅子上的矮个红卫兵坐偏了，椅子差一点歪倒，他醒了，擦擦眼睛，见桌子前和床上都没有陆伯川，他慌忙跑到卫生间，也没见到人，回房间把高个儿红卫兵叫醒，两人从窗口探头朝下看，发现搂前窗下有一长坨花白的东西，像一个人，撒腿跑下楼去看，见是陆伯川脸朝下歪斜着趴在水泥地上，扳过他身子来，头，脸都摔破了，满是血迹，地下也流了一滩血，身体已经僵直，凉透了。高个儿红卫兵在楼下守着，矮个儿慌忙上搂喊醒齐小兵向他报告，齐部长擦着布满血丝的睡眼，跟着矮个儿红卫兵到楼下去看，责备说：“你们两人是干什么吃的？”抬脚踢一下陆伯川的尸体，骂道：“这个死硬家伙。”齐部长离开陆伯川的尸体，下意识地跺跺脚，像是跺掉被尸体沾上的晦气似的，下命令让矮个儿红卫兵去喊陈姝，让高个儿红卫兵去总务处找值班人员要汽车，送遗体去火化场。他匆忙上楼召集红卫兵头目开会，商定应对陆伯川“畏罪自杀”的战斗方案。

刚刚过去的这一晚，陈姝一直十分难受，心里焦燥不安。快天明时，迷睏了一会儿，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陆伯川蓬头垢面，还满是血迹，离她老远，哀声说：“陈姝，对不起，我走了，……再见……”陈姝急得要命，撒腿撵他，却怎么也赶不上，转眼间就没了踪影。陈姝惊醒了，心还在“嘭嘭”地狂跳，想这是做的什么梦，怎么会做这样的梦，看看外面，天色已明，就要起床，听见有人敲门，慌忙起来，开了门，一个高个儿红卫兵男生对她说：“陆伯川出事儿了，在办公楼前边，齐部长让你去看看。”陈姝觉得头脑子“嗡”地一声，想晕倒，但强忍着，急咧咧地问：“那天你们带走他，人好好的，才过了这么几天，他怎么就出事了？他怎么了？”高个儿红卫兵不耐烦地说：“别问了，快走吧，去看了就知道了。”陈姝知道这下全完了，腿一软，倒在楼梯上，哭了起来，一个从楼上下来的女老师问：“陈老师，怎么了？”陈姝说：“老陆出事了。”那女老师架了陈姝，跟着那个男生来到办公楼前，老远看见不少人围在那里，他们走过去，高个儿红卫兵把人掰拉开，陈姝一步窜上去，见陆伯川躺在地上，跟她在梦里见到的一模一样，蓬头垢面，头上脸上沾满血迹，她疯了一样扑到陆伯川尸体前，捧起他的头，晃动着他，声嘶力竭地哭喊着：“伯川，伯川，你醒醒，你不能就这样走了。……”过了好一会儿，学校的一辆嘎斯牌卡车开来了，齐小兵闻声带着一帮红卫兵下楼来，命令几个男生把陆伯川的尸体往车上抬，陈姝搂抱着尸体不放手，哭喊道：“齐部长，陆伯川好好一个大活人跟着你来的，过了这几天人就死了，你总得给个说法儿吧。”齐小兵说：“陈姝，你这个女右派，现行反革命，陆伯川的罪行也有你一份儿。怎么，你还想闹事吗？告诉你，陆伯川是犯有‘恶攻’罪的现行反革命，他拒不认罪，顽固对抗，畏罪自杀了，你还想要什么说法儿？难道你还要让红卫兵小将对他的死承担责任吗？”陈姝语塞了，但仍抱着陆伯川的尸体不放，哭着说：“不管他犯了多大罪，他人已经死了，总得给他洗洗脸，换件干净衣裳，送他上路吧？”开卡车的司机李师傅说：“这个要求不过份，应该答应。”围着看的人也七嘴八舌地附和，齐小兵看看众人，说：“那好，陈姝，我们对阶级敌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我批准你回家去拿陆伯川的衣服和洗脸用的东西。二十分钟后开车去火化场。”刚才陪陈姝来的女老师陪陈姝回家拿来了东西，几个红卫兵像抬死猪一样架着陆伯川的尸体扔到车箱里，开车的李师傅说：“你们不能轻点儿?他人已经死,了，还有这么大气？你们这些孩子，不懂得‘死者为大’？”几个红卫兵知道李师傅是转业军人，而且是共产党员，虽然很烦恶他说的话，但忍着没和他理论。齐小兵对看押陆伯川的两个红卫兵说：“陆伯川让你们两个给看死了，你们就负责到底吧，送他去火化。骨灰不准带回学校。”一高一矮两个红卫兵很不情愿地应了这差事，转身往汽车驾驶室里坐，李师傅说：“你们两个抢着坐驾驶室，让陈老师坐哪里？”陈姝说：“让他们坐吧，我上去陪着伯川。”李师博和那女老师帮陈姝爬上了车厢，李师傅打上了车箱板，说：“陈老师，咱们走了。”嘎斯车“呜”地一声开跑了。楼前楼后，整个校园里，接受了命令的红卫兵们已经开始了“消毒”的战斗。先是贴出了“极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陆伯川顽固对抗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江青同志，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遗臭万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大字标语，上午十点来钟，红卫兵作战部就推出了揭批陆伯川罪行的大字报专栏，同时印出了传单。齐小兵还下令，派几个红卫兵分队上街张贴大字标语，散发传单，一定要把陆伯川搞臭，消除恶劣影响。有一拨儿红卫兵把大字标语贴到了市立医院院内，还在市立医院散发了传单，他们知道陆伯川的女儿陆星儿在这个医院上班，因而是故意为之，这是齐小兵部长制定的战斗方案中做了安排的，红卫兵们是照战斗命令行事。在打倒、搞臭“黑帮”、“牛鬼蛇神”的同时，让他们的亲人受到伤害，也是这些革命小将的斗争目标。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对于自杀者的批判和声讨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遍布城乡各地，是运动期间的经常“戏码儿”，一种特殊“景观”。流风所及，有的地方，甚至把死者的遗体抬到会场，进行批斗。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彰显运动主导者的“彻底革命精神”，宣示其至高无上的“正义性”，表达其与斗争对象不共戴天，水火不容，誓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坚定决心，和对阶级敌人决不施“仁政”，决不怜悯的决绝态度。这是一种现代版的，政治上的“鞭尸”，向死者的亲属和潜在的同情者施压，并威慑正在被审查和批斗的运动对象，告诉他们，死是吓不倒运动的主导者的，即使尸横遍野，正在进行中的运动也不会因此而却步，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同时，这种舆论攻势，使滴血，洒泪，惨痛的悲剧变成了运动“成果”的炫耀和张扬，对运动的骨干分子、积极分子是一种鼓舞，告诉他们，面对运动对象以死相威胁，要不为所动，该怎么搞还怎么搞，而且要变本加厉。……声讨死者陆伯川的大标语贴到了市立医院门诊楼的外墙上，匆匆赶来上班的大肚子大夫陆星儿却视而不见，浑然不知，她怀孕六、七个月了，因为街上太乱，公交车上人太挤，而且运动期间司乘人员的服务态度更差了，常常急煞车，很危险，陆星儿虽然十分挂念爸妈，但她还是听爸妈的话，没再跑去看他们。她只是盼着国筠姐来看她，给她说说爸妈的情况。上周末，国筠姐说爸妈他们犯错误是过去的事了，这次运动中被冲击不过是捎带的事，不会有什么大事，她听了，心宽了不少。这几天，她饭也能吃得下，觉也睡得着了。对于他们这种人家来说，不出事儿就是万幸，甚至就是幸福。陆星儿从小就是个很简单，脑子里不装很多事儿的人。李云舟没在家，他们那个小家儿，出来进去就她一个人，她天天挺着大肚子上班，下了班就从伙房买点饭，回家吃饭，休息，再上班。她哪里也不去。昨天在班上听来就诊的病人说红卫兵抄家，“黑帮”带高帽子游街，有人自杀那些事，她的心一下子猛跳起来，爸妈头些日子只是被点名批判，叫做“揪出来了”，让他们在学校里劳动，不知道会不会被抄家，如果抄家，会不会抄出什么犯忌的东西，会不会被弄去游街，会不会……昨天晚上，她失眠了，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老实，在深夜里，一个人在小房里，黑暗中一切变得十分恐怖，她忍着心跳，蜷缩着躺在床上，眼前老有爸妈的身影若隐若现，……好歹盼到天亮，她起了床，洗刷收拾完，去伙房买饭来吃了，歇息了一会儿，就去门诊楼上班。她扶着楼梯扶手爬上三楼，到了诊室，打起精神，看了几个病号，见门口的护士小扈看她的眼神有点异样，陆星儿问：“小扈，怎么了？有事吗？”小扈先不叫病号，自己进屋来，关上房门，眼圈儿红了，泪珠儿在眼里滚动着，悄悄问：“陆姐，你爸的事，你不知道吗？”陆星儿一惊，急忙问：“我爸的事？什么事？他怎么了？你怎么知道的？”小扈说：“刚才来了十几个大学的红卫兵，把大标语贴到咱院里了，门诊楼前墙上也贴了，你爸他……”陆星儿脸色变得惨白，问：“我爸他怎么着了？”小扈说：“他……出事儿了。”陆星儿慌了，急忙往外跑，到了楼梯口，她行动不便，又慌里慌张，在楼梯台阶上，一步没踩稳，头朝下重重地跌倒了，从楼梯上轱轱轮轮滚了下去，落到了踏步台上，她觉得肚子一阵剧疼，浑身是汗，殷红的血从下身流出来，流到踏步台上，她昏过去了。追来的小扈急忙喊人来，七手八脚把陆星儿抬到妇产科手术室，她流产了，是个男婴。小扈儿和本科的女大夫和护士难过得掩面饮泣。小扈儿懊悔死了，她怨自己贱嘴多舌，给陆姐说这事，造成了这样的飞来之祸。医院打电话通知李云舟赶紧回来，可是李云舟正在外地山区，通讯、交通都不方便，哪里能很快回来？陆星儿做完手术，刚住进病房，就挣扎着起来，要去大学看爸爸，科里小扈和好几个大夫护士硬按着她，张西江的前妻黄静大夫听说了也过来看望陆星儿，陆星儿口喊着“黄姨”，孩子一样“哇哇”哭，黄静大夫含着泪说：“陆星儿，事情已经这样了，人死不能复生。再说，对于有的人来说，死也是一种解脱。像张西江那样的人，活着还不如死了。这么好的个男孩儿已经流了，你总不能再搭上命吧，你有个好歹，让你妈怎么活？我听院里人说，你爸是后半夜出的事，现在应该去火化场了，你上大学也找不着人。反正也见不到你爸爸的面了，就赶紧好好休息，身体稍稍恢复，有点精神，再去哭你爸一场。那也得注意，一定要节哀。大月份儿流产，比坐月子还厉害。”陆星儿哭泣道：“姨，我哪还顾得上这些啊？”黄静说：“孩子，死了的就是死了，活着的还得活。不管不顾怎么行？好孩子，听话，好好休息。我给你做月子饭，送来你吃。”小扈儿和几个护士在旁边擦眼抹泪，纷纷劝她。

嘠斯车拉着陆伯川的遗体奔火化场。陈姝趴在陆伯川冰凉的，开始变硬的身体上嘤嘤地哭泣，车跑得飞快，汽车带起来的风吹着她的头发，像一蓬乱草，吹着她单薄的衬衫，像半张着的帆，虽然是盛夏，也出太阳了，但是，现在是早晨，她感到彻骨的寒冷，浑身打颤。这个世界上她唯一可以依傍的男人弃她而去了，她是从心里往外冷啊。她不顾车厢底板上满是灰尘，躺下来，紧紧埃着陆伯川的遗体，像两人在家里床上躺着似的。她心里想，不如就这样和他一起走了算了。……但是，不行啊，他们两人都死了，撇下怀孕六、七个月的陆星儿怎么办？那不是连她的命都要了吗？他们这个女儿是天下最好的孩子，是伯川的心尖子，为了让他在“那边儿”放心，她也得活着陪女儿还有即将出生的外孙。……她听人说，真到了事儿上，不少女人比男人还撑折腾，还要坚强，她就做个撑折腾的，坚强的女人吧。……汽车开进了火化场，天还早，火化场还没上班，送死人的汽车、排车，大板车已经排起了长队，因为除了正常的死亡。还要比平时多出来的因为运动自杀的人，打斗致死的人，火化场的焚尸炉不堪重负，常出故障，所以这些日子火化场天天排长队。开车的李师傅是个快五十岁的实在人，停住车，跑到车厢跟前对已经坐了起来的陈姝说：“陈老师，火化要挨号，得排很长时间队，你先下来歇歇。”陈姝感激地说：“谢谢你，李师傅，我这就下去。”陈姝艰难地下了车，对李师傅说：“李师傅，伯川这样死法儿，太恨人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李师傅说：“陆老师看着挺透索的人儿，又有学问，是太糊涂了。天大的事没有过不去的，怎么能走这一步呢？可是反过来说，人是没逼到那个地步儿，要不谁也不会这样。现在就什么也不说了，连想也不想。”陈姝说：“他已经这样了，头上脸上都是血，我得给他洗洗脸，拾掇拾掇，换件干净衣裳，让他有点人模样儿好上路。要不到了‘那边儿’，人家上来就不拿他当好人。”陈姝说着就哭了，李师傅说：“陈老师，你别胡思乱想，陆老师到哪都是好人。你说得对，是得给他收拾收拾。”陈姝说：“那好，我去人家找个脸盆，接点水，我有带的毛巾，香皂。”李师傅说：“人家有脸盆也不会借给—不宜忌，我车上有带的水桶，还有个放工具的铁盒子，就用它当盆子用，自力更生。”老李从工具箱里拿来水桶和一个长方形铁盒子，到自来水池子把铁盒刷干净，又装了一桶水提到车跟前，把车厢后挡板打开，扶陈姝上了车，把水桶和铁盒放到车上，又对两个站得远远的红卫兵说：“你们两人也过来，陆伯川已经死了，没法儿再干‘反革命’的事了，不用和他‘划清界线’了。你们在车跟前站着，待会儿给提水。”一高一矮两个男红卫兵不吭声，不情愿地走过来，站在车厢旁边。李师傅也上了车，又十分麻利地打上车后挡板，说：“我来帮你。”陈姝眼里满是泪水，说：“李师傅，你下去吧，我自己弄，不干净，也忌讳。”老李说：“陆老师昨天还好好儿的，有什么‘忌讳’？没事儿。”陈姝用湿毛巾轻轻地擦去陆伯川脸上已经凝固变黑的血迹，又用湿毛巾擦干净他的头发，给他刮了胡子，梳了头发，老李又帮着把陆伯川架起来，换上干净内衣，外边套上陆伯川生前最中意的一身藏青色毛哔叽中山服，陈姝又给他洗了脚，穿上新袜子，新皮鞋。这中间，老李让车下的红卫兵给提了两次水，两人在自来水池子旁，高个儿对矮个儿说：“咱两人倒霉，到这没吃早饭，还得给死鬼黑帮服务。”矮个儿说：“有什么办法儿，这姓李的是转业军人，还是党员。”高个儿说：“哼，党员，我看他是牛鬼蛇神的孝子贤孙。”陈姝由老李帮着，把陆伯川收拾“板正”了，心里觉得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说：“李师傅，今天多亏了你。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说着又落下泪来。老李说：“陈老师，别说这个，有什么好感谢的？你不是在难处吗？我还能在一边干瞪着眼看着？你和陆老师都是有大学问的人，我是个大老粗儿，可咱们也算是同事。我没文化，你们犯的是什么错误，我也不懂，可我觉得你们不是坏人。好了，不说了，天太热了，咱下车等着。”陈姝说：“你快下车吧，把你热得不轻。我不下去了，在车上陪着伯川。”老李又问：“你不是有个女儿吗？她还不知道吧？”陈姝说：“她在市立医院上班，住在那里，今天的事，哪有人告诉她？”李老说：“回到市里，我去给她说。”陈姝的眼泪止不住地落，哽咽着说：“谢谢。李师傅，你下车吧。”老李转身下了车，找地方买了大饼来，递给陈姝，陈姝说：“我这会儿确实吃不下。”老李也不勉强，回头走到远处树荫下，对在那坐着的两个男生说：“小子，饿了吧？快吃点儿饭。”高个儿男生忙不迭接过大饼，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矮个儿男生不好意思地说：“李师傅，你在哪买的，人家不要粮票儿？”老李说：“我干这个活儿，身上能不带粮票儿？别问了，吃你的吧。”三个人在 树荫下吃着大饼等着。陈姝在车上，坐在陆伯川尸体旁边，用手抚摸着他变得沉静、安祥了的面容（他是个学者，除非有什么事情让他激动了，一般情况下，他就是这样的面容），暗暗跟他诉说着没完没了的苦情、悲情，她抬头看一眼前边排队的汽车，地排车，她希望长队朝前走得慢些，让她跟陆伯川在一起多待点时间，她知道，当嘎斯车排到火化炉车间跟前时，陆伯川就会被那熊熊的炉火吞噬掉，他就会化作一股清烟，几抔余灰，他连同他的才情，精神永远从人世间消失了，今后，在苦难人生的漫漫长路上，再没人和她结伴同行。……送遗体的车隔一会子往前挪动几米，快晌午了，天越来越热，陈姝拿着毛巾在陆伯川脸上挥舞着，驱赶着挥之不去的苍蝇，突然，她看见哥和嫂子还有嫂子她姐姐的孙子端阳站在车前，嫂子咽声喊着“伯川，兄弟”，挣扎着往车上爬，陈姝站起来，说：“嫂子，你别往上爬，摔着了不得，你们怎么来了？”李师傅跑了过来，跟周恒顺一起打开车厢后挡板，周恒顺抬腿上了车，伸手拽两位老人，李师傅在下边托着，陆伯言，程兆菊先后爬上了车，程兆菊一下扑到陆伯川身上，号哭起来，陆伯言趺坐在陆伯川尸体前，握着他的手，涕泪满面，顺着胡子往下流，周恒顺两眼都是泪水，站在一旁。陈姝问：“恒顺，你们怎么知道的？你多咱来的？”周恒顺说：“我奶奶听说济南运动挺厉害，让我来看看，今天上午我来到济南，还没到祥云里，就看见大标语了，到家给姨奶奶、姨爷爷说了，姨爷爷让抄家的人打了还没全好，听我说完，心脏病又犯了，吃上药，缓过劲来，两人非要上大学，我出去喊来一辆三轮，去了大学，到了门口，就听说上火化场了，我们就赶过来了。怎么会这样？真是太惨了。”……直到太阳偏西，下午两点多了，陆伯川的遗体才排上队过去火化。当人们抬着遗体往焚尸炉送的时候，陈姝发疯一般抓紧了陆伯川的胳膊，跟着往炉前冲，周恒顺和李师傅两个人破死命地拽住她，好歹把她拽开，拖到一边，程兆菊蜷伏在焚化炉旁水泥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陆伯言一直蹙紧眉头，紧闭双唇，眼里含着泪，坚持在炉旁站着，等着，……烧完了，周恒顺买来了骨灰盒，陈姝和程兆菊跪伏在炉前，哭泣着把骨灰装到盒里，陈姝把骨灰盒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怀抱着亲人，怕被人抓走似的。他们来到焚化车间外边，两个红卫兵走过来，说：“陈姝，我们告诉你，齐部长有安排，骨灰要暂存到火化场里，不准带回学校，其他那些自杀的都是这样做的。不能让他们的亡灵继续在学校里作祟，也不允许在学校里—包括个人的宿舍—举办任何悼念活动，对他们只能继续批判，肃清流毒。听明白了吗？你们家去个人，拿着骨灰盒，和我们一起去办理骨灰暂存手续。这是要交费的。如果今天没带钱来，可以先打个欠条，以后来交上。”程兆菊歪歪倒倒地走过来，说：“你们这两位红卫兵领导，死的是俺兄弟，俺家在祥云里。你们不让他回自己家，让他回哥哥嫂子的家，别把他跟没人收留的似的，扔在这里，行不？求你了。”又对陈姝说：“妹妹，把骨灰给我，我带俺兄弟回老家。”高个儿红卫兵看矮个儿红卫兵一眼，矮个儿红卫兵点点头，高个儿红卫兵说：“那就对你们破这一回例。”程兆菊接过骨灰盒，紧紧地抱在怀里，说：“兄弟，跟哥哥和嫂子回家，嫂子天天守着你，再不怕别人欺负了。”李师傅和周恒顺把陆家人扶上汽车，周恒顺也上了车。李师傅和两个红卫兵坐进了驾驶室。开车了，走得很慢，陈姝知道这是李师傅怕颠着他们，也是不忍惊扰死者的灵魂。汽车开到大学门口，高个儿红卫兵跳下车来，对车上喊：“你们下车找三轮车回家吧，我们回学校了。”老李把眼一瞪，说：“他们抱着骨灰，哪有三轮儿肯拉他们？你们俩回学校吧，我把他们送回家。”高个儿红卫兵还想争辩，老李说：“你少啰嗦，出了事我负责。”两个红卫兵愤愤地下车回了学校，老李把陆家人送到家。陆家人对李师傅千恩万谢，陆伯言说：“李师傅，我们永远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老李说：“老先生言重了。我跟你说，我是共产党员，转业军人，我热爱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可是，毛主席没让他们这样作践人啊。算了，不说了。我得抓紧回学校了，还不知两个小子说什么哩。”说完开车走了。站在一旁的周恒顺想：毛主席没让这些人作践人，可是，运动还是得让这些作践人的人搞啊。

陆家在自家屋里为陆伯川设了灵堂，他们不敢通知更多的亲友。李师傅当天下午就去市立医院通知了陆星儿。李云舟赶回来了，陆星儿不顾大家劝阻，和李云舟一起来到祥云里。妈妈和大娘看见消瘦，憔悴，腰身变细了的陆星儿，不用问就知道闺女遭大难了，娘三个相拥着哭成了一团。周恒顺跑去找国筠表姑送了信儿，表姑，周恒刚和亮亮都来了，周桥在机关值班，得抽空再来，明明仍然不肯来。程兆菊没再问国筠，她和老头子都明白，明明这是真的要和他们这些“黑帮”分子一刀两断，划清界线了。周继香捎信儿让洪秀、洪全都来了。陆家信基督教，不烧香烧纸，只在陆伯川骨灰前点了腊烛，家人，来的亲友在陆伯川遗像前默哀，鞠躬，大家静静地守在那里，默默地追思这位陆家有学问、重道德的好人，祝愿他的灵魂早升天界。……

周恒顺帮姑姑做饭的时候，姑姑给他说，牟洪云头个把月来看过她，她也是红卫兵，还是个头头，说是管宣传，主要是写文章，从那没再来，可能是太忙了。周恒顺想像不出牟洪云当红卫兵是个什么样子，但他坚信牟洪云不会做“坏事”。晚饭后，周恒刚回部队报社，周恒顺送他去公交车站，周恒刚说：“看样子，毛主席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满意，想用群众运动加以冲击，揭露阴暗面，目的是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革命性，人民性。但现在的搞法儿问题不小，以后会怎样发展，很难说。你在农村，安全多了。”周恒顺说：“我无所谓。一个社员，脚夫，没什么可以失掉的。你们报社怎样？”周恒刚说：“报社也有人开始贴大字报了，有的大字报让人看了莫名其妙。我看文化大革命有沦为派系争权夺利的可能，我一直没参与。放心，我不会成为反革命的。”周恒顺笑了：“那当然，你要成了反革命，那大家都会成反革命。那真像毛主席说的，反革命复辟了。”周恒刚说：“你这几句话，快成绕口令了。”

三姨奶奶家接连出灾难，来探亲的周恒顺在济南多待了好几天。临走的前一天，张西江的前妻黄静大夫来祥云里陆家吊唁陆伯川，让陈姝和陆家人十分感动。黄静说，张西江这人太不道德了，不但反右的时候，他揭发同事，揭发自己的学生，她还听说，这回陆伯川夫妇烧东西，也是他发现后找红卫兵告的状，原先红卫兵并没打算抄陆伯川的家，张西江告了状，才临时决定抄了他的家，抄出了大事。旧报纸上那些有问题的文章，也是他扒翻着找出来向齐小兵报告的。陈姝和陆家人这才恍然大悟。黄静沉痛地说：“我毕竟曾是张西江的妻子，他这样搞，我也觉得很对不起你们。”陈姝说：“黄大夫，你可别这样说。这和你没丁点儿关系。咱们一直是好姐妹，陆星儿在单位一直得到你的关照。”黄静说：“你们还不知道，张西江作恶作到头儿了。”陈姝问：“怎么了？”黄静说：“这回从你们家抄出来那些旧报纸，乱子闹大了，齐小兵他们以为是向江青表忠心，立功讨赏呢，结果弄巧成拙，张西江还有看过那几份‘恶攻’材料的齐小兵都被秘密逮扑了。据说是省里报告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下命令抓的。”黄静还说，听大学的人说，上边认为其他人—包括陈姝在内—没接触过那些材料，就不再追究了。黄静说：“张西江遭报应了，不能再害人了。”周恒顺心里想，因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几张旧报纸，居然会让这么多人身陷牢狱之灾，还死了人。这是多么荒诞的政治“闹剧”。周恒顺临走的时候，姨爷爷姨奶奶因为红卫兵没再找陈姝的事，心里好受了些。但又听人说，下边县里也都闹得很凶，他们特别为远在崮山的小女儿国群担心，她也是一九五七年打过右派的，不知道这次会怎样。……